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略论巴金晚年的创新思维（论文文献综述）
张挺玺[1]（2021）在《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从文化生态学这一研究视角出发,重点考察1943年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文学诸体在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的发展状况,对该年段发生的若干重大文学现象进行全方位探视,分析它们的文化生成机制,评估他们的美学价值进而重估其文学史意义。论文共分为六章,前三章为上篇,后三章为下篇。上篇为文学生态上的宏观考察,重点考察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三个区域各自的文化生态环境,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等各个文化生态要素中分析它们对生存在此间的文学创作者的影响,进而从宏观的社会文化生态和微观的作家生活生态来考察文本生成的内外因素。下篇为美学新变的微观探索,重点对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三个区域重点作家作品进行个体分析,开掘他们作品的美学价值,凸显作品中不同以往的“异质性”和“开拓性”,注重这些作品的时代转折意义,进而从整体上来重估1943年在整个新文学发展历程中的文学史意义。第一章考察1943年解放区的文化生态。随着解放区根据地的建设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对整体形势的掌控,从草创队伍到建设自己的文学方针,解放区文学经历了一个从自由创作到服务政治主旨、从表现自我到着重意识教化功能的转折和嬗变。文学与政治的一元化格局形成,文化领导权得以确立,在《讲话》思想指导下,文学生产体制更趋规范。文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因为“遵命”而趋向“一元”的革命性。第二章探索1943年沦陷区的文化生态。揭示日伪政权政治奴役与文化殖民的统治本质。不同的政治立场分野出不同的文学创作趋向。日伪的高压文化管控使沦为亡国奴的中华儿女不得不在“言”与“不言”中做出艰难的中华民族“文学体认”。第三章观照1943年国统区的文化生态。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导致时局纷乱。通货膨胀致使民生危难,文化审查引发文艺乱象,在艰难时局和生存危机的威逼下,人们开始正视严厉的现实,审视个人的历史选择,对民族的未来、国家形势以及个人的前途进行了深入的求索。第四章探讨在《讲话》思想指导下解放区文学实现“大众化”的历史过程和解放区文学创作的实绩。重点剖析以赵树理为代表的解放区作家的“喜闻乐见”与“中国气派”作品风格,并探索“新秧歌运动”和“旧剧改革”的历史意义。第五章研究沦陷区文学创作在日伪的残酷统治及其文化高压下,一方面走向乡土寻求自我身份的民族确认,一方面走向寻求生命的自适、作暂时的感官自慰和精神宽慰的两个美学向度。重点关注1943年段乡土小说创作的“时代新变”,重新评估被遗忘的乡土作家;重点剖析张爱玲、苏青等上海沦陷区作家在题材上的开拓,在文学美学上的创新;同时对小说和戏剧在此间的“异质性”跨越给与充分的关照。第六章探求国统区文学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文学诸体取得的斐然成绩。不仅关注文坛宿将诸如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等在四十年代（尤其在1943年）文学创作中不约而同却又各有特色的创作转型,而且关注他们和新锐作家形成的多元探索的文学现象。特别对此间做出美学突越的路翎、徐訏、冯至、吴祖光、穆旦、沈从文等作家给与个体关照,籍此烛照1943年文学创作的历史高点。本文在对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文学现象研究的基础上,客观透视三个不同“文化生态区域”的文学活动,揭示各自区域内作家作品的不同的文学面向和美学风格。虽然各个区域内作家创作题材不同,但他们在1943年的文学发展流变中具有同质意义。即他们都通过自己的作品,在这一年对文学发展历史上那种雅俗对峙、互不交通的单线趋向给予了校正和超越,实现了文学发展从“雅俗并立”到“超越雅俗”,从“新旧不容”到“相得益彰”的历史性飞跃。通观1943年如此恢弘的文学创建,我们发现,1943年是新文学发展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新文学倡导者所提倡的“白话文”文学革命,只有到了1943年诸位作家的笔下,才真正实现。总而言之,本论文在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兼收几代学人的研究成果,通过具体而微研究1943年的文学现象,努力挖掘这个“特别年段”文学创作的“特别现象”,重估并凸显1943年在整个二十世纪文学史中的价值和地位。
白鹤[2]（2020）在《李辉传记文学中的老人形象研究》文中提出世纪老人在李辉的传记文学中是个独特的存在,他们均诞生于20世纪初期,曾见证新中国成立后走向发展的每个重要关头,尤其是他们都亲身经历了“十年文革”。在这场涉及面广、影响较大的运动中,老人们不同程度地受到伤害,如何在平复创伤与走向新时代中寻得发展,对于他们,甚至是对于整个中国社会来说,至关重要。世纪老人身上承载的历史记忆对于新时代呼唤人的存在价值及全面发展来说具有重大意义。李辉的传记文学创作多从这些老人的回忆入手,将现实与过去联系起来,展现真实历史中的真实事件和真实人物,深刻挖掘潜隐历史的光辉和老人们坚挺的人格魅力,为现实社会中人们精神世界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养料,更是响应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论断: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对历史要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智慧。因此,对于李辉创作的关于世纪老人的传记文学研究很有必要。首先,论文第一章表面论述李辉的创作历程,看似是李辉从“亲近世纪老人”到“记录时代历史”成长为成熟传记作家的心路历程,实则是老人形象的形成轨迹。在“亲近世纪老人”的叙述中突出老师贾植芳与同学陈思和对李辉的帮助,在此支持下李辉逐渐走近世纪老人的生活,在与老人们的交往中近距离书写他们的生活,向世人介绍真实存在于生活中的世纪老人们,传达他们的真实情感;与老人们的聊天促使李辉下定决心走向历史书写,“记录时代历史”,李辉的创作得到大家认可,因此出现了“李辉现象”,以及对于李辉现象的解读,从另一层面分析了李辉创作涉及的着重点,至此便说明了李辉为何要进行历史书写以及历史书写的对象与方向。其次,论文的第二章主要写了李辉眼中的世纪老人,以及他们在当时背景下的选择,突出这些老人们的内心世界,讲述了李辉传记文学作品中记录较多的几位老人一生的经历,他们都是新中国成立后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对社会民众具有引导力和影响力的文化界大家,所以李辉的书写更具挑战性与公众吸引力。“从历史走向真实”说明了历史与记忆的互通和记忆与现实的连接,表明李辉书写中的老人形象是在历史中接续现实,用记忆让现实充满生机,突出了李辉记叙世纪老人的宏观视角;传记文学因其特有的纪实性,使得“记忆中的历史片段”就是世纪老人在过去时代中所作所为所感所想的再现,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他们在身体与心灵的双重折磨中沉淀自己的灵魂,最终获得升华。再次,论文第三章延续第二章的研究角度,从李辉以其非小说虚构式的叙述来剖析世纪老人经历了苦难生活,从旧时代走向新时代所坚守的精神力量,明确老人们的存在对于现今社会的重要作用。总结概括了李辉及老人们拥有求真的价值取向、向善的写作目的和深刻的现实追求,表达了世纪老人们“追求公平”、“呼唤自由”、“创造新我”、“展望未来”的积极心态,借传记文学表达历史与现实冉冉共生的观点,提倡作为关心人类发展的人们,应该要重视历史的存在,不割裂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再次表达对老一辈人的尊敬与热爱。这一章突出表现的是李辉传记文学创作的独特性和所体现出来的老人形象的精神境域,重点在于让深埋的知识分子的灵魂精神重现社会,引领现今社会中的人奋发图强。最后,论文第四章从社会角度和人文角度深入分析了李辉传记文学创作中老人形象所蕴含的价值。李辉的创作为刻板的历史增添了人情味,为文化界研究这些世纪老人生活做了有效的材料补充和系统的梳理,为后来人珍藏了社会发展历程中最闪耀的记忆,也为中国知识分子寻找和呼唤人文精神指明了道路,更是以李辉自己的传记创作方法为众多的传记文学创作者们提供了可借鉴的宝贵经验。李辉关于世纪老人记忆的传记写作符合时代中人们对良善人性以及力量和精神的呼唤,是指引国民精神世界向前发展的优秀文学作品。
张颖[3]（2020）在《《译文》与1930年代中国的世界文学样貌》文中指出中国“新文学”的诞生是从“世界文学”到“中国文学”,再由“中国文学”到“世界文学”的繁杂转变过程,这个转变的发生是十分隐秘的。外国文学的译介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翻译文学的研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确立与发展的重要研究方法与手段。本文以中国历史上第一份专门刊载外国文学译介作品的期刊《译文》为研究对象,从历史、社会等因素入手,梳理《译文》从创刊到停刊的发展历程,考察由《译文》月刊中译介作品所构成的世界文学样貌,探讨此样貌形成的历史、社会和文学等因素,进而研究《译文》对于中国新文学产生的价值与影响,并对《译文》杂志进行总体的、客观的评价。第一章从我国现代文学译介的发展历史入手,通过史实、史料对《译文》的创刊原因及社会背景进行考察。《译文》的诞生是中国“新文学”建立的需要,是近现代外国文学译介积累的发展,是“杂志潮”与“翻译年”共同推动下的产物,也是在“文化围剿”政策影响下文人的生存之路。在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鲁迅、茅盾与黎烈文共创《译文》。虽然期间经历了一次“停刊”风波,《译文》仍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令人瞩目的印记。第二章通过文本分析与统计的方法,从原作国别、原作家构成、译介作品体裁、文论译介以及译作主题五个方面对《译文》中刊载的352篇译介作品进行详细考察,描述《译文》所呈现出的20世纪30年代世界文学的文学样貌。《译文》对苏俄文学的“突显”,对弱小民族文学的重视,对欧美文学的“遮蔽”,对日本文学的借鉴以及亚洲其他国家文学在《译文》中的“消失”都展现着20世纪30年代各国文学在《译文》译者眼中的地位与层次。《译文》所选译的外国作家群体构成也异彩纷呈,有精英文学家、平民文学创作者,也有优秀的女性作家等等。他们对于政治和文学的见解不甚统一,各具特色的作家构成了《译文》译者眼中的世界文学作家版图。此外,《译文》摆脱了以文学创作为主的翻译选材模式,加入了大量文论的译介,生成了创作与文论共存的世界文学样貌,文论译介也是《译文》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最后,从译介题材的角度对《译文》作品进行分类,考察《译文》译者眼中世界文学作品的流行主题。第三章以多元文化理论中的翻译操控论为基础,从意识形态、诗学、编译者以及赞助人四个方面对《译文》所呈现出的世界文学样貌进行深层次的分析,即考察其形成的原因与路径。袭卷世界的“红色”浪潮、国民党当局的反革命思想与人民大众“革新救国”的意识形态共同影响着《译文》中所呈现的世界文学样貌。同时,现实主义创作的发展、书写现实的小说的译介、新文学发展的“学习”诉求与改造社会的中国式追求都从诗学的角度影响着《译文》的世界文学译介选材。此外,具有时代特征的编译者构成了《译文》中世界文学样貌的内部影响因素。最后,笔者考察了充当“赞助人”的执政党、编辑出版方、共产党以及读者如何以各自的方式操控着译者的译介选择。第四章讨论了《译文》及其呈现的世界文学样貌的价值,探讨《译文》对现当代文学的影响,考察《译文》对于后世翻译文学及新文学创作所做出的贡献。同时,客观地分析了《译文》作为同人杂志所具有的复杂的人际关系、相对排他的办刊思想、译者自身的外语局限以及因而所产生的并不成熟的世界文学想象,给《译文》一个客观的、全面的历史评价。
孙景鹏[4]（2020）在《中国现代散文叙述学的探索性建构》文中认为“叙述”是语言艺术掌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中国现代散文叙述学是专门探讨中国现代散文“叙述”问题的一门尚未成形、有待建构的学问。本文的写作初衷就是试图建构中国现代散文叙述学。为此,笔者在通读中国现代散文经典作品的基础上,综合采用叙述学、文体学、阐释学等研究方法,围绕“谁在叙述、怎么叙述”的基本问题,从现代散文叙述艺术的发展实际出发,从“叙述主体”“叙述角度”“叙述形态”“叙述语言”“叙述方式”五个方面展开论述,努力把文本细读、叙述分析和理论阐释较好地结合起来,着重辨析和概括现代散文叙述的特点和特长,从中总结和建构出初步的中国现代散文叙述学。散文叙述学首先要解决“谁在叙述”的问题。“叙述主体”主要探讨散文作者、叙述者与叙述主体的复杂关系、组合形态和叙述功能。中国现代散文的叙述主体大致有作者、叙述者以及作者与叙述者合体三种常见的形态,相应形成自叙、分叙、合叙三种叙述模式,叙述主体意识也有理性、感性和潜意识层面诸因素的错综交融。散文叙述学还要着重解决“怎么叙述”的问题,包含叙述角度、叙述形态、叙述语言和叙述方式等主要问题。“叙述角度”探讨叙述人称、叙述视角和叙述聚焦三个问题,着重辨析散文叙述的观察方式与思维特点;现代散文以第一人称、限知视角和内聚焦的叙述为主,也善用其他人称、视角和聚焦方式。“叙述形态”涉及叙述结构、叙述顺序和叙述节奏,着重解决散文谋篇布局、组合有序的章法问题。“叙述语言”探讨现代汉语与散文变革的相互关系,辨析现代汉语散文现代性、民族性和个人性的话语特色,以及闲话体、对话体、独语体、训导体等主要语体的叙述特点。“叙述方式”则探讨记叙、描写、抒情、议论、说明等具体表达方式的组合交融关系,以及记叙类、抒情类、议论类三类散文的叙述特色。从叙述学的角度入手,对中国现代散文展开具体研究,不仅能发现散文研究的一系列新问题,而且能开拓散文研究的新景观,推进散文研究的细化、深化和学理化,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高爽[5]（2020）在《沈从文创作心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家是知识分子群体中较为敏感的一类人,外在一切经过他们情感思维的内化展现出来,研究作家心态能探求历史投射给人的精神轨迹。现代作家沈从文集多种矛盾于一身,他的潜在情感与现实行为、文学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诸多不平衡,导致他一生在不断遭遇和克服危机中挣扎,心灵产生出“丰富的痛苦”。但是学界从心理学、精神科学层面来研究沈从文,一直相对薄弱,显着成果集中在文化、美学、历史社会等领域,有关他心态方面的研究比较零散尚不成体系。鉴于此,本论文将沈从文的创作心态作为核心研究对象,从整体上予以审视。文学作品是作家的精神载体,能真实反映他们的内心世界,也能打开时代灵魂,因此本论文采取的研究思路是,从沈从文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反观其创作心态,力图深入到他心灵世界的潜在层面,探寻他的心路历程和精神冲突,思考在动荡的二十世纪,自由主义知识者如何坚守个体人格和处理个人与时代的关系,也反思以往研究中形成的某些定论。论文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运用传记批评法、心理分析法和社会历史批评法,对沈从文的创作心态进行综合分析。艺术植根于且满足了人的心理需要,人有了需要,会转化成相应的动机与欲望,并采取满足它们的行为。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的需要划分为生理、安全、归属和爱、自尊、自我实现五个层次,它们之间的递进关系是相对的,因为现实中,人同时存在多种需要,只是在不同时期,某种需要能最先支配人的行为成为“优势需要”。人的较低一级需要得到一定满足之后,较高一级需要就会出现,已经满足的需要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潜能方式处于维持状态,如果环境改变或遭受挫折,还会再次出现。沈从文一生面临多种需要,它们同时、持久存在着,又随内外因变化组成了一个相对优势层次,且同一种需要在他人生不同阶段表现各异。基于沈从文的归属和爱、自尊、自我实现需要,本论文在作品“内容”上选取从恋爱、身份认同、文学理想三个方面来考察他的创作心态,既具共性又有个性;“形式”上的抽象、疯癫、综合书写分别与之相对应,又呈现出各自独立的特征;最后从“内容与形式”探讨他弃笔转业前后的心态。第一章论述沈从文作为“恋爱作家”的隐衷。情感归属和爱的需要是人的基本需要之一,沈从文也曾言“两性关系”是文学艺术的基本动力,有关两性关系的探讨,贯穿了他的文学生涯,不同时期的恋爱创作反映出他对女性、人生、文明等的不同心态。早期小说中的“性苦闷”与生活困顿尤其是经济压迫带来的自卑心理密切相关;其中也触及到了“性的道德”问题,男性自认为对女性的救赎、情欲与理性/道德之间的冲突是最突出的两个方面,他对此所持的暖昧态度中含有自我辩解的成分。沈从文还以“性本能”需求为基点表达了对文明的不满,他赞扬了四狗、五明、柏子等乡下人身上自由野蛮的原始情欲,虽也揭示出它自身的毁灭性,但他更不满文明的性道德作成的“伪善”。文明的性约束有时造成城里人肉体满足被剥夺与精神上失望,导致本能的负面性在他们身上产生了更大作用。事实上,沈从文是借对文明的不满,将原本在城市受到的挫折升华成了一种异域文化自信,反映出一种夸张的心理态势。而40年代的爱欲抒写《看虹摘星录》,是他不能平衡婚后现实与爱情想象的结果,从小说与现实中的两位“女性吉诃德”身上,可以看出他在婚姻情感上的苦闷。第二章分析沈从文身份认同的窘迫心态。爱的需要虽有受挫,但部分得以满足之后,沈从文的自尊需要,开始占据优势,对于离开湘西前往北京寻求生存的他来说,自尊需要具体表现为希望自我能够在城市中获取身份认同。作为一个具有现代知识、追求智慧、怀揣理想的乡土文学青年,沈从文向往渴慕代表知识、教育、文化的城市,于是决然离开湘西前往北京;当他历经挫折终于在城市中站稳脚跟后,却又在情感上选择后退,反复声称自己是个“乡下人”。这背后是他自卑与自高相互纠缠的心理在起作用,“乡下人”立场是他的生存和叙事策略,它在城乡对立、苗汉对立两个层面上都存在裂隙。都市经验带给沈从文创伤的同时也赋予他理性,创伤让他用“乡下人”的眼光打量城里人时,看出了都市的堕落;理性使他用启蒙者的态度审视湘西时,意识到了它的悲剧性,他对两种环境都生出疏离感,身份认同存在危机。“不肯回去”让他游离在城市边缘,“无从回去”又使他徘徊在湘西边缘,他在两个世界中都被看作“外来者”,成了一个“非城非乡”、“半城半乡”的“边缘人”,这“中间的悲哀”伴随了他一生。第三章探讨沈从文文学理想的功利心态。身份认同的窘迫困扰着沈从文,但他潜意识中倾向“城里人”和“启蒙者”角色,30年代之后,随着在文坛上崭露头角,他自我实现的需要,即自我发挥和完成的欲望变得强烈,他想要通过文学理想实现自我和社会价值。本章所言第一个层面上的功利指“日常经验对个人利益的肯定”,它建立在个人所追求的目的或目标之上。在个人层面上,沈从文积极寻求自我的文学史价值,30年代初期,他从诗歌批评中肯定了自己作品的意义,由小说批评中找到了在文坛上的定位;中期,《从文小说习作选》的出版,是他为争取文学史地位采取的主动行为。第二个层面上的功利指文学为表现社会和民族的人生而作。沈从文走的也是“文学救国”之路,以湘西现实和神话传说为题材的浪漫主义小说中,蕴含着他的“尚力”意识,体现了他主张通过激发民众的意志和生命力实现民族改造的理想,这也是他与“战国策派”成员在文化核心理念上的重要契合点。沈从文的文学理想和社会理想相通,因从小看过无数杀戮,他厌恶政治反对强权,把文学当作改造国家的“武器”,推进人类和平的唯一“工具”,提倡“专家治国”,极力排斥政治干涉文学、文学从属政治,主张以文学鼓励、辅助政治向前,他认为文学思想的效力至少和政治有益行为的目的平列,甚至还会超越后者。但沈从文参与历史的方式没有被理解和接受,建国后,他也意识到,以文学改造民族、社会的理想只不过是“堂吉诃德式的幻想”。第四章探析沈从文的书写形式和心态之间的关系。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密切相关,沈从文的抽象、疯癫和综合书写是“已成为形式的内容”,与他的爱欲纠葛、身份窘迫和文学理想相连。30年代末情感生活的纠葛、战争带给中国人的消极性、文与人不被理解等,都促使他重新思考新的表现形式,并为追求的抽象书写迷惑而转向虚无。在《看虹摘星录》中,他将爱欲从变化不定的日常中抽离出来,以抽象形式使之固定下来成为永恒,在一种看似隐晦的暖昧状态下倾诉着被压抑的苦闷,也用新试验抗拒和超越现存关系,试图打破占主导地位的常规意识和日常经验。沈从文身份认同的窘迫也和他身上的“疯狂的因子”有关,他多次提及自己在别人眼里常被看作是“神经病”,在他的文学观念里,世界上最高的记录由“发狂”的人造成,他还用写作经验谈到头脑接近疯狂的情况下文字才会有生命,这样的看法类似“疯癫与文明”的关系。沈从文小说中的很多人物都有疯癫体验,疯癫书写融入了他的人生体验,也反映出他在认识自我时的迷乱心态。综合书写,是沈从文抗战之后在文体形式上持续进行的尝试和突破,体现了他尝试“揉游记散文和小说故事而为一”,创造出新“现代小说一格”的文学理想。但内外多种矛盾致使《长河》、《芸庐纪事》、《雪晴》等综合书写的产物都呈现出“未完成”状态,揭示出他对形式探索、社会历史发展的困惑。第五章剖析沈从文内外交困的文学逆境。30年代之后,爱欲苦闷、理想失落、文体形式失败等困扰着沈从文,最终导致他陷入内外交困的文学逆境中。昆明时期,面对民族忧患、人事关系纠葛、情感烦闷,创作上的表达焦虑,沈从文变得愈加孤独、沉默,在时代大力和个人压力的共同作用下,发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在抗战时期“不知向谁呼喊”的痛苦压抑之声。1946年夏末复员回到北平后,他试图走出苦闷重新振作起来,发表的论时政杂文增多,表现出参与国家建设的热情和担当,并继续实践着文学理想。1946年10月,发表了自辩性长文《从现实学习》后,他开始不断受到来自民盟、左翼、无党派等人士的批判,再次陷入压抑之中。1948年左翼文学界的领导人认识到在社会转折的关键时期,应当坚持文学配合、服从政治的原则,沈从文被列入坚决予以打击并彻底消灭的“反动”作家一列。因摆脱不掉恐惧权力而产生的“迫害感”,1949年初沈从文的精神状况急遽变坏,3月28日他选择了自杀,自杀被救成为他新生的起点。40年代之后,沈从文一直为表达焦虑所困,找不到合适形式书写见闻感受,在他看来研究文物和文学创作是相通的,在文物研究中他重新找到了延续生命抒情的方式,坚守了精神上的创造性,弃笔转业是他做出的“健康的选择”并非“消极的退隐”。从对沈从文创作心态的分析可知,他在面对情爱、自我、理想、书写形式探索时都有矛盾,徘徊于情欲和道德、文明和蛮力、神性和世俗、“乡下人”和城里人、审美和功利等之间,精神结构呈现出抽象与具体、无限与有限、绝对与相对、自由与必然等复杂性。他在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转折之中寻找平衡,但性情人格上固有的特征使他无法实现对自我和世界的整合认同,从而在绝对孤独中体验着异己性,生命内在的紧张和狂热一度将他导向死亡。他“在”却“不属于”任何一个世界,位于交叉点、处在临界状态又使他超越了它们,这正是他精神上的独特性。沈从文终其一生都努力将生命力转化为精神上的创造积极性,坚守以自由精神为灵魂要义的个体人格,在创造生命自身和生存价值中产生的心灵冲突、挣扎、痛苦,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精神资源。本论文从沈从文的创作心态出发,纵观其一生心路历程,是作家个人心态史的研究,也是从心态文学史的角度做出的个例尝试。
刘垣菲[6]（2020）在《别林斯基文学民族性理论研究》文中认为别林斯基是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批评家,他确立了果戈理及自然派的地位,被视为现实主义批评的开创者。他的文学遗产包括美学思想、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等。我国现有的别林斯基研究,大多可见于期刊文献杂志中,暂时未有相关专着。在这些文献中,学者们对于同一问题的看法,往往各有侧重,得出的结论也各有不同。但是,别林斯基的美学概念本质是什么?文学理论问题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学界评价其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过渡,在文学理论和批评实践中是如何体现的?这些问题都说明别林斯基文学理论充满了矛盾性和复杂性。别林斯基的文学理论十分丰富,本文选择其中的民族性理论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这一问题的产生、发展和变化的研究,理清别林斯基文学民族性理论内涵的变化情况。别林斯基的文学批评始于民族性,因为这是当时俄国文学最关注的问题。从历史层面讲,十八世纪的俄国,完成了社会和语言的民族化,罗蒙诺索夫和卡拉姆津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些贡献反映在文学中就是俄国的古典主义和感伤主义。之后,渴望摆脱古典主义束缚的浪漫派维亚泽姆斯基提出了俄国的民族性概念,受到普希金和果戈理的支持,别林斯基的民族性概念是对前人的延续。他给民族性下了定义,并在自己的评论生涯中一直发展着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俄国的文学民族性问题,是社会需要的产物。在别林斯基以前,它已经成为俄国文学发展中的关键:最早表现为追求文学语言的民族特点,从罗蒙诺索夫到卡拉姆津与希什科夫之争,其根本都是对俄国文学语言问题,如修辞等等的探讨。语言是民族性官方民族性将民族性解释为人民对沙皇和专制制度的忠诚,维亚泽姆斯基为代表的浪漫派,将民族性和地域性视为文学的必要条件,同时重视人物形象和取材等问题。因此,他高度评价普希金的《巴赫奇萨赖的泪泉》、《茨冈人》等作品,但是他对普希金的现实性描写持否定态度。普希金支持维亚泽姆斯基对民族性的看法,在自己的文论中提出:文学具有民族性,就要用俄语写作,贵族们已经习惯了用法语阅读、写作、思考,所以才会产生对西欧文学盲目模仿。所以,要摆脱这种模仿,可以从俄国的,或者国外的民间诗歌中取材,从民间和人民中获取力量,注重本民族文学的独创性。但是,语言和取材都是文学的外部形式,真正做到具有“民族性”,要重视民族的精神和思想的表达。果戈理与普希金相同,尤其强调重视民族精神和表达民族的思想。民族性理论是别林斯基在第一篇文论——《文学的幻想》中提出的问题,也是贯穿别林斯基整个文学批评生涯的理论问题。他认同前人的观点:文学应该展现民族精神和思想,并提出习俗是表现民族性的主要方法之一。由于俄国社会特殊的发展状况,民族的习俗主要保留在人民大众中。但是,别林斯基否认只表现群众或农民生活的作品就是具有民族性的。在对具体作品的分析中,别林斯基提到以下问题:俄国文学可以借鉴欧洲文学,但不能盲目地模仿欧洲文学;描写平民生活或庸俗化场景的作品不是民族性作品;民族性是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调和物;民族性的作品,首先是艺术性的作品。除了针对当时的具体文本进行分析,别林斯基还运用哲学概念,解释了前人提出民族性相关问题,如运用“典型性”来解释人物形象的描写,提出诗歌描绘的对象是某一抽象的理念,诗人创作是不自觉而又自觉的,因为“激情”的存在。与前人的不同在于,别林斯基否定民间诗歌的价值,认为民间诗歌不是艺术性的作品,所以从民间诗歌取材,不能说明就是民族性的作品。别林斯基最伟大的贡献,是对普希金和果戈理的高度评价。从他对二者的评论中,清晰体现了他的全部文学思想,当然也包括民族性。他的文学理论是始终发展的,但是当他发现理论的发展无法满足文学批评的需要时,他或者引入新的概念,如“个性”和“激情”,或者改变自己早期概念的内涵以适应新的批评对象,这就造成了他美学思想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他的矛盾体现在很多方面,包括对很多作家的前后不一的评价、对讽刺的评价等等。别林斯基对普希金作品的评价,完全展现了别林斯基的民族性思想。他对克雷洛夫和冯维辛评价变化较大,原因在于别林斯基改变了对讽刺的态度,认为讽刺是民族性的标志。这也是果戈理受到高度评价的原因,果戈理对现实的讽刺描写,满足了当时的社会要求。别林斯基对俄国文学、文学批评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苏联解体前后出现了很多与以往不同的文献资料,如斯拉夫派、审美派、白银时代及其他与别林斯基观点不同的批评流派的文献。我国学界对这些流派的研究逐渐成熟,但他们与别林斯基的影响和评价问题尚有待进一步探索。
王梦琪[7]（2020）在《沈从文1956-1976年文学写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沈从文1956-1976年文学写作是其整个创作生涯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一阶段也是沈从文后期文学写作的成熟期和高峰期,能够集中反映和代表其后期文学写作的整体情况。沈从文在这二十年间从未放弃文学思考和写作试验,但学界对此论题的关注度相对较低,研究成果零散、表面且不系统,因此本研究基于作品文本和文学史料,更为深入且完整地展现沈从文这一阶段的文学写作。本文所重点研读和分析的,正是沈从文1956-1976年间所有的文学写作成果,同时辅以作家后期留存的各类文字材料,详细勾勒作家这二十年间丰富且特殊的文学道路与写作风貌。本文在结构框架上,除绪论和结语外,共设有“写作选择与立场”、“写作形态与特征”、“写作价值与困境”三个章节。时代的变动深刻影响沈从文后期的文学思想走向,通过细读其后期文学写作成果及相关着作材料,能够更为清晰、全面梳理沈从文这一时期文学思想的发展和写作道路的选择,充分、系统考察其后期文学写作的内容和形态,深入、细致挖掘文学写作的价值和意义。本文对沈从文这一时期文学写作形态、特征的总结和论述,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以期打破当前学界对沈从文后期文学写作研究“述”大于“论”的局限,使沈从文的文学世界更加完整。本研究着重对沈从文1956-1976年所有文学写作成果进行精读,阐述作家后期“第二次改业”和“第三次改业准备”两次人生经历,从中探索“抽象的抒情”这一重要概念,分析他后期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态度和看法,以及“生命”、“历史”两个核心写作理念,讨论其后期“独自为战”的写作选择与独立自由的基本立场。沈从文秉持“五四”新文学的创作原则,重新向现实学习,适时调整文学写作状态。这一时期的文学写作鲜明体现了文体写作特征,以小说、散文和旧体诗三种文体创作为主,并呈现出四次高涨阶段。沈从文延续前期对个体生命和社会历史的关注,重点书写旧的历史记忆、新的生命形式两方面内容,强调文学之于年青一代的教育作用。沈从文不断进行文体试验,以其他文体形式替代小说、散文等受限文体的创作,呈现出书信体散文、旧体新诗和历史小品文三种代偿效果,在语言表达、叙事结构、背景氛围三个方面进行写作方式的尝试和突破。沈从文这一时期的文学写作总体上呈现抒情和潜在的性质,验证了沈从文对个人信仰的坚守,体现了对作家生命的自主把握。此外,与同时期代表性文学作品相比,可以发现沈从文这一时期文学作品既延续了“五四”新文学传统,坚定维护了文学自由和独立,彰显了理性思辨色彩,传达出个人经验,显示出活泼的艺术审美特性;但同时还暴露了文学创作的困境,语言的过度抒情致使作品内在张力的削弱,思想上的时代隔膜引发了用笔的新旧冲突。多元的文学价值和文体写作的局限,体现出沈从文后期文学写作的独特性和复杂性,他的文学写作也是现代作家在当代创作选择上的一个特例。总之,沈从文后期从未放弃文学创作,他以素朴踏实的“学习”态度进行文学探索,在特殊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于主流写作、别样多元的文学风景。
王僡蘐[8]（2020）在《作家专论·文学现象·文学史建构 ——论孙中田的现代文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孙中田先生是我国现代文学第二代学人的代表人物,从五十年代开始致力于现代文学研究,在茅盾研究、鲁迅研究、东北沦陷区文学研究、色彩的诗学研究、文学史编纂等领域有突出的学术贡献。目前,学界对孙先生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开掘。本文通过对孙先生现代文学研究成果的细读,以及对孙先生与其他现代文学研究者的比较,将孙先生放置在现代文学学术史中评析孙先生的现代文学研究。同时,本文通过对孙先生进行的个案研究来以点窥面,对现代文学研究几十年来在社会、历史、文化进程中发生的变化加以探讨。论文主体共分为五部分进行论述。绪论部分:阐明论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论题的研究现状、论题的创新点和研究方法。论文在论题的研究现状一节对论文的研究框架进行了说明,将孙先生的学术研究分为作家论、文学现象研究、文学史建构三个维度,三个维度紧密相连,层层递进,由点及面至体构成孙先生的学术研究世界。第一部分,“孙中田先生的学术历程”。本部分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简要介绍了孙先生的生平。“少年宏志:时代纷繁里潜心学业（1928-1950）”叙述孙先生的少年时代;“响应呼唤:百废待兴中重任在肩（1950-1980）”叙述孙先生在八十年代前的学术经历;“兼容并蓄:学术转型时融汇中西（1980-2000）”叙述孙先生在八十年代后到新世纪前的学术经历;“多元一体:学科交叉启学术新篇（2000-2015）”叙述孙先生晚年的工作与生活。论文的第二、三、四部分是论文的重点,从点、面、体三个角度完成对孙先生文学研究框架的建构。第二部分,“作家论:孙中田先生文学研究的基点”。本部分首先概述作家论的概念内涵与文学史意义,然后论述孙先生的作家论,认为作家论是孙先生的研究基点。其中,茅盾研究是孙先生作家论的核心,经历了从革命意识形态向历史与审美视角转换的过程;鲁迅研究是与孙先生的茅盾研究形成对照的重要维度。在八十年代前,孙先生的鲁迅研究与他同时期革命意识形态色彩浓烈的茅盾研究风格迥异,专注于审美品评。八十年代后,两者的研究方式变得相近,这从侧面体现出了时代社会背景对文学研究的影响。本部分还论述了孙先生对沈从文、戴望舒、穆木天等作家进行的研究,最后总结了孙先生的作家论从革命意识形态到审美视角解读的范式转换。第三部分,“文学现象研究:孙中田先生文学研究的‘面’”,论述孙先生的东北沦陷区文学研究与色彩的诗学研究。孙先生的东北沦陷区文学研究体现了亲历者的学术还乡倾向,孙先生是东北沦陷区文学研究的引领者与开拓者;孙先生的色彩的诗学研究则体现了孙先生强烈的学术个性,站在色彩学的角度回望文学,本质还是落在文学的审美特点上。第四部分,“文学史建构:孙中田先生独特的文学史观”,论述孙先生的文学史书写与孙先生的文学史观。受限于种种因素,孙先生参与编写的四套文学史都没有跳脱出革命意识形态的影响,与他理想中的“心灵史”有一定的距离。而从孙先生整体的文学研究来看,孙先生抱持着在多元互补的文学世界中从作家心理的视角去发掘文学价值的文学史观。另外,孙先生的研究风格偏向理性,孙先生心中的文学价值不仅包含审美价值,还包括着政治、历史、文化等多重价值。第五部分,“孙中田先生的学术贡献”,对孙先生在学科建设、史料研究、学术方法三个方面的学术贡献进行了总结。论文结语评述了孙先生在与其他学者的对比中彰显出的学术研究个性与共性,总结了孙先生文学研究整体上的稳健风格。论文附录列出了孙先生生平与创作大事记与孙先生指导的博士生名单及学术状况简介。
陈莹[9]（2020）在《1949年后曹禺戏剧创作探析》文中认为曹禺的戏剧作品是中国现代话剧文学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标志。本文重点研究新中国成立后新的时代背景下,曹禺创作的《明朗的天》、《胆剑篇》、《王昭君》三部戏剧作品。在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曹禺延续着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创作出了反映特定时代、反映新中国社会面貌的戏剧作品。《明朗的天》以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为背景,形象生动地反映了新的国家政策下,知识分子们克服困难,积极改造自身,成为社会主义事业坚定的拥护者与建设者。《胆剑篇》、《王昭君》两部历史剧以史为鉴,立足现实,以历史故事影射当代社会,赋予了历史故事深刻的当代意义,丰富了戏剧作品的内容,具有深刻的时代价值。本文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社会文化背景出发,以建国后曹禺创作的三部戏剧作品为基础,从解读戏剧作品的文本、探究戏剧创作的选题立意、分析戏剧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探究剧作的美学风格等方面,对新中国成立以后曹禺戏剧创作的价值和局限进行分析,肯定了曹禺对中国话剧做出的贡献,总结了造成戏剧作品短板的原因。
史倩文[10]（2020）在《1980年代文学视域下的《中国》杂志研究 ——兼论作为编者的“晚年丁玲”》文中研究表明总体来看,当代文学期刊史上共有三次影响较大的创刊热潮,这三次期刊创刊潮流基本上奠定了当代文学期刊发展的总体格局。其中第三次创刊（复刊）潮从八十年代初期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中期,一方面经历了“文革”的文化沙漠,人们对待精神世界的充实有着极强的渴望;另一方面,文学与政治进入了一个新的蜜月期,文艺的繁荣也促进了政治的“拨乱反正”。值得关注的是此时出现的许多大型文学期刊如《钟山》《十月》《收获》《当代》等,极大地推动了新时期文学的繁荣与发展,本文的研究对象《中国》就是创刊于这一时期的一本综合性大型文学期刊。然而《中国》却有着与其他大型文学期刊截然不同的命运,《中国》作为一个既普遍又特殊的个体,成为审视八十年代文学现场的一个重要视角。本文以《中国》为观照对象,从四个方面展开对该对象的研究。首先,基于大量的文献资料梳理《中国》从创刊至停刊过程中的具体史实,分析期刊发展过程中的内、外部影响因素,着重探讨《中国》的停刊与八十年代文学现场的关系,如人事纠纷、权力更迭、制度桎梏等。其次,发掘期刊自身品格以及主编对刊物的影响。而《中国》的主编丁玲本身有着复杂性与多义性,她的这些特性又与《中国》的命运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故这一部分从“晚年丁玲”的视角来研究《中国》,且两者具有相互阐释的意义。再次,《中国》作为一本文学期刊,其刊发的具体作品不可不研究,这既是一种基于文学本身的内部研究,同时也包含外部研究,如意识形态如何规范文学生产、文学发展如何摆脱思想性的桎梏、文学期刊如何进行文学策划以及作者、编辑与读者的互动关系等,此部分即从具体文章入手,考察八十年代中期这一文学发展的转折、过渡期,一个国家级文学期刊的选择和尝试,从而深刻理解八十年代中期文学生态。最后一个部分从宏观角度梳理八十年代总体期刊环境以及对期刊发展产生的影响,在这一大环境中其他大型期刊的应对之策,并进而反观《中国》的“变”与“不变”,了解《中国》的独特意义以及他所带来的经验与启示。
二、略论巴金晚年的创新思维（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略论巴金晚年的创新思维（论文提纲范文）
（1）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和理论视野 |
| 一、为什么选择1943年 |
| 二、文化生态学的理论视野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现状 |
| 一、断代史和区域文学研究 |
| 二、20 世纪40 年代文学史研究 |
| 三、“1943 年文学”研究的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及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创新之处 |
| 上篇 文学生态:政治割据下的三区并存 |
| 第一章 解放区的政治治理与文化领导 |
| 第一节 解放区社会的政经“一元化” |
| 一、经济封锁下的自力更生 |
| 二、军事威协下的政治治理 |
| 第二节 《讲话》规范下的“文学遵命” |
| 一、《讲话》带来的文艺新思想 |
| (一)《讲话》思想的政治阐释 |
| (二)解放区文艺的管理制度 |
| (三)《讲话》影响下的创作转向 |
| 二、《讲话》开辟的文学新局面 |
| 小结 |
| 第二章 沦陷区的异族压迫与文学万象 |
| 第一节 日伪的政治奴役与文化殖民 |
| 一、日伪的政治奴役 |
| (一)经济“统制化” |
| (二)政治社会化 |
| (三)新国民运动 |
| 二、汪伪的文化殖民 |
| (一)大东亚文学者大会 |
| (二)思想文化的强化管制 |
| 第二节 异族入侵下的自我言说与文坛万象 |
| 一、沦陷区人民的中华民族认同 |
| 二、商业期刊与演出支撑的沦陷区文学 |
| (一)商业期刊提供的言说平台 |
| (二)《万象》与进步文人的文学坚守 |
| (三)商业演出与市民戏剧 |
| 小结 |
| 第三章 国统区的纷繁乱象与文坛百态 |
| 第一节 腐败政治激化的社会矛盾 |
| 一、国民党的腐败统治 |
| (一)日渐崩溃的经济体系 |
| (二)专制独裁的政治治理 |
| 二、国民党政府的文化管制 |
| (一)加强引导的文艺政策 |
| (二)逐步收紧的审查管制 |
| 第二节 艰难时局下的文坛百态 |
| 一、文人的坚守与阵地的对恃 |
| (一)窘迫生活下的文人坚守 |
| (二)期刊阵地的国共对恃 |
| 二、国统区冲突缠绕下的文学现象 |
| (一)民族主义文艺运动 |
| (二)以期刊为依托的文学团体 |
| (三)“借古讽今”历史剧的兴盛 |
| (四)乱世中各类文学探索的杂陈 |
| 小结 |
| 下篇 美学新变:多元向度中的美学突越 |
| 第四章 解放区文学的新形式与新体裁 |
| 第一节 以“评书体”为代表的小说新变 |
| 一、赵树理:“评书体”小说的开创者 |
| 二、“山药蛋派”作家的集体绽放 |
| 第二节 诗歌散文的“合势应时” |
| 一、“歌诗体”的复兴 |
| 二、报告文学的“应时”效应 |
| 第三节 旧剧革新的历史召唤 |
| 一、平剧(京剧)改革 |
| 二、秦腔改革 |
| 第四节 新秧歌运动的兴起和影响 |
| 一、《兄妹开荒》:秧歌剧的开山之作 |
| 二、《周子山》:走向新歌剧 |
| 小结 |
| 第五章 沦陷区文学的家国情怀与个人书写 |
| 第一节 小说:“言”与“不言”中的生命诉说 |
| 一、市民小说的“生命自适” |
| (一)张爱玲:世俗生活的俗中见雅 |
| (二)苏青:女性经验的坦率表达 |
| (三)“获奖作品”的个体书写 |
| 二、乡土小说的“家国情怀” |
| (一)雷妍:《良田》里的故土坚守 |
| (二)其他作者的乡土小说 |
| 第二节 戏剧:“演”与“不演”中的现实博弈 |
| 一、秦瘦鸥:因《秋海棠》带出的家国隐喻 |
| 二、黄佐临和费穆:用“笑”与“哭”实现情感宣泄 |
| 三、杨绛:以“喜剧双璧”洞彻市民社会 |
| 四、陈绵:于黑暗中等候光明 |
| 第三节 诗歌散文中个体生命的突围与反思 |
| 一、南星:“庭院”中的生命突围 |
| 二、周作人:焦虑的文化反思 |
| 三、俞平伯:《独语》中的自我解脱 |
| 小结 |
| 第六章 国统区文学的众声喧哗与纵深推进 |
| 第一节 小说文体的转型与创新 |
| 一、成熟作家的创作转型 |
| (一)茅盾:回归古典传统 |
| (二)巴金:潜入庸常人生 |
| (三)老舍:直面血泪现实 |
| (四)沈从文:穿越牧歌回落染污世俗 |
| (五)张恨水:从鸳蝴言情到辛辣现实 |
| 二、小说文体的创新探索 |
| (一)徐訏:间谍传奇框架下的哲理思考 |
| (二)路翎:以“主观战斗精神”张扬生命蛮性力量 |
| 第二节 话剧舞台上历史与现实的独特呈现 |
| 一、郭沫若:用历史影射现实 |
| 二.曹禺:直截反映当下的“急就篇”尝试 |
| 三、吴祖光:叩问人性的诗意廻响 |
| 第三节 “跨界文体”的惊艳亮相 |
| 一、冯至:诗化与散文化的小说精品 |
| 二、穆旦:杂糅多种手法自成一家的哲理长诗创制者 |
| 三、沈从文:新体散文的尝试开拓人 |
| 小结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2）李辉传记文学中的老人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及缘由 |
| 二、研究价值与意义 |
| 三、研究历史与现状 |
| 四、研究重点与难点 |
| 五、研究方法与创新 |
| 第一章 老人形象的记录轨迹 |
| 第一节 亲近世纪老人 |
| 一、走进历史书写 |
| 二、老人们的代言人 |
| 第二节 记录时代历史 |
| 一、李辉现象解读 |
| 二、历史与现实互映 |
| 第二章 老人形象的历史与现实 |
| 第一节 从历史走向真实 |
| 一、历史与记忆的互通 |
| 二、记忆与现实的连接 |
| 第二节 记忆中的历史片段 |
| 一、历史的大时代 |
| 二、真实的小时代 |
| 第三章 老人形象的精神境域 |
| 第一节 求真的价值取向 |
| 第二节 向善的写作目的 |
| 第三节 深刻的现实追求 |
| 第四章 解读老人形象的意义与启发 |
| 第一节 解读老人形象的意义 |
| 第二节 解读老人形象的启发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读硕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3）《译文》与1930年代中国的世界文学样貌（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的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二、论题的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四、相关理论问题的界定与厘清 |
| 第一章 中国现代翻译文学视野中的《译文》 |
| 第一节 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的“窃火传薪”之旅 |
| 一、洋枪洋炮打开的“窃火”之旅 |
| 二、现代译介的开端:《新青年》 |
| 三、渐入“多元”的20世纪30年代外国文学译介 |
| 四、1930年代的翻译文学论争与论战 |
| 第二节 30年代方兴未艾的翻译出版业 |
| 一、“杂志浪潮”兴盛的30年代 |
| 二、30年代翻译出版的“沉浮” |
| 三、文学期刊中的翻译单元 |
| 第三节 《译文》的创办及活动 |
| 一、《译文》的发起与创办 |
| 二、理想与现实的融合之选 |
| 三、曲折中前行的《译文》:停刊与复刊 |
| 第二章 《译文》呈现的世界文学样貌 |
| 第一节 世界文学的国别（地区）样貌 |
| 一、被“突显”的苏俄文学 |
| 二、被“关注”的弱小民族文学 |
| 三、被“遮蔽”的欧美文学 |
| 四、被“中介化”的日本文学 |
| 五、被“消失”的亚洲其他国家（地区）文学 |
| 第二节 世界文学的作家样貌 |
| 一、精英与平民作家的完美融合 |
| 二、日渐崛起的女性作家 |
| 三、意识形态各异的作家群 |
| 第三节 世界文学的体裁样貌 |
| 一、异彩纷呈的小说 |
| 二、关注儿童的童话与警世的寓言 |
| 三、以苏俄为风向标的诗歌与戏剧 |
| 四、以西班牙内战为焦点的报告文学 |
| 第四节 世界文学的文论样貌 |
| 一、以苏俄和进步作家为代表的作家作品论 |
| 二、以法、德为基础的文学理论与思潮 |
| 三、向苏俄学习的文学创作论 |
| 第五节 30年代世界文学的流行主题样貌 |
| 一、压迫与反抗的时代主题 |
| 二、写实的战争主题 |
| 三、永恒的情感主题 |
| 第三章 《译文》中的世界文学样貌溯源 |
| 第一节 多种意识形态交织下的《译文》 |
| 一、袭卷30年代的“红色潮流”的促进 |
| 二、国民党反革命思想的制约 |
| 三、中共无产阶级革命战线的引导 |
| 四、“革新救国”的社会意识形态的诉求 |
| 第二节 多种诗学要素碰撞下的《译文》 |
| 一、在新旧作家作品中寻找“现实主义”的痕迹 |
| 二、书写现实的小说译介 |
| 三、满足“新文学”发展的“学习”诉求 |
| 四、文学社会功用的中国式追求:改造社会 |
| 第三节 编译者与《译文》的世界文学样貌 |
| 一、传统与现代碰撞中的编译者 |
| 二、多重诉求的编译者 |
| 三、以鲁迅为编译中心的形成 |
| 第四节 赞助人与《译文》的世界文学样貌 |
| 一、执政党对于出版管制的影响 |
| 二、编辑、出版方的推动与制约 |
| 三、共产党的文化宣传策略的影响 |
| 四、以读者为主导的期刊发行 |
| 第四章 《译文》的价值、影响与时代局限性 |
| 第一节 跨时代的价值 |
| 一、记录新文学及世界文学的发展史 |
| 二、树立开放与融合的文学主张 |
| 三、译介中展现出的学术价值 |
| 第二节 对现当代文学的影响追踪 |
| 一、为鲁迅研究提供丰富素材 |
| 二、成就新文学的人才储备 |
| 三、滋养新文学的翻译与创作 |
| 四、开创翻译杂志的先河与范式 |
| 五、《译文丛书》对《译文》的继承与发扬 |
| 第三节 带有时代烙印的局限性 |
| 一、同人杂志的局限 |
| 二、语言能力的局限 |
| 三、并不成熟的世界文学想象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译文》创刊号封面、插画、目录 |
| 附录二 《译文》译作统计(时间顺序) |
| 附录三 《译文》中译作统计(国别（地区）分类) |
| 附录四 《译文》中译介的小说 |
| 附录五 《译文》中译介的文论 |
| 附录六 《译文》中主要译者的译介统计 |
| 附录七 1930-1937年国内发行文学期刊及译作情况统计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4）中国现代散文叙述学的探索性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中国现代散文叙述学研究概述 |
| 一、研究对象与概念界定 |
| 二、现有研究成果及存在问题 |
| 三、研究价值和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现代散文的叙述主体 |
| 第一节 散文作者的重要性 |
| 第二节 散文叙述者的可靠性 |
| 第三节 散文叙述主体的多重性 |
| 第二章 现代散文的叙述角度 |
| 第一节 散文的叙述人称 |
| 第二节 散文的叙述视角 |
| 第三节 散文的叙述聚焦 |
| 第三章 现代散文的叙述形态 |
| 第一节 散文的叙述结构 |
| 第二节 散文的叙述顺序 |
| 第三节 散文的叙述节奏 |
| 第四章 现代散文的叙述语言 |
| 第一节 现代散文的语言特色 |
| 第二节 现代散文的叙述引语 |
| 第三节 现代散文的叙述语体 |
| 第五章 现代散文的叙述方式 |
| 第一节 叙述与记叙和描写 |
| 第二节 叙述与抒情 |
| 第三节 叙述与议论和说明 |
| 结语 中国现代散文叙述学研究的发展空间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5）沈从文创作心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的缘起和意义 |
| 二 沈从文研究现状与拓展之可能性 |
| 三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恋爱作家”的隐衷 |
| 第一节 “性苦闷”与自卑 |
| 第二节 “文明及其不满” |
| 第三节 “女性吉诃德”与“幸福的幻影” |
| 第二章 身份认同的窘迫心态 |
| 第一节 “湘西社会的逆子”:向往都市与决然离乡 |
| 第二节 “乡下人”身份的建构与裂隙 |
| 第三节 “边缘人”位于“中间的悲哀” |
| 第三章 文学理想的功利心态 |
| 第一节 “自明心迹”:追求自我价值 |
| 第二节 “浪漫主义的物力化” |
| 第三节 “最后吉诃德”的文学政治幻念 |
| 第四章 书写形式与心态的游移 |
| 第一节 抽象书写与虚无 |
| 第二节 疯癫书写与迷乱 |
| 第三节 综合书写与困惑 |
| 第五章 内外交困的文学逆境 |
| 第一节 “不知向谁呼喊”的压抑 |
| 第二节 “一切已结束,一切正起始” |
| 第三节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
| 结语 坚守精神创造性与个体人格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别林斯基文学民族性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别林斯基的文学生涯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状况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状况 |
| 二、国内研究状况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和基本内容 |
| 第一章 文学民族性问题的根源 |
| 第一节 文学语言民族性的开始:罗蒙诺索夫 |
| 第二节 文学语言民族性的争论和发展:卡拉姆津与希什科夫 |
| 第三节 文学语言的形成与文学民族性概念 |
| 一、维亚泽姆斯基论民族性 |
| 二、普希金论民族性 |
| 三、果戈理论民族性 |
| 四、乌瓦罗夫论民族性 |
| 第二章 别林斯基论俄国文学的民族性 |
| 第一节 文学民族性的相关概念 |
| 一、概念、理念、思维 |
| 二、现实、真实、现实性 |
| 三、典型 |
| 四、个性与激情(情致) |
| 第二节 文学民族性的具体问题 |
| 一、民族与民族性 |
| 二、模仿与民族性 |
| 三、平民性与民族性 |
| 四、民间诗歌与民族性诗歌 |
| 五、自然性、人工性与民族性 |
| 第三节 文学民族性到人民性的转变问题 |
| 一、民族性的内涵 |
| 二、人民性的内涵 |
| 三、二者的差异 |
| 第三章 别林斯基论俄国作家的民族性 |
| 第一节 普希金的民族性 |
| 一、民族的诗人普希金 |
| 二、民族性的具体表现 |
| 三、关于普希金的论争 |
| 第二节 克雷洛夫和冯维新的民族性 |
| 一、论克雷洛夫寓言中的讽刺 |
| 二、论冯维辛喜剧中的讽刺 |
| 第三节 果戈理的民族性 |
| 一、小说是民族需要的结果 |
| 二、以独特视角描写现实 |
| 三、从描写现实到描写社会 |
| 第四章 别林斯基的影响和评价 |
| 第一节 对同时代人的影响和评价 |
| 一、与斯坦凯维奇小组的交往 |
| 二、与同时代人的论战 |
| 第二节 对后代的影响和评价 |
| 一、围绕文学创作目的的争议 |
| 二、围绕文学批评作用的讨论 |
| 三、围绕别林斯基评价的变化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7）沈从文1956-1976年文学写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范围与对象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写作选择与立场:“童心”未泯,“爝火”未熄 |
| 第一节 两次改业与终生“正业” |
| 第二节 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再审视 |
| 第三节 “抒情”写作的核心理念 |
| 一、多元共通的生命观 |
| 二、古今交会的历史观 |
| 第四节 “独自为战”的写作选择 |
| 第二章 写作形态与特征:“抽象抒情”下的延承与试验 |
| 第一节 写作过程的适时性和阶段性 |
| 一、三类主要文体 |
| 二、四个高涨阶段 |
| 第二节 主题的延承性与内容的新发展 |
| 一、旧的历史记忆 |
| 二、新的生命形式 |
| 第三节 文体的代偿性与方法的试验性 |
| 一、文体代偿的三种表现 |
| 二、写作方法的试验探索 |
| 第四节 整体基调的抒情性和潜在性 |
| 一、总体风格的抒情气质 |
| 二、特殊时期的潜在特性 |
| 第三章 写作价值与困境:“现实而浪漫”的艰难尝试 |
| 第一节 多元的创作价值 |
| 一、文学独立的维护 |
| 二、理性思辨的彰显 |
| 三、个体经验的呈现 |
| 四、活泼的艺术审美 |
| 第二节 文体写作的局限 |
| 一、内在张力的削弱 |
| 二、用笔的新旧冲突 |
| 第三节 现代作家的当代“特例” |
| 结语 “无从驯服的斑马”——文学写作的赤子心 |
| 附录一 沈从文文学写作成果详目(1956-1976) |
| 附录二 沈从文文学写作计划汇总(1950-1980)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作家专论·文学现象·文学史建构 ——论孙中田的现代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论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 (二)论题的研究现状 |
| 1.孙中田先生的三个学术维度 |
| 2.研究孙中田先生的文献概况 |
| (三)论题的创新点和研究方法 |
| 1.论题的创新点 |
| 2.论题的研究方法 |
| 一、孙中田先生的学术历程 |
| (一)少年宏志:时代纷繁里潜心学业(1928-1950) |
| (二)响应呼唤:百废待兴中重任在肩(1950-1980) |
| (三)兼容并蓄:学术转型时融汇中西(1980-2000) |
| (四)多元一体:学科交叉启学术新篇(2000-2015) |
| 二、作家论:孙中田先生文学研究的基点 |
| (一)作家论的概念内涵及其文学史意义 |
| (二)孙中田先生作家论研究的核心:茅盾研究 |
| 1.革命意识形态下的茅盾研究 |
| 2.历史与审美视角下的茅盾研究 |
| (三)与茅盾研究形成对照的重要维度:鲁迅研究 |
| (四)对沈从文、戴望舒、穆木天等其他作家的研究 |
| (五)范式的继承与转换:从革命意识形态到审美视角解读 |
| 三、文学现象研究:孙中田先生文学研究的“面” |
| (一)东北沦陷区文学研究:亲经历史的在场阐释 |
| 1.地域文学研究的历史及文学史意义 |
| 2.孙中田先生的东北沦陷区文学研究 |
| 3.东北沦陷区文学的引领者与开拓者 |
| 4.文化还乡:孙中田先生的东北沦陷区文学研究 |
| (二)色彩的诗学研究:张扬个性的双重奏唱 |
| 1.新世纪跨学科研究文学的历史及文学史意义 |
| 2.孙中田先生的色彩的诗学研究 |
| 3.对于跨学科研究文学的启示 |
| 4.大音希声:孙中田教授的色彩的诗学研究 |
| 四、文学史建构:孙中田先生独特的文学史观 |
| (一)时代浸染下的文学史书写 |
| (二)多元互补与作家中心的文学史观 |
| 五、孙中田先生的学术贡献 |
| (一)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人 |
| (二)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的先行者 |
| (三)学术方法与理念的探索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孙中田先生生平与创作大事记 |
| (二)孙中田先生指导的博士生名单及学术状况简介 |
| 后记 |
（9）1949年后曹禺戏剧创作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缘起及其意义 |
| 第二节 课题研究现状综述 |
| 第三节 课题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1949年后的文艺环境与曹禺的艺术姿态 |
| 第一节 1949年后中国文艺环境综述 |
| 第二节 1949年后曹禺戏剧活动及创作 |
| 第三节 1949年后曹禺戏剧创作选题立意 |
| 第二章 1949年后曹禺戏剧创作人物形象类型分析 |
| 第一节 个性鲜明的人物塑造 |
| 一、刚正执拗的科学家——《明朗的天》中凌士湘 |
| 二、在勇敢与卑怯之间——《胆剑篇》中勾践 |
| 三、刚毅柔情的汉女——《王昭君》中王昭君 |
| 第二节 忠奸敌对的人物阵营 |
| 一、共产党拥护者与美帝主义帮凶 |
| 二、忠臣与奸佞 |
| 三、草原的骏马与豺狼 |
| 第三节 苦难中的人性光辉 |
| 一、善良勇敢的庄政委 |
| 二、舍身取义的苦成 |
| 三、聪明睿智的苦伶仃 |
| 四、悲戚苦楚的孙美人 |
| 第三章 1949年后曹禺戏剧创作美学风格探究 |
| 第一节 深邃的审美视角 |
| 一、震撼惊人的开篇方式 |
| 二、“突转”与“发现”的深意 |
| 三、戏剧情境中的矛盾冲突 |
| 第二节 情景交融的诗意情境 |
| 一、良田美景 |
| 二、塞北真情 |
| 三、长相知 |
| 第三节 鲜明独特的语言风格 |
| 一、犀利的对白 |
| 二、诗意的独白 |
| 三、插科打诨的民间语 |
| 第四章 关于曹禺戏剧创作的思考 |
| 第一节 1949年后曹禺戏剧创作的价值 |
| 第二节 1949年后曹禺戏剧创作的局限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等 |
| 致谢 |
（10）1980年代文学视域下的《中国》杂志研究 ——兼论作为编者的“晚年丁玲”（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选题的理由或意义 |
| 二、国内外关于该课题的研究现状或趋势 |
| 三、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中国》的创刊与终刊 |
| 第一节 备受瞩目的创刊 |
| 第二节 艰难的办刊过程 |
| 第三节 《中国》的谢幕 |
| 第二章 “晚年丁玲”与《中国》 |
| 第一节 常与变:丁玲的编辑思想与《中国》的独特性 |
| 第二节 《中国》与“晚年丁玲”的精神突围 |
| 第三章 《中国》与1980年代文学现场的内在互动 |
| 第一节 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流” |
| 第二节 溢出“主流”的新探索 |
| 第四章 《中国》的办刊经验与启示 |
| 第一节 守正:八十年代总体期刊背景下的《中国》定位和价值追求 |
| 第二节 突围:办刊策略的更迭和推陈出新的文学观念 |
| 第三节 赓续:作为编辑思想遗产和文学精神的《中国》杂志 |
| 结语 |
| 附录 丁玲一生主要编辑的文学刊物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四、略论巴金晚年的创新思维（论文参考文献）
- [1]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D]. 张挺玺. 贵州师范大学, 2021(09)
- [2]李辉传记文学中的老人形象研究[D]. 白鹤. 喀什大学, 2020(03)
- [3]《译文》与1930年代中国的世界文学样貌[D]. 张颖.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4]中国现代散文叙述学的探索性建构[D]. 孙景鹏.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5]沈从文创作心态研究[D]. 高爽. 山东大学, 2020(10)
- [6]别林斯基文学民族性理论研究[D]. 刘垣菲. 吉林大学, 2020(08)
- [7]沈从文1956-1976年文学写作研究[D]. 王梦琪. 山东大学, 2020(11)
- [8]作家专论·文学现象·文学史建构 ——论孙中田的现代文学研究[D]. 王僡蘐.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9]1949年后曹禺戏剧创作探析[D]. 陈莹.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0(10)
- [10]1980年代文学视域下的《中国》杂志研究 ——兼论作为编者的“晚年丁玲”[D]. 史倩文.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