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环境污染函数的经济学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孙亚蓉[1](2021)在《能源替代下的两阶段经济增长模型构建与仿真》文中研究说明伴随经济、科技的迅猛发展,能源消耗、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问题逐渐成为社会所关注的焦点。化石能源的不可再生性与我国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的依赖之间存在着矛盾,在能源消费总量仍然处于上升通道的背景下,实现碳达峰成为了我国“十四五”时期的新晋目标,能源“双控”成为了低碳转型发展的重要指挥棒,现实表明搞好环境的污染治理与发展新能源是解决经济、能源及环境三者协调发展的一个切实可行的途径。基于上述背景,本研究以能源替代背景下的经济增长为对象,通过模型构建与仿真,探寻能源转型替代过程中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及传统能源向新能源转变的时间节点问题。主要的研究内容包括:(1)基于经济、能源、环境等相关发展理论,构建能源替代背景下分别主要由传统能源支撑和新能源支撑的两阶段内生经济增长模型。(2)以社会效用为目标,借助动态最优化方法构造现值Hamiltonian函数,分别对两阶段经济增长模型进行均衡性分析后,基于两阶段最优控制理论得出最优能源替代点满足的方程,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数理模型基础上的分析。(3)依据山西省能源转型发展背景,以山西省实际数据为基础,采用MATLAB实现对不同产业、不同情境下两阶段经济增长模型的仿真分析,在检验模型仿真准确度的基础上给出山西省相关参数对经济增长及最优替代时间的影响程度及经济增长路径变化图。通过两阶段经济增长模型构建、分析与仿真发现:从能源替代点方面来看:(1)最优的能源替代节点处经济增长不连续,发生产出短时间内减少的现象,但新能源支撑的经济发展速度足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弥补产出跳跃;(2)提高污染治理效率、降低消费边际弹性均会延缓能源替代进程,而提高技术对污染的控制效率可以促进能源替代进程。从经济增长率方面来看:(1)第二阶段相对较高的污染控制效率是保证第二阶段经济增长率高于第一阶段经济增长率的必要条件。(2)新能源支撑的经济增长率远高于传统能源支持的经济增长率。从山西省仿真方面来看:(1)不同产业间的能源替代点表现为:第一产业>第三产业>整体>第二产业,而第二阶段的经济增长率却表现为: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整体>第一产业。(2)不同情境下的能源替代点表现为:情景一和情景三下能源替代点均会提前,情景二下能源替代却表现为滞后,而第二阶段的经济增长率却表现为:情景三>情景一>情景二。
宣晓梅[2](2021)在《高速铁路噪声负外部性表征分析与控制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噪声被定义为环境七大公害之一,对人类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产生影响,高噪声甚至可能影响人体的健康。高速铁路作为重要的公共基础设施,从规划、设计、建设和运营等全寿命周期角度,对于社会和大众的出行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我国,高速铁路系统可能引起的噪声问题是公众最为关注的环境问题之一。这导致在高速铁路规划设计及建设阶段,邻近高速铁路线路两侧的居民表现出对噪声影响的重视,居民通过公众参与表达自己的诉求和意愿,希望高铁线路尽量远离自己的住宅,这给线路的规划选线和建设增加了难度。可见高速铁路噪声与其作为新型基础设施要求的高质量发展,还存在着矛盾,不仅直接影响到高速铁路建设项目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而且可能成为制约高速铁路提速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如何降低噪声影响逐渐成为高速铁路建设需要重点考虑的因素。从环境经济学角度看,环境污染是一种典型的负外部性,因此高速铁路的环境影响问题可以用负外部性来解释。选择从环境经济学视角对噪声负外部性问题进行深入剖析,提出控制策略,对高速铁路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本文运用微观经济学外部性理论对高速铁路外部性进行了分析梳理,选择在经济行为中容易被忽视的噪声负外部性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建立了高速铁路噪声外部成本的量化模型,运用博弈理论建立各参与方解决噪声负外部性问题的动态博弈模型,提出以环境污染成本内在化方式降低高速铁路负外部性影响的方法,最后提出噪声控制策略研究,将全寿命周期理论贯穿其中。具体包括:1.高速铁路噪声负外部性表征分析。对相关理论进行阐述后,按物品的排他性和竞争性将高速铁路划分为介于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之间的准公共物品。借助外部性理论,通过对高速铁路项目效应的分析,结合高速铁路项目建设及运营的特点,定义高速铁路噪声外部性的内涵,并分别对高速铁路的正负外部性进行表征分析后着重对噪声负外部性的影响进行了阐述。2.高速铁路噪声外部成本量化模型研究。论文在对比交通运输外部成本量化方法后选择单位值转换法作为高速铁路噪声成本量化的基本方法,提出将人均购买力平价PPPGDP比值、人口密度比值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比值作为单位值转移法的校正因子,建立我国高速铁路噪声成本的计算模型。用近12年的高速铁路数据对模型进行验证后得出不同阈值下我国高速铁路噪声外部平均成本及总成本数值。模型计算结果显示各年高速铁路噪声外部平均成本虽呈逐年递增的趋势,但未有较大增长幅度;但高速铁路噪声总外部成本增长趋势较为明显,可预计随着高速铁路的快速发展,噪声负外部成本将持续增加。3.高速铁路噪声负外部性博弈模型研究。噪声外部成本结果表明高速铁路噪声带来的负面影响已不可忽视,针对负外部性问题的解决,论文借鉴博弈理论模型的研究方法,从利益相关者角度出发,分别建立了政府和企业,企业和居民两个方面的博弈模型进行分析。针对政府和企业的博弈,构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企业三方动态博弈树分析模型,搭建各方支付函数后,以各方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利用逆向归纳法求解博弈均衡解。针对企业和居民的博弈,构建两者的两方有限博弈分析模型,利用支付等值法求解混合战略纳什均衡解。对混合战略纳什均衡解的分析分别阐述了政府、企业和居民在高速铁路噪声负外部性问题上做出决策的约束条件。4.提出以环境污染成本内在化方式降低高速铁路负外部性影响的方法。结合量化分析结果和博弈分析结论,环境污染内在化方式是降低高速铁路负外部性的有效手段。通过对我国环境成本内在化阶段性的变化阐述及存在问题分析,从健全高速铁路噪声内在化制度、合理建立价格激励方案、建立主体责任考核机制、重点工程示范激励、加强供应链环境成本管理和加强环境成本控制计算等六个方面提出我国高速铁路噪声成本内在化的措施。5.提出高速铁路噪声全寿命周期控制策略。高速铁路噪声控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将高速铁路全寿命周期划分为设计,建设和维护三个阶段,提出围绕全寿命周期构建“1平台+1体系”的模式,即构建全寿命周期噪声监测与智能分析平台和噪声控制管理体系,分别对平台和体系进行功能阐述后,本着前期设计阶段充分考虑的原则提出全寿命周期各阶段噪声控制策略。为提高整体降噪效率,提出按线路实际情况进行噪声控制的综合设计方案,最大限度降低高速铁路噪声影响。
郭建斌[3](2021)在《跨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治理机制通常被认为是社会治理研究的“黑箱”,对其构成要件和工作策略等机理问题分析则是打开“黑箱”看到机制工作画面的钥匙。中共十九大以后,我国生态环境多元共治理念的提出为解决日益复杂化的环境治理问题提供了新的方向,成为我国应对长期性、全局性、复杂性生态环境问题的科学思路,也成为实现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然而,生态环境共治机制这只“黑箱”内部结构如何?其机理如何运行?如何进行机制有效性判定?这些都是当前亟需回答的现实问题。研究以上述问题为导向,首先着力于“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环境治理新理念下的跨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相关问题分析:一是对跨域环境治理、环境多元治理及环境治理模型机制等方面现有文献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发现研究者将跨域和协同融合上升为环境多元共治理论方面研究比较匮乏,对多元共治机理过程分析渗入的经济学思考较少,从经济机制设计层面对环境治理进行的系统化理论研究鲜有发现;二是对环境治理理论、经济机制设计理论进行了阐述,并对研究的理论支撑价值进行了分析,发现已有的环境治理理论能够为我国环境多元共治分析提供部分理论支撑,经济机制设计理论的分析范式能够为我国环境治理新理念的机制化表达和解构提供较好思路;三是对新阶段环境治理机制选择和判定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得出新阶段我国环境治理必然转向多元共治的基本判断,在准确识别政府、企业、公众关系的基础上,将环境治理新理念下跨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解构为政府引导机制、企业履责机制和公众参与机制。接着,研究将“跨域”作为具体研究背景,涵盖了政府引导机制中政府所跨越的国营企业域和民营企业域、企业履责机制中企业所跨越的机构消费者域和个体消费者域、公众参与机制中公众所跨越的中央政府域和地方政府域;将“治理”作为主要研究方向,对刚性干预到柔性干预的思维变革进行剖析,对被动履责到主动履责的转向进行求证,对缺席治理到参与治理的实践进行探索;将“机制”作为研究的关键核心,对现行的单一环境治理机制进行考察,对新阶段转向多元共治的环境治理机制进行判定,对环境治理新理念如何机制化表达和解构进行详细深入分析。在政府引导机制分析当中,研究从“公共物品——市场失灵——政府干预——政府引导”的理论逻辑方向切入,分析了跨国营企业域和民营企业域背景下政府通过技术创新投资引导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机理,引入委托代理模型从绿色技术创新投入方向讨论了政府对企业最优激励合同设定问题,发现在更接近于现实的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当政府能够观测到影响企业运行环境的外生变量,且当外生变量影响企业低投入时产出分布密度与企业高投入时产出分布密度的比(似然率)时,外生变量应被写入激励合同。在企业履责机制分析中,研究将企业履行环境社会责任置于市场运行过程中进行分析,将矫正调整因素加入到传统市场运行过程中,从跨机构消费者域和个体消费者域的背景下分析企业履责动因,设立“企业——公众(消费者)”博弈模型分析了市场运行中企业履责博弈情况,发现在政府介入(规制与引导)既定的情况下,博弈总能达到相对均衡的状态。在公众参与机制分析中,研究探讨了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法理学基础和经济学基础,从跨中央政府域和跨地方政府域的背景分析了中国语境下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机理,指出了中国语境下公众参与环境治理需经过“赋权—认同—合作”的过程,并在“合作期望”的条件下分析了“公众——政府”环境治理演化博弈过程,发现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实践不仅取决于地方政府对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问题的权衡,更取决于中央政府的环境制度约束设计。最后,研究对“政府引导、企业履责、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机制进行了适度评价和深一步拓展。将企业作为利益目标比较的关键主体,依据企业与政府比较、企业与公众比较的思路来审查结果是否和解构分析中的结果相一致,再选择从完全显示到参数传递、二维信息、一维信息逐层比对的原始但却有效的方式来判定信息有效性,发现激励相容和信息有效的要求都是可以实现的。在对解构得出的环境治理一般性分析框架进行拓展时,比较了不同领域问题的本质是否相同,回答了“为什么能够一般化”的问题,进而依据“系统环境实现代言人政治压力均衡、信息交互有效维度最低、各主体行为利于社会总福利目标实现”的三个标准要求,提出了用来解决类似领域治理问题的“系统环境——信息交互——主体行为”多层嵌入的一般化理论工具。据此,形成了一些适用于中国语境的结论:(1)政府通过技术创新投资的方式可以达到引导企业绿色技术改进的目标。政府科技创新投入对企业技术创新引导是一个历经演化的动态过程,且会产生杠杆效应,杠杆效应容易促使政府出台科技资源投入相关政策,进而形成资源流向示范,利于扩大科技创新投入供给规模和改善科技创新投入的供给结构,能以政府科技创新投入为杠杆,形成整个社会科技创新投入的集聚,进而实现企业绿色技术改进的目的。(2)企业通过自我矫正的方式可以达到履行环境社会责任的目标。企业自我矫正调整通过对市场运行三大要素(价格、竞争、供求)的作用影响来实现,矫正力量改变了价格与供求之间双向循环运动的状态,使得企业作为环境治理过程中市场运行的最重要构成主体,有义务为生产经营过程中造成的环境污染买单,有责任为消费者生产出更为环保健康的高品质产品,有动力选择长期生产经营中的“绿色化”模式,进而实现履行环境社会责任的目标。(3)公众通过与政府合作的方式可以达到参与环境治理的目标。政府引导公众参与环境治理需经过“赋权——认同——合作”的过程,合作期望下引入中央政府环保督察是改变地方政府与污染企业形成“利益合谋”行为的有效路径,公众参与环境治理路径的实现不仅取决于地方政府对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问题的权衡,更取决于中央政府的环境制度约束设计,“中央给压力,地方来推动,公众都参与”的期望状态在适当的条件下能够实现。(4)“政府引导、企业履责、公众参与”的环境多元共治机制是有效的。对政府利益目标与企业利益目标关系、企业利益目标与公众利益目标关系考察,可知激励相容标准在相关条件限定下能够实现,对完全显示机制、参数传递机制和竞争机制的信息维度逐层比较,可知信息有效条件在二维信息空间中能够达到,进而“政府引导、企业履责、公众参与”环境多元共治机制可以达到机制有效的基本条件要求(激励相容和信息有效)。
荣婧[4](2021)在《中国工业绿色效率评价及提升路径研究》文中认为绿色是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推动绿色发展是提升我国工业竞争力的必然途径。工业绿色效率的有效提高是实现工业绿色发展的重要方式,是工业绿色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提升绿色效率。但是,现阶段我国工业经济增长仍以消耗大量能源和牺牲环境为代价,存在高能耗、高排放特征,工业绿色效率整体不高。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劳动、资本、能源等生产要素经济产出和污染减排能力在削弱,尚未实现效率的最大化,工业绿色效率提高面临较大困境。基于此,以工业绿色效率为研究对象,依据扩展的索洛模型厘清工业绿色效率与工业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并系统梳理工业绿色效率影响因素及层级结构,分析影响路径及驱动机理;运用EBM模型评估工业绿色效率,分析我国工业绿色效率的区域和行业分布特征;运用核密度方法解析工业绿色效率收敛特征,并运用马尔科夫链研究动态演进规律;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分析工业绿色效率区域异质性影响因素和行业异质性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运用系统动力学进行仿真模拟,研究工业绿色效率提升路径。研究结论显示:(1)2005-2016年间,工业绿色效率值由0.322上升至0.659,整体上呈不断增加的发展趋势。区域分布来看,大体上以黑河和腾冲为线,工业绿色效率水平由东向西呈逐级递减的趋势,具有一定的区域差异和空间集聚性;行业分布来看,技术-资本密集型行业工业绿色效率较高,劳动-资源密集型行业工业绿色效率较低,行业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2)工业绿色效率动态演进分析结果显示,区域来看,各地区工业绿色效率的分布在2005年呈明显“双峰”状,2016年各地区的双峰特征慢慢消失,各省工业绿色效率水平在不断提高,地区间工业绿色效率低水平和高水平差距逐渐扩大;我国工业绿色效率水平转移体现出来一定的空间依赖性,工业绿色效率较高水平邻域对周围省市的工业绿色效率具有一定带动作用,水平较低的邻域则有一定消极作用;处于低水平的省市更容易陷入低水平马太效应;高水平省市间相邻更容易呈趋同效应。行业来看,2005-2016年间,我国整体各行业工业绿色效率水平存在一定程度地提高,部分行业提升速度领先于其他行业;技术-资本密集型行业具有更强的自我锁定效应,劳动-资源密集型行业的自我锁定效应相对较低,而且资源密集型行业提升效应不足。(3)工业绿色效率的区域差异影响因素中,工业企业规模扩大、人力资本、环境规制因素可以显着驱动区域工业绿色效率水平提高,行业结构、外商直接投资等因素显着抑制区域工业绿色效率水平发展。区域整体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对邻省工业绿色效率产生正向溢出效应的有工业企业规模和研发投入因素;对邻省工业绿色效率产生负向溢出效应的有行业结构、人力资本、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因素;对邻省工业绿色效率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的有能源结构和所有制结构因素,能源结构的空间溢出效应为正。(4)工业绿色效率行业差异影响因素中,工业企业规模可以显着推动资源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工业绿色效率水平。所有制结构抑制了技术密集型工业绿色效率水平提升,但促进了劳动密集型工业绿色效率水平。人力资本即期显着推动了资本密集型行业工业绿色效率水平,但是滞后一期显着抑制了其发展,对资源密集型行业的滞后一期影响也显着为负,其他影响不显着。环境规制对技术密集型行业工业绿色效率起到显着的推动作用,而且存在非线性影响,但显着抑制了资源密集型行业工业绿色效率,对其他行业影响均不显着。外商直接投资显着抑制了资源密集型行业工业绿色效率发展。研发投入当期显着抑制了资本密集型行业工业绿色效率水平,滞后一期后起到了促进作用。(5)基于系统动力学工业绿色效率路径分析结论表明,从工业绿色增加值角度和工业增加值来看,创新-结构-环保驱动路径是最优路径,该模式兼顾了经济、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协调发展,既保证了工业经济高速增长,又可以有效从源头和末端对工业三废污染进行控制,降低工业污染带来的经济损失,有助于帮助工业增长方式由规模、速度、粗放型增长,向绿色效率、环保、集约型增长转变。从保护资源环境的角度看,创新-环保驱动路径的工业污染经济损失模拟值最小,是最佳路径,说明与创新-结构-环保协同路径相比,资本深化一定程度上会提高污染带来的经济损失。综上,本文从系统论出发,将EBM模型、核密度方法、马尔科夫链、动态面板空间杜宾模型、动态面板模型和系统动力学进行方法集成,在解析工业绿色效率区域异质性和行业异质性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有机整合工业绿色效率的环境规制、技术、结构等各项影响因素,并将线性规划维度扩展为涵盖人口、社会、工业经济、资源与环境多维度的工业绿色效率系统,运用系统动力学模型对八种情景模式下工业绿色效率进行仿真模拟与预测,定量解析工业绿色效率提升路径,识别最优路径。研究成果可为我国工业绿色效率提升提供技术支撑。
李世斌[5](2021)在《中国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长期粗放发展导致的生态环境问题近年来也开始集中出现,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缓解生态环境恶化带来的诸多问题,近年来我国不断提高生态文明建设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可以预见的是,未来我国将采取更为严厉的环境保护措施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在日益强化的环境规制约束下如何破解发展难题将是实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的重点任务。而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背景下,依靠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是解决现有资源与环境约束的必要选择。因此,完善的环境规制体系将能够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和创新驱动发展的良性互动。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环境规制方面的研究和实践仍处于初期阶段,尚未形成完整科学的环境规制体系。具体表现为目前我国在环境规制政策的选择上缺乏科学合理的依据,长期依靠单一的环境规制政策工具,难以适应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并且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企业以及经济的发展。这一问题的长期存在导致我国环境规制在实现短期环境治理目标的同时并没有产生足够的技术创新激励。而近年来以信息公开和披露为主要特征的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开始被世界各国广泛引用,在促进技术创新和生态环境保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为弥补传统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的技术创新激励不足问题,有必要对我国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的技术创新效应进行分析,从而通过完善我国环境治理体系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和创新驱动发展的双赢目标。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对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在中国的实践进行考察,分析在技术创新现实基础上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在创新驱动发展中可能发挥的作用,并在理论和实证分析层面验证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区域和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本文综合采用文献分析与实践分析相结合、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比较分析与案例分析相结合、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进行研究。首先,通过对我国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现实基础进行分析,探讨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在技术创新激励中可能发挥的作用。其次,分析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机理,并针对城市和企业两个层面的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实证检验我国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实际影响。最后,针对我国技术创新导向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中存在的问题,在借鉴各国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在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机理上,本文认为以命令控制为主要特征的传统环境规制政策工具中仅包含政府和企业两个参与主体,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容易导致地方政府与污染企业的共谋行为,即使在较为严格的环境规制体系下,企业仍然缺乏技术创新激励。而当社会公众以第三方监管主体的形式参与到生态环境治理中时,能够起到弱化政府与企业的利益共谋行为的作用,从而产生源自于企业外部的技术创新激励,而社会公众参与环境行动的基础在于有效的信息供给制度。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进一步通过消费者选择和声誉机制加强了外部约束,推动落后产能的淘汰以及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实现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同时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能够在缓解环境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对传统环境规制的技术创新激励产生有效的调节作用。此外,良好的环境信息披露条件能够帮助金融机构有效识别企业环境风险,从而做出有效的投资决策,缓解企业在技术创新活动中面临的融资约束。第二,在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区域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检验上,本文利用在2008年开始实施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构造准自然实验,针对2003-2018年中国26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及空间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城市环境信息公开对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并采用平行趋势检验、PSM-DID方法、安慰剂检验等方法验证其稳健性,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环境信息公开政策确实显着地提高了城市整体技术创新水平,同时能够通过提高发明专利和绿色专利比重改善城市技术创新结构;环境信息公开对城市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是通过推动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及公众参与的中介作用机制实现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城市区位对环境信息公开政策的技术创新效应影响不大,而重污染城市中该效应的显着程度要低于中轻度以及低污染地区;城市间技术创新水平存在正向的空间相关性;环境信息公开对城市间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显着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环境信息公开对城市技术创新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会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呈现出先增强后衰退的特征,省界对于环境信息公开的技术创新外溢效应具有较大影响。第三,在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检验上,本文针对2008-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构建回归模型,检验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微观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影响机制、影响异质性。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环境信息披露和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这两类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于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具有一定自愿性的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技术创新激励效应要弱于具有一定强制性的环境信息披露;在对技术创新结构的影响上,环境信息披露能够促进企业发明专利以及绿色专利占比的提高,而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则对实用新型专利占比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并且不利于企业发明专利占比的提高;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各分位点处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以及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均为正,同时随着分位点的提高,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和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呈现出先增强后减弱的特征;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会随企业所处区域的不同而呈现出一定的异质性,东部地区环境信息披露的技术创新激励效应要优于其他地区,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对各区域企业技术创新均不存在显着影响;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会随着企业所处行业的不同而呈现出一定的异质性,环境信息披露和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对重污染行业中企业技术创新不存在显着影响,对于非重污染行业中企业的技术创新的影响显着为正,环境信息披露对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并不显着,但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对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显着为正;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会随着企业性质的不同而呈现出一定的异质性,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中央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显着为正,对于地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影响并不显着,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对于非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显着为正,但对于国有企业的影响并不显着;环境信息披露和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这两类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均能够有效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并通过这一中介机制对技术创新产生影响;环境信息披露和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这两类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均能够有效调节传统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对企业产生的技术创新激励效应。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在以下四个方面实现了创新:第一,完善了“波特假说”中关于合适的环境规制工具选择的研究框架。本文通过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梳理对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这一新兴理论概念进行系统地阐释,并通过实践分析、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考察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为该领域的后续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方向。第二,丰富了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本文从公众参与、产业结构调整的角度分析了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从调节传统环境规制、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角度分析了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这为采用多样化的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和创新驱动发展的双赢目标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和研究视角。第三,拓展了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区域和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本文创新性地利用城市和企业两个层面的样本数据,对城市环境信息公开、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以及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这三类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对技术创新影响的实际效果进行系统和深入的检验,进一步拓展了“波特假说”在中国的实证经验。
陈苗[6](2021)在《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绿色增长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环境规制是实现经济绿色增长的重要途径,在我国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206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基础作用。随着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的转变,提高资源利用率和控制污染排放的传统绿色增长模式已经不能应对我国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现状,现阶段绿色增长更强调人与自然环境和谐的目标,亦即促进社会平等、改善居民福利与实现环境可持续都将成为绿色增长的重要指标,在环境规制与绿色增长具有相似环境和福利目标的条件下,能否通过环境规制促进经济绿色增长?二者间的关系如何?环境规制如何促进绿色增长?这些极为紧迫的现实问题需要从理论和政策方面进行深入探讨。对此,本文借助对国内外经典理论与文献的梳理和评述,以对环境规制与绿色增长的测度为基础,将环境、经济福祉和社会平等纳入本文的分析框架,采用多种计量模型,系统地分析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影响的内在逻辑,并从具体的环境规制政策出发,考察我国环境规制对经济绿色增长的真实影响。论文具体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本文在回顾经典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理论、明晰环境规制与绿色增长的理论内涵和阐明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增长机理机制的基础上,立足于环境治理的源头,采用环保投资度量环境规制;借助工业废水处理率、工业二氧化硫去除率、工业烟(粉)尘去除率和一般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计算的综合指标表示污染减排强度,从环境治理末端测度了环境规制水平;同时,基于环境规制类型,采用环保法规数、排污费征收额和环境信访数分别衡量了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的规制效果;进一步,将社会福祉纳入绿色增长的评价体系,从经济增长、环境可持续和社会平等三个层面测度了绿色增长现状和水平。结果发现:样本期间内,我国环保投资、环保法规数、排污费征收额和环境信访数呈现波动上升态势,且东、中和西部的环境规制强度呈现“高-中-低”的分布格局;而我国东、中和西部地区污染减排强度呈现“西部>中部>东部”的格局,并且中西部的污染减排强度明显高于东部。绿色增长水平的测度结果显示,样本期间内我国绿色增长水平总体表现为上升趋势,且地区之间的经济绿色增长水平差异明显,东、中和西部表现为依次降低的态势。第二,依据前述环境规制和绿色增长水平的测度结果,我们采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分析环保投资和污染减排强度对绿色增长水平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并进一步分析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水平影响的空间特征差异。SDM模型估计结果表明:我国环保投资和污染减排强度能够显着提高各省域的绿色增长水平,并能通过溢出效应显着提升邻近地区的绿色增长水平;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本省和邻近省份的绿色增长水平均表现出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与命令型环境规制相比,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水平的空间溢出特征则有所不同,表现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不利于本省绿色增长水平的提升,且对邻省绿色增长水平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可见,在环境规制措施的实施过程中应充分考虑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影响的差异化特征。第三,实现绿色增长的基础之一是保证环境的可持续,提高绿色经济效率是我国未来发展的目标。本文补充环境可持续的绿色增长维度,采用DEA-Malmquist模型测度我国绿色经济效率,并通过构建面板平滑转移模型(PSTR),研究环保投资、污染排放强度、以及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非线性特征。结果表明:环保投资、命令控制型和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对我国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始终表现为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均随着环境规制强度增强而不断减弱;在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我国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方面,随着环境规制强度增强表现为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特征;而污染减排强度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则呈现“倒U”型特征;进一步分析发现,东部地区多数省份均没有越过环境规制强度的门限值;中部地区约一半省份越过环境规制强度的门限值;而西部多数省份已经越过该门限值,说明我国在环境规制强度方面存在省际间的不均衡特性。第四,绿色增长从属于包容性经济增长范畴,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成果体现社会充分平等的要求。本文基于社会平等维度,借助熵权法计算了绿色增长进程中我国的社会福祉,并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了居民健康和就业在环境规制影响社会福祉过程中的中介效应,并进一步对比了该类效应在地区之间的差异。检验结果显示:居民健康支出和就业率的中介作用在环境规制影响社会福祉过程中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从全国范围看,环境规制并未显着促进社会福祉的提高,原因在于环境规制通过降低居民健康支出进而提升社会福祉的正向中介作用被环境规制降低第二产业就业率进而降低社会福祉的负向作用抵消;从分地区来看,东部和中部地区环境规制通过减少居民健康支出、提高第二产业就业率,显着地提升了社会福祉,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居民健康也在环境规制影响第二产业就业率的过程中具有显着的中介作用;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显着降低了社会福祉,居民健康支出未起到明显的中介作用,而第二产业就业率在环境规制对社会福祉的影响过程中起到了显着的中介效应。第五,为了客观地反映我国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的真实影响,我们以2007年实施的排污权有偿使用与交易制度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分析了排污权交易制度在大气和水污染层面的污染减排整体效果、动态持续性效果以及该制度对绿色技术进步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排污权有偿使用与交易制度的实施显着降低了我国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和工业氨氮排放量,即样本期间内该制度在污染减排层面呈现有效性;排污权有偿使用与交易制度对工业二氧化硫和工业化学需氧量存在持续的减排作用,但对工业氨氮的减排作用仅表现在制度实施初期,表明相比于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水排污权交易的减排效果有限,排污权交易制度在对废气和废水治理方面应更加具有针对性;现阶段排污权有偿使用与交易制度的实施并未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绿色技术进步表现出显着的促进作用,表明该制度对于短期内实现绿色发展目标并不显着。客观评价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的影响,是现阶段我国合理制定环境治理政策、提高居民福祉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本文就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的影响展开了一定的理论探索和系列的实证研究,补充了我国环境规制和绿色增长的相关研究。本文认为,全球经济发展进入了“绿色”竞争时代,中国未来经济发展过程中,积极发展绿色技术、打造“绿色软实力”、在环境变化过程中动态调整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增长的协调统一、加强环境保护信念并构建新发展理念下的绿色增长体系、注重环境保护与社会平等,才能走出一条兼顾效率和公平的新绿色增长道路。
蒋海舲[7](2021)在《绿色发展背景下中国工业用地利用效率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土地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要素。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人们在土地开发利用中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风险不断凸显,高粗放、高污染、低效率的土地开发模式严重制约了中国工业的可持续发展。而工业用地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载体,如何转变工业用地利用方式粗放,实现工业用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及效率最大化,已成为当前政府、学界亟待解决的热点与难点问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推动绿色发展,将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十四五”规划提出“高质量发展”这一发展理念为工业用地的可持续高效利用提供了新思路。因此,提升工业用地的经济环境承载力,深入研究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对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推进工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现实价值。本文在系统梳理绿色发展演变由来的基础上,深刻阐述了绿色发展的内涵,建立了更加科学、全面地反映中国工业用地绿色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本文运用超效率EBM模型和GML指数测算了2003—2018年间中国288个地市(州)的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并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探究其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时空演变特征。判断其效率差异的收敛性及动态演进趋势,并在探索空间相关性的基础上识别影响中国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关键因素,以期为政府部门制定工业用地利用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促进中国工业用地绿色、高质量、可持续利用。本文主要内容和相关结论如下。(1)中国工业用地利用效率测算及时空演变特征分析。结果表明:(1)从总体特征来看,2003—2018年间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呈现波动式上升趋势,但总体水平偏低,绿色发展仍任重道远。(2)从空间分布格局来看,中国华东和华南地区的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大于其他地区,这两个地区率先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深入推进污染防治工作提高了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空间不均衡化发展差异明显,且具有集聚性特征,呈现“东高西低”逐层递减式分布特征。此外,综合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值达到“1”的合理水平的城市从2003年的9个提高至2018年的34个,占总城市百分比由3.1%提升至11.8%,而纯技术效率值从2003年的23个提高至2018年的67个,占总城市百分比由7.9%提升至23.3%。(3)从效率分解情况来看,工业用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各地市(州)呈现出不同的技术效率、技术进步的“单轨”或“双轨”驱动模式。(2)中国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空间收敛性分析。借助收敛假说的相关理论和方法,从绝对收敛、条件收敛、PS收敛以及俱乐部收敛四个方面分别对中国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区域差距的收敛性及其动态演进趋势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中国工业用地利用效率不存在σ收敛而存在绝对β收敛、条件β收敛和俱乐部收敛,各地市初始条件相同地区效率存在“追赶效应”,朝着它们自身稳态水平进行收敛,但高效率与低效率地区之间的差距将长期客观存在,不会在短期内自动消弭。(3)中国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空间相关性分析。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ESDA),凭借Moran’s I指数和LISA集聚图探索了中国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全局及局部空间相关性特征。结果表明:(1)全局上,中国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性。(2)局部上,中国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呈现高—高型(H-H)聚集和低—低型(L-L)聚集的空间聚集性特征,在空间地理分布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难以摆脱当前的集聚类别。(3)工业用地利用效率与工业用地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空间关联效应,但未表现出良好的空间协调性。(4)中国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分析。在效率影响机理分析的基础上,将空间地理因素(空间交互效应)纳入回归分析框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对中国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发现:(1)空间地理因素对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具有显着的正相关性,随着中国工业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社会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地区间各类要素、信息等交叉越来越频繁,各地市(州)之间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空间依赖性明显增强。(2)全国尺度。本地区地方经济水平、产业结构优化程度、工业环境污染源治理投入程度对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具有显着的正影响,而人口聚集程度、土地财政收入、工业发展水平、工业能源消耗程度则对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具有抑制作用。本地区对接地区间的空间溢出效应所产生的显着影响主要有土地财政收入、外商投资水平、工业发展水平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抑制作用。(3)区域尺度。每个区域的所受的影响不一样,在当前工业绿色发展的国家战略背景下,欠发达地区应基于自身的优势条件,科学合理地规划工业布局和产业结构,提高劳动力素质,通过加大工业环境治理的力度、改良工业生产方式等对工业生产环境进行有效改造,提高工业生产效率和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一系列措施。基于上述情况,本文从树立绿色发展理念,优化工业用地开发格局;发挥空间溢出效应,推动跨区域联动与合作;遵循城际差异,推进实施因城施策;构建监管机制,合理控制用地规模;优化要素配置,加快技术创新;盘活土地二级市场,促进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综上所述,与已有研究成果相比,本文的创新之处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1)在研究视角上,本文综合考虑工业用地利用过程中面临的资源消耗与生态环境污染问题,为绿色发展背景下的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研究提供了一种可借鉴的分析框架,完善了效率研究的理论体系与应用。(2)研究内容上,对288个地市(州)开展多空间尺度、多层次的深入研究,丰富了中国工业用地多空间层面的研究。(3)研究方法上,运用前沿经济计量模型进行研究,如运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EBM和GML指数测算工业用地利用效率;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ESDA)从全局和局部探索其空间相关性;运用空间杜宾经济模型(SDM)将空间地理因素纳入影响因素回归分析框架中,使得研究结论更具科学性。
高锦杰[8](2021)在《绿色金融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区域异质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如何推进绿色可持续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增长是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绿色金融通过绿色投资促进污染企业的绿色转型、产业结构生态化和绿色技术创新,从而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绿色金融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文献,以绿色金融的外部性为前提,分析绿色金融的基本功能及其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传导机制。在对绿色金融和经济增长的发展历程、现状及水平的测度分析的基础上,从微观机理、传导路径及区域异质性三个层面,分别运用相关模型对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在微观机理层面主要通过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绿色金融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在传导路径层面主要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绿色金融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和绿色技术创新两条路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在区域异质性层面主要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和门限效应模型分析绿色金融影响各区域经济增长的异质性,以及不同绿色金融工具对各区域经济增长的异质性影响。本文把绿色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微观机理、传导路径及区域异质性有机结合,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系统解析绿色金融对企业经营绩效、对经济增长的传导路径及区域异质性的综合影响。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分别从国家、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及企业等四个层面提出以绿色金融推动经济增长的对策建议。在绿色金融对微观企业经营的实证研究中,本文以融资约束和绿色技术创新作为调节变量,构建调节效应模型,实证比较分析绿色金融对绿色企业与污染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效果,结果表明融资约束和绿色技术创新在绿色金融对绿色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过程中均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而融资约束在绿色金融对污染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过程中起到了负向调节作用,而绿色技术创新则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对比而言,绿色技术创新的调节效果要显着高于融资约束的调节效果。按照企业类型、产权属性以及企业规模等标准实证检验绿色金融对不同性质的企业的非对称影响,结果表明:对绿色企业而言,绿色金融对国有大规模环保企业的经营绩效具有更为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而对非国有以及小规模的绿色生产企业和绿色能源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并不显着。就污染企业而言,绿色金融对国有大规模的重污染企业的影响较为显着,且表现为正向促进作用;而对非国有小规模的中、轻度污染企业的影响并不显着。本文分别以融资约束及绿色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探讨绿色金融影响绿色企业和污染企业经营绩效的路径机制,结果表明,对环保企业而言,绿色金融通过改善企业融资约束、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两条路径进而促进企业的经营绩效的提升。而对污染企业而言,绿色金融通过恶化企业融资约束而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两条路径共同作用于企业经营绩效,而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推动作用超过了融资约束的抑制作用。在绿色金融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和绿色技术创新路径影响经济增长的研究中,本文根据环保产业和重污染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及其增长率构建了产业结构生态化指标,并简要地分析了产业结构的生态化水平,结果表明,环保产业的快速发展与重污染产业的逐渐萎缩,提高了我国产业结构的生态化水平。与此同时,我国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也在不断提升。考虑到经济增长会受到政策制定、落实和发挥等方面的影响,需要一定时间进行调整,上一期的经济增长水平也会影响当期的经济增长,因此,通过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来反映经济增长的动态变化和控制经济增长自身的内在冲击,以此检验绿色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在时间上具有明显的持续性,且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绿色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具体途径,结果表明,绿色金融确实能够通过提高产业结构生态化水平及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且总效应中大约有22.96%是产业结构生态化的中介效应实现的,有55.38%是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实现的。在绿色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异质性分析中,通过构建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绿色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显着推动经济增长率及经济增长效率。通过分析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区域异质性及不同类型绿色金融工具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表明绿色金融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要显着大于中西部地区,且证券类绿色金融工具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为显着,信贷类绿色金融工具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加明显。本文以绿色金融作为门限变量,通过构建面板门限效应模型分析绿色金融通过产业结构生态化以及绿色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结果表明,绿色金融通过产业结构生态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双门限效应;通过技术吸纳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单门限效应。即当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较低(GF≤0.2518)时,产业结构生态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显着的,而随着绿色金融的进一步发展(0.2518<GF≤0.3294),产业结构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5%的水平下显着为正,当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GF>0.3294),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经济增长的显着性明显提高(1%的水平下显着),影响系数也进一步增强;当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较低(GF≤0.3051)时,技术吸纳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虽然是显着的,但影响程度明显小于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较高时的影响程度。
阮华[9](2021)在《土地流转对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 ——基于流入户视角》文中研究表明2004年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创造了“十七连丰”的可喜局面,其中2004—2012年连续“九连增”,2015年以来粮食产量连续六年稳定在6.5亿吨以上,实现了粮食由产不足需到产需稳定、丰年略有余的历史性跨越,为我国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夯实了基础。但是,我国粮食发展也存在着“不可持续”的隐忧。由于发展方式的问题,我国粮食总产量在稳步提升的同时也给生态系统造成极大地压力,导致生态环境逐渐恶化。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严重影响生态系统平衡,以及农业可持续发展。正是因为认识到传统依赖资源消耗的粗放型增长方式所带来的严重负面影响,中央政府明确提出“农业绿色发展”的理念,要求在保证农业经济发展的同时做到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形成一种内涵式的现代农业经济发展模式,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随着农村土地确权、三权分置改革的推进和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土地流转市场快速发展,规模化经营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迅速,土地集中趋势日渐明显。在现行惠农政策的引导下,我国土地流转规模差异较大,既有5亩以内的,也有100亩以上的,那么土地流转规模与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间呈现怎样的关系?流转规模影响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的机制是什么?同时,在土地三权分置的产权结构下,我国土地流转在时间上呈现出短期和长期并存的局面,那么长期流转是否有利于提高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随着流转期限的延长,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会呈现怎样的变动趋势?流转期限影响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的机制是什么?如何设计合理有效的流转制度来协调人们资源利用和生产行为,确保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进而提高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和实现粮食生产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本研究正是结合我国土地流转规模多样化、期限多元化,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深入研究土地流转与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和构建有利于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改善和粮食生产健康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流转制度,不仅对实现当前我国土地流转的规模效应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而且有利于促进粮食生产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实现。本研究将环境污染问题纳入微观农户分析框架,利用能解决内生性问题和数据信息计算误差的方法分析了不同维度土地流转对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主要研究内容和相关结论如下。研究内容一,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的测度与解析。本部分利用MBP-EBM模型对农户的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进行了测算,避免了异质性农户前沿面不一致导致的测量偏误问题,并分析了其分布特征,考察了土地流转与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的关系。结果表明:(1)样本农户的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均值为0.491,纯技术效率均值为0.531,规模效率均值为0.935。若不考虑粮食生产的面源污染,各效率值均值均会上升。比较分析来看,不考虑粮食生产的面源污染,将导致效率水平的高估。而从绝对值大小来看,样本农户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水平是比较低的,尚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2)从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的分布来看,无论是平均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还是加权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高发展水平地区均优于中发展水平地区,中发展水平地区均优于低发展水平地区;以经营规模为权重的全部样本农户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为0.521。(3)从土地流转与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的交叉分析来看,随着土地流转规模的扩大,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呈现出波动上升态势;除土地流转期限在5年以上的样本外,土地流转期限与技术效率水平正相关,即随着土地流转期限的延长,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水平逐渐上升。研究内容二,流转规模对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本部分运用两阶段工具变量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随着土地流转规模扩大,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变化情况,以及探明流转规模影响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的路径,结果表明:(1)土地流转规模与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之间先升后降,过小或过大的土地流转规模都不利于提高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考虑了土地流转规模的内生性后结果依然稳健。(2)当土地流转规模低于120亩时,扩大土地流转规模有助于提高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匹配度,降低效率损失;当土地流转规模超过120亩时,扩大土地流转规模会推高粮食生产经营管理成本,造成效率损失,从而使得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表现出明显下降趋势。(3)土地流转规模与粮食生产机械化程度间存在正向关系,土地流转规模的扩大促进了机械化程度的加深,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随机械化程度表现出递增的变化趋势,机械化程度在土地流转规模影响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中的中介效应为4.72%。研究内容三,流转期限对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本部分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评估长期流转的绿色效率提升效应,以及通过设置土地流转时间强度连续变量,运用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土地流转时间强度增大时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的变化,并探明土地流转时间强度增大影响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的路径。结果表明:(1)长期流转能够使农户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得到提升,长期流入户的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比若短期流入时的反事实效率水平平均高14.7个百分点,短期流入户若长期流入,其反事实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也将平均提升18.5个百分点。(2)当流转期限为5年及以内时,土地流转时间强度对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的因果效应为正,但促进效应却逐渐减弱;当流转期限超过5年时,土地流转时间强度对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的因果效应为负。(3)土地流转时间强度与粮食生产跨期投资间存在正向关系,土地流转时间强度的增大促进了跨期投资的增加,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随跨期投资表现出递增的变化趋势,跨期投资在土地流转时间强度影响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中的中介效应为6.29%。基于以上结论,本研究认为:(1)增强政策引导作用,促进土地适度规模流转。(2)加快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引导土地流转期限适度长期化。(3)提高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检测与评估,完善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户参与机制,创造良好的农田基础环境。(4)加大农业专业服务组织的扶持力度,鼓励龙头企业等市场主体进入农业服务领域,推进服务规模经营。(5)加强农民职业教育,发挥多元主体的合力,为农民提供专业培训以提高其科学素质。
陶源[10](2021)在《农户减施化肥行为及其效应研究 ——以果园水肥一体化和有机肥替代化肥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化肥是农业生产的重要投入要素,在促进农作物产量提高、保障粮食安全方面为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然而,长期过量且低效施用化肥造成的土壤板结、水体富营养化、空气质量酸化等农业面源污染和环境质量衰退问题十分普遍,农业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为阻止生态环境继续恶化,切实加强环境污染防治,适当减少化肥等物质要素的投入势在必行。农户作为农业生产活动的主体和经营决策的实施者,其生产行为对面源污染的防治具有重要影响,研究农户减施化肥行为机理是减少化肥施用量的关键所在。本文运用因素分解、随机前沿、结构方程、双变量Probit、二元Logit、二阶段IV Probit、内生转换和博弈等模型,在分析化肥施用现状及减量潜力的基础上,以山东省苹果种植户为例,研究农户减施化肥行为及其效应,并阐明农户减施化肥行为的激励机理。同时结合理论分析和实证结果,提出农户减施化肥的政策建议,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借鉴。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990-2018年间,我国化肥施用总量和施用强度总体呈现上升的趋势,虽然在2016年首次出现减少的态势,但与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的差距。从时间特征来看,我国的化肥施用强度变化趋势与施用总量类同;从空间分布来看,整体上我国化肥施用强度相对较大,基本处于中度化肥施用水平之上。并且不同地区之间差异显着,主要表现为华南、黄淮海地区和个别省份(江苏省、陕西省)存在更大的施用强度;从不同农作物的化肥施用强度来看,除大豆外,其他农作物都远远超过了国际公认的化肥施用安全上限。同时,依据我国12种农作物平均施用强度的中位数468.93千克/公顷界定高耗肥农作物和低耗肥农作物。此外,对化肥施用强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分解发现,种植结构偏向水果、蔬菜和化肥利用效率低共同促进了化肥施用强度的增加。因此,减施化肥的重点应该放在水果和蔬菜等农作物上。进一步研究苹果等高耗肥农作物的化肥投入技术效率与化肥减量潜力对我国化肥面源污染问题的解决至关重要。通过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测算可知,苹果生产技术效率为0.8645,但化肥投入技术效率仅为0.3873。这意味着在保持产量和其他投入要素不变的条件下,还能够节约61.27%左右的化肥施用量。换言之,当前苹果生产中超过一半的化肥投入是无效率的,减少化肥的投入量并不会对苹果产量造成负面影响。并且不同主产省间差异显着,但整体水平有所提升。苹果生产化肥最优施用量为21.35千克/亩,过量施用程度为63.16%,远高于粮食作物,存在较大的化肥减量潜力。不论从化肥投入技术效率还是化肥过量施用程度方面,都表明苹果生产中存在远高于粮食作物的化肥减量潜力,在农作物种植中需要着重加强对其化肥施用管理。因此,苹果生产的化肥减量增效势在必行。农户采纳水肥一体化技术的行为逻辑遵循“认知—意愿—行为”的基本路径,农户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均直接影响其采纳意愿,行为态度对采纳意愿的影响较大,路径系数为0.394;主观规范对采纳意愿影响的路径系数为0.247;知觉行为控制不仅对采纳意愿有正向影响,还直接作用于农户的采纳行为,对采纳意愿和采纳行为影响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480和0.119,并且对采纳行为的标准化总效应,大于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的效应之和。对于水肥一体化技术而言,农户的采纳意愿在其认知与行为之间具有中介效应,是促进农户采纳行为顺利实现的关键点。此外,行为态度与主观规范、行为态度与知觉行为控制之间均存在显着的相关关系,仅主观规范与知觉行为控制之间影响较小,并且未能达到预期的显着性水平。农户采纳水肥一体化技术实现了节肥增收的目的。采用水肥一体化技术后,样本农户能够节约化肥施用量11.79%-20.98%,提高农产品收入8.15%-9.07%,并且不同规模农户的水肥一体机技术节肥增收效应存在显着差异。对于水肥一体化技术采纳的规模户而言,其化肥减量作用强度明显高于小规模农户。与此同时,水肥一体化技术的采纳只对规模户的农产品增收有明显作用。实际调研中,47.83%的农户施用有机肥具有替代化肥的作用,但在52.17%农户的施肥行为中,出现了施用有机肥后仍不减施化肥的现象,与有机肥替代化肥的常规关系发生“悖离”。从风险感知和社会信任对有机肥替代化肥的影响中可以看出,风险感知对农户有机肥替代行为有显着的负向影响,社会信任对其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并且社会信任在农户风险感知对有机肥替代行为的影响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能够缓解风险感知对有机肥替代行为的负向影响。此外,风险感知和社会信任在不同农户群组中的作用差异较大。相较于种植规模,风险感知在家庭总收入和受教育水平不同的农户间作用差异更为显着。其中低收入与低学历农户的有机肥替代行为更容易受到风险感知和社会信任的影响;对高收入、大规模和高学历的农户而言,制度信任不仅能够降低风险感知程度而且有利于有机肥替代行为的发生。农户有机肥替代行为与化肥施用量和农产品收入相关。总体来看,农户施用有机肥替代化肥基本实现了节肥增收的目的。施用有机肥替代后,样本农户能够节约化肥施用量7.91%-10.55%,但仅提高农产品收入2.11%-2.27%,从中可看出减少化肥施用量的效应优于提高农产品收入的效应,对农户收益的改善幅度并不大。农户减施化肥行动中的利益相关者主要是农户和政府,通过对农户与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分析,主要说明政府应该根据农户合理需求给予补偿,降低农户减施化肥的额外成本,从而提高在政府主导下农户积极主动减施化肥的有效性。在基于政府补偿的激励机理分析中,为避免逆向选择行为发生,政府应该按照不同的农户类型设计不同的补偿标准。对于低效率农户而言,政府提供的补偿标准应该小于农户的边际努力产值,以此降低高效率农户效仿低效率农户的概率;对于高效率农户而言,政府设计的补偿标准应满足向农户支付一定的超额补偿来促使农户付出较高的努力程度。这是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双方能够实现的最优结果,能够保障政府在节约监督成本的同时激励农户在减施化肥行动中付出更多的努力。为避免道德风险行为发生,补偿标准的设计应使农户在不努力时获得负效用,且当农户从不努力向努力转变时能够获得正的效用增加值,从而激励农户在减施化肥行动中付出最优努力水平以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使政府和农户形成双赢的局面。依据农户节肥型农业技术的采纳行为和基于政府补偿的激励机理分析,提出农户减施化肥的政策建议。从促进水肥一体化技术采纳的政策建议来看,应当构建水肥一体化技术社会化服务机制;规范水肥一体化技术采纳行为控制;创建有利于水肥一体化技术推广应用的土地规模条件;合理有效运用“助推”机制。从推动有机肥替代化肥的政策建议来看,应该实施降低风险感知程度的多元化推进机制;营造有利于有机肥替代化肥的社会认同机制;增强政府的公共服务和有效供给;实施满足异质性农户需求的差异化激励政策;完善市场流通机制下农产品质量监督体系。从实现外部性内部化补偿的政策建议来看,应该构建利益诉求响应补偿表达机制;设立多渠道的化肥减量生态补偿专项资金;构建异质性动态补偿标准。
二、环境污染函数的经济学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环境污染函数的经济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能源替代下的两阶段经济增长模型构建与仿真(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文献综述 |
1.3.1 能源替代相关研究 |
1.3.2 能源、环境与经济增长模型研究 |
1.3.3 能源、环境与经济间优化预测研究 |
1.3.4 研究现状评述 |
1.4 研究内容及技术路线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4.3 技术路线 |
1.5 创新点 |
2 能源、环境、经济及优化控制相关理论基础 |
2.1 概念界定 |
2.1.1 能源替代 |
2.1.2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 |
2.2 经济增长相关理论基础 |
2.2.1 经济增长理论 |
2.2.2 经济增长模型 |
2.3 能源、环境、经济相关理论基础 |
2.3.1 资源耗竭理论 |
2.3.2 环境经济学理论 |
2.3.3 3E系统理论 |
2.3.4 可持续发展理论 |
2.4 优化控制相关理论基础 |
2.4.1 社会福利最大化理论 |
2.4.2 动态最优化理论 |
3 两阶段经济增长模型构建与分析 |
3.1 两阶段经济增长模型构建 |
3.1.1 基本假设 |
3.1.2 生产函数 |
3.1.3 效用函数 |
3.2 第一阶段经济增长模型分析 |
3.2.1 均衡分析 |
3.2.2 经济增长率分析 |
3.2.3 污染变化率分析 |
3.3 第二阶段经济增长模型分析 |
3.3.1 均衡分析 |
3.3.2 经济增长率分析 |
3.3.3 污染变化率分析 |
3.4 两阶段能源最优替代节点分析 |
4 两阶段经济增长模型仿真与分析 |
4.1 数据来源 |
4.2 分产业两阶段经济增长模型仿真与分析 |
4.2.1 产业范围界定 |
4.2.2 参数确定 |
4.2.3 敏感性分析 |
4.2.4 仿真结果分析 |
4.3 分情景两阶段经济增长模型仿真与分析 |
4.3.1 情景设定 |
4.3.2 参数确定 |
4.3.3 敏感性分析 |
4.3.4 仿真结果分析 |
5 结论及展望 |
5.1 主要结论 |
5.2 研究展望 |
附录 A 敏感性分析结果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所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2)高速铁路噪声负外部性表征分析与控制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论文研究背景与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1.2.1 高速铁路噪声研究 |
1.2.2 高速铁路噪声控制措施 |
1.2.3 交通运输外部性研究 |
1.2.4 既有研究不足 |
1.3 论文研究路线 |
1.3.1 研究方法 |
1.3.2 研究内容 |
1.3.3 技术路线 |
2 理论基础研究 |
2.1 外部性理论 |
2.1.1 外部性定义 |
2.1.2 外部性理论发展 |
2.1.3 外部性经济学分析 |
2.1.4 外部性理论启示 |
2.2 环境成本内在化理论 |
2.2.1 溯源与分类 |
2.2.2 内容及研究热点 |
2.2.3 经济学分析 |
2.3 博弈模型理论 |
2.3.1 博弈论分析 |
2.3.2 博弈论分类 |
2.3.3 利益相关者理论 |
2.4 全寿命周期理论 |
2.4.1 全寿命周期内涵 |
2.4.2 典型全寿命周期理论 |
2.5 本章小结 |
3 高速铁路噪声负外部性表征研究 |
3.1 高速铁路项目物品分类探讨 |
3.1.1 公共物品项目 |
3.1.2 准公共物品项目 |
3.1.3 经营性项目 |
3.2 高速铁路项目效益分析 |
3.2.1 经济效益 |
3.2.2 社会效益 |
3.3 高速铁路外部性表征分析 |
3.3.1 定义及分类 |
3.3.2 正外部性表征 |
3.3.3 负外部性表征 |
3.4 高速铁路噪声影响解析 |
3.5 本章小结 |
4 高速铁路噪声外部成本量化模型研究 |
4.1 外部成本理论分析 |
4.1.1 外部成本内涵 |
4.1.2 外部成本量化必要性 |
4.2 外部成本量化方法研究 |
4.2.1 损害成本法 |
4.2.2 规避成本法 |
4.2.3 重置成本法 |
4.2.4 价值转移法 |
4.3 单位值转移法技术路线 |
4.3.1 欧盟噪声成本计算方法 |
4.3.2 单位值转移法技术路线 |
4.4 噪声外部成本量化模型构建 |
4.4.1 模型参数设置 |
4.4.2 噪声平均成本模型 |
4.4.3 噪声总成本模型 |
4.5 量化模型验证 |
4.5.1 模型变量计算 |
4.5.2 噪声平均成本及趋势分析 |
4.5.3 噪声总成本及趋势分析 |
4.5.4 中国与欧盟噪声成本对比分析 |
4.6 解决噪声外部成本的基本思路 |
4.7 本章小结 |
5 高速铁路噪声负外部性博弈模型研究 |
5.1 博弈均衡作用机理分析 |
5.1.1 作用过程机制 |
5.1.2 博弈条件分析 |
5.1.3 论文涉及的典型博弈关系 |
5.2 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博弈分析 |
5.2.1 模型假设与参数设定 |
5.2.2 博弈模型构建 |
5.2.2.1 博弈树 |
5.2.2.2 战略组合 |
5.2.2.3 支付矩阵 |
5.2.2.4 支付函数 |
5.2.3 博弈均衡探讨 |
5.2.3.1 逆向归纳法求解博弈均衡 |
5.2.3.2 混合纳什均衡——企业 |
5.2.3.3 混合纳什均衡——地方政府 |
5.2.3.4 混合纳什均衡——中央政府 |
5.2.4 博弈均衡解深度分析讨论 |
5.2.4.1 中央政府监管分析 |
5.2.4.2 地方政府监管分析 |
5.2.4.3 企业投入治理分析 |
5.3 企业与居民之间的博弈分析 |
5.3.1 模型假设与参数设定 |
5.3.2 博弈表述 |
5.3.3 求解混合战略纳什均衡 |
5.3.4 博弈均衡解分析 |
5.4 博弈工具对解决噪声外部性的启示 |
5.5 本章小结 |
6 高速铁路噪声成本内在化控制策略研究 |
6.1 外部性内在化方法研究 |
6.1.1 政府公共政策 |
6.1.2 私人解决方法 |
6.2 我国环境成本内在化阶段性表述 |
6.2.1 初步建立阶段 |
6.2.2 完善与发展阶段 |
6.2.3 全新发展阶段 |
6.3 环境成本内在化政策实施问题分析 |
6.3.1 价格激励政策应用性范围受限 |
6.3.2 税收政策体系仍有完善空间 |
6.3.3 生态补偿激励政策效果欠佳 |
6.4 高速铁路噪声成本内在化策略 |
6.4.1 健全噪声内在化制度 |
6.4.2 合理建立价格激励方案 |
6.4.3 建立主体责任考核机制 |
6.4.4 重点工程示范激励机制 |
6.4.5 加强供应链环境成本管理 |
6.4.6 加强环境成本控制核算 |
6.5 本章小结 |
7 高速铁路全寿命周期噪声控制策略研究 |
7.1 全寿命周期控制策略概述 |
7.1.1 全寿命周期划分 |
7.1.2 噪声控制基本原则及研究依据 |
7.2 全寿命周期噪声控制体系 |
7.2.1 控制总体目标 |
7.2.2 噪声管理体系 |
7.2.3 噪声智能监测与分析平台 |
7.3 各阶段噪声控制策略 |
7.3.1 高速铁路噪声控制顶层研究 |
7.3.2 设计阶段 |
7.3.3 建设阶段 |
7.3.4 运营阶段 |
7.4 噪声综合控制策略 |
7.4.1 策略实施路径 |
7.4.2 组合方案应用 |
7.5 本章小结 |
8 结论 |
8.1 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 |
8.2 主要创新点 |
8.3 研究工作展望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3)跨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
1.1.1 问题提出 |
1.1.2 研究意义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1.2.1 单一治理与元治理 |
1.2.2 多元治理与多元共治 |
1.3 研究内容 |
1.4 研究思路 |
1.5 研究方法 |
1.6 可能的创新 |
2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2.1 文献综述 |
2.1.1 跨域环境治理研究 |
2.1.2 环境多元治理研究 |
2.1.3 环境治理模型与机制研究 |
2.1.4 文献评述 |
2.2 理论基础 |
2.2.1 环境治理理论 |
2.2.2 经济机制设计理论 |
2.2.3 理论评述 |
3 新阶段我国环境治理机制:转型判定与研究设计 |
3.1 现行的单一治理机制分析 |
3.1.1 生态补偿机制 |
3.1.2 河(湖)长机制 |
3.1.3 环境联防联控联治机制 |
3.2 新阶段转向多元共治机制的判定 |
3.2.1 我国生态环境治理的必然选择 |
3.2.2 环境多元共治机制的解构依据 |
3.2.3 环境多元共治机制的解构思路 |
3.3 跨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的研究设计 |
3.4 小结 |
4 跨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之政府引导机制 |
4.1 政府引导企业技术创新的理论支撑 |
4.2 跨域背景下政府引导企业技术创新的机理分析 |
4.2.1 政府干预企业的方向选择 |
4.2.2 政府引导企业技术创新的效应分析 |
4.3 政府引导企业技术创新的参数化模型 |
4.3.1 “委托—代理”模型的引入 |
4.3.2 对称信息下最优激励合同 |
4.3.3 不对称信息下最优激励合同 |
4.4 小结 |
5 跨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之企业履责机制 |
5.1 市场运行理论的扩展讨论 |
5.1.1 传统的市场运行理论 |
5.1.2 市场运行理论的进一步扩展 |
5.2 跨域背景下市场运行中的企业履责机理分析 |
5.2.1 环境治理的企业履责逻辑判定 |
5.2.2 市场运行中的企业履责条件分析 |
5.3 市场运行中的企业履责博弈分析 |
5.3.1 “企业——公众(消费者)”博弈模型设定 |
5.3.2 “企业——公众(消费者)”短期博弈 |
5.3.3 “企业——公众(消费者)”长期博弈 |
5.3.4 “企业——公众(消费者)”均衡评析 |
5.4 小结 |
6 跨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之公众参与机制 |
6.1 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理论基础 |
6.1.1 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法理学基础 |
6.1.2 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经济学基础 |
6.2 跨域背景下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机理分析 |
6.2.1 赋权:主体意识与参与自信的培育 |
6.2.2 认同:环境意识与价值观念的强化 |
6.2.3 合作:共同治理合作伙伴关系的构建 |
6.3 “公众——政府”环境治理的演化博弈 |
6.3.1 “公众——地方政府”静态博弈过程 |
6.3.2 “公众——央地两级政府”博弈的演化稳定均衡 |
6.4 小结 |
7 跨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评价与拓展 |
7.1 评价分析 |
7.1.1 关于“激励相容”标准的判定 |
7.1.2 关于“信息有效”条件的分析 |
7.2 拓展讨论 |
7.2.1 对环境共治机制的一般化表达 |
7.2.2 对一般化理论工具应用的讨论 |
7.3 小结 |
8 研究结论与政策含义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8.2 政策含义 |
8.2.1 政府视角 |
8.2.2 企业视角 |
8.2.3 公众视角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4)中国工业绿色效率评价及提升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1.2 研究意义 |
1.3 相关文献综述 |
1.3.1 工业绿色发展与工业绿色效率研究 |
1.3.2 工业绿色效率影响因素研究 |
1.3.3 工业绿色发展路径研究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5 研究内容 |
1.6 创新点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2.1 绿色效率及相关概念的解释 |
2.1.1 效率与经济效率 |
2.1.2 绿色效率与工业绿色效率 |
2.1.3 绿色效率与绿色发展的关系 |
2.2 经济增长理论 |
2.3 生态经济理论 |
2.4 系统论 |
2.5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工业绿色效率影响路径与驱动机理分析 |
3.1 工业绿色效率影响因素及影响路径分析 |
3.1.1 工业绿色效率推动工业绿色发展 |
3.1.2 工业绿色效率影响因素层级结构分析 |
3.1.3 工业绿色效率影响路径分析 |
3.2 工业绿色效率驱动机理分析 |
3.2.1 工业技术追赶效应 |
3.2.2 绿色结构调整效应 |
3.2.3 环境规制激励效应 |
3.2.4 绿色创新外溢效应 |
3.3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中国工业绿色效率评价 |
4.1 模型方法与数据来源 |
4.1.1 方法选择 |
4.1.2 EBM模型构建 |
4.1.3 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
4.2 工业绿色效率评价分析 |
4.2.1 区域异质性分析 |
4.2.2 行业异质性分析 |
4.3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工业绿色效率动态演进分析 |
5.1 研究方法 |
5.1.1 核密度方法 |
5.1.2 马尔科夫链 |
5.2 工业绿色效率收敛分析 |
5.2.1 各省市工业绿色效率收敛分析 |
5.2.2 行业工业绿色效率收敛分析 |
5.3 工业绿色效率动态演进分析 |
5.3.1 各省市工业绿色效率分布演进 |
5.3.2 行业工业绿色效率分布演进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工业绿色效率区域异质性影响因素分析 |
6.1 模型方法与数据来源 |
6.1.1 动态面板空间计量模型 |
6.1.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6.2 空间自相关检验与模型诊断 |
6.2.1 空间自相关检验 |
6.2.2 模型检验与选择 |
6.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6.3.1 影响因素分析 |
6.3.2 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6.4 稳健性检验 |
6.4.1 基于动态面板的全样本检验 |
6.4.2 分区域样本的异质性检验 |
6.5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工业绿色效率行业异质性影响因素分析 |
7.1 动态面板模型与数据来源 |
7.1.1 模型设定 |
7.1.2 估计方法选择 |
7.1.3 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
7.2 模型诊断 |
7.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7.4 稳健性检验 |
7.5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中国工业绿色效率的提升路径 |
8.1 系统动力学方法介绍 |
8.1.1 系统动力学 |
8.1.2 系统动力学建模步骤 |
8.2 系统动力学模型构建 |
8.2.1 系统边界构建模型选择 |
8.2.2 系统边界确定及基本假设 |
8.2.3 因果回路图 |
8.2.4 系统动力学流图 |
8.2.5 模型方程及参数确定 |
8.3 系统动力学模型检验 |
8.3.1 直观检验 |
8.3.2 运行检验 |
8.3.3 历史性检验 |
8.4 中国工业绿色效率提升路径仿真模拟 |
8.4.1 调节参数与情景设置 |
8.4.2 不同路径仿真模拟与比较 |
8.5 本章小结 |
第九章 结论和政策建议 |
9.1 结论 |
9.2 政策建议 |
9.3 展望 |
附录 系统动力学模型主要方程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其他成果 |
参考文献 |
致谢 |
(5)中国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现状与述评 |
1.2.1 环境规制政策工具选择相关研究 |
1.2.2 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行为及绩效影响相关研究 |
1.2.3 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
1.2.4 现有研究述评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内容 |
1.4 研究方法 |
1.5 主要创新与不足之处 |
1.5.1 主要创新 |
1.5.2 不足之处 |
第2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环境规制 |
2.1.2 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 |
2.1.3 技术创新 |
2.2 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理论基础 |
2.2.1 外部性与环境规制相关理论 |
2.2.2 信息不对称下环境规制相关理论 |
2.2.3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
2.3 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影响技术创新的理论基础 |
2.3.1 技术创新理论 |
2.3.2 波特假说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中国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现实基础 |
3.1 中国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的现实基础 |
3.1.1 中国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的演进历程 |
3.1.2 中国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的现状特征 |
3.1.3 中国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的成效及存在的问题 |
3.2 中国技术创新的现实基础 |
3.2.1 中国技术创新政策支持背景 |
3.2.2 中国技术创新现状 |
3.3 中国技术创新现实问题及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可能发挥的作用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分析 |
4.1 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 |
4.1.1 基于公众参与的分析 |
4.1.2 基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分析 |
4.2 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 |
4.2.1 基于对传统环境规制调节作用的分析 |
4.2.2 基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分析 |
4.3 本章小结 |
第5章 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区域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 |
5.1 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区域技术创新影响的本地效应 |
5.1.1 研究设计与数据介绍 |
5.1.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5.1.3 进一步分析 |
5.2 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区域技术创新影响的邻地效应 |
5.2.1 城市技术创新空间相关性检验 |
5.2.2 空间面板模型设定 |
5.2.3 空间计量模型的估计 |
5.3 本章小结 |
第6章 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 |
6.1 模型构建与数据介绍 |
6.1.1 模型构建 |
6.1.2 数据介绍 |
6.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6.2.1 基准回归结果 |
6.2.2 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检验 |
6.2.3 基于技术创新结构的分析 |
6.2.4 分位数回归结果 |
6.2.5 异质性分析 |
6.2.6 中介效应分析 |
6.2.7 调节效应分析 |
6.3 本章小结 |
第7章 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 |
7.1 主要结论 |
7.2 对策建议 |
7.2.1 构建完善的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管理体系 |
7.2.2 充分发挥各类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 |
7.2.3 发挥公众参与在提高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技术创新激励中的作用 |
7.2.4 发挥产业结构调整在提高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技术创新激励中的作用 |
7.2.5 发挥市场机制在提高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技术创新激励中的作用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6)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绿色增长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1.3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1.4 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 |
第2章 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影响的理论基础与机理机制 |
2.1 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理论 |
2.2 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增长的机理机制 |
2.3 环境规制与绿色增长的环境可持续维度 |
2.4 环境规制与绿色增长的社会平等维度 |
第3章 我国环境规制与绿色增长水平测度与评价 |
3.1 中国环境规制政策实施与变迁 |
3.2 我国环境规制的总体测度与评价 |
3.3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测度与评价 |
3.4 我国绿色增长水平的测度与评价 |
3.5 本章小节 |
第4章 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水平影响的空间效应研究 |
4.1 空间面板模型与变量选取 |
4.2 环保投资与污染减排强度对绿色增长水平影响的空间效应 |
4.3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水平影响的空间特征 |
4.4 本章小节 |
第5章 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非线性特征研究 |
5.1 绿色经济效率的测度与评价 |
5.2 面板平滑转移模型与变量选择 |
5.3 环保投资和污染减排强度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门限特征分析 |
5.4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门限效应分析 |
5.5 本章小节 |
第6章 环境规制对我国社会福祉影响的中介效应研究 |
6.1 社会福祉的测度与评价 |
6.2 中介效应模型与变量选择 |
6.3 基于居民健康和就业的中介效应检验 |
6.4 中、东部地区健康中介效应的进一步检验 |
6.5 本章小节 |
第7章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的影响研究 |
7.1 双重差分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7.2 排污权交易制度的整体减排效果分析 |
7.3 排污权交易制度的污染减排效果持续性分析 |
7.4 排污权交易制度的绿色增长效应分析 |
7.5 本章小节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科研成果 |
后记 |
(7)绿色发展背景下中国工业用地利用效率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实践意义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技术路线 |
1.5 论文结构 |
1.6 本文创新点 |
第2章 国内外研究综述与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工业用地 |
2.1.2 效率 |
2.1.3 环境效率 |
2.1.4 工业用地利用效率 |
2.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2.2.1 关于绿色发展的研究 |
2.2.2 关于土地利用评价的研究 |
2.2.3 关于土地利用效率的研究 |
2.2.4 关于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研究 |
2.2.5 研究述评 |
2.3 相关理论 |
2.3.1 环境经济学理论 |
2.3.2 投入产出理论 |
2.3.3 区位理论 |
2.3.4 土地报酬递减理论 |
2.3.5 可持续发展理论 |
2.4 分析框架 |
2.4.1 理论分析 |
2.4.2 实证分析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绿色发展背景下中国工业用地利用效率测算及时空演变特征分析 |
3.1 工业用地利用效率测算方法与模型构建 |
3.1.1 静态效率方法与模型构建 |
3.1.2 动态效率方法与构建 |
3.2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
3.2.1 研究区概况 |
3.2.2 数据来源 |
3.2.3 变量选取与说明 |
3.3 基于超效率EBM模型的工业用地利用效率时空演变特征分析 |
3.3.1 时序演变特征分析 |
3.3.2 空间演变特征分析 |
3.4 基于GML指数的工业用地全要素生产率时空演变特征分析 |
3.4.1 总体分析 |
3.4.2 差异分析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绿色发展背景下中国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空间收敛性分析 |
4.1 收敛性理论及其方法类别 |
4.1.1 收敛性理论 |
4.1.2 收敛性分析方法类别 |
4.2 绝对收敛性检验 |
4.2.1 σ收敛检验及结果 |
4.2.2 绝对β收敛检验及结果 |
4.3 条件收敛性检验 |
4.3.1 条件收敛检验方法 |
4.3.2 条件收敛检验结果 |
4.4 PS收敛检验 |
4.4.1 PS收敛检验方法 |
4.4.2 PS收敛检验结果 |
4.5 俱乐部收敛检验 |
4.6 本章小结 |
第5章 绿色发展背景下中国工业用地效率空间相关性分析 |
5.1 空间相关性的理论分析 |
5.2 空间相关性检验方法 |
5.2.1 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 |
5.2.2 空间权重矩阵选择 |
5.3 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空间相关性检验 |
5.3.1 空间分布特征 |
5.3.2 空间相关性检验结果分析 |
5.4 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空间相关性分析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绿色发展背景下中国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分析 |
6.1 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
6.2 空间计量模型和方法 |
6.2.1 空间面板模型概述 |
6.2.2 空间面板模型估计方法 |
6.2.3 空间面板模型检验及模型选择 |
6.3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6.3.1 变量选取及处理 |
6.3.2 数据来源 |
6.3.3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
6.4 空间计量结果分析 |
6.4.1 空间面板模型的检验和选择 |
6.4.2 全国尺度空间面板模型估计的结果 |
6.4.3 区域尺度空间面板模型估计的结果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7.1 主要结论 |
7.2 政策建议 |
7.3 不足之处 |
7.4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8)绿色金融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区域异质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相关研究综述 |
1.2.1 有关绿色金融内涵的相关文献 |
1.2.2 有关绿色金融影响企业绩效的相关文献 |
1.2.3 有关绿色金融影响产业结构的相关文献 |
1.2.4 有关绿色金融影响技术创新的相关文献 |
1.2.5 有关绿色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相关文献 |
1.2.6 文献述评 |
1.3 研究思路、内容及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内容 |
1.3.3 研究方法 |
1.4 主要创新与不足 |
1.4.1 创新之处 |
1.4.2 不足之处 |
第2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绿色金融 |
2.1.2 绿色产业 |
2.1.3 污染产业 |
2.1.4 产业结构 |
2.1.5 经济增长 |
2.2 理论基础 |
2.2.1 绿色金融理论 |
2.2.2 经济增长理论 |
2.2.3 绿色发展理论 |
2.3 本章小结 |
第3章 绿色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
3.1 绿色金融的基本功能 |
3.1.1 资本积聚功能 |
3.1.2 投资导向功能 |
3.1.3 信息传递功能 |
3.1.4 要素整合功能 |
3.2 绿色金融对企业生产决策的影响 |
3.2.1 成本—收益函数 |
3.2.2 图形解析 |
3.2.3 企业决策 |
3.3 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的DSGE模型分析 |
3.3.1 模型简介 |
3.3.2 模型构建 |
3.3.3 模型校准 |
3.3.4 政策冲击 |
3.4 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 |
3.4.1 绿色金融、产业结构生态化与经济高质量增长 |
3.4.2 绿色金融、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效率提升 |
3.4.3 绿色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区域异质性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绿色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发展现状及测度 |
4.1 绿色金融的发展现状及测度 |
4.1.1 绿色金融的发展现状 |
4.1.2 绿色金融的水平测度 |
4.2 经济增长的发展现状及测度 |
4.2.1 经济增长的发展现状 |
4.2.2 经济增长的效率测度 |
4.3 本章小结 |
第5章 绿色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微观机理分析 |
5.1 样本选择、特征事实与理论假设 |
5.1.1 样本选择 |
5.1.2 特征事实 |
5.1.3 理论假设 |
5.2 模型设定、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5.2.1 模型设定 |
5.2.2 变量选取 |
5.2.3 数据来源与统计性描述 |
5.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5.3.1 全样本估计结果 |
5.3.2 企业类型视角 |
5.3.3 产权性质视角 |
5.3.4 企业规模视角 |
5.4 稳健性检验 |
5.4.1 更换经营绩效指标 |
5.4.2 替换控制变量 |
5.5 绿色金融影响企业经营绩效的中介效应分析 |
5.5.1 绿色金融、融资约束与企业经营绩效 |
5.5.2 绿色金融、绿色技术创新与企业经营绩效 |
5.6 本章小结 |
第6章 绿色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路径分析 |
6.1 样本选择、特征事实与理论假设 |
6.1.1 样本选择 |
6.1.2 特征事实 |
6.1.3 理论假设 |
6.2 模型设定、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6.2.1 模型设定 |
6.2.2 计量方法 |
6.2.3 变量选取 |
6.2.4 数据说明 |
6.3 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检验 |
6.3.1 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检验 |
6.3.2 绿色金融、产业结构生态化与经济增长 |
6.3.3 绿色金融、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 |
6.4 稳健性检验 |
6.4.1 更换计量方法 |
6.4.2 变更样本范围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绿色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区域异质性分析 |
7.1 特征事实与理论假设 |
7.1.1 特征事实 |
7.1.2 理论假设 |
7.2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7.2.1 模型构建 |
7.2.2 变量选取 |
7.2.3 数据来源 |
7.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7.3.1 基于全样本的估计 |
7.3.2 基于地区样本估计 |
7.3.3 基于绿色金融工具的估计 |
7.4 稳健性检验 |
7.4.1 剔除控制变量 |
7.4.2 指标的再度量 |
7.5 门限效应检验 |
7.5.1 面板门限模型设定 |
7.5.2 门限效应存在性检验 |
7.5.3 门限估计结果分析 |
7.6 本章小结 |
第8章 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 |
8.1 主要结论 |
8.2 对策建议 |
8.2.1 国家统筹设计与完善绿色金融体系 |
8.2.2 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发展绿色金融 |
8.2.3 发挥金融机构对绿色金融的引导作用 |
8.2.4 强化绿色金融对企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后记 |
(9)土地流转对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 ——基于流入户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目标 |
1.2.1 研究内容 |
1.2.2 研究目标 |
1.3 研究方法 |
1.4 技术路线 |
1.5 可能的创新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相关文献综述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2.1.1 土地流转 |
2.1.2 土地流转规模 |
2.1.3 土地流转期限 |
2.1.4 绿色生产技术效率 |
2.2 理论基础 |
2.2.1 农户行为理论 |
2.2.2 契约理论 |
2.2.3 可持续发展理论 |
2.3 国内外文献综述 |
2.3.1 农户土地流转的研究 |
2.3.2 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的评价方法、测度方式及指标选取 |
2.3.3 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 |
2.3.4 文献述评 |
第3章 土地流转影响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的理论分析 |
3.1 土地流转与否影响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的总体理论 |
3.1.1 基于正向作用观点的帕累托改进 |
3.1.2 基于零和观点的新制度经济学 |
3.2 土地流转规模影响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的机制分析 |
3.2.1 要素替代效应 |
3.2.2 人力资本效应 |
3.3 土地流转期限影响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的机制分析 |
3.3.1 跨期投资激励效应 |
3.3.2 跨期技术采纳效应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调研设计、数据来源与样本统计描述 |
4.1 调研过程 |
4.2 数据来源、处理与应用分析 |
4.2.1 数据来源 |
4.2.2 调查问卷涉及的主要内容 |
4.2.3 数据处理与应用 |
4.3 样本农户基本情况描述性统计分析 |
4.3.1 户主基本特征 |
4.3.2 家庭特征 |
4.3.3 生产特征 |
4.3.4 土地流转特征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农户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的测度与解析 |
5.1 模型与指标选取 |
5.1.1 模型介绍 |
5.1.2 评价指标变量的选取 |
5.2 农户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估计及分布 |
5.2.1 基于MBP-EBM模型的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测算 |
5.2.2 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的分布特征 |
5.3 土地流转与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的交叉统计分析 |
5.3.1 不同土地流转规模下的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 |
5.3.2 不同土地流转期限下的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土地流转规模对农户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 |
6.1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6.1.1 模型设定 |
6.1.2 变量界定与量化 |
6.2 土地流转规模对农户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影响实证分析 |
6.2.1 描述性统计 |
6.2.2 两阶段工具变量估计结果 |
6.3 土地流转规模影响农户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的路径分析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土地流转期限对农户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 |
7.1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7.1.1 模型设定 |
7.1.2 变量界定与估算 |
7.2 土地流转期限对农户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影响——基于长期和短期的实证分析 |
7.2.1 描述性统计 |
7.2.2 倾向得分估计结果 |
7.3 土地流转期限对农户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影响——基于时间强度实证分析 |
7.3.1 描述性统计 |
7.3.2 广义倾向得分估计结果 |
7.4 土地流转期限影响农户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的路径分析 |
7.5 本章小结 |
第8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8.1 研究结论 |
8.1.1 农户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 |
8.1.2 流转规模对农户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 |
8.1.3 流转期限对农户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 |
8.2 政策建议 |
8.2.1 增强政策引导作用,促进土地适度规模流转 |
8.2.2 加快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引导土地流转期限适度长期化 |
8.2.3 提高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创造良好农田基础环境 |
8.2.4 加大农业专业服务组织扶持力度,推进服务规模经营 |
8.2.5 加强农民的职业教育,提高其科学素质 |
8.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水稻种植户调查问卷 |
致谢 |
(10)农户减施化肥行为及其效应研究 ——以果园水肥一体化和有机肥替代化肥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中英文缩略词对照表 |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1.2.1 关于农户化肥施用行为的研究 |
1.2.2 关于化肥投入技术效率及最优施用量的研究 |
1.2.3 关于农户节肥型农业技术采纳行为的研究 |
1.2.4 关于农户技术采纳效应研究 |
1.2.5 关于农户减施化肥的激励政策研究 |
1.2.6 相关文献研究述评 |
1.3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1.3.1 研究目标 |
1.3.2 研究内容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4.1 研究方法 |
1.4.2 技术路线 |
1.5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1.5.1 创新点 |
1.5.2 不足之处 |
2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化肥施用强度 |
2.1.2 化肥投入技术效率 |
2.1.3 水肥一体化技术 |
2.1.4 有机肥替代化肥 |
2.2 理论基础 |
2.2.1 农户行为理论 |
2.2.2 农业技术扩散理论 |
2.2.3 计划行为理论 |
2.2.4 外部性理论 |
2.2.5 信息不对称理论 |
2.3 本章小结 |
3 中国农业化肥施用现状分析 |
3.1 中国农业化肥施用量的变化趋势 |
3.1.1 化肥施用总量变化分析 |
3.1.2 化肥施用强度变化分析 |
3.2 中国农业化肥施用的区域特征 |
3.3 中国农业化肥施用的农作物结构特征 |
3.3.1 不同农作物化肥施用强度差异分析 |
3.3.2 农作物种植结构与区域化肥施用强度差异的耦合关系 |
3.3.3 种植结构对化肥施用强度的驱动作用 |
3.4 本章小结 |
4 农户化肥投入技术效率与减量潜力分析 |
4.1 农户化肥投入技术效率分析 |
4.1.1 理论分析与模型构建 |
4.1.2 化肥投入技术效率测算 |
4.2 农户化肥减量潜力分析 |
4.2.1 理论分析与模型构建 |
4.2.2 化肥减量潜力测算 |
4.3 本章小结 |
5 农户采纳水肥一体化技术行为及其效应分析 |
5.1 农户采纳水肥一体化技术决策机理分析 |
5.1.1 水肥一体化技术的技术属性分析 |
5.1.2 农户采纳水肥一体化技术路径分析 |
5.1.3 农户对水肥一体化技术需求分析 |
5.1.4 农户响应水肥一体化技术行动分析 |
5.2 农户采纳水肥一体化技术的意愿与行为分析 |
5.2.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说 |
5.2.2 数据来源、样本分析与模型构建 |
5.2.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5.3 农户采纳水肥一体化技术的节肥增收效应分析 |
5.3.1 理论分析 |
5.3.2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5.3.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6 农户施用有机肥替代化肥行为及其效应分析 |
6.1 农户施用有机肥行为决策机理分析 |
6.1.1 农户施用有机肥行为决策动机 |
6.1.2 农户施用有机肥行为决策特征 |
6.1.3 农户施用有机肥行为决策模式 |
6.1.4 农户特征与施用有机肥行为决策 |
6.2 风险感知、社会信任与农户有机肥替代化肥行为悖离分析 |
6.2.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说 |
6.2.2 样本分析与模型构建 |
6.2.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6.3 农户施用有机肥替代化肥的节肥增收效应分析 |
6.3.1 理论分析 |
6.3.2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6.3.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6.4 本章小结 |
7 农户减施化肥行为的激励机理分析 |
7.1 农户减施化肥的利益相关者分析 |
7.1.1 农户的利益诉求与行为取向 |
7.1.2 政府的利益诉求与行为取向 |
7.2 农户与政府的利益博弈分析 |
7.2.1 博弈模型构建 |
7.2.2 博弈均衡分析 |
7.3 信息不对称下农户减施化肥的激励机理分析 |
7.3.2 逆向选择下农户减施化肥的激励机理分析 |
7.3.3 道德风险下农户减施化肥的激励机理分析 |
7.4 本章小结 |
8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8.1 研究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8.2.1 促进水肥一体化技术采纳 |
8.2.2 推动有机肥替代化肥 |
8.2.3 实现外部性内部化补偿 |
8.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山东省苹果种植户减施化肥行为调查问卷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四、环境污染函数的经济学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能源替代下的两阶段经济增长模型构建与仿真[D]. 孙亚蓉. 中北大学, 2021(09)
- [2]高速铁路噪声负外部性表征分析与控制策略研究[D]. 宣晓梅.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2021(01)
- [3]跨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研究[D]. 郭建斌. 江西财经大学, 2021(09)
- [4]中国工业绿色效率评价及提升路径研究[D]. 荣婧. 吉林大学, 2021(01)
- [5]中国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D]. 李世斌. 吉林大学, 2021(01)
- [6]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绿色增长的影响研究[D]. 陈苗. 吉林大学, 2021(01)
- [7]绿色发展背景下中国工业用地利用效率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D]. 蒋海舲. 江西财经大学, 2021(09)
- [8]绿色金融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区域异质性研究[D]. 高锦杰. 吉林大学, 2021(01)
- [9]土地流转对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 ——基于流入户视角[D]. 阮华. 江西财经大学, 2021(09)
- [10]农户减施化肥行为及其效应研究 ——以果园水肥一体化和有机肥替代化肥为例[D]. 陶源. 山东农业大学, 202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