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胡适人生观评价——从易卜生到长生不老

一、“五四”时期胡适人生观评价——从《易卜生主义》到《不朽》（论文文献综述）

卢长智^[1]（2021）在《胡适自由主义教育思想研究》文中认为

王新^[2]（2021）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李大钊与胡适青年观的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

杜悦^[3]（2021）在《胡适人道主义思想的伦理价值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王弘^[4]（2021）在《青年胡适的报刊实践与思想演进》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胡适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着名的学者、思想家、文学家,同时又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兼职报人。在他一生的思想发展中,报刊实践承担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发挥着非常重要的育化、催生、引领、确认、碰撞、磨合、强化等作用。报刊实践不仅是传播其文学、文化和政治等思想的平台和工具,也是其许多思想育化、生成、丰富、强化的催化剂和扩音器。报刊实践形塑着其不同时期思想生成与发展的不同样貌,也标示着其不同时期思想发展与演进的历程与基本脉络。由于青年时期是其人生与思想发展的最关键时期,是链接其从少年以来萌发的人生追求与梦想和其后来的人生与思想的关键阶段,是奠定他在后来的思想界和学术界的辉煌地位之基础,也是其报刊活动最丰富、多元的时期,因此本文特以其青年时期的报刊实践和思想生成、发展为研究聚焦点,试图通过对其少年至青年时期报刊实践与其思想发展之间相生相促、相辅相成的关系的深入考察,呈现其思想发展的过程和内在理路,透视其作为民国时期“文人论政”群体的典型思想发展与报刊实践之间生动、鲜活、丰富、复杂的历史景观。本文要研究的问题是,青年时期的胡适的内心思想图景是何时开始构筑的,又是如何逐渐发展、成型、丰富和完善的呢?在其思想形成、发展、演进的过程中,对报刊的接触、使用、参与、创办等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呢?作为一个引领文化革命、思想革命,又不断纠葛在学术界、传媒界、政治界的思想家、学者和报人,他是如何通过报刊及其表达与社会各界人士尤其是思想界互动的呢?又是如何通过报刊实践协调和嫁接其所崇尚的西学?如何通过报刊吸收多方观点并强化自己的思想体系的呢?如何将旧闻与新知融入自己的思想体系并通过报刊输出的呢?基于这些问题,本文从不同章节依次考察了这样一些问题:作为青年胡适思想发展的前奏与序曲,少年时期的家庭教育、家风、族风对胡适早期思想的形成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是如何催生其言论报国的角色想象的;离家至沪求学时的媒介接触是如何引发、引领并促使他找到报刊实践的契机,又是如何促使他开始借助报刊传递其“新民”和爱国思想的;利用首次办报实践迅速锻炼和提升了白话文写作能力之后,赴美留学时期的他又是如何在吸纳西学、具备较宽广的国际视野和较高思想水平后产生了改造中国传统文学、借助文学革新国人思想意识之思想的;当在美期间利用报刊初步实践其改良文学的想法,使其“文学革命”思想渐次清晰后,从美国回来的他又如何以《新青年》作为其“文学革命”思想的“扩音器”,继续宣扬并完善其“文学革命”思想的,又是如何以《新青年》为阵地主张从思想文艺的改造出发改良国人精神面貌和思想认知的;利用特殊时机主持《每周评论》期间,他是如何以《每周评论》为其政治思想的“先导”,掀起“问题与主义”之争的;谈论政治的兴趣日益旺盛之际,他又是如何独自创办《努力周报》,利用《努力周报》发表其对政治、社会、文化等的思想、看法的,在此期间其报刊方向是如何随着其思想的变化而变化的。

姜再超^[5]（2021）在《胡适文化哲学思想探究》文中研究表明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着各种危机,胡适把当时中国社会最深层次的危机理解为文化危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开启了属于自己的文化哲学思考。胡适在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力主文化革新,试图思想救国。本文试图通过对近代中国文化危机与救亡图存的探索及胡适对中国传统文化、西方近代思想的学习、继承、发展,来梳理、分析、概括胡适文化哲学思想的产生、内容、影响、意义及局限。笔者认为他的基本文化观主要包括文化进化论和文化人生论。胡适文化哲学思想的现代指向是基于基本文化观,从文化层面对社会现实问题进行的批判反思的自觉选择。为此,胡适对个人主义、自由、民主等问题进行了思考与研究,尝试为中国文化现代化探索出路。胡适的“个人主义”,是其将杜威与易卜生有关个人主义的思想,进行了一个融合,并结合自己的思考形成了“健全的个人主义”即:强调双重责任,对自己负责,对社会负责。“自由”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胡适的自由概括起来有如下几层意思。一是弘扬人的权利。二是突出责任感。三是强调尊重个性。四是自身要通过努力奋斗获得自己的需要。而“民主”就是平等,人与人的关系是平等主体的关系,没有阶级、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一种社会生活方式。在不同的时期,胡适有关民主问题的讨论也有着不同的侧重;但总体来讲,在胡适的认知中,他所谈的民主还是更多倾向于宪法的保障即宪政民主。胡适既注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的人文传统具有重要的历史传承性,又注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与西方的文艺复兴及启蒙运动的重要相通性,重视强调文化运动的人文主义与理性主义的一面。其要把“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由自发转变为自觉,通过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建成言文一致的国语,把白话文学确立为文学的正宗,让全体人民能够平等地接受教育,使整个民族的人文情感、理性精神、自由精神和科学精神得到全面复兴,从而引导中国走向充分的现代化。由此可见,作为“中国文学革命第一人”与“中国文艺复兴之父”的胡适,其文化哲学思想对推动我国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化建设以及现代文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LEE W00NG^[6]（2020）在《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文中指出日据时期韩国文坛和社会对外国文化的吸收主要侧重于通过日本输入西方文学和文物。在如此之情况之下,部分韩国文人将中国文学作为外国文学,即世界文学的一个构成部分进行了积极的吸收,并试图以此来推动韩国近代文学的发展。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之目的在于,以中国现代文学作为借鉴,来建构韩国近代文学,同时建立反帝反封建的近代民主社会。近代转换期的中国现代文学肩负着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以文学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以文学革命、革命文学、抗战文学为中心展开。包含日据时期（1910年-1945年）和解放时期（1945年-1948年）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同样也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使命,以近代化和解放独立国家为目标指向,经历了胎动期、发展期、深化及停滞期和复兴期的发展过程。本论文分析该时期在韩国发表的196篇批评,进行解释。胎动期为1920年代前半期,在该时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正式开始。梁建植、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在该时期开始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与批评。梁建植在1920年11月号至次年2月号《开辟》上翻译发表了日本研究者青木正儿的<以胡适氏为中心的中国之文学革命>,此文是20世纪上半期韩国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最早一文。之后,梁建植继续发表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译文及他所写的批评,十分积极地翻译了戏曲、诗歌、小说等作品。192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留学的李允宰在留学期间发表了有关中国社会、政治形势的政论以及介绍中国罗马字运动的文章,并翻译发表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李东谷强调借鉴中国新文学建构运动中的思想改革与文学改革,以之作为他山之石。梁明参考胡适的新文学建构理论,则主张通过韩文的语文改革开展新文学建构。以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为中心的胎动期批评主要在1920年至1924年之间展开,以翻译日人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和中国本土文学革命的评论开始。其目的在于打倒封建旧思想和旧制度,从而建设近代社会、建构近代文学。该时期韩国批评家们特别关注胡适的文学革命理论与主张,翻译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和<谈新诗>,另外,多数当时的戏剧、诗歌、小说等被翻译。该时期发表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有20余篇,《每日申报》上连载的梁建植译<人形之家>（中文名为《玩偶之家》）以《娜拉（（?））》（永昌书馆,1922）之名出版,李相寿译《人形之家》（汉城图书,1922）也出版。发展期为1920年代后半期至1930年代前半期,该时期留学过中国大学的批评家们非常活泼地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从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多样的批评观点上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该时期主要批评家有柳基石、丁来东、金光洲、李陆史、金台俊等。柳基石以1925年2月在《基督新报》上发表<墨子与基督>为始,发表了许多无政府主义观点的文艺观,并在韩国最早翻译了鲁迅的<狂人日记>。丁来东和李陆史正式开启了对鲁迅文学的相当深度的批评,金光洲发表了以中国现代戏剧和电影为中心的批评。如此,20世纪上半期中发展期成为韩国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最活泼的时期,该时期发表的中国文学批评数量达到100多余篇,另外,开辟社还出版了《中国短篇小说集》（1929）。深化及停滞期为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之间。该时期,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毕业生们开展了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然后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相当萎缩了。金台俊从1930年代前半期开始进行社会主义观点的批评,接着他裵澔、李明善等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出身的批评家以大学为中心开展了讲台上的中国文学批评。从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以前,他们发表的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共计30余篇,而从中日战争爆发至解放之间发表的不分观点的所有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仅有30余篇。复兴期为1945年8月解放至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之间。解放之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再次迎来复兴时期,在此短暂的5年之间韩国文坛共发表了 42篇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除了在前阶段开始继续活跃的丁来东、金台俊、李明善等之外,尹永春开展了活跃的批评活动。该时期,李明善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集》（宣文社,1946）、《鲁迅杂感文选集》（未出版,1949）,金光洲·李容珪共译的《鲁迅短篇小说集》（1·2辑）（首尔出版社,1946）,尹永春的《现代中国诗选》（青年社,1947）,《现代中国文学史》（鸡林社,1949）等诸多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着作也纷纷出版。对以梁建植为中心的第一代批评家的192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学界从“翻译、翻案与近代文体的实验”,“经过日本的同时代性中国现代文学译介”,“殖民地知识分子悲伤的现实和理想主义的世界创造”以及“韩国近代中国翻译文学史的奠基”等方面高度评价了其积极意义。与梁建植同时期,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批评家为建构近代思想以及近代社会体制,非常关注中国的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新文化运动,并将其介绍到韩国社会及文坛。在他们之后,1930年代以来,曾在中国留学并接受学术训练的丁来东、李陆史、金光洲、金台俊等批评家们正式开始了学术性、系统性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的批评并不仅仅局限于日本研究者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他们深刻思考祖国的解放和新国家的建设,并以此为视角来看待中国现代文学。之后,在解放时期尹永春也是同样为了新国家的建设从基督教的视角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了批评。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肩负着反帝反封建之历史使命的近代转换期,推动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文学实践的通道:以建设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社会和建构近代文学为目的的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展开,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通过译介和批评中国新文学运动来追求韩国社会的思想革命和近代文学建构;第二、通过文学批评知识分子对殖民地现实的愤怒和内在抵抗的表达:虽然在日本帝国主义强迫之下韩国的知识分子不能公开反对或抵抗日帝,但他们通过批评半殖民地情况下的中国现代文学,迂回地表露出对帝国主义的抵抗和批判精神;第三、通过小说和戏曲来追求以平民文学为中心的近代指向和近代文学建构:从封建时代传统文学的贵族文学脱皮,关注以俗文学、民间文学为中心的平民文学。虽然日人研究者们关注以小说和戏曲为中心的中国平民文学,但他们注重元曲、明清小说等古典文学。梁建植以来韩国的批评家们继续关注以小说、戏曲和新诗等平民文学为主的中国现代文学;第四、对近代文体的实验及对语文改革的影响:韩国的言文一致运动比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开始得更早,但中国的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近代韩语语文规范化的确立。1917年发表的李光洙的《无情》已相当达成言文一致,但到1940年代横写、韩文专用等问题还没完成。韩国批评家们借鉴中国罗马字制定运动,想推动韩语语文改革;第五、在文学的想象空间再现的理想乡的精神世界与新国家建设的理想和实践: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在批评空间展现出他们对祖国解放和独立的理想以及建设新国家的理想。他们从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基督教信仰等自己的批评观点,通过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展现出建设新国家的理想;第六、对正义和博爱的追求以及爱国精神的表达等:韩国的批评家们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展现出真正的爱国精神。他们基于人的尊严和自由,超越狭隘和歪曲的爱国主义,追求正义和博爱的终极价值。抗日运动期间独立运动家们展现的精神不仅仅局限于反日,反而他们主张了弱小民族的联合来共同推动反战、反帝国主义以及恢复世界正义和维护东亚和平。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文坛及社会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是指向解放、独立国家建设和近代民主社会建设的文学实践。其核心的文学精神是‘抵抗与批判’,通过抵抗与批判来追求的终极价值是正义与博爱的恢复。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指向对殖民统治的间接抵抗和近代文学及近代社会建设,也包含着祖国解放以及新国家建设的理想。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韩国批评家们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之意味并不局限于单纯的文艺批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批评是知识分子应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文学实践。该文学实践的基本精神是对社会不义和压抑人的尊严的‘抵抗与批判’,并且对歪曲的现实之抵抗与批判追求的终极指向是‘正义和博爱的实现’,即人本身的尊严价值。

雷月荣^[7]（2020）在《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及其教育启示》文中提出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是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教育思想体系中一颗尚待开采的明珠。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主要体现为对国民健全独立人格的培育,倡导通过个人改造与社会制度改造相结合的途径实现人的独立、自由、平等人格的建构。当前社会道德建设仍存在一种忽略独立人格、批判意识和责任精神的价值取向,仍存在一种重视人的改造,忽视制度建设的“单项决定论”倾向。历史上那些被猛烈批判过的国民素质问题,亦或国民劣根性问题如今在国人身上仍然有迹可寻。可以认为,系统梳理与深入研究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对于改革学校道德教育,对于实现中国人的现代化,提高国人素质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造就健全独立人格的现代人是胡适改造国民性的终极目标。健全独立人格主要表现为独立批判态度、自由冒险精神与责任意识。胡适基于健全独立人格,在国民性批判、国民性建构、国民性改造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论述与阐释。在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上,经由对“国民”的批判发展到对“人”的批判,最终形成了以“个人本位”的国民性改造内容。培养个人本位意识是胡适改造国民性的核心内容,据此,胡适对女子问题、贞操文化、传统孝道、封建礼俗、家族个人主义等传统道德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在理想国民性的建构上,经由“现代国民”到“现代人”的发展,最终形成了“健全独立人格”的国民性改造目的。“健全独立人格”是胡适改造国民性的价值基点与目标归宿,它要求现代人应具备两个特点:其一,个人“要有自由意志”,其二,个人须“当干系、负责任”。在如何改造国民性问题上,经由“单项决定论”到“双向互动论”的发展,最终形成了“制度与人”的双向互动国民性改造途径。双向互动改造包括以教育、文学为主的“人的改造”和以“民主制度”为主的“制度改造”两个方面。而民主制度的改造思路重点体现为民主制度之“民主”基础、“人权”核心、“宪政”实质、“法治”表征、“渐进改良”过程及“个人权利与自由”目的等方面。同时,胡适对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改造路径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主义改造路径进行了有针对性、有力度的批判。“国民性改造问题”根本上是“人的现代化问题”,包括两大关键主题:其一,国民性改造的“立国”与“立人”问题,实质上是“人的现代化”中的“集体”取向和“个人”取向问题;其二,国民性改造的“单项”和“双向”路径问题,实质上是“人的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前者关乎“造就什么样的人”,后者关乎“如何造就这样的人”。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勾勒出一条以“权利与责任”为旨要,以“双向互动”为路径的具有重大现实价值的国民性改造思路,实现了对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反思和超越,对国家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平衡和弥合。但是,由于历史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外在方面体现为现代性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两难兼顾。近代中国面临现代性与建立民族国家的双重任务。胡适引进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时,不自觉带入了民族、国家意识,他一方面宣扬“个人价值”,试图“解放个性”,另一方面迫于建立民族国家的时代任务,其改造国民性的目的更多是强调强国护民,“解放个性”被弱化。二者的两难兼顾成为了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的一大悖论。内在方面体现为中国自由主义自身问题:诸如自由、平等、民主等思想由西方引入,而非本土生发;改造主体中国资产阶级软弱无力;改造方式以批判为主调,建设性较弱；实验主义自身内在限度等。当前,中国人的现代化仍未完成,国民劣根性仍有迹可寻。基于对中国人现代化的现状分析和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的整全性阐释,并且立足当前我国教育的实践,一种依循于健全独立人格的“公民教育”理念应该成为未来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关注对象。

常琳^[8]（2020）在《鲁迅早期“个”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作为一门显学,关于鲁迅的研究经历了从政治研究到思想研究再到价值研究的变化历程,这是学术研究的前进过程,也是鲁迅深入被解读的必然发展。作为一项研究,要真正走进鲁迅读懂鲁迅,需要走入鲁迅内心探究鲁迅思想深层,唯有探究思想产生的内里源头和生发原因,方能读透鲁迅思想渗透之下呈现出的文学活动和文学创作,回归一个真实而深刻的鲁迅形象。论文将研究重点着重于鲁迅早期“个”思想,研究范畴覆盖鲁迅全部的文学和创作活动。纵观鲁迅一生,“个”思想的形成有其时代语境的影响和渗透,而“个”思想的呈现则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其生发和衍变的发展过程。以思想研究为核心,以时间发展为线索,对鲁迅“个”思想的研究始于早期五篇文言论文,历经《呐喊》时期,《彷徨》时期,《野草》时期,贯穿其一生。五篇文言论文蕴涵鲁迅早期“个”思想内涵,也奠定鲁迅终其一生的思想指引,其后不同时期的文学创作是早期“个”思想的延续发展,也是折射呈现。“个”思想是对鲁迅思想的概括和定位。“个”的内涵所指和意义范畴与“个人”“个性”以及“个人主义”有别,在此,“个”之所指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学或文化学概念,而是一个文学性概念,它包括从自我出发的人的个体生活和生命体验中的痛苦、恐惧、绝望等相对比较激烈的情感状态和与之相连的精神世界,是一种以体验性感受和叛逆性思考为特征的个体文化身份自觉。“个”本身并不具有“麻木”、平和、中正、理想主义等在政治学、社会学和道德意义上的种种“积极因素”和正面价值。“个”是源自鲁迅作为个体内在生命性的体验,以反抗和叛逆等形式外在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之中,这一内里的情感状态以及与之相连的精神世界贯穿其全部文学活动,却又在不同时期呈现不一样的生发状态。关于“个”思想的解读和阐述,我们借用“体验”一词来进行阐释。“体验”是一种个人感知,“体验”也是一种文化选择,它着重创造主体本身的精神体验和心理过程。“体验”既重视个体的主体性,也重视体验者的主观精神活动,同时还重视作为主体的体验者本身的自我选择和过滤表达。对于鲁迅“个”思想形成的生命体验,既有童年生活体验中的叛逆性思考,又有家庭生活体验中施爱与失爱的理性感悟;既有中国传统文化浸润的渗透性影响,又有日本文化体验的直观性接受;既有晚清学人教诲的接受影响,又有西方思潮间接接受的他者影响。这一基于个人和国家、家庭和工作、生活和思想相互渗透又彼此影响的体验过程,经由鲁迅自我的判断、选择、接受和内化,聚集为一种内刻于骨外化于肤的极具鲁迅特色的“个”思想。“个”思想既是鲁迅思想生发的源头,也是始终贯穿鲁迅一生的思想脉络;“个”思想是鲁迅呈现出的思想特质,也是我们借以窥视和解读鲁迅的方式与途径。“个”思想包蕴了鲁迅从“希望”走向“绝望”的心路历程,“个”思想也积聚了鲁迅关于“爱”与“恨”的情感交织;“个”思想让鲁迅敢于直视未来,“个”思想让鲁迅勇于面对死亡。基于内心深刻感悟喷薄而发的这一根基性的思想已经不仅仅是鲁迅的思想,而是一种具有民族本土性,关乎生命个体化的中国问题的思想,更是中西文化对话过程中的重要资源依据和思想呈现,这种民族性立场和世界性立场都源自于鲁迅个体生命体悟中的本土经验和生命体验。而我们对于鲁迅的探索和认知,不仅仅是在探究个体鲁迅,也是在探究我们自身的过去、现在以及将来,一方面它让我们以俯首的方式沉入生命的最深处,用对生命的切身感受和切肤痛感去认知我们内心最真实的自我存在,另一方面它让我们仰视个体生存背后整个民族以及这个民族刻烙下的文化和历史,它们是个体生命选择之源,也是个体生命呈现之态。在这个宏大的历史与民族文化表征中,鲁迅是第一个体验者,也是第一个言说者。

孙倩^[9]（2020）在《五四时期的中国话剧与易卜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舶来品”,中国现代话剧从创生之初便始终以开放的姿态,积极探求西方先进的戏剧理论,模仿学习西方优秀的戏剧创作。20世纪初,易卜生以“现实主义剧作家”的身份进入五四文化革命者的视野之中,成为五四时期的启蒙变革者的向导和中国话剧创作者的模范,推动了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和社会变革,对中国现代话剧的建立与发展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影响。某种程度上说,五四话剧正是在易卜生的影响下一步步确立并发展起来的。因此,对五四时期易卜生戏剧范式确立过程的系统梳理,对其在五四话剧创作过程中的内化、变异现象及原因进行全面审视和理性辨析,有助于我们客观评价五四话剧的得与失,研讨西方的戏剧理论与创作技巧,借鉴与吸取其经验与教训。论文除绪论与结语以外,一共分为四个章节。绪论包括选题背景、相关概念的界定以及对易卜生与五四话剧研究现状的梳理。第一章介绍易卜生的传入与易卜生戏剧范式的确立情况。从最初的传播遇冷到五四时期的“易卜生热”,其中以胡适为代表的新青年派发挥了巨大的译介和阐释作用。第二章分析“易卜生热”的缘起和五四话剧的创生背景。五四时期启蒙与救亡的历史语境,需要西方先进的民主思想和文学样式帮助中国完成现代转型,戏剧作为受众广泛的样式被推上历史舞台。然而,传统戏曲内容和形式无法满足社会的需要,日益堕落的文明戏也被读者和观众抛弃,在此情况下易卜生戏剧的引入和新型话剧的建构成为必然。第三章论述易卜生影响下的五四话剧创作情况。在易卜生及其戏剧精神的感召下,产生了大量的娜拉型剧作和社会批判剧,极大地推动了当时的思想解放和社会变革。同时,五四剧作家也开始自觉地借鉴模仿易卜生的“讨论式”戏剧技巧和“回溯式”叙事结构,初步建构了新型话剧形式,推动了中国话剧的现代化进程。第四章探讨五四话剧在借鉴模仿易卜生现实主义剧作时产生的变异情况,并进一步探析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五四话剧的变异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其消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是五四剧作家在易卜生社会问题剧的影响下,对话剧的表现内容拓展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消极的一面是五四戏剧倡导者和剧作家对易卜生的狭隘性解读和肤浅化认同,导致实际创作中存在戏剧意识不够明晰、创作手法欠成熟、人物形象和戏剧情节类型化、艺术旨趣不高等问题,最终未能产生经得住时间检验的优秀话剧作品。究其原因则包括时代的情感焦虑和传统的文化积淀两个要素。结语部分对五四话剧与易卜生的关系进行简要总结。一方面,肯定五四话剧在对易卜生剧作的借鉴与吸收上所取得的成绩,另一方面,对五四话剧创作中变异与错位导致的内涵肤浅化、模式化弊病进行评析,为当下及今后的话剧创作提供经验教训。

王哲^[10]（2019）在《传统与变革之间 ——学衡派与新文化派文化论争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学衡派是近代中国重要的一支文化保守主义学术流派,其成员多有留学经历,学问贯通中西,他们勇于指摘提倡新文化者对西方文化认识的偏谬之处和揭露西方近代文明的缺陷,提倡一种中国文化精华和西方优秀文化融合的文化模式。学衡派的核心思想是一战之后反思西方的新人文主义与中国传统道德意识相结合的“人文精神”,而新文化派的核心思想则表现为盛行于西方近代要求锐意进取、竞存救亡的“进化精神”。基于核心理念的分歧,两派在文学、史学、人生观等文化建设的具体方面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两派的观点主张都有可取之处和缺陷之处,两派的结局也都各有所失所得。两派的文化论争不单纯是两种学说的学理性论争,论争过程中彰显出近代中国寄希望于文化改革达到自由富强的强烈诉求。新文化派追求的是时代价值,关注时代问题的解决,最终发展至高峰,转向革命,完成了他的时代任务,但他的启蒙主张被救亡所压倒,暂时中断;而学衡派追求的是永恒价值,关注对人的关怀,虽然在论战当时败下阵来,但是中国文化渐渐以学衡派所追求的中西融合的方式发展,越来越注重对人文精神的弘扬和对人的关怀。

二、“五四”时期胡适人生观评价——从《易卜生主义》到《不朽》（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五四”时期胡适人生观评价——从《易卜生主义》到《不朽》（论文提纲范文）

（4）青年胡适的报刊实践与思想演进（论文提纲范文）

（5）胡适文化哲学思想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6）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及其教育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8）鲁迅早期“个”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五四时期的中国话剧与易卜生（论文提纲范文）

（10）传统与变革之间 ——学衡派与新文化派文化论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五四”时期胡适人生观评价——从《易卜生主义》到《不朽》（论文参考文献）

• [1]胡适自由主义教育思想研究[D]. 卢长智. 上海师范大学, 2021
• [2]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李大钊与胡适青年观的比较研究[D]. 王新. 中国矿业大学, 2021
• [3]胡适人道主义思想的伦理价值研究[D]. 杜悦. 山东师范大学, 2021
• [4]青年胡适的报刊实践与思想演进[D]. 王弘. 兰州大学, 2021(12)
• [5]胡适文化哲学思想探究[D]. 姜再超.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6]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D]. LEE W00NG. 山东大学, 2020(08)
• [7]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及其教育启示[D]. 雷月荣.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8]鲁迅早期“个”思想研究[D]. 常琳.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9]五四时期的中国话剧与易卜生[D]. 孙倩. 山东大学, 2020(09)
• [10]传统与变革之间 ——学衡派与新文化派文化论争研究[D]. 王哲. 青岛大学, 20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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