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与对策（论文文献综述）
李青[1]（2021）在《当代中国农业政策变迁研究 ——基于政策文本的话语分析》文中认为
史晓玲[2]（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研究说明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杨柳[3]（2020）在《不同类型平台中农户的特色农产品交易行为研究 ——基于山东夏津县地瓜种植户的分析》文中认为随着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各地开始推进特色农产品的种养殖,“一乡一品”“一村一品”逐步成为农村产业发展的新格局。与农产品结构的调整几乎同步,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也正在改变农产品的销售形式。在农村,农户除了在传统市场上进行交易外,还利用互联网有效地选择、并自发地建立了一些网络信息平台,借以推进农产品的交易,这使得不同类型平台的结构（尤其是信息结构）对农户的交易行为究竟会产生何种影响成为本研究关注的主题。本论文综合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选取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为调查点,对该县416户地瓜种植户进行调查。在此基础上,综合运用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相关理论,以农户从事地瓜交易的平台为切入点,以平台中的信息结构为关键点,将施坚雅等人分析的基层市场视为农户进行农产品交易的一个平台,并以此为参照,探讨自主网络平台和既定网络平台这两类网络平台在交易中的运用,进而分析不同类型平台中农户的交易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在传统交易平台,农户的销售渠道选择较为多元,他们既可以在专业地瓜交易市场上同外来的地瓜采购商进行跨区域地交易,又可以通过当地的地瓜“代办”进行面对面的交易;同时,传统集市平台的兴盛使得地瓜的零售交易仍然存在,而新型综合性交易市场（如超市）的兴起亦使得优质产品获得独立的交易机会。就信息结构来看,传统交易市场平台仍依附于原有的地域空间,交易形式仍以面对面沟通达成为主,但是,当“代办”和收购经纪人这类“中间人”日益增多时,传统地瓜交易市场的层级开始呈现出扁平化特征;同时市场信息得以在既定的空间内针对性地传达。农户选择传统平台进行交易的分析结果显示,相对于非传统平台而言,地瓜种植经验、是否加入合作社、2018年家庭纯收入均对农户选择传统交易平台有着显着的负向影响;同样地,相对于传统交易平台在内的多个平台而言,地瓜总产量、地瓜采购量与地瓜收入占家庭收入比例、地瓜种植经验、是否拥有地窖、是否加入合作社均对农户选择传统交易平台有着显着的负向影响。只有户主的年龄对农户选择传统交易平台有着显着的正向影响。在自主网络平台（微信交流群）中,虚拟的时空结构使外来采购商的采购半径大大拓展,也使得农户获得了更具发散性的交易链接通道。微信交流群通过成员身份选择,使交易信息在不同成员之间有选择地传递,不同的交易对象能借助自主网络平台来突破空间的限制,进而进行交易对象选择、价格谈判,并最终达成交易。由于农户种植规模及产品品质的差异,其在微信交流群的平台准入、信息发送和交易对象的选择等信息的获取上具有层级性特征。对影响农户选择微信交流群作为信息交流平台的回归分析表明,相对于不选择地瓜微信群而言,地瓜总产量、地瓜交易量、地瓜收入占总收入比例、地瓜种植经验、是否加入合作社均对农户选择地瓜微信群有着显着的正向影响;同样地,相对于地瓜微信群在内的多个平台而言,地瓜总产量、是否有外出务工经历、户主的受教育程度对农户选择地瓜微信群有着显着的正向影响。只有家庭的代际层级数对农户选择地瓜微信群有着显着的负向影响。对影响农户在微信交流群交易效果的因素分析表明,农户的地瓜总产量、地瓜采购量、地瓜收入占家庭收入比例、农户的信息发送方式对其在微信群的交易均有正向影响;农户的议价策略对其成功交易也有一定影响。相比于从高到低报价和从低到高报价而言,农户不报价、从客户中间选择一个最高价的交易策略有助于帮助其更好的达成交易。在既定网络平台（“一亩田”平台）中,信息的内容、种类、频率均被平台设置成既定模式。此类平台在提供海量信息的基础上,采用了控制单边卖方（农户）准入来实现与买方对接的信息发送模式,这使得此类平台更类似于全天候卖方集市,其通过对信息的甄别而实现匹配交易。此类平台的信息结构虽然具有虚拟时空的特点,但是却因为信息量大而具有横向匹配的层级性特点。这就使得在争取信息流通效率的过程中,那些交易量大、品质优、更具价格竞争优势的地瓜农户愿意为了追求更高的交易匹配率而支付更高的平台使用费,去搜寻更合宜的交易对象。对影响农户选择“一亩田”作为交易平台的回归分析表明,地瓜交易量对农户的平台选择有着显着的正向影响,地瓜种植经验对农户能否成功在“一亩田”上达成交易有显着正向的影响;户主年龄与其平台选择在统计上呈负相关。对影响农户在“一亩田”平台交易效果的回归分析表明,是否注册与农户在平台上的交易量无显着关系;是否发送信息、农户收到的信息反馈速度、地瓜采购量对农户的平台交易量有正向影响;然而,农户的议价策略对其在平台上的交易量无显着影响。本文最终得出四个基本的结论:第一,夏津农户在从事地瓜种植时,由于资金、技术及风险偏好的差异而在种植规模及种植方式上存在不同,这种不同导致农户之间出现分化,并影响他们的地瓜交易行为;第二,传统市场平台、自主性网络平台与既定网络平台所蕴涵的信息结构特征影响着农户的交易平台选择,且不同的农户在这些平台中的交易行为存在差异;第三,当农户通过网络平台来促进农产品的交易时,互联网自身的超时空性则使得农户不必再囿于农村的基层市场体系逐级向上运输,这令传统的具有等级性的农产品市场体系呈现出扁平化的特征;第四,农户通过分散建立地窖来储存产品而获得了较高的利润,这使得该产品产业链不同环节的利润分配发生改变,此类特色产业的产业链拓展需要应对产业利润分配的事实,而提升终端产品的附加值。
吴昊[4]（2020）在《我国政府粮食储备的分级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粮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战略资源,粮食安全是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总产量和人均粮食产量均得到大幅增长,真正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但随着人口的继续增加和食物消费结构的升级,我国对粮食的需求将不断增加,粮食生产却面临着耕地不足、水资源缺乏等不利因素,我国的粮食供求将长期处于紧平衡的状态,粮食安全形势不容乐观。粮食储备作为承接粮食生产和粮食消费的“蓄水池”,具有以丰补歉、调节粮食市场的重要功能,是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的重要环节。因此“改革完善粮食储备管理体制,健全粮食储备运行机制”对“构建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我国粮食储备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政府一直在我国的粮食储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990年之前,我国政府的粮食储备任务主要由中央承担。1990年9月国务院决定建立专项粮食储备,并规定由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共同承担粮食的专项储备任务,地方粮食储备的资金主要由地方财政自行承担,但各地方政府对粮食储备的态度相当消极,挪用储备资金、帐实不符的现象时有发生。2000年国务院批准设立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储粮）代表中央行使粮食储备职能,这标志着我国正式建立了中央直管的粮食储备制度。中储粮成立之后,中央并没有规定地方可以不储备粮食,而是明确要求“产区保持三个月销量,销区保持六个月销量”的储备规模。但事实上地方在粮食储备上更加依赖中央,很多地方都没有达到“产区三个月,销区六个月”的储备规模,中央几乎完全承担了粮食储备任务。中央直管的粮食储备体系最大的好处是把粮食储备落到了实处,中央抓到了粮食,可保证在关键时候能调得动粮食,中央粮食储备在稳定粮食市场、应对各种自然灾害和维护种粮农民收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代表中央执行粮食储备任务的中储粮在运行过程中也暴露出许多问题,我国的粮食储备制度还需要进一步改革完善,改革的关键是落实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责任。本文主要围绕“政府为什么要储备粮食——粮食储备仅由中央承担存在什么问题——影响地方政府粮食储备的因素有哪些——如何构建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责任的粮食分级储备体系”的思路对我国政府粮食储备的分级问题进行研究。全文除了导论、概念界定、理论基础与研究现状,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分为四个时期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粮食储备制度的演变过程进行分析,主要探讨各个时期粮食储备制度实施的背景、具体做法、主要问题与成效,以及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粮食储备中承担的责任。在粮食自由购销、粮食统购统销与粮食流通双轨制两个时期,中央政府主要承担了粮食储备的责任,同时中央也积极鼓励地方储备粮食;在粮食流通市场化改革时期,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共同承担了粮食储备责任;实行中央垂直管理的粮食储备制度后,我国的粮食储备责任主要由中央承担。由于中储粮在运行过程中暴露出不少问题,2014年国务院又出台文件强调切实落实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责任。从我国粮食储备制度的演变历程不难看出,政府一直在我国的粮食储备中发挥着重要角色。第二,从粮食储备具有公共品属性和非盈利性两个方面论述了粮食储备是政府的公共职能。粮食储备在发挥稳定粮食市场的功能时,具有公共品属性和非盈利性。我国的粮食储备主体还包括农户和从事粮食生产经营的企业,而农户和企业的储备不具有平抑粮食市场的功能,农户和企业的储备也不能代替政府的储备,因此粮食储备是政府的公共职能,政府应承担起粮食储备的责任。由于政府是分层级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均应承担粮食储备的责任。第三,对中央直管的粮食储备体系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后果进行了分析。代理中央执行粮食储备任务的中储粮在运行过程中暴露出了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一是管理层级太多的问题,二是粮食储备布局不合理的问题,三是政策性任务与经营性任务交织的问题。中储粮实行的“总公司—分公司—直属库”的多层级组织结构既增加了激励成本,又增加了监督成本。中储粮的直属库主要分布在我国的粮食主产区,在粮食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布点较少,当非主产区一旦发生某种危机导致粮食紧缺时,粮食的调运将对我国的运输系统造成极大压力。中储粮不断利用其手中掌握的粮食资源拓展经营业务,使政策性任务与经营性任务相互交织,一方面增加中央的激励成本,另一方面使中储粮减少在粮食储备任务上的努力程度。中央直管的粮食储备体系使中央承担了本应该由地方政府承担的粮食储备职能,然而这种粮食储备体系在运行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已越来越明显。因此,地方的粮食储备责任仍然应该回到由地方承担,我国应建立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责任的分级粮食储备体系。第四,落实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责任是我国构建粮食分级储备体系的关键所在,本文对地方政府粮食储备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从而为落实地方政府粮食储备责任的相关政策提供实证基础。统计数据表明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支出仅占全国粮食储备支出的29%,证明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非常低。总体而言,常住人口规模、城镇人口比重和粮食产量对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而交通状况对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具有显着的负向影响。本文对粮食主产区、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的样本数据分别进行估计的结果表明,对粮食主产区来说,粮食产量对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而常住人口规模的影响不显着;对主销区及产销平衡区来说,常住人口规模对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而粮食产量的影响不显着。此外,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还存在空间自相关性,如果一个地区愿意多储备粮食,则其邻近地区也愿意多储备粮食,反之反是。政府粮食储备的公共品属性及其外部性可能是导致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存在空间自相关的重要原因。第五,构建粮食分级储备的基本思路及相应的政策建议。从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责任、设立专门从事粮食经营的国有粮食企业接管中储粮的粮食经营业务、设立粮食储备基金和加强对粮食储备的监督检查等方面提出构建我国粮食分级储备体系的思路。并从进一步完善粮食储备的法制建设、完善各层级粮食储备的协同运行机制、加强粮食储备基础设施的建设、优化粮食储备的品种结构、加强粮食储备领域的科研投入和多渠道筹集粮食储备资金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本文在以下三个方面可能存在一定的创新:第一,论证了粮食储备是政府的公共职能。虽然已有许多学者认识到政府应该为粮食储备承担责任,但是并没有分析政府为什么要承担粮食储备的责任。本文论述了粮食储备在发挥平抑粮食价格的功能时具有公共品属性和非盈利性（见4.3）,并进一步论述了农户和企业不能代替政府粮食储备的原因（见4.4.2）,从而论证了粮食储备是政府的公共职能,因此政府应承担粮食储备的责任。由于政府是分层级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均应承担粮食储备的责任（见4.3.2）。第二,运用博弈理论和多任务委托-代理理论对中储粮存在的管理层级太多、政策性任务和经营性任务相互交织的后果进行了理论阐释。虽然已有学者认识到中储粮存在管理层级太多、政策性任务和经营性任务相互交织的问题,但是并没有对这两个问题产生的后果进行深入分析。本文运用博弈理论分析了中储粮的管理层级太多会导致激励成本和监督成本增加的后果（见5.1.2）,运用多任务的委托-代理理论分析了的政策性任务和经营性任务相互交织会导致中央对中储粮的激励成本增加和中储粮减少在粮食储备任务上的努力程度的后果（见5.2.2）第三,对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进行了定量研究。虽然已有学者认识到地方政府缺少粮食储备的意愿,但是主要以描述性分析为主,缺少实证研究。本文以地方政府的粮油物资储备支出衡量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对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进行了定量研究（见6.1.1、6.1.2、6.1.3）,并运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分析了影响地方政府粮食储备意愿的因素（见6.3.4）。
赵悦[5]（2019）在《吉林省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其优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04年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势。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三量齐增”、农产品供求结构失衡、生态环境恶化、农民增收乏力等问题。为了缓解粮食生产出现的问题,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迫切需要新一轮农业结构的调整。吉林省作为我国的粮食大省,玉米核心产区,一直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核心基地。然而,随着玉米临时收储政策的实施,玉米价格高位运行,吉林省玉米播种面积和产量呈刚性增长,大豆、杂粮等其它作物播种面积日益削减,形成了以玉米为主体的单一种植结构。这种结构带来的效应却是一方面玉米的高库存积压,下游加工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利益受损;另一方面大豆、水稻、玉米等农产品大量进口,形成了国内库存积压与国外进口并存的逆向市场困境。而造成这种结构困境的根本原因是忽视市场经济规律作用,用计划经济思维模式调控农业生产的结果。因此,只有运用改革的思路和市场经济的思维,对管理农业的体制、机制和手段进行改革,才能实现种植业供给结构的优化。本文以我国农业发展阶段特征的变化以及农业供给侧结构的现状与问题为背景分析,得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在于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而厘清了我国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与基本内容,得出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以往种植业结构调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深入到结构变化的制度变革,其要义绝非是一般意义上结构的加减法,而是要通过改革不合理的农业管理体制,来实现结构优化。在这一过程中,改革是手段,结构优化是目标。之所以提出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用改革的思路来推动种植业结构的优化。吉林省作为我国粮食生产的核心产区,种植业供给侧结构的矛盾表现的更为突出、更加尖锐。梳理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吉林省种植业结构演变历程发现,经过40年的发展,吉林省种植业粮、经、饲三元结构中以粮食作物内部结构变化为主,逐渐从20世纪80年代的玉米、大豆为主、水稻、高粱多元发展的作物结构,最终形成了以玉米为主体的“一粮独大”格局。然而,这种结构是否合理?本文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三个方面对其进行综合性评价。结果显示:虽然这种结构在宏观种植业投入产出上、在微观农民收入上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却拉大了作物间的比较收益,不利于结构的多元化发展;虽然吉林省在粮食商品率上为国家粮食安全与社会稳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过高的粮食进口依存度表明当前结构未能满足消费升级的需求,同时这种结构释放出的生态负效应令人堪忧。由此,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但是,结构调整却面临着贸易格局复杂、农产品成本持续上涨的市场困境,农业用水资源紧缺、耕地质量与数量下降的生态困境以及农产品育种技术发展缓慢、农业技术推广供需不匹配的技术困境,从不同维度不同层面制约着结构的优化,以往调整的思路俨然无法破解,唯有用改革的手段才能推动结构的优化。2004年以来,国家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使农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然而,惠农政策在实施方式上,政府过度干预市场,由此导致了市场的失灵和农业资源配置的扭曲。之所以要用改革的方式实现种植业供给侧结构的优化,就是因为不合理的农业管理体制是造成结构失调的首要原因。基于此,从资源配置方式、价格形成机制、粮食市场结构以及农村组织制度四个维度构建吉林省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框架。转变我国政府长期以来形成的计划经济思维,充分发挥市场经济规律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建立市场价格机制,使粮食价格由市场决定。而粮食价格信息在粮食生产、收购、加工、销售产业链条中通过流通市场进行传递,以指导农民的种植行为。但是,当前国有粮食收储企业“一支独大”的局面,扭曲了粮食收储市场。提出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发挥国有粮食收储企业的政策性收储功能,与其它收储主体在收购市场中具有平等的经营地位,从而推动收储主体的多元化和社会化,实现粮食收储市场的顺畅。运行顺畅的粮食收储市场需要健全的农村组织制度作保障。我国目前的农村组织尚处于一种涣散状态,有序地将亿万农民的生产经营活动嵌入市场经济方面却效率甚微,并成为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一条软肋。以整合当前农村经济组织为路径,实现农村基层经济组织制度的创新。使市场的“无形之手”来指挥政府的“有形之手”,进而推动种植业结构的优化。基于上述制度改革框架,确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农民种粮合理收入、产业协调发展以及生态可持续为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的价值取向。之所以提出这四个方面的价值取向,原因如下:首先,在未来很长时期内,我国粮食供给压力仍然存在,人地关系趋紧的矛盾仍然存在,粮食主产区生产功能在日益下降。吉林省作为粮食生产的核心产区,其结构调整必须坚持国家粮食安全地位不动摇,必须保证种粮农民和粮食产区两个积极性,以巩固粮食主产区核心地位。其次,合理的种粮收入是保证农民种粮积极性持续的支撑条件。吉林省以玉米为主体的种植结构决定了合理种粮收入的主要指向是围绕玉米种植获取收入。而玉米支持政策的不稳定性造成了农民种植玉米收入的起伏与玉米种植积极性的不稳定,呼吁将玉米纳入主粮范围,与稻谷和小麦具有同等地位,使玉米具有一个主粮生产应有的利润空间,进而实现玉米种植的合理收入。作物间收益水平相当,从而实现相互替代的效应,促进种植业结构的优化。再次,玉米作为产业链条最长的作物,其饲用和加工用途与下游的加工业与畜牧业紧密衔接。因此玉米三元作物的属性决定了种植业结构调整以产业协调发展为价值取向。最后,种植业结构调整应尊重自然规律与比较优势原则进行布局。去除赤色产能、恢复玉米大豆轮作制度、种地养地有机结合以及科学施用化肥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遵从结构调整的价值取向,对种植业结构调整的方向进行选择。吉林省种植业结构不论怎样调整,保证粮食作物为主体的结构不可改变,保证玉米核心产区优势不可改变。现阶段粮食作物比例偏高是由于粮食作物内部玉米结构不合理造成的。玉米粮经饲三元作物结构属性,片面强调了玉米粮食作物品种的一元结构,忽视了玉米作为经济作物和饲料作物品种的结构。所以降低粮食作物用途的籽粒玉米比例,提高饲料作物青贮玉米比例,是粮食作物的调整方向,也表明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在于粮食作物与饲料作物之间的调整。因此,建立玉米三元作物结构,呼吁核心产区推动“粮改饲”,以“种养”结合的微观农户经营结构为行动支点,从而促进粮食作物向饲料作物调整。大豆则在进行合理区划布局基础上,建立非转基因大豆保护区,保护传统大豆纯度,不受转基因大豆的侵犯。在中部地区适当进行转基因大豆种植,与玉米合理轮作,从而增加大豆的种植面积。水稻以扩大优质品种稻米的种植为调整方向,杂粮杂豆以建设优质杂粮基地为依托,发展精深加工。经济作物的调整方向以东中西区域划分,打造东部特产、中部蔬菜、西部多种作物的发展格局。饲料作物的调整以形成增加玉米核心产区与镰刀弯地区青贮玉米种植以及西部地区牧草种植,协调畜牧业发展的农牧格局。最终实现吉林省种植业结构由单一玉米种植向多元作物发展,由过分强调经济社会效益转向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协调统一发展的种植业结构。
孔杰[6]（2018）在《国有粮食购销体系市场化过程中的问题和对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以食为天。吃饭是生存的根本,事关国计民生,世界各国历来重视。当下,我国人口数量众多、高居世界第一,粮食安全问题倍受政府和全世界重视。在土地、水等资源条件日益有限的情况下,囿于粮食生长周期、生命周期和消费的刚性、需求的不可替代性,这就决定了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我国当前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作为连接粮食生产和粮食消费的桥梁与纽带,粮食流通对保障粮食安全、稳定粮食市场、引导粮食消费等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粮食流通整个环节中,购销作为其中重要一环,一头连着农民,另一头连着市民,生产出的粮食正是通过它及其载体——粮食购销企业,实现了从田头到餐桌的有序流动。目前,在这中间起主渠道作用的当是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在市场化大势下,不仅粮食购销实行了全面市场化,而且市场主体也全面实现了多元化,国有粮食购销体系相关主体在市场中通过竞争继续发挥着主渠道作用。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和政策缺陷等因素,市场化改革以来,国有粮食购销体系面临着不少问题和挑战:政策负效应日益显现,最低收购价引发了国有粮食企业库存居高不下、政府财政负担增大,粮食补贴政策达效有限;国有粮食购销体系中企业产权结构单一、竞争力和发展能力不足,经营品种单一、适应市场能力不强;政企分开不彻底,“九龙治水”、多头管理,企业和职工激励机制不完善;国际大粮商利用优势加强渗透、挤压市场;等等。对此,有必要从界定国有粮食购销体系基本概念入手,综合运用国有资产管理、宏观调控、公共政策等理论,针对当前我国国有粮食购销体系的现状和粮食流通面临的问题,通过对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以及世界典型农业生产大国保护粮食生产、保障粮食安全、维护粮农利益的一系列政策、经验和现行做法加以总结,在追溯我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历程、理性分析历次变革和政策调整的基础上,从推动粮改、保障粮食安全的思路出发,努力寻求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完善国有粮食购销体系三者的最佳结合点。同时,着重围绕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经济实体、市场主体、宏调载体的定位,进一步制定完善国有粮食购销体系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政策措施,努力通过国家政策引导好、部门落实推进好、企业谋划发展好,促使其最终在市场化改革中真正实现做大做强做优,并发挥应有的粮食流通主渠道作用,有效助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耿仲钟[7]（2018）在《我国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效果研究》文中指出自2004年起,国家先后实施了农业“三项补贴”——农作物良种补贴、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和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这三项补贴政策的实施对于促进粮食生产和农民增收、推动农业农村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农业农村发展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三项补贴政策效果逐渐钝化。2015年国家在浙、鲁、皖、川、湘五省进行三项补贴改革试点,试点将“三项补贴”三合一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一部分资金用于耕地地力保护（被称之为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另一部分资金用于提升粮食产能（被称之为适度规模经营补贴）,一年试点期满后于2016年开始在全国推开。新政策催生新的问题,有必要对这项农业政策进行深入的研究。本项研究的研究脉络如下:（1）从历史角度梳理我国主要的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发展历程,总结三项补贴改革之后各地实施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操作方式;（2）基于政策目标评价其政策效果,包括:评价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对耕地地力、粮食产量、农民收入的影响,评价适度经营规模补贴对粮食产量、农民收入、农业信贷担保的影响;（3）测算该项政策的政策成本以及农户对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回应性;（4）根据WTO规则判断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合规性;（5）提出优化该项补贴政策的建议。本文构建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研究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该项政策,并综合利用宏观统计数据和微观农户调研数据进行了有别于既有研究的一些处理和方法运用,不仅能够有效揭示该项新农业政策的政策效果,而且能够为政府进一步完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该项政策提供思路和依据。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是对原农业“三项补贴”政策的调整与完善。旨在“藏粮于地”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普惠制”的性质仍然没变,但适度规模经营补贴体现了“特惠制”;（2）现有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对农户耕地地力保护行为影响程度并不显着;“政策目标模糊-执行较困难”不利于保护地力保护目标的达成。单独依靠该项补贴资金无法达成地力的提升与保护;（3）相比较而言按确权面积方式补贴对农户收入影响更大,与实际种植面积挂钩补贴方式对产量影响更大,但不管哪种方式当前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标准对粮食产量和农户收入的刺激作用较小,该项补贴能够缩小农户的收入不平等;（4）适度规模经营补贴具有较好的增产增收效应,但是规模经营主体对粮价变动更敏感;（5）适度规模经营补贴支持信贷担保体系能够增强担保公司的核心实力,有利于撬动更大的信贷资金,刺激银行信贷供给,降低农户融资成本;（6）与原三项补贴的相比,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执行成本得以简化,与其他涉农政策相比,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执行成本不高;农户对两项补贴的期望补贴标准在100-200元/亩,期望补贴与与种植面积相挂钩,农户期望更多农业生产方面的社会化服务;（7）“三项补贴”改革大大释放了黄箱尤其是非特定产品支持的政策空间,未来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与确权面积挂钩能进一步符合WTO规限。
许婷[8]（2018）在《工业化视角下我国1949年以来粮食安全政策变迁研究》文中认为粮食安全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息息相关,而工业化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经之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粮食安全保障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在工农关系上,通过“农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政策倾斜,以较快的速度进入工业化阶段,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开放后,面临粮食产量增长缓慢,农民增收乏力的形势,工农业关系发生变化,“工业反哺农业”成为新的政策选择。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到工业化后期,伴随着工业建设的推进和城市用地的扩张,农村劳动力的加速转移,以及工业化带来的农业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工农业关系呈现出新的特点,粮食安全形势面临新的挑战,粮食安全政策也随之变迁。本文旨在通过工业化视角,梳理1949-2016年我国粮食安全政策的变迁过程,分析不同历史阶段工业化对于粮食安全,以及对粮食安全政策制定的影响,尝试寻找粮食安全政策变迁的路径和内在逻辑。在此基础上,总结工业化对于我国粮食安全的整体影响。并结合当下我国已经进入到工业化后期,粮食安全面临新形势,工农、城乡关系呈现新特点,展望未来的粮食安全政策。根据以上研究思路,论文划分为四个部分对研究成果进行阐述。第1章和第2章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背景、意义、方法、创新点以及国内外研究动态,在此基础上,对本文的概念、理论基础进行辨析。第3章和第4章是论文的主体部分,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时间节点,分为四个历史阶段阐述我国粮食安全政策,以及工业化对于相应历史阶段粮食安全政策的影响。第5章总结工业化对于粮食安全供给和需求的影响,进而分析对我国粮食安全政策的影响。经过上述三个部分的阐述与梳理,论文第四部分得出结论并对未来粮食安全政策制定提出展望。
魏敬周[9]（2017）在《新疆棉花市场化改革：组织过程、执行效果与对策建议》文中认为新疆是中国棉花市场化改革的主要区域,其棉花市场化改革的成败对我国农业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具有重要影响。2014年棉花目标价格改革试点工作在新疆开展,目标价格为19800元/t,该政策执行之后,出现了棉花市场价格大幅下跌、国内外棉花价格差距缩小、棉花进口数量迅速降低等现象。2014-2016年《新疆棉花目标价格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执行对棉花产业链主体产生了较大影响:纺织企业成本大幅下降、轧花厂经营风险增加、植棉农户面临价补分离。《棉花目标价格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是我国棉花市场化改革加速进行的重要标志,其执行成效关系到棉花产业链各个环节的生存和发展。1998年以来,我国棉花市场领域内的政策总方向是建立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机制,并建立国家宏观调控下的棉花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其中补贴政策改革是调整和优化棉花产业布局的重要措施,也是构建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机制的重要手段。出于新疆棉花产业良性发展的考虑,根据国家目前实施的棉花补贴政策和发展趋势来看,本文主要分析以下问题:从宏观层面来看,市场化改革对新疆棉花生产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棉花补贴政策的体现在哪些方面?棉花补贴政策的变化和执行对新疆棉花产业主体的影响体现在什么方面?棉花补贴政策对棉花产业链利益分配影响的作用机制?市场化改革背景下补贴资金分配方式产生的影响和执行效果体现在哪些方面?从微观方面来看,植棉农户面临的籽棉交易价格波动有什么特征?植棉农户在不同补贴资金分配方式下会出现什么样的种植行为?基于以上问题,本文进行了以下内容研究:棉花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分析。在该部分研究内容中通过市场价格支持体系分析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各个阶段的市场价格支持和消费者转移,通过定量计算对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各个阶段进行回顾和分析。新疆棉花目标价格改革试点工作组织过程变化。棉花目标价格改革试点工作在执行过程中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具体调整,而这种调整的核心在于执行过程的简化,以及对补贴资金的合理利用,通过对历年《新疆棉花目标价格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逐条分析对比其组织过程的变化。棉花产业链的利益分配和棉花产业链利益最大化的均衡条件。棉花产业链利益分配对棉花产业的影响是深远的,通过构建植棉意向指数,并通过数理推导推演棉花产业链利益分配的各个阶段,对棉花产业链利益分配进行理论探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新疆棉花产业的利益分配进行分析。从棉花整体产业链条的分析建立在一系列的假设基础上,通过供需均衡等式的构建,分析棉花产业各环节利益传递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棉花产业链利益最大化的均衡条件。棉花市场化改革政策的执行效果。为了分析政策执行效果,主要从籽棉交易价格、补贴资金分配和农户退出行为三个方面进行分析。通过构建分位数回归模型,从籽棉交易价格方面对市场化改革政策的执行效果进行分析;通过数理推导和理论模拟对补贴资金分配的效果进行基本分析;通过对数据的实证运算分析植棉农户的退出行为。根据以上研究,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新疆棉花市场化改革需要将籽棉交易与皮棉交易区分对待。籽棉交易的重要作用在于保障农户收益、稳定棉花生产,籽棉需要经过轧花厂处理变为皮棉后进入市场交易,新疆棉花交易主要集中于籽棉交易,皮棉交易主要集中于疆外,因此,籽棉交易价格是反映新疆棉花市场变化的关键,皮棉交易价格是影响我国棉花供需的核心变量,在研究新疆棉花市场的过程中需要将籽棉交易与皮棉交易区分。我国棉花市场交易的关键环节始终在皮棉交易,如果能够实现皮棉交易环节的市场定价,那么政策对市场的干预程度将大大降低,籽棉交易环节的政策影响也将下降。在目标价格和临时收储价格均相同的情况下,目标价格机制下的籽棉收购与临时收储政策下的皮棉定价收购对农户收益的影响是不同的,临时收储政策下的皮棉定价收购能够给农户带来更多的收益,这种固定收益客观上刺激了棉花生产的无序扩张,目标价格补贴政策的补贴机制对农户的种植规模和籽棉交售会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并且目标价格补贴机制会刺激棉花生产向具有生产优势的个体和区域集中。棉花补贴政策的制定需要从产业链视角出发。棉花补贴政策的执行和制定应该基于现行经济基础进行,并立足于棉花产业发展。在棉花流通领域内,其市场价格的形成机制并没有完善的市场体系作为支撑,对棉花生产领域的补贴侧重于技术层面,而没有深入到整个棉花产业的经济基础之上。棉花产业的发展高度依赖于纺织行业的发展,其对外贸易依存度较高,是一种依赖性特别强的产业。因此,在关注棉花生产问题的同时,也要关注纺织行业“销”的问题,实现棉花产业动态的“产销”平衡是棉花产业健康发展的决定因素。棉花补贴政策的制定需要从棉花产业链出发,不能仅局限于植棉农户。农业补贴政策的影响主体不仅限于农户本身,补贴政策的执行效果会传导至产业链每一个环节,如目标价格机制下轧花厂需要重新面对市场风险,作为联系植棉农户和纺织企业的纽带,如何保证其健康发展成为棉花走向市场的关键。保障农户合理收入水平是棉花生产可持续的关键。合理的植棉收益是植棉农户继续进行棉花种植的根本驱动力。合理收益包括当期植棉收益和预期植棉收益。由于新疆植棉农户在种植棉花过程中的资金主要由银行贷款提供,因此,当期合理收益是农户偿还贷款和继续种植棉花的保障;合理的预期收益则取决于植棉收益与非植棉收益的比较,这会对农户植棉的持续性产生重要影响。当期收益应当根据近几年植棉农户从事棉花生产收入和非棉花生产收入之间的差距为依据,即根据植棉农户从事棉花生产的机会成本。差别化补贴机制有利于保障农户合理收入水平。实施方案设计的出发点在于设计对新疆棉花生产的补贴资金总额,然后基于产量和面积进行平均分配,只对部分特种棉实行差别化对待。农户面临补贴政策时没有可选择的空间,而农户在植棉生产过程中实际面临的风险因地域、自然环境条件的不同存在较大差别。因此,可以根据农户面临的实际风险推出具有可选择性的补贴方案和保险方案,以增强农户植棉过程中抵御风险的能力,保障农户的合理收入水平。综上所述,棉花补贴政策取得良好效果的关键在于保证产业链各个环节的利润,而达到这一目的关键在于补贴和技术进步,并将两者结合起来实行。结合新疆实际情况,就是推广机采棉,建立棉纺企业,并对棉农、轧花厂和棉纺企业进行补贴、技术支持和政策优惠,最终使新疆由向内地输出原棉转化为向内地输出棉纱等制成品,通过以上措施可以提高原棉和棉纱的价格竞争力,并促使棉花产业链上游的良性循环。
王丹竹[10]（2016）在《黑龙江省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职能转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古语有,民以食为天,食以谷为先。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粮食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粮食安全对于保障社会稳定至关重要。粮食流通体制与国家经济的运行息息相关,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粮食行政管理部门作为国家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更需要跟上时代的步伐。近些年来,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职能转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在经济飞速发展的滚滚大潮下,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加快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职能转变成了政府改革的焦点。纵观世界主要国家农业和粮食发展,大都有着良好的粮食流通体系。这对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稳定粮食生产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对我国粮食流通体系改革历史渊源的回顾,清晰地展示了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职能在我国走过的艰难历程。又通过介绍发达国家粮食管理体系成功的做法,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深化我国粮食体制改革、加速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职能转变、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实践依据。本文的成功之处是在系统研究实现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黑龙江省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职能转变的对策,对指导粮食体制改革实践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较好地贯彻了理论研究必须与实践紧密相结合的原则。全文主要分五个部分,其中绪论部分主要写本课题的研究意义,研究背景,国内外研究现状;第一章主要阐述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职能的相关理论;第二章主要分析黑龙江省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职能转变履行现状、存在问题并剖析问题的原因;第三章通过具体研究美国、日本的粮食管理体系,进一步分析国外粮食管理体系特点的基础上,参照河南省和宁夏自治区职能转变的相关政策,得出启示,为黑龙江省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职能转变提供参考依据;第四章在综合分析、经验借鉴的基础上,提出黑龙江省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职能转变的对策。
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与对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与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2）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不同类型平台中农户的特色农产品交易行为研究 ——基于山东夏津县地瓜种植户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引子:问题的提出 |
| 1.2 文献综述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4 文章结构与研究主题 |
| 1.5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2 概念框架、研究方法及数据 |
| 2.1 理论基础与概念框架 |
| 2.2 概念界定 |
| 2.3 研究方法 |
| 2.4 研究数据描述 |
| 3.研究区域及农产品属性概述 |
| 3.1 夏津县简介及其农业区域特征 |
| 3.2 夏津县的地瓜种植与储藏 |
| 3.3 地瓜种植、窖藏的成本与收益 |
| 4.传统交易平台中的农户市场行为 |
| 4.1 夏津的传统交易平台及农产品交易的演变 |
| 4.2 地瓜交易的传统交易平台:类型与特征 |
| 4.3 传统交易平台的信息结构 |
| 4.4 传统交易平台中的农户地瓜交易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
| 5.自主网络平台的农户交易行为 |
| 5.1 夏津县地瓜交易中的自主网络平台 |
| 5.2 自主网络平台中农户信号发送与交易对象选择 |
| 5.3 自主网络平台的信息结构 |
| 5.4 自主网络平台中的农户交易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
| 6 既定网络平台中的农户交易行为 |
| 6.1 既定网络平台的组织概况:基于“一亩田”的分析 |
| 6.2 既定网络平台中的信息发送与信息反馈 |
| 6.3 既定网络平台的信息结构 |
| 6.4 既定网络平台的信息搜寻与信号发送 |
| 6.5 既定网络平台上的农户交易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
| 7 结论与讨论 |
| 7.1 群体分化、信息不完整与有限理性:对于农户行为的再认识 |
| 7.2 网络平台的运用与市场体制的嬗变 |
| 7.3 特色产业发展与产业链的拓展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4）我国政府粮食储备的分级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 |
| 2.概念界定、理论基础与研究现状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粮食储备 |
| 2.1.2 粮食分级储备体系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粮食安全理论 |
| 2.2.2 公共产品理论 |
| 2.2.3 博弈理论 |
| 2.2.4 委托-代理理论 |
| 2.2.5 空间计量经济学理论 |
| 2.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3.1 国外研究现状 |
| 2.3.2 国内研究现状 |
| 2.3.3 简要评述 |
| 2.4 小结 |
| 3.我国粮食储备制度的演变 |
| 3.1 自由购销时期的粮食储备制度(1949-1952年) |
| 3.1.1 建立粮食储备的背景 |
| 3.1.2 建立粮食储备的措施 |
| 3.1.3 主要成效及问题 |
| 3.2 统购统销及粮食流通体制转轨时期的粮食储备制度(1953-1989年) |
| 3.2.1 建立备荒备战储备的背景 |
| 3.2.2 具体做法 |
| 3.2.3 主要成效及问题 |
| 3.3 粮食流通市场化时期的粮食储备制度(1990-1999年) |
| 3.3.1 建立专项粮食储备的背景 |
| 3.3.2 建立专项粮食储备的具体做法 |
| 3.3.3 主要成效及问题 |
| 3.4 中央粮食储备垂直管理时期(2000年以后) |
| 3.4.1 构建中央粮食储备垂直管理体系的背景 |
| 3.4.2 构建中央储备粮垂直管理体系的具体做法 |
| 3.4.3 主要成效及问题 |
| 3.5 小结 |
| 4.政府在粮食储备中的责任 |
| 4.1 我国的粮食安全形势 |
| 4.1.1 人口增长及消费结构的升级不断扩大对粮食的需求 |
| 4.1.2 耕地及水资源的短缺限制了我国粮食产能大幅提高的可能性 |
| 4.1.3 自然灾害频发严重威胁我国的粮食生产 |
| 4.1.4 国际形势日益复杂为依靠国际市场增加粮食供给带来了不确定性 |
| 4.2 粮食储备的作用 |
| 4.2.1 应对自然灾害 |
| 4.2.2 稳定粮食价格 |
| 4.3 粮食储备是政府的公共职能 |
| 4.3.1 粮食储备的公共品属性 |
| 4.3.2 粮食储备的非盈利性 |
| 4.4 农户储备、企业储备与政府储备的关系 |
| 4.4.1 农户储备、企业储备和政府储备现状 |
| 4.4.2 农户储备、企业储备与政府储备的关系 |
| 4.5 小结 |
| 5.中央直管粮食储备体系的问题分析 |
| 5.1 管理层级太多 |
| 5.1.1 中储粮的组织结构 |
| 5.1.2 多层级管理导致的后果 |
| 5.2 粮食库存分布不合理 |
| 5.2.1 中储粮的库存分布情况 |
| 5.2.2 库存分布不合理导致的后果 |
| 5.3 政策性任务与经营性任务交织 |
| 5.3.1 中储粮的业务范围 |
| 5.3.2 政策性任务与经营性任务交织的后果 |
| 5.4 小结 |
| 6.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
| 6.1 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 |
| 6.1.1 地方粮食储备的变化情况 |
| 6.1.2 地方粮食储备支出在全国粮食储备支出中的比重 |
| 6.1.3 地方粮食储备的区域差异 |
| 6.2 地方粮食储备意愿的空间相关性 |
| 6.2.1 空间自相关的测度方法 |
| 6.2.2 地方政府粮食储备意愿的空间自相关性 |
| 6.3 地方政府粮食储备意愿的影响因素 |
| 6.3.1 变量选择 |
| 6.3.2 横截面数据分析 |
| 6.3.3 面板数据分析 |
| 6.3.4 空间面板模型分析 |
| 6.4 小结 |
| 7.构建粮食分级储备体系的基本思路 |
| 7.1 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粮食储备责任 |
| 7.1.1 明确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责任 |
| 7.1.2 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责任及类型 |
| 7.1.3 合理确定地方粮食储备的层级划分 |
| 7.2 政策性职能与经营性职能分开 |
| 7.3 为粮食储备提供资金保障 |
| 7.3.1 资金对提高地方政府粮食储备意愿的重要性 |
| 7.3.2 建立粮食储备专项基金 |
| 7.4 强化粮食储备的监督检验 |
| 7.4.1 成立监督检查机构 |
| 7.4.2 加大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 |
| 7.4.3 利用信息技术提高监督的效率 |
| 7.5 小结 |
| 8.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论文期间的科研成果 |
（5）吉林省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其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依据 |
| 1.2 文献评述 |
| 1.2.1 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研究 |
| 1.2.2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研究 |
| 1.2.3 关于种植业结构评价的研究 |
| 1.2.4 关于种植业结构调整的制约因素 |
| 1.2.5 关于种植业结构调整方向的研究 |
| 1.3 理论基础 |
| 1.4 基本概念界定 |
| 1.5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5.1 研究目标 |
| 1.5.2 研究内容 |
| 1.6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6.1 研究方法 |
| 1.6.2 数据来源 |
| 1.6.3 技术路线图 |
| 1.7 本论文的学术贡献 |
| 第二章 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分析 |
| 2.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发展的阶段及其特征 |
| 2.1.1 以粮食为主体的农产品供给快速增长(1978—1984 年) |
| 2.1.2 粮食供给呈多元化发展(1985-1998 年) |
| 2.1.3 推进农业供给战略性调整(1999-2003 年) |
| 2.1.4 农产品供给全面提升与结构性失衡(2004-2015 年) |
| 2.1.5 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阶段(2016 年至今) |
| 2.2 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现状及问题 |
| 2.2.1 供求结构性矛盾凸显 |
| 2.2.2 粮食市场竞争力丧失 |
| 2.2.3 农业资源环境约束加重 |
| 2.3 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内涵与内容 |
| 2.3.1 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内涵 |
| 2.3.2 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的演变 |
| 3.1 种植业结构快速调整阶段(1978-1984 年) |
| 3.2 种植业结构缓慢调整阶段(1985-1988 年) |
| 3.3 种植业结构调整徘徊阶段(1989-1998 年) |
| 3.3.1 第一阶段:1989-1993 年全面增长时期 |
| 3.3.2 第二阶段:1994-1998 年波动发展时期 |
| 3.4 种植业结构高速调整阶段(1999-2015 年) |
| 3.4.1 第一阶段:1999-2003 年粮食生产下滑 |
| 3.4.2 第二阶段:2004-2008 年粮食生产持续增长 |
| 3.4.3 第三阶段:2009-2015 年粮食生产超常增长 |
| 3.5 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阶段(2016 年至今)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的合理性评价 |
| 4.1 种植业结构合理性评价客观依据 |
| 4.2 种植业结构经济效益评价 |
| 4.2.1 种植业投入产出比分析 |
| 4.2.2 种植业结构变动对农民收入增长效应 |
| 4.2.3 不同作物间比较收益分析 |
| 4.3 种植业结构社会效益评价 |
| 4.3.1 粮食商品率 |
| 4.3.2 粮食进口对外依存度 |
| 4.4 种植业结构生态效益评价 |
| 4.4.1 不同农作制度的使用频率 |
| 4.4.2 化肥施用强度 |
| 4.4.3 秸秆还田率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的困境 |
| 5.1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的市场困境 |
| 5.1.1 国际贸易环境错综复杂 |
| 5.1.2 玉米临储价格政策逆向而行 |
| 5.1.3 农产品成本持续上涨 |
| 5.1.4 农产品收益增长乏力 |
| 5.2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的生态困境 |
| 5.2.1 农业水资源不合理开发利用 |
| 5.2.2 耕地质量呈下降趋势 |
| 5.2.3 非耕地资源滥垦严重 |
| 5.3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的技术困境 |
| 5.3.1 优良品种技术研发滞缓 |
| 5.3.2 农业技术推广与应用不匹配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吉林省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框架 |
| 6.1 农业资源配置方式的改革 |
| 6.1.1 我国农业资源配置方式分析 |
| 6.1.2 农业资源配置的改革方向 |
| 6.2 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 |
| 6.2.1 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分析 |
| 6.2.2 建立目标价格形成机制 |
| 6.3 粮食市场结构的改革 |
| 6.3.1 粮食收购市场结构现状分析 |
| 6.3.2 粮食收购市场结构改革方向 |
| 6.4 农村经济组织制度的改革 |
| 6.4.1 农村组织制度的发展现状 |
| 6.4.2 农村组织制度的改革方向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的价值取向 |
| 7.1 国家粮食安全的价值取向 |
| 7.1.1 国家粮食安全地位不可动摇 |
| 7.1.2 粮食主产区核心地位急需巩固 |
| 7.2 农民种粮合理收入的价值取向 |
| 7.2.1 合理收入是农民种粮积极性的支撑条件 |
| 7.2.2 保证玉米生产的合理收入 |
| 7.2.3 建立合理的作物比较收益结构 |
| 7.3 产业协调发展的价值取向 |
| 7.3.1 与下游产业结构相适应 |
| 7.3.2 有利于构建下游产业成本竞争优势 |
| 7.4 生态可持续的价值取向 |
| 7.4.1 退出“赤色”产能 |
| 7.4.2 恢复轮作制度 |
| 7.4.3 种地养地结合 |
| 7.4.4 科学施用化肥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方向 |
| 8.1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方向的选择 |
| 8.1.1 坚持粮食主产区应有的结构属性 |
| 8.1.2 积极发展经济作物 |
| 8.1.3 加快开发饲料作物 |
| 8.2 吉林省粮食作物结构调整的方向 |
| 8.2.1 优化玉米内部种植结构 |
| 8.2.2 逐步激发大豆种植活力 |
| 8.2.3 提升优质水稻种植比例 |
| 8.2.4 增加优质杂粮杂豆种植面积 |
| 8.3 吉林省经济作物结构调整方向 |
| 8.3.1 做强东部特产作物 |
| 8.3.2 做大中部蔬菜作物 |
| 8.3.3 开发西部多种经济作物 |
| 8.4 吉林省饲料作物结构调整方向 |
| 8.4.1 加快发展青贮玉米 |
| 8.4.2 建设优质牧草基地 |
| 8.5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研究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6）国有粮食购销体系市场化过程中的问题和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
| 一、选题目的 |
| 二、选题的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论文研究方法 |
| 一、文献分析法 |
| 二、个案研究法 |
| 三、系统分析法 |
| 四、经验总结法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 |
| 第五节 本文的创新点和不足 |
| 第一章 国有粮食购销体系的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基本概念 |
| 一、粮食 |
| 二、粮食安全 |
| 三、粮食流通 |
| 四、粮食流通体系 |
| 五、国有粮食购销体系 |
| 第二节 相关理论 |
| 一、国有资产管理理论 |
| 二、宏观调控理论 |
| 三、公共政策理论 |
| 第二章 国有粮食购销体系现状和面临的主要问题 |
| 第一节 国有粮食购销体系发展演变和组织架构 |
| 一、发展演变 |
| 二、当前组织架构 |
| 第二节 现状 |
| 一、粮食流通主渠道 |
| 二、粮食储备载体 |
| 三、国家粮食政策执行主体 |
| 第三节 面临的主要问题 |
| 一、政策的负效应羁绊了市场化 |
| 二、激发整个体系活力的难度较大 |
| 三、管理体系与形势要求不相适应 |
| 四、国际大粮商先发优势带来冲击 |
| 第三章 国内外粮食政策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国外粮食政策经验借鉴 |
| 一、美国：世界粮食生产最发达国家 |
| 二、欧盟：世界粮食主要生产和消费区 |
| 三、日本：地少人多的发达国家 |
| 四、巴西：地广人稀的发展中大国 |
| 第二节 我国粮食政策历史沿革及主要成效 |
| 一、我国粮食政策的历史沿革 |
| 二、粮食生产直补政策及成效 |
| 三、最低收购价政策及成效 |
| 四、后最低收购价政策及成效 |
| 第四章 完善市场化下国有粮食购销体系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理顺粮食流通管理体系 |
| 一、粮食须有工作部门管理 |
| 二、以落实粮食安全责任制为切入点 |
| 第二节 科学制定粮食政策 |
| 一、制定科学的粮食收购政策 |
| 二、合理调整粮食信贷政策 |
| 第三节 提升粮食储备管理水平 |
| 一、更新观念,强化运用新技术,着力推广生态储粮 |
| 二、运用现代物流理论,指导粮食储备管理,降低流通成本 |
| 三、加强制度建设,规范化做好粮食储备管理,提高管理效率 |
| 第四节 深化国有粮食购销企业产权制度改革 |
| 一、强化市场竞争意识 |
| 二、确立现代企业制度 |
| 三、深入探索多种经营 |
| 四、优化选人用才机制 |
| 第五节 拓展国有粮食购销体系服务功能 |
| 一、在“强身健体”上下功夫拓展功能 |
| 二、在“融合发展”上下功夫拓展功能 |
| 三、在“多元服务”上下功夫拓展功能 |
| 第六节 加强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现代化改造 |
| 一、确立现代管理理念 |
| 二、完善现代管理机制 |
| 第五章 结论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件1 |
| 附件2 |
（7）我国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效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问题与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3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4 主要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 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基本概念的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历史进程及三项补贴改革 |
| 3.1 我国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历史进程 |
| 3.2 我国农业“三项补贴”政策实施 |
| 3.3 “三项补贴”改革与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实施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效果分析1:基于地力保护视角 |
| 4.1 补贴对农户耕地地力保护行为的影响——基于微观调研数据 |
| 4.2 补贴对耕地地力的影响——基于自然实验的证据 |
| 4.3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效果的逻辑解释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效果分析2:基于粮食生产与农户收入视角 |
| 5.1 政策效果模拟方法——PMP模型 |
| 5.2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影响粮食产量和农户收入的模拟分析 |
| 5.3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对农户种粮积极性的影响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适度规模经营补贴政策效果分析1:基于粮食生产与农户收入视角 |
| 6.1 基于田野调查的规模经营主体生产经营案例 |
| 6.2 适度规模经营补贴影响粮食产量和农户收入的模拟分析 |
| 6.3 适度规模经营补贴的受益公平性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适度规模经营补贴政策效果分析2:基于信贷担保视角 |
| 7.1 市场失灵与农业信贷担保 |
| 7.2 适度规模经营补贴支持信贷担保政策效应的数理分析 |
| 7.3 适度规模经营补贴支持信贷担保政策效应的案例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成本与回应性分析 |
| 8.1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财政成本 |
| 8.2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执行成本 |
| 8.3 政策的回应性分析:农户的了解、评价与期望 |
| 8.4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合规性分析 |
| 9.1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黄箱空间释放 |
| 9.2 “三项补贴”改革前后政策保护程度变化 |
| 9.3 本章小结 |
| 第十章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优化 |
| 10.1 国外农业支持政策的启示 |
| 10.2 当前我国农业主要国内支持政策 |
| 10.3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的优化安排 |
| 10.4 本章小结 |
| 第十一章 结论和政策建议 |
| 11.1 主要结论 |
| 11.2 政策建议 |
| 11.3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 部分田野调查素材整理 |
| (二) 农业支持政策的国际经验整理 |
| (三) 调研问卷与访谈提纲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8）工业化视角下我国1949年以来粮食安全政策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粮食安全概念研究 |
| 1.2.2 我国粮食安全状况研究 |
| 1.2.3 粮食安全政策研究 |
| 1.2.4 工业化进程中粮食安全研究 |
| 1.3 研究方法与创新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创新点 |
| 第2章 工业化进程中的粮食安全 |
| 2.1 工业化及其与农业的关系 |
| 2.1.1 工业化概念及其衡量指标 |
| 2.1.2 工业化进程及其基本模式 |
| 2.1.3 工业化进程中的农业:共生与寄生 |
| 2.2 粮食安全的多维视角 |
| 2.2.1 粮食属性的研究 |
| 2.2.2 粮食安全的影响因素 |
| 2.2.3 粮食安全政策 |
| 2.3 工业化进程中的粮食供求 |
| 2.3.1 工业化与粮食安全的理论基础 |
| 2.3.2 1949年以来我国的粮食供给情况 |
| 2.3.3 1949年以来我国粮食供求波动轨迹 |
| 第3章 1949-1978年我国粮食安全政策 |
| 3.1 1949-1952年:增加粮食供给 |
| 3.1.1 土地改革政策 |
| 3.1.2 自由购销政策 |
| 3.1.3 新中国成立初期粮食安全政策的经验和启示 |
| 3.2 1953-1978年: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为工业化提供积累 |
| 3.2.1 以农支工的客观原因 |
| 3.2.2 农业合作化与统购统销政策 |
| 3.2.3 1959-1961年“饥荒” |
| 3.3 1949-1978年工业化对粮食安全政策的影响 |
| 3.3.1 工业化积累阶段:“开源” |
| 3.3.2 工业化启动阶段:“开源”与“节流”并举 |
| 3.3.3 1949-1978年工业化影响粮食安全政策评价 |
| 第4章 改革开放后我国粮食安全政策 |
| 4.1 1979-2000年:市场化改革保障粮食总量平衡 |
| 4.1.1 生产政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
| 4.1.2 粮食流通政策——双轨制 |
| 4.1.3 粮食流通政策——市场机制 |
| 4.2 2001年至今:构建粮食安全战略体系 |
| 4.2.1 粮食安全新形势:从“吃饱”到“吃好” |
| 4.2.2 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确立 |
| 4.2.3 新加坡和印度粮食安全政策的启示 |
| 4.3 改革开放后工业化对粮食安全政策的影响 |
| 4.3.1 1979-2000年:工业化与粮食安全协调推进 |
| 4.3.2 2001年至今:工业化催生粮食安全政策变革 |
| 4.3.3 改革开放后工业化影响粮食安全政策评价 |
| 第5章 粮食安全政策变迁分析 |
| 5.1 工业化对我国粮食供给的影响 |
| 5.1.1 工业化减少耕地面积 |
| 5.1.2 工业化增加农业生产要素投入 |
| 5.1.3 工业化对农村劳动力的影响 |
| 5.2 工业化对我国粮食需求的影响 |
| 5.2.1 工业化减少居民口粮需求 |
| 5.2.2 工业化增加工业用粮和饲料用粮需求 |
| 5.3 工业化视角下粮食安全政策变迁的逻辑线索 |
| 5.3.1 我国工业化不同阶段粮食安全政策选择 |
| 5.3.2 粮食安全政策变迁特点 |
| 5.3.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粮食安全政策 |
|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与研究成果清单 |
| 致谢 |
（9）新疆棉花市场化改革：组织过程、执行效果与对策建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选题意义 |
| 1.3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3.1 国内文献综述 |
| 1.3.2 国外文献综述 |
| 1.3.3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目标 |
| 1.5 研究内容 |
| 1.6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1.7 研究方法 |
| 1.8 技术路线图 |
| 第2章 理论基础及相关界定 |
| 2.1 理论基础 |
| 2.2 相关界定 |
| 2.2.1 棉花市场化改革的研究内涵 |
| 2.2.2 籽棉交易价格和皮棉交易价格在本研究中的区分 |
| 2.2.3 中国棉花市场化改革与产业政策变迁 |
| 第3章 中国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回顾及分析 |
| 3.1 中国棉花市场化改革概况 |
| 3.1.1 中国棉花市场改革基本概况 |
| 3.1.2 中国棉花市场化改革各阶段的棉花调控政策 |
| 3.2 农业补贴政策评价体系简介 |
| 3.2.1 国内外市场价格差值(MPD)公式 |
| 3.2.2 棉花市场价格支持的理论推导 |
| 3.2.3 单项商品消费者转移 |
| 3.3 对中国棉花市场化流通体制改革的分析 |
| 3.3.1 数据来源 |
| 3.3.2 临时收储政策前中国棉花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分析 |
| 3.3.3 临时收储政策期间中国棉花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市场化改革背景下新疆棉花市场的基本概况 |
| 4.1 新疆棉花市场化改革历程 |
| 4.2 新疆棉花市场基本概况 |
| 4.2.1 新疆棉花生产概况 |
| 4.2.2 新疆籽棉交易价格的波动概况 |
| 4.2.3 新疆籽棉交易数量的基本概况 |
| 4.2.4 新疆籽棉籽棉交易主体概况 |
| 4.2.5 新疆籽棉交易等级概况 |
| 4.2.6 南北疆籽棉交易概况 |
| 4.3 棉花目标价格改革试点工作执行概况 |
| 4.3.1 新疆棉花目标价格改革试点工作执行概况 |
| 4.3.2 目标价格政策下棉花市场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历年新疆棉花目标价格改革试点工作组织过程对比 |
| 5.1 实施方案的主要内容、原则和目标对比 |
| 5.1.1 实施方案的主要内容变化 |
| 5.1.2 实施方案的基本原则变化 |
| 5.1.3 实施方案的基本目标变化 |
| 5.2 实施方案资金发放方式对比 |
| 5.2.1 实施方案对补贴对象的确认 |
| 5.2.2 实施方案对棉花种植面积的申报、审核 |
| 5.2.3 实施方案对籽棉交售程序的规定 |
| 5.2.4 实施方案对交售信息的统计 |
| 5.2.5 实施方案对在库公检的要求 |
| 5.2.6 实施方案对补贴资金的拨付、兑付的具体安排 |
| 5.2.7 籽棉交易价格在目标价格补贴政策中的作用 |
| 5.3 实施工作对加工企业加工资格认定的对比 |
| 5.3.1 实施方案的认定标准 |
| 5.3.2 实施方案认定流程的变化 |
| 5.3.3 实施方案对加工资格认定的退出机制及相关处罚 |
| 5.4 实施方案相关配套措施的变化 |
| 5.4.1 目标价格补贴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变化 |
| 5.4.2 “转圈棉”和疆外棉流入控制办法的规定 |
| 5.5 实施方案对监督检查的要求及其变化 |
| 5.6 实施方案存在的主要问题 |
| 5.7 临时收储政策与目标价格改革试点工作组织过程对比 |
| 5.7.1 产销环节对比 |
| 5.7.2 农户环节 |
| 5.7.3 棉花加工企业环节 |
| 5.7.4 纺织企业 |
| 5.7.5 政策执行 |
| 第6章 棉花产业链利益分配与政策执行效果关系的数理分析 |
| 6.1 植棉意向指数的提出 |
| 6.2 棉花市场化改革政策执行对新疆棉花产业主体利益分配的影响 |
| 6.2.1 第一阶段:以人工收获模式为主的棉花生产阶段 |
| 6.2.2 第二阶段:人工收获模式和机械收获模式并存的棉花生产阶段 |
| 6.2.3 第三阶段:以机械收获模式为主的棉花生产阶段 |
| 6.3 棉花产业链利润最大化条件下供需均衡的理论探析 |
| 6.3.1 棉花市场供需的均衡决定 |
| 6.3.2 棉花产业链利润最大化条件下的供需均衡决定 |
| 6.3.3 基本推论 |
| 6.4 棉花市场化改革政策执行效果的分析视角与产业链利益分配的关联 |
| 6.4.1 政策执行效果分析视角一:产业主体 |
| 6.4.2 政策执行效果分析视角二:籽棉交易价格 |
| 6.4.3 政策执行效果分析视角三:补贴资金分配和退出行为 |
| 第7章 新疆棉花产业主体视角下的棉花市场化改革政策执行效果 |
| 7.1 基于棉农视角的新疆棉花市场化改革政策执行效果 |
| 7.2 基于新疆棉花加工企业视角的新疆棉花市场化改革政策执行效果 |
| 7.2.1 新疆棉花加工企业经营成本收益分析 |
| 7.2.2 基于棉花加工企业视角的棉花市场化改革政策执行效果 |
| 7.2.3 棉花市场化改革政策下新疆棉花加工企业亟需的政策措施 |
| 7.3 基于政府执行视角的新疆棉花市场化改革政策执行效果 |
| 第8章 基于新疆籽棉交易价格视角的市场化改革政策执行效果 |
| 8.1 变量选择 |
| 8.2 数据来源与模型构建 |
| 8.2.1 数据来源及数据说明 |
| 8.2.2 模型构建 |
| 8.3 模型分析结果及相关讨论 |
| 8.3.1 分位数回归结果 |
| 8.3.2 回归结果分析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新疆棉花补贴资金分配视角下的市场化改革政策执行效果 |
| 9.1 棉花补贴资金分配指标体系构建 |
| 9.2 执行效果一:补贴资金分配方式与单个农户预期补贴收入 |
| 9.3 执行效果二:价格偏离对农户补贴收入的影响 |
| 9.4 执行效果三:农户成交价格与植棉成本偏离对农户实际收益的影响 |
| 9.5 本章小结 |
| 第10章 植棉农户退出行为视角下的市场化改革政策执行效果 |
| 10.1 目标价格机制下植棉农户的退出行为及收益比较 |
| 10.2 目标价格机制下新疆植棉农户退出行为的实证分析 |
| 10.2.1 数据来源及说明 |
| 10.2.2 各期数据分析 |
| 10.2.3 实证分析结果 |
| 10.3 本章小结 |
| 第11章 主要结论与完善建议 |
| 11.1 主要结论 |
| 11.2 棉花市场化改革政策的完善建议 |
| 11.2.1 基于实证分析的完善建议 |
| 11.2.2 基于棉花产业视角的完善建议 |
| 11.2.3 基于棉花品质视角的完善建议 |
| 11.2.4 基于棉花产业主体视角的完善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关于对新疆棉花加工企业运行情况问卷调查的通知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10）黑龙江省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职能转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
| （一）国内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
| （二）国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四、本论文创新点 |
| 第一章 我国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职能的相关理论阐释 |
| 第一节 粮食与粮食行政管理部门 |
| 一、粮食的定义及粮食流通市场现状 |
| 二、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分类 |
| 第二节 我国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能与机构设置 |
| 一、我国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能 |
| 二、我国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的机构设置 |
| 第三节 我国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能转变及其重要性 |
| 一、我国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职能转变的定义 |
| 二、我国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职能转变的重要性 |
| 第四节 相关理论 |
| 一、新公共服务理论 |
| 二、公共选择理论 |
| 三、非均衡发展理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黑龙江省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职能转变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
| 第一节 黑龙江省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职能转变现状 |
| 一、黑龙江省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职能转变历程 |
| 二、国家对黑龙江省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职能转变的相关政策 |
| 三、黑龙江省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职能转变的必要性 |
| 第二节 黑龙江省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职能转变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
| 一、黑龙江省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职能转变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二、黑龙江省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职能转变存在问题的原因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内外粮食管理体系经验及其启示 |
| 第一节 国外主要国家粮食管理体系经验及启示 |
| 一、国外粮食管理体系 |
| 二、国外粮食管理体系对我国的启示 |
| 第二节 国内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职能转变的有益尝试 |
| 一、河南省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职能转变的相关政策 |
| 二、宁夏自治区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职能转变的相关政策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黑龙江省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职能转变的对策 |
| 第一节 推动黑龙江省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在职能转变上的观念更新 |
| 一、增强对企业的服务意识 |
| 二、更新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执法观念 |
| 三、转变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待遇上的不公倾向 |
| 第二节 完善黑龙江省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职能转变的具体措施 |
| 一、减少对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的行政干预 |
| 二、加强对全社会粮食行业的管理 |
| 三、充分发挥粮食行业协会的作用 |
| 四、培养高素质的粮食行政管理者 |
| 五、组建一支业务过硬的应急检查队伍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与对策（论文参考文献）
- [1]当代中国农业政策变迁研究 ——基于政策文本的话语分析[D]. 李青.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2]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3]不同类型平台中农户的特色农产品交易行为研究 ——基于山东夏津县地瓜种植户的分析[D]. 杨柳. 华中农业大学, 2020(01)
- [4]我国政府粮食储备的分级问题研究[D]. 吴昊. 西南财经大学, 2020(12)
- [5]吉林省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其优化研究[D]. 赵悦. 吉林农业大学, 2019(03)
- [6]国有粮食购销体系市场化过程中的问题和对策研究[D]. 孔杰. 东南大学, 2018(12)
- [7]我国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效果研究[D]. 耿仲钟. 中国农业大学, 2018(12)
- [8]工业化视角下我国1949年以来粮食安全政策变迁研究[D]. 许婷. 北京理工大学, 2018(07)
- [9]新疆棉花市场化改革：组织过程、执行效果与对策建议[D]. 魏敬周. 新疆农业大学, 2017(02)
- [10]黑龙江省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职能转变研究[D]. 王丹竹. 黑龙江大学, 201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