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浅谈征、管、查的有机结合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郭晓闻[1]（2021）在《工程施工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的双重预防机制分析》文中研究表明随着交通行业领域的不断发展,我国很多交通建设企业已经具备了雄厚的资金实力和完善的管理方法,这一定程度上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奠定了坚实基础。从企业角度来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尤为重要,这可以在企业安全生产和经济效益提升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鉴于此,文章以双重预防机制的研究背景和特点为出发点,探讨了工程施工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现状,并提出双重预防机制方案建议,供各位同仁参考。
王剑锋[2]（2021）在《冷消融联合中药治疗老年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临床研究和实验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研究背景]老年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nonsmall-cell lung cancer）具有极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对于驱动基因阴性的患者,化疗是指南推荐的基础治疗方案,然而很多老年晚期NSCLC患者身体储备较差不能化疗或不能耐受化疗副作用不得不停止化疗,还有部分患者化疗效果一般,化疗后很快出现进展,因此治疗手段相对局限。“冷消融联合中药”治疗模式在中医理论指导下,以中医辨证治疗为主线,以冷消融微创治疗为关键节点,具有低损伤、可持续的特点。前期诸多研究结论显示冷消融联合中药模式临床效果较好,然而针对老年患者这一特定人群的研究较少,冷消融联合中药这一治疗模式的疗效能否达到常规化疗水平,是否能够为老年晚期NSCLC患者,特别是不能化疗或者化疗效果不好的患者提供新的治疗选择,还需要进一步评价;同时通过总结该模式的“优势人群”特征,研究冷消融联合中药队列患者术后的治法和组方用药,以及作用机制有望进一步优化该治疗模式,增加患者获益。[研究目的]临床部分:1.评价冷消融联合中药模式治疗老年晚期NSCLC患者的疗效能否达到常规化疗水平,以期为这类患者特别是不能化疗或化疗效果不好的患者提供可持续、低损伤的治疗选择;2.总结冷消融联合中药治疗模式的“优势人群”特征,为临床决策提供参考;3.研究冷消融联合中药队列患者手术前后中医证候要素变化和治法组方规律,探索冷消融术后中医证候变化特点及适用方药,以期优化该模式提高治疗效果。实验部分:1.评价冷消融联合中药对比化疗、单纯冷消融和单纯中药干预老龄肺癌小鼠的疗效;2.基于免疫调控和血管生成研究冷消融联合中药干预老龄肺癌小鼠的作用机制。[研究内容]临床部分1.倾向得分匹配基线信息:基于多中心肺癌真实世界治疗数据,纳入316例样本,分为冷消融联合中药队列、化疗队列,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减少混杂因素匹配87对;2.生存分析:比较两队列中位OS,中位PFS和生存率,COX回归筛选预后独立影响因素;3.筛选“优势人群”: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冷消融联合中药模式”的优势人群特征;4.评价疗效与安全性:评价两队列实体瘤疗效,客观缓解率、疾病控制率,KPS评分,不良反应;5.中医证素变化和组方治法研究:研究冷消融联合中药队列的中医证素变化和术后的治法组方规律。实验部分实验分为实验一和实验二两部分,两组造模、分组及干预相同。1.造模:建立老龄Lewis肺癌小鼠模型。2.分组:分别随机分组40只和45只老龄Lewis肺癌模型小鼠为①模型组,②冷消融联合中药组,③冷消融组,④化疗组,⑤中药组。3.干预:①模型组:仅造模,②联合组:冷冻消融手术和中药灌胃1次/天,共14天;③冷消融组:冷冻消融手术;④化疗组:腹腔注射顺铂3mg/kg,1次/周,共2周;⑤中药组:中药灌胃1次/天,共14天;隔天记录体质量并测量瘤径,非中药干预组予生理盐水灌胃,非化疗干预组予腹腔注射生理盐水,非冷消融干预组予切开缝合。4.指标:实验一观察生存期;实验二计算小鼠的脾脏和胸腺的脏器指数,肿瘤生长/转移抑制率,流式检测小鼠脾脏组织CD4+、CD8+、CD4+/CD8+比值;ELISA检测小鼠血清中IFNγ、IL-2、IL-10的表达;WB检测小鼠肺和肿瘤组织HIF-1α、VEGF、MMP-2和MMP-9的表达。[研究结果]临床部分1.冷消融联合中药队列（下文简称“联合队列”）和化疗队列分别入组96和220例,倾向得分匹配87对,两组中位OS分别为12个月和10.3个月（P>0.05）,两组6个月、1年、2年、3年生存率无显着差异（P>0.05）。2.匹配后联合队列和化疗队列中位PFS分别为4.7个月和4个月（P<0.05）,6个月无进展生存率分别为34.2%和18.4%（P<0.05）,联合队列患者PFS>6个月的机会是化疗队列的3倍。3.生存期影响因素分析:①联合队列,LY%是独立保护因素,CCI和临床分期是独立危险因素。②化疗队列,LY%和KPS是独立保护因素,NEUT%,KPS,CCI、NLR和临床分期是独立危险因素。4.优势人群特征:本研究中冷消融联合中药队列优势人群特征:年龄≤80岁且优势与年龄呈负相关;CCI评分≤9;Ⅲb、Ⅲc、Ⅳa期;LY%>20%。5.KPS评分:治疗后冷消融联合中药队列KPS>化疗队列患者KPS（P<0.05）。6.实体瘤疗效评价:联合队列的疾病控制率26.83%>化疗队列13.79%（P<0.05）。7.本次研究冷消融联合中药队列患者病位证素以肺、脾、肾为主;病性证素虚症以气虚、阳虚、阴虚为主,实证以血瘀、痰湿为主,冷消融术后血瘀、阳虚证素显着增加（P<0.05）;气虚用黄芪、五味子等;阴虚用麦冬、熟地等,健脾益肾用茯苓、白术等;阳虚用细辛、干姜等;血瘀用乳香、没药、三七等;痰湿用半夏、陈皮等;痰热用川贝母、浙贝母等。8.通过聚类分析得出与冷冻消融术后契合的新方组合:①乳香,没药,干姜,山楂;②赤芍,红花,细辛,干姜,五味子;③桃仁,赤芍,红花,细辛,干姜,体现温通活血化瘀治法。实验部分实验一1.冷消融联合中药组（简称“联合组”）小鼠平均生存期28d明显高于模型组19d、化疗组22 d（P<0.05）;冷消融组24 d、中药组23 d和化疗组间无统计学差异（P>0.05）实验二1.体质量:化疗组小鼠的体质量明显低于模型组（P<0.05）;联合组、冷消融组和中药组这三组小鼠体质量均明显高于化疗组（P<0.05）。2.瘤体质量:联合组、冷消融组和化疗组的小鼠瘤体质量均小于中药组和模型组（P<0.05）。3.转移肺结节数量:联合组、冷消融组和化疗组小鼠肺转移结节数量少于模型组（P<0.05）,冷消融组、化疗组和中药组肺转移结节数量多于联合组（P<0.05）。冷消融联合中药组、冷消融组、化疗组和中药组的肿瘤生长抑制率分别为32.95%、25.85%、22.16%和1.98%,肺转移抑制率分别为50%、28.91%、23.67%和34.12%。4.脏器指数:各组小鼠脾脏指数和胸腺指数均大于模型组（P<0.05）;冷消融组、化疗组、中药组脾脏指数和胸腺指数均小于联合组（P<0.05）。5.流式细胞术检测:联合组和冷消融组小鼠脾脏组织中CD4+的表达均高于模型组（P<0.05）;各组CD4+的表达均低于联合组（P<0.05）;各组CD8+的表达低于模型组（P<0.05）;各组CD4+/CD8+均低于联合组（P<0.05）;联合组和冷消融组CD4+/CD8+>1。6.ELISA 检测6.1 IL-2:联合组、冷消融组、化疗组>模型组（P<0.05）;联合组>冷消融组、化疗组和中药组（P<0.05）。6.2IL-10:各组IL-10的表达<模型组（P<0.05）;联合组<冷消融组、化疗组和中药组（P<0.05）。6.3IFN-γ:各组IFN-γ的表达>模型组（P<0.05）;化疗组和中药组<联合组（P<0.05）;冷消融组>化疗组、中药组（P<0.05）;7.Western Blot 检测7.1 VEGF和HIF-1α①肺组织:各组VEGF和HIF-1α表达<模型组（P<0.05）;各组小鼠VEGF的表达>联合组（P<0.05）;冷消融组和中药组肺组HIF-1α表达>联合组（P<0.05）,中药组HIF-1α表达>冷消融组（P<0.05）。②肿瘤组织:各组VEGF和HIF-1α表达<模型组（P<0.05）;各组VEGF的表达均>联合组（P<0.05）。各组HIF-1α的表达>联合组（P<0.05）。7.2 MMP-2和MMP-9①肺组织:MMP-2:各组小鼠MMP-2表达<模型组（P<0.05）;联合组<其他各组（P<0.05）。MMP-9:联合组、冷消融组和化疗组<模型组（P<0.05）;中药组>联合组（P<0.05）。②肿瘤组织:MMP-2:联合组、冷消融组和化疗组<模型组（P<0.05）。MMP-9:联合组、冷消融组和化疗组<模型组（P<0.05）;中药组>联合组（P<0.05）。[研究结论]1.对于老年晚期NSCLC患者,冷消融联合中药治疗模式在延缓病情进展、增强近期疗效、提高患者生存质量方面优于常规化疗,在总体生存获益方面相当,因此可以作为老年晚期NSCLC患者,特别是不能化疗或者化疗效果不好的患者的治疗选择。2.年龄<80岁,CCI评分≤ 9,肿瘤临床分期为Ⅲb、Ⅲc、Ⅳa期,LY%>20%的老年晚期NSCLC患者更适合接受冷消融联合中药模式治疗。3.冷消融联合中药模式治疗老年晚期NSCLC治法以益气、养阴、温阳、补肺、健脾、益肾等扶正治疗为主线,不同阶段兼顾活血化瘀、燥湿化痰等祛邪治法,同时老年晚期NSCLC患者,特别是冷消融术后的患者阳虚血瘀证候普遍存在,应重视温通活血化瘀治法。4.冷消融联合温通活血化瘀中药组方在延长生存期,抑制转移方面效果较好,其机制与促进抗肿瘤免疫,抑制肿瘤血管生成有关。
吴秉旭[3]（2021）在《指向核心素养的初中音乐欣赏教学策略研究》文中认为为了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和发展素质教育,教育部提出深化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改革的目标,并提倡在中小学探索指向核心素养的教育的实践。高中各学科己经明确了学科核心素养,其中,“审美感知”、“艺术表现”、“文化理解”是音乐学科核心素养三大主要维度。《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学科核心素养,但与高中的课程目标是一脉相承的,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音乐课程标准（2011）》明确提出“感受与欣赏是音乐学习的重要领域,是整个音乐学习活动的基础,是培养学生音乐审美能力的有效途径。”可见,初中音乐课程与教学中培养学生核心素养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社会媒体的音乐文化生活中,呈现出雅俗交织、美丑难辨的复杂情形,会不同程度地影响音乐欣赏教学,给教师们带来一些困扰。音乐教育如果不适应这种新的形势,课堂音乐欣赏教学如果不密切结合课外音乐教育环境,给学生必要的指导,那就难以达到音乐欣赏的审美教育目的。有效引导学生用审美的能力去鉴别、选择、品味各种多元化的音乐,这是音乐教育值得探讨的、有意义的课题。中小学音乐课程教学改革实践取得成效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对于音乐欣赏教学的深入研究不足,中小学音乐欣赏教学仍然存在一些需要深入具体研究的问题。本研究的基本问题是:1.初中音乐欣赏教学策略的运用现状如何?2.指向核心素养的初中音乐欣赏教学策略有哪些?3.影响初中音乐欣赏教学策略设计和实施的因素有哪些?基于现有的研究,以及对音乐课程相关理论与初中音乐课程的理解,本研究结合《标准》关于音乐素养、学段目标、内容标准的相关表述,构建了初中阶段的音乐核心素养框架。本研究将初中音乐核心素养内涵理解为:通过音乐课程的学习逐步形成的正确价值观念、必备品格及关键能力,培养和发展学生对音乐的兴趣、音乐的审美感知、音乐表达能力、音乐创造能力、文化理解等音乐核心素养。音乐欣赏课是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渠道,音乐欣赏教学是初中音乐学习的重要领域,通过在初中这一学生音乐核心素养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开展教育教学活动,可以为高中音乐鉴赏课程的有效开展奠定基础。本研究采用质化研究的取向,通过课堂观察、访谈、案例分析的方法收集和分析研究资料,分析初中音乐欣赏课的教学策略及其对音乐核心素养的培养状况。对有代表性的4节常规课和6节优质课的课堂观察和深入分析,对教师、学生和教研员的访谈,发现初中音乐欣赏教学策略运用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发现实践教学与《标准》和音乐核心素养要求的差距,面对现实应当解决哪些问题。通过研究发现主要有哪些可以有效提高初中音乐欣赏教学质量的可行策略,深入探究影响初中音乐欣赏教学策略设计和实施的因素,并提出初中音乐欣赏教学策略的改进建议。研究的主要发现包括:1.教研员和中学音乐教学名师对音乐欣赏教学策略认同度高。通过分析音乐教师常用的音乐欣赏教学策略和优质录像课中运用的音乐欣赏教学策略,发掘切实可行的音乐欣赏教学策略,以解决初中音乐教师设计和运用音乐欣赏教学策略的困扰。2.教师在优质课中运用音乐教学策略的特征:（1）优质课中音乐欣赏教学策略与教学内容及教学目标适合度高;（2）优质课中音乐欣赏教学策略关注发展学生音乐核心素养,但对学生文化理解音乐核心素养的培养不够充分;（3）优质课中的音乐欣赏教学策略运用类型较丰富;（4）优质课中音乐欣赏教学策略的运用都较充分;（5）优质课中有效组合运用音乐欣赏教学策略的方式较多。3.有效的初中音乐欣赏教学策略有:操作体验音乐欣赏教学策略、主体经验音乐欣赏教学策略、文化体验音乐欣赏教学策略、听觉分析音乐欣赏教学策略、情境游戏音乐欣赏教学策略、情境感悟音乐欣赏教学策略、类比学习音乐欣赏教学策略、主题发展音乐欣赏教学策略等。在对优质课的分析中,新发现了有效的、创新的音乐欣赏教学策略:分组合作体验与探究的音乐欣赏教学策略、信息延伸与探究的音乐欣赏教学策略、问题引导聆听音乐欣赏教学策略、运用联觉辅助聆听的音乐欣赏教学策略、师生交流式音乐欣赏教学策略、师生合作探究发现的音乐欣赏教学策略等。4.一些音乐欣赏教学策略体现了音乐核心素养的培养。操作体验音乐欣赏教学策略、主体经验音乐欣赏教学策略、听觉分析音乐欣赏教学策略、师生交流式音乐欣赏教学策略等的运用,促进了学生对音乐的持续兴趣、审美感知、音乐表达能力、音乐创造能力等音乐核心素养的发展,但对学生文化理解音乐核心素养发展有所欠缺。5.影响初中教师音乐欣赏教学策略设计和实施的因素包括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内部因素主要包括:教师对核心素养及音乐欣赏教育价值的认同;教师的音乐专业素养;教师的艺术知识与其他学科知识素养;教师教学知识与技能;教师职业道德修养;教师教学设计与组织能力;教师对学生知识和态度与特质的了解等。外部因素主要包括:音乐课程改革;媒体文化;教育行政的政策和教研员的专业支持等。在以上研究发现的基础上,提出音乐欣赏课教学可供参考的教学策略改进建议:1.教学策略选择与有效实施应指向整合的教学目标;2.依据教学内容有针对性的选择教学策略;3.注重多种教学策略的组合运用,充分培养学生的音乐核心素养;4.将教学策略与环境因素有机融合。
朱鸿亮[4]（2021）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体系研究》文中认为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同志立足文化强国,围绕什么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如何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新思想、新表述、新论断,也提出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一系列新要求新举措,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包含极为丰富的内容。在当前学者们的相关研究不断深入拓展的情况下,对这些成果进行总结概括和系统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结构化、整体化研究,揭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传承与创新关系,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从狭义上把文化界定为“人类在生产生活实践中生成的,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的全部精神活动及其物质产品中包含的精神因素,去除其中自然科学和技术、语言和文字等非意识形态的部分。”从这一基本概念出发,首先介绍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产生背景与内容体系,接着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和外延进行拓展性研究。就内涵的拓展性研究来说,包括文化源流论一章,讨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源流关系,并辨析了三者之间传承转化的关系,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进行了重点研究;包括意识形态主导论一章,详尽讨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中的主导性问题,本章的特色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道德建设整合进意识形态主导性和意识形态工作中,并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和宣传思想工作进行了重点研究。从外延的拓展性研究来说,主要包括文艺论宗教论网络文化分论一章,这是对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中涉及的文化各领域、各方面的专门而集中的考察,意在努力呈现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中关于文化的理论观点的丰富细节,也为下一步的分析研究提供扎实的理论和事实依据;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文化建设内涵与外延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文化自信论一章,研究了自信问题的由来、自信的必要性和依据、以及如何坚定文化自信等问题,无论意识形态工作抑或价值观践行、传承传统文化抑或弘扬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都必须以坚定文化自信为前提,这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现文化强国的主观条件;而文化建设论一章,从加快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论述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现文化强国的实践基础;文化交往论一章,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他国他民族文化进行交流交往,既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现文化强国的客观条件,也是提升中华文化话语权,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价值、中国方案,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要。作为本文理论研究的重要结论,首先,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思想体系进行了总结概括。其次,总结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主要线索与总体特征有七:以人民为中心、明确的问题导向、鲜明的实践指向、强调创新引领文化发展、高度重视网络文化工作、把人才建设放到首位、坚持党的领导。再次,从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概念的内涵、习近平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大理论创新、深化和拓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理念、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创造性论述了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之间的关系、话语创新和表述创新等六大方面总结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最后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结束全篇。
孙新生[5]（2021）在《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演进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较好克服了革命时期注重个人、家庭、宗族、朋友等小群体利益的传统社会特殊主义价值观的侵蚀,新中国成立后执掌全国政权而来的权力腐蚀,以及改革开放后实行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特别是新旧体制机制转轨过程中腐败大量增加的挑战。这是如何实现的呢?不少学者认为,1978年前主要靠群众运动反腐,1978年后主要靠制度反腐。但这种观点忽略了的是,改革开放前不仅有群众运动反腐,也制定了大量法律法规和制度机制,组建了纪委、监委等反腐败机构,逐步建立了腐败惩治的权限、规则和程序,而且群众运动都是中共中央直接发动、组织的,除文化大革命外都是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控制开展的,群众运动中都有制度建设环节,违纪违法人员的处理也是由专门机构进行。在改革开放后的反腐败实践中,除不开展群众运动外,大多数制度规则、程序、机构都延续了新中国成立早期及革命时期确立的制度框架。将改革开放前后的反腐败实践分别界定为运动反腐、制度反腐的二分法,割裂了两个时期的历史联系,同时也忽视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确立的拒腐防变体制机制,而这恰恰是建国后拒腐防变的逻辑起点和实践基础。本文在将拒腐防变放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中进行检视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拒腐防变,关键在于其是高度制度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自成立起就注重用制度化的方式拒腐防变,同时虽经历曲折反复但总体上较好地处理了制度化和群众参与的辩证关系,将群众参与逐步纳入制度化轨道,可以说制度化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拒腐防变的主线。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初步探索期,确立了思想建党优先、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等原则框架。在这些原则框架下,通过延安整风运动确立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确立从思想和作风问题抓起,防止这些问题演化为腐败问题的管党治党思路,使党员干部改变源自传统农业社会的观念和特质,接受马克思主义公共利益至上的普遍主义价值观,自觉做到不想腐。确立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建立专门干部选拔机构,将自上而下的领导考察与自下而上的群众考察结合起来,从选人用人的源头遏制腐败。严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制度,建立反腐败专门机构,严格实施党的纪律,及时纠正党员的小错误、清除党员队伍中的腐化分子,使大多数党员既不敢腐也不能腐。通过井冈山工农兵民主政治、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廉政实践等,对群众参与、民主监督的制度化方式进行探索,初步将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与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结合起来。新中国成立早期是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探索深化期。针对全国执政后腐化现象大幅增加的现实,将整风整党运动与执行纪律、整顿干部、清理组织、反对腐败结合,深化了延安整风运动模式;相继建立纪委、监委等反腐败专门机构,其组织机构、职责范围、领导体制、工作规则与程序等为1978年后纪委恢复重建提供了基本框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信访制度等为群众监督以及参与反腐败提供了制度化途径。但对党内贪污腐化特别是科层化管理体制滋生的官僚主义等隐性腐败,中央领导层在反腐败以自上而下的制度化方式为主还是以自下而上的群众参与为主上分歧越来越大,拒腐防变制度化和群众参与的张力逐步凸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成为群众参与制度化和反制度化的分水岭。改革开放新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恢复发展期。中国共产党将拒腐防变重新纳入制度化轨道,探索在不开展群众运动条件下拒腐防变的路径,对群众参与的规模和数量进行规范限制,更多依靠党和国家体制特别是专门机构自上而下反腐。其中,1983年整党确立了自上而下的整风整党模式;党和国家领导体制、领导机构改革,国家公务员制度等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价格改革、财政管理改革等经济领域改革,以及规范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行为,构建起防治腐败的制度机制;恢复重建后的纪委确立三项主要任务、五项基本权限、双重领导体制、纪委监察局合署办公体制,基础性反腐败法律法规逐步形成体系,在“两案”审理、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中注意区分纪律问题与法律问题,并在理念、规则和程序上探索党纪和国法的衔接,推动腐败惩治走上法制化轨道。但在拒腐防变制度化迅速提高的同时,群众参与逐渐边缘化,群众反腐与制度化的反腐体制对接不顺畅,党委政府与民间社会在反腐问题上不时出现紧张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是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加速推进期。针对制度执行不力、腐败问题滋生蔓延的挑战,中国共产党以制度执行力建设为突破口,坚持制度完善和制度执行相统一、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相统一、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强力正风肃纪反腐、全面从严治党,使党的纪律、作风建设规定和腐败惩治法律法规落实落地,有力维护制度权威、遏制腐败蔓延势头。同时,通过畅通群众信访举报机制,构建群众网上曝光、舆论发酵、执纪执法部门追查相结合的监督方式,并通过巡视将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与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结合起来,特别是明确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与群众监督等各种监督结合起来,构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进一步理顺拒腐防变制度化和群众参与的关系,在拓宽群众制度化参与途径、将群众监督整合进拒腐防变制度化格局上取得重要进展。回顾百年拒腐防变历程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以制度化为主线,在思想教育、组织机构、惩治腐败、权力监督等制度化上都取得了不少历史经验。在新征程上,必须传承好这些宝贵经验,坚持和完善思想教育制度化,在党的领导下自上而下有控制、有步骤整风整党,将思想教育与整顿干部、执行纪律、建设组织结合起来,使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制度治党的过程、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思想建党的过程;坚持和完善组织机构制度化,任人唯贤,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强化反腐败专门机构;坚持和完善腐败惩治制度化,将制度制定和制度执行结合起来,依规依纪依法惩治腐败,将严惩腐败作为教育、制度的支撑和后盾;坚持和完善权力监督制度化,将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与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结合起来,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拓宽群众参与的制度化渠道,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为中国共产党抵御各种腐败因素的侵蚀、长期执政奠定坚实基础。
尹冰洁[6]（2021）在《A公司基层员工绩效管理体系优化研究》文中提出随着世界经济变革及科学技术的进步,人力资源禀赋日益成为决胜市场竞争的关键要素之一。近年来,我国中小企业发展面临巨大挑战,行业竞争越发激烈企业新的发展态势对人才管理作出新的时代要求。绩效管理体系作为人才管理过程中一项重要内容,也成了企业管理的重中之重。科学的绩效管理体系不仅能帮助企业稳定人才,还能有效促进企业发展。因而,完善绩效管理体系对公司持续发展与增强市场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绩效管理理论、质量管理理论,应用问卷法、实地调研、专家访谈法、定性定量的研究方法,采用目标管理法、关键指标法及PDCA循环研究工具,以A公司为例对公司基层员工的绩效管理体系展开研究。研究发现该公司现行的管理体系存在内容不完善、实施流程不科学、绩效检查结果处理不到位三大问题。通过进一步剖析发现致使A公司绩效管理体系产生系列问题主要原因有管理层对绩效管理体系的完善认知不到位、管理体系实施过程中反馈机制缺失、缺乏专业管理人才队伍等。针对公司现行绩效管理体系所存问题,基于PDCA循环,依次以（P）——实施（D）——检查（C）——处理（A）四个方面为路径,以沟通为媒介促进P、D、C、A四方面的有机结合,对公司现行的基层员工绩效管理体系做出优化。从制度保障、文化保障、人才保障三方面确实为优化后的基层员工管理体系的有效运行提出意见建议,力求最大程度解决A公司基层员工绩效管理体系所存问题,有效助力优化后的管理体系行之有效。通过研究有针对性的提出解决方案,有助于公司提升管理水平、留住人才、增强企业竞争力。同时也为相关类似的企业实践提供参考与借鉴。
梁晓娟[7]（2021）在《XZ公司廉政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反腐倡廉建设已出现新的阶段性特征,企业的廉政风险管理工作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若不能对廉政风险进行有效的预防和控制,容易形成系统性、区域性风险,不仅会产生负面影响,而且不利于市场公平交易和竞争。XZ公司是中国证监会系统内的企业之一,伴随着其内部集团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外部市场环境的不断变化,廉政风险防控任务愈发艰巨。本文以XZ公司廉政风险防控为研究对象,通过谈话了解和问卷调研,结合作者本人的工作经验,总结出XZ公司廉政风险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即思想认识不到位、防控重点不明确、业务基础不扎实等。经对产生问题的原因进行分析,本文认为XZ公司现行的廉政风险管控工作中缺少系统的顶层设计、科学的理论基础和长效的机制措施。随后,本文从企业内部控制的角度,将企业管理科学中的风险管理、质量管理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XZ公司廉政风险防控工作,并针对其业务特点,以科学防范和有效化解为核心,构建出兼具预防、监控和处置功能的“234”廉政风险防控体系,即从两个层面（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三道防线（事前预防、事中监控和事后处置）、四个环节（PDCA循环的计划、执行、检查和处置）,对廉政风险的预防和控制工作进行闭合管理,系统性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最大限度地对廉政风险进行预防和控制。遵循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本文积极探索到一条行之有效、适合XZ公司当前发展实际的廉政风险防控体系和模式,以确保其持续提升管理效能,不断增强企业综合实力,提高市场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同时,探索的成功经验也可为其他企业提供参考借鉴。
孟根仓[8]（2021）在《建构俄罗斯布里亚特民族：互动机制、国家制度与民族属性（17世纪至21世纪之初）》文中研究说明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俄罗斯联邦是世界上地理面积最大的多民族国家,又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此背景下,深化认识与中国毗邻的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及其诸民族成为中国智囊团为助推“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并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迫切任务,也是丰富中国特色海外民族志研究的紧迫任务。本文将深化对西伯利亚地区人口最多的土着民族—布里亚特民族的认识,丰富中国特色海外民族志研究,并力争在与中国毗邻的西伯利亚区域中实现中俄两国人民之间的人文价值共享,夯实两国民心相通建设的人文基础,助力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另外,本文注重“将边缘置于中心”,从“边缘”审视“中心”,并以反思的视角分析“中心-边缘”互动机制是如何形塑双边的。具体而言,如果不了解俄罗斯“边缘”民族,就不可能完全了解俄罗斯国家本身,因为俄罗斯自建立国家以来,始终是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的政体。目前,民族、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相关研究已经成为民族学与人类学最重要的发展趋势之一。其中,民族与民族主义被学界认为是个棘手的研究领域,而作为政治实体的民族国家则被认为是个相对容易的研究对象。学界对民族与民族主义研究虽然积累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但至今争论未断,尚未形成统一的共识。原生论派认为,民族是自然发展的产物,民族的最根本的本质,即“民族特征”,是不会因外界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原生论后来被建构论派学家评为“视而不见”的“肤浅”论述,“是族性和民族主义研究学者持续鞭打的一匹死马”。本文以俄罗斯布里亚特民族为例,将“持续鞭打”作为“一匹死马”的原生论,论证民族不是“天生的”,而是“制造的”。建构论派注重民族的社会建构性,认为民族是“制造的”,而并非是“天生的”,强调民族是经过知识精英的努力以及国家的政治意愿而创造出来的建构体或知识精英和国家为达到某种目的有效工具。建构论是目前族群、民族与民族主义研究的主流理论范式,但它不能充分解释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与前现代族性的连续性问题,从而被认为是“将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理论。为此,安东尼·史密斯提出族裔象征论,强调建构现代民族的前现代族群性。笔者认为,建构论高估了国家的政治意愿,尤其是高估了在多民族国家中建造国家民族的民族意识、民族团结以及激发忠诚方面的形塑力量,未能充分解释亚国家层次的民族意识和跨国族裔联系的持续性。本文以俄罗斯布里亚特民族（亚国家层次的民族）及其民族主义（以自治为目标的民族主义）为例,补充论述亚国家层面的民族对国家和国家制度建造过程中的形塑力量。此外,罗杰斯·布鲁贝克提出民族制度主义论,并强调民族学家不应过多专研“民族是什么”,而是应该致力于作为一个政治和文化现实的民族认同是如何在既定的国家被制度化的。民族认同是有国家的制度塑造的,在把全体社会成员划分为不同民族群体的情况下,认同不取决于经济社会变迁,而取决于制度变迁。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而这种基于民族的社会分野就很容易导致民族主义运动。换句话,制度主义论把分析视角转移到国家制度,而非民族本身。笔者认为,制度主义论具有三个明确的不足之处:1.高估了国家制度对民族的单向塑造能力,忽略了民族对国家的回应;2.片面地强调了国家制度设计本身来论证苏联族裔民族主义兴起的必然性;3.不能充分解释同样具有双重性制度下产生的布里亚特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内的自治共和国）为何没有出现极端民族分离主义的问题。本文质疑制度主义论,以布里亚特民族及其民族主义为例,将论证“边缘”民族是“中心-边缘”互动的产物,而不是国家“中心”单方面的创造物,并提出机制、制度与民族的三角关系模型,即互动机制创造“边缘”民族,国家制度巩固“边缘”民族,“边缘”民族又通过互动机制形塑国家制度。换言之,本文注重“中心-边缘”机制的互动性、国家制度和“边缘”民族的三角关系。故而,单方面地强调国家制度塑造民族或“边缘”民族的自主民族建构工程均不是建构亚国家层次的民族的整体概述。因为建构亚国家层次的民族同时受民族本身和国家权力的双重形塑影响。最后,对理论研究而言,本文以俄罗斯联邦“模范少数民族”—布里亚特民族为例,反思民族理论研究范式问题,补充论述亚国家层面的民族对国家和国家制度建造过程中的形塑力量,提出机制、制度与民族的三角关系模型。本文的创新点在于:1.补充论述亚国家层面的民族对国家和国家制度建造过程中的形塑力量;2.论证机制、制度与民族的三角关系模型,将弥补民族理论研究缺口。对研究选题而言,目前,学界还缺乏高度概括性的理论术语表示布里亚特民族及其认同的属性。本文以参与观察和历史文献研究方法相结合,利用田野调查资料与多语种档案文献,将重新论述布里亚特民族建构工程,并提出高度概括性的术语—“叠层式民族性”表示俄罗斯布里亚特“民族性”（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本文的创新点在于多语种档案资料、本土视角以及“叠层式民族性”概念,以此弥补该研究领域内的缺口,丰富布里亚特民族研究。
许嘉禾[9]（2021）在《我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体育要强、要兴,发展体育产业是主要途径。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高质量发展逐步成为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脉。体育产业要提质增效和持续高速发展,需要金融的有力支持。然而当下,金融体系在体育产业中的效用功能尚未能够充分发挥。因此,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所面临的金融支持问题,成为一个难以回避的命题。本研究立足于体育产业的经营实践,综合运用体育学、管理学、系统科学及金融学的相关研究方法及范式,以现代产业和金融发展的相关理论为指导,按照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现状与问题、特征与机理、宏观效应、微观效率以及系统运行的次序,从理论分析到实证研究,展开工作。本研究的工作主要如下:一是梳理体育产业的金融支持现状,发现体育产业金融支持存在的不足。二是总结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需求特征,剖析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三是在宏观产业层面,以耦合协调的视角,审视体育产业与金融体系的关联关系。通过建立序参量体系,引入耦合协调、剪刀差以及灰色关联等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二者的耦合协调发展效应及影响因素。四是从在微观企业的层面,以“黑箱”的视角,根据金融支持与体育产业的不同维度,测度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效率水平。通过筛选体育企业样本,利用DEA、Malmquist指数及收敛性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分析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效率水平及其演变特征。五是根据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要素组成与系统结构,构建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分别从金融市场策略、政府金融干预和金融风险情景维度进行模拟仿真,分析不同策略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以期为优化体育产业金融支持,促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策略着力点。本研究的结论主要包括六个方面:（1）政府金融支持和市场金融支持均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随着体育产业金融需求的不断升级,政府部门对体育产业金融活动的认识持续深化,政策工具与国有资本逐步活跃。金融市场对体育产业的支持力度不断提升,各类体育产业金融市场蓬勃发展,风险投资市场异军突起。体育产业嵌入金融体系的程度不断加深。但同时,体育产业的金融支持仍存在一定问题:一是金融支持制度体系亟待完善,金融支持政策工具尚需补充;二是金融市场结构失衡问题凸显,直接融资渠道建设存在不足;三是风险资本经典功能发生偏离,资本投入可持续性有所欠缺;四是新兴金融工具利用不充分,体育金融复合人才供给不足。（2）我国体育产业具有快速成长的阶段性特征、业态丰富的结构性特征、高不确定性的风险性特征和消费供需的不平衡特征。在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下,体育产业的发展特征进一步衍生出了独特的金融需求特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亟需的是政策引导下的规模化金融支持、层次多元化的系统性金融支持、风险偏好的针对性金融支持,以及科技赋能的普惠性金融支持。（3）资本形成、创新推动和消费刺激是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主要功能组成。金融体系一是可以扩大资本积累,促进资本形成,缓解体育产业融资约束;二是能够降低交易成本,优化资源配置,分散创新风险,推动体育产业技术、模式创新;三是可以实现跨期平滑、财富效应和风险保障,刺激体育产业消费发展。有效的金融支持作用于体育产业的投资和消费两端,通过平衡产值结构、改善融资结构、变革消费结构,促进产业的结构转型升级;通过扩大要素供给、加快要素流通、推动技术进步,提高产业的要素生产效率;通过加速企业成长、优化公司治理、形成循环激励,促进产业的价值增值,精准作用于体育产业的成长痛点,协助体育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4）宏观产业效应的实证研究表明:金融体系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内生耦合机理和外部耦合功能,具有双向耦合协调发展机制。二者不仅维持了长期、高度的耦合关联性,并且实现了耦合协调度的持续跃升,呈现出由低水平协调向高水平协调演化的动态趋势。金融体系对体育产业的短时间、爆发性增长起到了有效地支撑作用。且二者的耦合协调发展尚处于发展周期的前期,其交互胁迫作用远小于耦合协调发展所带来的正向效应。与此同时,二者的耦合协调效应受到多种内生因素和外部环境的共同影响。风险投资市场、消费金融、政府扶持和金融创新等内生动力型因素,以及居民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变动等外生环境型因素,均与二者的耦合协调发展存在密切关联。（5）微观企业效率的实证研究发现:第一,静态来看,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总体金融支持效率尚可,多数样本企业接近最优生产前沿面,但同时具有明显的技术制约特征。扩大金融资源投入规模前,需要着重改善金融技术水平。在金融支持效率内部,债权效率较好,股权效率欠佳,且股权效率呈现规模制约特征。在体育产业内部,体育企业板块、行业业态和空间地域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金融支持效率差异。第二,动态来看,金融支持体育产业的动态效率水平并未产生良性改观,反而出现小幅下降。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不足,产业金融技术创新水平难以支撑金融资源规模的快速增长。其中,股权动态效率下滑,技术进步水平下降明显,是导致整体金融效率下滑的主要原因。第三,动态效率的收敛性分析表明,效率落后企业对领先集团具有追赶效应,但收敛速度较慢,且收敛速度存在体育产业内部的结构性差异,达到产业金融支持效率的均衡仍需要较长时间。（6）系统建模与仿真的实证研究说明: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可以视为由政府金融支持、金融市场发展、宏观金融环境和体育产业发展所组成的动力学系统。第一,强化金融市场支持力度可以有效提升体育产业发展质量。相对而言,强化股权市场的效能略优于债权市场。股权市场更有利于体育产业规模扩张和要素生产率提升,债权市场则更有利于体育产业结构优化。第二,政府干预会对体育产业发展质量产生影响。弱化政府干预无益于体育产业发展质量,维持一定强度的政府金融支持具有必要性。适度增强政府干预有利提升体育产业发展质量。但当政府干预过度时,会造成规模增长与要素生产率下降并存,仅能“做大”而不利“做强”体育产业,最终无益于产业发展质量。第三,宏观金融风险能够对体育产业发展质量产生显着的负面冲击。随着体育产业深度嵌入金融体系,金融风险的损害力度可能进一步增大,需要审慎防范、积极应对金融风险。在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金融政策体系,优化制度顶层设计;丰富金融服务市场,创新投融资渠道模式;推动金融技术创新,开发新型金融工具;优化企业金融管理,重视复合人才培养等策略建议。本文主要有以下创新点:（1）探讨了金融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在现状梳理的基础上,总结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需求特征,明确金融功能的作用支点,厘清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2）结合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宏观产业与微观企业视角进行实证研究。综合运用数理模型及相关评价方法,设计序参量体系,测度并分析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发展效应及其影响因素;构建投入、产出指标体系,从不同维度测度并评价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效率特征及其变动规律。形成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问题的深层次认识,为优化体育产业的金融支持效能提供着力点。（3）构建了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分析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要素组成与系统结构,设计模型变量及函数关系,并从金融市场策略、政府金融干预和金融风险情景维度进行仿真。探究不同策略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产生的影响,为企业部门的金融决策和主管部门的政策制定提供更具现实意义的参考。
刘华超[10]（2021）在《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纵观世界政党政治340余年的历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170余年的历史,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强弱都是政党生存与发展乃至执政长久与否的关键驱动。从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世界上一些政党丧失执政地位的深刻历史教训表明,无论是通过和平选举手段上台执政的政党,还是通过革命手段夺取政权的政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都会因执政理念僵化、执政基础萎缩、执政方式落后等造成执政能力的退化。政党的执政能力退化不仅会引发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危机,甚至会带来丧失执政地位的危险。中国共产党作为百年大党、作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需要以史为鉴,认真思考和高度重视政党执政兴衰的“历史周期率”问题。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党只有始终围绕党的建设主线,不断提升执政能力,才能有效化解和抵御执政风险与挑战,有效应对“黑天鹅”与“灰犀牛”事件,避免犯颠覆性错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源自于历史,是人民的选择,但这绝不意味着一劳永逸。当前,党执政所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种风险”说明,党的执政安全问题仍然突出。党能否破解政党执政兴衰存亡的“历史周期率”难题,跳出政党执政的“塔西佗陷阱”、社会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陷阱”等,仍然需要接受时代地拷问和检验。因此,在世情国情党情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是巩固和维护党执政地位的关键所在和重中之重。党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百年大党,从创建到执政,其执政理念、执政方式都在因时代进步而不断发展创新和改进完善。党的执政基础、执政地位也随之日益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更是结合党执政面临的新形势、新变化、新情况、新问题、新风险、新考验,进一步创新和发展党的执政理念,完善党的执政方式,持续厚植党的执政基础。同时,基于党对所处历史方位的科学判断,创造性地提出了“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重大论断,要求全党要时刻牢记初心使命,不断推进自我革命,全面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增强党的执政本领,积极推进党的执政转型。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既具有政党的一般属性和功能,又具有其自身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执政转型是一个事物的一体两面。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促进党的执政转型,党的执政转型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因此,考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执政转型,一是必须清楚政党与执政党、党的领导与执政、党的领导能力与执政能力、党的建设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充分认识和把握“三大规律”。二是必须要围绕执政能力的三大核心构成要素不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三大核心构成要素之中,创新执政理念是党执政能力建设的灵魂,意在重点解决为谁执政的问题;厚植执政基础是党执政能力建设的根基,旨在明确靠谁执政的问题;完善执政方式是党执政能力建设成效的具体体现,主要回答怎样执政的问题。三是必须要十分清楚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理论根基和出发点。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是其理论根基和出发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成果。总体而言,首先从理论层面理清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理论、基本内涵和构成要素等,对弄清党为什么能够长期执政、靠什么进行长期执政,以及如何在未来继续长期执好政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执政,若从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局部执政活动算起,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的执政能力建设（1927-1949）,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以后的执政能力建设（1949-1978）;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1978-2012）;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2012-）。从大革命失败到新中国成立,是党的局部执政时期。在这22年的局部执政实践当中,党积累了丰富的局部执政经验和党的建设经验,为党执政培养和储备了一批难得的执政人才,为党执政作了充分准备和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在党22年局部执政实践当中,由于长期以农村为基础开展革命武装斗争,它部分地塑造了党在意识形态和执政信念上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对党执政后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至党的八大召开,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经济快速得到恢复发展、社会秩序日趋稳定,党的执政地位日益稳固,党的执政取得显着历史性成效。党的八大系统总结了执政7年以来的经验与不足,明确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向。但是,随后由于党内“左”的指导思想日益发展和对党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误判,以致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于是,通过频繁开展群众政治运动、消灭党内外的“阶级敌人”,也就成为了当时党治国理政的重要任务和主要方式。特别是从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在阶级斗争和群众政治运动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党和国家权力被过分集中,党作为执政党的权力逐渐发生异化,政党国家化倾向日趋明显,并最终演变为以党代政。后又经两年徘徊时期,在异化的阶级斗争思维和运动思维支配下,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被严重削弱,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遭受了重大挫折和损失。究其根源在于,一是由于此前党长期处于农村严酷的革命斗争环境之中,党在全面执掌国家政权以后,仍习惯于运用革命战争年代对敌的阶级斗争思维和运动方式进行治国理政。二是作为执政党,出于巩固新生人民政权与执政地位的需要,党希望能够简单通过继续保持自身的革命性质、品质和精神,发扬优良革命传统,来彻底完成社会革命任务。但作为执政党,用革命战争年代消灭阶级敌人的激进方式,来解决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既是缺少执政经验的表现,也是执政能力有所不足的表现。其最终带来的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合理有序发展,而是“左”的错误思想在党内外的滋长蔓延。其直接表现即是阶级斗争和群众政治运动被过分强化和不适当运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它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期,也标志着党的执政和执政能力建设进入了新的转型发展时期。党在改革开放前经历的重大执政挫折,使党坚定了推进改革开放的信念。通过关于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通过拨乱反正,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路线。同时,它也使党充分认识到,只有牢牢抓住党的建设主线,才能把党建设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勇于自我革命、人民衷心拥护、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改革开放以来,党鉴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因民主与法制被践踏而付出的沉重代价,以及国外一些执政党因执政能力下降而丧失执政地位的经验教训。结合当时国内外不断变幻的执政环境与形势,党希望能够通过不断推进深化改革、创新执政理念、完善执政方式、巩固执政基础,提升执政能力,来正确处理和规范党与政府的关系,并逐步推进党由习惯于运用革命战争年代消灭阶级敌人的激进思维和方式治国理政的党,向注重实现“四个自我”,崇尚法治和制度之治,领导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党转型。于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党便开始着力恢复和重建党和国家各项制度,并更加注重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其目标就是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和树立强有力的国家法律与制度权威,并用完善的制度和科学的法制体系规范权力运行,压缩权力的寻租空间,真正确保权为民用和实现依法、科学、民主执政,同时确保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制度化、法制化。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新的执政环境、执政考验,新时代对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如何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提出了新的要求。党在已有丰富执政经验和充分汲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因执政能力下降而丧失执政地位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从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出发,适时提出了“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重大论断。这不仅是党在新时代对执政面临“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的积极回应,更是积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执政转型的最好体现。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党结合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重大转变,仍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实际,立足基本国情,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围绕新时代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这条主线,积极创新党的执政理念、厚植的党执政基础、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增强党的执政本领,继续深入推进党的执政党转型。新时代,党领导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其最终旨归在于要彻底杜绝“左”的泛政治化运动对党和国家制度与法律法规的任意践踏,更加强调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和制度体系,注重一体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共同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进而实现制度治党、制度治国与制度治权的“制度之治”。与此同时,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党科学、依法、民主执政,就是要彻底改变以往几乎完全由党和政府包揽主导一切,过多依靠党和政府政策与科层官僚化部门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和行政命令进行治国理政的方式。旨在突出强调党作为执政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的核心作用,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和网络化治理主体的横向协同与纵向垂直联动。因此,新时代党作为执政党,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需要更加注重团结各方力量画出最大同心圆、满足多元诉求、维护各方利益,更加主动采取通过共同协商、拓宽参与渠道、倾听人民声音、科学制定政策、强化执行监督等,以此来不断保障和满足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通过考察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经验得失可以发现,一个政党能否实现长期执政、有效执政,关键在于这个政党能否因时代变化而不断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进而合理有效地推进自身的适应性变革。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由于其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特殊角色担当,在充分汲取党以往执政经验和教训,以及国外一些政党特别是苏联共产党因执政能力退化而丧失执政地位的深刻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新时代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一是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守党的执政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执政底色,是推进执政转型的动力,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真谛。二是要积极变革执政体制,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其中,完善党的监督权力运行的制约机制是保障,强化规范权力运行的政党体制是旨归,构建引导权力运行的舆论体制是导向。三是要准确把握内外情势,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为此,新时代党要始终坚持把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相统一,要始终树立改革创新和自我革命的行动自觉和坚持科学发展是第一要务的使命担当。同时,还要建构科学考评体系,锻造党的执政人才。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人”就是党政各级领导干部。增强各级党政干部的执政能力,锻造党的执政人才队伍,就是要始终坚持新时代的好干部标准,不断健全干部能力考评指标体系、完善干部能力考核评价方式、科学运用干部能力考评结果,以便形成良性循环的选才用才氛围和政治生态,让真正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人脱颖而出。最后,要始终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坚定正确执政方向。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必须做到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全面增强政治建设的自觉性与坚定性,不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用制度保障发挥党的领导的最大优势。只有这样,党才能不断提高新时代治国理政的综合能力和水平、更好地把握两个大局,进而才能顺利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浅谈征、管、查的有机结合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浅谈征、管、查的有机结合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1）工程施工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的双重预防机制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1 双重预防机制的研究背景 |
| 2 工程施工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内容 |
| 2.1 定期安全风险与隐患排查治理检查 |
| 2.2 经常性安全风险与隐患排查治理 |
| 2.3 专业性安全风险与隐患排查治理 |
| 2.4 综合性安全风险与隐患排查治理 |
| 3 工程施工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方法 |
| 4 工程施工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现状 |
| 4.1 缺乏标准 |
| 4.2 方法简单 |
| 4.3 缺少联系 |
| 5 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相结合的双重预防机制方案建设 |
| 5.1 明确安全风险等级 |
| 5.2 制订风险管控措施 |
| 5.3 进行隐患排查治理 |
| 5.4 构建风险与隐患体系 |
| 5.5 注重安全风险与隐患预防 |
| 5.6 制订紧急预案响应流程 |
| 6 工程施工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上报与治理 |
| 6.1 风险分级管控 |
| 6.2 隐患排查治理 |
| 7 结束语 |
（2）冷消融联合中药治疗老年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临床研究和实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符号说明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一) 老年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现代医学治疗进展 |
| 1. 肺癌的流行病学 |
| 2. 老年患者的特殊性 |
| 3. 老年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主要治疗措施 |
| 4. 讨论 |
| 参考文献 |
| (二) 老年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中医治疗进展 |
| 1. 中医对老年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认识 |
| 2. 老年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中医特征 |
| 3. 老年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中医治疗原则 |
| 4. 老年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中医治疗作用 |
| 5. 冷消融联合中药模式是中西医结合模式的创新探索 |
| 6. 中医药治疗老年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优势与不足 |
| 7. 中医药治疗晚期肺癌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第二章 冷消融联合中药治疗老年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队列研究和中医证素治法分析 |
| 前言 |
| 研究一 冷消融联合中药治疗老年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队列研究和优势人群特征分析 |
| 1. 研究目的 |
| 2. 研究内容 |
| 3. 研究结果 |
| 研究二 冷消融联合中药队列患者术后证素变化和治法组方分析 |
| 1. 研究目的 |
| 2. 研究内容 |
| 3. 研究结果 |
| 讨论 |
| 1. 基于真实世界数据的多中心队列研究方法 |
| 2. 冷消融联合中药模式是中西医结合模式的创新探索 |
| 3. 冷消融联合中药模式是局部与全身治疗的有机统一 |
| 4. 多中心回顾性队列研究结果分析 |
| 5. 不同治疗方法优势人群特征分析 |
| 6. 冷消融术后患者的证素变化分析 |
| 7. 冷消融术后的治法组方规律分析 |
| 8. 临床部分的研究小结 |
| 第三章 冷消融联合中药干预老龄Lewis肺癌小鼠的疗效和机制研究 |
| 前言 |
| 实验一 冷消融联合中药对老龄Lewis肺癌荷瘤小鼠生存期的影响 |
| 1. 实验材料、方法和技术路线图 |
| 2. 实验结果 |
| 实验二 冷消融联合中药对老龄Lewis肺癌荷瘤小鼠转移作用及机制研究 |
| 1. 实验材料、方法和技术路线图 |
| 2. 实验结果 |
| 讨论 |
| 1. 转移是老年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治疗失败和死亡的最主要原因 |
| 2. 血管生成和免疫抑制是转移的重要机制 |
| 3. “温通活血化瘀”治法抑制转移的理论探讨 |
| 4. 醒消丸是“温通活血化瘀”治法的代表方剂 |
| 5. 基于“阳化气,阴成形”理论探讨冷消融联合中药抑制转移过程 |
| 6. 实验研究的结果分析 |
| 7. 实验部分的研究小结 |
| 结语 |
| 1. 研究结论 |
| 2. 创新与不足 |
| 3. 思考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1 病例报告表 |
| 附录2 ECOG和KPS评分标准 |
| 附录3 |
| 个人简历 |
（3）指向核心素养的初中音乐欣赏教学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音乐课程与教学改革的实践 |
| 二、核心素养的理念与实践 |
| 三、工作经历的启发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与研究问题 |
| 一、概念界定 |
| 二、研究问题 |
| 第三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关于核心素养及音乐学科核心素养的研究 |
| 一、关于核心素养及其与课程关系的研究 |
| 二、关于音乐学科核心素养的研究 |
| 第二节 关于音乐欣赏及其教育价值的研究 |
| 一、音乐欣赏的理解 |
| 二、音乐欣赏在中小学音乐教育中的价值 |
| 第三节 关于音乐欣赏教学的研究 |
| 一、音乐欣赏教学的理解 |
| 二、音乐欣赏教学模式与方法的研究 |
| 第四节 关于教学策略的研究 |
| 一、教学策略的特征 |
| 二、教学策略的分类 |
| 三、国外音乐欣赏教学策略的研究 |
| 四、国内音乐欣赏教学策略的研究 |
| 第五节 简要述评 |
| 一、有关核心素养和音乐欣赏教学策略研究 |
| 二、关于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的讨论 |
| 第二章 研究设计与方法 |
| 第一节 研究的基本思路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 |
| 一、质化研究取向 |
| 二、课堂观察 |
| 三、访谈 |
| 四、案例分析 |
| 第三节 研究过程 |
| 一、研究计划 |
| 二、资料的整理与分析 |
| 第四节 研究的效度与研究伦理 |
| 一、研究的效度 |
| 二、研究的伦理 |
| 第三章 核心素养视域下的初中音乐欣赏课程目标 |
| 第一节 音乐欣赏在音乐课程中的定位与目标 |
| 一、音乐欣赏在音乐课程中的定位 |
| 二、音乐欣赏课程目标的理解 |
| 第二节 初中音乐核心素养的构思 |
| 一、音乐素养在《标准》中的体现 |
| 二、音乐素养与核心素养的关系 |
| 三、初中音乐核心素养的构建 |
| 四、音乐欣赏教学中的音乐核心素养 |
| 第四章 核心素养观照下的初中音乐欣赏常规课教学策略分析 |
| 第一节 教学案例的选择 |
| 一、研究对象 |
| 二、教学案例的基本情况 |
| 第二节 常规课中音乐欣赏教学策略分析 |
| 一、《非洲的灵感》一课的详细分析 |
| 二、音乐欣赏常规课的综合分析 |
| 第三节 音乐欣赏常规课教学策略的特征分析 |
| 一、教师运用音乐欣赏教学策略整体比较单一 |
| 二、音乐欣赏教学策略运用与教学内容适合度不高 |
| 三、教师对音乐欣赏教学策略价值的认识不够 |
| 四、很少关注学生音乐核心素养的发展 |
| 第五章 核心素养观照下的初中音乐欣赏优质课教学策略分析 |
| 第一节 教学案例的选择 |
| 一、研究对象 |
| 二、教学案例的基本情况 |
| 第二节 优质课中的音乐欣赏教学策略分析 |
| 一、《永远的莫扎特》一课的详细分析 |
| 二、初中音乐欣赏优质课的综合分析 |
| 第三节 初中音乐欣赏优质课教学策略的特征分析 |
| 一、优质课中能根据教学内容选择音乐欣赏教学策略 |
| 二、优质课中运用了多种音乐欣赏教学策略 |
| 三、优质课中音乐欣赏教学策略关注学生音乐核心素养的发展 |
| 四、优质课中体现多种音乐欣赏教学策略的有机组合 |
| 第六章 初中音乐欣赏教学策略运用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一节 教学内部因素对初中音乐欣赏教学策略的影响 |
| 一、教师对核心素养和音乐欣赏教育价值的认同 |
| 二、教师素养 |
| 三、教学设计与组织能力 |
| 四、对学生知识、态度和特质的了解 |
| 五、学校制度和教学环境 |
| 第二节 外部因素对初中音乐欣赏教学策略的影响 |
| 一、音乐课程改革的影响 |
| 二、媒体文化的影响 |
| 三、教育行政的政策和教研员的专业支持 |
| 第七章 指向核心素养的初中音乐欣赏教学策略改进 |
| 第一节 教学策略选择与有效实施应指向整合的教学目标 |
| 一、依据《标准》制定指向核心素养的音乐欣赏课教学目标 |
| 二、根据学情分析制定有针对性的教学目标 |
| 三、深入分析教学内容,制定合理的教学目标 |
| 第二节 依据教学内容有针对性的选择教学策略 |
| 一、针对音乐表现要素教学的有效音乐欣赏教学策略运用方式 |
| 二、针对音乐情绪与情感内容的有效音乐欣赏教学策略运用方式 |
| 三、针对音乐体裁与形式的有效音乐欣赏教学策略运用方式 |
| 四、针对风格与流派内容的有效音乐欣赏教学策略运用方式 |
| 五、音乐欣赏教学策略的组合运用充分发展学生音乐核心素养 |
| 第三节 将音乐欣赏教学教学策略与环境因素有机融合 |
| 一、以学生为主体,关注学生对音乐的兴趣点 |
| 二、拓展教材资源,整合音乐欣赏教学内容 |
| 三、淡化经典与流行的界线,提升学生对流行音乐的审美感知能力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建议 |
| 第一节 研究的主要结论 |
| 一、初中音乐欣赏常规课教学策略存在一些问题 |
| 二、优质课与常规课中均有较丰富的音乐欣赏教学策略的运用 |
| 三、优质课中发现一些创新的音乐欣赏教学策略 |
| 四、一些音乐欣赏教学策略体现了音乐核心素养的培养 |
| 五、影响初中音乐欣赏教学策略设计与实施的因素 |
| 第二节 建议 |
| 一、教师要熟知“核心素养”和《标准》的理念与要求 |
| 二、充分的课前准备是初中音乐欣赏教学策略成败的关键 |
| 三、针对学生发展目标设计有效的音乐欣赏教学策略 |
| 四、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是初中音乐欣赏教学策略得以有效实施的保障 |
| 五、有效音乐欣赏教学策略运用是提高音乐欣赏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 |
| 第三节 研究的局限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访谈提纲 |
| 附录二:6 节初中音乐欣赏优质课课堂观察记录表 |
| 后记 |
（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 |
| 1.4.1 研究重点 |
| 1.4.2 研究难点 |
| 1.4.3 创新之处 |
| 2 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主要概念、问题背景与内容框架 |
| 2.1 主要概念界定 |
| 2.1.1 文化的概念 |
| 2.1.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
| 2.1.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
| 2.1.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 |
| 2.1.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体系 |
| 2.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问题背景 |
| 2.2.1 历史背景 |
| 2.2.2 经济社会背景 |
| 2.2.3 国际背景 |
| 2.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内容框架 |
| 2.3.1 文化源流论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理论的逻辑起点 |
| 2.3.2 意识形态主导论是文化强国建设的灵魂 |
| 2.3.3 文艺论、宗教论、网络文化论展现了文化强国建设的丰富内涵 |
| 2.3.4 文化自信论解决文化强国建设的精神前提问题 |
| 2.3.5 文化建设论解决文化强国的实践途径问题 |
| 2.3.6 文化交往论解决文化强国建设中与其他民族文化共处共荣的问题 |
| 3 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流论 |
| 3.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源 |
| 3.1.1 习近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的论述 |
| 3.1.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优势 |
| 3.1.3 中华传统文化的流变 |
| 3.1.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
| 3.2 革命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直接根脉 |
| 3.2.1 革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
| 3.2.2 革命文化的创新内容 |
| 3.2.3 革命文化的主要特征 |
| 3.2.4 继承弘扬好革命文化 |
| 3.3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生成形态 |
| 3.3.1 先进文化的概念 |
| 3.3.2 先进文化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的关系 |
| 3.3.3 建设先进文化的要求 |
| 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意识形态主导论 |
| 4.1 文化的意识形态主导性 |
| 4.1.1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范畴的演变 |
| 4.1.2 意识形态的一般功能 |
| 4.1.3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导性意识形态 |
| 4.1.4 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主导性的论述 |
| 4.2 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树立和践行理想信念 |
| 4.2.1 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
| 4.2.2 在学习与实践中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理想信念 |
| 4.3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4.3.1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观的关系 |
| 4.3.2 习近平核心价值观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
| 4.3.3 习近平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要论述的思想内容 |
| 4.4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
| 4.4.1 思想道德与新时代文化的关系 |
| 4.4.2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任务 |
| 4.4.3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原则性举措 |
| 4.5 做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和宣传思想工作 |
| 4.5.1 切实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 |
| 4.5.2 切实加强宣传思想工作 |
| 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宗教、网络文化建设分论 |
| 5.1 文艺论 |
| 5.1.1 文艺的特性 |
| 5.1.2 习近平关于文艺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性的论述 |
| 5.1.3 习近平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职能的论述 |
| 5.1.4 崇德尚艺,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
| 5.1.5 推动文艺繁荣发展必须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 |
| 5.2 宗教论 |
| 5.2.1 宗教与宗教文化 |
| 5.2.2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
| 5.2.3 社会主义中国的宗教政策 |
| 5.2.4 习近平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的重要论述 |
| 5.3 网络文化论 |
| 5.3.1 国际互联网、网络技术与网络空间 |
| 5.3.2 网络文化及其特征 |
| 5.3.3 习近平关于网络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 |
| 5.3.4 网络文化建设的重要指导原则 |
| 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论 |
| 6.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
| 6.1.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思想文化背景 |
| 6.1.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提出 |
| 6.1.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含义 |
| 6.1.4 习近平关于“四个自信”之间关系的论述 |
| 6.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必要性与根本依据 |
| 6.2.1 文化自信的必要性 |
| 6.2.2 文化自信的根本依据 |
| 6.3 坚定中国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根本途径 |
| 6.3.1 从理论上坚定文化自信 |
| 6.3.2 从实践中坚定文化自信 |
| 7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 |
| 7.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
| 7.1.1 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区分 |
| 7.1.2 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关系 |
| 7.1.3 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中的问题 |
| 7.2 改革文化管理和运行体制机制,构建和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
| 7.2.1 深化文化机构体制改革 |
| 7.2.2 完善文化事业、产业管理体制机制 |
| 7.2.3 加快构建和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
| 7.3 以重大举措推动文化事业发展 |
| 7.3.1 加强思想理论工作实践举措 |
| 7.3.2 加强思想道德养成和精神文明实践 |
| 7.3.3 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传承弘扬和遗产保护工作 |
| 7.4 以有力举措推动文化产业发展 |
| 7.4.1 以系统性举措繁荣文艺作品创作生产 |
| 7.4.2 多措并举推动文化产业大发展 |
| 7.5 坚守共同原则,创新发展文化事业、文化产业 |
| 7.5.1 守牢意识形态阵地,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 |
| 7.5.2 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
| 7.5.3 坚持全民动员、走万众创新之路 |
| 7.5.4 “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 |
| 7.5.5 加强党管人才是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根本原则 |
| 8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交往论 |
| 8.1 .文化交往及其逻辑前提 |
| 8.1.1 文化交往 |
| 8.1.2 文化交往的逻辑前提:各民族文化的独特性 |
| 8.2 尊重包容、交流互鉴是不同文化交往应秉持的基本态度 |
| 8.2.1 尊重、包容各民族文化自主、文化自由 |
| 8.2.2 各民族文化应该交流互鉴、相互学习 |
| 8.3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积极“吸收外来” |
| 8.3.1 “吸收外来”的基本态度和基本原则 |
| 8.3.2 “走出去”以“吸收外来” |
| 8.3.3 “引进来”以“吸收外来” |
| 8.4 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争取话语权、提升软实力 |
| 8.4.1 话语权与话语权问题 |
| 8.4.2 提高中国文化的国际话语权的主要措施 |
| 8.4.3 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讲好中国故事 |
| 8.5 中国文化应该为世界提供中国智慧、中国价值、中国方案 |
| 8.5.1 中国文化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价值、中国方案的两类资源 |
| 8.5.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推动世界发展的中国方案 |
| 9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重大创新与价值 |
| 9.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主要线索与总体特征 |
| 9.1.1 坚定坚持党的领导 |
| 9.1.2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
| 9.1.3 强烈的问题意识 |
| 9.1.4 鲜明的实践指向 |
| 9.1.5 坚持以创新驱动和引领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 |
| 9.1.6 强调文化工作网上网下协同发力 |
| 9.1.7 坚持把人才保证放到重要地位 |
| 9.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重大理论创新 |
| 9.2.1 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概念的内涵 |
| 9.2.2 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大理论创新 |
| 9.2.3 习近平创造性论述了四个自信之间的关系 |
| 9.2.4 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 |
| 9.2.5 深化和拓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的重大文化创新 |
| 9.2.6 一系列话语创新和表述创新。 |
| 9.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重大意义 |
| 9.3.1 理论意义 |
| 9.3.2 实践价值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在校发表论文及研究成果 |
（5）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特色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无产阶级政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特殊性要求 |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阶级国家和政党腐败根源的分析 |
| 一、腐败植根于私有制 |
| 二、腐败源于国家和社会的异化 |
| 三、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政权本质上是廉洁政治 |
| 第二节 列宁的探索和国外无产阶级政党、国家拒腐防变的历史困境 |
| 一、非无产阶级思想侵蚀的挑战 |
| 二、权力腐蚀的挑战 |
| 三、制度化不足的挑战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问题的提出 |
| 一、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拒腐防变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
| 二、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的主线是制度化 |
| 三、拒腐防变制度化和群众参与辩证关系的处理是影响拒腐防变历史进程的重要变量 |
| 四、本文的核心概念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早期探索(1921 年至1949 年)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原则框架 |
| 一、思想建党优先:化解党的组织先进性和广泛性的矛盾 |
| 二、民主集中制:避免家长制和极端民主化两个极端 |
| 三、党的群众路线:克服官僚主义、民粹主义两种倾向 |
| 第二节 延安整风运动与思想教育的制度化 |
| 一、中国共产党思想教育的早期实践 |
| 二、党组织的发展壮大与清理整顿 |
| 三、延安整风运动确立思想改造、思想拒腐的典型范式 |
| 第三节 组织机构制度化的三大要件 |
| 一、基层组织建设 |
| 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 |
| 三、反腐败专门机构和党的纪律的实施 |
| 第四节 拒腐防变群众参与的制度化 |
| 一、井冈山的工农兵民主政治 |
| 二、苏维埃反贪污浪费工作中的群众参与 |
| 三、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民主监督和廉政实践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新中国建立早期拒腐防变制度化的探索深化(1949 年至1965 年) |
| 第一节 全国执政后拒腐防变形势的变化 |
| 一、党内贪污腐化、违法乱纪、道德堕落现象较革命时期大幅增加 |
| 二、正在形成的科层化国家管理体制预防显性腐败与滋生隐性腐败的双重性 |
| 三、毛泽东和刘少奇、邓小平对拒腐防变制度化与群众参与关系的认识分歧 |
| 第二节 50 年代初整风整党对延安整风模式的深化 |
| 一、整风与整顿干部、执行纪律结合 |
| 二、整党与清理党员、组织建设结合 |
| 三、整风整党与“三反”等反腐败运动结合 |
| 第三节 纪委、监委等反腐败专门机构的建立 |
| 一、组织机构的建立和发展 |
| 二、职责范围的框定 |
| 三、领导体制的变革 |
| 四、基本工作规则与程序的建立 |
| 第四节 拒腐防变群众参与的制度化和反制度化 |
| 一、人民监督制度的建立和实施 |
| 二、社教运动:群众参与制度化和反制度化的分水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后拒腐防变制度化的恢复发展(1978 年至2012 年) |
| 第一节 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拒腐防变制度化的历史必然性 |
| 一、放弃群众运动反腐 |
| 二、腐败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 |
| 三、邓小平的拒腐防变制度化思想 |
| 第二节 1983 年整党确立自上而下的整风整党模式 |
| 一、与日常工作结合,不开展运动 |
| 二、整党中的一切问题由相关党组织讨论解决 |
| 三、严格控制打击面,防止“左”的偏向 |
| 四、审慎稳妥纯洁组织、清理队伍 |
| 第三节 各领域改革和拒腐防变制度构建 |
| 一、党和国家领导体制、领导机构改革 |
| 二、国家公务员制度等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
| 三、价格改革、财政管理改革等经济领域改革 |
| 四、规范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行为 |
| 第四节 反腐败专门机构和反腐败法制化 |
| 一、纪检监察机构的重建 |
| 二、基础性反腐败法律法规的系统构建 |
| 三、“两案”审理、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中对党纪和国法问题的区分 |
| 四、党纪与法律的衔接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时代拒腐防变制度化进程的加快推进(党的十八大以来) |
| 第一节 制度执行不力的表现、根源和后果 |
| 一、制度执行不力的表现 |
| 二、制度执行不力的根源 |
| 三、制度执行不力的后果 |
| 第二节 习近平的拒腐防变制度化思想 |
| 一、坚持制度完善和制度执行相统一 |
| 二、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 |
| 三、坚持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相统一 |
| 四、坚持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 |
| 第三节 作为制度执行典范的中央八项规定 |
| 一、中央八项规定是一个制度体系 |
| 二、中央八项规定的主要特点是执行有力 |
| 三、中央八项规定体现了自上而下组织监督和自下而上群众监督的结合 |
| 第四节 腐败惩治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 |
| 一、打破“刑不上大夫”的潜规则 |
| 二、创新审查调查方式,提高办案效率 |
| 三、构建形成国内反腐与国际反腐的闭环 |
| 第五节 巡视制度的调整改进 |
| 一、提升巡视权威 |
| 二、巡视重在发现问题 |
| 三、巡视拓宽了群众参与反腐败的制度化渠道 |
| 第六节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
| 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强化公权力监督的重要制度创新 |
| 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解决了反腐败的三大难题 |
| 三、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反腐败纳入法治化轨道 |
| 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对监委的赋权与限权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历史经验 |
| 第一节 思想教育制度化 |
| 一、必须加强党员干部思想改造,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基础 |
| 二、必须将思想教育与整顿干部、执行纪律、建设组织相结合 |
| 三、整风整党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自上而下有控制、有步骤进行 |
| 四、必须将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结合起来 |
| 第二节 组织机构制度化 |
| 一、必须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筑牢拒腐防变的基层基础 |
| 二、必须坚持任人唯贤,从源头上防治腐败 |
| 三、必须加强反腐败专门机构建设,做到赋权与限权相结合 |
| 第三节 腐败惩治制度化 |
| 一、必须时刻警惕不利环境中的干扰因素,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 |
| 二、必须坚持制度制定和制度执行相结合,完善防治腐败的制度机制 |
| 三、必须坚持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相结合,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惩治腐败 |
| 第四节 权力监督制度化 |
| 一、必须处理好拒腐防变制度化与群众参与的关系,将群众参与纳入制度化轨道 |
| 二、必须坚持以党内监督为主导,自上而下党内监督与自下而上群众监督相结合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6）A公司基层员工绩效管理体系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概述 |
| 一、国外研究概述 |
| 二、国内研究概述 |
| 三、研究现状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技术路线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与创新点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与分析工具 |
| 第一节 相关理论 |
| 一、概念界定 |
| 二、基础理论 |
| 第二节 分析工具 |
| 一、目标管理法 |
| 二、关键指标法 |
| 三、PDCA循环 |
| 第三章 A公司基层员工绩效管理体系现状 |
| 第一节 公司基本概况 |
| 一、公司简介 |
| 二、公司组织架构 |
| 三、公司基层员工概况 |
| 第二节 公司基层员工现行绩效管理体系概况 |
| 一、现行基层员工绩效管理体系 |
| 二、现行基层员工绩效管理体系实施 |
| 第四章 A公司现行基层员工绩效管理体系存在问题及原因 |
| 第一节 基层员工绩效管理体系的存在问题 |
| 一、基层员工绩效管理体系构成内容不完善 |
| 二、基层员工绩效管理体系实施流程不科学 |
| 三、基层员工绩效管理检查结果处理不到位 |
| 第二节 基层员工绩效管理体系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一、管理层对管理体系的完善认知不到位 |
| 二、公司绩效管理体系实施过程的反馈机制缺失 |
| 三、缺乏熟知基层管理体系的专业人才队伍 |
| 第五章 A公司基层员工绩效管理体系优化设计 |
| 第一节 优化的目标、原则及思路 |
| 一、优化目标 |
| 二、优化原则 |
| 三、优化思路 |
| 第二节 优化的内容 |
| 一、绩效计划制定的优化 |
| 二、绩效计划执行的优化 |
| 三、绩效执行检查的优化 |
| 四、绩效检查处理的优化 |
| 第六章 A公司基层员工绩效管理体系优化后实施保障 |
| 第一节 制度保障 |
| 一、制度规范化 |
| 二、流程制度化 |
| 第二节 文化保障 |
| 一、构建绩效管理体系文化 |
| 二、营造绩效管理体系实施的良好氛围 |
| 第三节 人员保障 |
| 一、强化部门及人员职能 |
| 二、设立评价反馈体系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不足与展望 |
| 一、研究不足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公司绩效管理工作问卷调查 |
| 致谢 |
（7）XZ公司廉政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2 廉政风险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廉政风险基本概念 |
| 2.1.1 风险与廉政风险 |
| 2.1.2 廉政风险管理 |
| 2.1.3 廉政风险防控体系 |
| 2.2 廉政风险防控体系的理论基础 |
| 2.2.1 风险管理理论 |
| 2.2.2 PDCA循环理论 |
| 2.2.3 内部控制理论 |
| 3 XZ公司廉政风险防控现状及问题分析 |
| 3.1 XZ公司概况及廉政风险管理现状 |
| 3.1.1 XZ公司简介 |
| 3.1.2 XZ公司廉政风险管理现状及特点 |
| 3.1.3 廉政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的必要性 |
| 3.2 XZ公司廉政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
| 3.2.1 思想认识不到位 |
| 3.2.2 防控重点不明确 |
| 3.2.3 业务基础不扎实 |
| 3.3 问题原因分析 |
| 3.3.1 缺少系统的顶层设计 |
| 3.3.2 缺少科学的理论基础 |
| 3.3.3 缺少长效的机制措施 |
| 4 廉政风险防控体系搭建 |
| 4.1 廉政风险防控体系整体规划 |
| 4.1.1 引入PDCA理论和方法 |
| 4.1.2 设置廉政风险防控三道防线 |
| 4.1.3 构建“234”廉政风险防控体系 |
| 4.2 廉政风险防控体系的具体实施 |
| 4.2.1 计划环节(P):明确防控目标 |
| 4.2.2 执行环节(D):筑牢三道防线 |
| 4.2.3 检查环节(C):实施过程跟踪 |
| 4.2.4 处置环节(A):进行优化完善 |
| 5 廉政风险防控体系实施保障措施 |
| 5.1 组织保障 |
| 5.1.1 统筹规划 |
| 5.1.2 责任落实 |
| 5.2 制度保障 |
| 5.2.1 制度的补充完善 |
| 5.2.2 制度间的配套衔接 |
| 5.3 文化保障 |
| 5.3.1 学习培训 |
| 5.3.2 宣传引导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XZ公司廉政风险防控现状问卷调查 |
| 致谢 |
（8）建构俄罗斯布里亚特民族：互动机制、国家制度与民族属性（17世纪至21世纪之初）（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范围及本土术语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研究范围 |
| 三、本土术语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理论框架与研究缺口(niche) |
| 一、民族理论研究范式问题 |
| 二、理论框架 |
| 三、俄罗斯布里亚特民族研究概述 |
| 第三节 研究问题、方法及资料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方法与资料 |
| 第四节 研究意义、创新点及不足之处 |
| 一、对研究选题而言 |
| 二、对理论研究而言 |
| 三、现实应用意义 |
| 第五节 研究内容 |
| 第一章 互动机制的开启与前现代布里亚特人(народ) |
| 第一节 谁是布里亚特人? |
| 一、族源想象与民族认同 |
| 二、“血与土”的观念与民族领土 |
| 三、氏族身份与地域身份 |
| 第二节 “我们不是布里亚特人” |
| 一、“我们是豁里人,不是布里亚特人” |
| 二、17 世纪前后的布里亚特社会制度 |
| 第三节 “你们是布里亚特人” |
| 一、在布里亚特人中建立沙俄帝国制度 |
| 二、“中心-边缘”互动机制的开启 |
| 三、在沙俄帝国内建立布里亚特自治 |
| 第四节 “我们是布里亚特人” |
| 一、家谱式氏族历史 |
| 二、本土视角下的族体边界 |
| 三、叠层式民族性概念的提出 |
| 小结:互动机制塑造民族 |
| 第二章 制度变更与布里亚特民族的概念化 |
| 第一节 既有制度的变更与民族的回应 |
| 一、既有制度的变更与社会怨恨(ressentiment)的产生 |
| 二、民族主义的兴起及其回应 |
| 第二节 知识精英与派生的民族观 |
| 一、谁是布里亚特知识精英? |
| 二、派生的民族观 |
| 第三节 民族的概念化与维护民族边界 |
| 一、布里亚特民族概念的提出 |
| 二、确立和维护民族边界 |
| 第四节 “再造”文化与叠层式民族性 |
| 一、文化话语 |
| 二、宗教话语 |
| 三、语言和文字话语 |
| 四、教育话语 |
| 第五节 从记录氏族历史到书写民族历史 |
| 一、博格达诺夫及其《布里亚特蒙古民族历史纲要》 |
| 二、民族历史与民族运动 |
| 小结:制度的变更与民族的回应 |
| 第三章 机制的互动性与民族的政治化 |
| 第一节 民族自治与俄国临时政府“中心” |
| 一、制度的失序 |
| 二、民族自治建构 |
| 第二节 重建民族自治与白俄政权“中心” |
| 一、谢苗诺夫与日本的战略选择 |
| 二、重建民族自治 |
| 第三节 巴拉嘎特运动与布里亚特叠层式民族性 |
| 一、可供代替民族运动的另一种尝试 |
| 二、佛教共同体与豁里氏族认同 |
| 第四节 再建民族自治与苏维埃政府“中心” |
| 一、布里亚特“边缘”与红色“中心”的互动 |
| 二、再建民族自治 |
| 小结:互动机制塑造民族及其自治政权 |
| 第四章 重建的机制和制度与社会主义布里亚特(蒙古)民族 |
| 第一节 共产主义阶级话语与叠层式民族性 |
| 一、共产主义阶级话语 |
| 二、西布里亚特共产党的民族自治解决方案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民族的概念化及其实践 |
| 一、互动机制下的民族理论与制度设计 |
| 二、社会主义民族(Нация)概念及其在“边缘”的实践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布里亚特民族及其共和国的制度化 |
| 一、赋权的政治道德意义 |
| 二、民族主义者的妥协 |
| 三、民族及其共和国的制度化 |
| 第四节 “本土化”政策与布里亚特蒙古民族文化建设 |
| 一、创建民族文学语言与印刷语言革命 |
| 二、“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与民族文化建设 |
| 第五节 “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与建构布里亚特蒙古民族 |
| 一、“拉丁化是东方伟大的革命” |
| 二、根除“吸食人体血液的蜘蛛” |
| 三、“反对两种民族主义的斗争” |
| 四、西里尔文字改革 |
| 第六节 建构“苏联人民”与布里亚特民族 |
| 一、新的历史性共同体—苏联人民 |
| 二、从布里亚特蒙古民族到布里亚特民族 |
| 小结:机制塑造制度,制度巩固民族 |
| 第五章 转型以及后苏联时期的布里亚特民族 |
| 第一节 “改革与新思维”与民族主义的兴起 |
| 一、“允许苏联各民族迅速‘觉醒’并‘发声’” |
| 二、布里亚特民族复兴运动 |
| 第二节 再造布里亚特民族及其文化 |
| 一、族裔民族还是公民民族? |
| 二、文化民族共同体? |
| 三、佛教还是萨满教? |
| 四、民族语言与“‘哑巴’布里亚特人” |
| 五、氏族社会的回归? |
| 小结:持续互动中的机制与民族 |
| 结论 |
| 一、再问布里亚特人是谁? |
| 二、叠层式民族性概念 |
| 三、机制、制度与民族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校期间的研究成果 |
（9）我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 |
| 1.1.2 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的重新审视 |
| 1.1.3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诉求 |
| 1.2 问题提出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实践意义 |
| 1.4 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1 主要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创新点 |
| 第2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体育产业 |
| 2.1.2 高质量发展 |
| 2.1.3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 |
| 2.1.4 金融支持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 |
| 2.2.2 新兴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 |
| 2.2.3 体育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 |
| 2.2.4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与金融支持的关系认识 |
| 2.2.5 文献述评 |
| 2.3 理论基础 |
| 2.3.1 产业生命周期理论 |
| 2.3.2 产业结构理论 |
| 2.3.3 产业融合理论 |
| 2.3.4 Schumpeter金融促进理论 |
| 2.3.5 金融结构理论 |
| 2.3.6 金融深化、金融约束与金融内生理论 |
| 2.3.7 系统理论与经济效率理论 |
| 第3章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现状与不足 |
| 3.1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现状 |
| 3.1.1 政府金融支持现状 |
| 3.1.2 信贷市场支持现状 |
| 3.1.3 债券市场支持现状 |
| 3.1.4 股票市场支持现状 |
| 3.1.5 风险投资支持现状 |
| 3.1.6 其他金融市场支持现状 |
| 3.2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不足 |
| 3.2.1 金融支持制度体系亟待完善,金融支持政策工具尚需补充 |
| 3.2.2 金融市场结构失衡问题凸显,直接融资渠道建设存在不足 |
| 3.2.3 风险资本经典功能发生偏离,资本投入可持续性有所欠缺 |
| 3.2.4 新兴金融工具利用不尽充分,体育金融复合人才供给不足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特征与机理 |
| 4.1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需求特征 |
| 4.1.1 “支柱地位”与扩张趋势: 亟需政策引导的规模化金融支持 |
| 4.1.2 丰富业态与结构演进: 亟需层次多元的系统化金融支持 |
| 4.1.3 投资风险与不确定性: 亟需风险偏好的针对性金融支持 |
| 4.1.4 消费升级与供需优化: 亟需科技赋能的普惠性金融支持 |
| 4.2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机理 |
| 4.2.1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功能组成 |
| 4.2.2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宏观金融支持效应分析——基于耦合协调视角 |
| 5.1 研究方案设计 |
| 5.2 研究方法选择 |
| 5.2.1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复杂系统特征 |
| 5.2.2 耦合的应用 |
| 5.3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机制 |
| 5.3.1 耦合机制的内涵 |
| 5.3.2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机理 |
| 5.3.3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机制 |
| 5.4 模型构建与数据处理 |
| 5.4.1 耦合测度模型 |
| 5.4.2 灰色关联模型 |
| 5.4.3 序参量体系与数据选取 |
| 5.4.4 熵值赋权处理 |
| 5.5 耦合协调效应分析 |
| 5.5.1 系统发展水平分析 |
| 5.5.2 耦合关联与耦合协调效应分析 |
| 5.5.3 基于剪刀差的进一步讨论 |
| 5.6 耦合协调效应的影响因素 |
| 5.6.1 影响因素识别 |
| 5.6.2 变量选取 |
| 5.6.3 影响因素分析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微观金融支持效率评价——以上市公司为例 |
| 6.1 研究方案设计 |
| 6.2 研究方法选择 |
| 6.2.1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投入产出特征 |
| 6.2.2 方法思路与适用性 |
| 6.3 模型构建与数据处理 |
| 6.3.1 模型构建 |
| 6.3.2 样本选取 |
| 6.3.3 指标测算与数据处理 |
| 6.4 静态效率矩阵分析 |
| 6.4.1 综合金融效率分析 |
| 6.4.2 股权静态效率分析 |
| 6.4.3 债权静态效率分析 |
| 6.5 动态效率演变分析 |
| 6.5.1 金融效率的动态演变 |
| 6.5.2 股权效率的动态演变 |
| 6.5.3 债权效率的动态演变 |
| 6.6 效率收敛性分析 |
| 6.6.1 金融效率的收敛性分析 |
| 6.6.2 股权效率的收敛性分析 |
| 6.6.3 债权效率的收敛性分析 |
| 6.7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系统建模与仿真 |
| 7.1 研究方案设计 |
| 7.2 研究方法选择 |
| 7.2.1 系统动力学原理 |
| 7.2.2 系统动力学组成模块—基于Vensim实现 |
| 7.2.3 系统动力学特点及适用性 |
| 7.3 建模准备 |
| 7.3.1 模型构建原则 |
| 7.3.2 系统边界确定 |
| 7.3.3 模型基本假设 |
| 7.4 模型与变量关系构建 |
| 7.4.1 子系统组成及因果关系 |
| 7.4.2 总系统组成及因果关系 |
| 7.4.3 系统流图设计及主要变量 |
| 7.4.4 变量函数关系确定 |
| 7.5 模型检验 |
| 7.5.1 外观检验 |
| 7.5.2 运行检验 |
| 7.5.3 稳定性检验 |
| 7.5.4 历史检验 |
| 7.5.5 灵敏度检验 |
| 7.6 策略仿真分析 |
| 7.6.1 基础仿真结果 |
| 7.6.2 市场金融策略仿真 |
| 7.6.3 政府金融干预仿真 |
| 7.6.4 金融风险情景仿真 |
| 7.7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建议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对策建议 |
| 8.3 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附件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基本评析 |
|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理论阐释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相关概念与内容 |
| 一、政党与执政党 |
| 二、党的领导与执政 |
| 三、党的领导能力与执政能力 |
| 四、党的建设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主要构成要素 |
| 一、党的执政理念 |
| 二、党的执政基础 |
| 三、党的执政方式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党建设理论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政党建设理论 |
| 二、列宁的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理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的执政能力建设(1927-1949) |
| 第一节 土地革命时期培养党的革命斗争能力 |
| 一、依靠正确革命政策巩固根据地政权 |
| 二、党的革命策略正确源于调查研究 |
| 三、党的正确领导是革命斗争胜利之本 |
| 第二节 抗战时期局部执政增强党的执政信心 |
| 一、指导中国革命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
| 二、抗战时期局部民主执政实践影响深远 |
| 三、思想与组织建设并重是党的建设特色 |
| 第三节 解放战争时期锻炼和提升党的执政能力 |
| 一、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制定实施政策 |
| 二、建立新型人民政权终结民国政治逻辑 |
| 三、围绕工作重心转移提升党的执政能力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以后的执政能力建设(1949-1978) |
| 第一节 全面探索时期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背景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尚未彻底完成 |
| 二、新中国安全依然在遭受着严重威胁 |
| 三、整党和党的建设任务艰巨且刻不容缓 |
| 第二节 革命化执政理念内蕴于党的执政能力 |
| 一、必须以革命手段解决革命未竟事业 |
| 二、革命化思维根植于党的灵魂深处 |
| 第三节 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考验党的执政能力 |
| 一、合理运用阶级斗争有助巩固执政基础 |
| 二、“以阶级斗争为纲”则有损执政之基 |
| 第四节 “左”的运动严重弱化党的执政能力 |
| 一、政治运动仅适用于战争年代与特殊时期 |
| 二、“运动主义”必然践踏法制与正常秩序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1978-2012) |
| 第一节 党执政能力建设转型发展的时代背景 |
| 一、改革开放初期“拨乱反正”是当务之急 |
| 二、国内政治风波与苏东剧变带来执政危机 |
| 三、新世纪急需创新发展理念解决执政难题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初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确立党的基本路线坚守执政为民理念 |
| 二、更加关注民主与法制在执政中的作用 |
| 三、改革限制社会主义发展的执政体制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高拒腐防变能力 |
| 二、提出践行“三个代表”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
| 三、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推进党的执政方式转型 |
| 第四节 新世纪新阶段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以“党的建设科学化”锻造新型政党 |
| 二、坚持“以人为本”巩固党的执政之基 |
| 三、强调一体推进科学、民主和依法执政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2012-) |
| 第一节 新时代加强党执政能力建设的背景 |
| 一、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
| 二、一个“转化”与两个“没有变”是最大国情 |
| 三、党同时面临“四大考验”与“四种危险” |
| 第二节 、创新执政理念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坚持创新和发展党的执政理念 |
| 二、明确以提升党的政治能力为统领 |
| 三、坚决以提高党的法治能力为重心 |
| 第三节 厚植执政基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坚持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 |
| 二、坚持以增强党的思想引领能力为支柱 |
| 三、强调以提升党的群众工作能力为基础 |
| 第四节 完善执政方式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强化以提升党的应急处突能力为先手 |
| 二、增强以抓落实与改革攻坚能力为保障 |
| 三、注重以制度规范和改进党的全面领导 |
| 四、把全面依法治国与特色民主协同推进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启示 |
| 第一节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守党的执政理念 |
|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执政底色 |
|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执政转型动力 |
|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民主政治真谛 |
| 第二节 积极变革执政体制,完善党的执政方式 |
| 一、完善监督权力运行的制约机制是保障 |
| 二、强化规范权力运行的政党体制是旨归 |
| 三、构建引导权力运行的舆论体制是导向 |
| 第三节 准确把握内外情势,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
| 一、注重把坚持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相统一 |
| 二、树立改革创新和自我革命的行动自觉 |
| 三、始终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的使命担当 |
| 第四节 建构科学考评体系,锻造党的执政人才 |
| 一、健全的干部能力考评指标体系是基础 |
| 二、完善的干部能力考核评价方式是关键 |
| 三、科学的运用干部能力考评结果是目标 |
| 第五节 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坚定正确执政方向 |
| 一、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 |
| 二、全面增强政治建设的自觉性与坚定性 |
| 三、不断坚持完善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体系 |
|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相关成果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浅谈征、管、查的有机结合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工程施工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的双重预防机制分析[J]. 郭晓闻. 工程技术研究, 2021(24)
- [2]冷消融联合中药治疗老年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临床研究和实验研究[D]. 王剑锋.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21(02)
- [3]指向核心素养的初中音乐欣赏教学策略研究[D]. 吴秉旭.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体系研究[D]. 朱鸿亮. 西安理工大学, 2021(01)
- [5]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演进研究[D]. 孙新生.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02)
- [6]A公司基层员工绩效管理体系优化研究[D]. 尹冰洁.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7]XZ公司廉政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研究[D]. 梁晓娟. 大连理工大学, 2021(02)
- [8]建构俄罗斯布里亚特民族：互动机制、国家制度与民族属性（17世纪至21世纪之初）[D]. 孟根仓. 内蒙古大学, 2021(12)
- [9]我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D]. 许嘉禾. 山东大学, 2021(11)
- [10]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研究[D]. 刘华超. 山东大学, 202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