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可以与鸟兽虫鱼对话的人（论文文献综述）
刘怡[1]（2021）在《先秦儒家动物观探究》文中研究表明动物观是一扇窗口,通过这扇窗口,可以了解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目前学术界对先秦时期动物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动物学史、动物文化史以及动物伦理学等方面,但有关先秦儒家动物观的内容、特征、实质等尚缺乏系统性研究。先秦儒家动物观旨在探索先秦儒家如何认识动物以及如何处理人与动物的关系问题,不仅要把握人类对动物的基本认识,而且要探索动物在人类社会生活、政治、经济、道德、信仰等领域的作用和地位,考察动物与人类的互动关系。先秦儒家对动物的认识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即动物的起源和动物的特征。先秦儒家从天地化育的宇宙论模式、动物的生殖以及化生现象等角度考察了动物的起源。动物与人类共享同样的起源方式和生殖模式,两者共存于统一的宇宙体系当中。动物与人一样,都是天地化育的产物,都是由血气构成的“血气之属”,都是有血有肉、有知觉、有情感、有语言的生命体。但动物和人类有本质区别,这主要表现在动物是无仁无义、无社群组织、无劳动创造能力的生命体,只能依靠本能而生活,而人类独具有理性与道德的能力,能够建立有人伦秩序的国家与社会。先秦儒家所论人禽之辨一方面肯定了动物与人类在生物特征方面的共通之处,另一方面确立起两者在道德领域内的差异,这深刻影响到两者的地位和关系。动物与人类的关系主要表现在社会生活、道德世界和信仰世界中。在两者的生活联系方面,动物能够广泛运用于饮食、衣物饰品、商品贸易、运输畜力、礼物交换、祭祀牺牲等活动中,是保障人类社会秩序的基本物质条件。动物管理是合理使用动物的重要条件。从孔子的正名思想到《周礼》动物职官体系的设置,动物管理逐渐纳入到人类社会制度体系中,使动物管理与人类社会管理相得益彰。在具体的治理方式上,先秦儒家主张人类对动物的管理应当遵循礼制的约束和道德的要求,这与西方动物福利论可能产生某种共鸣。在动物的法律地位方面,先秦儒家并没有赋予动物独立的法律地位,但相关的法律条文规定了人类对动物的职责和义务。人兽冲突实质上是礼法分歧,是一项政治管理问题。人类也是动物的保护者。先秦儒家注重从利益需求、王道政治、礼仪规范、仁义道德等方面提出保护动物的思想。动物的合理使用、有序管理、妥善保护,是先秦儒家王道政治的重要表现,也是圣王明君实现国泰民安的展现。动物与人类在道德方面有密切关联,这主要表现在动物的道德形象、道德地位及其道德教化等方面。在道德形象方面,禽兽是无仁无义的象征,但某些动物却可以因其生活习性、情感特征而升华成为仁禽义兽,由此具有了特殊的文化寓意和道德含义。这种变化为动物敞开了道德领域的大门。在道德地位方面,先秦儒家尽物之性、仁民爱物的思想强调人们应当关爱动物,一方面扩展了道德的视野,使动物成为了儒家扩充仁心、提升道德修养的重要角色,另一方面又确立起人与动物的道德阶梯。仁民爱物与西方动物解放论、动物权利论、敬畏生命的哲学不同,实是一种拓展式的伦理,本质上仍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先秦儒家认为圣王明君不仅应当关爱动物,而且能够以仁爱道德驯化动物。儒家的乐教理论能够实现百兽共舞、游鱼倾听的场景,不仅能有效遏制动物的残暴之心,而且能实现人类与动物的和谐相处。表面上看,这是对动物兽性的遏制,实质上反映出儒家仁义道德的教化作用。动物还能够进入人类的信仰体系中,这主要集中在动物神灵、动物献祭与动物占卜等方面。动物神灵是人类神灵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秦儒家拒斥精怪,排除淫祀,将动物神灵集中在农业动物神与灵禽瑞兽的范围内,表达出对农业的关注和对人文道德的重视。先秦儒家坚持动物献祭的仪式,同时悬置人神关系,在献祭对象、祭品样式、献祭仪式等方面进行了变革,动物牺牲由沟通神灵的媒介演变成象征礼仪秩序的符号。动物与占卜的关系主要涉及到龟甲占卜、占梦术、占星术等。先秦儒家批判了占卜的神秘成份,但继承了占卜的思维方式,经此转化,动物由沟通人神的工具转变为天道的承载者。先秦儒家虽然深受原始巫术的影响,但更强调人文的信仰,倡导神道设教。动物在先秦儒家政治、经济、道德、宗教等领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构建儒家思想体系的重要元素。先秦儒家动物观基本确定了儒家动物观的面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确定了中国古代动物观的基本状况。通过动物而思,我们不仅可以透视先秦儒家的思想体系,而且能够深入理解先秦儒家对人与动物伦理关系的思考。
吕文雪[2]（2021）在《李汉荣散文研究》文中提出李汉荣,当代着名的散文家,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以来,先后出版了多部散文集,在散文创作方面取得了许多成就。本文主要从生态书写、地理意象、诗化特色等多个角度比较全面地研究李汉荣散文,并对李汉荣散文进行客观的评价。李汉荣散文具有丰富的生态意蕴,彰显李汉荣的绿色情怀。李汉荣在散文中“与天地精神往来”,追寻回归自然与精神家园的路径,具有深沉的生态忧患意识,展现出清醒的反思批判意识。李汉荣散文的生态思想有其广博的渊源,一是缘于李汉荣个人生命体验的灌注,二是深受中国古代生态思想的陶冶,三是来自西方现代生态思想的影响。李汉荣散文展现了丰富多样的地理意象。通过意象统计归纳,可以发现在李汉荣散文创作中存在着意象的泛化现象,他的每一篇散文几乎都有自然地理意象和人文地理意象同时存在,表达了李汉荣对人与动植物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景等特点。从意象的发展流变考察,李汉荣散文中的地理意象不仅具有传统性,也具有创新性,这种创新性主要体现为时代性和个性化特点。李汉荣散文地理意象特征的形成,受到李汉荣“灵魂到场”的艺术构思方式、心物同构的意象构成方式和作家个人成长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李汉荣散文具有鲜明的诗化特色。其独特的诗性内蕴,既表现在自我真情的率性抒发和深透物象的审视与哲思上,也表现在想象力的驰骋与腾飞上。李汉荣散文的诗化还表现在意象的诗化凝练上,形成了充满灵性的自然万物与凝结着人类智慧的乡村旧物两大意象系列。李汉荣散文的语言也贮满了诗意,通过拟人、比喻、象征等修辞手法的恰当运用,形成了柔婉含蓄的语言风格。李汉荣散文的诗化,一方面是作者诗心延续、以诗意化的眼光观照自然万物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作者深受古代山水田园派诗人潜移默化影响的结果。另外,中国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深厚的土地意识也影响了李汉荣散文的诗化。李汉荣散文具有独特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人类生命本质的执着叩问与对人类生存的终极关怀,二是对传统诗化散文的更新与创造,三是抵抗商业文化的喧嚣,坚守纯正的写作立场。李汉荣散文也存在着一些局限,如在艺术构思和结构布局上呈现出模式化与定型化倾向,在散文的字里行间中流露出偏颇的文化思想与复古的文化情结,在语言、抒情、取材等方面也有一些明显的缺陷和不足。
赵彦[3]（2021）在《乾嘉时期（1736-1820）诗经学研究》文中指出清代乾嘉时期历时八十五年,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辉煌时刻,也是社会结构酝酿着的变异时期。乾嘉学者以总结、概括、整理、辑佚、辨伪、求真的姿态登上学术的舞台,这一时期,学者名家众多,学术门类繁多,为学取向各异。汉学、理学、心学、考据学、宋学、历史学、实证哲学因势而兴,寻求发展。各种思潮、学术流派争鸣裂变,组合重构。在这种过程中引发了对各种典籍的总结、考据、扬弃、重新发现的问题。本文以乾嘉时期时间段为起点,以年鉴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的历史长时段研究理论为基础,论述在将近百年的时间内,在经济、政治、社会、地域条件、文化传承相对不变或者变化缓慢的情况下,乾嘉时期诗经学的历史语境、文化现实、学术理路等体系变化和突破的问题。其一,从“凡学不考其源流,莫能通古今之变”的学术史角度出发,对先秦诗经学、秦汉诗经学、魏晋唐诗经学、宋代诗经学、元明诗经学、清初诗经学进行梳理和概述。因为侧重不同,主要论述占据诗经学主流地位的观点和内容,其他细枝不再赘述;其二,对乾嘉时期诗经学的基本学术背景进行研究。从概念上进行明晰,对时代的乾嘉和学术的乾嘉进行区分和辨析;从学术研究讨论风气的形成,大师名家聚集式的出现,学者着述丰富名着繁多来论述乾嘉学术与经学的复兴;从重汉抑宋学术风气的形成,小学、考据治学逐步发展并走向繁荣等方面探究在学术范围内乾嘉诗经学繁荣的内在里路。其三,运用融会贯通的历史学眼光,对乾嘉时期的诗经学进行分类探讨。在内容上进行名物、制度、天文、地理等方面研究;在方法上,进行因声求义的总结,打通远古经典与现实在时间与空间上的隔膜,剥去蒙蔽在《诗经》上的层层积尘,回到《诗经》的源头体会圣人之道。其四,对乾嘉时期三家诗及辑佚进行研究分析。简要论述三家诗发展的基本脉络和揭示三家诗在乾嘉时期研究出现高潮的学术原因;以陈寿祺《三家诗遗说考》为例来分析乾嘉时期三家诗的研究特点;在辑佚风气的影响下,关注诗外诗的研究,以沈德潜《古诗源·古逸》为例探讨诗外诗的价值。其五,对乾嘉时期诗经学的独立思考派崔述进行研究。重点考察崔述在汉学宋学的交互影响下如何走出宗汉宗宋的怪圈;根据崔述诗经学着作《读风偶识》来具体论述崔述与诗经汉学的联系和区别。其六,对乾嘉时期汉学的三大流派进行代表人物、重要着述、学术风格的总结,明确乾嘉汉学在此时期的主流地位和重要成就。最后,总结乾嘉诗经学的突破和成就。从实事求是学风的突破,方法论的突破与影响,乾嘉诗经历史地位的建立三个方面来论述乾嘉诗经学的主要成就及对现代学术的贡献。如同中国其他学术流派一样,乾嘉时期诗经学也有其独特的形成、发展、高潮、衰落、蜕变而向近代学术演变的过程。准确理解和把握这一历史过程,回到历史,目的并非全然以古人的立场和价值为自己的观点,而是在不同时代背景、历史语境、文学观念、批评标准下取得古今视野的双向贯通。
张诏宣[4]（2021）在《《诗经》物候叙写研究》文中指出作为倾向于写实的先秦诗歌总集,《诗经》中的意象大都具有现实意义。由此,《诗经》中那些与物候有关的意象便有了更深层的含义,成为先秦社会制度、习俗等人文社科的另一种佐证。《诗经》囊括各地民歌,反映了广阔时空范围内的社会现实,描绘了不同地域的文化,谱写了绚丽多姿的先秦民俗乐章。在对《诗经》物候意象进行归纳总结的过程中,本文尊重了物候的时序性,用不同物候意象所代表的时间跨度作为分类依据,杂以其它天气物候意象和部分特殊物候意象,共将其划分为五类:十二时辰物候意象、十二月份物候意象、特殊时间物候意象、四季物候意象、天气物候意象。十二时辰物候意象表达短时间内人的思想感受,更多倾注了先秦人民对于生命、时间的认知。这些诗或表达生命短暂及时行乐的生死观,或描述游子思妇在难熬时光中的焦灼心态。十二月份物候意象体现先秦时期人们参考自然界各月份的物候,对不同月份赋予不同的人文色彩,婚嫁兵戎各有其时,独居中国特色。特殊时间物候意象则记录了先秦许多历史事件,或日食引爆了人们对于苛政的不满,或利用特殊时间的星象准确判断方位,其体现了先秦时期人们对于自然界的认知并将之与社会活动结合。四季物候意象展现了先秦时期四季的不同人文风貌,表达了华夏民族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季节意识,并由此生发的人文习俗。天气类物候意象集中体现了先秦人们对于雨的执念,此类物候意象都与将水情况有关。深究此类物候意象在诗中的引申义,除了《蝃蝀》中的“虹”采用了双重内涵,其隐晦的内涵“违礼、淫乱”与雨无关外,其余物候意象都是对天气的白描。《诗经》物候叙写对其同时代作品及其后世文学都产生深远影响,但其在不同阶段产生的影响各不相同。在先秦,除先秦儒家典籍常引《诗经》来解说、证明其观点,其余诸子散文少有引用《诗经》来证明其观点。而且,除儒家外的其余诸家,就算是在其着述中有所引诗,所引的诗句在传世本《诗经》中也无迹可寻,这也可视为孔子整理《诗经》的佐证之一。从对后世的影响看,《诗经》物候叙写包含着人们无意识中对自然之美的欣赏,为后世山水诗的兴起埋下伏笔。后世文人延续这种用山水比兴的手法,随着文学意识的觉醒,山水田园在魏晋成为有意识的主要描摹对象,成为文人放松自我的新天地。
仲艳青[5]（2021）在《《诗经图史合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诗经图史合考》是晚明时期考订《诗经》名物制度的博物学着作,内容博洽,体例新奇,征引驳杂,具有可贵的文献价值。随着《诗经》学研究走向深入,明代《诗经》学中的考据因素获得积极评价,但学界对《诗经图史合考》的关注不够深入,对其作者考辨、博物考据、文献辑佚与保存《诗经》图像等缺乏全面的分析,在整理与研究方面尚有拓展的空间。通过梳理钟惺的生平履历、结合《诗经图史合考》的成书背景,对拥万堂书坊及刻书内容进行考察,并将《诗经图史合考》与《六家诗名物疏》对比分析,推翻清代以来《诗经图史合考》“作者为钟惺说”的观点,证实《诗经图史合考》是拥万堂书取材冯复京《六家诗名物疏》并托名钟惺的伪作。《诗经图史合考》体例上采摭群书,辑列成文,按照《风》《雅》《颂》次序杂释名物,亦间绘图。以资料汇编的形式,罗列出《诗经》中所包含的一千五百余种名物典故,逐一考辞,将汉唐宋诸儒包括明朝人士的相关观点、古今经史子集、秘录裨编都囊括在内,独特的成书方式为明代《诗经》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诗》类文献资料。《诗经图史合考》在《诗经》名物注释方面,既汉宋兼采,规正谬误,也注重训诂,诠释精细,并且尚奇无拘,广纳明人着述,体现出晚明《诗经》研究多样化特征。从图学角度,对《诗经图史合考》图谱进行历时性考察,发掘图像实用功能背后的文化意蕴,观照晚明《诗经》文本的传播与接受情况。进而阐述《诗经图史合考》的学术价值,分别在于反映明代《诗》类研究丰富样态、辑存古说的文献价值以及深化明代社会生活研究的史料价值。关注和研究《诗经图史合考》,需要重新审视其对晚明《诗经》学史的发展和在《诗经》学史上的地位。
王莹[6]（2020）在《唐代动物赋研究》文中指出在中国辞赋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动物赋是非常重要的一类题材。历经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的起源与流变,到了唐代,动物赋呈现出繁荣昌盛的发展局面。那么,唐代动物赋的现存状况怎样?有着怎样的发展衍变?寄寓了赋家怎样的心理情感、人生追求与精神风貌?又呈现出怎样的艺术特质?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探索。在本文中,笔者借鉴了马积高先生在《赋史》中的赋史分期,结合唐代动物赋的发展创作的实际情况,将其分为了初盛唐、中唐和晚唐三大阶段。在此基础上,本文拟从四个部分对唐代动物赋进行详细的论述,其主要内容如下:本论文共分五章。第一章首先对“动物赋”进行界定,认为动物赋是以动物为描写对象以寄托作者情志的赋作。其次分两汉、魏晋、南北朝三个时期简要阐述了唐前动物赋的发展概况,以明唐代动物赋发展的前代积累。第二章依据动物赋的界定标准,通过对《文苑英华》《历代赋汇》等文献的查阅统计,确定唐代动物赋的具体篇目,总数近两百篇。在此基础上,依据动物赋在唐代的发展状况,将动物赋分为初盛唐、中唐和晚唐时期三个阶段。另从时代因素、赋体自身发展因素等方面阐述了动物赋发展的不同阶段性（初盛唐的初兴、中唐的繁盛、晚唐的新变）及不同特性。第三章深入探究唐代动物赋背后所蕴含的深刻的思想内涵,主要体现为以下五个方面:展现志向抱负,抒发内心悲苦;抒写怀才不遇,寄托人生感悟;宣扬祥瑞观念,歌颂帝王功德;颂扬高洁德行,讽刺卑劣行径;描摹习性品质,流露喜爱之心。由此可见作者在动物身上寄寓的人格心理、人生态度与精神追求。第四章具体分析唐代动物赋的艺术特质,主要包括华美雅正的语言风格、巧妙精工的修辞技法、绘声绘色的描摹艺术、托物言志的表现手法四大方面,从中可见唐代赋家在动物赋上的艺术创造力。总之,唐代动物赋作为唐代辞赋发展的重要一环,其内容丰富,思想深刻,艺术手法纯熟,文化价值丰厚。不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手法上,都为后世辞赋的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高亮[7]（2020）在《两晋南北朝隋唐义疏研究》文中认为义疏是中国古典诠释史上,最具代表性的诠释体裁之一。一切中国古典诠释体裁所使用的诠释方法,所具备的诠释功能,所经历的诠释演变过程,均体现於义疏之中。可以説,义疏是中国古典诠释体裁之集大成者。研究、理解义疏文本,发掘藴藏於文本之中的观念、文化,剖析古代思想历时变化,即能理解以古典给释文本为核心的整个中国古典诠释史,进而从诠释向度重新反思学术史、思想史,观照人类思维向度及其趋势。本文旨在综理既有研究基础上,探讨义疏研究中的重难点问题,并经由义疏研究,尝试创建义疏学适用方法论,为後续研究提供范式支撑。基於新见从详,无则从略的原则,概述如下。绪论部分,厘清与义疏相关的学术概念,分析义疏含义,确定义疏研究范畴。在义疏研究领域,首次明确区分义疏、义疏研究、义疏学、义疏之学、义疏学研究、义疏之学研究六种概念,纠正了以往学界混称义疏、义疏学的问题,为义疏学在学术意义上,成为一个中国古典诠释学下的研究分支,确定了研究范畴。本章首次全面梳理义疏研究史,为学科分支意义上的义疏学,奠定了学史基础。第一章,首先,明确义疏的概念与范畴,解决了义疏研究长期存在的义疏含义及判断标准问题,从而与其他“疏”体有效区分,完成了义疏研究的概念准备。其次,归纳义疏具有的七种基本文本体式,分析其诠释意义与学史价值。第二章,基於既有研究,进一步探讨义疏起源问题。义疏最早出现年代,可能不晚於四世纪中後期,确定不晚於五世纪前期。佛疏出现最早,在五世纪前期以前;其次为道疏,在五世纪前期;最後为儒疏,在五世纪中後期。促成义疏起源的因素有三类。第一,物质载体,即基於纸写本便利性的因素。第二,思想渊源。主要源於魏晋时期流行的玄学与清谈辩论。第三,体裁渊源。对义疏起源有显着影响的诠释体裁有二。其一为集解体。其二为问答体。与义疏起源有关的问答体有二。一为魏晋时期以“问答”为主要内容的议论体裁。二为印度传统的“释论”（奢萨咀罗、优婆提舍）中的问答体裁。另外,两晋时期出现的“合本子注”,在题名与行文方式上,对有些义疏,如《丧服小记子本疏义》,有一定影响。因而也可视为义疏起源的一个相关因素。第三章讨论义疏的诠释层级,并在全面总结注、疏诠释关系既有研究的基础上,重新检视“疏不破注”问题。首先,分析义疏诠释层级。义疏诠释层级十分多样。过去作为学界常识的兼解经、注即为义疏,是片面的刻板印象。义疏兼解经、注,只适合儒疏、律疏,不包括佛疏、道疏。其次,重新反思疏不破注问题。“疏不破注”原为“疏不可破注”之义,是一种诠释原则,而非“疏不会破注”,即一种诠释现象。前者正式确立於初唐《五经正义》,後者为清代以来学者的误解。作为一种诠释原则,“疏不破注”的形成,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南北朝隋代。此时尚无明确、统一“不破注”的原则。时人虽有守注之意愿,乃至设立遵注之体例,但在实际诠释中,仍以实事求是之理念,时或破注。初唐《五经正义》以前,义疏在处理注、疏关系的问题上,实则无“破”与“不破”的明确概念,更无具体原则。破注与否,皆取决於编撰者个人学术意志。不过,总体上看,义疏仍以不破注为多,破注并非主流。第二阶段:唐代至宋初。以《五经正义》为代表的初唐儒疏,明确提出“疏不可破注”的原则。在实际诠释中,虽因沿承旧疏或参与修疏者学术习惯等,仍不免有破注现象,但从总体上看,此种现象已大为减少,不破注乃至明显守注、护注的现象更常见。从初唐儒疏破注情况看,破注分为破注文与破注义两种形式。破注文相当於校勘注文,非但不是破注,反为注之功臣。破注义即反驳注释之义理另立新义,此为真正的破注。不破注有两种情况,即守注与参注。若只怀疑注义而非反驳,另立新説,在初唐疏家看来,均非破注。疏不破注的理据渊源,在於义疏对注解经传时所述义理、情理是否认可。若是其义,则疏不破注;若非其理,则疏破注。对“理”的追求,体现了义疏的诠释活力与独立的诠释品格。将义疏完全视为经典文本的附庸,不利於正确认识义疏学术意义。将求“理”,替代为从“注”,即完全不破注,至唐玄宗御注、御疏才实现。然而这种从“注”而非求“理”的诠释标准,受到一些中唐学者的反拨。碍於御注、御疏的权威压力,他们只能在义疏之外,另辟蹊径,最终发展为北宋新《春秋》学与理学,即义理思辨性经学,代替了南北朝以来,以义疏为重要学术载体的考证诠释性经学。可见,义疏之衰,即源於割断自身求“理”之传统。第四章,探究注、疏合会问题。在文本组织类型上,义疏可分为单疏本与合会本合会本系由单疏本与经:注本结合融会而成然而单疏本与合会本之关系,未必是前者单向融入後者,二者之关系,比学界以往认为的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更复杂,只能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义疏从单行到合会,不只是文本外在形式的较大变动,还改变了读者的閲读方式与习惯,影响其閲读体验,进而改变读者对义疏诠释地位与功能的认知。义疏文本组织类型的改变,如“蝴蝶效应”,通过层层传导,最终造成义疏学术层次的变动。而层次的变动,产生反作用力,促使组织类型的改变更加固化。在此意义上,注、疏单行与合会,不仅仅是文本形式结构的排列组合问题,更是一种探索学术史的新维度。儒典注、疏合会时代,不始於宋,宋代只是注、疏合刻之始。早在宋代以前,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合会本存在。从义疏文本发展角度看,南宋以前义疏,虽以单疏本为主,但合会本亦不容忽视,从而纠正了以往根据刻本经验谈注、疏合会,忽视八行本、十行本之前注、疏合会本的问题。儒典注、疏合会有五种模式。第一,分散模式甲类,指义疏分别列於经、注之下,分别疏解经、注的合会模式。第二,分散模式乙类,指义疏分别列於一节经文或传文之後,其间无注,亦不释注文合会模式。第三,聚集模式指义疏列於一个较完整经、注文本单位（句、节、章等）之後,集中诠释此单位之经、注的合会模式第四集散模式指在某一合会本中,兼有分散甲类与聚集两种模式者。第五,分栏模式指经、注与义疏分栏列出的合会模式。合会的历史动因有二。第一,便於閲读、参考、记诵。第二,便於查询经、注、疏具体内容。合会的学术史影响有三。第一,加剧文本结构的碎片化,造成义疏实际学术地位下降。第二,加重异文问题。第三,促进注的经典化。第四,凸显义疏繁琐之弊,间接引起经典研究范式转变,在学理上宣告了汉唐之间,以经典诠释为主要成果的经学研究范式的终结。在有合会本的情况下,隋唐宋初新修儒疏,仍采用单疏本,其原因有四。第一,佛疏影响。第二,讲读习惯。第三,写钞本流传之局限。第四,古人观念上的经、注与义疏的诠释地位、诠释风格差异。合会本与单疏本长期并存之原因有二。第一,官学精英对提升士子经学素养的要求。第二,文本复制方式限制与应试需求之间的互动。第五章,探究义疏科段问题。首先,分析科段含义,与章句相区分。其次分析科段特徵。科段必须同时满足三大特徵,缺一即非科段,亦即三大特徵为判定科段之充要条件。其次,考察科段演变历程。中土佛典科段可能始於四世纪中後期的释道安,最迟不晚於五世纪前期。印度佛典科段当以世亲等为最早,约在四至五世纪之际。中土佛典科段被纳入佛疏,就现存可考文本来看,当以南朝宋道生《法华经疏》为最早。科段被义疏吸收之後,经历了先由简入繁,而後分化演变的过程,分为四大阶段。第一,渐兴阶段,即五世纪前期至六世纪初。第二,兴盛阶段,即六世纪初至七世纪中期。第三,分立阶段,即七世纪中期至十二世纪初。第四,衰变阶段,即十二世纪以後。最後,选取南北朝隋唐佛、道、儒三疏,整理科文,分析各自逻辑结构与诠释特点。在此意义上,科段成为中古以来,儒、佛、道“兴替治忽”的新綫索。科段的学术史价值,即在此矣。
王岩[8]（2020）在《中日韩《孟子》学研究 ——以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为中心》文中提出作为“四书”之一,儒学经典《孟子》在中国宋朝、日本江户时代、韩国朝鲜朝都具有重要影响,其仁说、性善说、“不动心”说、仁政说等深刻影响着中日韩三国的社会思潮走向、社会制度建设乃至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中日韩三国大儒均带着经世致用的济世情怀和历史使命感进入了注释《孟子》的领域,以注释儒学经典的方式表达着对天道、人性和社会等问题的看法,引领着时代思潮的走向。其中,尤以朱熹（1130-1200）、伊藤仁斋（1627-1705）和丁若镛（1762-1836）的注释最具代表性。在中国宋朝,在汉学向宋学转移的大势下,朱熹《孟子集注》以赵岐注为底本,上承韩愈、周敦颐、程颐、张载,下采张栻、杨时、范祖禹、吕希哲、尹焞、吕大临、游酢、谢良佐、侯仲良、周孚先等人,荟萃条疏,辨同别异,将经学研究的重点转向了对心性之微的探索、宇宙之理的追索,建立起以理学精神为主的新孟子学,影响元明清七百余年的中国历史。并且,伴随着朱子学在汉文化圈的流播,《孟子》在日本及朝鲜均产生了重要影响。日本镰仓时代（1192-1333）末期即已出现汉学与宋学的分野。进入江户时代后,朱子学在幕府支持下获得了官学地位。十八世纪,反朱子学的力量壮大了起来,古学派开创者伊藤仁斋建立起以《论语》《孟子》为核心的古学思想体系,恢复人伦日用的古学之道,开启了儒学日本化进程。作为仁斋思想成熟时期的着作,《孟子古义》既是仁斋古学思想的代表,又是江户时代日本儒学试图摆脱朱子学影响、实现本土化的反映,鲜明体现了儒学在异域文化背景下的变化形态。儒学传入韩国的最早记载是公元640年唐太宗设立崇文馆,新罗、高句丽、百济将子弟送到唐朝学习,关于《孟子》可查证的最早记载是罗末丽初（约为公元十世纪）崔致远（857-?）在《无染和尚碑铭》中的六处征引。而《孟子》的正式接受是在朝鲜朝时期。作为实学派集大成者,茶山丁若镛认为《孟子》所体现的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积极践行的实践精神,最能体现洙泗之学的真谛。茶山倾浸心血注释的《孟子要义》,既继承了朝鲜朝前期儒学的成果,又吸取了西学的内容,成为能够体现性理学、阳明学、北学和西学的思想载体,体现了十九世纪韩国儒学界尝试以儒学世界观来理解西方思想体系的努力。然而,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的《孟子》诠释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建立在其对“道”不同角度的理解之上。朱熹将宇宙起源、万物化生、飞禽动植、山川河流等自然现象融入对“道”的理解,进而为传统儒学中将自然秩序与人伦道德联结起来的“天人一体”思想提供了形而上的宇宙论根据。伊藤仁斋与丁若镛都反对从形而上的“天理”来理解“道”的视角,转而将“道”的视角拉回到人伦日用之间,强调了自然秩序与人伦道德之间的分离,构成了其《孟子》阐释的思想基础。如果说对“道”的理解体现了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人与世界关系的不同理解,那么,对“理”的不同阐释则凸显出朱子学东传日韩之后所引起的种种反映。伊藤仁斋与丁若镛都以条理、腠理、文理之义来重新理解“理”,从而完成了对朱熹“天理”之义的解构。故对“道”、“理”的不同理解构成三家对《孟子》阐释不同的深层原因,但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又并非决然相同,而是存在着若干具体差异。具体来说,朱熹以理气一体宇宙观为基础,以心性之学为核心,视《孟子》为阐释仁义礼智本然之性的儒学经典,进而使儒家在心性之说上超越佛家,巩固了社会价值观引领的地位。仁斋提出一元之气为天道之全体,反对朱熹以“心性”解《孟子》的作法,将《孟子》视为体现仁义之德、王道之要的儒学经典,最终以“仁义之德”表达了对君臣、父子人伦秩序的尊崇。与仁斋相似,丁若镛亦在反对理气一体宇宙观的基础之上,形成了以“孝弟慈”为核心的人伦之道。然而,丁若镛更为强调“心”的实践意义,认为“天命之性”的贵重当体现于“行事”之间尽己之心的意愿之上。但是,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孟子》主旨的不同把握并非临空蹈虚,而是在对《孟子》具体学说的阐释之中充分展开。《孟子》开篇即提出“仁”字,对“仁”一字之阐释凸显出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孟子》的不同把握。《孟子集注》“仁者,心之德,爱之理”实际上分宇宙界与人生界两个层次来说仁。仁之理为天地生物之心,仁之气是天地温和之气,一“仁”字实际上绾合了理与气,接通了宇宙界与人生界。朱熹以天地之理、阴阳之气来说仁,既继承了孔孟儒学,又将仁字上升至宇宙界,使“仁”具有贯通天人的特色,真正体现了中国儒学特有的精神传统和认识世界的方式。伊藤仁斋从人伦之道的古学观点出发,认为仁只是爱,不是“爱之理”;仁是忠信之爱,是实德,是实实在在的人伦情感;仁不是个人的私情、私爱,而是遍施于他人的公共之爱。而其思想基础则是天道与人道分立、道德法则与自然秩序分离的天人分立思想。可见,对中国儒学中对于天人关系的舍弃,透露出仁斋及德川儒学在吸收中国儒学时所持有的标准:即以是否具有指导社会生活和制度建设的实用性为标尺。这种以实用性选择文化的态度,不仅在江户时代迅速将儒学转化为推动社会兴盛的工具,也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民族能够迅速从传统中转型,吸取西方文化中的有用部分,从而实现经济腾飞和社会转型的文化心理基础。茶山将“仁”看作现实社会中孝弟慈等人伦关系,尤其注意分辨心与仁义礼智之间的差别。茶山认为,仁义礼智与心并非是一段,仁义礼智只是在外之德行,能够真正地实现这一德行的根本在于“心”的权衡抉择,从而突出了“心”自主抉择的重要性,体现了韩国儒学注重实践性的特征。进而,茶山接受利玛窦西学的影响,将“天”理解为人格神意义的上帝,从而在天人关系的把握上区别于朱熹,形成了韩国儒学的特质。经由朱熹之解,性善说既成为《孟子》的核心思想,又成为日韩儒者绕不开的话题。朱熹“性即理”继承了汉儒以“天人宇宙图式”论性的传统,其“理一分殊”性学体系解决了儒家悬而未决的“性与天道”形而上根据的问题;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不离不即的关系,又最终将性善说挽回到人生义上来。仁斋“性好恶说”分离了“性”与仁义礼智大德之间的关系,认为气质之性天然有好仁义的倾向,顺性则可行仁义,顺人情可知性善,甚至将情提高到了“道”的位置,体现了德川儒者重“情”的普遍特点,为教化说、王道说打下了基础。丁若镛“性嗜好说”沿袭先秦儒学“以心见性”的模式,注重从心的好恶判断等直观感受上来认识性,既为心的自主之权留下广阔的空间,又使性善说能从朱熹天理的框架中脱离开来,具有指导人生实践和社会治理的实际意义。要言之,对“性善”的不同理解实根源于三家对天人关系的不同把握。《孟子·公孙丑上·不动心》章因提出了“不动心”、“知言”、“善养吾浩然之气”、“集义”等重要论断历来备受关注,是理解三家《孟子》阐释异同的绝佳样本。朱熹重视“未尝必其不动而自然不动”的圣贤心态以及俯仰无愧怍的浩然之气,集中阐述了“集义”的日用功夫,表现了理学沟通天地正气与人之精神气魄、推崇以“义”为核心的日常践履功夫的品格。仁斋以朱子学为继承和批评的对象,批驳朱熹对“不动心”和“浩然之气”的重视,集中阐发了以“仁义”为核心的思想,表现了古学派不谈性与天道、注重人伦日用之道的实学特色。丁若镛集中阐发了对“心”为神形妙合之主的推崇,“不动心”只是志士仁人在伦理世界的世俗心态,完成了对朱熹所言“天理”与“不动心”关系的分离。仁政是孟子提出的治世理想,为中日韩儒者描摹了一幅理想社会的图景。朱熹认为仁政之大要在于人君一心之间的天理人欲之别,君子尽本性之善,由一心上溯至天理;圣人笃恭而天下平,修一己之德而天下从之。仁斋认为王道说是《孟子》乃至“四书”的主旨,其“生生之德”既继承了朱熹天地生生之意发畅不已的生命观,又将之限定在人世间的范围之内,具有了瞩目于人伦日用之道的古学特色。仁斋认为,仁政之本在于人君能与民偕乐,与天下同情,将“好货”、“好色”等合理情感欲望推己及人,形成了别具特色的“与民偕乐”（“同民之好恶”）之说。丁若镛认为,治国当以用人、理财为要务,合理的田制是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基础,经界之法、井田之制为礼乐兵刑等制度的根本,并重视以天命启迪道心的教化说,尝试为朝鲜朝的变革描绘出现实路径。结言之,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都以儒学经典《孟子》的重新诠释来表达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世界关系的认识,这种经典的学问生产方法奠定了以经书为核心的东亚精神传统、思想传统,维护了儒家精神在东亚文化圈内的主导地位。但是,由于三国对以“天人关系”为主的儒学核心价值理解不同,形成了三国儒学的不同特色,影响到三国的近代化进程。然而,中日韩同属汉文化圈,整体上存在不同于西方的精神传统:即都不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作为社会发展的根基和目标,而是注重群体合作、人际和谐。这既是儒学带给中日韩文化共同的基本要义,也是三国的历史传统和民族文化心理,是三国面临西方文化之时所共同拥有的思想底色,对我们今日理解人与社会的关系亦具有深刻影响。
姚道林[9]（2020）在《出土文献与《毛传》训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出土文献的角度来研究《毛传》训诂,最早可以追溯到宋代,後世学者对这一传统多有继承,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在吸收前(5以及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之上,利用出土文献对《毛传》训诂加以考察,其中结论或可证成《毛传》训诂之实、或可纠正《毛传》训诂之误。第一章是对《毛传》释词与解句的集中阐释。第一节主要论述《毛传》是如何利用声训和义训来解释字词,其中声训的内容可以概括爲“同音相训”“双声相训”“叠韵相训”“音近相训”四类,义训的内容可以概括爲“释一词之义”和“概括释义”两类。第二节主要阐释《毛传》如何解释诗句,我们从解释范围的大小将其分爲解释句意和串讲诗句两类。第三节首先论述《毛传》如何使用训诂术语;其次又讨论了《毛传》如何分析《经》文当中的语法关系,其中涉及《毛传》对语序、虚词的説明;最後我们讨论了《毛传》对“兴”体的论述。第四节是对《毛传》局限性的揭示,论述的焦点集中在“望文生训”之上,根据致误的原因本文将其分爲“因昧於古义而望文生训”“因不明假借而望文生训”两类。在第二章当中,我们以出土文献爲切入点,分别论证《毛传》释词之正确性以及《诗经》中的假借字。第一节首先对学界主要观点加以吸收,其後逐次论述“覃”“荒”“干城”“茨”“愉”等字词,认爲《毛传》对诸字词的训释正确可从。毛《诗》作爲古文经,其间借字多见,但《毛传》往往都能够作出准确的解释,所以第二节的内容主要关涉《诗经》中借字的训释。在这一节中,我们先後论述了“流”“履”“肃”“盬”等字,认爲诸字分别爲“摎”“礼”“蹙”“固”之借字。第三章是对《毛传》训诂的补充説明。本章共分爲两节,第一节主要是利用出土文献来释《毛传》未释之字词,第二节则是对《毛传》已释之字词加以补充。两节内容皆是从吸收学界已有成果入手,然後是对《诗经》字词的论证分析。其间提出“悠”爲“陶”之借字,当训爲“郁陶”;“委蛇”当以“蟡蛇”爲本字,本义可能指“蛇”;“强”爲“竞”之借字,当训爲“逐”;“毛物”当爲“屯（纯）物”之譌等观点。第四章是对《毛传》训诂的校正。本章按照《毛传》致误的原因,共分爲三小节。一、二两节分别从字形与语音入手校正《毛传》训诂,其间不仅佐证了“缝”爲“裘”之譌字、“廛”“亿”“囷”分别爲“缠”“繶”“稛”之借字、“中冓”“中垢”爲“中”之借字、“畅毂”爲“象毂”之借字,还提出了“阴靷”爲“靲靷”之借字的观点。此外,一、二两节还分析了校改《毛传》训诂所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其间包括字形、语音、字用与文意的有机统一。本章第三节是以吸收学界最新观点爲主要内容,由於学界对此诸例尚有争议,故本节将其归爲其他类,并不强行作解。在附录部分,我们对早期《诗经》文本的形成与流传作了几点思考,先後探讨了“早期《诗经》文本的形成与定型化”“早期《诗经》文本的流传”“《诗经》字词演变的原因”“《诗经》字词演变的时间綫”等问题。
赵泓睿[10]（2020）在《魏晋诗歌的声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天地初开之时,声音便已然存在于六合之内。无论是风啸雷鸣等自然声,还是鸟语兽号等动物声都体现了自然世界的无限生机。声音对人类的发展也至关重要。通过由听觉感官感知到的声音,人们可以更全面地认识自然,亦利于人与人之间有效的沟通交流。诗歌是诗人对日常生活与自我情志的记录与书写,即诗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一种实录性的史料。魏晋诗歌中声音种类多样,有对实景声象的描写,亦有对想象中的声音的叙写,呈现出较为丰富多样的文本文化内涵。因此,本文以魏晋诗歌中描写的声音为研究对象,从诗歌文学审美表达与魏晋时期社会文化两方面共同探讨魏晋诗歌通过声音所体现出的魏晋时期文与人的自觉。文章主体共四部分:绪论主要介绍了选题缘由;明确研究对象及取材范围;整理叙述研究现状;选择合适的研究方法。第一章主要从“魏晋诗歌声音的种类与表现方式”切入。首先,分类具述声音在魏晋诗歌中的记录情况;其次,从声音的记录情况中总结声音在魏晋诗歌中的表现方式。记载情况反映出魏晋诗歌中丰富的声音种类,这体现了魏晋诗人对声音的敏锐感知力。具体声象下诗歌数量分布呈现明显的不均衡性,这体现了魏晋诗人对于诗中的声象选择有倾向性。魏晋诗歌中声音表达方式的多样性体现了诗人较高的艺术创作力。第二章主要从“魏晋诗歌声音中的文本文化内涵与诗人心态”着眼。首先,综合利用诗歌中的动物声、自然声、器物声与人声,一来分析魏晋时期战争与民生、文人宴饮娱乐、出行工具、天气等社会生活情状,二来阐述声音所反映的魏晋诗人思想上对佛、道、玄、儒的驳杂信仰。其次,通过诗人不同政治心态与诗歌声音写作之间的联系,以及对诗人们审美心态的分析,可以看出魏晋诗人们选择声音入诗的原因及诗歌声音种类分布不均衡的缘由。第三章主要从“魏晋诗歌声音书写的文学史意义”立足。首先,将魏晋时期划分为建安、正始、太康、永嘉、东晋五个时段,依次分析这五个时段的诗歌声音书写,阐释独属于各个时段的时代性情;其次,以蝉声为例,说明魏晋诗歌中的蝉声已经开始从物象转变为听觉意象,并在魏晋当下和魏晋以后的不断重写中构建了文学史上的经典听觉意象;最后,从诗歌声音出发,解读了魏晋诗歌美的转型。通过文章主体部分的解读分析,笔者希望可以通过实录性与抒情言志兼具的魏晋诗歌之声音,了解魏晋诗歌声音的种类与表达艺术、文本文化内涵,与诗人心态的关系,以及魏晋诗歌声音书写的文学史意义。从而更全面地解读魏晋诗歌。
二、可以与鸟兽虫鱼对话的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可以与鸟兽虫鱼对话的人（论文提纲范文）
（1）先秦儒家动物观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原因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相关概念辨析 |
| (一)动物 |
| (二)动物观 |
| 四、研究综述 |
| (一)动物学史的研究 |
| (二)动物文化史的研究 |
| (三)动物伦理学的研究 |
| (四)总体评价 |
| 五、研究思路 |
| 六、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先秦儒家论动物的起源 |
| 第一节 天地化育万物 |
| 第二节 动物的生殖现象 |
| 第三节 动物的化生现象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先秦儒家论动物的基本特征 |
| 第一节 先秦儒家论动物的生物特征 |
| 一、“血气”的解说 |
| 二、“血气之属”的生理特征 |
| 三、“血气之属”的心理特征 |
| 第二节 先秦儒家论动物的社会特征 |
| 一、先秦儒家论动物与人类道德属性之别 |
| 二、先秦儒家论动物与人类社会结构之别 |
| 三、先秦儒家论动物与人类劳动能力之别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先秦儒家论动物与人的生活联系 |
| 第一节 先秦儒家对动物的利用 |
| 一、先秦儒家利用动物的基本情况 |
| 二、先秦儒家利用动物的基本理由 |
| 三、先秦儒家利用动物的主要困境 |
| 第二节 先秦儒家对动物的管理 |
| 一、动物职官与儒家制度规范 |
| 二、驯养动物与儒家统治艺术 |
| 三、人兽冲突与儒家礼法之争 |
| 四、动物管理与儒家政治理念 |
| 第三节 先秦儒家对动物的保护 |
| 一、儒家动物保护的主要措施 |
| 二、动物保护与儒家社会蓝图 |
| 三、儒家动物保护的生态意义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先秦儒家论动物与人的道德关系 |
| 第一节 先秦儒家论动物的道德形象 |
| 一、人类的禽兽化与禽兽的仁义形象 |
| 二、仁禽义兽与凶禽猛兽 |
| 第二节 先秦儒家论动物的道德地位 |
| 一、动物道德地位的依据 |
| 二、儒家动物伦理的发展历程 |
| 三、仁民爱物的等差秩序 |
| 四、仁民爱物的伦理困境 |
| 第三节 先秦儒家论“德化动物” |
| 一、恩及禽兽与德化鸟兽 |
| 二、百兽共舞与儒家乐教 |
| 三、万舞翼翼与墨子“非乐” |
| 四、沉鱼落雁与道家天籁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先秦儒家论动物与人的信仰联系 |
| 第一节 动物神灵与儒家信仰体系的建构 |
| 一、山川精怪 |
| 二、灵禽瑞兽 |
| 三、农业动物神 |
| 四、人兽变形 |
| 第二节 动物献祭与儒家祭祀礼仪的转向 |
| 一、动物献祭的传统 |
| 二、动物祭品的道德化 |
| 三、动物献祭仪式的变革 |
| 第三节 动物占卜与儒家天命观念的转型 |
| 一、龟甲占卜 |
| 二、动物与占梦术 |
| 三、动物与占星术 |
| 第四节 动物与神道设教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先秦儒家动物观的主要内容 |
| 二、先秦儒家动物观的主要特征 |
| 三、先秦儒家动物观的主要意义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2）李汉荣散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李汉荣散文的生态书写 |
| 第一节 绿色的情怀——李汉荣散文的生态意蕴 |
| 一、“与天地精神往来”:回归自然与精神家园 |
| 二、深沉的生态忧患意识 |
| 三、清醒的反思批判意识 |
| 第二节 广博的视野——李汉荣散文生态思想的渊源 |
| 一、作家个人生命体验的灌注 |
| 二、中国古代生态思想的陶冶 |
| 三、西方现代生态思想的影响 |
| 第二章 李汉荣散文的地理意象 |
| 第一节 李汉荣散文地理意象的生成机制及分类统计 |
| 一、李汉荣散文地理意象的生成机制 |
| 二、李汉荣散文地理意象的分类统计 |
| 第二节 李汉荣散文地理意象的主要特征 |
| 一、由意象统计归纳的特征 |
| 二、从意象发展流变概括的特征 |
| 第三节 李汉荣散文地理意象特征的成因 |
| 一、“灵魂到场”的艺术构思方式的影响 |
| 二、主客体“心物同构”的结果 |
| 三、作家个人成长环境的影响 |
| 第三章 李汉荣散文的诗化特色 |
| 第一节 李汉荣散文的诗性内蕴 |
| 一、自我真情的率性抒发 |
| 二、深透物象的审视与哲思 |
| 三、想象力的腾飞 |
| 第二节 李汉荣散文意象的诗化凝练 |
| 一、充满灵性的自然万物 |
| 二、凝结着人类智慧的乡村旧物 |
| 第三节 李汉荣散文语言的诗化表达 |
| 一、熨帖多样的修辞手法的恰当运用 |
| 二、柔婉含蓄的语言风格 |
| 第四节 李汉荣散文诗化的原因 |
| 一、诗人诗心的延续:以诗意化的眼光观照自然万物 |
| 二、古代山水田园派诗人潜移默化的影响 |
| 三、中国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深厚的土地意识的影响 |
| 第四章 李汉荣散文的价值与局限 |
| 第一节 妙笔生花——李汉荣散文的价值 |
| 一、对人类生命本质的执着叩问与对人类生存的终极关怀 |
| 二、对传统诗化散文的更新与创造 |
| 三、抵抗商业文化的喧嚣,坚守纯正的写作立场 |
| 第二节 瑕不掩瑜——李汉荣散文的局限 |
| 一、艺术构思和结构布局的模式化倾向 |
| 二、偏颇的文化思想与复古的文化情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乾嘉时期（1736-1820）诗经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乾嘉以前诗经学研究 |
| 一、先秦诗经学 |
| 二、秦汉诗经学 |
| 三、魏晋唐诗经学 |
| 四、宋代诗经学 |
| 五、元明诗经学 |
| 六、清初诗经学 |
| 第二节 乾嘉时期诗经学研究综述 |
| 一、清人着作中乾嘉诗经学研究 |
| 二、近人学术史中乾嘉诗经学研究 |
| 三、近人经学史中乾嘉诗经学研究 |
| 四、诗经学史中乾嘉诗经学研究 |
| 五、清代诗经学中乾嘉诗经学研究 |
| 六、乾嘉时期诗经学学者个案研究 |
| 第三节 选题意义、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乾嘉时期诗经学知识背景与学术风气 |
| 第一节 乾嘉诗经学概念明晰 |
| 一、时代的乾嘉 |
| 二、学术的乾嘉 |
| 第二节 经学的全面复兴 |
| 一、学术交流蔚然成风 |
| 二、大师名家集聚出现 |
| 三、着述丰富名着繁多 |
| 第三节 重汉抑宋与诗经学研究 |
| 一、经义研究以古为尚 |
| 二、诗经训诂成就斐然 |
| 三、诗经学凭证据立论 |
| 第四节 小学、考据与诗经学研究 |
| 一、小学通经典 |
| 二、考据治诗经 |
| 第二章 诗经学研究的历史眼光 |
| 第一节 《诗经》名物制度研究的历史打通 |
| 一、名物研究博采众长 |
| 二、礼仪制度互为阐释 |
| 第二节 《诗经》天文地理研究的历史溯源 |
| 一、天文研究中西合璧 |
| 二、地理研究因地释人 |
| 第三节 《诗经》“因声求义”研究的历史演变 |
| 一、“因声求义”内涵的发展 |
| 二、“因声求义”的历史演变 |
| 第三章 乾嘉朴学诗经流派及风格研究 |
| 第一节 吴派诗经学研究 |
| 一、代表人物及诗经学成就 |
| 二、学术风格特征 |
| 第二节 皖派诗经学研究 |
| 一、代表人物及诗经学成就 |
| 二、皖派学术风格特征 |
| 第三节 扬州学派诗经学研究 |
| 一、代表人物及诗经学成就 |
| 二、学术风格特征 |
| 第四章 乾嘉时期三家诗辑佚研究 |
| 第一节 乾嘉时期三家诗辑佚 |
| 一、乾嘉以前三家诗辑佚简述 |
| 二、乾嘉时期三家诗辑佚成就 |
| 第二节 陈寿祺与《三家诗遗说考》 |
| 一、陈寿祺其学术渊源 |
| 二、《三家诗遗说考》 |
| 第三节 《诗》外诗辑佚研究 |
| 一、《诗》外诗内涵 |
| 二、《诗》外诗研究简述 |
| 三、沈德潜与《古诗源·古逸》 |
| 四、《诗》外诗价值研究 |
| 第五章 崔述《诗经》研究走出宗宋宗汉的怪圈 |
| 第一节 走出“宗汉宗宋”的怪圈 |
| 一、汉学宋学之争 |
| 二、崔述之家学渊源 |
| 三、疑古与考据相伴而生 |
| 四、汉学研究方法之弊端 |
| 第二节 崔述与《读风偶识》 |
| 一、沿袭孔子诗教思想 |
| 二、以史证诗与以诗证诗 |
| 三、以情论诗与以俗释诗 |
| 第三节 崔述独立思考之意义阐释 |
| 一、学术史之价值 |
| 二、考据疑古之突破 |
| 第六章 乾嘉时期诗经学研究的突破与成就 |
| 第一节 实事求是学风的突破 |
| 一、实事求是的学术演变 |
| 二、实事求是风气之突破 |
| 第二节 方法论的突破与影响 |
| 一、文字、音韵、训诂为始阶 |
| 二、求真求实、信而有征 |
| 三、以经解经、贯通经传 |
| 第三节 乾嘉诗经学历史地位的建立 |
| 一、形成独具特色的诗经考据学 |
| 二、整理了丰富的诗经学文献资料 |
| 三、开近代实证学风之先河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论文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4）《诗经》物候叙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诗经》物候叙写研究现状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三、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物候叙写分类及其意蕴 |
| 第一节 特定时节物候意象与时间观 |
| 一、十二时辰物候意象与写“时”传情 |
| 二、十二月份物候意象与季节感表达 |
| 三、特殊时间物候意象与“得其时”的文化内核 |
| 第二节 四季物候意象与诗化的周礼 |
| 一、春季物候意象与脉脉温情的表达 |
| 二、夏季物候意象与整齐万物的讽颂 |
| 三、秋季物候意象与杀害敛藏的悲喜 |
| 四、冬季物候意象与休养生息的渴望 |
| 第三节 天气物候意象与农业文明的关系 |
| 一、降雨物候意象与先民生活的关系 |
| 二、降雪物候意象与农业丰收的关系 |
| 三、旱灾物候意象与社会治安的关系 |
| 第二章 物候叙写与《诗经》体类 |
| 第一节 物候叙写反映的审美倾向差异 |
| 一、温柔敦厚与“二南” |
| 二、哀厉为美与《邶风》 |
| 第二节 物候叙写表达的人文风俗差异 |
| 一、表达爱慕与《郑风》 |
| 二、庆祝婚姻与《周南》 |
| 三、发泄不安与《邶风》 |
| 四、社会写照与“二雅” |
| 第三章 《诗经》物候叙写渊源 |
| 第一节 对神话内容的继承与发展 |
| 一、对社会习俗、制度的继承 |
| 二、对集体意识的发展 |
| 三、灾异谴告思想的发展 |
| 第二节 对审美内涵的扩充与追求 |
| 一、典雅含蓄的兴象美之发掘 |
| 二、对美的懵懂、不懈追求 |
| 第三节 对“法天地”自然观的接受 |
| 一、三才思想指导下的物候叙写 |
| 二、和谐生态观生发的“得其时”哲学观 |
| 第四节 对现实主义的文学性表达 |
| 一、物候叙写中的务实心理 |
| 二、物候叙写对农业活动的如实反应 |
| 第五节 对生活环境的隐晦表述 |
| 一、星土与物候意象的选择与表述 |
| 二、个人活动范围对物候意象的选择 |
| 第四章 《诗经》物候叙写的影响 |
| 第一节 由先秦文献引诗看其影响 |
| 一、《左传》中的歌诗外交 |
| 二、《论语》中的内涵阐释 |
| 三、《孟子》中的直接引用 |
| 四、《大学》中的鸣琴而治 |
| 第二节 由后世文学思想看其影响 |
| 一、对自然之美自觉追求的萌芽 |
| 二、山水田园意识的引导 |
| 第三节 由后世文学内容看其影响 |
| 一、文本典故价值 |
| 二、意象的丰富 |
| 三、后世诗文的引用状况 |
| 四、伤时之作对时间概念的凸显 |
| 第四节 由后世文学艺术看其影响 |
| 一、由景语到“景语皆情语”的发展 |
| 二、以三叠艺术描摹自然景物的延续 |
| 三、物候叙写的句式、格式之继承 |
| 第五节 由后世价值取向看其影响 |
| 一、对民间文化的重视 |
| 二、关注现实的民族心理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5）《诗经图史合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诗经图史合考》作者考辨 |
| 第一节 关于《诗经图史合考》作者的争议 |
| 第二节 《诗经图史合考》是拥万堂书坊托名钟惺的伪作 |
| 一、生平履历考:缺乏实证 |
| 二、成书背景考:名人效应 |
| 三、拥万堂书坊考:唯利是图 |
| 四、伪书内容考:抄撮径改 |
| 第二章 《诗经图史合考》版本与体例 |
| 第一节 《诗经图史合考》版本考略 |
| 一、金阊拥万堂刻本 |
| 二、河南省图书馆藏明末刻本二十卷 |
| 三、吉林省图书馆藏明末刻本二十卷 |
| 第二节 《诗经图史合考》体例特点 |
| 一、编纂形式:征引博洽,间附考证 |
| 二、序次方式:依诗而从,分章列义 |
| 第三章 《诗经图史合考》内容与特色 |
| 第一节 《诗经图史合考》注释方法 |
| 一、汉宋兼采,规正谬误 |
| 二、诠释精细,注重训诂 |
| 三、尚奇无拘,好古而不贱今 |
| 第二节 《诗经图史合考》图谱研究 |
| 一、图说《诗经》源流考 |
| 二、《诗经图史合考》图谱内容 |
| 三、《诗经图史合考》图谱特色 |
| 第四章 《诗经图史合考》学术价值 |
| 第一节 明代《诗》类研究丰富的印证 |
| 第二节 辑存古说的文献价值 |
| 第三节 深化明代社会生活史研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诗经图史合考》征引书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6）唐代动物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唐代动物赋研究现状综述 |
| 二、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三、研究的基本思路 |
| 第一章 动物赋的界定及唐前动物赋的发展概况 |
| 第一节 动物赋的界定 |
| 第二节 唐前动物赋发展概况 |
| 一、两汉动物赋 |
| 二、魏晋动物赋 |
| 三、南北朝动物赋 |
| 第二章 唐代动物赋的现存状况及其发展演变 |
| 第一节 唐代动物赋的现存状况 |
| 一、《文苑英华》及《历代赋汇》中的动物赋 |
| 二、《全唐赋》中的其他动物赋 |
| 第二节 唐代动物赋的发展阶段及其特征 |
| 一、初盛唐:动物赋的初兴 |
| 二、中唐:动物赋的兴盛 |
| 三、晚唐:动物赋的新变 |
| 第三章 唐代动物赋的思想内涵 |
| 第一节 展现志向抱负,抒发内心悲苦 |
| 第二节 抒写怀才不遇,寄托人生感悟 |
| 第三节 宣扬祥瑞观念,歌颂帝王功德 |
| 第四节 颂扬高洁德行,讽刺卑劣行径 |
| 第五节 描摹习性品质,流露喜爱之心 |
| 第四章 唐代动物赋的艺术特色 |
| 第一节 华美雅正的语言特征 |
| (一)叠字法 |
| (二)以经入赋 |
| 第二节 巧妙精工的修辞技法 |
| (一)用典繁复 |
| (二)对偶精工 |
| 第三节 绘声绘色的描摹艺术 |
| (一)摹形 |
| (二)拟声 |
| 第四节 托物言志的表现手法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 |
（7）两晋南北朝隋唐义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解题 |
| 一 义疏研究与义疏学研究概念辨析 |
| 二 儒、释、道、律义疏之名义 |
| 第二节 研究回顾 |
| 一 清中期以前:自在阶段 |
| 二 清中期至清末:自觉阶段 |
| 三 民国时期:差异阶段 |
| 四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至今:分化与繁荣阶段 |
| 第三节 选题意义、研究思路与创新点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研究思路 |
| 三 创新点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一 写本学方法 |
| 二 诠释学方法 |
| 第一章 义疏含义、文本组织类型及体例 |
| 第一节 义疏含义探析 |
| 一 基於文字学的“义”与“疏”含义解析 |
| 二 义疏的历史语义分析 |
| 三 其他以“疏”为名的非义疏体裁 |
| 四 义疏含义小结 |
| 第二节 义疏的文本组织类型 |
| 一 单疏本 |
| 二 合会本 |
| 三 两种类型之关系 |
| 第三节 义疏文本体式 |
| 一 出文 |
| 二 科段 |
| 三 诠释结构 |
| 四 问答 |
| 五 诠释表徵 |
| 六 总序 |
| 七 小序 |
| 小结 |
| 第二章 义疏起源研究 |
| 第一节 义疏起源研究新思路 |
| 一 义疏起源研究前提条件 |
| 二 基於早期义疏文本分析的义疏起源考索 |
| 第二节 义疏起源相关因素 |
| 一 纸写本的普及 |
| 二 玄学与清误辩论 |
| 三 既有诠释体裁之启发 |
| 小结 |
| 第三章 义疏诠释层级与“疏不破注”新论 |
| 第一节 义疏的诠释层级 |
| 一 律疏 |
| 二 儒疏 |
| 三 佛疏 |
| 四 道疏 |
| 第二节“疏不破注”新论 |
| 一 学术史梳理 |
| 二 “疏不破注”的历史面相 |
| 三 “疏不破注”的理据渊源 |
| 小结 |
| 第四章 儒典注、疏合会研究 |
| 第一节 合会术语与合会时代 |
| 一 合会术语辨析 |
| 二 合会时代 |
| 第二节 儒典注、疏的合会方式 |
| 一 分散模式甲类 |
| 二 分散模式乙类 |
| 三 聚集模式 |
| 四 集散模式 |
| 五 分栏模式 |
| 第三节 合会的历史动因与合会的学术史影响 |
| 一 合会的历史动因 |
| 二 注、疏合会的学术史影响 |
| 三 合会本与单疏本的博弈 |
| 小结 |
| 第五章 义疏科段研究 |
| 第一节 科段之概念、特徵 |
| 一 科段之概念 |
| 二 科段之特徴 |
| 第二节 义疏科段之源流 |
| 一 义疏科段之绿起 |
| 二 义疏科段之兴盛 |
| 三 义疏科段之衰变 |
| 第三节 佛、道、儒三疏科段研究 |
| 一 佛疏科段 |
| 二 道、儒二疏科段 |
| 小结 |
| 结语 |
| 附录一 三种义疏科文 |
| 一 隋智顗《仁王护国般若经疏》科文 |
| 二 初唐成玄英《老子道德经义疏》科文 |
| 三 南朝梁皇侃《礼记·乐记》疏、《论语义疏》科文 |
| 附录二 义疏研究相关理论初探 |
| 一 场域论视域中的文本及其诠释 |
| 二 文本与社会互动关系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後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中日韩《孟子》学研究 ——以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1.1 中日韩《孟子》学研究背景 |
| 1.1.2 本文特点及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3.1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孟子》主旨之不同把握 |
| 1.3.2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天人关系之不同理解 |
| 第二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之学术特色 |
| 2.1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体现时代之思想 |
| 2.2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孟子》之推崇 |
| 第三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道”之异同及其意义 |
| 3.1 朱熹对“道”之理解 |
| 3.1.1 阴阳之气与自然秩序 |
| 3.1.2 “人之气”与“天地之气” |
| 3.2 伊藤仁斋对“道”之理解 |
| 3.2.1 对朱熹之“道”的批评 |
| 3.2.2 “道”至近至浅 |
| 3.2.3 “道”在人伦之间 |
| 3.3 丁若镛对“道”之理解 |
| 3.3.1 “道”是人伦之道 |
| 3.3.2 “天之主宰为上帝” |
| 3.4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之“道”的意义指向 |
| 3.4.1 朱熹之道贯通天人 |
| 3.4.2 伊藤仁斋人伦之道关注人间 |
| 3.4.3 丁若镛天道尊崇“上帝” |
| 3.4.4 “道”决定三家学问底色 |
| 第四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理”之异同及其意义 |
| 4.1 朱熹对“理”之理解 |
| 4.2 伊藤仁斋对“理”之理解 |
| 4.2.1 对朱熹之“理”的批评 |
| 4.2.2 “一元之气”为天道之全体 |
| 4.3 丁若镛对“理”之理解 |
| 4.4 “理”为三家分歧之根本 |
| 第五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孟子》理解之异同及其意义 |
| 5.1 朱熹《孟子集注》的特点 |
| 5.1.1 朱熹对《孟子》作者等问题之理解 |
| 5.1.2 朱熹对《孟子》主旨之把握 |
| 5.2 伊藤仁斋《孟子古义》的特点 |
| 5.2.1 仁斋对《孟子》作者等问题之理解 |
| 5.2.2 仁斋对《孟子集注》之继承与反驳 |
| 5.3 丁若镛《孟子要义》的特点 |
| 5.3.1 丁若镛对《孟子》作者等问题之理解 |
| 5.3.2 丁若镛对《孟子》主旨之把握 |
| 5.4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孟子》诠释之意义 |
| 第六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孟子仁说之异同及其意义 |
| 6.1 朱熹对孟子仁说的理解 |
| 6.2 伊藤仁斋对孟子仁说的理解 |
| 6.2.1 仁只是爱,不是理 |
| 6.2.2 “仁”只在人伦之间 |
| 6.2.3 仁是公共之爱 |
| 6.3 丁若镛对孟子仁说的理解 |
| 6.3.1 仁是“人伦之成德” |
| 6.3.2 仁成于行事之后 |
| 6.4 孟子仁说反映三家思想之异同 |
| 第七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孟子性善说之异同及意义 |
| 7.1 朱熹对孟子性善说的理解 |
| 7.1.1 朱熹“性即理”的理论来源 |
| 7.1.2 朱熹“性即理”的主要内容 |
| 7.1.3 朱熹“性即理”的地位及意义 |
| 7.2 伊藤仁斋对孟子性善说的理解 |
| 7.2.1 伊藤仁斋“性好恶说”的理论来源 |
| 7.2.2 伊藤仁斋“性好恶说”的主要内容 |
| 7.2.3 伊藤仁斋“性好恶说”的意义 |
| 7.3 丁若镛对孟子性善说的理解 |
| 7.3.1 丁若镛“性嗜好说”的理论来源 |
| 7.3.2 丁若镛“性嗜好说”的主要内容 |
| 7.3.3 丁若镛“性嗜好说”的意义 |
| 7.4 孟子性善说全面反映三家学问之异同 |
| 第八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孟子“不动心”之异同及其意义 |
| 8.1 朱熹对孟子“不动心”的理解 |
| 8.1.1 “道义”是“不动心”的根本 |
| 8.1.2 “知言”即是“知道” |
| 8.1.3 “浩然之气”是“不动心”之襄助 |
| 8.2 伊藤仁斋对孟子“不动心”的理解 |
| 8.3 丁若镛对孟子“不动心”的理解 |
| 8.4 以孟子“不动心”蠡测三家儒学思想 |
| 第九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孟子仁政说之异同及意义 |
| 9.1 朱熹对孟子仁政说的理解 |
| 9.1.1 不忍人之心与不忍人之政 |
| 9.1.2 一正君心而国定 |
| 9.2 伊藤仁斋对孟子王道说的理解 |
| 9.2.1 “生生之德” |
| 9.2.2 “君为民之父母”与“与民偕乐” |
| 9.2.3 “慈爱为仁”与“仁政”说 |
| 9.2.4 仁斋论教育 |
| 9.3 丁若镛对孟子仁政的理解 |
| 9.3.1 举用贤才与理财丰产 |
| 9.3.2 教化与道心 |
| 9.4 以孟子仁政说管窥三家儒学思想 |
| 结语:中日韩三国《孟子》学研究及其意义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9）出土文献与《毛传》训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毛传》训诂研究概述 |
| 二、出土文献当中的《诗》类文献述要 |
| 三、本文的研究目的及其意义 |
| 四、关於本文相关问题的説明 |
| 第一章 《毛诗故训传》的内容及其特点 |
| 第一节《毛传》关於字词的训释 |
| 第二节《毛传》关於诗句的阐释 |
| 第三节《毛传》关於训诂术语、语法关系以及“兴”体的説明 |
| 第四节《毛传》训诂之局限 |
| 第二章 利用出土文献佐证《毛传》之训诂 |
| 第一节 从出土文献的角度看《毛传》训诂之正确性 |
| 第二节 从出土文献的角度来看《毛传》对於借字的解释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利用出土文献补充《毛传》之训诂 |
| 第一节 利用出土文献释《毛传》未释之字词 |
| 第二节 利用出土文献补释《毛传》已释之字词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利用出土文献校正《毛传》之训诂 |
| 第一节《毛传》因文字错)而误释例 |
| 第二节《毛传》因字词通假而误释例 |
| 第三节《毛传》因其他原因而误释例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利用出土文献来研究早期《诗经》文本的形成所得到的一些启示 |
| 附录二《毛传》训诂词例表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10）魏晋诗歌的声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对象 |
| 二、研究现状与研究方法 |
| 三、选题的理论意义 |
| 第一章 魏晋诗歌声音的种类与表现方式 |
| 第一节 魏晋诗歌声音的种类 |
| 一、动物声 |
| 二、自然声 |
| 三、人声 |
| 四、器物声 |
| 第二节 声音在魏晋诗歌中的表现方式 |
| 一、直接描写与间接描写 |
| 二、两种及以上声音并举 |
| 三、视听对举 |
| 四、声音时空感表现 |
| 第二章 魏晋诗歌声音中的文本文化内涵与诗人心态 |
| 第一节 诗歌声音书写对魏晋时期文本文化内涵的反映 |
| 一、表现魏晋时期的社会生活状况 |
| 二、反映魏晋时期的思想信仰 |
| 第二节 魏晋诗人心态与诗歌声音书写 |
| 一、政治心态与声音书写的联系 |
| 二、审美情趣与声音表现 |
| 第三章 魏晋诗歌声音书写的文学史意义 |
| 第一节 魏晋诗歌声音书写的时代性情 |
| 一、建安诗歌的声音书写 |
| 二、正始诗歌的声音书写 |
| 三、太康诗歌的声音书写 |
| 四、永嘉诗歌的声音书写 |
| 五、东晋诗歌的声音书写 |
| 第二节 文学传统的建构——文学经典中的听觉意象的表达 |
| 一、文学经典 |
| 二、魏晋诗歌中经典听觉意象的生成——以蝉鸣声为例 |
| 第三节 从声音书写看魏晋诗歌美的转型 |
| 一、声音书写体现诗歌本质的转型——从言志转向缘情 |
| 二、声音书写体现诗歌语言的转型——由朴素实用转为主张绮丽 |
| 三、声音书写体现诗歌发展观念的转型——由崇正转向崇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魏晋诗歌声音诗句汇总 |
| 1-1 魏晋诗歌中飞禽类声音诗句汇总 |
| 1-2 魏晋诗歌中走兽类声音诗句汇总 |
| 1-3 魏晋诗歌中虫鱼类声音诗句汇总 |
| 1-4 魏晋诗歌中风声诗句汇总 |
| 1-5 魏晋诗歌中水声诗句汇总 |
| 1-6 魏晋诗歌中雷声诗句汇总 |
| 1-7 魏晋诗歌中长吟长啸声诗句汇总 |
| 1-8 魏晋诗歌中叹息声诗句汇总 |
| 1-9 魏晋诗歌中哭泣声诗句汇总 |
| 1-10 魏晋诗歌中笑声诗句汇总 |
| 1-11 魏晋诗歌中歌声诗句汇总 |
| 1-12 魏晋诗歌中其他人声类声音诗句汇总 |
| 1-13 魏晋诗歌中日常工具类声音诗句汇总 |
| 1-14 魏晋诗歌中装饰配饰类声音诗句汇总 |
| 1-15 魏晋诗歌中乐器类声音诗句汇总 |
| 1-16 魏晋诗歌中兵器类声音诗句汇总 |
| 致谢 |
| 硕士阶段论文发表情况 |
四、可以与鸟兽虫鱼对话的人（论文参考文献）
- [1]先秦儒家动物观探究[D]. 刘怡. 西北大学, 2021(12)
- [2]李汉荣散文研究[D]. 吕文雪. 陕西理工大学, 2021(08)
- [3]乾嘉时期（1736-1820）诗经学研究[D]. 赵彦.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4]《诗经》物候叙写研究[D]. 张诏宣. 北方民族大学, 2021(09)
- [5]《诗经图史合考》研究[D]. 仲艳青. 黑龙江大学, 2021(10)
- [6]唐代动物赋研究[D]. 王莹. 江西师范大学, 2020(10)
- [7]两晋南北朝隋唐义疏研究[D]. 高亮. 山东大学, 2020(10)
- [8]中日韩《孟子》学研究 ——以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为中心[D]. 王岩. 山西大学, 2020(12)
- [9]出土文献与《毛传》训诂研究[D]. 姚道林. 安徽大学, 2020(07)
- [10]魏晋诗歌的声音研究[D]. 赵泓睿. 西南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