一、企业投资将促美国经济复苏(论文文献综述)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刘元春,刘晓光,闫衍[1](2022)在《疫情反复与结构性调整冲击下的中国宏观经济复苏——2021—2022年中国宏观经济报告》文中研究指明2021年是中国宏观经济持续复苏的一年,呈现出"前高后低"、"结构分化"和"压力加剧"的特征。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总体稳定、外资外贸的景气持续、高新技术产业的持续向好以及全面小康目标的顺利完成,为中国宏观经济在疫情期间的持续复苏提供了持续的动力和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复、极端天气的出现、大宗商品价格的高企、宏观经济政策的快速常态化、房地产和碳减排等结构性调整政策的同步实施、金融风险的控制以及平台整顿引发的社会舆情变化,使中国宏观经济下行压力自2021年第二季度起持续上扬,经济复苏进程有所放缓,负向产出缺口有所扩大,前高后低的态势明显放大。2022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十四五"规划全面落实、新发展格局全面布局的一年。一方面,2022年中国宏观经济将部分延续2021年宏观经济复苏的动力和基础;另一方面,在宏观经济政策再定位、协调体系再调整以及"十四五"规划全面落实等因素的作用下,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将得到极大缓解。但值得注意的是,如何在结构性政策与总量性政策、逆周期政策与跨周期政策之间寻找到新的平衡依然面临许多挑战。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刘晓光,刘元春,闫衍[2](2021)在《建党百年之际率先开启常态化进程的中国宏观经济》文中提出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持续复苏并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开启常态化进程的关键一年。作为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两个百年目标交汇与战略转换之年,2021年中国宏观经济实现全面常态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重点分析了中国经济开启常态化进程的核心特征表现、面临的内外部压力以及政策性支撑力量。通过定性判断与设定系列参数,本文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模型(CMAFM模型)对2021年中国宏观经济核心指标进行了预测。最后,基于定性判断和数值预测,本文提出了系列政策建议。
侯铮[3](2020)在《美国税制改革及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美国作为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其税改法案的实施会对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美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税收实践,不仅促进了自由市场的发展,已逐渐成为一种长期的财政战略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为美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美国总统特朗普推行的税制改革也是自里根政府之后又一次较大规模的税制调整,因此,研究美国税制改革及及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两者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论文就美国三次大的税制改革展开深入研究。首先,阐述了凯恩斯学派、新古典综合学派和新剑桥学派、货币主义学派、供给学派等税收及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了宏观税负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从而奠定了理论分析的基础;其次,详细分析了里根时期、老布什—克林顿时期、小布什—奥巴马时期等三次大的税制改革背景、内容及经济效果;再次,对美国宏观税负水平与经济增长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运用最小二乘法(OLS)、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等方法研究了宏观税负的经济增长效应以及宏观税负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这两个工具,对变量之间的传递效应进行了数量分析。研究发现:美国不同改革时期的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呈不同的相关关系,不能一概而论,需要全面、客观的分析研究;最后,分析预判特朗普政府税制改革可能产生的影响。创新点:(1)引入虚拟变量运用最小二乘法研究发现税制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短期和长期不同,短期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存在显着的负向影响;长期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会逐渐减弱。(2)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等方法研究宏观税负通过消费、投资、进出口的传导从而影响整个经济发展水平。
王冰冰[4](2020)在《新时代中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转型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结构性变迁,在金融领域,新时代的货币创造渠道和金融深化水平均发生了显着变化,金融创新层出不穷,这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转型提出客观要求。与此同时,在即将实现“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关口,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形势更加复杂严峻,货币政策需要更好发挥逆周期调控功能,在此背景下分析并解决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转型问题有助于提升货币政策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本文从新时代的特征出发,遵循“理论基础——文献述评——现实基础——理论模拟——实证研究——政策分析”的总体研究思路,采用理论基础与现实基础相结合、理论模拟与实证研究和规范分析相结合、总量分析与结构分析相结合、学术分析和政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框架,综合使用理论和文献归纳方法、NK-DSGE模型、SV-TVP-VAR模型、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系统性研究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量价转型的问题,并延伸至对利率市场化改革、利率并轨以及其他经济和制度改革的探讨。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第一,理论和文献研究表明,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但是仍有诸多的体制性和结构性问题交织影响着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比如“利率双轨制”问题,使得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量价转型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化,不能照搬西方的经验。现有研究对发展中经济体表现出的深层次的结构性、体制性因素的探讨较少,在构建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征的模型方面也有所欠缺,对经济学以外其他领域的我国“利率双轨制”的形成机理以及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问题关注较少,因此需要进一步的研究。第二,国内外实践研究表明,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并非一开始就是以价格型为主,发达利率体系的形成也并非一蹴而就,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量价转型的问题在历史上同样存在。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以及中介目标选择与我国的差异性背后更多体现了体制性因素以及经济金融发展阶段的不同。美国、日本、欧元区和英国的货币政策均属于典型的价格型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均是利率指标,其传导机制依赖于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现阶段我国的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主要是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和短期货币市场利率,最终目标是保持内部和外部均衡,中介目标方面关于数量型和价格型的争论一直存在且仍未结束,政策工具包含了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和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传导机制仍然以商业银行广义信贷为主导。第三,本文对货币政策量价调控效果进行了理论模拟,基于包含“双粘性”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的模拟结果显示,在没有传导环节阻塞和摩擦的情况下,我国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均可以对最终目标产生逆周期调控效果。对比分析得出,价格型货币政策对产出、通货膨胀率、消费、投资、劳动力需求、工资水平的最大传导效应均明显大于数量型货币政策的最大传导效应,表明现阶段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更高,价格型指标更加适合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第四,基于SV-TVP-VAR模型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在现阶段的经济金融发展水平以及货币政策传导路径下,价格型货币政策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对产出、消费、投资、通货膨胀率、股票价格、房地产价格、汇率等重要变量均可以产生逆周期调控效果。随着利率市场化水平的提升,价格型货币政策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对产出、消费、投资、通货膨胀率、股票价格、房地产价格的调控效果均有所增强。随着汇率市场化水平的提升,价格型货币政策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对汇率的调控效果均有所增强。除通货膨胀率外,价格型货币政策对其他所有指标的调控效果总体强于数量型货币政策,表明价格型中介目标更优。第五,中国货币政策调控量价转型的内在逻辑分析结果显示,影响数量型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有效性的主要因素包括货币需求函数的稳定性、金融体系发展水平和融资结构,影响价格型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有效性的主要因素包括利率市场化程度和微观主体对利率的敏感性。货币创造渠道变迁可以降低数量型中介目标的可控性及其与最终目标的相关性,同时可以提升价格型中介目标与最终目标的相关性。货币化可以降低数量型中介目标的可控性,提升价格型中介目标的可控性,同时提升数量型中介目标和价格型中介目标与最终目标的相关性。金融结构变化可以降低数量型中介目标的可测性、可控性及其与最终目标的相关性,提升价格型中介目标的可控性及其与最终目标的相关性。金融创新可以降低数量型中介目标的可测性、可控性及其与最终目标的相关性,提升价格型中介目标的可控性及其与最终目标的相关性。综合来看,我国数量型中介目标的有效性下降,价格型中介目标的有效性提升,货币政策量价转型的必要性凸显。第六,本文进一步对利率双轨制、利率市场化与利率转轨政策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现阶段已经完成了名义上的利率市场化,但是实际上的利率管制和利率双轨制问题仍然存在。我国利率双轨制的典型特征是由基准存贷款利率决定的信贷市场利率(计划轨利率)和基本由市场决定的货币以及债券市场利率(市场轨利率)并存,计划轨利率和市场轨利率同时发挥作用。基于MS-VAR模型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市场轨利率和计划轨利率均起到了逆周期调控效果,在低波动区制下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率的调控效果更强,市场轨利率的调控强度明显大于计划轨利率。进一步分析表明,我国利率市场化面临的问题主要包括市场基准利率或利率走廊机制尚未形成、居民储蓄偏好和监管制度导向导致存款利率刚性、商业银行内部资金定价体系和管理能力滞后、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部门的预算软约束导致对市场利率变动不敏感、信贷方面的数量管制和窗口指导。综合上述研究结论和现阶段我国的经济金融发展现状,本文提出如下的政策建议:第一,在顶层设计层面,应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坚定不移地推动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第二,在货币市场改革方面,要逐步淡化存贷款基准利率,着力培育一个更加市场化的货币市场基准利率或者利率走廊。第三,在资本市场改革和完善监管政策方面,要推动多层次资本市场构建,健全金融体系制度和监管机制。第四,在商业银行改革方面,应提升内部资金定价能力和管理能力。第五,在重大体制机制改革方面,应突破单一的金融改革思路,加大财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力度。第六,在信贷政策和汇率改革方面,应减少行政干预,遵循市场化运行机制。第七,在宏观经济调控方向方面,应保持战略定力,提升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韧性。
陈彦蓉[5](2020)在《荷兰对外直接投资研究》文中指出2012年荷兰是世界上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来源国。对于开放的小型经济体而言,荷兰总是在国际排名中获得高分。荷兰被誉为卓越的贸易国和投资国。多年来,荷兰在内向和外向对外直接投资的价值方面,一直处于世界前茅。荷兰普遍具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是一个重要因素。例如,荷兰的物理和数字基础设施,高技能劳动力,有效的劳动力市场,对创新和技术的投资,荷兰的政治和经济稳定也起着重要作用。在荷兰成立的一个公司,公司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持有海外资产,主要原因有两个:(1)发展实际经济活动,如生产或销售,(2)或通过税收结构最大限度地减少集团的纳税。第一个原因,常常由荷兰的常规公司所执行;第二个原因,常常由荷兰的特殊金融机构,在定向投资其他国家。荷兰有时被称为过境国。荷兰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有29%来自荷兰常规公司,有71%来自特殊金融机构。特殊金融机构即信箱公司,又称特殊目的实体。特殊金融机构是仅仅出于税务原因而在荷兰成立且没有或几乎没有任何经济活动的公司。2015年,荷兰拥有超过14,000家特殊金融机构。跨国公司在荷兰设立特殊金融机构的主要动机是尽可能的少缴税,意即避税。荷兰低预扣税,参与免税,税收裁定,荷兰税务机关的可获得性以及荷兰信托部门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是特殊金融机构通过荷兰重新定向投资的主要原因。本论文从二方面着手研究荷兰对外直接投资(OFDI),荷兰常规公司和特殊金融机构。从荷兰实体经济出发:深入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从微观、宏观二个层面对对外直接投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探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趋势与前景、荷兰对外直接投资的现况、深入研究荷兰对外直接投资历经300年的发展概述。荷兰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地主要包括美国、英国、卢森堡、瑞士和德国等。荷兰根据经济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向劳动密集型和低技术生产,而对发达国家流向高科技生产。2015年,整个荷兰商业界大约有160万个公司,其中只有1.2%是大型公司,其余都是独立经营的中小企业。2015年,大约有1%的荷兰公司会进行对外直接外投资。其中大型公司占20%,中小企业占80%。这14,000家荷兰公司总共在国外投资了45,059家公司。就价值和参股比率而言,中小企业的投资规模通常都比大型公司小。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平均持股两家公司,大型公司平均持股八家公司。大型公司有51%进入欧盟27国的某个国家投资,个体经营的中小企业有67%。大型公司有18%进入亚洲和大洋洲内的某个国家投资,中小企业有11%。对大型公司来说有8%进入欧洲其他地区内的某个国家投资,中小企业有6%。大型公司有10%进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内的某个国家投资,中小企业有5%。荷兰对外直接投资有70%以上是由特殊金融机构完成的。2015年荷兰常规公司对外投资了35,144家公司,特殊金融机构对外投资了24,237家公司。比较特殊金融机构和荷兰常规公司的投资地理分布时,他们主要都投资于欧盟地区,但欧盟地区对特殊金融机构的重要性远低于荷兰常规公司。特殊金融机构更重视在欧盟以外的地区投资,例如,特殊金融机构相对更重视在亚洲和大洋洲投资。特殊金融机构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也相对经常投资。荷兰以其庞大的国际条约网络而闻名。尤其着重于三种双边条约;双边税收协定(142个),双边投资条约(91个)和双边贸易条约(581个)。外国公司利用特殊金融机构,转移投资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利用荷兰与这些目的地国家缔结双边条约。其中税收协定的效果最大。当公司尝试逐步征服国外市场时,国际化是伴随而来的过程。首先,出口比投资渠道使用的频率高17倍。其次,公司已经向该国出口后,开始投资的机会就会增加。独立的中小企业首先在特定国家的投资之前,先有出口经验。贸易政策中的各种工具可以影响投资和出口。例如,当法规差异更大时,荷兰出口商选择对外直接投资而非出口。出口壁垒大,荷兰公司通过投资比出口更具吸引力。与荷兰缔结条约的国家,若是没贸易壁垒,出口比投资多。投资条约也是如此。对于荷兰的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而言,目的地国的特征对于选择特定目标市场至关重要。通常市场离荷兰越远,荷兰与目标市场之间的文化差异越大,荷兰投资者或出口商在该国活跃的可能性就越小。欧盟27国,北美和亚洲其他地区(中东以外)是投资项目的相对重要目的地。市场规模与决定在有关国家开展业务的荷兰公司的数量成正比,而与荷兰之间的距离则成反比。荷兰公司的数量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减少得更快,而随着目标市场的规模的增加而增长得更快。除了距离和规模外,文化上的亲近也是企业家的重要因素。与荷兰之间的文化差异越小,企业家越容易投资。以人均平均收入表示的目标国家的发展水平,与出口商和投资者的数量成正比。岛国对荷兰出口商和投资者来说,是相对不受欢迎的目的地。平均进口关税对荷兰进入者数量产生负面影响。目标国家适用的进口关税越高,该国家对荷兰出口商的兴趣就越小,进口关税高的国家的新投资者,数量大大低于关税低的国家。目前发生的新冠病毒危机,比2008年2009年的金融危机,经济衰退的程度还要更严重。在锁国之后,家庭的工作和收入损失,以及较低的企业投资和国际投资,可能会延长复苏的道路。2021年以后,全球增长也有可能受到影响。上一次金融危机,荷兰大约花了13年的时间,才复苏经济,这一次受创较深,可能需要花更长的时间恢复。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过程盘根错节非常复杂,通常是综合考虑所有的投资因素才能做出最佳的决定。
李凤辉[6](2019)在《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对我国制造业竞争力的影响》文中认为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使其经济陷入泥沼,也让美国政府意识依靠虚拟经济难以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并重视起实体经济发展。奥巴马政府于2009年提出“再工业化”战略,将重振制造业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旨在运用创新技术,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抢占未来制造业的最高点,巩固美国国际竞争优势。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制造强国,其重新重视制造业的发展不可避免将对全球制造业的发展提出新的挑战与要求,而制造业一直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动力引擎所在,并且美国作为我国最大的制造业出口市场,其推行“再工业化”战略是否会对我国制造业竞争力产生影响,对分析我国制造业发展与竞争力提升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运用显示性比较优势RCA指数、市场占有率MS指数、贸易竞争力TC指数3个指标测量评价2000-2017年我国制造业竞争力的真实状况,发现自“再工业化”战略实施后我国对美各层级制造业竞争力均出现下滑。在此背景下,本文以“钻石模型”为理论依据,将美国“再工业化”战略视为外部机遇,对我国制造业竞争力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共选取了11个2000-2017年制造业产业层面的年度变量数据,结合我国制造业竞争力RCA指数,运用主成分分析法与多元回归分析法对我国制造业竞争力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结论: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实施后,对我国整体制造业竞争力有积极影响,但对我国制造业各层级竞争力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产业差异,其中,对低技术与高技术制造业竞争力表现出负向作用,对资源型与中等制造业竞争力有着正相关关系,且验证了劳动力成本、人均GDP、产业规模、生产性服务业等因素对我国制造业竞争力的影响也呈明显产业特征。最后基于本文的研究,提出促进我国制造业竞争力提升的相关政策建议。
张喜艳[7](2019)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全球经济深受其害,世界经济至今仍陷入泥潭,复苏受阻。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逐渐成为不确定性的主要表现形式,它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引起了研究学者与政策制定者的高度关注与重视。经济周期波动是宏观经济领域永恒的话题,减缓经济周期波动,推动人类经济平稳、持续、健康发展,是我们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视角,研究其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可进一步丰富已有经济理论,为寻找平抑各国经济周期波动的良方提供新思路,为推动全球经济复苏,形成融合、包容、多元的世界经济格局提供经验支撑。因此,本选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根据已有研究成果可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存在明显的溢出效应。然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溢出方向和大小具体如何,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国内外传导机理分别如何,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差异对国际经济周期协同的影响如何,采用何种方法进行论证,少有文献提及。对这些问题的追问,恰好找到了本选题的逻辑起点,同时也是本文可以拓展创新的地方。从国内传导和国际传导两个角度进行理论分析,全方位、多层次剖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经济周期波动的传导机理。从国内传导来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主要通过实物期权效应、金融摩擦效应、预防性储蓄效应等改变经济行为主体的预期,从而影响其经济决策,导致消费需求、投资需求的波动,最终影响经济周期波动。从国际传导来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影响本国开放经济部门,再通过进出口贸易传导至国外开放经济部门,再通过产业链扩散波及国外非开放经济部门,同时加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溢出效应,影响到国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在国内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双重夹击下,产生明显的乘数效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后果更为严重。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来看,近三年全球指数大起大落,波动频率和波动幅度远超历史水平,我们面临着日益严峻的不确定性难题。整体而言,美日英等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呈现明显趋同,联动效应显着。金砖国家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远高于美英日等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抵抗能力整体上不如发达国家。采用HP滤波法提取周期性成分,由测度结果可知,全球经济周期的波谷深度远大于波峰,呈现明显的“陡降缓升”特征,经济由繁荣转为衰退的收缩阶段较为急促,由衰退转为繁荣的扩张阶段较为缓慢。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经济周期波动的相关性分析可知,二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且国与国之间存在明显的异质性。为了进一步定量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经济周期波动的国内传导,本文利用G20集团中14个主要国家2003年1季度-2018年2季度的数据,采用PVAR模型和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了实证论证。结果发现:(1)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其经济周期波动对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短期影响的响应时间与响应幅度均存在一定差异,收缩期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幅度最大,持续时间较长。(2)滞后4阶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最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1年之后明显加剧了经济周期波动。(3)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程度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前者约是后者的2.42倍。(4)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扩张期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不大,主要在收缩期加剧了经济周期波动,证实了Fajgelbaum et al.(2017)所说的“不确定性陷阱”的存在。(5)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主要表现为即期的正向影响,财政政策不确定性主要表现为滞后的正向影响,且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强度远大于财政政策不确定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存在明显的溢出效应,该溢出效应的大小与方向分别如何,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借鉴Diebold&Yilmaz(2012)广义预测误差方差分解思想,测算了2003年1月至2017年5月期间美国、英国、中国、法国等14国家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溢出效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溢出效应主要体现为波动溢出形式,测度得到的总体溢出指数为48.09%,美国对其他成员的溢出效应最大,中国对其他成员的溢出效应高于来自其他成员的溢出效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溢出效应呈现出明显的时变性,发达国家的整体溢出效应明显强于发展中国家,该溢出效应可能对突发的大事件较为敏感,而对于可预期的世界大事则较为迟钝。为了深入细致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经济周期波动的国际传导过程,以溢出效应最大的国家——美国为例,采用GVAR模型,进行了相应论证。由实证结果可知,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周期波动对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主要体现为长期的负向响应,个别国家存在明显的正向响应,但持续时间很短暂。与主要发达国家(地区)相比,金砖国家和新钻国家等发展中国家对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响应速度更快,响应幅度更大,波动程度更剧烈。经济周期协同作为经济周期的主要特征之一,它是共同执行国际货币政策的先决条件。本文主要采用联立方程模型,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差异(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相对值)的视角,研究了其对国际经济周期协同的影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差异主要通过改变投资、贸易的流动方向,从而影响两国之间的经济周期协同。由实证结果可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差异对经济周期协同和双边贸易具有显着负向影响,对双边直接投资强度具有显着正向影响,通过贸易渠道和投资渠道对经济周期协同的间接影响为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连年攀升是人类共同面临的严峻难题,导致各类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同时扰乱公众预期,损害经济系统的平稳运行。特别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溢出效应的存在,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其宏观经济影响后果易于从一国蔓延至另一国,导致“一损俱损”的局面出现。因此,我们应该通过加强立法制度建设,注重经济政策的稳定性与持续性等手段,以降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通过推动实体产业发展,促进创新等方式,以增强抵抗不确定冲击的能力,双管齐下,稳定预期,确保经济系统的平稳、健康、持续运行。
刘伟[8](2018)在《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影响及应对策略》文中研究表明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主席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强调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并且特别提出政治安全是根本、经济安全是基础的重要思想。2015年5月8日,习近平主席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签署并发表《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将中俄两国的经贸合作推向新的战略高度。而2014年俄罗斯在经历了乌克兰危机、欧美经济制裁、国际油价下跌等外部因素的冲击下,各项经济指标急剧下滑,迄今为止欧美经济制裁尚未取消。未来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推进的顺利与否关乎着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发展态势,俄罗斯又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故加强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影响的研究迫在眉睫。本文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是:(1)一国经济安全对他国对外经济安全政策实施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2)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内涵及其经济安全风险评估和趋势预判;(3)中国的应对策略。本研究共涵盖六章,各部分内容布局如下:第一章,绪论,包括本文的选题背景及意义、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技术路线图。第二章,文献综述梳理,分别从国家经济安全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两个方面进行文献梳理,并提出本文的创新点与特色。第三章,概述了国家经济安全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将国家经济安全涵义拓展至“防御型”国家经济安全内涵和“进攻型”国家经济安全内涵。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国经济安全对他国对外经济安全政策推进的影响”抑或“他国经济安全对本国对外经济安全政策推进的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对其进行了验证。下文皆在此框架下逐一展开剖析。第四章,阐述了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及维度,核心目标及保障措施。为后续分析及前景预判提供了指导思想。第五章,运用CRM模型和马尔可夫链预测模型分别对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进行了风险评估和趋势预测。针对风险评估,首先确定了模型的选择依据;其次,分析了风险评估模型的选择优势;再次,分别从经济结构、货币、主权债务、银行、政治五大领域构建了国家经济安全的指标体系;最后,进行了实证剖析。趋势预测亦是从上述五大领域分别进行剖析。得出的国家经济安全风险值为第六章的Stata回归提供了解释变量。其结论为:单一的经济结构致使俄罗斯经济极易受到外部不安全因素(经济和政治)的冲击,其货币安全、主权债务安全、银行业安全除了自身系统的不健全外,均掣肘于经济结构单一所致的经济增长乏力。而畸形的经济结构为欧美经济制裁埋下了“定时炸弹”,欧美经济制裁更使俄罗斯的经济“每况愈下”,恶劣的经济基础和劳动力储备枯竭决定了未来5年内其经济增长“前景黯淡”。第六章,分别从中俄经贸合作、中国与中亚五国经贸合作、上合组织框架下的经济合作、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及中美亚太地区博弈五个方面分析了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影响。其中,前四节运用大量的数据及Stata回归模型进行剖析,最后一节采用有限多轮动态博弈模型构建了强国经济安全态势下一超双强数学博弈模型,并通过两个案例即“1998年俄罗斯主权债务危机+1998年科索沃危机”和“2014年乌克兰危机+2014年俄罗斯金融危机”进行验证剖析。其结论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是确保欧亚空间的稳定与发展的首要机制,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至关重要。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危机对中俄、中国与中亚五国、上合组织框架下的多边合作及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均有负影响,但俄罗斯经济安全形势的恶化使得俄罗斯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相关项目给予了妥协和支持,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项目合作,故当前是中国积极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机遇期。但若俄罗斯国力一旦恢复元气,因担心中国对其传统势力范围影响力的扩大,势必会增加丝绸之路经济带推进的难度。故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必须拿捏有度,否则于我不利。最后,总结相关结论并提出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影响的应对策略。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宏观分析组,薛安伟[9](2018)在《复苏向好的世界经济:新格局、新风险、新动力——2018年世界经济分析报告》文中研究表明2017年世界经济增速出现了回暖势头,结束了近年来的下滑态势,虽然世界经济增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本质上,当前的复苏增长显然不全是技术革命导致的,其背后缺少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动力支撑。展望2018年,世界经济有望延续当前的复苏势头,发达国家增长势头可能好于发展中国家,中国也将延续平稳增长轨迹。但是,随着全球货币宽松环境和低利率时代的结束,以及大宗商品价格的回落,全球经济复苏的力度和可持续性或将难言乐观。比较乐观的是,从中长期看,世界经济已经走向了新的发展周期,在贸易、投资、金融等多个领域都正在孕育新格局。世界经济新一轮发展周期的核心是亟待新动力,亟待真正具有革命意义的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等新的发展引擎。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全球经济金融研究课题组[10](2017)在《全球经济在波折中前行——中国银行全球经济金融展望报告(2017年第四季度)》文中指出2017年三季度,全球经济继续温和增长,美、欧、英等发达经济体增长趋于同步,国际贸易投资复苏态势好于预期。在特朗普改革政策的推动下,美国经济能否发挥更大的潜力,实现长期稳定增长?全球贸易与投资已经走出低谷,未来能否维持增势?新兴市场进入信贷紧缩阶段,在全球利率上升的环境下是否会酝酿风险?本报告将对上述问题展开分析。
二、企业投资将促美国经济复苏(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企业投资将促美国经济复苏(论文提纲范文)
(1)疫情反复与结构性调整冲击下的中国宏观经济复苏——2021—2022年中国宏观经济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一、总论与预测 |
二、复苏进程延续的2021年中国宏观经济 |
(一)国民经济实现恢复性增长,产出水平向长期增长趋势线回归进程受阻 |
(二)工业生产从高速增长回归常态,服务业生产受疫情影响仍未完全恢复 |
(三)外资外贸保持强劲增长,消费投资复苏节奏延缓,内需动力有待加强 |
(四)企业绩效、居民就业、政府收入全面改善,微观基础得到进一步修复 |
(五)宏观经济景气度整体走弱,部分先行指标下行 |
三、短期下行压力加大的中国宏观经济 |
(一)内需持续不足导致经济复苏动力不断弱化、低于荣枯临界点的风险 |
(二)出口的超预期增长难以充分发挥溢出效应导致投资预期紊乱的风险 |
(三)居民未来收入信心低迷导致消费增长潜力出现“永久性下滑”的风险 |
(四)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和传递效应减弱导致市场复苏内生动力变异的风险 |
(五)中小微企业恢复速度全面放缓导致经营困难局面难以扭转的风险 |
(六)就业领域结构性问题突出导致未来失业压力再度反弹的风险 |
(七)房地产市场大调整导致固定资产投资和经济下行压力全面加大的风险 |
(八)重点领域金融风险短期集中释放超出经济复苏阶段可承受能力的风险 |
(九)疫情防控期不断被动延长导致传统产业复苏持续低迷的风险 |
四、结构性调整冲击与外部环境变异下的中国宏观经济 |
(一)内部结构性转型全面启动和叠加的中短期冲击 |
(二)外部环境变异的中短期冲击 |
1.全球疫情持续期延长,导致国内疫情防控期被动延长。 |
2.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超过疫情前水平,引发所谓“能源危机”。 |
3.世界经济面临滞胀风险,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或引发市场动荡。 |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
(2)建党百年之际率先开启常态化进程的中国宏观经济(论文提纲范文)
一、总论与预测 |
二、常态化进程开启的2021年中国宏观经济 |
(一)国民经济实现恢复性增长,产出水平基本回到长期增长趋势线 |
(二)生产供给持续高速增长,产业复苏的短板领域正在加快补齐缺口 |
(三)外贸外资延续强劲增长态势,为内需复苏争取宝贵时间窗口 |
(四)消费和投资实现恢复性增长,不断强化内需增长动力 |
(五)企业绩效、居民就业、政府收入全面改善,微观基础得到修复 |
(六)宏观经济景气程度显着回升,市场预期明显改善 |
三、中国经济常态化进程中面临的内外部压力 |
(一)内需恢复仍不充分,供需结构仍不平衡,指标比例仍不协调,区域分化仍然明显 |
(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国内价格传导机制不畅 |
(三)趋势性消费需求不足成为扩大内需、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堵点 |
(四)制造业投资增速与增加值增速严重背离,中长期预期有待改善 |
(五)企业出现库存积压、资金周转困难等问题,信用市场风险上升 |
(六)虽然就业压力持续减轻,但敏感群体受冲击依然较大 |
(七)2021年的外部积极因素和制约因素同时增多,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
(八)中美关系依旧紧张,美国激进的宏观政策更是给全球和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五大潜在风险 |
四、2021年支撑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政策性力量 |
(一)2021年下半年政策效应的充分释放将带来更为强劲的增长 |
(二)维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将是未来一段时期的政策平衡点 |
(三)十四五规划的实施和项目布局、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所带来的战略转换效应将提供越来越大的政策支撑力量 |
五、 结论与政策建议 |
(3)美国税制改革及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2.1 关于美国税制改革的研究 |
1.2.2 关于税收负担的研究 |
1.2.3 关于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研究 |
1.2.4 文献评述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创新点 |
第二章 税收及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和机制 |
2.1 与经济增长相关的税收理论 |
2.1.1 凯恩斯学派的税收理论 |
2.1.2 新古典综合学派和新剑桥学派的税收理论 |
2.1.3 货币主义学派的税收理论 |
2.1.4 供给学派的税收理论 |
2.2 宏观税负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 |
2.2.1 宏观税负对消费的影响 |
2.2.2 宏观税负对投资的影响 |
2.2.3 宏观税负对进出口的影响 |
第三章 美国三次大的税制改革及其效果分析 |
3.1 里根时期的税制改革(1981-1989) |
3.1.1 改革的背景 |
3.1.2 改革的内容及效果 |
3.2 老布什—克林顿时期的税收政策(1989-2001) |
3.2.1 改革的背景 |
3.2.2 改革的内容及效果 |
3.3 小布什—奥巴马时期的减税(2001-2017) |
3.3.1 改革的背景 |
3.3.2 改革的内容及效果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美国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分析 |
4.1 美国宏观税负水平分析及比较 |
4.1.1 宏观税负及其测算方法 |
4.1.2 美国宏观税负水平分析 |
4.1.3 美国宏观税负水平的国际比较 |
4.2 美国经济增长的趋势及特点 |
4.3 美国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相关分析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美国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
5.1 不同改革时期的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相关性实证分析 |
5.1.1 里根时期的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 |
5.1.2 老布什—克林顿时期的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 |
5.1.3 小布什—奥巴马时期的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 |
5.2 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检验 |
5.2.1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
5.2.2 模型的检验与估计 |
5.3 宏观税负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检验 |
5.3.1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
5.3.2 模型的检验与估计 |
5.4 实证结果分析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特朗普政府税制改革可能产生的影响 |
6.1 减税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 |
6.2 吸引更多资本流入 |
6.3 加剧社会贫富差距 |
6.4 加重财政负担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4)新时代中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转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3 概念界定、研究框架和方法 |
1.3.1 概念界定 |
1.3.2 研究内容和框架 |
1.3.3 研究方法 |
1.4 结构安排和主要创新及不足 |
1.4.1 文章结构安排 |
1.4.2 主要创新 |
1.4.3 本文的不足 |
第2章 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
2.1 货币相关理论基础 |
2.1.1 马克思货币本质理论 |
2.1.2 货币供给理论 |
2.1.3 古典货币数量论 |
2.1.4 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及其发展 |
2.1.5 货币学派的货币需求理论 |
2.1.6 现代货币理论 |
2.2 货币政策理论基础 |
2.2.1 货币政策目标体系、政策工具与传导机制 |
2.2.2 价格型货币政策与泰勒规则 |
2.2.3 数量型货币政策与麦科勒姆规则 |
2.2.4 量价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 |
2.3 相关文献综述 |
2.3.1 货币政策目标体系的研究 |
2.3.2 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研究 |
2.3.3 货币政策调控效果的研究 |
2.3.4 对现有文献的评价 |
第3章 货币政策调控及转型的国内外实践 |
3.1 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实践 |
3.1.1 美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
3.1.2 美国的价格型和数量型中介目标对比 |
3.1.3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的非常规货币政策 |
3.2 日本的货币政策实践 |
3.2.1 日本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
3.2.2 日本的价格型和数量型中介目标对比 |
3.2.3 日本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实践 |
3.3 欧元区和英国的货币政策实践 |
3.3.1 欧元区和英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
3.3.2 欧元区的价格型和数量型中介目标对比 |
3.3.3 英国的价格型和数量型中介目标对比 |
3.4 中国的货币政策实践 |
3.4.1 中国货币政策调控的历史变迁 |
3.4.2 中国货币政策目标体系 |
3.4.3 中国货币政策工具及操作 |
3.4.4 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中国货币政策调控量价转型的DSGE理论模拟 |
4.1 包含双粘性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构建 |
4.1.1 家庭部门 |
4.1.2 最终产品生产厂商 |
4.1.3 中间产品生产厂商 |
4.1.4 中央银行货币政策 |
4.1.5 市场出清 |
4.2 参数校准和先验分布设定 |
4.3 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效果模拟 |
4.3.1 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效果 |
4.3.2 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效果 |
4.3.3 量价调控效果对比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中国货币政策调控量价对比的实证研究 |
5.1 SV-TVP-VAR模型 |
5.2 货币政策量价调控对实体经济指标影响的实证研究 |
5.2.1 数据处理和模型估计结果 |
5.2.2 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效果的时变脉冲响应分析 |
5.2.3 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效果的时变脉冲响应分析 |
5.3 货币政策量价调控对资产价格影响的实证研究 |
5.3.1 中国资产价格运行的典型特征 |
5.3.2 数据和实证结果 |
5.3.3 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对股票价格的调控效果分析 |
5.3.4 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价格的调控效果分析 |
5.4 货币政策量价调控对汇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
5.4.1 中国汇率制度变迁和运行趋势 |
5.4.2 变量、数据和估计结果 |
5.4.3 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对汇率的调控效果分析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中国货币政策调控量价转型的内在逻辑分析 |
6.1 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的适用条件 |
6.2 货币创造渠道变迁对货币政策转型的影响 |
6.2.1 中国货币创造渠道的结构分解 |
6.2.2 货币创造渠道变迁的影响 |
6.3 金融深化和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转型的影响 |
6.3.1 金融深化的影响 |
6.3.2 金融创新的影响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利率双轨制、利率市场化与利率转轨政策研究 |
7.1 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与利率双轨制特征 |
7.1.1 利率市场化进程 |
7.1.2 利率双轨制特征 |
7.2 计划轨和市场轨利率调控的实证研究 |
7.2.1 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 |
7.2.2 变量、数据和经济周期运行区制划分结果 |
7.2.3 不同区制下计划轨和市场轨利率调控的脉冲响应分析 |
7.3 利率市场化面临的问题和利率转轨政策分析 |
7.4 本章小结 |
结论和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科研成果 |
致谢 |
(5)荷兰对外直接投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选题意义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评价 |
一、研究现状 |
二、研究现状的评价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一、研究结构 |
二、研究方法 |
第四节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一、论文的创新 |
二、论文的不足 |
第二章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基础 |
第一节 对外直接投资微观理论 |
一、垄断优势理论 |
二、内部化理论 |
三、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
第二节 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理论 |
一、比较优势理论 |
二、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
三、竞争优势理论 |
第三章 荷兰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
第一节 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和前景 |
一、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 |
二、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前景 |
三、投资政策发展 |
第二节 荷兰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 |
一、荷兰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 |
二、投资流量的宏观概述 |
三、荷兰的就业情况 |
第三节 荷兰对外直接投资的历程与特征 |
一、荷兰对外直接投资的历程 |
二、荷兰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 |
第四章 特殊金融机构 |
第一节 特殊金融机构的作用 |
一、特殊金融机构的定义 |
二、荷兰常规公司和特殊金融机构投资的比例 |
三、荷兰常规公司和特殊金融机构投资的地理分布 |
第二节 双边条约的重要性 |
一、荷兰是国际条约体系的核心 |
二、不同类型双边条约的吸引力 |
三、特殊金融机构对荷兰经济重要性有限 |
第五章 荷兰对外直接投资的跨国公司 |
第一节 荷兰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域分布 |
一、独立的中小企业主要进行小规模投资 |
二、大型公司和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域分布 |
第二节 荷兰重要的大型跨国公司 |
一、金融业跨国公司 |
二、金融业跨国公司 |
三、非金融服务业跨国公司 |
第六章 荷兰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的关系 |
第一节 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的关系 |
一、出口和投资的介绍 |
二、出口和投资齐头并进 |
三、出口和投资的方式 |
第二节 条约与投资和出口的关系 |
一、条约和非关税措施与投资和出口的关系 |
二、贸易协议的深度 |
第三节 荷兰对外直接投资或出口的选择因素 |
第七章 荷兰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国家 |
第一节 美国 |
一、美国经济概况 |
二、荷兰对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
第二节 德国 |
一、德国的经济概况 |
二、荷兰对德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
第八章 荷兰对外直接投资的危机和挑战 |
第一节 荷兰对外直接投资的危机 |
一、85年的货物贸易和投资趋势 |
二、金融危机 |
三、新冠病毒危机 |
第二节 荷兰对外直接投资的SWOT分析 |
一、优势(Strength) |
二、劣势(Weakness) |
三、威胁(Threat) |
四、机会(Opportunity) |
第九章 结论和建议 |
第一节 本文的结论 |
第二节 本文的建议与展望 |
附录 |
参考文献 |
后记 |
(6)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对我国制造业竞争力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方法 |
第三节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一、创新点 |
二、不足之处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第一节 相关概念辨析 |
一、工业化 |
二、去工业化 |
三、再工业化 |
四、产业竞争力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一、关于再工业化的理论基础 |
二、关于产业竞争力的理论基础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一、关于美国再工业化问题的研究 |
二、关于产业竞争力的相关研究 |
三、文献评述 |
第三章 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分析 |
第一节 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出台背景 |
一、经济增长持续疲软,制造业空心化严重 |
二、失业率居高不下 |
三、货物贸易严重失衡 |
四、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 |
第二节 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政策措施及实质 |
一、再工业化的政策措施 |
二、再工业化的实质 |
第三节 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政策效果 |
一、制造业有所复苏,就业形势好转 |
二、出口规模扩大,贸易逆差有所缓解 |
三、美国制造企业回流本土,吸引外商投资能力增强 |
第四章 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对我国制造业竞争力的影响 |
第一节 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前后我国制造业发展状况 |
一、制造业总体发展趋势 |
二、制造业出口规模情况 |
三、制造业利用外商投资情况 |
四、制造业成本优势变化情况 |
第二节 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对我国制造业竞争力的影响路径 |
一、产业资本回流诱发我国产业空心化 |
二、加速技术创新发展,拉大中美技术差距 |
三、诉诸贸易保护,恶化中美贸易环境 |
四、推行“弱势美元”政策,削弱出口竞争优势 |
第三节 我国制造业竞争力指标的测算 |
一、显示性比较优势RCA指数 |
二、市场占有率MS指数 |
三、贸易竞争力TC指数 |
第四节 研究问题的提出 |
第五章 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对我国制造业竞争力影响的实证研究 |
第一节 基于“钻石模型”的中国制造业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 |
第二节 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对我国制造业竞争力影响的实证检验 |
一、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二、主成分分析法(PCA) |
三、实证检验 |
四、模型结果分析 |
第六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一、提高科研教育投入,促进教育机制改革 |
二、加快相关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实现产业间融合共进 |
三、促进制造企业集中发展,激发西部地区制造活力 |
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 |
五、促进出口市场多元化,加大对美制造业投资力度 |
参考文献 |
(7)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选题意义 |
1.2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1.2.1 研究思路 |
1.2.2 研究内容 |
1.3 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点 |
1.3.1 研究方法 |
1.3.2 主要创新点 |
第2章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经济周期波动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综述 |
2.1 经济不确定性的识别 |
2.1.1 实体经济不确定性的测度 |
2.1.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测度 |
2.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经济波动的传导机理 |
2.2.1 Hartman-Abel效应传导机制 |
2.2.2 增长期权传导机制 |
2.2.3 实物期权传导机制 |
2.2.4 金融摩擦传导机制 |
2.2.5 消息和信任传导机制 |
2.2.6 预防性储蓄传导机制 |
2.3 经济不确定性影响经济波动的实证研究 |
2.3.1 实体经济不确定性影响经济波动的实证研究 |
2.3.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经济波动的实证研究 |
2.4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溢出效应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经济周期波动的理论分析 |
3.1 相关概念界定 |
3.1.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
3.1.2 经济周期波动 |
3.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经济周期波动的理论基础 |
3.2.1 预期理论 |
3.2.2 经济周期理论 |
3.3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经济周期波动的传导机理 |
3.3.1 理论模型 |
3.3.2 传导过程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经济周期波动的现状分析 |
4.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测度与现状分析 |
4.1.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测度方法说明 |
4.1.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现状分析 |
4.2 经济周期波动的测度与特征分析 |
4.2.1 经济周期波动的测度方法说明 |
4.2.2 数据处理与样本说明 |
4.2.3 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分析 |
4.3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经济周期波动的相关性分析 |
4.3.1 相关程度分析 |
4.3.2 单位根检验 |
4.3.3 协整检验 |
4.3.4 格兰杰因果检验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经济周期波动的国内传导实证分析 |
5.1 基于PVAR模型的国内传导实证分析 |
5.1.1 面板单位根检验 |
5.1.2 最优滞后阶数选择 |
5.1.3 PVAR模型构建及检验 |
5.1.4 脉冲响应分析 |
5.2 基于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的国内传导实证分析 |
5.2.1 计量模型设定 |
5.2.2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5.2.3 主要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
5.2.4 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
5.2.5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国内经济周期波动的异质性影响 |
5.2.6 稳健性检验 |
5.3 本章小结 |
第6章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经济周期波动的国际传导实证分析 |
6.1 引言 |
6.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溢出效应测度 |
6.2.1 溢出效应测度方法说明 |
6.2.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描述统计分析 |
6.2.3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溢出指数估计与分析 |
6.3 溢出效应形成机理的实证检验 |
6.3.1 计量模型设定 |
6.3.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6.3.3 计量结果分析 |
6.3.4 稳健性检验 |
6.4 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他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实证分析 |
6.4.1 GVAR模型介绍 |
6.4.2 变量描述 |
6.4.3 其他国家对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脉冲响应分析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差异影响经济周期协同的实证分析 |
7.1 引言 |
7.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差异影响经济周期协同的传导机制分析 |
7.2.1 投资传导机制 |
7.2.2 贸易传导机制 |
7.3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7.3.1 模型设定 |
7.3.2 变量选取 |
7.4 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
7.5 本章小结 |
第8章 降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减缓经济周期波动的政策建议 |
8.1 减缓世界经济周期波动的政策建议 |
8.1.1 充分发挥国际组织的作用 |
8.1.2 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
8.1.3 促进国际经济周期协同 |
8.2 平抑国内经济周期波动的政策建议 |
8.2.1 加强立法制度建设 |
8.2.2 提升抵抗不确定性冲击的能力 |
8.2.3 构建稳定的信息公开与数据发布制度 |
8.2.4 科学把握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 |
8.2.5 谨慎推行经济政策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A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致谢 |
(8)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影响及应对策略(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第二节 研究方法 |
第三节 研究思路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第一节 国家经济安全文献梳理及综述 |
一、国外经济安全文献梳理及评述 |
二、国内经济安全文献梳理及评述 |
第二节 丝绸之路经济带文献梳理及综述 |
一、国外丝绸之路经济带文献梳理及评述 |
二、国内丝绸之路经济带文献梳理及评述 |
第三节 本文创新点及特色 |
一、理论创新 |
二、模型拓展 |
第三章 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影响的理论体系 |
第一节 国家经济安全理论基础 |
一、国家经济安全内涵 |
二、传统国家经济安全理论基础 |
三、本文对国家经济安全理论基础的拓展 |
第二节 丝绸之路经济带理论基础 |
一、丝绸之路经济带内涵界定 |
二、丝绸之路经济带理论基础 |
第三节 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 |
一、理论分析框架的提出 |
二、理论分析框架的验证 |
第四章 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基本内容 |
第一节 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内涵及维度 |
一、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内涵 |
二、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维度 |
第二节 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核心目标及保障措施 |
一、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核心目标 |
二、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保障措施 |
第五章 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风险评估及趋势预测 |
第一节 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风险评估 |
一、风险评估模型选择依据 |
二、风险评估模型选择优势 |
三、指标体系设计 |
四、评估分析 |
第二节 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趋势预判 |
一、预测模型 |
二、预测结果 |
三、预判分析 |
第六章 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影响 |
第一节 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对中国与俄罗斯经贸合作的影响 |
一、中国与俄罗斯经贸合作的主要领域及发展历程 |
二、基于计量模型的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对中俄经贸合作的影响 |
三、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发展态势下中俄经贸合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
第二节 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对中国与中亚五国经贸合作的影响 |
一、中国与中亚五国经贸合作的主要领域及发展历程 |
二、基于计量模型的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对中国与中亚五国经贸合作的影响 |
三、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发展态势下中国与中亚五国经贸合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
第三节 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对上合组织框架下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合作的影响 |
一、上合组织框架下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合作的主要内容及进程 |
二、上合组织框架下中俄印大国经贸地位 |
三、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形势下上合组织多边经济合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
第四节 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对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的影响 |
一、欧亚经济联盟建设进程及目标 |
二、基于计量模型的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对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合作的影响 |
三、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形势下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
第五节 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对中美亚太地区博弈的影响 |
一、美国亚太战略布局及对华政策演变 |
二、美国亚太战略布局对中国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阻碍 |
三、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态势对中美亚太地区博弈的影响 |
第七章 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影响的应对策略 |
第一节 本文主要结论 |
第二节 中国应对策略 |
参考文献 |
附录 |
作者在校期间获得奖项、发表的论文和参与的课题 |
(9)复苏向好的世界经济:新格局、新风险、新动力——2018年世界经济分析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一、2017年世界经济回顾 |
1.2017年世界经济的新亮点 |
(1) 全球经济增速企稳向好 |
(2) 发达经济体反弹较为强劲 |
(3) 美国经济复苏态势明显 |
(4) 中国经济贡献超过三成 |
(5) 新兴产业发展欣欣向荣 |
(6) “一带一路”成效显着 |
(7) 贸易投资出现回暖态势 |
2.2017年世界经济的主要问题 |
(1) 全球债务风险累积 |
(2) 逆全球化思潮兴起 |
(3) 大宗商品量价分离 |
(4) 恐怖袭击阴霾不散 |
(5) 地缘政治危机频现 |
二、影响2018年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
1. 全球地缘政治失衡加剧世界经济复苏风险 |
2. 美国加息缩表加大世界经济增长不确定性 |
3. 美国减税政策带来世界经济增长的新格局 |
4. 贸易增长不可持续性构成世界经济新难题 |
5. 人工智能迅猛发展重塑全球产业经济结构 |
6.“一带一路”落地深耕为世界经济注入新动能 |
三、2018年世界经济发展新趋势 |
1. 世界经济:复苏势头仍将持续, 但向好基础尚不稳固 |
2. 国际金融:紧货币松财政, 金融动荡概率不减 |
(1) 美国税改法案通过, 将引发全球新一轮竞争性减税 |
(2) 美联储加息又缩表, 金融风险的叠加效应值得警惕 |
(3) 新兴市场债务高企, 脆弱性或将向非金融部门传导 |
3. 世界贸易:长期或将恢复增长, 短期维持低速 |
(1) 持续存在的政策不确定性削弱全球贸易回暖 |
(2) 全球经济复苏进程是贸易能否强劲增长的重要支撑 |
(3) 高科技产业发展或将成为带动全球贸易复苏新引擎 |
4. 全球投资:活跃度有望提升, “一带一路”贡献增强 |
(1) 贸易投资一体化趋势明显, 跨国公司主导作用增强 |
(2) 全球产业转移渐成趋势, 投资热情有望进一步提升 |
(3) “一带一路”深入推进, 构筑全球投资合作新格局 |
四、中国经济:新时代开启平稳增长区间 |
1. 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成就 |
(1) 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稳居第一, 中国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复苏增长的“火车头” |
(2) 推动全方位转型和深层次变革, 引领中国经济由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 |
(3)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使人民群众充分分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成果 |
(4) 中国阔步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 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显着提升 |
2. 需求端:投资消费增速下滑, 贸易回暖支撑经济 |
(1) 投资仍将保持低增长趋势 |
(2) 收入提高助力消费平稳增长 |
(3) 欧美经济复苏带动出口量价齐升 |
3. 供给端:过剩产能不断出清, 生产效率有效提升 |
(1) 产能加快出清开启新一轮扩张周期 |
(2) 产业转型升级助力生产率有效提升 |
(3) 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持续下降 |
4. 中国经济新风险与新动力 |
(1) 居民部门杠杆率上升, 短期贷款流入房市 |
(2) 新一轮地产调控开启, 加快租赁房市场发展 |
(3) 环保监管政策趋严, 有助于提升发展质量 |
(4) 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 贬值压力不容小视 |
(5) 全面二胎政策初见成效, 人口出生率回升 |
(6) 探索建设自贸港, 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 |
五、结论与展望 |
(10)全球经济在波折中前行——中国银行全球经济金融展望报告(2017年第四季度)(论文提纲范文)
一、全球经济复苏力度超出预期, 但潜藏风险 |
(一) 全球经济巩固回暖态势, 货币政策出现分化 |
(二) 金融市场风险值得关注 |
(三) 本轮经济复苏所具有的“低失业、低通胀”新特点及其影响 |
二、美国经济:政策阻力制约增长潜力 |
(一) 特朗普经济政策的预期效果难以充分实现 |
(二) 美国下一步宏观经济政策展望 |
(三) 美联储缩表的节奏与进度 |
三、全球贸易与投资:走出低谷, 喜忧参半 |
(一) 全球贸易复苏向好, 区域贸易协定取得进展 |
(二) 国际直接投资回升, 跨国企业投资信心增强 |
(三) 全球贸易与投资仍面临较大的下行风险 |
四、新兴市场:信贷紧缩阶段中的风险 |
(一) 近年来新兴市场信贷周期持续扩张 |
(二) 当前新兴市场经济呈现趋稳态势 |
(三) 新兴市场经济前景不确定性增大 |
四、企业投资将促美国经济复苏(论文参考文献)
- [1]疫情反复与结构性调整冲击下的中国宏观经济复苏——2021—2022年中国宏观经济报告[J].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刘元春,刘晓光,闫衍.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22(01)
- [2]建党百年之际率先开启常态化进程的中国宏观经济[J].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刘晓光,刘元春,闫衍.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21(08)
- [3]美国税制改革及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D]. 侯铮. 河北大学, 2020(08)
- [4]新时代中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转型问题研究[D]. 王冰冰. 吉林大学, 2020(08)
- [5]荷兰对外直接投资研究[D]. 陈彦蓉.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6]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对我国制造业竞争力的影响[D]. 李凤辉.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08)
- [7]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研究[D]. 张喜艳. 湖南大学, 2019(07)
- [8]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影响及应对策略[D]. 刘伟. 新疆财经大学, 2018(02)
- [9]复苏向好的世界经济:新格局、新风险、新动力——2018年世界经济分析报告[J].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宏观分析组,薛安伟. 世界经济研究, 2018(01)
- [10]全球经济在波折中前行——中国银行全球经济金融展望报告(2017年第四季度)[J].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全球经济金融研究课题组. 国际金融, 20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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