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德国银行体系概览（论文文献综述）
陈慧[1]（2021）在《中小学校长办学自主权比较研究》文中提出办学自主权的落实对于推动学校个性化发展,进而激发学校办学活力将起到关键作用。校长是学校管理和运行的核心,校长的办学自主权是否充分,校长能否用好办学自主权,是加快现代学校制度建设和健全基础教育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关于校长办学自主权研究的文献看,强调下放教育管理权限、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是总体趋势,但就执行现状来看,办学自主权的落实水平尚有待提升。OECD、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进行的与校长办学自主权相关研究显示,大多数国家都在转向赋予学校更多办学自主权的治理模式。本研究聚焦于中小学校长办学自主权,从国际比较和本土实践两个视角展开实证比较研究,力图解决如下问题:（1）通过国际教育调查的数据分析,解析校长办学自主权的结构;（2）重要国际教育调查中,不同国家中小学校长办学自主权的现状;（3）在国际调查的基础上,通过更为细致的问卷、访谈,在解析本土实践中校长办学自主权现状的同时,进一步揭示本土中小学校长对办学自主权的期望;（4）提出需要重点关注的校长办学自主权,以及提升校长用好办学自主权能力的策略与方法。围绕上述问题,研究并置分析了在国际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调查评估项目TALIS、PISA和SABER中近年来关于办学自主权的调查,对其概念框架、主题指标、实施方法等进行阐述,通过对TALIS2018和PISA2015校长办学自主权国际数据进行比较,发现两者所呈现的校长自主权有近乎一致的差异趋势,校长在课程、教材、人事、教师工资方面的自主权较低,在学生纪律政策、预算分配、招生、聘任等方面的自主权相对较高。SABER2014评估发现上海校长在学校预算、人事管理、学校与学生评估方面的自主权相对较高,在发挥学校理事会作用和学校问责方面自主权相对较低。鉴于大型国际教育调查虽涉及范围比较广,但是就办学自主权问题而言深入程度不够,且仅显示了各国校长办学自主权的现状,本研究对上海市16个行政区的公办学校中小学校长进行更为细致的办学自主权现状与期望的问卷调查。根据不同区分变量制作出上海中小学校长办学自主权在问卷项目和问卷维度上的数据概览,为后续其他研究者进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实证比较研究提供多指标分析参考。研究发现,上海校长在不同维度上办学自主权呈现高中低3个水平,在学校形象、发展规划、教学实施、教育科研方面自主权程度较高;在组织领导、学生德育、课程建设和教师发展方面自主权程度中等;在人事管理和财物管理方面自主权程度较低。上海校长对人事管理和财物管理自主权现实与期望的差值最大,落差处于高位水平;组织领导、教师发展、学生德育、课程建设、教育科研方面的自主权差值处于中位水平;学校形象、发展规划和教学实施方面的自主权差值处于低位水平。根据研究发现,提出了对落实校长办学自主权的策略以及政策建议:扩大校长人事和财物自主权,平衡好规范与活力;加强校长课程教学和育人能力,寻找办学内生动力;增强校长规划学校发展自主权、营造独特育人文化;优化校长内部管理领导自主权,强调绩效责任分;落实校长教师专业发展自主权,注重教育科研引领。对政府而言,应该关注校长角色和校长队伍建设;聚焦重点领域的校长办学自主权;加强校长用好办学自主权的能力建设。
吕慧娜[2]（2020）在《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文中提出“二战”后,各国都处于国内经济恢复与发展、国际上经济赶超竞赛的时代背景,面对国内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景象,各国普遍开展了以对特殊落后区域的重点开发以及对国土资源的综合性开发为主要形式的国家区域援助,在国际上形成了由国家（政府）对区域市场“失灵”进行干预的援助浪潮。国内,伴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和推进,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成为缩小区域差距的关键环节,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在改变欠发达地区贫穷落后面貌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随着援助实践的逐步开展,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有效性、甚至存在的必要性都饱受质疑。在此背景下,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制度价值和当代品性值得我们重新反思。一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制度作为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权益倾斜性配置的主要路径,在缩小区域差距方面仍具有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本身存在诸多局限,主要表现在:援助对象识别缺乏明确的标准、援助方式的有效性因制度缺陷而大打折扣、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不完善等方面。为此,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行制度上的完善,成为当下该制度突破发展困境的有力举措。域外主要国家在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援助时,多采用“立法先行”的调控模式,通过法律制度的规定性和强制性,保证了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化、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的强制性,且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证明,通过法律制度保障国家区域援助的长效供给是正确的选择,这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完善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启迪。当前学界提出对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加强法制保障的着述并不鲜见,但令人遗憾的是,当前关于国家区域援助法制建设的研究,要么仅停留在观点提出层面,要么止于国家区域援助法制理念、文化和伦理等高度,呈现出模糊化的研究态势。至今尚未有从经济法独有的研究视角,将国家区域援助法制理念或观念,通过具体的法律制度设计,搭建起国家区域援助法律制度框架,为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的法治化提供制度理论支撑。本选题之创作初衷即源于经济学提出国家区域援助急需法制保障,而法学研究却并未跟进的现状。笔者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揭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并通过法学视角为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援助方式选择和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提供些许制度理论上的参考与借鉴,并期望成果能够引起国家区域援助相关部门的关注与重视。本文除了引言与结语之外,共包括七章,内容分别为:第一章——“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研究的理论准备”。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相关的核心概念和制度要素。首先,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相关的核心概念“区域”、“援助”、“区域援助”、“国家区域援助”等进行界定。关于“区域”,区域经济学、区域地理学、区域政治学、区域社会学等学科都进行了大量的先期研究,但并未对区域的概念形成共识。法学学科中法理学、行政法和经济法等部门法对区域的界定,也是各家之言,范畴不一。为此,笔者对不同学科关于“区域”的界定进行了梳理,在借鉴各学科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将“区域”界定为“一国国内跨越行政区划界限限制的、具有共同利益、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欠发达”的地域共同体”。关于“援助”,笔者对脱胎于国际层面发达国家或地区对欠发达国家或地区提供发展援助的援助理念进行了追溯,在此基础上,将“援助”界定为资源从一个国家或地区到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自愿转移,且这里的“资源”泛指一切能转化为生产利益的资料、资金、能源、服务、工作人员、知识或其他资产。关于“区域援助”,范围涉及到国际、国内两个视角和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而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涉及的“区域援助”主要是中观层面,即一国范围内中央政府或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援助,分别称为“国家直接投入的区域援助”和“国家政策推动的区域援助”。综上,可以将“国家区域援助”界定为一国中央政府通过直接投入或政策推动的方式对其国内跨越行政区划界限限制的、具有共同利益、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欠发达”的地域共同体进行的资源转移。为了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一步展开研究,笔者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制度要素进行了解构,并将援助前期需要明确的援助对象、援助过程中需要选择的援助方式和援助结束后需要进行的绩效评估和结果应用作为重要的制度要素,为后文研究奠定基础。第二章——“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理基础”。本章主要讨论国家职能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义务、发展权利理论与区域发展权、实质正义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首先,明确国家区域援助义务的产生主要源于国家职能的演进。国家从最初的安全保障职能到后来的经济调节职能的演进,使其从以往的“守夜人”角色转变为国家宏观经济的管理者和微观经济的调节者。而随着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加剧,使国家又肩负起“中观经济的协调者”的重任,国家区域援助义务即是这一职责的内容之一。一般而言,国家区域援助义务是指将国家所负有的援助欠发达区域的职责进行义务化规定的一种强制性规范。从逻辑根源上看,国家所负有的对各区域进行平等保护的职责要求,正是国家对先天资源禀赋条件恶劣的欠发达区域具有区域援助义务的内在根源;对历史上作出过“特殊牺牲”的区域进行成本的延期支付或补偿,是国家区域援助义务产生的历史根源。其次,将发展权引入区域领域,使欠发达地区获得与发达地区同样的区域发展权利。区域能否作为发展权的主体,建立在区域是否具有法律主体地位的基础之上。本文认为,区域具有法律主体地位,能够成为发展权的主体,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传统的主体制度无法有效应对区域问题;法律主体发展史表明,赋予“区域”以法律主体地位具有很大的可能性和制度空间;从法律主体意志要素、能力要素和道德要素方面分析,“区域”与法律主体要素相契合;“区域”作为区域政策等制度供给的概念主体已经普遍化,且区域合作协议显示了“区域”作为契约主体全面符合法律主体资格标准,同时,区域环保公益诉讼反向肯定了区域的法律主体地位,可见,区域主体性得到实践佐证,也是实践所需;从价值分析角度来看,赋予区域主体地位是为了区域市场秩序,实现区域正义;等等。综上,区域利益作为法律调整的对象是时代的产物,区域主体也是对法律主体扩张理论和“非法人团体或其他组织”等当代社会崭新的第三类主体类型出现的有力佐证,区域作为法律主体具有正当性法律基础。由此,发展权主体由“人”向“区域”的扩展,使得发展权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革。从内容上来看,区域发展权应包含一系列权利,包括获得信息权、参与权、融资权、获得援助权、获得法律救济权等;同时,区域发展权应以培育和提升欠发达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为主要内容。从权利实现上看,区域发展权需要宪法保障,笔者建议在第四条之前增加一条针对“区域”的宪法保护规定,明确提出保护区域发展权,并将保护的对象区域进行列举;区域发展权实现须进行结构性分配,对于具有经济发展基础的区域,“造血式”援助能帮助其实现自我发展,对于其他不具有经济发展基础的区域,“输血式”援助仍具有现实意义。再次,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有利于实质正义的实现。正义理论经历了从形式正义到实质正义的转变,在区域层面表现为“区域正义”。针对区域市场出现的“非正义”现象,对区域结构中的弱质主体进行法律制度上的区别对待,进而使弱质主体获取与强质主体对等的发展权利,此种实质正义的实现就是“区域正义”。要实现“区域正义”就必须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权利倾斜”,而国家区域援助就是“权利倾斜”配置的有效路径。总之,国家区域援助义务与区域发展权构成了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权义架构”,为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行法律视域的研究和架构提供了合理性依据,同时,国家区域援助对“区域正义”的追求,充分体现了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治意义和实践价值。第三章——“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历史、现状与问题”。本章主要讨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演进过程、立法现状、政策规范及存在的法律问题。首先,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经历了从萌芽到正式形成,再到推动立法的发展过程。自建国伊始,我国区域发展层面就存在“援助”萌芽;直到改革开放初期,“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标志着我国以国家直接投入的区域援助和国家政策推动的区域援助为主要内容的国家区域援助制度体系正式形成;世纪之交以来,我国陆续实施战略性扶贫、“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地区崛起”等战略,极大地扩张了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内容,同时,由国家层面推动的区域援助立法工作也使得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逐渐走向制度化、法律化。其次,我国目前并没有对国家区域援助进行专门立法,援助理念大多散落在各部门法法律的个别条款之中。通过对我国成文法和政策法规的梳理,笔者发现,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存在较多问题:国家区域援助前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不明确;国家区域援助过程中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升;国家区域援助后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性的强制性缺失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有效性、存在的必要性、时代意义和当代品性深受诟病。本文主要针对这三个方面,从法学视角进行制度分析,以期重塑国家区域援助的制度价值。第四章——“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本章主要讨论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立法规定、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背景、目标和原则,以及实现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的建议。首先,美国、日本和欧盟国家区域援助立法中都明确了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达到标准的才有权接受援助。其次,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是国土规划中的区域规划层面。在国土空间规划方面,我国现行的主要法规政策包括《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203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和《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等,根据这些政策要求,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进行科学识别必须建立在“多规合一”、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要求基础之上,对现行有效的国土空间规划内容进行整合,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详细规划等相衔接。再次,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作为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重要内容,应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的专项规划,具体内容包括援助对象的识别及对应的识别标准。笔者在综合分析区域经济发展历程和早期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过去存在且延续至今的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边境地区、贫穷地区和实际发展中出现困难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地区、产业衰退的老工业城市地区和生态严重退化地区,划定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并拟构了各援助对象识别的地域单元标准和识别标准,建议通过“基本法+单行法”的形式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进行立法规定。在与现行立法的衔接方面,区域规划相关的现行立法被统一囊括进国土空间规划中,与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相关的立法应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的相关专项规划,并作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法的组成部分。第五章——“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主要类型、各类型援助对象区域适用的援助方式组合、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和区域金融支持制度。首先,国家区域援助方式体系。根据域外国家区域援助方式分类以及我国针对不同区域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所采用的援助方式,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由直接援助和间接援助构成的援助方式体系,本文主要研究以财政援助、税收优惠和金融支持为主构成的直接援助方式。在此基础上,笔者尝试性地构建了我国未来国家区域援助援助方式组合适用体系,以期发挥各项援助方式及相关制度的“合力”。其次,区域财政援助制度。根据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存在的立法质量不高、制度安排与制度目标自相矛盾、转移支付结构在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有限、缺乏细化的用途限制、缺乏统筹安排和项目衔接调整等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完善建议:加强对国家区域财政援助的立法规定,并对现存的转移支付项目进行整合和清理,同时重视转移支付程序的立法工作;税收返还应放弃“基数法”,改采特定税种税收返还法;结构上应提高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加强转移支付资金的细化规定,包括资金所占项目的比例、援助资金与区域发展所需资金和其他来源资金的关系、资金的拨付时间、使用限制等方面;转移支付项目设置注重统筹协调安排,增设“转移支付调整费”用于转移支付项目的衔接和协调成本支出;等等。再次,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区域税收优惠制度与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相辅相成,部分财政援助需要依靠区域税收优惠措施来实现,二者在进行国家区域援助中联系紧密,组合适用,不可分割。在借鉴美国、日本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经验的基础上,笔者对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存在的问题,诸如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多集中于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变相减免税、税制结构不合理、跨区域税收分成规定不明确等,提出了以下完善建议:通过立法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税收优惠制度的规范,进一步清理、整合混乱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赋予欠发达地区一定的税收优惠调节权;逐步增加直接税在税收体系中的比重;进一步明确跨区域税收分成规则等。最后,区域金融支持制度。我国在区域金融支持方面,存在诸多不足,主要表现为区域金融支持法律制度供给不足;银行金融机构本身制度性原因诱发“资金外流”;统一的货币政策工具引致不同的地域意义;政策性金融“政策性”功能缺位等。针对这些问题,笔者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完善建议:通过完善《中国人民银行法》、在区域援助基本法或单行法中规定倾斜性区域金融支持条款,加强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法律供给;通过对“总行——大区分行——中心支行——支行”一元四级的央行组织制度在职权与职责方面进行改良,在金融机构设置与职能安排上实现区域金融支持;实施区域差异化金融,对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再贷款、利率等进行差异化安排;通过设置政策性和市场性双目标、设立区域政策性银行等路径,对政策性银行的“政策性”功能进行补强。第六章——“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主体内容及绩效评估结果的应用。首先,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从法制思维角度而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法律制度是对国家区域援助行为“监管的监管”;从理论依据角度而言,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同时,区域财政援助绩效评估作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核心构成,存在很多问题,进而引发了对国家区域援助进行绩效评估的制度思考。其次,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主体内容构成。在对国家区域援助事前、事中和事后“全生命周期”进行评估的基础上,对评估主体、评估周期、评估指标、评估结果等“结构性构成”进行细化,搭建起以时间维度和内容维度为框架的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制度,保障了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有效性及结果的合理性。再次,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结果的应用。对于绩效评估结果为无效的国家区域援助,要进行援助无效责任追究,并通过“资格减等”对援助主体能否获得国家在援助制度中设置的各项优惠资格及优惠的级别进行降级减等,通过“回转”实现援助力量的保存,从而把积极的鼓励促进和消极的限制禁止相结合,通过奖励和惩罚实现对区域援助行为的指引和调控;对于绩效评估结果为有效的国家区域援助,要通过动力机制、补偿机制、风险防范机制、激励与约束机制等,有序推进相关援助对象区域退出国家区域援助,以减轻国家财政压力。第七章——“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的域外考察及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首先,域外各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考察。各国区域援助普遍“立法先行”,法律体系呈现出以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为核心、以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为实施细则的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特点,对我国进行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其次,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立法应是由多层级、多位阶立法和政策等不同法律形式构成的一套法律体系,具体包括:以法律形式为内容的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以政策、规划等形式为内容的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和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第一,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制定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应由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同时要重视地方参与和社会参与,满足对现行国家区域援助政策进行宏观梳理和指导的立法要求。内容方面,统筹国家各级政府及其各部门对欠发达地区的援助,涉及到援助理念、援助原则、援助对象、援助方式和绩效评估及应用的一般性规定。第二,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在单行法体系方面,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主要包括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和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根据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结果,我国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主要包括老少边穷地区援助单行法和困难地区援助单行法,具体包括革命老区援助单行法、少数民族地区援助单行法、边境地区援助单行法、穷困地区援助单行法、资源枯竭型城市地区援助单行法、产业衰退的老工业城市地区援助单行法和生态严重退化地区援助单行法。根据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主要方式,我国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主要包括区域财政援助单行法、区域税收优惠单行法和区域金融支持单行法。在单行法形式方面,鉴于我国当下的法制环境和区域法治实践,笔者认为以法规政策为主要形式具有正当性和可行性。在单行法层级和制定主体方面,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所涉及的援助对象区域与我国行政管理层级相对应,存在国家、省、市、县、镇（乡）5个层级,因此,国土空间规划、区域规划等也应在层级上分为5个层级,针对不同层级空间区域规划进行援助的单行法也相应分为5个层级,而不同层级单行法的制定主体也分别由国土资源部法规司（跨省级）、国土资源部在省级的派出机构与省级立法部门（省级且国土资源部在该省设立派出机构）、国土资源部指定人员与援助对象区域所在行政层级立法部门（省级及以下各层级且国土资源部未在该行政层级设立派出机构）承担;如果涉及到区域援助的特定援助方式,则由该援助方式所涉主管部门参与到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的起草工作中来。在单行法内容方面,要进一步细化对象识别的标准,明确特定区域援助中适用的援助方式,并对区域财政援助、区域税收优惠、区域金融支持等主要援助方式进行特殊规定。在单行法的实施与监管方面,要加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应用,进一步编制详细规划,充分利用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并维持稳定性。
彭刚,聂富强,万兴淼[3]（2020）在《货币统计视角下绿色金融核算问题研究》文中指出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背景下,绿色金融的国家核算已经明显滞后于绿色金融的发展实际。如何在货币统计视角下构建绿色金融总量及其结构的数量反映体系,是理论和实践上均急需回答的核心问题。文章尝试对此进行探究,主要工作或贡献在于:（1）归纳了绿色金融核算的五大基本原则;（2）揭示了绿色金融核算既是货币统计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又在核算目的、核算范围和总量合成方法等方面兼具独特性;（3）提出了一种"虚拟"编制绿色金融概览的方法;（4）结合"全面推进我国金融业综合统计工作"的新要求,指出在既有的货币信贷统计体系框架下,进一步建立与完善绿色金融核算体系应该把握的相关遵循。
石凯[4]（2020）在《经济虚拟化与实体经济发展 ——影响机理、统计测度和实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前,许多研究文献将2008年的金融危机归因于美国经济的过度虚拟化,2010年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提出再工业化战略,要重塑美国工业的辉煌,然而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007年的12.8%进一步下滑至2016、2017年的11.74%和11.6%,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却已恢复到危机爆发前水平。同样,中国也面临日益突出的“脱实向虚”、“重虚轻实”的窘迫局面,在实体经济增速低迷的同时虚拟经济却呈现出过度繁荣。2019年3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中,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又再一次提到,着力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不能让资金空转或者“脱实向虚”。因此,对经济虚拟化问题的系统研究和科学衡量是关系到我国经济深化改革和发展的一项迫切任务。2014年,在全国虚拟经济研讨会中,南开大学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欣教授认为,当前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有四大核心问题,一是虚拟与实体的定义与统计刻画,二是两者的运行机制,三是两者良性互动的数量标准,四是虚拟经济发展过度或者不足的理论模型检测。有鉴于此,本文以经济虚拟化发展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机理、统计测度和实证分析为中心目标开展研究工作,拟首先从宏观经济理论分析框架中揭示经济虚拟化对实体经济运行机制的影响,然后建立经济虚拟化程度测度的系统核算指标体系,并以此数据为基础实证探析两者之间的良性合理关系。具体来说,本研究做了以下几个主要方面的工作。第一,回顾和梳理了研究文献,把握虚拟经济概念的由来与发展,了解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相关的理论,并归纳虚拟化对实体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成果。通过理论回顾和文献综述,提出问题,分析问题,为后文的研究奠定基础。第二,提出了将资金虚拟化流向因素纳入经典的宏观经济模型,拉姆齐（Ramsey）模型之中,在微观个体优化和动态一般均衡的框架下,通过推导演绎和数值模拟,分析虚拟化发展对实体经济各变量的影响机理和作用路径,为后文的测度分析和实证研究提供宏观经济理论依据。第三,以SNA（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MFS（Monetary and Financial Statistics）和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准则为指导,在科学性、统一性、层次性和可行性要求下,从虚拟经济、实体经济以及经济虚拟化程度三个层面构建了测度指标体系。然后,依据公开数据资料和调研文献,对该指标体系进行了测算实践,并对虚拟经济核算的未来工作进行了展望。第四,以机理分析得出的推论为指导,以指标体系的测算数据为基础,采用门限回归、非参数回归等统计计量模型,实证研究了经济虚拟化对实体经济,以及实体经济各构成成分的影响规律。第五,探寻和归纳了我国经济近些年来表现出虚拟化与实体经济发展不均衡的主要原因,并选取成因的代理指标为自变量,经济虚拟化程度数据为因变量,进行了相应的实证检验。第六,根据全文研究分析,对过度虚拟化发展问题的有效调控和治理,以及促进我国虚拟化进程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和启示。本文的研究开展结合了宏观经济学、数理经济学、金融学、统计学、国民经济统计核算、计量经济学等多个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从理论分析到统计测度,再到实证研究,形成对经济虚拟化与实体经济发展关系的较为详细、系统的分析。创新之处重点体现在:首先,拓展并优化了现有宏观经济模型的应用,把虚拟化因素有效融合其中,取得了符合现实经济意义的解释效果;其次,对经济虚拟化问题的测度不是以单一、替代指标进行刻画,而是在现行国民经济核算的基础上构建了系统的测度指标体系,并进行了较为详尽的统计实践测算;第三,将理论机理、统计测度数据与计量模型结合起来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对计量模型的设计和选择,探寻了经济虚拟化对实体经济运行的作用规律,以及两者之间良性互动的合理界限。综观全文,得出的主要研究结论有:第一,虚拟经济一词最初由我国学界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提出,由马克思的虚拟资本衍生为虚拟经济,迄今在涵义和范畴上仍存有许多分歧。基本达成共识的观点有,虚拟经济以实体经济为基础,同时又具有相对独立的运行特征,心理预期在虚拟经济价格决定系统中起着关键作用,虚拟经济发展不足或者经济过度虚拟化发展,都会对实体经济运行产生影响。第二,通过纳入资金虚拟化流向因素的拉姆齐（Ramsey）模型,分析结论显示:在其它外生参数给定的条件下,资金转化实体投资效率提高,或者资金虚拟化流向程度降低,产出水平也会随之而上升;资金转化效率的改变,对消费水平的作用路径,短期会受到虚拟经济“财富效应”的影响,但最终消费水平由产出水平决定。第三,虚拟经济的概念还未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之中,虚拟经济有关内容的准确测度还有很多困难。但是虚拟经济的核算可以在现行SNA、MFS和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等体系下进行融入归并,它可以对现行核算体系的一些不足之处进行完善和补充。本文设计了虚拟经济、实体经济以及经济虚拟化程度测度的核算指标体系,并进行了实践测算,结果显示,相比于一些代理度量指标,测度指标体系与相关概念、范畴更贴近,对经济现象的反映更详尽、系统。第四,通过门限回归、非参数回归等计量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显示经济虚拟化发展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机制是一种非线性关系,存在一定的阈值范围,数据测算来看,大致在者虚实规模之比1.4:1的位置。保持在合理范围内,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才具有良性互动关系。其次,从资金流向角度来看,资金的“脱实向虚”程度提高对实体产出和实体投资具有“挤出效应”,而对对消费的影响路径是一种近似先升后降的关系。实证结果有效验证了理论机理分析中得出的相关推论,从而使本文的结构体系形成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第五,就我国经济而言,近些年呈现的问题是虚拟化快速发展而导致虚实背离加剧的不均衡局面,其背后的原因主要有: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远低于虚拟经济,货币供应量的快速增长为虚拟经济市场提供了流动性支撑,金融和实体之间结构性的不匹配。实证结果表明,实体投资回报率下滑,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上升和结构性问题的恶化,将促进经济虚拟化发展和虚实偏离程度的加剧。虚拟经济有着与实体经济不同的运行规律,脱离实体需求的自我循环特征极易导致过度虚拟化的产生,造成整个经济系统的脆弱性,因此自其概念一提出以来就和危机联系紧密,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又再次成为研究的热点。然而,虚拟经济系统本身的复杂性,加之危机的重复性发生,告诫我们离认清经济规律的本质还有很长的距离。通过本文研究,带来的建议和启示是:要正确认识经济虚拟化发展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充分完善相关理论研究,建立健全虚拟经济统计核算体系,深入探析“脱实向虚”的经济根源,从而才能促进虚拟经济发展与实体经济需求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防范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对一国经济带来的风险与危害。后续的研究是关注经济虚拟化发展水平与经济危机之间的关联性,建立监测指标体系,为经济虚拟化的过度膨胀导致危机产生的可能提供预警参考。
胡兵[5]（2019）在《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培训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在中共内部,部分党员领导干部处于政党、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各个层级重要位置,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具有一定权力并能对政党和政府的决策产生影响,属于中共执政骨干。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重视执政骨干的教育培训工作。在国家层面,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国井冈山、延安、浦东干部学院和中国大连高级经理学院共同构成国家级干部教育培训体系,在培训执政骨干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中央党校和国家行政学院于2018年进行合并,继续积极发挥干部教育培训主渠道作用。其它几所干部学院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围绕特色资源开展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不断提升执政骨干的理想信念、政治素质和执政能力。在中国的“政党——政府”体制下,中共执政骨干大多具有双重身份:中共党员身份和具体职位身份。中共党员身份要求他们从属于中共的领导和组织体系,而具体职位身份要求他们对自己的本职工作负责。即使是非中共党员的领导干部,对中共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也是他们工作的基本政治前提。因此,几所干部教育培训机构都强调执政骨干政治意识和人民立场并重,既要忠诚于党的领导,又要忠诚于为人民服务;既要提升政治素养,又要提升行政能力。相比之下,国外的美国联邦行政学院、法国国立行政学院、新加坡公务员学院等培训机构,以中高级公务员为培训对象,在进行文官培训的时候,并不要求个人政治上的忠诚和偏好,重点突出职业素质和个人发展方面内容,强调提高行政官员的国家意识、职业能力和个人素质。作为培训执政骨干的主要渠道之一,中共中央党校的地位和作用无可替代。自1933年马克思主义学校成立以来,中共中央党校在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不同时期,中共中央党校因中共的中心任务变化,在发挥宣传、培养和教育干部方面的作用也各有侧重。建党之初,中共的首要任务是培养“鼓动和宣传人才”以传播马列主义理论,灌输阶级斗争精神。延安时期,中央党校通过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运动,解决“思想不统一、行动不统一”的问题,从而达到“改变作风”、“团结干部,团结全党”的目的。改革开放时期,中央党校提出“党校教育正规化”的口号,由短期轮训干部转向正规化培训部干部主,重视执政骨干能力提升。新形势下的中央党校干部教育,再次回归到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的主题,将培养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增强党性锻炼作为主要任务。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坚持“党校姓党”原则,突出“理论基础”和“党性修养”两方面内容,重视提高执政骨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党性修养。为此,中央党校先后进行几次教学改革,调整课程内容,创新教学方式,加大党的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课程分量,突出主业主课,强调“用学术讲政治”,以保证执政骨干不会“在政治方向上发生偏差”。除了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之外,中共中央党校也重视培养执政骨干各种能力,全面增强其执政本领。在重视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的同时,中共中央党校严格学员管理,把学员管理当作是促进中共执政骨干加强党性锻炼、实现党校培养目标的重要环节。学员管理部门通过组织员全面负责学员管理,深入了解学员的学习和思想情况,反映学员意见和要求。除此之外,中共中央组织部也选派联络员到中央党校,深入考察学员,对学员学习期间表现情况作出评价,并协助组织员共同开展学员管理工作。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积极创新学员管理方式,进一步严格学员管理。首先,探索建立党性教育贯通机制、学员党性锻炼成果系统集成机制和党性教育保障机制,将党性教育贯穿于学员管理全过程。其次,建立健全学员管理制度,从学风、作风、纪律等方面对加强学员管理提出严格要求。再次,完善学员管理机制,健全学员常规管理机制、创新学员互动交流机制、完善教学管理沟通协商机制、严格学员学习培训考核评价机制,通过对学员到课率、就餐率和请假情况进行逐月检查,督促学员学习期间严格自律,强化党性锻炼,提升管理效果。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对执政骨干的教育培训,旨在通过灌输中共意识形态和加强领导干部党性锻炼,再塑执政骨干“信仰”、“忠诚”及相关品质。在教育培训过程中,中共中央党校强调“主义”认同与问题研究并重,统一思想与能力提升并重,理论宣传与组织培养并重,党性锻炼与党性教育并重。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严格学员管理,也是促使执政骨干加强党性锻炼的重要手段,从技术层面体现了中共从严治党的要求。在干部教育培训过程中,中共中央党校重视坚持“党校姓党”,坚持政治优先,坚持与时俱进,以保证再塑执政骨干的效果。
张丽[6]（2019）在《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应对实证研究 ——基于外交文档的文本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被提出以来,受到沿线沿路国家积极响应,逐渐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化为现实。随着丝路基金设立、《愿景与行动》实施方案出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立、以及倡议被写入联合国大会决议,“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并被普遍视为新时代中国外交战略布局有机组成部分。作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主要创始成员国的印度却公开反对“一带一路”倡议,引起国内外关注和研究。中印共同崛起成为21世纪亚洲甚至国际政治新动向。作为世界人口基数最大、毗邻而居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中印面临着市场、资源、地区影响力竞争等诸多挑战。两大新兴经济体能否打破冲突魔咒实现和平共处,对双边关系、亚洲乃至全球稳定至关重要。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负面认知不仅严重影响了中印合作,而且加剧了南亚地区安全紧张局势。分析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关切、态度及应对,探究印度对华认知影响因素,厘清错误知觉产生的根源,对于中印两国增进互信互谅、形成良性战略互动将起到积极作用。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对建构主义视角下国家身份理论及国际政治错误知觉两个理论假设的有效性进行充分验证。本文第一章主要阐述从尼赫鲁到英迪拉再到人民党执政期间印度国家身份认知对其南亚政策的影响。第二章通过对2000年至2018年间18份印度外交年报,尤其是莫迪执政以来相关外交文档文本分析,论述印度外交战略布局及其对华政策定位转变。第三、四章为本文主体论证部分,对包括2013年10月至2019年2月期间112组议会相关问答、30组新闻发布会相关记者问答、38份外交部相关新闻通告、6份政要演讲在内的192份印度外交文档进行话语及潜在语义分析,研究文本对象的立场、观点、价值、利益等,推断其背后的意图和目的,并据此系统梳理总结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态度、关切及应对。第五章探析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认知的影响因素及印度视角下中印关系走向。本文研究表明,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主要取决于地缘政治及经济博弈下国家利益的权衡,大致经历了观望争议、不合作、抗衡抵制、竞争合作四个阶段,目前仍处于动态建构中。印度致力于追求大国地位,视中国为市场资源及地区主导权竞争对手,尤其忌惮中国在其传统势力范围加大存在。随着南亚国家与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取得显着合作成效,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态度出现从摇摆到抵制的较大转变。2018年1月以来美国特朗普政府推行贸易单边主义及对伊制裁使印度国家利益受损,印度重新审视对美政策,提升印俄及印中关系,逐渐回归大国平衡外交,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态度随之“柔化”。印度对中巴经济走廊领土主权关切及对中国在南亚印度洋地区存在增大的关切,本质上都体现了印度的安全焦虑。一方面,印度担心巴基斯坦在中国经济及军事援助下获得对印战略优势,从而威胁印度国家安全。另一方面,印度唯恐中国在南亚印度洋地区存在不断增加,危及印度地区主导权。因此,印度通过“邻国优先”政策加强与南亚次大陆国家互联互通、通过“向东行动”政策对接东南亚国家、通过伊朗恰巴哈尔港经阿富汗联通中亚国家、通过印日联盟打造“亚非增长走廊”等战略举措,初步构建以印度为中轴向四周辐射的印度版“一带一路”规划,并借力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在“印太”地区抗衡中国影响力。印度对华认知建立在对国际形势研判、自我定位及对中国角色身份定位等基础上,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错误知觉主要受认知相符、诱发定势、历史包袱等三个维度因素影响。自我与他者身份是动态建构的产物,国家间通过行为互动确定敌人、对手或朋友关系。中印之间缺乏战略相互保障,印度将中国在南亚防御性安全行为解读为进攻性战略,在此棱镜下,印度对华负面认知不断集聚,加之历史偏见的现实影射以及西方舆论的激化,从而导致洞朗对峙发生。中印互信缺乏根源在于人文交流动能不足,民众间沟通渠道不够畅通,更遑论培养相互认同感。长远来看,自下而上的民间模式比自上而下的政府模式更具可持续性,更有利于中印关系发展。
张家豪[7]（2019）在《“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文中指出随着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深入,近代大学作为重要的学术共同体,也是晚清民国生产知识、思想的重要载体,日益受到学界关注。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的提出,也促使大学史研究不断升温。中国近代大学有国立、省立、私立、教会等多种形式,其中国立大学是高等教育的主体。然而各个国立大学的规模建制及教研水平差距甚大,位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大学拥有各种资源优势,但也有一些校史较短、与中央关系疏远的国立大学历经坎坷,教学成就有限。若欲全面了解民国高等教育的多般面相,应对此类带有地方性、边缘性的国立大学抉隐索微,探讨其困境成因,借此透视不同地区政府、社会与大学的互动以及民国高等教育的不平衡性。在这方面,国立山东大学便是一个恰当的样本。作为传统文化大省,近代山东在文教事业方面的成就并不突出。虽然当地政府曾借清末新政之机第一时间成立了新式大学堂,但教学成绩有限。而且在其后近30年时间里,山东陷于内乱、灾荒和政争,省内社会环境混乱,亦无法得到中央政府的有力支持,教育资源稀缺,因而高等教育发展缓慢。除教会大学外,1927年前山东各类高校从未培养出合格的本科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内环境暂时趋于和平稳定。在蔡元培、何思源、傅斯年等官员学者的提议下,行政院批准在山东创设国立大学。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1932年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在青岛成立。作为中央平衡全国教育布局的计划之一,国立山东大学是近代山东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国立大学,却带有浓厚的“地方性”:该校虽然位于经济大市,但其自身基础不固,与中枢较为疏远,在当时13所国立大学中相对边缘化。山大自中央所得拨款极其有限,多数时间依赖省府“协款”及其他零碎款项勉力维持,师资设备得以不断添置,但由此也造成学校自身发展计划时常受到省府干预;学校周边环境安谧、商业发达,是教学研究的福地,也使学校在发展海洋生物等学科方面具有先天地理优势;山大员生数量稀少而关系融洽,大部分师生很少介入政治或社会运动,学风朴实而不流于浮躁。经多年勠力经营,至1937年前山大已成为具有3院8系,文、理、工科均衡发展的综合性大学,并顺利培养出200余名合格的本科生,对省内文教事业贡献颇着。不过在此期间,部分学生受国难的刺激而发起数次学潮,虽然规模有限,亦表现出学生强烈的民族情感,但也使得杨振声、赵太侔两任校长及部分教员离职,造成了师资流失。高等教育的良好发展态势因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而中断。卢沟桥事变后,沿海战区大学大多在日寇侵逼下陆续迁徙至西南、西北地区办学,民族文化命脉在战时得以赓续,而山大则没有这么幸运。因韩复榘应战不力,日军很快沿津浦线侵入山东,山大本来历史浅短,设备未周,校方对战事应变迟缓、准备仓促,且与教育部联络不畅,师生西迁数千里后,校产已丢弃大半,人员流失严重。由于学校仅成立数年,规模有限,经此一役实已耗尽办学资本,不得不接受教育部停办的指令,并入中央大学,成为唯一一所因战争解散的国立大学。剩余校产也被其他教育机构“借用”。重庆政府时期,山大校友多次向中央政府呼吁恢复母校,但学校在战时复员并不易实施,直至1945年秋日本投降后不久,该建议方得到教育部批准。经过近一年的接洽校舍、添购设备、招徕师资、招收新生等繁杂工作,山大于1946年底成功在青岛复员开学。此时全校为5院14系建制,师生人数较之前倍增。而且学校真正实现“国立”的名义,校款全由教育部提供;但另一方面,战争对山大以及山东本省环境的摧残却一时不易恢复,学校解散时“借用”给各机关的校产也难以索回或损毁,原校区亦被强占。1946年的复校工作无异于“新创”:适龄学生人数大增,学校科系相应增加,但校舍需重新争取;图书仪器多为现购,教员须多方接洽;以周边环境而言,山东自战后便不断爆发国共两党的武装冲突,交通路线时常瘫痪,内战阴影笼罩青岛,导致市内难民云集,物价高过平沪,山大师生教学、生活大受影响,离职退学者亦所在多有。直到1949年6月青岛解放前,山大有不少课程仍无法顺利开出,日常教学工作也不时因罢课罢教和课外活动而中断,复校之初即筹划的两个研究所亦徒具空壳,未培养出研究生。在1927-1937年间的13所国立大学中,多数学校能借助自身政治背景、文化环境、办学基础方面的优势或特殊情形下的机遇取得较为出色的教学成绩,除个别特例外,各校在战争中尚能延续办学,并循序扩大规模。相比之下,山大的发展轨迹却相当曲折,洵属罕见,其根本原因在于该校在地域环境、文化积淀、教育基础和政治背景方面的劣势。山东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资源配置不佳,省内政局混乱,缺乏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民间社团来扶助教育事业,高等教育发展缓慢,造成山大建校基础薄弱;国民党政权自两广起家,政府内鲁籍乃至北方人士较少,缺乏话语权,加之山东地方政府与中央不睦,导致山大不受南京政府重视;国立大学的经济实力一般与其政治地位相关,因此山大在战前难以获得教育部的拨款以及其他基金会等团体的支持,大多数时间依赖省政府“协款”维持办学,学校规模有限,在和平环境中尚有发展之机,而一旦遭遇战争则不堪侵毁;在1946年复员后,山大得以获教育部供款,且成功聘到一些知名学者,不过由于山东政治经济形势恶劣,这种变化成效一时未能彰显,直至青岛解放前学校一直处于恢复整顿的状态。总之,虽然山大在全校师生的筹划运作下,教学成绩尚属中规中矩,且还能在战后重整旗鼓,扩大规模,但由于办学根基不固、缺乏优势资源,导致山大在民国时期教学成就有限。梳理国立山东大学在民国年间的办学历程,了解地方性、边缘化的国立大学的运作经验,有助于还原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曲折性和不平衡性,为今日大学教育政策的制定实施提供一定参考。
崔毅[8]（2019）在《混业经营模式下中国金融安全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金融一体化浪潮的不断推进,包括美国、日本和欧洲在内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都已不同程度的在金融产业中展开混业经营业务,混业经营模式逐渐成为国际金融产业发展的主导趋向。在此国际大环境下,我国金融产业从严格的分业走向混业已经成为金融体制改革实践中的必然选择。混业经营模式可以因其形成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而使得金融机构获得更大的市场,降低创新业务开发和推广的成本;可以解决因信息不对称问题而导致整个金融行业效率低下和产生多样性风险的问题。但是随着金融衍生工具被广泛的应用,金融业系统性风险随之增大。2007年由次贷危机引爆的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形成重创,混业经营模式对金融产业系统安全性的正面影响开始被质疑。2010年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其核心内容旨在加强保护消费者利益,防范金融业系统性风险,并没有提及将金融业回归到分业经营时代的意思。因此无论是投资者、消费者还是监管层都开始清楚的认识到,简单的将金融业划分为混业模式还是分业模式都不是可以避免危机发生和传播的好方法,选择合理的混业经营模式,建立有效的监管体制和恰当的产业安全评价体系,才是能够发挥混业经营模式的优势效用、提高金融安全的保证。本文首先选择边际期望损失法对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进行测度,并对金融控股集团和独立商业银行各自的风控能力与盈利能力进行回归分析比较,发现在2007年的金融危机时和危机后时期,金融集团的风控能力与盈利能力均优于独立的商业银行;接着,本文就以上以上结果分析对金融安全程度有重要影响的部分因素,采用系统混沌动力学和可靠性动力学方法对它们本身及其相互间的关联作用进行金融安全稳定性和系统可靠性分析推演,发现在混业经营模式下金融产业布局、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稳定性之间的相互作用会对金融系统安全可靠性产生正面影响;最后,本文建立了金融安全评价体系,重点关注对混业经营模式敏感的关键因子,采用算术平均法计算关键因子得分和评价指数,选取金融危机前期、中期及后期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其结果显示,在测算数据选取期间,中国金融安全指数波动状况与经济发展走势相一致。基于以上研究,结合推动混业经营良性发展的目标,本文提出在加强法制建设和遵守行业监管规范的基础上,我国宜先建立银行控股公司来发展金融混业经营业务,待我国金融体系和国际环境更为成熟的时候,再适时的全面推进金融控股集团模式,确保我国金融产业向完全混业经营模式的安全过渡。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1）提出在我国现行金融体系下,金融机构应建立符合自身发展状况的混业经营模式一—银行控股公司模式。在我国以银行业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当中,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参与原传统银行业务的意愿和能力增加,迫使银行业也加速主动出击选择适当的创新业务来拓展市场,增加绩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43条规定:“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营业务,不得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基于此法律要求,对当前金融产业选择以银行业为主导机构,建立符合现行法律框架的银行控股公司的混业经营模式,是金融业向完全的金融控股集团转变的恰当模式。（2）提出了基于系统动力学的金融系统安全可靠性优化策略。通过对影响整个金融产业系统安全的变量进行系统动力学分析,建立金融系统安全模型及优化的基本框架,推导其对系统安全可靠性的影响机理,认为提高产业布局可靠性、产业结构可靠性、产业组织可靠性等指标性能,是优化金融安全系统可靠性的有效策略。系统动力学强调系统、整体的观点和联系、发展、运动的观点,究其实质是一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系统综合推理的方法。通过此方法对金融产业系统内部各变量之间建立反馈机制,筛选出的金融产业系统安全可靠性影响变量更为精准,从而使得该优化策略的性能达到最佳得到了保证。（3）在导入产业安全理论基础上,建立金融安全指数评价体系,并采用算术平均法对金融安全的关键因子进行计算。基于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正处于大变革的时期,因此对此评价指标体系的关键因子选取上,侧重于选择对混业经营模式敏感的因子,并从对这些指标“同等无知”的统计学观点出发,采用算术平均法依次对关键因子和产业指数进行计算。经实证,该方法计算得出的产业安全指数波动情况与数据采集期的金融发展状况一致。该体系的建立为我国金融安全评价提供了一种符合时代特征的方法,其评价结果对当今的决策者而言更加具有参考性。
王荷池[9]（2018）在《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研究（1840-1949）》文中指出南京素有“天下文枢”、“东南第一学”的美誉,教育水平一直位于中国前列,南京城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据重要的历史地位。因此,以“南京近代教育建筑”为研究对象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代表性。目前针对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研究以个案居多,呈现独立、分散的状态,本文首次全面、深入、系统地研究南京近代教育建筑,以期对当今教育建筑遗产保护提供历史线索,为当今的校园建设提供历史经验和教训。本文以史学研究为主,史论分析为辅,史、论结合。在爬梳剔抉国内外大量原始档案、史料的基础上结合实地考察研究,引入社会学、教育学的研究成果进行交叉学科研究,系统性地呈现了南京教育建筑的近代化历程,整体梳理了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历史发展脉络,深入剖析其发展特征,并揭示其背后的发展动因。本文通过对南京近代教育建筑发展演变的分析,揭示了近代教育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内在过程和发展规律,探讨了近代教育理念的变迁如何影响教育建筑空间的发展。通过翔实的建筑案例分析,深入剖析了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技术特征。本文研究内容由八章组成,各章节之间存在着密切的逻辑关系。第一章为绪论,明确了研究对象与内容、研究方法与思路,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第二章为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产生背景与发展概况,对研究分期、分类的缘由进行阐述,提纲挈领地总结了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特征,描述了目前现状。第三至六章为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历史研究,以南京教育建筑的近代化进程为主线,从纵横两个剖面展开:纵剖面根据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发展特点将1840—1949年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期,即晚清时期（1840—1911年）、民国前期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11—1937年）、日占时期（1937—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时期（1945—1949年）,以时间为序梳理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历史发展脉络;横剖面依本土与殖民两条线索,分别探讨了四个历史时期中的本土学校与教会学校的建筑本体特征、校园规划建设特征以及相应的学校建设策略、规章制度等,并总结出各历史时期教育建筑的发展动因。纵横两个剖面的研究形成了南京近代教育建筑阶段性特征的翔实考证与历史发展脉络的全景式呈现。第七章为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历史成因探讨,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去认识教育建筑发展的历史逻辑和发展动因,以期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第八章为结论,总结了本文的研究成果,并对后续研究作出展望。
陈艳君[10]（2018）在《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研究（1877—1937）》文中认为悠久的社会历史、丰富的自然资源、发达的商品经济和传统手工业为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奠定了历史基础。清末民国时期,人地矛盾造成的生存压力及政府的提倡推动了皖南手工业在传统基础上向近代转型。本文综合运用历史文献学方法、比较研究法、案例研究法及历史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分析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的历史基础与驱动因素,考察技术转型、组织形式的近代化、结构变革、转型的特征、有限突破,客观总结转型过程中存在的障碍,力图复原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的历史图景,为皖南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历史借鉴。皖南手工业的技术转型主要包含技术科学化和科学技术化两个方面。手工业由经验型技术向科学型技术转型的技术科学化不仅表现为手工业文本数量的增长,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文本中科技含量的增加方面,尤其以制茶业、纺织业和文房四宝业最为显着。随着手工业技术逐渐由经验型上升为科学理论型,其技术传承方式和操作方式都发生了转变,主要体现为新式职业技术教育的兴起和生产设备的革新。新式职业技术教育在学科设置上不断细化,培养了一批技术人员。生产设备的革新以安庆土布业的生产工具改良、芜湖碾米业的新式动力设备引进及向机器生产的转化最为引人注目。生产工具的改良、新式动力机器的引进以及向机器生产的转化,使皖南手工业在生产力形态上与传统手工业区别开来。皖南手工业的组织形式转型主要包括生产组织形式和行业组织形式两个方面。在生产组织形式方面,以家庭手工业、手工作坊和工场以及合作制最为突出。家庭手工业在近代皖南尤其是乡村地区广泛存在,并逐渐改变了传统的自给自足状态,与市场联系日益密切,商品化程度不断提高,在家庭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作坊、工场手工业大量涌现,行业分布广泛,大多规模较小,小本经营,内部分工明确,促进了手工业的专业化发展。在合作制手工业方面,祁门茶叶合作社是典型代表。然而,由于在实际业务的进行过程中过多注重“运”、“销”环节,对“产”、“制”环节的关注明显不足,银行和洋商趁机取巧图利,成为最终受益者,忽视了最底层的茶农的利益,也就不可能改良茶叶品质,更不可能复兴红茶。在手工业行业组织形式方面,传统行会逐渐被新兴同业公会及工会代替。在劳资纠纷中,代表雇主的同业公会与代表雇工的工会的团体谈判,大多能达成团体协议。即便不能达成一致,在第三方的调处下,也能减少对抗,促进纠纷解决,有利于手工业生产的稳定与发展。但同业公会及工会处在政府的严密监管中,只是披上了新式行业组织的外衣,传统行业组织的积习依然存在。在洋货以及国产机制品的冲击下,皖南手工业的生存环境发生了改变,行业结构变革加剧。首先,纺纱业、染料业、炼钢业、制丝业等传统行业在机器工业的冲击下逐渐衰落。其次,机器工业对传统手工业的冲击具有局部性和复杂性,织布业、榨油业、造纸业、制烟业等传统行业在机器工业的冲击下守住部分市场份额而继续艰难发展;铁、铜、锡器制造业,竹木加工业,砖瓦业,石业,陶瓷业等传统行业未受到机器工业的冲击而徘徊于固有轨道;徽墨业、宣纸业、舒簟业及罗经业等传统特色行业在时代的变迁中勉力维持。再次,皖南手工业获得了发展的新机遇,以祁红为代表的出口型手工业深受国际市场主导和影响;针织、铅石印刷、皂烛、火柴、化妆品等新兴行业从国外引进后与皖南实际相结合而改用手工生产。因此,除少数传统行业走向衰落,近代皖南手工业还是有所发展的,一些行业在一定程度上对生产设备、生产原料及产品品种等进行了改良和革新,不断增强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尤其是各地出现了一些新的行业,出现了某些近代因素。皖南手工业的近代转型彰显出总体发展迟缓及不平衡的特征。首先,皖南手工业的近代转型在技术科学化、技术传承方式、技术操作方式等方面均明显滞后于苏南地区,苏南在文本数量及科技含量、实业教育及职业教育、机器化或半机器化的规模及程度等方面相对于皖南占据优势。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区位与交通条件、社会力量的推动、基础电力工业的支持有着特别重要的影响。其次,具体到皖南区域内部,鲜明地显现出转型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既表现在地域和行业上,也表现在生产者身份的主体化与技术的边缘化、外贸优势与内销不足等方面。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取得了一些突破,主要体现在手工业功能的拓展,即手工业对农业的较强的后向联系效应及满足多元消费需求。但皖南手工业在近代转型过程中,面临一系列的障碍,包括交逼而来的天灾人祸,苛捐杂税的暴敛、商业资本的压榨等多方盘剥,管理主体及生产主体的观念制约,教育制度和社会环境导致的教育不振。由于众多障碍性因素的掣肘,皖南手工业的近代转型取得的突破十分有限。
二、德国银行体系概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德国银行体系概览（论文提纲范文）
（1）中小学校长办学自主权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问题提出 |
| 第二节 核心概念的界定 |
| 一、研究对象说明 |
| 二、“Autonomy”的语义与译语 |
| 三、学校自主权、学校自治和办学自主权 |
| 四、校长办学自主权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 |
| 一、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
| 二、具体研究方法 |
| 三、研究框架与技术路线 |
| 四、论文结构安排 |
| 第四节 研究价值与创新 |
| 一、研究价值 |
| 二、特色与创新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及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国外相关研究进展 |
| 一、关注教育分权改革的探讨 |
| 二、关注校本管理改革的探讨 |
| 三、关注学校效能提升的探讨 |
| 四、关注办学自主权与学生学业表现之间关系的探讨 |
| 第二节 国内相关研究进展 |
| 一、关注校长负责制的探讨 |
| 二、关注现代学校制度的探讨 |
| 三、关注政府职能转变的探讨 |
| 四、关注办学自主权与学生学业表现之间关系的探讨 |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成果概述 |
| 第三章 校长办学自主权国际调查和评估 |
| 第一节 TALIS校长办学自主权国际比较研究 |
| 一、TALIS调查的内容与方法 |
| 二、TALIS办学自主权调查结果分析 |
| 三、TALIS2018校长办学自主权国际比较与分析 |
| 第二节 PISA校长办学自主权国际比较研究 |
| 一、PISA测评的内容与方法 |
| 二、PISA2015校长办学自主权国际比较与分析 |
| 第三节 SABER校长办学自主权国际比较研究 |
| 一、SABER评估的工具与方法 |
| 二、SABER-SAA在各国的评估实践案例 |
| 三、SABER对上海校长办学自主权的评估发现 |
| 第四节 校长办学自主权国际调查的启示 |
| 第四章 上海中小学校长办学自主权实证调查 |
| 第一节 实证调查设计 |
| 一、调查目的 |
| 一、问卷设计 |
| 第二节 样本分布与工具有效性分析 |
| 一、样本数据准备 |
| 二、样本属性分布 |
| 三、测量工具的有效性分析 |
| 第三节 上海中小学校长办学自主权数据概览 |
| 一、校长办学自主权在性别上的数据概览 |
| 二、校长办学自主权在年龄段上的数据概览 |
| 三、校长办学自主权在职位上的数据概览 |
| 四、校长办学自主权副校长分管上的数据概览 |
| 五、校长办学自主权在学历上的数据概览 |
| 六、校长办学自主权在任职总年限段上的数据概览 |
| 七、校长自主权在学段类型上的数据概览 |
| 八、校长办学自主权在行政区属性上的数据概览 |
| 第五章 上海中小学校长办学自主权调查结果与分析 |
| 第一节 校长办学现实自主权和期望自主权差异比较 |
| 一、“学校形象”维度上现实自主权和期望自主权的差异比较 |
| 二、“发展规划”维度上现实自主权和期望自主权的差异比较 |
| 三、“组织领导”维度上现实自主权和期望自主权的差异比较 |
| 四、“人事管理”维度上现实自主权和期望自主权的差异比较 |
| 五、“财物管理”维度上现实自主权和期望自主权的差异比较 |
| 六、“学生德育”维度上现实自主权和期望自主权的差异比较 |
| 七、“课程建设”维度上现实自主权和期望自主权的差异比较 |
| 八、“教学实施”维度上现实自主权和期望自主权的差异比较 |
| 九、“教师发展”维度上现实自主权和期望自主权的差异比较 |
| 十、“教育科研”维度上现实自主权和期望自主权的差异比较 |
| 第二节 校长办学自主权性别差异 |
| 一、在“学校形象”上的性别差异 |
| 二、在“发展规划”上的性别差异 |
| 三、在“组织领导”上的性别差异 |
| 四、在“人事管理”上的性别差异 |
| 五、在“财物管理”上的性别差异 |
| 六、在“学生德育”上的性别差异 |
| 七、在“课程建设”上的性别差异 |
| 八、在“教学实施”上的性别差异 |
| 九、在“教师发展”上的性别差异 |
| 十、在“教育科研”上的性别差异 |
| 第三节 校长办学自主权年龄段差异 |
| 一、在“学校形象”上的年龄段差异 |
| 二、在“发展规划”上的年龄段差异 |
| 三、在“组织领导”上的年龄段差异 |
| 四、在“人事管理”上的年龄段差异 |
| 五、在“财物管理”上的年龄段差异 |
| 六、在“学生德育”上的年龄段差异 |
| 七、在“课程建设”上的年龄段差异 |
| 八、在“教学实施”上的年龄段差异 |
| 九、在“教师发展”上的年龄段差异 |
| 十、在“教育科研”上的年龄段差异 |
| 第四节 副校长自主权分管职能差异 |
| 一、在“学生德育”上的分管职能差异 |
| 二、在“课程建设”上的分管职能差异 |
| 三、在“教学实施”上的分管职能差异 |
| 第五节 校长办学自主权学历差异 |
| 一、在“学校形象”上的学历差异 |
| 二、在“发展规划”上的学历差异 |
| 三、在“组织领导”上的学历差异 |
| 四、在“人事管理”上的学历差异 |
| 五、在“财物管理”上的学历差异 |
| 六、在“学生德育”上的学历差异 |
| 七、在“课程建设”上的学历差异 |
| 八、在“教学实施”上的学历差异 |
| 九、在“教师发展”上的学历差异 |
| 十、在“教育科研”上的学历差异 |
| 第六节 校长办学自主权任职总年限段差异 |
| 一、在“学校形象”上的任职总年限段差异 |
| 二、在“发展规划”上的任职总年限段差异 |
| 三、在“组织领导”上的任职总年限段差异 |
| 四、在“人事管理”上的任职总年限段差异 |
| 五、在“财物管理”的任职总年限段差异 |
| 六、在“学生德育”上的任职总年限段差异 |
| 七、在“课程建设”上的任职总年限段差异 |
| 八、在“教学实施”上的任职总年限段差异 |
| 九、在“教师发展”上的任职总年限段差异 |
| 十、在“教育科研”上的任职总年限段差异 |
| 第七节 校长办学自主权学段类型差异 |
| 一、在“学校形象”上的学段类型差异 |
| 二、在“发展规划”上的学段类型差异 |
| 三、在“组织领导”上的学段类型差异 |
| 四、在“人事管理”上的学段类型差异 |
| 五、在“财物管理”上的学段类型差异 |
| 六、在“学生德育”上的学段类型差异 |
| 七、在“课程建设”上的学段类型差异 |
| 八、在“教学实施”上的学段类型差异 |
| 九、在“教师发展”上的学段类型差异 |
| 十、在“教育科研”上的学段类型差异 |
| 第八节 校长办学自主权行政区属性差异 |
| 一、在“学校形象”上的行政区属性差异 |
| 二、在“发展规划”上的行政区属性差异 |
| 三、在“组织领导”上的行政区属性差异 |
| 四、在“人事管理”上的行政区属性差异 |
| 五、在“财物管理”上的行政区属性差异 |
| 六、在“学生德育”上的行政区属性差异 |
| 七、在“课程建设”上的行政区属性差异 |
| 八、在“教学实施”上的行政区属性差异 |
| 九、在“教师发展”上的行政区属性差异 |
| 十、在“教育科研”上的行政区属性差异 |
| 第六章 结论与建议 |
| 第一节 主要研究结论 |
| 一、扩大校长的人事和财务自主权,平衡好规范与活力 |
| 二、加强校长课程教学和育人能力,寻找办学内生动力 |
| 三、增强校长规划学校发展自主权、营造独特育人文化 |
| 四、优化校长内部管理领导自主权,强调绩效责任分布 |
| 五、落实校长教师专业发展自主权,注重教育科研引领 |
| 第二节 思考和建议 |
| 一、关注校长角色和校长队伍建设 |
| 二、聚焦重点领域的校长办学自主权 |
| 三、加强校长用好办学自主权的能力建设 |
| 第三节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一、实证调查样本代表性存在不足 |
| 二、实证调查数据与国际数据的对接存在不足 |
| 三、访谈数据运用和学校案例分析存在不足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类 |
| 二、英文类 |
| 附录 |
| 附录一 中小学校长办学自主权访谈提纲 |
| 附录二 中小学校长办学自主权调查问卷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2）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与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研究的理论准备 |
| 第一节 区域的范畴界定 |
| 一、区域的语义分析 |
| 二、不同学科中区域的内涵剖析 |
| 三、本文语境下区域的涵义与边界 |
| 第二节 国家区域援助的内涵与限定 |
| 一、援助的内涵 |
| 二、区域援助的界定与体系 |
| 三、国家区域援助的概念与体系 |
| 第三节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要素 |
| 一、援助对象 |
| 二、援助方式 |
| 三、援助绩效评估 |
| 第二章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理基础 |
| 第一节 国家职能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义务 |
| 一、国家职能的演进 |
| 二、国家区域援助义务的逻辑根源 |
| 第二节 发展权利理论与区域发展权 |
| 一、发展权的变革 |
| 二、区域作为发展权的权利主体 |
| 三、区域发展权的内容与实现 |
| 第三节 实质正义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 |
| 一、实质正义的内容 |
| 二、实质正义在区域层面的实现 |
| 第三章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历史、现状与问题 |
| 第一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演进过程 |
| 一、萌芽阶段:国家区域援助的模糊概念及实践 |
| 二、正式形成:以“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为标志 |
| 三、推动立法:以《西部开发促进法》为例 |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立法现状与政策梳理 |
| 一、成文法层面 |
| 二、国家区域援助政策层面 |
| 第三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存在的法律问题 |
| 一、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不明确 |
| 二、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升 |
| 三、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强制性缺失 |
| 第四章 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 |
| 第一节 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及相关制度概况 |
| 一、美国 |
| 二、日本 |
| 三、欧盟 |
| 四、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特点及经验 |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基石 |
| 一、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背景 |
| 二、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目标 |
| 三、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原则 |
| 第三节 实现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的建议 |
| 一、国家区域援助对象的识别 |
| 二、明确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 |
| 三、以法律形式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进行明确规定 |
| 第五章 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 |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方式体系 |
| 一、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主要类型 |
| 二、国家区域援助对象适用的援助方式组合设计 |
| 第二节 区域财政援助制度 |
| 一、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的域外考察 |
| 二、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 三、完善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的建议 |
| 第三节 区域税收优惠制度 |
| 一、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的域外规定 |
| 二、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 三、完善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的建议 |
| 第四节 区域金融支持制度 |
| 一、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域外考察 |
| 二、我国区域金融支持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 三、我国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完善 |
| 第六章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与应用 |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 |
| 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法制思维 |
| 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理论依据 |
| 三、核心:国家区域援助财政支出绩效评估 |
| 第二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主体内容构建 |
| 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全生命周期” |
| 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结构性构成” |
| 第三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应用 |
| 一、国家区域援助无效责任法律制度 |
| 二、国家区域援助退出法律制度 |
| 第七章 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 |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的域外考察 |
| 一、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的概况介绍 |
| 二、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的内容与特点 |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 |
| 一、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的构建 |
| 二、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的创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3）货币统计视角下绿色金融核算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绿色金融核算的基本原则 |
| (一)以相关经济理论为指导 |
| (二)以环境经济核算为参考 |
| (三)与现有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相协调 |
| (四)以货币与金融统计为落脚点 |
| (五)以可观测性为操作指引 |
| 二、绿色金融核算的双重属性:比较与表现 |
| (一)核算目的比较 |
| (二)核算主体范围与分类比较 |
| (三)核算客体范围与分类比较 |
| (四)概览合成方法比较 |
| 三、绿色金融概览编制:一种“虚拟”编制方法 |
| (一)次部门绿色资产负债表编制——以商业银行为例 |
| (二)特定次部门绿色金融概览编制——以存款性公司为例 |
| (三)绿色金融概览编制 |
| 四、核算实践的几点思考 |
（4）经济虚拟化与实体经济发展 ——影响机理、统计测度和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价值 |
| 1.2.1 学术价值 |
| 1.2.2 应用价值 |
| 1.3 研究目标、思路与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1.4 研究方法 |
| 1.5 难点问题与可能的创新 |
| 1.5.1 难点问题 |
| 1.5.2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2.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 |
| 2.1 关于虚拟经济研究的回顾与评述 |
| 2.1.1 虚拟经济概念的由来和发展 |
| 2.1.2 虚拟经济理论研究的发展 |
| 2.1.3 虚拟经济理论的应用研究 |
| 2.1.4 虚拟经济测度的相关研究 |
| 2.2 实体经济的相关研究综述 |
| 2.2.1 实体经济理论回顾 |
| 2.2.2 实体经济测度综述 |
| 2.3 经济虚拟化及其与实体经济关系的研究综述 |
| 2.3.1 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的发展基础 |
| 2.3.2 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具有反作用 |
| 2.3.3 虚拟经济独立于实体经济发展,经济呈现虚拟化特征 |
| 2.4 本章小结 |
| 3.虚拟化发展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机理分析 |
| 3.1 问题提出 |
| 3.2 经济循环系统中虚拟化现象的描述 |
| 3.3 宏观理论模型下虚拟化对实体经济影响的机理分析 |
| 3.3.1 宏观模型的选择与基本设计 |
| 3.3.2 模型的求解 |
| 3.3.3 均衡状态分析 |
| 3.3.4 虚拟化程度变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机理和作用路径 |
| 3.3.5 关于机理分析的几点启示 |
| 3.4 数值估算与模拟分析 |
| 3.4.1 生产、消费函数的选择与动态方程的具体形式 |
| 3.4.2 参数取值与说明 |
| 3.4.3 数值估算与模拟 |
| 3.5 本章小结 |
| 4.经济虚拟化统计测度的理论分析 |
| 4.1 相关文献中虚拟化度量的方法与存在的问题 |
| 4.1.1 单一指标 |
| 4.1.2 多指标 |
| 4.1.3 虚拟变量 |
| 4.1.4 建立测度指标体系的构想 |
| 4.2 经济虚拟化测度的理论探讨 |
| 4.2.1 从虚拟资本到虚拟经济、再到虚拟化 |
| 4.2.2 从国民经济核算看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 |
| 4.2.3 经济虚拟化测度的要点概念归纳 |
| 4.3 虚拟化测度体系的基本框架构成分析 |
| 4.3.1 虚拟经济测度的基本框架 |
| 4.3.2 实体经济测度的基本框架 |
| 4.3.3 经济虚拟化测度的基本框架 |
| 4.4 本章小结 |
| 5.虚拟化测度指标体系的建立与实践 |
| 5.1 测度指标体系构建的指导原则 |
| 5.1.1 准则依据 |
| 5.1.2 测度体系构建和统计指标选取的原则 |
| 5.2 测度指标体系的设立 |
| 5.2.1 测度指标体系的构建 |
| 5.2.2 虚拟经济测度体系 |
| 5.2.3 实体经济测度体系 |
| 5.2.4 经济虚拟化程度的测度体系 |
| 5.3 指标体系的测算实践 |
| 5.3.1 测算实践的难点说明 |
| 5.3.2 虚拟经济测度指标的实践 |
| 5.3.3 实体经济测度指标的实践 |
| 5.3.4 经济虚拟化发展水平的测度实践 |
| 5.3.5 资金虚拟化流向程度的测度实践 |
| 5.4 本章小结与展望 |
| 5.4.1 本章小结 |
| 5.4.2 关于虚拟经济核算研究的展望与探索 |
| 6.虚拟化对实体经济发展影响效应的实证研究 |
| 6.1 虚拟化对实体经济发展的促进论与阻碍论 |
| 6.1.1 虚拟化对实体经济发展的促进论 |
| 6.1.2 虚拟化对实体经济发展的阻碍论 |
| 6.2 实证研究综述与存在问题分析 |
| 6.2.1 现有实证研究综述 |
| 6.2.2 现有实证研究存在的问题分析 |
| 6.3 实证模型选择与设计 |
| 6.3.1 非参数和半参数回归的基本原理与流程 |
| 6.3.2 门限回归的基本原理与流程 |
| 6.4 虚拟化发展对实体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4.1 实证分析所要论证的主要结论归纳 |
| 6.4.2 数据整理与基本描述 |
| 6.4.3 经济虚拟化发展水平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
| 6.4.4 资金虚拟化流向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
| 6.4.5 资金虚拟化流向对消费的影响 |
| 6.4.6 资金虚拟化流向对投资的影响 |
| 6.5 本章小结 |
| 7.促进虚拟化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的现实思考 |
| 7.1 我国经济虚拟化与实体非均衡发展的几个主要原因 |
| 7.1.1 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远低于虚拟经济 |
| 7.1.2 货币供应量的快速增长 |
| 7.1.3 金融业和实体经济之间存在结构性问题 |
| 7.2 虚实发展失衡与其主要影响因素的因果关系验证 |
| 7.2.1 对各影响因素的逐步回归分析 |
| 7.2.2 对残差项的进一步拟合 |
| 7.3 促进虚拟化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的思路和对策 |
| 7.4 本章小结 |
| 8.结论、建议与研究展望 |
| 8.1 全文主要结论归纳 |
| 8.2 建议与启示 |
| 8.3 不足与研究展望 |
| 8.3.1 存在的不足 |
| 8.3.2 进一步的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5）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培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论文选题及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内关于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培训的研究现状 |
| 二、国外关于中共干部教育培训研究的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论文框架思路 |
| 第四节 论文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论文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干部教育培训概况 |
| 第一节 干部教育培训相关概念 |
| 一、干部与中共执政骨干 |
| 二、干部教育培训 |
| 三、党校干部教育培训 |
| 第二节 国内干部教育培训概况 |
| 一、中国浦东、井冈山、延安干部学院 |
| 二、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
| 三、中国大连高级经理学院 |
| 第三节 国外高级公务员培训比较 |
| 一、美国联邦行政学院 |
| 二、法国国立行政学院 |
| 三、新加坡公务员学院 |
| 小结 |
| 第三章 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宣传与培养并重:建党初期的党校教育 |
| 一、建党初期对党校教育的认识 |
| 二、各地创办党校的尝试 |
| 三、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教育 |
| 第二节 统一思想:延安时期的中共中央党校教育 |
| 一、初到延安的中共中央党校教育 |
| 二、六届六中全会后的党校教育方针和任务变化 |
| 三、整风运动中的中共中央党校教育 |
| 第三节 素质提升: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央党校干部正规化教育 |
| 一、干部教育正规化的提出 |
| 二、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正规化的内容 |
| 三、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正规化的改革发展 |
| 第四节 主义认同:新形势下的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 |
| 一、“三个阵地、一个熔炉”的定位 |
| 二、“一个中心、四个方面”的教学 |
| 三、党校工作“九条经验” |
| 小结 |
| 第四章 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教学改革 |
| 第一节 中共中央党校教学概况 |
| 一、教务部 |
| 二、教研部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主要内容 |
| 一、党的理论教育 |
| 二、党性教育 |
| 三、能力培训 |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教学改革 |
| 一、教学内容调整: |
| 二、教学方法创新 |
| 小结 |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学员管理 |
| 第一节 中共中央党校学员管理概况 |
| 一、学员管理部门 |
| 二、学员部主要职能 |
| 三、组织员 |
| 四、联络员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学员管理创新 |
| 一、在学员管理中贯穿党性教育 |
| 二、建立健全学员管理制度 |
| 三、完善、创新学员管理机制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长沟流月去无声——致谢 |
（6）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应对实证研究 ——基于外交文档的文本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序论 |
| 第一节 问题由来及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 研究概况 |
| 二 主要进展和基本观点 |
| 三 已有研究存在的不足 |
| 第三节 本文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创新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难点与学术创新 |
| 一 研究难点 |
| 二 创新点 |
| 第一章 印度国家身份及其南亚政策 |
| 第一节 印度国家身份定位与发展 |
| 一 国家身份界定及相关理论 |
| 二 政治精英对印度国家身份认知的演变 |
| 第二节 印度南亚政策 |
| 一 知觉、错误知觉与外交决策 |
| 二 印度南亚政策的形成及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印度外交战略及对华政策调整(2000‐2018)---基于《印度外交年报》的文本分析 |
| 第一节 新世纪以来印度的外交战略布局 |
| 一 21世纪初印度外交战略布局 |
| 二 2008 年后印度外交自我定位 |
| 三 莫迪执政以来印度的外交重心 |
| 第二节 印度对华政策定位 |
| 一 印度对中国国家身份的界定(1998‐2018) |
| 二 印度对印中关系的定位(2000‐2018) |
| 三 莫迪执政以来印度对华认知的转变(2014‐2018)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认知及态度的演变 |
| 第一节 争议观望期(2013年10 月--2015年7 月) |
| 一 印度政治精英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差异 |
| 二 印度官方回应 |
| 三 印度的战略盘算 |
| 第二节 不合作期(2015年7月--2017年5月) |
| 一 印度对中巴经济走廊的安全关切 |
| 二 印度对中国在印度周边推进互联互通的安全关切 |
| 三 印度对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消极合作态度 |
| 第三节 抵制抗衡期(2017年5 月--2018年5 月) |
| 一 印度对中巴经济走廊安全关切升级 |
| 二 印度对洞朗事件的认知 |
| 三 印度对中国‐马尔代夫关系的关切 |
| 四 印度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在印度周边地区影响力提升的忌惮 |
| 第四节 竞争合作期(2018年5 月—至今) |
| 一 印中首脑武汉会晤的积极意义 |
| 二 印度大国外交平衡政策回归对印中关系的积极影响 |
| 三 体现印度合作倾向的其他积极因素 |
| 四 印巴领土纠纷投射在中巴经济走廊主权关切的不利因素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应对 |
| 第一节 印度版“一带一路”概念及主张 |
| 第二节 “邻国优先”政策下印度版“一带一路”互联互通项目 |
| 一 印度强化与邻国关系以维护地区影响力 |
| 二 印度与邻国互联互通代表项目 |
| 三 “邻国优先”政策下的“印度优先”先决条件 |
| 四 对邻国“印度优先”预期落差的积极应对 |
| 第三节 印度抗衡“一带一路”倡议的其他举措 |
| 一 印日联盟及“亚非增长走廊” |
| 二 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 |
| 三 “向东行动”政策对接东盟 |
| 四 重新审视非洲及中亚政策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影响印度认知的因素及印度视角下双边关系发展趋势 |
| 第一节 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错误知觉产生的原因 |
| 一 身份定位 |
| 二 互信缺乏 |
| 三 历史积怨 |
| 四 西方舆论 |
| 第二节 印度视角下印中关系发展趋势 |
| 一 印度学界及智库对双边关系发展的研判 |
| 二 “一带一路”背景下印度政治精英对双边关系走向的认知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缘起 |
| 二、学术前史 |
| (一) 关于中国近代大学的通论性研究 |
| (二) 大学个案及专题研究 |
| (三) 关于国立山东大学的研究 |
| (四) 对已有成果的检讨及本选题努力的方向 |
| 三、写作视角和方法 |
| (一) 选题的概念界定 |
| (二) 研究的创新点及难点 |
| (三) 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山东高等教育发展历程及国立山东大学的源起 |
| 一、近代山东高等教育的起步阶段 |
| (一) 近代山东高等教育的变迁—以济南、青岛两地为例 |
| (二) 近代山东高等教育发展现象之成因 |
| 二、国立青岛大学的建立及更名国立山东大学 |
| (一) 筹备委员会的成立及其活动 |
| (二) 具体建校工作 |
| (三) 国立山东大学的定名 |
| 三、山东大学起源考辩 |
| (一) 山大校史的阐释史 |
| (二) 编写校史的争议与山东大学校史起点的考订 |
| 小结 |
| 第二章 战前的国立山东大学(1930-1937) |
| 一、山大与中央及地方政府关于经费及科系设置问题的博弈 |
| (一) 杨振声掌校时期的山大与地方政府的互动 |
| (二) 1932年后政府与校方的合作与分歧 |
| (三) 学校经费的争取 |
| 二、办学方针与学校建设 |
| (一) 办学方针 |
| (二) 营建方面 |
| (三) 设备方面 |
| (四) 院系建制 |
| (五) 师资延聘 |
| (六) 校务行政 |
| 三、战前山大的教学与日常生活 |
| (一) 战前山大招生与教研工作 |
| (二) 青岛环境与山大学生日常生活 |
| (三) 对于“新月派”和“大同盟派”几个问题的澄清兼谈山大教员群体之交往 |
| 四、战前山大的学生运动 |
| (一) 反甄别运动的波澜 |
| (二) “九·一八”后的赴京请愿 |
| (三) 1932年的“六月风波”与杨振声的黯然下台 |
| (四) 学运低潮期的活动(1932-1936) |
| (五) 山大学生响应北平“反对华北自治化”学运及其解决 |
| (六) 山大的风潮之特殊性与得失 |
| 小结 |
| 第三章 全面抗战与国立山东大学的停办及复校 |
| 一、鲁青地区的沦陷 |
| 二、国立山东大学的西迁与停办 |
| 三、鲁殿重光——艰难复校的历程 |
| (一) 山大解散后争取复校的工作与复员政策的确立 |
| (二) 复校工作的具体开展 |
| 小结 |
| 第四章 战后山大的恢复与重整(1946-1949) |
| 一、“祸乱边缘的都市”——内战中的鲁青地区 |
| (一) 国民党接收青岛后的内外局势 |
| (二) 美国势力在青岛 |
| (三) “难民城”和“乞丐市” |
| (四) 经济问题 |
| (五) 青岛市政府甄审政策的失误 |
| 二、经费与学校的恢复建设 |
| (一) 校舍与设备的扩充 |
| (二) 教员的招聘与薪资 |
| (三) 行政组织的完善 |
| (四) 院系建制的扩充 |
| 三、战后山大的教学与师生的日常生活 |
| (一) 学生的招收与救济 |
| (二) 日常教学与测验 |
| (三) 校内的社团及课余活动 |
| (四) 社会服务工作 |
| 四、战后山大的学生运动 |
| (一) 复员初期的预备工作及“六·二”运动 |
| (二) “六·二”运动后的蓄势待发(1947年6月-1948年秋) |
| (三) 特刑庭事件及教师第二次罢教 |
| (四) 护校运动 |
| 小结 |
| 第五章 国立山东大学发展的困境 |
| 一、“中心”地区国立大学的发展优势 |
| (一) 政治中心及次中心里的国立大学 |
| (二) 经济中心里的国立大学 |
| (三) 文化中心里的国立大学 |
| 二、另一所地方性国立大学——国立四川大学的机遇 |
| 三、国立山东大学的发展困境及其成因 |
| (一) 演变态势与发展困境 |
| (二) 成因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 |
| 致谢 |
（8）混业经营模式下中国金融安全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问题及意义 |
| 1.1.1 研究问题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思路 |
| 1.4 本文创新点 |
| 1.5 论文其余部分的结构安排与主要内容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金融安全理论 |
| 2.1.2 经济安全观和产业安全观 |
| 2.1.3 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金融混业与经营绩效 |
| 2.2.2 金融混业与金融风险 |
| 2.2.3 金融混业与制度变迁 |
| 2.2.4 金融监管、金融风险与金融安全 |
| 2.2.5 文献评述 |
| 3 金融混业经营现状分析 |
| 3.1 金融混业的范畴及功能 |
| 3.1.1 金融混业的基本范畴 |
| 3.1.2 金融混业经营的功能 |
| 3.2 主要国家金融混业经营现状、比较与启示 |
| 3.2.1 美国金融控股公司模式 |
| 3.2.2 英国银行母公司控股模式 |
| 3.2.3 日本渐进的金融控股公司模式 |
| 3.2.4 德国和欧洲国家的全能银行模式 |
| 3.2.5 比较与启示 |
| 3.3 中国金融混业经营现状 |
| 3.3.1 中国金融业构成 |
| 3.3.2 中国金融混业经营演进 |
| 3.3.3 中国金融混业发展现状与普惠金融 |
| 3.3.4 中国金融混业经营特征 |
| 3.3.5 金融混业经营发展的意义 |
| 3.4 本章小结 |
| 4 混业经营模式下金融安全的关键要素:风险与绩效 |
| 4.1 金融系统性风险测度 |
| 4.1.1 金融系统性风险指标体系 |
| 4.1.2 计量模型 |
| 4.1.3 样本与数据来源 |
| 4.1.4 结果与分析 |
| 4.2 金融系统经营绩效分析 |
| 4.2.1 计量方法 |
| 4.2.2 结果与分析 |
| 4.3 混业经营优选模式——银行控股公司 |
| 4.3.1 银行业混业经营模式选择 |
| 4.4 本章小结 |
| 5 混业经营模式下金融系统安全分析 |
| 5.1 金融系统安全概念模型 |
| 5.2 金融系统安全影响因素的不确定性分析 |
| 5.3 混业经营模式下金融系统稳定性理论 |
| 5.3.1 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对金融系统稳定性的影响 |
| 5.3.2 金融系统稳定性的混沌动力学分析 |
| 5.3.3 数值模拟与仿真 |
| 5.4 混业经营模式下金融系统安全可靠性优化策略 |
| 5.4.1 金融系统安全优化对象 |
| 5.4.2 金融系统安全可靠性动力学流图及仿真 |
| 5.4.3 金融安全系统可靠性优化策略 |
| 5.5 本章小结 |
| 6 混业经营模式下金融安全指数 |
| 6.1 混业经营模式下中国金融安全指数评价 |
| 6.2 关键因子及评分标准 |
| 6.2.1 经济实力与经济运行 |
| 6.2.2 治理能力与政策有效性 |
| 6.2.3 国际收支与外部影响 |
| 6.2.4 金融运行与金融发展 |
| 6.2.5 金融稳健性与控制力 |
| 6.3 结果与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对策建议 |
| 7.1 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7.2.1 法制环境建设方面 |
| 7.2.2 行业综合性监管体制建立方面 |
| 7.3 论文存在的不足与进一步研究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9）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研究（1840-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本文的创新研究 |
| 第二节 研究对象及范畴界定 |
| 一、研究对象界定 |
| 二、时空范畴界定 |
| 三、相关概念解释 |
| 第三节 相关文献综述 |
| 一、中国近代建筑史的研究 |
| 二、南京近代建筑史的研究 |
| 三、近代教育建筑的研究 |
| 四、涉及到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研究 |
| 五、研究现状的不足以及待发展之处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方法与论文结构 |
| 一、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二、研究框架与结构 |
| 第二章 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产生背景与发展概略 |
| 第一节 序幕：1840年以前中国境内的教会学校 |
| 第二节 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产生背景 |
| 一、晚清时期清政府的教育变革 |
| 二、晚清时期南京的教育变革 |
| 三、晚清时期南京城市的近代化转型 |
| 第三节 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发展概略及现状 |
| 一、南京近代教育建筑发展分期 |
| 二、南京近代教育建筑分类 |
| 三、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空间分布 |
| 四、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特征 |
| 五、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现状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1840—1911年的南京近代教育建筑 |
| 第一节 晚清南京的社会背景和学堂建设的关联因素 |
| 一、晚清南京的社会背景 |
| 二、清政府的教育变革促成新式学堂的开办 |
| 三、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教会学堂的出现 |
| 四、西方建筑文化的传入 |
| 五、主导学堂建设者：清政府官员、西方教会 |
| 第二节 划时代的变革——本土新式学堂的创办 |
| 一、新式教育目标下的学校建设需求 |
| 二、清政府制订新式学制引导学堂建设 |
| 三、新式学堂的实际建造状况 |
| 四、传统书院的局部改造 |
| 五、洋务学堂的建设 |
| 六、维新学堂的建设 |
| 七、新政学堂的建设 |
| 八、各类新式学堂的建筑技术 |
| 九、典型案例分析：江南水师学堂——本土新式学堂的起步 |
| 第三节 中国主权之外的“文化飞地”——西方教会创办的学堂 |
| 一、西方教会传教策略的转变：从“布道”到“办学” |
| 二、西方教会移植西方学校的建设模式 |
| 三、教会学堂的实际建造状况 |
| 四、初、中等教会学堂的建设 |
| 五、高等教会学堂的创立 |
| 六、教会学堂的建筑技术 |
| 七、典型案例分析：汇文书院——晚清时期南京规模最大的教会学堂 |
| 第四节 晚清南京的本土学堂与教会学堂对比研究 |
| 一、学堂数量比较 |
| 二、学堂建设比较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1911—1937年的南京近代教育建筑 |
| 第一节 南京的社会状况和学校建设的关联因素 |
| 一、南京的社会状况 |
| 二、教育业的改革与发展 |
| 三、建筑业的发展与兴盛 |
| 四、学校建设的新生力量：专业建筑师参与校园建设 |
| 第二节 本土学校的发展与兴盛 |
| 一、民国教育目标下的学校建设需求 |
| 二、政府推行的学制及学校建设规则 |
| 三、各类学校的实际建造状况 |
| 四、初、中等学校的建设 |
| 五、高等学校的建设 |
| 六、军事学校的建设 |
| 七、各类学校的建筑技术 |
| 八、典型案例分析：从“三江师范学堂”到“国立中央大学”——国立大学近代化历程的典范 |
| 第三节 教会学校的扩张与发展 |
| 一、西方教会的办学重心转向高等教育 |
| 二、教会学校建设理念的发展流变：中西合璧成为主流 |
| 三、教会学校的实际建造状况 |
| 四、初、中等教会学校的建设 |
| 五、高等教会学校的建设 |
| 六、教会学校的建筑技术 |
| 七、典例案例分析：金陵大学——开启中西合璧之先河 |
| 八、典例案例分析：金陵女子大学——中国古典建筑复兴之作 |
| 第四节 本土学校与教会学校对比研究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1937—1945年的南京近代教育建筑 |
| 第一节 南京的社会状况与学校状况 |
| 一、南京沦陷前大量学校停办和内迁 |
| 二、日占时期南京的社会状况 |
| 三、日占时期南京的学校状况 |
| 第二节 日占时期南京推行的办学策略和学校建设规则 |
| 一、南京推行的办学策略 |
| 二、教育制度对学校建设的管控 |
| 三、城市规划与建设规则对学校建设的管控 |
| 四、教育制度和建设规则的实施状况 |
| 第三节 日占时期各类学校的建造实况 |
| 一、学校营建特征与空间分布 |
| 二、中国人开办的初、中等学校 |
| 三、中国人开办的高等学校 |
| 四、中国人开办的军事学校 |
| 五、西方教会开办的临时补习班和少量初、中等学校 |
| 六、日本人开办的少量初、中等学校和军事学校 |
| 七、典型案例分析：日占时期的南京市立第一中学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1945—1949年的南京近代教育建筑 |
| 第一节 抗战后南京的社会状况与学校状况 |
| 一、抗战后南京的社会状况 |
| 二、国民政府接收改组日治时期的学校 |
| 三、内迁学校的复校与整顿 |
| 四、新中国对南京学校的接管与改造 |
| 第二节 本土学校原校舍的修缮与新一轮建设 |
| 一、抗战后的学校建设需求 |
| 二、国民政府对教育制度及建设规则的修订 |
| 三、抗战后本土学校的实际建造状况 |
| 四、初、中等学校的校舍修缮与校园更新 |
| 五、高等学校的校舍修缮与校园更新 |
| 六、军事学校的校舍修缮与校园更新 |
| 七、各类学校的建筑技术 |
| 八、典型案例分析：国立中央大学校分部丁家桥校区的建设 |
| 第三节 教会学校的校舍修缮与添建 |
| 一、二战后西方教会从复兴—应变—撤退的办学历程 |
| 二、教会学校的复校与整顿 |
| 三、初、中等教会学校的修缮与添建 |
| 四、高等教会学校的修缮 |
| 第四节 本土学校与教会学校对比研究 |
| 一、学校数量比较 |
| 二、校园建设特征比较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历史成因探讨 |
| 第一节 内在变革：社会意识形态对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影响 |
| 一、社会意识形态影响下的教育目标更迭对应的教育建筑变迁 |
| 二、国家制度法规对教育建筑的引导与管控 |
| 第二节 外来影响：中西文化交流对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影响 |
| 一、中西教育建筑的发展历史比较 |
| 二、中西教育建筑在南京的交汇 |
| 三、中西文化“从碰撞到交融”的过程所对应的校园形态 |
| 四、中西文化交流推动了南京教育建筑的近代化进程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结论 |
| 一、中国近代动荡的社会背景使南京近代教育建筑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
| 二、南京近代教育和城市规划的发展使南京近代学校的空间分布由集中式向均衡式转变,由城墙内向城墙外扩张 |
| 三、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发展受制于教育业和建筑业的双重影响,近代教育理念决定了近代教育建筑的空间形制 |
| 三、近代建筑技术的发展是近代教育建筑得以建造实施的基础与前提 |
| 第二节 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南京市公布的近代教育建筑遗产名录 |
| 附录二：南京市现存的近代教育建筑调查表 |
| 附录三：1840—1949年的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统计表 |
| 附录四：与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相关的学制和建设规则 |
| 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10）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研究（1877—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概念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方法与基本框架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历史基础与驱动因素 |
| 第一节 历史地理概况 |
| 一、社会历史概况 |
| 二、地理资源概况 |
| 三、商品经济概况 |
| 第二节 前近代皖南手工业概况 |
| 一、制茶业 |
| 二、纺织业 |
| 三、文房四宝业 |
| 四、其他行业 |
| 第三节 驱动因素 |
| 一、人地矛盾与生存压力 |
| 二、地方政府的提倡 |
| 小结 |
| 第二章 技术转型 |
| 第一节 技术的科学化 |
| 一、手工业文本的增长 |
| 二、制茶业生产技术的科学化趋势 |
| 三、纺织业生产技术的科学化趋势 |
| 四、文房四宝业生产技术的科学化趋势 |
| 第二节 技术传承方式的转变 |
| 一、传统学徒制概况 |
| 二、实业教育 |
| 三、职业教育 |
| 四、私立静仁职业学校个案研究 |
| 第三节 生产设备的革新 |
| 一、传统生产工具的改良 |
| 二、新式动力设备的引进 |
| 三、向机器生产的转化 |
| 小结 |
| 第三章 组织形式的近代化 |
| 第一节 生产组织形式的多元化 |
| 一、家庭手工业 |
| 二、作坊、工场手工业 |
| 三、合作制手工业——以祁门茶叶合作社为中心 |
| 第二节 行业组织的演变 |
| 一、行会 |
| 二、同业公会 |
| 三、工会 |
| 小结 |
| 第四章 结构变革 |
| 第一节 机器工业冲击下逐渐衰落的行业 |
| 一、纺纱业 |
| 二、染料业 |
| 三、炼钢业 |
| 四、制丝业 |
| 第二节 被侵占部分市场而继续发展的行业 |
| 一、织布业 |
| 二、榨油业 |
| 三、造纸业 |
| 四、制烟业 |
| 第三节 未受到机器工业冲击而徘徊于固有轨道的行业 |
| 一、概况 |
| 二、铁、铜、锡器制造业 |
| 三、竹木加工业 |
| 四、砖瓦业 |
| 五、陶瓷业 |
| 第四节 勉力维持的传统特色行业 |
| 一、徽墨业 |
| 二、宣纸业 |
| 三、舒簟业 |
| 四、罗经业 |
| 第五节 国际市场影响下的出口型手工业——以祁红为对象的考察 |
| 第六节 新兴手工业 |
| 一、针织业 |
| 二、铅石印刷业 |
| 三、皂烛业 |
| 四、火柴业 |
| 五、化妆品业 |
| 小结 |
| 第五章 近代转型的特征 |
| 第一节 转型的迟缓——基于皖南与苏南的比较 |
| 一、差距之比较分析 |
| 二、原因之比较分析 |
| 第二节 近代转型的不平衡 |
| 一、地域的不平衡 |
| 二、行业的不平衡 |
| 三、生产者身份主体化与技术边缘化 |
| 四、外贸优势与内销不足 |
| 小结 |
| 第六章 有限突破与多重障碍 |
| 第一节 手工业功能的拓展 |
| 一、后向联系农业 |
| 二、满足多元消费 |
| 第二节 多重障碍 |
| 一、天灾人祸 |
| 二、多方盘剥 |
| 三、观念制约 |
| 四、教育不振 |
| 小结 |
| 余论 |
| 一、手工业近代转型的最大瓶颈 |
| 二、近代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
| 三、近代手工业的发展前景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 附录 |
| 后记 |
四、德国银行体系概览（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小学校长办学自主权比较研究[D]. 陈慧.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8)
- [2]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D]. 吕慧娜.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3]货币统计视角下绿色金融核算问题研究[J]. 彭刚,聂富强,万兴淼. 金融教育研究, 2020(03)
- [4]经济虚拟化与实体经济发展 ——影响机理、统计测度和实证研究[D]. 石凯.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5]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培训研究[D]. 胡兵.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6]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应对实证研究 ——基于外交文档的文本分析[D]. 张丽.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7]“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D]. 张家豪.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2)
- [8]混业经营模式下中国金融安全问题研究[D]. 崔毅. 北京交通大学, 2019(12)
- [9]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研究（1840-1949）[D]. 王荷池. 东南大学, 2018(01)
- [10]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研究（1877—1937）[D]. 陈艳君. 苏州大学, 201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