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贡献

一、董必武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贡献（论文文献综述）

邵维正^[1]（2021）在《淘尽泥沙终见金——中共一大出席者的人生轨迹》文中研究指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深刻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着标志。我们党历经千锤百炼而朝气蓬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并强调"严密党的组织体系,着力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

颜宏启^[2]（2021）在《简论陈潭秋的历史贡献及精神品质》文中指出陈潭秋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为党的事业做出了重大历史贡献。陈潭秋同志身上表现出来的坚定理想信念、无私奉献品质、敢于担当精神、顾全大局观念以及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朱永康^[3]（2021）在《湖北省学生联合会研究（1919-1936）》文中提出湖北省学生联合会诞生于五四运动时期,与武汉市学生联合会一脉相承,从五四运动成立武昌学生团直到1936年受反动当局压迫停止活动算起,湖北省学联的活动历史跨越了十七年历史,经历了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国共合作等重大历史事件。爱国主义贯穿学联组织发展始终,经过斗争与学习,在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及全国学联的领导下,湖北省学联最终成长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自觉开展爱国行动的社会团体。湖北省学联对湖北近代革命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当时的思想解放、民族独立事业贡献出青年的力量,促进了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在今天研究学联的历史,能够丰富党史、团史史实研究,了解学生联合会这一重要的社会组织的发展历程,有助于我们把握思想宣传的方法方式,了解青年的思想特点,更好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守好意识形态宣传阵地。本文通过梳理湖北省学生联合会的历史,探讨学生联合会对青年成长的影响和意义,总结党和团组织在带领学生联合会成长进步中的经验,对当代做好青年思想宣传工作作出有益的启示,为做好新时代主流思想宣传工作提供借鉴和指导。

李文静^[4]（2020）在《1949-1982年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及其经验启示研究》文中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中国共产党对法治本质、价值、地位和作用的认识,直接决定着法治在中国的命运。新中国法治建设的实践始终贯穿着一条清晰的主线,即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推进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最重要的主体,其对法治的认知程度与定位,深刻影响着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本文以1949-1982年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为主要研究对象。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呈现出U字型的演变轨迹:从建国初期的良好开端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曲折转向再到改革开放初期逐步回到正轨。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视角,以正式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献、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选集、文选、年谱、传记等为基础,以这一时期颁布的重要法律文本、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法治事件为切入点,力求清晰勾勒出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演变轨迹,总结蕴含其中的法治认识成果,探讨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发生嬗变的原因、经验教训与当代启示等问题,以期为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法治的领导,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加快建设法治中国提供学理支撑。本文除引言和结语外,正文为三个部分,共七章。其中,第一部分（第一、二章）是论文的基础,主要阐述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理论基础、思想资源和历史前提;第二部分（第三、四、五、六章）是论文的核心内容,主要分析1949-1982年间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第三部分（第七章）是论文的落脚点,总结和概括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经验、教训和当代启示。引言阐明论文研究的意义;对论文的核心概念——法治进行科学界定,分析法治与人治、法治与法制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使论文的研究建立在科学性与规范性的基础之上;对国内外学界相关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和评述。已有研究成果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借鉴,而已有研究不足又印证着本文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成为论文研究的新的生长点。第一章阐述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理论基础与思想资源。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建立在前人对法治认识的基础之上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最根本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对法的根源、本质、职能的认识、列宁在领导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法治建设的实践中所形成的对法治的认识,是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最直接的理论来源。中国传统法治思想、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法治思想、西方现代法治思想则是党对法治认识重要的思想资源。第二章考察分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基本脉络和主要成果。这一阶段党对法治的认识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对法治认识的重要历史前提。本章遵循中共党史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期,将党对法治的认识分为土地革命战争阶段、抗日战争阶段和解放战争时期三个历史阶段,总结概括了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成果。从三个历史时期的认识成果来看,既体现着围绕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任务,法治要为巩固革命成果、维护革命秩序、促进革命胜利服务的共性,同时又体现着特性,即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结合新的实践背景,又形成了对法治认识的新成果。第三章考察分析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基本脉络和主要成果。新中国成立之初,巩固新生政权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中心任务。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主要是围绕为巩固新生政权提供法治保障为出发点的。本章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的制定和司法改革运动等具有代表性的重大法治事件为切入点,概括总结出这些重大法治事件所体现的一切从实际出发,民主立法、科学立法原则、法贵在行的理念以及司法要坚持阶级立场和人民立场等认识成果。这些认识成果表明,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在治国理政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是清醒的。第四章考察分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基本脉络和主要成果。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主要是围绕为“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法治保障为逻辑起点的。本章主要以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法治事件: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召开、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宪法的制定、中共八大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方针的提出等为主要研究对象,概括总结出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成果。从整体来看,这三大法治事件分别为社会主义法治奠定了制度根基、筑牢了法律体系基石、提供了根本遵循,搭建起社会主义法治大厦的“四梁八柱”,为推动社会变革提供了法治保障,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法治本质要求的正确认识与把握。第五章考察分析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基本脉络及其发生曲折转向的原因。本章在深入挖掘史料的基础上,概括总结出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历史时期尤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对法治的认识成果,深刻剖析了党对法治认识之所以发生曲折转向的原因。总体上看,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是正确与错误两个发展趋向的互相交织,即便是在错误发展趋向压倒正确发展趋向,致使社会主义法治进程几近中断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也并未完全抛弃宪法和法律,也曾希望通过法治的力量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通过丰富的史料和严密的论证回应历史虚无主义的挑战。第六章考察分析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基本脉络和主要成果。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认真总结反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法治的认识也由此逐渐回到正确轨道。本章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两案”的审判、“七八宪法”和“八二宪法”的制定等具有代表性的重大法治事件为主要研究对象,概括总结这些重大法治事件所彰显的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成果,这些认识成果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法治在治国理政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与把握,为开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新篇章奠定了坚实的思想认识基础。第七章分析总结1949-1982年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经验及启示。提出了坚持党对法治的领导,正确认识和处理党的领导与法治的关系;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准确把握法治国情;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正确认识和处理民主与法治的关系;坚持以开放的态度对待人类文明成果,重视法治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四点经验及启示。结语在总结全文内容的基础之上得出了四个方面的结论,并对今后的研究工作作出了进一步的展望。

尹立楠^[5]（2020）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统一战线工作及启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共中央南方局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派驻在国统区重庆的秘密机关,代表中共中央在国民党统治区和部分沦陷区进行中共党组织工作。由于南方局所处的政治环境险恶,许多工作又都是秘密进行,致使这一时期和地区的统战工作具有很多特点,因此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南方局以统一战线工作为主,在贯彻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抗战大后方艰苦恶劣的环境中创造性的执行了一系列统战工作,维护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争取了中间党派、其他各阶级和海外同胞的支持,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本文主要运用文献研究法、历史归纳法和系统分析法,基于已有的史料进行分析、总结和拓展,本论文主要由引言,正文和结语三部分构成。引言中主要写了本论文的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文献综述、研究思路和方法、创新点与不足之处。正文主要由四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概况,介绍了南方局成立的背景、南方局的成立与发展以及南方局的历史使命与工作职能。第二部分论述南方局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内容,坚定维护国共合作政治局面、团结联络中间党派和对其他阶级和势力开展多维度统战工作。第三部分是在论述南方局统战工作主要内容的基础上概括出统战工作的特点。最后一部分从对当代的现实价值入手,在借鉴南方局成功统战工作的基础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统战工作提供启示。结语部分简要写了南方局统战经验对当今社会的启示,并对论文的总体进行了总结。

李国亮^[6]（2020）在《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研究》文中提出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遏制和最后击败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扩张,在反对国际绥靖主义、争取苏联及世界人民援助、推动英美加入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发展东方各民族反侵略统一战线等的过程中形成的统一战线思想。它是在马克思主义国际统战理论的指导下,在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统战思维及中国国内革命实践的经验、教训后,形成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国际统战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国际统战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形成有其特定的理论渊源和实践基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国际统一战线的理论是其理论内核、根系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统战智慧则是其内在气质、文化土壤。国民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内统战工作的经验、教训为其提供了实践基础。此外,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也并非一成不变,在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动及相互作用下,它的形成、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从瓦窑堡会议召开到《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其思想具体表现为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到苏德战争爆发,其思想表现为组织国际反帝统一战线;从苏德战争爆发到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其思想体现为重建、坚持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由于英法在远东均有保全殖民地的意图,美日在经贸上又有密切往来,这些国家对日本的侵略扩张皆采取了妥协与绥靖的态度。从批评美国孤立主义者“不应隔岸观火”、批评英国张伯伦政策的必然结果就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到揭露英日东方慕尼黑阴谋是完全损人利己的“坐山观虎斗”,再到揭穿、反对日美策动的东方慕尼黑新阴谋、严密关注美日谈判进程,奉劝美国不应与日本订立任何妥协,上述一系列实践均体现了毛泽东在国际安全问题上期望各国能够同舟共济,反对以邻为壑。抗战时期,毛泽东正确处理了同苏联、共产国际的关系。首先,终止从属关系,实现独立自主。随着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中共党内独立自主的政治路线得以树立和巩固,其与共产国际及苏联的关系呈现出逐渐弱化的趋势（尽管这种弱化并不妨碍双方继续保持基于相同意识形态而产生的特殊关系）。其次,毛泽东也极为关注苏德战局的发展,并根据苏德战况灵活调整国共关系。抗战时期的国、共、苏、美三国四方是处在一种相互咬合的链条关系中。这一链条包含三个要素:欧战态势、日苏关系、国共关系。作用机制则为:欧战态势影响日苏关系,日苏关系又进而影响国共关系。因此,毛泽东关注苏德战况就是关注中共自身的生存、发展状况。再次,毛泽东在对苏联及共产国际开展的国际统战活动中突出体现了坚持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主义。在苏德战争期间,毛泽东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向其提供了情报和军事等方面的援助。最后,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的重心经历了由苏到美、由美到苏的转换过程,表明毛泽东抗日国际统战思想并非缺乏现实主义的逻辑。抗战时期,毛泽东对美国的认知随局势的变化而不断发生改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对美国的形象认知实现了由帮凶到盟友的转变。皖南事变后,美国在调解国共冲突上的举动一度给毛泽东留下了良好的印象,由此他逐渐将国际统一战线的重心置于美国,不仅主动邀请中外记者团及美军观察组来延,而且在军事、政治上与之展开密切合作,取得了一些成果。中共七大期间,随着美国对华政策日趋反动,毛泽东的对美统战策略也随之发生转变,即由刚开始的团结为主、斗争为辅转为斗争为主、团结为辅。抗战时期毛泽东也十分重视发展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并揭示出中国民族解放经验对其他国家革命具有重要引领、示范作用。此外,他还关心、支持、指导在华日本人民开展反战斗争,不仅阐述了运动的必要性、可能性、发展规律,而且提出了一系列争取日本士兵及宽待俘虏的办法,并大力援助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来华开展反战工作。抗战时期毛泽东关注国际政治、军事局势乃是一种常态,他的很多决策都基于此。本文选取了三个极富代表性的案例来对此进行分析。第一,认同、支持同盟国的反法西斯世界战略。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国民党、社会舆论围绕反法西斯世界战略问题展开过数次论战,借此可管窥这三种声音在当时社会的横向互动、竞争。此外,本文在论证毛泽东对欧洲第二战场开辟问题的关注时,特别就中共“今年打垮德国,明年打垮日本”口号的出台、调整、废止,中共中央与各根据地的互动过程作了详细考察,揭示出了抗战时期中共决策、执行机制的复杂性。第二,关注、回应同盟国高层会议。抗战时期,面对同盟国间的高层互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未沉默,其在关注、评论的同时,于决策层面也给出了相应的应对之策。第三,关注、参与联合国创建事宜。本文通过考察毛泽东对联合国创建过程中的一系列标志性事件的评价,论证了中国共产党对联合国创建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反法西斯的重要力量登上国际舞台,面对国际形势剧变,毛泽东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经验、原则灵活运用到抗日国际统一战线的构建、实施中,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理论创新。具体而言,其方法论原则可概括为:既要广泛联合,又要区别对待;以必要的斗争,求必需的团结;坚持原则性,讲究灵活性;立足自力更生,努力争取外援;坚持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主义;两条统一战线,相互促进配合。毛泽东通过建立、驾驭抗日国际统一战线,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发展及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营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也为中国共产党在国际舞台纵横捭阖、折冲尊俎提供了正确的战略指导。具体而言,其历史意义可概括为:打破国民党的封锁及谣言,扩大了中共的国际影响力;抑制国民党反共摩擦,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共争取到了外援,加速了抗战胜利进程;战略配合盟军作战,加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进程;为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积累了经验、培育了人才、奠定了基础。新时代条件下,争取有利外部环境的共同诉求使得我们今天学习借鉴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成为必要。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中蕴含的外交智慧及方法论原则为新时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原则性指导,也为新时代谋求合作共赢,促进地区和平提供启发性思考,更为当前应对美国贸易霸凌主义提供方法论支撑。因此,回顾研究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为新时代处理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把握世界前进大势提供了重要启示。

柏晓斐^[7]（2020）在《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对八路军形象的塑造》文中提出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并未提出“军队形象”的概念,但其对八路军的形象给予了足够重视,为塑造八路军良好形象进行了持久努力。本研究在广泛占有史料的基础上,以党史学、历史学为基础,借鉴或运用传播学、形象学、宣传学、图像学、艺术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致力于解决中共为何形塑八路军、如何形塑八路军、最终达到了何种效果、产生了何种影响的系列问题。全面抗战时期,中共积极塑造八路军的良好形象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动因。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共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出征前线。同时,中共制定了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路线,其中发动广大的群众参加抗战则是最重要一环。但由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华北民众对中共及其军队存在误解,这使刚出征的八路军在动员、组织群众以及作战、生活方面都面临不少困难。这不仅关乎全面抗战路线的践行效果,更直接影响着八路军的生存与发展。塑造八路军的良好形象,打破民众的既存认知,消除误解,就成为中共必须迫切开展的工作。而随着抗战的推进,出于对中共的戒备和敌视,国民党不断造谣八路军“游而不击”,并诬蔑八路军“袭击友军”“擅自行动”,“破坏抗战”。日伪也积极进行宣传战,诬称八路军不堪一击,欺压百姓,并附和国民党,造谣八路军不对日作战,袭击国民党军队。受国民党、日伪造谣和诬蔑的影响,民间舆论一度也质疑或批评八路军未尽力抗战,妨害抗战。这又要求中共形塑八路军的活动必须持久开展。军队形象的塑造,以军队形象的定位为前提。全面抗战初期,立足于全国对日抗战的要求,依据红军的政治文化传统以及敌强我弱之实际,中共中央尤其是毛泽东快速找准了八路军的形象定位。在政治上,保证并声明八路军仍旧是党领导的军队;同时指出八路军依旧是人的军队,将为人民而战,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在作风纪律上,强调要保持红军的优良作风,即官兵一致、民主团结,战斗勇敢、主动灵活,艰苦奋斗、谦虚谨慎,等等;同时仍旧要执行铁的纪律。在军事上,包含着两个互相依存并向前发展的方面:一是八路军将执行主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二是,基于前,在地位和责任上,八路军将逐渐从战略支队转变为起决定作用和直接打垮日军的力量。军队形象的塑造离不开源像和媒介传播,但源像是媒介传播的依据。这就要求八路军在日常中必须有能获得外界认可的表现。对此,中共依据对八路军形象的定位,领导八路军积极对日作战,并使之逐渐发展为全国抗战的主力;加强军队的思想政治、作风纪律建设,巩固了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进一步严格了八路军的群众纪律,使军民关系更加融洽;进行了整军运动与有限度的正规化,提高了八路军的战斗力。同时,面对国民党破坏团结的新情况,始终不放弃维护国共合作的立场。从而夯实了八路军坚决抗战、能征善战,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乐于同国民党合作等形象的根本,为中共通过不同媒介和方法展示八路军奠定了坚实基础。夯实八路军形象根本的同时,中共借助多种媒介和方法对八路军的形象信息进行传播扩散。文字方面,主要借助报刊或标语口号宣传八路军的战绩、战斗英雄、与民众良好的关系以及坚持和维护国共合作的立场、对友军的帮助,并驳斥国民党的造谣等;语音方面,通过大量讲话、演讲等口头宣传,阐释八路军是争取抗战胜利的重要力量、力争并取得了军民团结、有着严格的纪律,并直接驳斥国民党诬蔑等,还利用广播电台宣传八路军的战绩等;文艺方面,积极利用歌、剧、图画、照片和电影等直观形象地展示了八路军英勇作战、爱护民众并赢得了民众支持、艰苦奋斗等等。同时,抗战时期诸多中外记者和观察家曾进入中共根据地观察和考察,中共借机向他们大力展示八路军,通过接受采访,进行座谈,作报告,带领到访者参观部队、医院和作战前线等方式宣传了八路军以有效的战略战术坚决作战并取得了巨大成绩,有着优良的作风和纪律达到了官兵一致、军民一致,还积极维护同国民党合作等。军队形象最终作为认知主体对军队的评价和言说而存在。在中共形塑八路军之“行”与“言”的影响下,不同认知主体对八路军都持有认可态度。根据地民众认为八路军能打、有办法、不怕死,而且纪律严明,与民一家。日伪在事实上承认八路军的游击战登峰造极,并认为八路军是最坚决的抵抗者,有着坚定的政治信仰,且纪律极严,获得了民众支持。外国记者和观察家也认为八路军发展了有效的战斗模式,坚决抗战并乐于同国民党合作,还有着官兵一致、军民团结、艰苦奋斗等优秀品质。在国统区民间舆论的真实言说中,八路军同样也是积极抗战、战绩优良,且纪律严明,重视民众并获得了民众支持。良好的军队形象具有重要感召力,中共对八路军形象的成功塑造产生了重要历史影响。首先使八路军获得了根据地民众的拥护和支持,成为八路军发展壮大和取得战斗胜利的重要原因。其次扩大了中共和八路军的影响,成为中共和八路军在根据地之外获得支持的重要因素。此外,中共战时抗战“中流砥柱”地位话语的构建,也与中共形塑八路军有密切关系。

梁昊^[8]（2020）在《董必武法制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董必武的一生是中国近代历史变迁的缩影,他经历了晚清王朝、民国初元、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特别是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每个时期,他都站在革命斗争的前列,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反对专制、争取民主进行长期不懈的斗争。董必武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奠基人,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重视法律在国家政权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开展立法、司法、执法和守法等方面的工作,为构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打下基础。2011年3月10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全国人大会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对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顶层设计;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出了新任务,新时代下,全面理解和把握董必武的法制思想,可以为当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有益指导和启示。本文通过梳理董必武文集、董必武传、董必武法制思想研究等着作,比较全面和深入的对董必武法制思想展开研究,本文一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董必武法制思想的理论来源和实践基础。主要阐述了董必武法制思想形成的理论来源,探讨了董必武法制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和自身经历。第二部分,董必武法制思想形成的历史阶段。根据董必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法制实践经历,划分为萌芽、形成、成熟和发展四个阶段,以此来体现董必武法制思想形成的历史过程。第三部分,董必武法制思想的主要内容。主要研究其立法思想、司法思想、执法思想和守法思想四个方面,阐释董必武法制思想的理论内涵。第四部分,董必武法制思想的特点。通过对董必武法制思想的形成历程和主要内容的梳理,总结出董必武法制思想的三方面特征:强调党、政、法要有明确界限;以人民利益为本位;注重形式正义。第五部分,董必武法制思想的评价。通过分析董必武法制思想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阐述董必武法制思想的重要价值,同时对其历史局限性进行了分析,以达到对董必武法制思想有全面、客观、正确的认识。

周容^[9]（2020）在《红岩精神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红岩精神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浩然革命正气,奋斗在国统区和部分沦陷区的文化结晶,充分体现了南方局同志灵活谨慎的政治智慧,涅而不缁的政治品格,真诚团结的宽广胸怀,坚贞不苟的英雄气概。因此红岩精神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优良作风的展现,是中国人民集体智慧的凝结,也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延伸。红岩精神是一种红色文化,它的当代价值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领域,不管是推进“四个伟大”进程,增强文化自信,还是对学生三观的塑造,都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红岩精神虽然是与延安精神、雷锋精神、长征精神一样的中国精神,但是当下弘扬红岩精神却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就理论方面来说,红岩精神的内涵、特点尚有争议,系统性研究不足;实际应用方面,红岩精神的实际应用价值挖掘力度小,缺乏有效性和针对性,无法充分发挥精神对人民群众的激励作用;宣传方面,宣传内容有失偏颇,宣传范围狭小,宣传手段单一等问题亟待解决。科学的理论才能正确指导实践活动。因此,从理论方面来说,政府应该充分发挥领导作用,做好顶层设计,把各项增强红岩精神理论研究的措施及时发布并执行。在实际应用方面,应加大力度挖掘红岩精神的实际应用价值。就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而言,红岩精神可以作为党风廉政建设的素材,增强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人员的思想觉悟,不忘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就社会而言,红岩精神可以作为重大突发事故的精神指导,做到以人民为中心,以社会和谐为目标,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就个人而言,红岩精神可以作为学习奋进的行动指南,塑造目标远大、积极向上的人生追求。在宣传方面,要突出宣传重点,讲清红岩精神的来龙去脉;作为培育祖国花朵的重要阵地,学校红岩精神宣传教育还有欠缺,必须要填补学校教育漏洞,使红岩精神进学校、进课堂、进课本;要充分利用网络媒体和公共交通工具的流动宣传,加深人民群众对红岩精神的印象,强化红岩精神教育。三个方面,并驾齐驱,为弘扬红岩精神提供行之有效的办法,促进红岩精神发展。

戴露露^[10]（2020）在《大革命时期大悟地区的农民运动研读（1924-1927）》文中研究指明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在国共合作以及共产国际援助的大好形势下,从广东、浙江一路发展至全国,而两湖地区作为后起之秀,其发展同样引人注目。随着北伐的进行,革命的组织中心也从广东转移到了武汉,随后,大悟的农民运动随之蓬勃发展起来。大悟作为鄂豫两省交界处的要地,又是作为扼南北要冲,承东西枢纽的大别山的一部分,同时在北伐时期还是作为湖北北边的门户,其战略意义重大。在湖北的革命导师董必武及其他革命领导人的幕后指挥下,趁着发生于湖北的特大灾情、民不聊生,人民反抗更加激烈的形势下,大悟的革命知识分子张书田、郑新民等人回到乡村,在大悟以走街串巷、唱山歌、开牧羊场、办学校等各种形式秘密建立起了革命组织。随着武汉国民政府的建立,整个湖北地区的农民运动都蓬勃发展起来了,为了培养农民运动领导人,还开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这一举措大大优化了乡村革命队伍。同时,农民运动的开展对农村地区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农民协会逐渐成为乡村实际的权力机构,并对乡村实施管理,承担乡村社会公共事业的举办,在与土豪劣绅的对抗中,革命的法律在农村也得到了实施和完善。随着农村政治斗争的进行,农村的经济斗争也开始了,减租减息等政策相应得到实施,农民们在农村大肆兴办农村合作社以缓解农村信贷的困难,同时农民们对土地的要求也日益强烈。在军事方面,乡村暴动的不断进行使得土豪劣绅的反抗更加激烈,在镇压了反革命分子之后,农村的武装也相应地建立起来了。在文化方面,革命组织对乡村进行了移风易俗,严厉禁止烟赌等恶习,同时在乡村进行反对封建迷信,提倡妇女解放,发展教育和文化等各项活动对乡村风俗的改变、文化的提高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革命组织的壮大以及农民暴动不断进行的过程中,革命力量跟当地士绅、家族、红枪会等政治势力以及当地宗教等文化网络等不免发生碰撞,在交流与对抗的过程中,党吸取了相当丰富的经验,而乡村的面貌也发生了相当大的改变。然而由于党自身经验的不足,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以及国民党右派的叛变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国共合作最终破灭,乡村中的土豪劣绅在反革命人士的支持下对农民运动发起猛烈攻击,乡村中轰轰烈烈的革命最终失败了。然而这场革命给农村带来的影响却是深远而持久的,他让农民们看见了翻身做主的希望,给农村带来了一次思想的大解放。随着黄麻起义的兴起,乡村将迎来更大的新一轮的革命力量。通过对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探究大革命时期大悟地区的农民运动,不仅能够再现大革命时期大悟这片方寸之地的农民运动的历史,从中映射出全国其他地方农民如何在党的带领下奋起反抗军阀、豪绅的黑暗统治。也可以揭示出在早期中共如何在乡村建立起自己的网络的思想和方法,党的活动对当地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同时对于探究鄂豫皖根据地的历史以及今天如何实现乡村振兴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二、董必武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贡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董必武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贡献（论文提纲范文）

（1）淘尽泥沙终见金——中共一大出席者的人生轨迹（论文提纲范文）

（2）简论陈潭秋的历史贡献及精神品质（论文提纲范文）

（3）湖北省学生联合会研究（1919-1936）（论文提纲范文）

（4）1949-1982年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及其经验启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共中央南方局统一战线工作及启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对八路军形象的塑造（论文提纲范文）

（8）董必武法制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红岩精神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大革命时期大悟地区的农民运动研读（1924-1927）（论文提纲范文）

四、董必武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贡献（论文参考文献）

• [1]淘尽泥沙终见金——中共一大出席者的人生轨迹[J]. 邵维正. 百年潮, 2021(12)
• [2]简论陈潭秋的历史贡献及精神品质[J]. 颜宏启.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1(05)
• [3]湖北省学生联合会研究（1919-1936）[D]. 朱永康.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2021(12)
• [4]1949-1982年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及其经验启示研究[D]. 李文静.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5]中共中央南方局统一战线工作及启示研究[D]. 尹立楠. 辽宁师范大学, 2020(02)
• [6]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研究[D]. 李国亮. 湘潭大学, 2020(12)
• [7]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对八路军形象的塑造[D]. 柏晓斐. 湘潭大学, 2020(12)
• [8]董必武法制思想研究[D]. 梁昊. 辽宁师范大学, 2020(02)
• [9]红岩精神研究[D]. 周容.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2020(01)
• [10]大革命时期大悟地区的农民运动研读（1924-1927）[D]. 戴露露.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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