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常州诗派女诗人的家族特征及其成因

一、论清代常州词派女词人的家族性特征及其原因（论文文献综述）

陈微^[1]（2021）在《阳湖张氏女性文学创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朱莉敏^[2]（2019）在《晚明至清中期江南才女研究》文中指出晚明至清中期,江南一地经济文化繁荣,社会思潮涌动,女性识字习文日渐普遍,出现大量能作诗撰词、吟诗唱和的才女。才女在江南地区数量最多,集中分布于苏州、杭州、嘉兴等地,并在明末清初、乾嘉时期呈现出快速发展的状态。才女在记录、再现的写作道路上,技艺愈发精湛,也愈发擅长表达自己,并凭借诗文才艺展开交往活动。大家族（缙绅知识家庭）的才女借助家庭、家人或亲戚的纽带展开与她（他）人的交往,从小家庭内部到家族内,进而走出家族的范围。另外,逐渐增多的才女,并非全部依靠缙绅知识家庭的助力,亦有凭借自身才情展开交往。才女的普遍交往促生了更为成熟的交往方式即社团集会,社团集会是才女走出家庭、走出熟人网络,自发的更具组织化的交往方式。才女交往从无到有,从有到成熟是才女在明清社会中的新生和传统社会进步的表现。独特的江南地域是才女群体得以萌发并生长的沃土,江南独特的自然、人文景观,成就了继士人之后第二大艺文群体——“才女”,促生了大量以江南特色为题材的文艺作品,反哺了江南文化。另外,明清时期商人、士人、才女的流动也为才女交往提供了契机。人口流动打破了地域阻隔,文人与才女的奖掖与互动,激发了陌生人的交往欲望。江南才女突破深闺中的女性形象,在人际交往与女教规范之间寻求平衡,以师、徒、友人、塾师等角色展开与士人、僧尼、女妓的交往,打破了阶层、性别、空间的掣肘。随着才女文化水平提升及其交往活动的丰富,促使才女观发生变化。明末家国巨变,礼教崩坏,在历史紧要关头,才女作为一个“社会人士”表达了强烈的家国情怀。至清代,礼教纲常逐渐修复,性情思潮复兴与理教相矛盾,引发出对才女才情、女德的争议,但未能阻止才女数量的日益增多。随着才女创作意识的加深,对外交往的频繁,女性诗集大量出版,女性自身对“才女”身份更加认同,社会逐渐接纳“才女”这一群体。女性性别文化内涵从单一的相夫育子、综理家政的闺阁文化演变为才华卓着、以文会友的社会才女文化,使不同阶层及独立的男女性别文化有了交流与融合。江南才女的创作及交往活动体现了时代的变迁。万历以后才女的勃兴,体现了江南经济文化的发展,性情思潮的涌动。明清之际才女创作不曾间断,其与士人、妓女的交往行为更加普遍,体现了这一时期社会动乱下,尊卑、贵贱、男女、士妓等社会秩序的解体,社会极具复杂性与冲突性,女性创作及交往活动施展空间有所扩大。清前期,才女增长速度放缓,反映了这一时期国家政治对江南一地的破坏,理学的复兴与礼教的加强。至清中期（雍正、乾隆、道光）才女创作的繁荣及活动的丰富,体现了这一时期社会文化、性灵思潮的复兴,社会对才情的认可。才女的文学创作及交往活动亦是时代变迁的缩影。才女的大量出现及其交往活动映射出江南社会的发展与变迁。才女的产生体现了江南独特的文化生态,以及其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局地内敛性、文化多维性及高度包容性。才女创作是游离在儒家伦理边缘的文化,体现了儒家伦理界限的模糊。随着江南城市化深入,市镇数量显着增多,市镇经济朝纵深发展,士绅与商人距离拉近,市民生活的互动与关联愈发密切,促使江南产生新的社会性即儒商文化的融合。儒商文化的融合打破等级森严的儒家伦理文化限制,产生了更为通俗、更具社会生活性的市民文化及才女创作文化。同时,人口的流动、汇聚与才女交往也体现了江南交通的畅达及休闲方式的变化。

谢青^[3]（2019）在《清代常州画派女性画家家族化现象研究》文中认为纵观中国古代绘画史,无疑是一部由男性主导的绘画史,女性画家只能隐秘其中,偶尔闪现。直至明清时期,女性绘画才有所勃兴,闺阁女性在清朝时期成为绘画主流。此时,常州地区出现了一批师法恽寿平没骨花卉的女性群体,这些女性画家均出身名门世家,精通翰墨,敏于诗词,通过书画表达着闺阁情趣。当常州画派女性画家以家族为单位共同出现,便形成了常州画派女性画家家族化现象。本文试图以常州画派女性画家为研究对象,将古代闺阁女性的研究放置在家族背景之下,分析女性画家家族化现象的特点,寻找女性画家家族化现象的形成原因,通过家族化现象,接近女性画家真实的存在状态,从而深入解析闺阁女性的艺术创作特点。第一章,在进入常州画派女性画家家族化现象讨论之前,首先明确家族化现象在一个家庭之中是由男性成员和女性成员共同所构成的家族性倾向,并不是女性所单独一类性别群体,常州画派女画家家族化现象是建立在各个家族整体之上。其次,在家族的发展过程中,家族中祖辈或父辈作为家族的核心人物,起到了传承家学的作用,其中恽寿平因其既是常州画派家族中创派人物,又是恽氏家族的成员,成为常州画派中最为核心的人物。其他家族的女性成员通过家中学习没骨花卉的男性成员的传播,间接成为常州画派的成员。再次,家族的发展过程是建立在一定的地域基础之上的,古代交通阻隔,家学范式更容易在家族内部产生影响,惠及家中的女性成员。第二章,着重讨论了常州画派女性画家如何形成家族化现象。家族成员的代代传承,形成了一定的传承体系,同时良好的家庭文化传统,为女性画家创造了宽松的学习氛围,加之,明代以后社会强调民主独立的思潮影响,男性成员对女性作画的态度较为开明。以上三点,是常州画派女性画家家族化现象形成的原因。最后讨论的是常州画派女性画家在家族化现象影响之下,题材和艺术风的特点,各个家族呈现出各自不同的艺术特点。可见,家族化现象直接影响了女性艺术的表达。鉴于古代闺阁女性的学习途径的单一性,家族化现象对于女性艺术的发展首先起到了促进的作用。但同时也显露出家族模式的弊端,其陈陈相因的艺术风格,阻碍了常州画派女性艺术的进一步发展。

赵瑞华^[4]（2019）在《清代无锡顾氏家族及其文学研究 ——以顾润之一脉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顾氏迁锡始祖顾润之,明初自苏州洞庭西山迁居无锡胶山。二、三世祖顾福、顾寿,力田起家,以行义见称于乡。四世祖顾信以服贾为业,为避难而侨居苏州,后应子顾懋章之请,迁回无锡。至第六世顾可学、顾可适、顾可久时,兄弟三人相继中进士,且文名日盛,遂成为无锡大族。至清代,顾氏人才辈出,成员众多,更出现了顾宸、顾彩、顾奎光、顾光旭、顾翰等文坛、政坛名士,俨为锡郡名族。无锡山清水秀、历史悠久,且教育发达、文化昌盛,为顾氏家族的生存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清初,顾氏家族经济实力相当雄厚,其后则渐趋衰落。顾氏家族成员十分讲究庭院、居所的布置,即便在家计日窘的清中后期,其成员之居所虽简陋却仍不失风雅。顾氏家族在数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直节重义、清正廉明”、“孝亲睦友、讲礼重仪”、“乐好山水、企慕隐居”、“勤学重教、以文传家”的优良传统,规范着身处其中的每位家族成员的行为。顾氏家族在婚姻缔结方面,重视乡土婚姻,在婚姻对象的选择上以德为先。顾氏家族在科举仕宦方面,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特征,明中叶为顾氏家族仕途上的鼎盛期,清初步入萧条期,至清中叶稍有回升,清中期至清末,渐趋衰落,这与当时政治环境的变化有着密切关联。整体而言,顾氏家族成员普遍官阶不高。在交游方面,清代顾氏家族大多数成员具有广泛的交游圈,如顾彩、顾奎光、顾敏恒等,广泛的交游丰富了他们的阅历,提高了他们的创作水平。清代顾氏家族成员在诗歌创作上形成了一些共同特征,他们的诗在内容上能反映民生疾苦、传达旅途苦感,艺术上注重抒写真性情、诗风淡远冲融。同时顾氏家族中更出现了顾彩、顾奎光、顾敏恒等创作成就较高的作家,顾彩诗立旨深、取材精,顾奎光诗语言自然简净、清逸恬淡,顾敏恒诗词藻丰赡、气格清奇、意蕴悠长,皆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顾氏家族成员的散文创作成就亦不可小觑,如顾彩、顾奎光等人的古文,顾敏恒的骈文,在当时文坛上皆具有一定的影响。清代顾氏家族累代以词称,顾彩、顾奎光、顾光旭、顾翰、顾翎等,皆为清代词坛上的重要词人,他们的词多能不为当时词坛主流风气所牢笼,能自树立,在清代词坛上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

苏全有^[5]（2018）在《论民国时期的姑嫂关系》文中指出姑嫂关系的研究是民国史研究的短板所在。姑嫂关系不和在民国时期广泛存在,是研究该时期家庭伦理关系的一个重要切入点。虽然民国时期姑嫂地位各有不同,但两者地位转换时的共同特征是处于适婚年龄的小姑在出嫁前处于优势地位会欺负嫂子,出嫁之后则反之。当然也有一些不太常见情形,其一是未到适婚年龄的小姑欺负嫂子,其二是小姑年纪太小,容易受到嫂子欺负。姑嫂关系不和的原因有经济因素,也有心理因素。至于解决之策,主要是姑嫂双方互相忍让、互相理解、互相包容等办法。

武楠楠^[6]（2017）在《晚明清初江南家族词人群体研究》文中提出晚明清初,家族词人群体繁兴于江南地区。本文主要依据《全明词》、《全明词补编》、《全清词·顺康卷》、《全清词·顺康卷补编》,并参照2007年之后发表的相关增补论文,初步梳理出晚明清初家族词人群体共有114例,凡602人,主要分布在江、浙、沪、皖四省市,即“环太湖文化区”。鉴于家族文化研究方兴未艾,本文力求以宏观角度整体把握家族词人群体繁荣发展的概况,分别从地域分布情况、形成的文化原因、女性词人群体的出现以及一般人较少关注的个案研究锡山侯氏词人群体这四个不同的侧面进行研究,试图挖掘家族词人群体在明清词坛上的作用和影响。正文将分四章进行系统地分析与论述。绪论部分对文中出现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在时间限定上,“晚明清初”指的是明万历元年至清康熙三十年。在空间地域上,本文所谓“江南地区”,即学术界所称的“环太湖流域”,也就是如今的苏南、浙北、上海和皖南,包括长江以北的扬州府,其核心则为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徽州地区。在研究对象上,本文所谓“家族词人群体”,指的是五服之内有三人及以上的词学家族。第一部分,对两宋以降至晚明清初的家族词人群体进行考述。统计表明,两宋时期的家族词人群体有16例,金元时期仅有2例,明万历之前有5例,而晚明清初的家族词人群体多达114例,凡602人。以明代行政区划来看,晚明清初的家族词人群体共分布在两京六省,即北直隶、南直隶、浙江、山东、河南、江西、福建和湖广省,主要分布在南直隶和浙江省,都为52例,共104例,占总数的91.2℅,其中嘉兴、杭州、苏州、松江、常州五府是江南地区家族词人群体最为密集的府州。第二部分,晚明清初家族词人群体繁兴于江南地区,有着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从时代背景看,晚明词学的中兴为其繁兴提供了肥沃的文化土壤;从地域文化看,江南自然、经济、文化等的地域环境与词的文体特征相契合;从内部动力看,家族文化的熏陶是家族人才辈出更为重要的因素。第三部分,家族词人群体的增多带来了女性词人群体的增加。晚明清初家族词人群体中有三个以上女性词人的家族共有16个,主要分布在江浙两省。晚明清初的女性词人群体出现了新的变化,尽管活动范围有所扩大,但文学创作仍然以“家族”为主。在家族词人群体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女性词人起到传承文化和扩展家族文化链的巨大作用。第四部分,选择一般人较少关注的锡山侯氏家族词人群体作个案研究。锡山东里侯氏是梁溪望族,自始祖侯德宗宋元间卜居于锡山之东,百余年间甲第蝉联、衣冠鹊起。侯氏家族中善作词者有侯晰、侯杲、侯文耀、侯文灿、侯文灯。锡山侯氏在词学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与保存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其对明清词坛的贡献和影响是不容被忽视的。本文对晚明清初家族词人群体的研究,为明清文学的地域性与家族性特征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对研究清词中兴和清初词坛现象都具有重要作用和价值。

李小满^[7]（2015）在《清代闺秀词研究》文中认为清代女性词的写作群体主要构成是闺秀,即士绅与文人家庭中的女性。由于近代学者的批评,闺秀词长期被笼罩在“批风抹月,拈花弄草”、“伤春惜别之语”的消极评价之中。本文旨在从写作行为与文化的关系角度入手,就作者身份、创作心理与内容表述、意象意蕴、理论建构等问题对清代闺秀词进行立体的分析和阐释。第一章,清代闺秀词人的身份认同。从历史发展来看,中国女性在妻、母之外,无其他被主流价值观认可的社会身份。儒家文化家国体制同构性的特点,为维护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对妻性、母性有一定程度的尊重,加之道家文化对阴柔价值肯定的影响,作为良家妇女的闺秀在中国传统父权文化性别等级中,于一定范围内能够拥有有限的资源与权利。漱玉词的成就和词的文体传统提供了闺秀写作词的合法性。清代,诗词写作是拥有才女身份的有效路径,闺秀为获得作者身份对性别和文体规范保持着高度自觉。杰出的闺秀词作者往往被视为谪仙,得到社会扭曲的承认。以“才、孝、贤”为主要内容的“女有士行”理念本是闺秀精英的理想标准,但随着女教的普及化与世俗化,渐渐成为一般闺秀的行为准则,催生了闺秀群体的理想主义与道德极端主义倾向。第二章,清代闺秀词的创作心理与闺情叙述。清代相互矛盾的性别观念共生共存,反映在文学实践与观念上,闺秀群体中既有因自甘雌伏、恪守妇德的心理而焚稿之举,又不乏醉心文学,整日吟咏,手不释卷之人。接受了一定教育的闺秀也往往依仗道德的高度自律来争取地位的提高和更多的尊重。但道德尊重与个体幸福却背道而驰,闺秀于此中愈发体会到深刻的精神痛苦,这种痛苦几乎是闺秀群体的集体潜意识。从宋代开始,自我情感表述就是闺秀词创作的集体潜动机,清代闺秀继承了这种传统创作心理,随着清代闺秀创作群体的扩大,词也具有了唱酬应答、联络情感,以扩大社会空间的创作显动机,并且在闺秀平淡乏味的内闱生活里成为填补生命空白的审美游戏。第三章,清代闺秀词的女性书写及意象群。封建文学符号系统中的女性形象,是男性中心文化中的“空洞能指”,除了形象和外壳之外,女性自身沉默并淹没于前符号、无符号的混沌之中。清代闺秀词以其庞大的创作人数和作品数量,在男性写作的历史洪流中凸显出来,传统词作中有鲜明情爱意味的闺房、庭院意象,填充进了闺秀现实生活的情思意蕴：闺房与诗书雅趣、夫妻感情、慈母课子的情感相关联,庭院成为闺秀畅想人生、神游古今的空间,出现了主动调节情绪,对自己遭际和人间名利等更超脱放达的情思描绘。清代闺秀词的菊意象立足于“洁身自好”、“超然闲雅”意蕴的文学传统,生发出坚强、孤芳自赏及弱者自尊的品格映射；水仙成为集外形审美理想与内在审美理想为一体的女性化意象。对于七夕的题咏在清闺秀词中数量很多,不仅象征了夫妻团圆,更象征了知音相聚。闺秀对传说中牛郎织女相会之后漫长的离别之苦投加更多强调和关注,显示出清闺秀婚姻家庭观念的理性实用态度和真实诉求。第四章,男性文人论闺秀词。从清代词话可以发现,主流词坛对女性词的关注从赞称其闺情婉丽开始,逐渐过渡到包含道德审视的清雅审美,至晚清,则重视其抒写性灵的真情感发。词坛对女性词的评价,从男性立场的予需予取,逐渐发展到关注女性词作者的人生际遇。词之女性书写从男性欲望的符号化位置渐渐挣脱,变艳情展演为自我人生的表述者。主流词坛对于女性词的定位经历了漫长的时间,至晚清,终于明确承认了女性词作为抒写女性生活的文学载体的相对独立性。第五章,分析闺秀的文本,可以发现闺秀对闺秀词体独立性有清晰的认识,对传统的男性代拟闺情手法有明确的反对。对女性词风格以“清”和“温柔敦厚”作为标准,并将“福慧双修”作为“温柔敦厚”的一个内容。综上所论,有清一代,词写作已经成为闺秀生活方式的一部分,闺秀将之运用于个人及社会生活的广泛领域。大量的写作实践,对词的传统意蕴,尤其是关于闺秀闺情的书写意蕴产生了颠覆性填充,主流词坛最终承认了闺秀词作为抒写女性性情的文学载体地位,闺秀也试图并部分地建立了闺秀词体理论体系。

娄欣星^[8]（2014）在《明清江南文学家族女性群体研究综述》文中研究说明明清时期,古代女性文学的发展尤为兴盛,学界多从女性文学理论、文体、地域、家族以及结社等角度对其进行研究,重点讨论了明清时期女性文学的家族群体化这一特征。但这些涉及明清江南文学家族女性群体的研究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需要我们对明清江南家族女性群体进行系统的梳理,勾勒出一个家族女性群体成员血缘和姻亲关系的网络图。在对女性作家作品进行细致研究的基础上,加强关于女性文学生成环境、文学生活、交游活动等理论问题的研究。同时,以开放的态度将家族女性放置于整个江南地域范围内,将家族与地域、社会联系起来,探讨不同文学家族之间女性群体的交游和联系,以及家族女性群体对地域文化、社会文化带来的影响等问题,从更加广阔的角度研究江南家族女性群体。

桂珊^[9]（2013）在《晚清同光词坛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通过梳理同光时期的词人词集、词派词社、词选词话等方面的情况,结合这一时段的社会历史和文学思潮,描绘出同光词坛的词学创作生态,探讨这一时段理论与创作的流变。第一章考察同光词坛的风貌和格局。确立将同治、光绪二朝作为一个时段进行整体考察的依据,梳理同光时期的词派与词社、词选与词话,展示这一时段词学兴盛的具体表现。第二章考察常州词学的完善与新变。完善方面,以庄械、谭献、陈廷焯为代表;新变方面,以临桂词派为对象。第三章考察浙西词学的延绵与兼容。吴中声律词派,以潘氏词人群和杜文澜为代表。其他词人,以何兆瀛和张鸣珂为代表。第四章考察岭南词学的崛起与勃发。以陈澧为风雅之归的代表,以叶衍兰为词人之词的代表,以文廷式为变革之声的代表。第五章考察闽中词学的兴起与推广。以谢章铤为核心的聚红榭词人群是主要对象。第六章考察湖湘词学的群起与显扬。前期以湖湘六词家为代表,后期以湘社词人群为代表。第七章考察相对独立于流派或群体之外的词人,以李佳继昌和闺秀词人为对象。

王兴君^[10]（2011）在《嘉道年间毗陵女性词研究》文中认为嘉道年间毗陵女性词人的词作是清代女性词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清词的重要组成部分。嘉道年间的毗陵女性词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创作了大量的诗词,对后世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探究其原因,嘉道年间毗陵女性词的兴起有其历史必然性。一方面,毗陵女性词人在清后期逐步接受文化教育,女性意识也开始觉醒,她们积极发挥主体能动作用,致力于诗词创作；另一方面,良好的家庭环境为女子的创作提供了条件,男性词人的鼓励、熏陶和母亲的言传身教都为她们的诗词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于是,她们不再局限于闺房之内,而是走出闺房,开始交游唱和,互赠诗词,开设丰富的词学活动,故创作了大量的诗词。其词作内容丰富,题材多样,具有关注时事的社会词和具有社交功能的酬赠词。词情悲苦清凉,词中融入了女性特有的细腻感情,表达了她们对于时代沧桑和自身处境的亲身感受,描写细致入微。词风多样,以幽怨凄丽、沉郁悲凉为主,兼有刚健豪迈之风。嘉道年间毗陵女性词人的创作,促进了诗词在女性群体中的传播,扩大了她们的影响,提高了妇女的文化水平,又使她们不自觉地充当了二十世纪新女性的引路人。本文拟通过考察毗陵嘉道年间女性词的词作,并参之以家族、教育背景,分析嘉道年间毗陵女性词的特点和地位。首先,介绍了嘉道年间毗陵女性词的概貌。主要包括女词人的家族背景、词集和词学活动；其次,分析了毗陵女性词兴起的原因。主要从当地社会环境、女子教育以及文化氛围方而展开论述；再次,分析了毗陵女性词的特点。该特点是在概括其艺术风格的基础上,以女性的视角分析不同类型作品的内容及所表达的感情得出；最后,总结了嘉道年间毗陵女性词的地位。嘉道年间毗陵女性词人突破藩篱,在有限的空间积极进行创作,她们的词在整个词坛占有重要一席。

二、论清代常州词派女词人的家族性特征及其原因（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清代常州词派女词人的家族性特征及其原因（论文提纲范文）

（2）晚明至清中期江南才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清代常州画派女性画家家族化现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清代无锡顾氏家族及其文学研究 ——以顾润之一脉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5）论民国时期的姑嫂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6）晚明清初江南家族词人群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清代闺秀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明清江南文学家族女性群体研究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9）晚清同光词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嘉道年间毗陵女性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清代常州词派女词人的家族性特征及其原因（论文参考文献）

• [1]阳湖张氏女性文学创作研究[D]. 陈微.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2]晚明至清中期江南才女研究[D]. 朱莉敏. 河南大学, 2019(01)
• [3]清代常州画派女性画家家族化现象研究[D]. 谢青. 扬州大学, 2019(02)
• [4]清代无锡顾氏家族及其文学研究 ——以顾润之一脉为中心[D]. 赵瑞华. 武汉大学, 2019(06)
• [5]论民国时期的姑嫂关系[J]. 苏全有.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02)
• [6]晚明清初江南家族词人群体研究[D]. 武楠楠. 江苏师范大学, 2017(01)
• [7]清代闺秀词研究[D]. 李小满. 陕西师范大学, 2015(12)
• [8]明清江南文学家族女性群体研究综述[J]. 娄欣星. 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04)
• [9]晚清同光词坛研究[D]. 桂珊. 华东师范大学, 2013(01)
• [10]嘉道年间毗陵女性词研究[D]. 王兴君. 西南大学, 20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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