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与火的传说

一、诸葛亮和火的传说（论文文献综述）

黄小菊^[1]（2021）在《版本视域下《三国志演义》经典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小说在中国古代历来被视为“小道”,由小说走向经典经历了艰难的过程。明中后期随着思想文化的重大变革,反程朱理学的泰州学派、王阳明心学以及李贽童心说在文化领域掀起一股改革的风潮,小说和戏曲在此风潮的影响下得到蓬勃的发展。文人对小说戏曲开始改观,不再视为“史之余”而是作为独立的文类。《三国志演义》借《三国志》之名进入文人的视野,罗贯中的文人化改编使其天然的具有精英阶层的烙印,而文人以通俗历史看待《三国志演义》,将其视为普及历史教化民众的通俗读物,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等“演义”系统诸本增加其历史性,而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朱鼎臣刊本在射利的目的下降低阅读的难度,降低发行的成本使得《三国志演义》不再局限于精英文人而是对文化水平低下的普通识字民众也敞开了阅读大门,极大了推动了《三国志演义》的传播。直到李贽打破文人对小说的成见,叶昼模仿李贽批评《水浒传》评点《三国志演义》,真正的跳出历史,将其当作一部文学作品进行评点,刊刻者也改变传统按卷编排的形式,将二百四十段的《三国志演义》合并为一百二十回,虽然此时的回目还不对偶,不甚精美,两段也只是简单的合并,并没有完全融合,但是按回编目的形制标志着对《三国志演义》文体定位的改变,对《三国志演义》的经典地位的确立有重要的作用。其后毛宗岗父子学习金圣叹评改《水浒传》对《三国志演义》进行了大范围的删改,使得《三国志演义》的语言风格得到统一、人物形象更加典型和思想主旨得到升华,成为了真正的经典文本,取代了之前流传的所有刊本,成为主流文本。本文主要探讨《三国志演义》版本演义过程中不同阶段,不同版本体系所呈现了不同发展趋势,及其原因和特色。认为《三国志演义》版本演化经历了文人化、历史化、通俗化和学术化的过程,这些过程对《三国志演义》经典化文本的确立共同起着推动作用。以书坊主为主要发行者和整理者的《三国志演义》天然的具有商品属性和文学属性,不同的书坊因为面向读者不同侧重也不同,江南刊本在兼顾商品属性时注重其文学性与历史性,因此呈现出文人化、历史化的发展趋势,使得《三国志演义》成为通俗历史读物,提高了它在文人心中的地位。建阳刊本以低廉的价格与江南刊本形成竞争优势,又通过增加图像的形式降低阅读门槛,插入大众耳熟能详的三国人物英雄故事吸引普通民众的兴趣,对《三国志演义》的广泛传播起到推动作用,使得《三国志演义》不再仅限于精英阶层阅读,而是取代《三国志平话》等民间戏曲成为普通大众了解三国历史人物故事的主要渠道。随着明末清初小说评点的兴起,文人对《三国志演义》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由早期视为通俗历史读本到注意演义与历史的区别,不再将《三国志演义》当作“史之余”和教化民众的工具,而是开始重视历史演义本身的文学价值。对历史演义文体全新认识是《三国志演义》摆脱历史的束缚,回归小说评论语境的关键,为《三国志演义》经典化作了理论准备。毛评本《三国志演义》总结了文人化、历史化、通俗化、学术化的经验,形成了雅俗共赏的文体风格,同时对“拥刘反曹”主题思想和强化,使得《三国志演义》与传统儒家观念和统治阶层的利益相符合,被上下阶层共同接受。《三国志演义》版本在经济和思想文化共同作用下不断演化,最终形成了经典文本毛评本,经典文本的确立为进一步扩大《三国志演义》的影响奠定了条件,是《三国志演义》经典地位确立的基础。

陈曦^[2]（2020）在《《三国志演义》与《三国志平话》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元至治年间刊行的《三国志平话》和元末明初罗贯中所着《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下简称为《三国志演义》）为三国题材演化史中最为完整亦是最为成功的两部杰出的文艺作品。前者是后者成书的关键环节,由于创作者和接受者的不同,两部作品在人物塑造、情节设置、文化内涵、美学风格等方面均有较大差异,值得全面细致地进行比较研究。本论文将在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这两部作品进行整体全面、深入细致地比较研究,同时,重新审视和评价《三国志平话》,对《三国志演义》也会有新的进一步地认识。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探讨三国故事渊源与分合流变。三国故事的总源头乃是汉末、三国时期的社会生活。其中特殊人物及重大事件被陈寿遴选入《三国志》,成为正史。后经裴松之补注,又大篇幅扩充,最后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整合,融裴注入正文,遂成为完整的公认的正史文本。其中,未入史传者,有的经过人们的口耳相传,遂成为了大众传说。此乃同源分流为史传与传说两大层面。在此过程中,裴注补入内容中已有大众传说的三国故事,此乃两个层面的第一次交流。《三国志》等正史成书后,其中的某些内容又被喜好三国故事的知史者作为结构框架,通过其想象、生发、演绎为新的三国故事。此乃两个层面的第二次交流。经过魏晋至宋元的漫长历史过程,文人创作与大众传说的三国故事源远流长,日渐丰富发展,至《三国志平话》的产生,成为大众传说三国故事的集大成者,也是以大众传说为主的两个层面的合流杰作。至《三国志演义》的横空出世,又回归史传,成为以史实为主兼收传说的更高层次的集大成的伟大作品。此乃两个层次的又一次螺旋式上升的交流与合流。第二章,故事情节溯源与异同比较。首先追溯了《三国志平话》的故事情节与《三国志》、裴注的源流关系,并列表加以细致地梳理,比较二者故事情节的前后继承关系,同时比较其许多着名故事的情节设计差异。接着又比较论述了《三国志平话》与史传的不同特征。最后,又以六大着名三国故事为例,个别中见一般地比较了《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演义》在情节建构层面的同中之异。第三章,人物形象之比较。本章以蜀汉集团的刘、关、张、诸葛亮形象与曹魏集团的主角曹操形象、孙吴集团的主角周瑜形象为例证,管中窥豹,比较《三国志平话》和《三国志演义》在人物形象方面的异同。此前,学界对二者人物形象的比较研究,多立足于《三国志演义》,将其吸纳《三国志平话》中有关人物的内容拿来进行比较,绝大多数观点是褒扬《三国志演义》中的人物形象更加鲜明丰满,而贬低《三国志平话》中的人物形象为简单粗陋。笔者则试图从另一个角度出发,进一步研究两部作品中均有的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的同中之异,同时,也将其相关内容与《三国志》加以比较,重新评价相同人物形象在不同文本中的思想性格特征及艺术得失,以期对《三国志平话》中的重要人物形象做出新的合理的评价。第四章,比较论述了《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演义》文化意蕴的异同。从民与国关系的层面论之,二者都在弘扬爱国爱民思想。其同中之异在于:《三国志平话》是“爱民第一”,即把爱民置于安国及一切社会内容的前面;《三国志演义》则是报国第一,安民第二。从作品开头管窥二者的文化意蕴:《三国志平话》是以因果报应开篇,表达了一种批判暴君、赞扬明君、惩恶扬善的道德理想;《三国志演义》是以“天人感应”思想为主导,以天意来警戒人世开头,引出黄巾起义,追溯乱世缘由;毛本则是以历史循环论起始,用以解释社会分与合的现象与规律。从作品结尾探讨作品的文化意蕴:《三国志平话》改变了史实,以刘渊兴汉作结,表达了一种复仇的快感与变相兴复汉室的理想愿望;《三国志演义》则遵循史实,通过司马氏一统天下,寄寓了向往统一、君明臣良的理想愿望。第五章,比较论述《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演义》的美学特征。从美学色彩论之,《三国志平话》以喜剧美为主,是喜中有悲;《三国志演义》是悲剧美为主,悲中有喜。二者都追求以奇为美,其同中之异在于:《三国志演义》是奇中寓真,在情节奇特美的追求中又以真实性与合理性约束之;《三国志平话》是奇上加奇,追求超人之美,神化之美,求奇不已,在奇美中获得快感。从美的性质来说,《三国志平话》占主导地位的是朴质之美,但粗中有细,俗中有雅;《三国志演义》占主导地位的是文雅之美;但亦细中有粗,雅中寓俗。

李红^[3]（2020）在《中国传统说话视域下的元刊平话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传统说话艺术可溯之源长,具有悠久的历史。先秦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已经出现说故事的因素,先秦瞽曚俳优说唱孕育了最早的说话艺术。到了后代,隋代侯白“能说一个好话”,唐代宫廷与民间都有频繁的说话活动。宋代是中国传统说话繁荣发展时期,不仅出现专门的“说话四家”,还有勾栏瓦舍这样的专门演出场所供说话艺术活动。说话艺人组织了专门的行会、书会,挂牌演出,盛极一时。宋代说话艺术的高度繁荣发展到元代实现了从口头到书面的飞跃。本文研究课题是中国传统说话视域下的元刊平话研究,元刊平话刊行于元代,它既是元代通俗小说的代表,有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又是中国传统说话艺术高度繁荣的表现,课题本身显现着文学与文艺双重价值。本文将元刊平话置于传统说话视域下,这是一个新的研究视角,笔者希望能够在这样一个新视角下,通过努力做出一点点新意,能够在前辈学者研究基础上对元刊平话有更深入的认识。本文谈及的元刊平话主要指元刊《全相平话五种》,不涉及其它。元刊《全相平话五种》指的是元代建安虞氏书商在元至治年间刊刻发行的讲史平话,是五种平话的合称,包括:《新刊全相平话武王伐纣书》《新刊全相平话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新刊全相平话前汉书续集》《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新刊全相秦并六国平话》。这些平话作品每一种都分上中下三卷,除封面插图外,正文每页上面三分之一篇幅为图像,下面三分之二为文字,这种以图像和文字并出为形式的讲史平话,称之为“全相平话”。论文共六章内容,叙述过程中均采用元刊平话作品简称,分别从平话概念的界定;传统说话到元刊平话成书;元刊平话叙事相关问题;元刊平话外在表现形式;元刊平话内在审美特点;元刊平话对后世影响这六个方面展开论述。论文第一章是平话概念的界定。平话一词最早作为方言出现,是广西方言的一种,有其产生的特定历史背景,是历史上人口流动与当地语言融合而成的一种方言形式。福建闽东地区也有被称为平话的方言,从语言学角度来看作为方言的平话与元代刊行的平话文本似乎并无关系,实际上两者存在一定联系。平话一词不同于话本,不同于词话、诗话等同时代其他说唱文本。“平话”与“评话”一度混称,实则是不同概念,论文通过对比分析指出元刊平话是元代刊印的用当时流行的白话写成的通俗文学作品,是传统说话繁荣发展从口头到书面的重要体现。论文第二章论述从传统说话到元刊平话成书。传统说话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击鼓说唱俑的出土成为传统说话艺术发展史上的重要实物资料。传统说话在两宋呈现繁荣局面,出现专门说话家数,两宋说话繁荣发展直接促进了元刊平话成书。元刊平话在元代特有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模仿说话人套语、表演方式、临场敷演等特点,同时依傍史书,借鉴民间传说及同时代元杂剧逐渐成书。论文第三章论述元刊平话叙事相关问题。元刊平话作为元代通俗小说代表,在叙事内容、叙事结构、叙事话语上都具有鲜明特征。元刊平话采用顺序联结性的线性叙事结构,围绕主要人物串联故事情节,在历史全知叙事视角下,从大时空叙事开始,长于预叙,以说话人的口吻体现叙述者声音,其间多穿插诗词韵语赋文,呈现诗性叙事话语特征。元刊平话不以儒家正统思想为标准,从普通大众审美需求出发,体现民间宗教思想,抒写平民英雄,具有浓郁的民间文学色彩。论文第四章论述元刊平话外在表现形式。元刊平话采用“全相”模式,图文并茂,语言通俗,文字简化,与市民阶层白话无异,这种浅俗直观的形式会拥有更多读者,使普通大众的阅读过程轻松愉快,对普通读者具有很强吸引力。平话作品行间距较密,没有标点符号断句,阅读起来难免不便,阴文刻印给读者十分醒目的感觉,让读者一眼就能看到阴文提示的内容或者页码,极大方便了读者阅读。论文第五章论述元刊平话内在审美特点。元刊平话继承传统说话口头表演流畅、自然、朴实、生动、善于敷演等特点,虚构故事,带有鲜活可爱的民间气息,呈现出虚实相生、亦奇亦俗、浅显直率的审美特点。元刊平话基本依据史实,在实的基础上又多敷演虚构;善于造奇,满足普通读者猎奇心理,追求人物描写的俚俗之气;平话去繁就简突出主线,粗线条讲述故事,洒脱豪迈,直率地表达作者对人物的评价,反映民众心声,通俗易懂,保有通俗小说草创时期的最初形态。论文第六章论述元刊平话对后世影响。元刊平话是传统说话艺术及通俗文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发挥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具有文学与文艺双重价值。元刊平话上承传统说话,不仅促进后世“评话”、“评书”艺术的再兴,更对明代章回体小说产生重要影响。元刊平话作品为章回体小说在故事内容和整体框架上提供了前提准备,章回体小说继承了元刊平话诸多特点,同时也进行了较大改造,《三国演义》与《封神演义》是成功改造的代表。通过《三国志平话》与《三国演义》,《武王伐纣平话》与《封神演义》比较分析,可以得出结论,章回体小说直承元刊平话而来,正是有了元刊平话作品前期创作的探索与实践,才有了后来章回体小说的巨大成功。总的来说,元刊平话承继中国传统说话艺术而来,是传统说话口头讲史到书面讲史的飞跃,这个飞跃完成的标志就是平话。元人用笔将口头讲史故事记录下来,并开创性地编成小说予以刊行,使中国通俗小说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元刊平话代表着中国通俗小说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证的繁荣时期,在中国传统说话发展视域下审视元刊平话,不仅可以厘清传统说话发展脉络,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处在开创时期的元刊平话,其成书过程、表现形式、审美特点等对后代章回体小说的重要影响,元刊平话直接促进了后世章回体小说的出现与全面繁荣。

郭文瑞^[4]（2020）在《《闲中咏古咏史》校注》文中研究说明杨叔珨,为阮朝中后期文人,史书无传,亦未见有族谱、家谱、作家年谱或传记传世,几种越南文学史中亦未提及,遑论研究。其生平主要履历及着述,经翻检《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参照其咏史诗集两种不同版本序言与三篇碑文的落款及《大南实录正编第五纪》卷四建福元年闰五月条下相关记载,大致可以确定:乂安省琼0)县琼堆社人,建福元年同进士第一名出身,曾任翰林院编修充国史馆承佐、乂安省督学,成泰十一年以鸿胪寺卿致仕归乡,在教授生徒之闲,仿效乡贤前黎进士范阮攸、本朝探花阮德公及梅庵公主等人咏写中国历代名贤义士、奸臣佞人、贤妃烈女及悍妇妖姬,于成泰十四年结集,二卷,有杨叔珨自序。杨叔珨咏史诗集,现存两个版本。其一,《闲中咏古咏史》影抄本,二卷,有杨叔珨自序。收录在一九七一年越南特责文化国务卿府译述委员会出版的《古文丛书》中,《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并未载录,无馆藏编号。其二,《咏史》合集抄本,有杨叔珨自序。现收藏于越南汉喃研究院图书馆,馆藏号为VHv.1785。两种版本,收录除杨叔珨咏史诗歌外,还附录有三位前贤范阮攸、阮德达、梅庵公主数量不等与杨叔珨同题或近题咏史诗歌。两种版本附录三位前贤的诗作数量与咏题几乎相同（前者仅比者少一首《马援》诗）,前者共收录三位前贤诗歌三百八十二首,后者收录三位前贤诗歌三百八十一首;但在收录杨叔珨咏史诗作数量、咏题、杨诗与前贤附录的次序、诗歌题注等方面存在一些差别。《闲中咏古咏史》共收录诗歌七百九十首,其中杨叔珨诗歌四百零八首,后者共收录八百三十二首,其中杨叔珨诗歌四百四十二首;后者比前者多出十七题三十四首诗。前者每页纸分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附录三位前贤诗作,下半部分收录杨叔珨同题或近题诗作;后者,则先录杨叔珨诗,三位前贤诗作列在杨叔珨同题或近题诗之后。两者版本的诗歌题注也存在文字差异。杨叔珨的咏史诗集,不仅数量众多,题咏中国历史人物众多,时间跨度大,从中可见越南古代文人对中国史籍的熟悉程度,展现了越南文人对中国古代历史的某些看法,同时折射出阮朝末年文人心态历程,因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此外,杨叔珨的咏史诗,还因多用数量词,喜用比较,擅长化用、语含双关与语带讽刺等特征,因而展现出较高的咏史诗艺术技巧,形成了浅俗、晓畅、平淡、质朴的艺术风格,因此具有具有较强的文学色彩。本文在广泛搜集杨叔珨及附录诗人不同别集版本及相关文献基础上,仔细校勘比对注疏,力图完成一部较为完备的杨叔珨咏史诗集校注本子,以期为今后越南汉文咏史诗的研究贡献出自己的微薄之力。

刘美玲^[5]（2020）在《三峡库区三国人物信仰习俗研究》文中认为区域信仰习俗的研究,是中国民间信仰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峡库区的三国人物信仰习俗是三峡文化研究的重要方面,对三峡库区民俗文化建设和文化产业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以位于三峡库区腹地具有三国人物信仰习俗的云阳县、九龙坡区走马镇、奉节县、宜昌等地为田野点。运用田野调查、文献研究等方法收集三国人物传说故事,从民俗学、人类学的视角分析三国人物信仰习俗的表现形式。三峡库区三国人物信仰习俗主要通过与其相关的传说、庙宇、祭祀活动、仪式仪规等形式存在于民众的生活中。受三国历史事件、传说故事等的影响,民众将三国人物神化,认为他们是“有求必应”的神。三国人物信仰习俗在民众日常生活中起着维系社会稳定、满足民众内心需求、教导民众行为方式的作用,是三峡旅游、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资源。信仰民俗在发展中难免带有一些消极因素,但其发展的合理性仍值得肯定,因此,要正确看待信仰民俗及其活动。不管是将它作为文化资源还是旅游资源,在开发利用时都应正确引导,科学合理规划,确保文化的多样。要将三峡库区的自然与文化资源相结合,充分挖掘其内涵,开发其价值,推动民间信仰及相关产业的发展。

左攀^[6]（2019）在《真武信仰的渊源与流变研究》文中认为真武大帝（又称玄天上帝、无量祖师、披发祖师、北帝、玄帝、祖师爷、上帝公等）是唐宋以后兴起的的具有长远影响力的道教神只。他源自上古四象中的北方玄武,玄武最初是神龟,汉代以后逐步演变成龟蛇合体的形象。在世俗社会,玄武是天空星象和地上建筑的北方意象,许多景观名胜都以“玄武”命名。道教也将包括玄武在内的四象纳入自己的神灵体系,充当天界神仙、人间羽士以及冥界死者的守护者。从先秦到唐代,玄武虽有神性,但神格地位始终不高,与其说是“神灵”,不如说是“神兽”。出于对北极和北斗的好奇与想象,华夏先民认为北方星空具有神奇的力量,加之北方属水,水生万物,道教逐渐形成一以贯之的北方崇拜,创造出太一、天皇大帝、紫微大帝等代表北极和北斗的北方神灵。这些神灵地位尊贵,神通广大。经过六朝时期的积累和整合,在唐代形成一个以北方神灵为崇拜对象的北帝派。这个道派塑造了多个北帝,将北方崇拜推向高潮。大约五代时期,川蜀地区的北帝派道士以北帝派经典为蓝本创作真武专属道经,让北方玄武从四象中脱颖而出,成为以斩妖伏魔为己任的人格化北方大神将。为了证明赵宋王朝受命于天的皇权合法性,宋真宗开展了一系列造神运动,面对来自北方契丹的威胁,作为北方守护者的玄武引起了他的注意。恰好天禧二年（1018年）京师军营出现醴泉祥瑞,宋真宗抓住机会,修建祥源观,加封真武为“真武灵应真君”,让真武神格得到跨越式提升。真宗去世以后,他的子孙继续围绕“灵应”基调建构真武神格,收集整理灵验故事,编纂《真武启圣记》等经典,将真武塑造成赵宋王朝的护国之神、降妖伏魔的北方战神、祈雨禳火的水火之神、赐福禳灾的治世福神。徽宗、钦宗、宁宗、理宗不断加封真武,利用国家力量为真武修造宫观,使真武成为家喻户晓且具有灵验特征的道教尊神。大约在宋仁宗时期,道门羽士将同属北方神灵的天蓬、天猷、黑煞、真武组合成北极四圣。四圣是北极紫微大帝麾下神将,以斩妖伏魔为主要神职,同时具有治疗疾病、祈雨祈晴等功能。四圣是天心、神霄、东华、清微等雷法道派经常召请的对象,也是护佑赵宋王朝的神将,对两宋之际的皇权更迭产生了重要影响。宋高宗之母韦太后为答谢神恩,在西湖孤山建四圣延祥观,使四圣信仰显赫一时。宋朝灭亡以后,其他三圣逐渐默默无闻,天蓬甚至被丑化成猪八戒,但真武信仰反而逆势崛起,长盛不衰,究其原因,一是因为真武是北极四圣中的北方玄天上帝,北中之北的叠加效应更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二是因为真武得到皇家的多次册封,在四圣观之外另有专祀;最重要的是真武灵应之名遍天下,在民间拥有长远的影响力。早期武当山佛道并存,它既是佛教法华宗、禅宗的活动基地,也是道教丹鼎派和隐修者梦寐以求的仙山。宋徽宗宣和年间,紫霄宫落成,这可能是武当山第一座供奉真武的道观。从此以后,关于真武在武当山修道、飞升的传说逐渐生成,元代武当清微派形成,武当教团的本山意识觉醒,刘道明等高道考诸古籍,采访耆老,编纂《武当福地总真集》《武当纪胜集》《玄天上帝启圣录》等道经,将真武传说一一落实到武当山的七十二峰、三十六岩,二十四涧之中。元代道士、明代皇室根据真武传说大修宫观,神话传说和神圣空间紧密结合,原本虚无缥缈的真武修道传说因为落实到具体地域而变得更加真实可信,武当山也因为真武信仰的附会而声名鹊起。明清时期,全国各地出现多处以小武当、赛武当、东、西、南、北、中武当命名的道教名山,见证了真武信仰的兴起和武当文化的传播。真武大帝的出生和修道故事,明显受到释迦摩尼传记的启发。真武被附会成无量寿佛的化身,许多寺庙也供奉真武。真武是道教重要的劝孝之神,历史上曾经出现多部以真武为主神的劝善经典,力图以真武信仰监督儒家纲常伦理的落实和执行。真武信仰反映了唐宋以来三教合一的历史趋势。即使在真武专属经典中,玄天上帝的神阶地位也不是太高,他只是玉皇、紫微手下的神将而已。然而其影响力并不亚于三清四御。真武信仰之所以长盛不衰,除了宋元明三代皇室的支持,更重要的是他神格多样,能够满足不同阶层、职业的信仰需求;他以“灵应真君”为名,灵应故事广为流传,顺应了人们希望通过宗教解决实际问题的功利心理。他有武当山作为具象化的神圣空间,使传说故事更显真实,吸引无数善男信女朝山进香,让真武信仰随着信众的足迹广为流传。真武是唐宋以后道教新兴神灵的代表,反映了道教神仙信仰的转型和发展趋势。

董晓霞^[7]（2019）在《滇缅抗战与“边地中国”形象建构》文中指出从“现代文学”如何建构和想象“现代中国”这一思考维度出发,探讨在滇缅抗战的特定历史情境中,传统中国的边缘地带如何在“现代文学”中融入了“现代中国”的同一进程。在“现代中国”的国家感情中,对抗战建国有自豪、兴奋之一面的在滇缅抗战中比较明显。围绕旅行、考察者,云南边地作家以及远征将士、随军记者这三类观看和建构主体的相关书写,我们可以探讨滇缅抗战之中的“边地中国”是如何被“现代文学”叙述而同质化为“现代中国”的。第一章是以抗战时期的滇缅、滇越边地旅行记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如何体现了地理现代性和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在战时的融合。这些以纪实、致用为目标的游记不是流于印象的闲情逸致式的写作,不再是传统游记只记录山水风物的写法。在特定的地域空间,旅行、考察者以战时语境所促成的知识、话语来观看已处于国际战局前线的云南边地,把之前作为想象的“图像符号”式的边地构建成了自己实地体验后的真实世界。我们可以借此思考时人在抗战中是怎么来看边地山河的,具有空间流动性的铁路、公路旅行的风景叙事与民族国家认同的关系是怎样展开的;他们带着去发现丰富之处的认识装置看边地人事时,是如何把边地民族塑造成抗战中的同胞的,边境城市在他们的笔下又呈现出何种风貌;将滇缅、滇越边地纳入现代中国的同一性后,去思考边地在抗战中之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意义的同时,也会发现边地所存在的问题。旅行、考察者是从内地、中央进入边地,以“外边”人的视角主动认识云南这边。那原本生活在这些边缘地带的本土作者如何回应时代,书写和思考自己栖身其中的边地与现代民族国家关系的问题,就是第二章所要讨论的,这与第一章构成了观看、书写边地的内外视角。作为“文化持有者”,云南边地作家把抗战当作是提高边地重要性以及加强边地民族国家认同的重要因素,以充满强烈地方色彩的创作把战争对边地的影响“介绍”给人们。他们贴近实情,拨开边地民族被异化的模糊面纱,发掘滇缅边地的历史隐痛,思考边地与国家的关系。笔者选择集中书写滇缅抗战中不同地域的代表性作家,在凸显“地方性”的视野中来探讨边地作家的国家观念。第三章以远征将士和随军记者所建构的“烽火边地”形象,探讨现代民族国家与战争暴力的问题。从出征到前线战场,从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后的撤退到第二次反攻胜利后的凯旋,将士们和随军记者在往返征战中,把滇缅战场上的亲历见闻一一写下。这些诞生于战地,来自前线参战或是观战的作品,带有最真切的生命体验和对战争最为直观的表达。叙述者为战士,既在感同身受中来呈现抗战中的同袍、同胞所承担的共同命运,又有作为保家卫国的士兵的特殊使命感,所以在他们笔下呈现出了烽火硝烟中的边地真实且复杂的处境。出征的兴奋、撤退的忧患以及凯旋的自豪,都会给予滇缅边地不同的观看角度,我们也因此可以思考他们作为保卫者是如何看待战争以及怎样认识边地的。在“边地中国”形象的建构中,三类观看主体对滇缅公路、中印公路和野人山的书写是比较独特的。作为在抗战中诞生的现代交通,滇缅公路与中印公路不仅把云南边地与中国腹地联结成了亲密的整体,而且也成为了边地进入世界秩序的通道。围绕滇缅公路的相关书写,既在强调这条现代公路会使滇缅边地“向新世纪跃进”,也在赞颂着公路的凝聚力,因为它使原本地图上“孤立的地方”变得彼此熟悉起来。对中印公路的书写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一是1941年中印公路测勘队队员的记述,是“中央人”对沿线民族的主动认识;一是随军记者和驻印军的书写,为亲历者对现代化工程的颂赞。现代知识分子的实地考察和亲历士兵的生死体验,让野人山成为一个体现人们思考边地与国家,边陲与边界之关系的地方。第四章以此作为个案分析,以地图中延伸至印缅的两条国际公路线和一个与边界点,来思考与其相关的作品所体现出的国家共同感。旅行、考察者,云南边地作家以及远征将士、随军记者所认同的国家是一个兼有天下帝国历史和有限国家形态的现代中国。为了抗战时期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建构,他们把“想象”的对象变成了一个彼此密切关联的感知对象,以亲历亲闻后的创作建立起边地与内地之间共同历史回忆的认同基础和文化认同空间。让我们看到在早已形成的历史文化共同体这个不言而喻的“国家”基础上,滇缅抗战激发了云南边地融入“现代中国”的进程。

张琼洁^[8]（2018）在《当下河北地区民间故事活动价值发生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传统民间故事价值研究停留在总结、概括价值功能类型层面,存在着越过价值发生过程直接呈现静态结果的局限。问题根源在于实践主体（民众）与认识主体（研究者）站位基点的分离与研究者外位性先验视角。因此,本文拟将民众与研究者同视为实践主体与认识主体,将研究视域从“民间故事”移置于“民间故事活动”,从案牍文本转向“民”的生活世界。价值发生研究的立论前提是打破学术先验视界与传统文本语境割裂研究现状。因此,第一章的首要任务就是重新定义民间故事活动,探寻它的存在方式,采取否定之否定的方法,突破传统的类属分类思维,直面现象本身,将人为分离出去的重新融合连续在一起。用存在论和系统论的眼光将其视为一个兼有体验本体、作品本体、解释本体三元一体的承载着各种价值关系形成与关联的“开放的活的”的“场域”结构。将其定义为人们依寓在世界之中讲述/倾听故事的同时,领会其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存在状态与身心融合一致的活动。接下来在这个活动场域中探究价值发生过程、发生机制、发生逻辑以及观念系统。理论研究的生发点来自社会现实。第二章抽取河北地区三个各具特色的村落作为研究对象,从个别村庄扩展到整个地区,从特殊个体到定性整体,在诸多现象中发现一个“抽象的形象”。这个“形象”分别来自于平原地区拥有丰富故事资源和广泛故事家群体的“中国故事第一村”耿村;冀中北部山区政治历史的产物清西陵守陵村之一忠义村;冀西南地区太行山地腹宗族村王硇村。此“形象”一经抽出可以作为“理论模型”,在“内在本性”上更符合“实际存在”,引导和开拓后断研究。接下来的两章分别从纵剖面、横断面寻找一种可以有效描述价值发生过程的方法。“发生”有两层涵义:一指涉外在“现实发生”;一指涉内在“认识发生”。价值发生的过程即二者对应发生的过程。合理方法为对民间故事活动进行多层级描述。第三章从纵剖面角度将价值客体、主体对客体的调整与把握、活动中多维主客体价值关系进行文本价值、本文价值、活动价值三个层级的描述,分别对应内在价值-意义-工具价值的内在逻辑。三者关系逐层上升,前层是后层的条件与基础,后层克服了前层的扁平局限,形成活态的立体多维化透视结构。第四章从横断面角度逐一分析发生的诸种价值类型,将各价值类型进行底层基础性价值和高层复合性价值、功利性价值和非功利性价值的分类。分述每种类型价值的发生根源、发生方式及发生机制。认知价值一节主要探讨认知价值的历史性和具体性:一为传递生活生产经验的知识,一为隐喻的诗性认识,一为朴素的历史认识。娱乐价值一节侧重娱乐价值的生理、心理根源,过度娱乐的异化倾向以及寓教于乐、寓美于乐的发展方向。道德价值一节论述了民间伦理、道德、教育三者之间的关系,在与大传统伦理道德的对比中,显现民间伦理道德的局限性和超越性。宗教价值一节概括了民间宗教系统观的主要特征,对比祭祀活动和故事活动中差异的鬼神世界以及各自发生同步或错位的宗教价值,着重分析故事活动中宗教价值的本质。审美价值一节指出审美“二相”发生机制,民间故事活动中审美价值如何产生,以及活动主体审美经验的层次划分。第五章着力于价值发生规律与原理的研究。首先,总结诸种价值类型在当下不同的衍变方式,在民间故事活动场域中,各价值不能自为发生,需“假道”审美价值得以实现,并且依据主体的独特需求遵循从“工具价值”到“内在价值”的反向实现序列。之后,进入到民众思想观念层面,探究民众思维发生逻辑,从历时诗性思维和共时“仪式思维”两个方面得出民众重价值判断,轻事实认知的思维逻辑。最后,试图在与精英哲学的参照中,揭示出民众自有的一套观念系统,说明二者是在一个逻辑起点上成长起来的两种知识与思想系统。继而开启后续思想观念研究。

王晓乔,李迎春^[9]（2017）在《试论诸葛亮在贵州的影响》文中研究指明诸葛亮南征没有到贵州,而贵州却有很多关于他的遗迹、轶事和传说,且影响深远。本文分析了这一文化现象形成的原因,并指出其主流是对他"和"、"抚"方针的认同,是对他客观上促进南中地区社会发展、民族融合的肯定,表达的是对战乱屠杀的厌恶摒弃。

李照成^[10]（2015）在《论西南各族中的诸葛亮文化现象》文中指出西南各族中有大量关于诸葛亮的传说和遗迹,或在其足迹所至处,或与其在南中的历史活动有所关联,有的则根本与诸葛亮无涉。西南各族中的这种诸葛亮文化现象,毁誉互见,其内涵远远超出了诸葛亮的历史活动,应深入辨析。

二、诸葛亮和火的传说（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诸葛亮和火的传说（论文提纲范文）

（1）版本视域下《三国志演义》经典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三国志演义》与《三国志平话》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传统说话视域下的元刊平话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闲中咏古咏史》校注（论文提纲范文）

（5）三峡库区三国人物信仰习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真武信仰的渊源与流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滇缅抗战与“边地中国”形象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8）当下河北地区民间故事活动价值发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试论诸葛亮在贵州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10）论西南各族中的诸葛亮文化现象（论文提纲范文）

四、诸葛亮和火的传说（论文参考文献）

• [1]版本视域下《三国志演义》经典化研究[D]. 黄小菊.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8)
• [2]《三国志演义》与《三国志平话》比较研究[D]. 陈曦.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4)
• [3]中国传统说话视域下的元刊平话研究[D]. 李红.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4]《闲中咏古咏史》校注[D]. 郭文瑞. 广西民族大学, 2020(04)
• [5]三峡库区三国人物信仰习俗研究[D]. 刘美玲. 重庆三峡学院, 2020(11)
• [6]真武信仰的渊源与流变研究[D]. 左攀. 兰州大学, 2019(02)
• [7]滇缅抗战与“边地中国”形象建构[D]. 董晓霞.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8)
• [8]当下河北地区民间故事活动价值发生研究[D]. 张琼洁. 南开大学, 2018(03)
• [9]试论诸葛亮在贵州的影响[J]. 王晓乔,李迎春. 贵州文史丛刊, 2017(04)
• [10]论西南各族中的诸葛亮文化现象[J]. 李照成.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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