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融合——丁玲与陈铭（二）

一、融合在一起的生命——记丁玲与陈明(下)（论文文献综述）

原帅^[1]（2021）在《社会主义革命史的信仰与实践——以丁玲的《杜晚香》为中心》文中指出晚年丁玲重写《杜晚香》的初衷是与新时期读者交流,写作和发表的一波三折折射出她在新时期的特殊处境和文学坚守。从莎菲到杜晚香,是丁玲"一体性""生命结构"中的文学表达,内蕴了20世纪中国女性主体成长史和社会主义革命史的个体实践。《杜晚香》是一种"信仰写作",是晚年丁玲重返新时期的路径和起点,是接续"左翼文学""延安文学"的一次尝试。新启蒙主义的历史叙述征用了年轻一代的集体记忆,用"断裂性"取代了"一体性"。

霍虹^[2]（2021）在《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从1917年开始的文学革命到1949年7月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召开,是中国文学史上通常所定义的现代文学时期,本论文把这一时间段内批评主体对当时女性作家及其创作的作品的共时性批评作为研究对象。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间的历史与现实语境中,论文先是全面梳理并整体观照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然后从批评主体的身份特征入手,进一步探究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主要理念、模式和方法,分析其价值与局限,以期在推进完善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整体性与主体性研究的基础上,促进中国本土的女性文学批评理论体系的建构与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全文共分为六章,具体如下:第一章,绪论部分首先界定论文的研究对象并介绍研究缘起,然后爬梳至今为止学术界对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研究的概况,发现还比较欠缺整体性与主体性研究成果,从而确定了本论文的研究目的、思路、方法与意义等。第二章,对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进行文学史的梳理,勾勒出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创作与批评的整体脉络。文学革命到大革命失败时期,中国第一批现代女作家及其文学创作兴起,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随之诞生,并表现出发生期的特征,即批评主要集中于冰心等个别女作家、批评视角较单一、批评主要还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大革命失败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期,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繁荣发展,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也随之发展,表现为批评主体更加职业化、现代批评意识更加成熟、批评的理论性与系统性更强、批评视角更加开阔、形式多样的专业性批评成果大量涌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时期,女作家及批评家被战争分割在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三大政治区域内,文学创作和批评都表现出各自区域的特征,国统区与解放区的批评与第二个十年相比略显单薄,而沦陷区的批评大多避开了战争和政治现实,更关注作品本身。第三章,考察了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主体的身份特征。第一个十年,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主体形成了核心相对稳定的较一致的现代知识分子身份认同,批评主体以现代知识分子身份进行的女作家作品批评,虽然立场不同、风格各异,但无不洋溢着改造现实的激情,以真诚的声音发出震撼人心的力量;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落潮,第二个十年的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主体身份逐渐发生分化,主要分为革命者批评主体身份、左翼批评主体身份、自由主义批评主体身份,并在批评中表现出各自的身份意识;第三个十年受战争影响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主体被分割在不同的政治区域内,国统区批评主体生活颠沛流离、解放区批评主体接受知识分子身份改造、沦陷区批评主体的知识分子身份被压抑,五四时期所形成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身份认同在总体上趋于弱化;而三十年间,始终不变的是性别主体身份,男性性别身份的批评主体具有隐含的性别文化身份的权威地位,而处于边缘地位的女性性别身份的批评主体在面对同为女性的作家及其作品时则或是表现出深刻的共情或是表现出剧烈的排斥,暗含着女性性别身份的焦虑。第四章,进一步研究批评主体在以不同的身份经验对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进行积极主动的批评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批评理念。第一个十年,批评主体以较一致的现代知识分子身份认同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现实问题充满挑战的勇气与改造的激情,对追求“人”的全面解放、实现“人”的外在和内在的全面自由本质表现出十分的热情,大量引进国外各种文艺理论,其中的现实主义批评理念和浪漫主义批评理念被有不同身份意识倾向的批评主体所青睐,而现代女性文学批评理念却处于缺失的地位;第二个十年,随着批评主体现代知识分子身份的分化,五四时期基本达成共识的新文学观念发生瓦解,革命者和左翼批评主体秉持的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念,自由主义批评主体是以自由主义文艺批评理念为指导。新文学阵营被持有不同文学理念的知识分子们分裂成若干派系,各派系在对女作家作品争相阐释的过程中得以更深入地探求女作家作品的性别特征,女性作家及女性批评主体成长后也注意到自身性别与文学的关系,使得女性文学批评理论进入酝酿期;第三个十年,批评主体被分割在不同的政治区域,不同区域内不同身份特征的批评主体形成各自的文学批评理念,国统区主要是“宣传抗战”批评观、解放区主要是在“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影响下的批评理念、沦陷区出现了中国本土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萌芽。第五章,研究在不同文学理念的指导下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所形成的语境论和体验性两大批评模式。语境论批评模式关注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与“种族”“环境”“时代”因素之间的密切关系,体验性批评模式关注批评者面对现代女作家作品时内心的体验。在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理念中,强调文学对社会历史的反映与推动价值的批评理念更多地采用了语境论批评模式,强调文学表现内心、追求自由审美的浪漫主义、自由主义批评理念更多地采用了体验性批评模式;倾向于宏大批评话语的男性批评主体更多地采用了语境论批评模式,倾向于私人化批评话语的女性批评主体则更偏爱于体验性批评模式。在具体批评过程中,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主要运用了“知人论世”、感悟式“诗化”和“比较分析”等批评方法。第六章,论述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价值与局限。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深刻影响了现代女作家们的创作方向,并在客观上推动了现代女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中的经典化进程;批评中张扬了具有身份特征的“主体性”,始终保持一种主体“在场”的批评状态,以及在此过程中体现出的实践性、体验性等多方面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特征,这些特征作为批评的“中国经验”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有着重要启示和借鉴价值;批评中产生了中国本土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萌芽,可作为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理论体系建构的根基。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一些男性批评主体的男权主义思想以及其在批评中对女性性别体验的隔阂,阻碍了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及批评理论的生长。

白鹤^[3]（2020）在《李辉传记文学中的老人形象研究》文中认为世纪老人在李辉的传记文学中是个独特的存在,他们均诞生于20世纪初期,曾见证新中国成立后走向发展的每个重要关头,尤其是他们都亲身经历了“十年文革”。在这场涉及面广、影响较大的运动中,老人们不同程度地受到伤害,如何在平复创伤与走向新时代中寻得发展,对于他们,甚至是对于整个中国社会来说,至关重要。世纪老人身上承载的历史记忆对于新时代呼唤人的存在价值及全面发展来说具有重大意义。李辉的传记文学创作多从这些老人的回忆入手,将现实与过去联系起来,展现真实历史中的真实事件和真实人物,深刻挖掘潜隐历史的光辉和老人们坚挺的人格魅力,为现实社会中人们精神世界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养料,更是响应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论断: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对历史要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智慧。因此,对于李辉创作的关于世纪老人的传记文学研究很有必要。首先,论文第一章表面论述李辉的创作历程,看似是李辉从“亲近世纪老人”到“记录时代历史”成长为成熟传记作家的心路历程,实则是老人形象的形成轨迹。在“亲近世纪老人”的叙述中突出老师贾植芳与同学陈思和对李辉的帮助,在此支持下李辉逐渐走近世纪老人的生活,在与老人们的交往中近距离书写他们的生活,向世人介绍真实存在于生活中的世纪老人们,传达他们的真实情感;与老人们的聊天促使李辉下定决心走向历史书写,“记录时代历史”,李辉的创作得到大家认可,因此出现了“李辉现象”,以及对于李辉现象的解读,从另一层面分析了李辉创作涉及的着重点,至此便说明了李辉为何要进行历史书写以及历史书写的对象与方向。其次,论文的第二章主要写了李辉眼中的世纪老人,以及他们在当时背景下的选择,突出这些老人们的内心世界,讲述了李辉传记文学作品中记录较多的几位老人一生的经历,他们都是新中国成立后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对社会民众具有引导力和影响力的文化界大家,所以李辉的书写更具挑战性与公众吸引力。“从历史走向真实”说明了历史与记忆的互通和记忆与现实的连接,表明李辉书写中的老人形象是在历史中接续现实,用记忆让现实充满生机,突出了李辉记叙世纪老人的宏观视角;传记文学因其特有的纪实性,使得“记忆中的历史片段”就是世纪老人在过去时代中所作所为所感所想的再现,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他们在身体与心灵的双重折磨中沉淀自己的灵魂,最终获得升华。再次,论文第三章延续第二章的研究角度,从李辉以其非小说虚构式的叙述来剖析世纪老人经历了苦难生活,从旧时代走向新时代所坚守的精神力量,明确老人们的存在对于现今社会的重要作用。总结概括了李辉及老人们拥有求真的价值取向、向善的写作目的和深刻的现实追求,表达了世纪老人们“追求公平”、“呼唤自由”、“创造新我”、“展望未来”的积极心态,借传记文学表达历史与现实冉冉共生的观点,提倡作为关心人类发展的人们,应该要重视历史的存在,不割裂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再次表达对老一辈人的尊敬与热爱。这一章突出表现的是李辉传记文学创作的独特性和所体现出来的老人形象的精神境域,重点在于让深埋的知识分子的灵魂精神重现社会,引领现今社会中的人奋发图强。最后,论文第四章从社会角度和人文角度深入分析了李辉传记文学创作中老人形象所蕴含的价值。李辉的创作为刻板的历史增添了人情味,为文化界研究这些世纪老人生活做了有效的材料补充和系统的梳理,为后来人珍藏了社会发展历程中最闪耀的记忆,也为中国知识分子寻找和呼唤人文精神指明了道路,更是以李辉自己的传记创作方法为众多的传记文学创作者们提供了可借鉴的宝贵经验。李辉关于世纪老人记忆的传记写作符合时代中人们对良善人性以及力量和精神的呼唤,是指引国民精神世界向前发展的优秀文学作品。

贾子仪^[4]（2020）在《效师而学 ——沈从文影响下的王林早期创作研究》文中指出王林是河北籍着名的红色作家,也是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具有一定影响的小说家、戏剧家和文学组织者,他一生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小说和戏剧的创作上。王林早期的创作,即截止到1935年及其之前的作品,虽然留下的数量并不多,但是却可以称之为丰富的文学遗产。他以小见大,通过诉说人世间最平常的生老病死,来展现时代的整体发展。他的作品多是小人物,写出了人性的美与丑、光彩与灰暗,并且还触及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命运,这在整个30年代河北文学的创作中是极其少见的,甚至放眼整个中国文坛,也是颇为难得的。第一章主要介绍王林与沈从文在国立青岛大学的相识,以及沈从文通过哪些方式来帮助、影响王林的早期创作。这一章共分为两部分,首先讲述沈从文和王林的师生情,即沈从文1931年来到国立青岛大学任教,王林作为旁听生成为沈从文的学生,开始了一段对王林来说影响一生的师生情,他在恩师沈从文的帮助下他开始在文学创作上崭露头角,从此进入到文学创作当中。其次主要介绍沈从文通过哪些方式对王林产生影响,带来文学上的帮助,主要包括课堂授课、帮助其发表作品和为王林作品撰写题记。在第二章中,主要介绍了沈从文在创作理念方面对王林早期创作的影响,以及王林在作品中如何体现这些创作理念。沈从文强调文学的严肃性、独立性,坚持以文学为本体的价值追求,注重人性的创作理念,王林受到恩师沈从文的影响,在他的早期创作中,学习并且主动大胆地运用了这些创作理念,写出了很多优秀的作品。第三章着重分析沈从文在文本语言方面对王林早期创作的影响,主要包括三部分。首先介绍沈从文乡土作品的语言风格是朴素、自然、简洁明了,不矫揉造作,文笔朴实无华,其次在作品中时常穿插湘西地方方言,最后是善于使用各种官能的相融合。王林深受沈从文文本语言创作的影响,他笔下也尽是一些朴素、自然、简洁明了、朴实无华之作,时常穿插着冀中特有的方言和俗语,同时自觉运用多种官能相结合。第四章主要介绍沈从文在人物形象方面对王林早期创作的影响,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沈从文乡土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基本都是些乡村小人物,例如水手、童养媳、娼妓、船夫、水保等等,第二部分介绍这些人物形象的描写多采用白描手法。王林主动学习沈从文在人物形象方面的创作方法,他笔下的人物也多是乡村小人物,并且多采用白描手法。第三部分着重体现出王林的自我独特性,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人物多性格单纯,是真善美的结合,相反,在这一点上,王林并没有全盘继承沈从文的人物形象描写,他笔下的人物具有多重复杂性,是多重性格的相结合。第五章主要介绍沈从文在地域化题材写作方面对王林早期创作的影响,主要包括三部分。首先是地方色彩,沈从文笔下皆是对湘西的赞美,而王林在作品中也充满了对冀中平原大地的热爱之情。一个南方边城,一个北方陈庄,王林主动学习沈从文的地域化题材写作,创作出幽僻的冀中陈庄。其次是城乡对照下的忧患反思,沈从文笔下,现代文明对湘西边城猛烈撞击,王林笔下,一条经济主线贯穿陈庄始末。但是在这一部分当中,沈从文对都市用一种批判的态度,而王林则展现出大城市的向往。最后介绍的是王林早期创作真实自然的风格,包括细节的真实、人物的典型以及描写方式的客观性,这些早期作品构成了古旧中国最真实的图景。总而言之,从国立青岛大学的结识,到终身的良师益友,王林一直都是沈从文的得意门生,他早期的创作离不开沈从文这位恩师的提携与指点,沈从文对王林的早期创作影响深远。但与此同时,王林的早期创作也有独特之处。王林在沈从文的影响和自身的努力创作之下,书写出了精彩的早期文学作品。

孟燕萍^[5]（2019）在《论20世纪日本学界对丁玲的接受与研究》文中指出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丁玲以其传奇的人生经历和卓越的文学成就,自20世纪30年代起便在日本学界备受关注。20世纪日本学界对丁玲的接受与研究与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因素紧密相关,这使得丁玲的接受与研究在日本经历了一个起步、繁盛、受挫、复兴的过程。在这一复杂的发展过程中,每个阶段日本学界对丁玲的接受与研究具有不同的侧重点。第一阶段是战时背景日本政治与文学新的关系下,日本对丁玲最初的介绍,丁玲以反抗暴力统治的女战士形象初登日本文坛。第二阶段是战后日本的反省思潮下,丁玲的“人民文学”作品在日本的译介和传播,这时期日本学界还特别关注丁玲的知识分子改造问题,“以丁玲为方法”来反省和批判日本的近代化。第三阶段是日本学界独立于中国政治风云之外,对“丁玲批判”发出“再批判”,尤其以研究丁玲的“转向”问题为主。第四阶段是在第二次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及女性主义批评研究盛行之下,日本学界侧重以女性主义的视角研究丁玲早期的作品,随着研究的深入,其他如整体性研究、比较研究、背景研究等研究方法也相继出现,这些都不断丰富着这一阶段日本的丁玲研究。

尚林枭^[6]（2015）在《丁玲与延安：关于作家在革命熔炉中蜕变的个案考察》文中研究说明丁玲是中国革命作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位,除开她的艺术成就,她的一生也是一个传奇,经历了五四,左联,延安整风的洗礼和文革的迫害,最后凭借坚强的毅力来到新的时代。经过对丁玲作品的研究与分析,可以将丁玲的创作历程分为以下五个阶段：五四时期、左翼时期、初入延安时期、深入延安时期、融入延安时期与新时期。除了五四时期,丁玲的一生都在革命的洪流中浮游。1929年一1930年,丁玲创作了三部“革命+恋爱”的小说,这也可以看做是丁玲迈向革命的第一步。然而随着“革命+恋爱”小说的被清算,丁玲转向左翼,开始真正进行革命写作。然而此时丁玲并没有真正接触到革命,对革命的描写多是出于自己的幻想。直到进入了延安,丁玲才开始真正接触到了实际的革命。延安时期是丁玲自我与革命转折的关键时期。从开始的歌颂延安,到后来的杂文创作,再到延安文艺整风后的自觉皈依革命。丁玲的自我与革命经过了一段复杂的调整与争斗过程,丁玲一方面积极主动地追逐革命功利性,另一方面被动地接受革命的强制性要求。革命与自我作为精神的两极,以二元并置的方式存在于丁玲的作品中,形成了丁玲的作品中理念预设与文本的裂隙。所谓理念预设与文本呈现的裂隙,是指作家创作中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差异。这个裂隙从左联的革命书写开始便存在,在延安初期讴歌革命热情的作品中,也可以发觉不和谐的音调,即便是丁玲蜕变后,这种裂隙也依然存在。丁玲文本中产生的这种裂隙是非常值得探究的。通过系统的分析,笔者发现,到了延安,丁玲自我与革命的关系则呈现复杂的状态。丁玲在革命功利引导下的创作总是出现自我的声音,而暴露延安黑暗的杂文书写中也总是能看出丁玲作为党员对革命自觉性的一面。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无数知识分子实现了新生,丁玲也皈依了革命。然而,丁玲的作品仍然存在理念预设与文本的裂隙。通过对史料的翻阅,发现丁玲延安时期的转变与当时的共产党的政治政策有着很大的关系,丁玲在骤变的政治面前迷失自我,最后在革命的强势话语控制下,走向了新生,然而丁玲的自我却无法磨灭。本文力图回溯到延安当时的政治语境,探究延安时期丁玲自我与革命的关系,并分析延安时期丁玲自我与革命的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变化的原因又是什么。以丁玲为个案,可以了解延安知识分子与延安这个政治场域里发生了怎样的冲突与磨合,并可以透视知识分子集体发生蜕变的历史。

蔡俐^[7]（2014）在《论岳阳新时期以来的纪实文学创作》文中指出新时期以来，湖南的纪实文学创作取得了丰硕成就，其中以张步真、陈启文、阮梅等为代表的岳阳作家群及其创作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但学界对包括岳阳在内的湖南纪实文学的研究非常薄弱，因而，本文试以岳阳新时期以来的纪实文学创作为考察重点，结合湖南实际，探讨有关“文学湘军”与中国纪实文学的现状及其发展问题。其重点是通过代表作家作品的分析，总结岳阳纪实文学创作的发展流变、精神意蕴及风格特色等。论文具体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绪论部分，介绍湖南文学在全国的地位及湖南纪实文学在湖南文学中的地位。通过比较，得出湖南纪实文学虽暂时落后于虚构文学，但二者渐趋平衡的结论。然后介绍岳阳纪实文学创作的研究价值、研究现状及本文的研究方法等。第一章，概述新时期以来岳阳纪实文学创作的发展流变：第一节从创作主题的角度谈变化，第二节从创作体式方面谈发展。第二章，写岳阳纪实文学的题材选择。本章分为两节，通过考察岳阳纪实文学的“写了什么”，进而分析其题材的特点。第一节总结有关领袖伟人和普通百姓方面的创作，第二节归纳有关社会问题和旅行见闻方面的创作。第三章写岳阳纪实文学的精神承担。本章分为三节，从具体作品和创作主体人格出发，挖掘岳阳纪实文学所呈现出的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人文关怀与慈母大爱、忧患意识与责任担当等精神意蕴。第四章，考察岳阳纪实文学的风格特色。本章分为两节，分别从乡土气息和审美形式等方面探讨岳阳纪实文学的特色。其中注意将湖南其他地区的有关作品与岳阳的创作进行比较。第五章，探讨岳阳纪实文学的成就与不足。本章分为两节。第一节主要从文学与地域、文学与艺术和文学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方面，总结其成就与影响。第二节则从文本呈现出的材料的堆砌现象和传记创作等方面，指出其局限与不足。结语部分，点出岳阳纪实文学与虚构文学间相互影响等现象，并反思“文学即虚构”等传统观念。

黄红春^[8]（2013）在《新月派文学观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新月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思想分化的时候，它没有跟随主流文学转向为革命服务，而是继续坚持五四启蒙思想，追求思想独立和艺术本位，成为自由主义思潮裹挟下重要的文学社团。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新月派曾遭到歧视，被误读或被遮蔽。今日重新审视新月派，选取文学观念作为切入口，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构成文学流派的诸要素中，文学观念是最核心的，它决定了一个文学流派的艺术风格和组织活动，更决定了对它的定性定位。但研究新月派文学观念的现实困境是显然的，因为新月派不是一个组织严密、活动紧凑、主张一致的流派，其文学观念既体现在繁杂异样的理论主张与文学批评中，也隐含在风格多变的创作实践乃至文学翻译中。如果只抓住其中某一层面来定位其文学观念，很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这也是目前学界对其文学观念定性仍存争议的根本原因。因此，只有综合观照新月派的文学理论与实践，才可能合理定义其文学观念。新月派在理论与批评上，一方面以梁实秋为代表，主张文学表现人性，服从于规范和均衡的尺度，有明显的新古典主义倾向；另一方面以徐志摩为代表，主张文学表现灵感，书写生命和自然的美，具有典型的浪漫主义色彩。新月派在创作和翻译中，更有着“为艺术”和“为人生”的多种色调，从浪漫的自我写真到古典的形式美追求，再到现代的心理探幽，不同的诗学形态恰恰彰显了新月派“自由”的思想内核。在继承中外文学传统的基础上，新月派追求古今同梦、中西融合。所以，尽管它与左翼文学曾经发生交锋，但同样推动了新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有益于现代文学从他律走向自律。同时，透过新月派的文学观，我们还可以看到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既有文化守成的民族意识，也有放眼世界的开放心怀。他们身上虽然有着理想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的矛盾纠结，但又不乏责任担当与包容稳健的人文精神，这对当下抵制物质主义和科技主义价值观，有不可忽视的启示作用。本论文主要站在跨文化的视角，综合运用文学、社会学和翻译学等多学科知识，分文体从不同的话语层面综合研究新月派的文学观念。具体内容为：第一章研究新月派生成的历史语境。新月派是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与文化艺术综合发展的结果。首先，晚清至五四的思想启蒙为它奠定了民主平等、民族爱国的思想基础。其次，自由主义思潮为它提供了个性自由、思想独立的精神范式。再次是新人文主义为新月派古典主义文学主张提供了理论资源。最后是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为新月派将人生与艺术、启蒙与审美并举的文学追求夯实基础。本章主要表明：现代化诉求是新月派生成的内在动力，新月派文学是知识分子现代性焦虑的产物。第二章研究新月派文艺观念的发展脉络。新月派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文学主张与实践，体现出比较复杂的思想内涵。第一阶段是新月派身为清华学子的新月派成员，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想，追求自由独立的、民族国家的文艺。第二阶段是创办《诗镌》和《剧刊》的时期，新月派主张接续古今、融合中西的文艺，尤其重视古典主义的诗学追求。第三阶段是创办新月书店和《新月》月刊时期，他们提倡“健康”与“尊严”的文艺，与左翼文学笔战，为人权和法治呐喊。第四阶段是创办《诗刊》和《学文》时期，他们要求回归艺术本体、思想醇正、风格多样，甚至转向现代主义。本章重在厘清新月派文学观念的变化历程，并对其起始阶段作了新的界定。第三章研究新月派基本文学观念。新月派没有贯穿始终、完全统一的文学主张，但不乏颇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文学观，它们包括：文学表现“普遍固定之人性”，理性是“最高的节制机关”，美是“美的灵魂”附丽于“美的形体”，“诗人总得有天才”，“人生与艺术相连”等。这些观点容纳了新月派对文学最基本的看法，即便有矛盾之处，也从另一层面体现了新月派兼容并包、稳健理性的文学观。第四章研究新月诗歌规范与自由的消长。新月诗派的出现成为中国新诗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为了纠正早期白话新诗过于散漫、诗味不足的弊病，新月诗派在借鉴西洋律体诗歌和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基础上，提出了诗歌格律化主张和“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为白话诗歌建立了新的范式。但格律诗主张并非新月派诗学理念的全部。从早期对浪漫主义诗歌情有独钟到后期溢出格律的规范回归自由体，乃至其创作与理论出现偏差，无不证明新月诗学一直存在规范与自由的吊诡，此消彼长，互相更迭。只有让新诗成为“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才是他们共同的、永恒不变的目标。本章主要探讨新月派中西诗艺融合观，新格律诗理论和疏离规范的审美超越。第五章研究新月散文的“性灵”追求与“自由”言说。新月派散文一方面以徐志摩、朱湘、储安平等为代表，重视性灵书写，歌咏生命和自然；另一方面以梁实秋、胡适、罗隆基等为代表，标举“人性”和“自由”、吁求法治和民主。其中，抒情散文具有晚明性灵文学和英美随笔的余韵，体现了中国传统名士文化和西方绅士文化的交融。论辩散文则继承了先秦诸子散文长于说理、纵横捭阖的传统，彰显了儒家文化滋养下的士大夫责任意识，和西方文化影响下公共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尤其是“为人权”的政论散文和反对“阶级性”的文艺散文凸显了他们强烈的自由理念，为现代散文增添了“力与思”的另一种色调。本章先后论述信仰生命与自然的叙事抒情散文、任意而谈与笔战鲁迅的文艺散文、呼吁人权与法治的“论政风”。第六章研究新月戏剧与小说对古典主义的执守与超越。戏剧是新月派聚合的契机。本着复兴中华文化的初衷，新月派发动了国剧运动，逆潮流提出整理和发扬中国传统戏剧艺术，并在适当参考西洋剧的基础上，建构了现代戏剧的“写意说”、“程式说”和“综合艺术说”。新月派尤其推崇写意的艺术和纯粹的艺术，倡导新剧以艺术和趣味为旨归，戏剧家要让理智和情感、艺术良心和道德良心平衡发展，显示了古典主义美学追求。余上沅的理论、丁西林的创作均堪称典范。但新月戏剧也内存异调，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唯美剧、陈楚淮的象征剧均显示了多元的美学追求。新月派小说在理论上没有系统的阐述，但有着不容忽视的创作实绩。沈从文、凌叔华等的独特贡献曾被遮蔽，或被误认为只属于京派。其实，他们首先是新月派，然后才是京派。新月小说重视人文关怀、追求温柔敦厚、和谐优美的审美与价值取向，也显示了古典而浪漫的美学品性，并直接影响京派小说。第七章研究唯美与实用并举的新月翻译。作为以英美留学生为主体的文学流派，新月派在翻译方面显示了特别的优势，翻译也成为其文学活动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部分。新月派的翻译理论和实践在相当程度上也体现了他们的文学观念。他们一方面强调翻译选材的艺术性和经典性，另一方面又注重科学性和实用性。他们重新诠释“信达雅”翻译标准，并补充了“人性”作为文学翻译的标杆；他们明确主张直译和意译相结合的翻译策略，反对“硬译”和曲译，并因为翻译理论再次与鲁迅短兵相接。新月派翻译不但为新文学提供了异质文本，而且促进了中外文学的互动，反映了一种“世界”的文学观。本章主要研究翻译诗学视域下新月派的理论与批评、新月派翻译实践中的文学观、新月派翻译与异质文化互动。结语主要重估新月派及其影响下的自由主义文学。显然，自由主义文学以人性为基石，以艺术为本位，自觉追求文学的审美现代性；同时，积极参与现代社会制度的建设，敢于质疑和反抗威权政治，显示了历史的进步性。但它以上层精英知识分子的“理”与“趣”为标尺，脱离底层民众的现实生活，忽略社会革命的现实诉求，并且始终处在浪漫精神追求与理性思想原则的矛盾纠葛中，也凸显了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反思新月派的现代性和人文精神，如果说，现代性是一个未完成的启蒙规划，那么研究新月派的意义就在于为当下的现代性建设提供理论启示。新月派尊重生命和张扬人性，主张人与人、人与自然保持和谐关系的人文思想，对民族的、世界的文化持建构性认同的思想，依然具有普适性。总之，新月派文学在为人生与为艺术之间，以自由主义为精魂，集古典、浪漫与现代于一体，构成现代文学的独特景观。

李美皆^[9]（2013）在《“晚年丁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晚年的丁玲经常被认为是没有多大研究价值的。其实不然。一条河流丰水期值得研究，枯水期同样值得研究。河流为什么干涸？这本身就具备研究价值。事实上，关于丁玲晚年，有太多需要正视、包容、廓清和去伪存真的东西，去掉覆盖在丁玲身上的表象和似是而非的印象，把丁玲放置到左右着她的个体和社会政治的无奈处境之中，才能看见真实的整体的丁玲。“晚年丁玲”是一个特定的概念，本文是在晚年“被视为文学界僵化保守的‘左’的代表人物”的丁玲这一特定内涵上来使用这一概念的，简而言之，即“老来‘左’”的形象内涵。丁玲晚年的“左”，一定程度上是为历史问题平反所累的结果，是解决历史问题不得不借重的“工具”。当然，真实的丁玲并非完全不“左”，她的“左”也并非完全出自矫情，有一些是与自身政治利益、信仰、人生道路、既得利益相关的真实表达。本文首先要厘清丁玲“历史问题”的来龙去脉，其次要发现丁玲“历史问题”与“晚年形象”如何相遇。在此基础上，对导致“晚年丁玲”形象被定格为“左”的主要事件和现象、传闻逐一进行分析，如，丁玲与《讲话》、丁玲教育青年、“晚年丁玲”与马恩着作、丁玲晚年的出访和受访、丁玲关于“创作自由”的言论、《杜晚香》的写作对于“晚年丁玲”的复杂意义、“清污”中的丁玲，共七个方面。通过这些分析，发现支配丁玲如此言动的真实缘由及其背后的无奈，说明“晚年丁玲”的“左”与其历史问题密切相关，揭示这种种因素与外在的社会形势、官方需要、文坛的世情人心等相结合，如何“打造”了这样一个“晚年丁玲”。晚年周扬是影响“晚年丁玲”形象的主要人物。造成“左”的“晚年丁玲”形象的是一股合力，是各种因素的相加，除了历史问题以及与周扬的恩怨外，丁玲自身的老年和性情特点、一生的道路选择趋向所决定的晚年必然心态，也是打造“晚年丁玲”形象的重要因素。丁玲一生都在改造自己，直到晚年。从被动改造到自我改造，丁玲已经被改造彻底异化，她从改造中获得安全感，改造成为她的信念。领袖情结与改造情结相结合，牢牢地支配着丁玲，包括丁玲的马列情结，都是为领袖情结所强化。丁玲所处的复杂的文坛矛盾，远因是制度，中因是政治权力，近因是宗派关系。过多地着眼于个人恩怨而忽略制度性反思，是把根本问题遮蔽了。丁玲复出后的余悸，不仅是对周扬的余悸，更是对权力和权力机制的余悸。丁玲晚年之所以与社会思潮脱节，是因为她不反思。丁玲的不反思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没有余裕反思。因为历史问题尚未解决，她必须做“顺民”。其次，没有愿望反思。因为她的命运与主流是一致的，她的反思可能面临自我否定的危险。再次，没有能力反思。在政治与文学之间，丁玲总是处于一种二元的分裂状态：两种声音，两个面孔，两种价值观，两种文学观。丁玲的双重文化选择，决定了对她的历史评价也是双重的，很难统一。用翔实的资料来说话，对已有的观点尽量在对比中进行廓清，在此基础上给出自己的观点，这是本文秉持的主要研究方法。本文是关于丁玲晚年研究的第一个长篇文本，是第一次将丁玲晚年作为一个独立的课题来进行研究，也是迄今对丁玲晚年的最完整的研究。

孙德鹏^[10]（2012）在《宪政补丁沈玄庐——读《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文中提出萧邦奇（R.Keith Schoppa）的《血路》曾获得美国列文森图书奖,写的却是中国,是宿命,一个当代中国文学中几近缺席的主题。《血路》与沈定一的传奇经历融合在一起,其实是在不经意间接续了《红楼梦》的传统。

二、融合在一起的生命——记丁玲与陈明(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融合在一起的生命——记丁玲与陈明(下)（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李辉传记文学中的老人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效师而学 ——沈从文影响下的王林早期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论20世纪日本学界对丁玲的接受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丁玲与延安：关于作家在革命熔炉中蜕变的个案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7）论岳阳新时期以来的纪实文学创作（论文提纲范文）

（8）新月派文学观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晚年丁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宪政补丁沈玄庐——读《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论文提纲范文）

四、融合在一起的生命——记丁玲与陈明(下)（论文参考文献）

• [1]社会主义革命史的信仰与实践——以丁玲的《杜晚香》为中心[J]. 原帅. 当代文坛, 2021(04)
• [2]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研究[D]. 霍虹. 辽宁大学, 2021
• [3]李辉传记文学中的老人形象研究[D]. 白鹤. 喀什大学, 2020(03)
• [4]效师而学 ——沈从文影响下的王林早期创作研究[D]. 贾子仪. 河北师范大学, 2020(07)
• [5]论20世纪日本学界对丁玲的接受与研究[D]. 孟燕萍. 浙江师范大学, 2019(02)
• [6]丁玲与延安：关于作家在革命熔炉中蜕变的个案考察[D]. 尚林枭. 西南交通大学, 2015(01)
• [7]论岳阳新时期以来的纪实文学创作[D]. 蔡俐. 湖南大学, 2014(04)
• [8]新月派文学观念研究[D]. 黄红春. 江西师范大学, 2013(03)
• [9]“晚年丁玲”研究[D]. 李美皆. 苏州大学, 2013(09)
• [10]宪政补丁沈玄庐——读《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J]. 孙德鹏. 政法论坛, 20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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