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浙江前黄村选举风波（论文文献综述）
黄润青[1]（2020）在《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文中研究说明长期以来,学术界更侧重于集体化时期的乡村被“国家化”的一面,直到1980年代的农村改革之后,相关研究虽再次确立乡村的主体地位,但是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和发展策略却被或多或少有所忽略。当以乡村为研究视角时,可以发现国家对乡村的主导并不能完全取代乡村的主体意识,也抹杀不了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相反,国家权力的下沉,造就了乡村社会强势的公共权力。山东朱村的半个世纪发展历程和社会变迁表明,乡村社会有其独特的生存规则、价值取向,及其对国家权力的集体应对方式。国家与乡村的“二元对立”的解释模式,一定程度上矮化了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和主体意识。1949年以来,朱村的核心问题是人口增长和人地失衡,朱村要面临其带来的资源短缺、家庭贫困、人际关系紧张等一系列问题。1960年代朱村的出生率高于全省平均值,人口暴增,加之水利工程占地,使得朱村的人地冲突问题更为严重。人口的增长与家庭的核心化致使家庭的劳动力比重减少,从而使家庭个体的经济收入和抗风险能力降低。公共资源的紧缺与家庭负担的增大,使朱村村民更加依赖于通过国家建构的集体权力。集体对资产、农产品的支配权,成为乡村公共权力的支点和集体行动的基础。一方面,乡村的组织化、单位化,缩小了村民生活、生产的距离,从而给乡村社会留下了自我管理的空间;另一方面,人地关系的失衡、资源的短缺,也迫使朱村不断地在国家经济体制框架内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借以维系生存和寻求发展。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是依靠国家在乡村建立的党政组织基础上实现的。干部是乡村公共权威的直接代表,同时又区别于国家代理人、乡村保护者。干部个人的家庭背景、出身、经历等因素,成为其行为选择的重要原因。朱村在抗战时期即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政权,1949年之后的干部群体基本是革命时期中共党员、干部群体的延续。朱村作为人口众多的主姓村庄,更能体现出国家权力运作和内生的社会关系网络交叠、博弈的复杂性。在乡村与国家博弈和双向渗透的过程中,乡村社会内生的家族、血缘关系对乡村政治产生重要影响,朱村新任干部的血缘关系网络愈加清晰。乡村社会存在多层次、多维度的利益主体,村民以“己”为出发点构建利益共同体和“私人的道德”。“公”与“私”的界限是集体管理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国家主导下的制度建设、内生性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个体的理性行为选择共同维系着乡村社会秩序。朱村人口众多,其秩序的维系依赖于制度和规则,这既是国家意志在乡村社会的体现,也符合乡村社会生存逻辑。而且,在绝大多数村民不具备向村外发展的能力时,村民维护其自身利益的同时必然会对管理者进行监督,相比于国家的权力制约,乡村社会内部的制约往往更具常规和有效。集体化时期分配制度的“平均主义”,并不是导致生产效率的低下的全部因素,以工分制为基础的分配制度也不能囊括乡村贫困的原因。集体化时期普遍贫穷的状态使乡村社会依靠生存伦理和互惠原则,并将分配制度推向“平均主义”方向。但是,所谓的“平均主义”是以家庭劳动力再生产作为“道义经济”契约的担保。集体化制度的问题并不在于集体经营效率的低下,而在于人口与制度的悖论使乡村无法突破人地冲突的困局,从而导致“过密化”生产愈发严重。作为生产单位的乡村,是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内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人多地少的困境,朱村的首要目标是生存,其次是发展。计划经济体制并不能完整覆盖农业生产的全过程,乡村社会利用其受限的自主权和可掌控的“边缘地带”,围绕着“生存”和“发展”不断努力,其中既包括以“反行为”方式呈现的生产劳动和生活需求,也包括朱村在农业生产规划、劳动力分配、农业机械化发展和集体权利的维护等方面所呈现出的经济理性和自主意识。为解决生产“内卷化”的问题,朱村规划集体副业、林业的生产,鼓励村民从事建筑、运输等工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朱村种植业集体经营的单位面积产出不低于自留地。“集体”并不仅仅是国家权力下延在乡村社会的代表,同时是作为乡村社会利益的角色代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因为土地资源的紧缺,朱村的劳动力逐渐走向市场。与此同时,朱村利用集体化时期的公共积累发展村办企业,农民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公共权力削减,村民的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距离拉大,集体行为的逻辑也慢慢失去其根基。转型期内乡村社会的地方性规则和市场化的发展使乡村管理者具备了利益交换的可能。村民选择向外发展,从而在乡村的公共事务上主动退让。乡村社会中既涵盖个人逻辑、集体逻辑和国家逻辑之间的冲突和博弈,也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契合和渗透。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并不限于农民的“反行为”。朱村的历史变迁表明,无论是集体化时期还是改革时期,国家权力不能替代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
康文娟[2]（2020）在《吴嘉宾及其文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吴嘉宾,字子顾,江西南丰县人,清朝经学家、桐城派文学家,中进士,官翰林院编修,因抗击太平军有功,曾国藩保举其升内阁中书。江西吴氏是延陵季子后代,为南丰大族,祖上自曾祖父中进士为官,家族中为官者众多。其在家中能接受到良好的教育,传承家学,个人又刻苦学习,后中进士。主要是致力于经学,着述丰富,《周易说》十四卷,《书说》五卷,《诗说》七卷,《四书说》六卷,包括《大学》《中庸》各一卷,《论语》《孟子》各二卷,且有《求自得之室文钞》十二卷,《尚絅庐诗存》二卷,以其诗文集为主,记载其一生的行迹,体现其政治经济等思想。其着作在太平战乱中能够保存下来,实属不易,逝世后在两个弟弟及旧友帮助下刊刻,才得以留世。本文对文钞和诗集进行标点断句并研究,且搜集其他辅助资料来研究吴嘉宾。笔者以整理诗文集为基础,梳理吴嘉宾家族的历史,东隅吴氏从南丰县城迁徙至傅坊乡港下村,理清港下村的历史,及探讨两支的关系。同时研究明清南丰县及吴氏家族的科举情况,说明吴氏家族的地位。对吴嘉宾个人的研究主要探讨生平和家庭情况,太平军兴后,南丰县与太平军的战事,贡献的情况及交游情况,及交游情况,对着述进行初步的归纳整理,可见其政治、经济、人才方面的思想。
汪鸿鹏[3]（2020）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村集体经济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 ——以婺源县大鄣山乡为例》文中研究指明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总书记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体现了党中央对新时代“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农村集体经济更是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对于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战略和现实意义,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更是意义重大。当前,从上到下都十分重视村集体经济发展工作,都纷纷出台相应措施,村集体经济发展工作正如火如荼开展,“空壳”村正慢慢消失。但也出现了许多问题,诸如群众参与度不高、村“两委”班子能力不足等问题。基于以上背景,本文通过文献阅读、社会调研、案例分析以及比较研究等方法进行研究,提出了研究背景、研究目的以及研究的意义所在,仔细分析了乡村振兴与农村集体经济的内涵及内在联系、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历史变迁,选取大鄣山乡为例,全面概括了大鄣山乡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特点、取得的成就并指出还存在村民参与度不高、村级发展不平衡、发展观念有所保守、发展渠道单一等问题,通过原因分析以及借鉴国内其他地区发展模式,运用增权赋能理论对村民、村干部以及国家三个主体进行分析提出要重塑农民主体地位、激活村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发挥好政府的主管作用等对策。
李佩瑜[4]（2020）在《《历朝杭郡诗辑》整理与研究》文中认为浙江图书馆藏《历朝杭郡诗辑》清稿本四十卷,是丁丙仿吴颢《国朝杭郡诗辑》编纂体例,在《武林耆旧集》残本内容的基础上纂1而成的一部地域性通代诗选集。《诗辑》以“人、传、诗”的形式收録杭郡一地六朝迄明的诗人2625位,诗作5720首,小传2487条。其中,卷一至卷三十二爲南朝至明代科名与闲人;卷三十三爲闺秀艺伎;卷三十四爲名流寄寓;卷三十五至卷三十七爲僧人;卷三十八至卷三十九爲道士;卷四十爲无名氏与仙鬼謡谚。《诗辑》立足於乡邦文献的挖掘和整理,与《国朝杭郡诗辑》前後相续,展现杭郡一地诗歌繁荣昌盛的历史风貌,凸显杭州地区的自然山水、人文景观、地域文化等特色。整理研究此书能爲杭郡文献的存续补遗、诗史的谱系构建、文学的地域特色研究发挥重要作用,是一部从文献、文学、文化等方面对杭郡地区都非常重要的地域诗歌总集。本文主要分研究编和文献编两大部分。研究编包含绪论、正文。绪论部分主要对《历朝杭郡诗辑》的版本作详细介绍并阐明其研究价值及意义。目前学界还未对《历朝杭郡诗辑》有过任何的整理爬梳,更无具体的作品介绍和详细系统性的研究,可借鉴《国朝杭郡诗辑》系列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对《历朝杭郡诗辑》展开深入的研究。正文部分包含四章,从文本、内容及其价值等方面进行介绍和研究。第一章阐述了丁丙编纂《诗辑》的社会背景与个人机缘。其中,论证了《国朝杭郡诗辑》系列和《武林耆旧集》二者对《历朝杭郡诗辑》编纂的重要影响,揭示其内在联系。第二章从内容样貌与收録标准两方面阐释《诗辑》的基本体例。内容样貌包括了内容形式与编排次序;收録标准包括收録范围、收诗标准、收传原则。其中,收诗标准与丁丙的诗学倾向密不可分。第三章从诗歌的来源、题材和小传的来源、内容两大主体部分对《诗辑》着録的内容进行全面详细地展现。第四章揭示了《诗辑》的文献、文学、史料价值及地域文化特色。文献编是对《历朝杭郡诗辑》四十卷的整理点校。附録部分爲《历朝杭郡诗辑》中,人物介绍条目所提及诗集诗稿的名目存録整理。
马志强[5]（2019）在《变迁中的民间权威与乡土秩序 ——以吴村回族寺坊为个案》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社会有其固有的乡土本色,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社会又有其个性化的特点。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具有多元复杂的民族文化特征和地方社会秩序,“寺坊”这一民族民间生活组织形式在西北乡村社会的回族历史发展中扮演着较为重要的角色。本研究通过对西北乡村社会一个回汉共居的民族村落的田野调查,以回族寺坊场域内的民间权威人物为主要研究对象,在地方社会历史变迁的宏观背景下,从微观上洞察寺坊内各类权威人物的行为实践和行动策略是如何影响寺坊的运行秩序及村落的发展。从而描绘自吴村回族寺坊建立以来,尤其在近些年“村转居”的进程中寺坊进行整合与重构的过程特征,并挖掘这一变迁轨迹背后的权威结构、乡土秩序及整合机制。笔者主要运用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对吴村寺坊权威与秩序的变迁进行了民族志书写,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对吴村及其寺坊的时空坐落进行素描。了解吴村及其寺坊的基本历史与地理、居住格局与生计方式等内容;对吴村的村庄权力与文化的演变进行梳理;扼要介绍寺坊的历史与现状。第二,通过对寺坊坊民的口述史访谈,总结和梳理寺坊在第一阶段（1929—1959）中的传统权威结构与寺坊秩序。第三,继续通过口述史的访谈和实地调研,描述寺坊在第二阶段（1980—2010）的恢复重建及其在发展中的变革特点。围绕寺坊中的权威人物,寺坊在教育等方面进行了变革,寺坊秩序发生了变化,寺坊传统权威发生了转换。第四,在第三阶段（2010—2015）,城市化和“村转居”的到来,为村落和寺坊均带来了重大的机遇和挑战。坊民出现了“分家”与“离坊”现象,而寺坊权威则在清真寺的拆迁重建过程中发生了权力博弈,“寺管会”发生了重组。第五,在寺坊发展的第四阶段（2015—2018）,主要通过参与观察和访谈,描述了坊民在“上楼”以后,寺坊从短暂“聚合”到坊民“离散”的过程。在社会快速变迁的背景下,人们的“个体化倾向”正在逐渐加强,寺坊权威的权威性逐渐弱化。在“国家在场”的作用力下,人们更多地参与到了社区的社会生活之中,社区认同意识和国家认同仪式逐渐增强。笔者认为,通过对寺坊历史发展过程中民间权威的实践与秩序变迁的总结与讨论,社会变迁中地方社会与社区的发展,首先是以国家力量作为主导和制度支撑的,同时民间力量在乡土秩序的发展演变中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随着传统乡村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传统的民间权威呈现出了逐渐衰落的趋势,民间权威在地方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正逐渐减弱,地方社会秩序的稳定存续越来越依赖正式的制度权威,这种正式的官方力量,体现在“国家在场”或“国家隐形在场”之中。对多民族村落社区中的回族寺坊进行微观阐释,考察其历史变迁过程中民间权威的行为实践与基本样貌,有助于我们全面深入地了解回族乡村社会的关系网络、权力结构及运行秩序,从而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及社会和谐、稳定有序的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现实材料,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范涌[6]（2016）在《结构与行动：“支书治村”的行动逻辑 ——对中部X县12位村支书的调查研究》文中提出村治精英是乡村社会治理的主导者。村治精英的价值取向、治理方式及其行动能力对于乡村社会治理和发展有着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当前我国乡村社会正处急剧的变革之中,村治精英的结构及其治理和行动方式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为了深入了解和分析当下村治精英的结构特征、治理方式和行动逻辑,本文选择中部X县十二位村支书作为深度观察和分析的典型个案,从这些作为“一把手”的村治主体精英的行动场域、权力网络及“行动者—结构”的角度对当前村治主体精英的行动、结构和能力进行深描和解释,力求展现现时态的村庄治理图景。为全方位地考察村治主体精英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所塑造的治理实态,本文以村治主体精英的视角出发,分别从如何构建自我与村庄发展的对接、构建农民与市场的对接、构建村庄与国家的对接、构建农民与村庄的对接、构建自我与家庭发展的对接等五个方面进行了全方位地描述与分析。通过研究发现,村治主体精英并不只是上面千线末梢的一根针,同时也是下面千线顶端的一根针。也即村治主体精英需要面对来自纵向的政府正式结构与村庄非正式结构的约束,同时也要面对来自横向的市场竞争结构与家庭私性结构的束缚,是在纵横交错结构中的“结构人”。即村治主体精英既在结构中产生,由结构力进行塑造,正是这四种结构性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塑造了村治主体精英的行动场域。这是第一个层次;其次,村治主体精英虽是在结构中行动,但却通过自主性力量对结构进行改造。这两者形成了一种互动,而互动塑造的就是复线治理的治理实态。本文得出如下基本结论:第一,村治主体性精英是乡村社会治理中的关键环节,也是推进乡村治理转型的重要要素。第二,村治主体精英的治村行为图景不是简单的国家结构与村庄内在结构的互相作用所形成的,而是来自纵向的国家与村庄结构和横向的家庭与市场结构共同作用所塑造的。虽然在村治主体精英治村的各个事件上,各方结构力量的作用力不尽相同,而且可能形成叠加效应或制约效应,但四个基本面是稳定的;第三,村治主体精英的行动力既有来自结构性力量的推动或掣肘,也来自其自身自主性的扩展,这将锻造新的村庄治理实态,改变结构性力量的作用方向、速度和程度;第四,村治主体精英是将纵横交错的各种结构统合起来的结点,虽然村治主体精英从静态上来说是一种身份的叠加,但能否从动态上实现与各种结构性力量的适应则是农村基层社会达到良治的关键。
姜楠翔[7]（2016）在《合作治理中的政府与社会互动困境 ——以黄村养老院兴衰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公众开始为实现公共利益而参与公益行动,我国的社会组织也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与此同时,随着全能主义时代的落幕,以及伴随我国社会发展而愈加多样化的公共服务需求,使得传统上单纯依靠政府部门提供社会服务的供给模式也发生了变革。基于以上的变化,政府对于社会的关系已经从原先单纯的管理,转变为合作治理。政府与社会间也展开了愈加频繁的互动。从理想化的角度看来,政府与社会形成的互动网络,因为双方尽皆以公共利益的实现为追求目标,双方将会本着“取优补短”的行动策略进行着平等的合作,而这种合作也理应是愈加积极而紧密的。但是从客观的角度出发,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在一定的现实条件下,也会陷入到困境之中。本文将会以湖北省黄村的一所民办的公益养老院作为田野个案。通过叙述该养老院从筹建、兴旺、衰败、再兴及至最后陷入困境的过程,展示出政府、社会组织与公益行动者三方,在互动开展之前互相接触的原因,以及在互动开展之后,各自所拥有资源、合作意愿以及行动策略产生的变化。本文将会通过对这些变化的展示,剖析出导致该互动网络发展与变异的原因,解释该互动网络中,各个节点的参与互动内在需求与行为逻辑。尝试对产生的互动困境进行溯源,并为破解困境提出具有可行性的建议。本文的研究内容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本文的第一章,其内容主要是选题缘由、研究综述、理论工具以及研究方法。主要对与本文相关的研究进行一番梳理,并对研究所采用的合作治理理论以及笔者所采用的质性研究方法及研究过程进行了具体说明。第二部分包括本文的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对黄村养老院在杨爱洲与汪德海这两任经营者的经营时期进行了客观叙述。该部分以线性的叙述方法阐明了互动网络中三个节点的变化。其一是黄村养老院自身经营情况的变化。其二是“田间女”这个社会组织对于养老院从鼓动行动者筹建到投入物质支持及至转变支持方式最后与黄村养老院渐行渐远的变化。其三则是政府部门对于黄村养老院从冷淡接触到形成紧密的互动再到态度日益冷淡最后视其为“负担”的变化过程。该部分主要是对此田野个案进行了充分的呈现。第三部分包括本文的第四章、第五章与第六章,分别从政府与政策、社会组织以及公益行动者三方的角度,分析各自所面临的困境以及行为逻辑。本文认为,对于政府部门,存在着养老服务供给需求与政绩导向间的公共价值与政绩追求的冲突,存在着因具备社会服务与安全生产职责之间的矛盾而导致的责任与怠政的冲突,以及具备着因与民办养老院提供的服务同质而产生的合作与竞争的冲突;对于社会组织,则存在着与政府间互不信任而导致信任困境,自身组织资源不充分的资源困境,以及项目化与可持续机制的冲突;对于公益行动者,存在着自身能力不足的能力困境与所掌握与能够使用资源匮乏的资源困境。本文在该部分对于这些困境的成因与产生过程进行了分析。第四部分为讨论与结论章节,本文通过讨论认为,市场并不能解决所有的社会服务供给问题,在这样的情形下,个人也具有成为公共服务主要供给者的可能性。本文还认为,社会组织的行动力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政府与社会组织间关系在未来将会朝着更加平等的方向改变。对于如何破解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困境,本文认为,首先,社会的整体发展将是破解困境的主要推动力;其次,社会组织与行动者应该通过提升自身社会服务供给能力、主动增加互信以及采用政府的“语言”模式进行沟通的方法,促进与政府互动的紧密;最后对于政府,本文认为,因其具备较为丰富的组织资源且被赋予公共服务的职能,所以其应当摒弃不符合公共利益的政绩导向,主动构建合作治理的互动平台,培养社会组织与行动者参与公共服务的能力。
王可园[8]（2016）在《从生存政治到权利政治：农民政治行为逻辑变迁研究 ——以1949-2014年间的浙北优新村为个案》文中认为有关建国以来农民政治行为的研究重点分为两大阶段,一是考察改革开放前国家权力建构乡村过程中,以农民为主体的底层社会的应对方式。二是考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农民的维权抗争行动,这方面的研究早期主要考察引发农民维权抗争的原因,近来则转向重点分析农民维权行动的事件和过程。这种研究的优点是可以对每个时段农民政治行为做出比较清析的分析,缺点则是忽略了不同时段农民政治行为逻辑的转变。用“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相结合的分析方法,选择浙北嘉善县一个村庄——优新村作为田野调查点,结合历史档案、官方文件和相关报刊资料等,分析建国以来六十多年间,宏观的政治社会变迁所带来的微观领域农民不同的政治行为,并将个案村庄农民的政治行为融汇到更为广泛的社会背景当中,探讨其政治社会效应。作为长线段的历时性分析,本文没有对每一时段农民的细小行为进行具体分析,而是重点考察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性事件对农民政治行为的影响,以及农民政治行为在政治社会领域的反馈性结果,如带来的公共政策变迁等。主要内容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每一个时段内农民政治行为的宏观环境发生了何种变化；二是宏观领域的变化促成了怎样的农民政治行为；三是农民政治行为又如何引致新的宏观领域的改变。在此基础上,提出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政治行为逻辑正在从“为生存而行动”向“为权利而行动”转变,分析这种转变的原因,并指出这种转变对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的意义。历史上,优新村农民的行为主要受到生存压力的支配。频繁的自然灾害、落后的农业生产条件、不合理的土地制度和混乱的政治时局,都使得优新村农民不得不为生存而费尽心思。建国之后,随着共产革命的胜利和政权的新建,中国共产党带领农民在农村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土地改革,第一次实现了贫苦农民“耕者有其田”的梦想,激发了他们的劳动热情,初步缓解了农民的生存压力。但党与农民之间短暂的蜜月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农业集体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特别是人民公社时期,像全国其它很多地方农民一样,优新村农民也面临饥饿甚至死亡的威胁。面对日渐沉重的生存压力,优新村农民选择了现在人们熟知的“反行为”或“弱者的武器”作为应对。农民对集体化的抵制性行为所带来的制度变迁虽在五十年代即已出现,但至六十年代初基本陨落,整个毛泽东时代农村政策都未再发生新的重大变迁。真正的转变自改革开放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邓小平的主导下,包产到户获得重生,农民以一种新的方式重新获得了王地,农民与国家进入了第二次“蜜月”时期。人民公社固有的弊端导致公社的组织权威不可避免地衰落,促使它们最终解体。农业经营体制的变革和农村社会组织结构的改变,恢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改善了农民的生活,农民的生存境遇逐渐改善。但是,公社体制的解体,政治权力向上收缩,在向社会释放空间的同时,也使原本由公社负责的村庄公共事务陷入困境。虽然优新村的干部在分田到户之后仍关心村庄事务,但集体经济的窘迫却令他们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农民不得不开始自主管理的实践,他们集资、筹劳以修桥、修路,填补了公社解体之后留下的空间。农民的自主管理实践在八十年代末得到官方的正式回应,村民自治制度应声落地,实现了赋权农民的最初尝试。村民自治所实现的政治赋权一定程度上是国家权力退出村庄后的无奈之举,没能在农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划出明确的界限,农民权利缺乏有效保障,导致出现大量的农民维权抗争行动。九十年代,农民的维权抗争主要集中于“税费”领域。乡镇政府将收税任务下派给农村干部,至于农村干部用何种方式完成任务则并不多问,这给农村干部提供了一条侵犯农民权利的绿色通道,农民反抗在所难免。这一时期,与全国其它许多地方农民主要因税费过重而发起抗争维权行动不同,优新村农民在“税与费”之间摇摆不定,他们认可国家的农业正税,但对此之外的附加收费则想方设法进行抵制。相对来说,此时的农民政治行为相对缓和。九十年代末至二十一世纪初,优新村农民因在“征地拆迁”中权利受到侵害而发起了多轮上访,直到走上“进京”上访之路。全国性的农民体制外维权行动弱化了农民的政治认同,使中央进一步调整农村政策,取消了在中国实行了2600多年的农业税,对农民的土地权利进行了再确认,缓解了农民与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取消农业税等农村经济政策的改变,恢复了农民的政治认同,但农民生存压力的彻底解除,促使他们有更多的诉求。只有政治上的深化赋权,才有可能更进一步促进农民的政治整合。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农村干部能够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多,农民希望有更多的民主权利以制约干部的行为。从全国范围来看,农村基层民主经历了一个从参与到选举的扭曲发展历程,在优新村,农村基层民主已经从选举向监督迈进,并更进一步向参与和协商回归。赋予农民监督村庄精英权力的权利,和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机会,提高了农民对村庄公共权力的认可和信任,以及他们对村庄共同体的归属感,有效促进了农民的政治一体化,使一度“天下大乱”的优新村重新恢复秩序。对优新村建国以来的历史考察可以发现,与一般人们认为生存诉求主导了农民的行动不同,农民的政治行为逻辑经历了一个从“为生存而行动”到“为权利而行动”的转变。其主要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促成了农民生存政治的消逝,以国家权力从农村社会退出为主要特征的体制变革带来了农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农民生活空间的转换,特别是农村一些公共空间的形成,助推了农民维权行动的展开；教育水平的提高,大众传媒的发展,使得农民能够超越村庄而接触来自更广领域的信息,这些现代性因素的导入对农民的权利政治起到了促进作用。农民政治行为逻辑的转变在三个层面上对未来中国政治发展有积极影响。宏观上来看,农民的权利政治有助于促进党和国家权力政治合法性基础的现代转换,中观上则会推动农村基层治理结构的转型,对农民个人来讲,农民的公民能力将会在维权行动中得到锻炼和提高。
黄锐[9]（2013）在《国家、户族与农民：1952-1966年关中地区的村落政治 ——以黄村为个案》文中研究说明长期以来,1952-1966年的中国政治研究或当代中国史研究受到“革命叙事”与“现代化叙事”的影响,主要考察国家政策的制定及实施过程,而把农民想象为一个制度的被动接受者,由此可能会或多或少地遮蔽了中国政治的丰富性及其背后的意义建构过程。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学者在近年来开始注意到1952-1966年的多重面向,他们除了关注全局性的决策及其运作之外,也开始侧重于对村落的研究,而村落政治在此大潮中更是成为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在本文中,笔者以印度的底层研究学派和斯科特——克夫列特以降的进路两种“底层政治”的书写方式为启发,选择关中地区的一个普通村庄黄村作为田野调查点,结合历史档案和相关报刊材料,分析农业合作化运动、“大跃进”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期国家权力系统与意识形态在黄村的具体运作机制,以及黄村的户族、农民、干部等以何种策略回应国家的要求。因此,本文并不试图将黄村的特殊村史嵌入到宏大的历史叙事之中,而是旨在考察以下内容：第一,作为一种国家社会运动的社会主义实践如何展开,其基本取向、变革目标以何种形式表现,并且其中隐藏着抑或正在形成何种国家治理术；第二,当原来的乡土传统遭遇到突如其来的国家权力与意识形态时,作为黄村中的主体性力量的户族、农民以及乡村干部以何种社会心态来面对,又体现出怎样的行动逻辑；第三,在国家-户族-农民的互动中,国家、户族与农民的关系呈现出何种实践形态,进而形塑出中国村落政治何种的特殊样态与演变逻辑。在互助组到高级合作社的发展过程中,参与式的国家动员吸引了大量的农民,他们为了集体经济的利益和合作社社员的身份在“工分制”下进行劳动生产。值得指出的是,集体化时期的“工分制”不仅是满足经济增长、体现社会主义性质和社员身份的一项具体措施,同时更是一种劳动管理体制,甚或作为一种基层控制手段,代表着国家权力由生产领域的渗透向社会规训的发展。随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激进化与“大跃进”运动的展开,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道德的话语深入农村,“平均主义”的风潮日益盛行,而经过人民公社锻造出来的日益熟练的凝视技术更是让国家意识形态从原有的政治领域弥散到农村社会的生活世界,而农民的身体也由此越来越呈现出政治化的图像。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乡村干部成为“教育”的对象,而有组织的干部下乡作为非常规的权力组织逐渐实现对基层组织的社会文化-权力网络的重建。不过,经历过严酷政治现实的黄村的户族、干部与农民,往往在表面上选择接受政治话语的表述,与此同时又会在自身的经验世界中遵循日常的生活逻辑,最终体现为农民的行为选择与话语表述的分离这一独特性后果。他们一方面采取合作的态度,按照社会主义“新人”的标准积极完成自我修炼；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也会诉诸于乡村社会中固有的生存伦理、户族观念等,使用各种“弱者的武器”。在“工分制”下,他们保证农活的质量,但也显示出“漂亮”的挣工分策略。而一旦庄稼歉收、口粮减少时,他们采取“瞒产私分”、“偷盗”以及“借粮”等方式,体现出的更多是一种生存伦理学。“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期的情况更为复杂。虽然农民获得国家赋予的“正义的武器”,但是他们与乡村干部长期以来天然的共生于一种社会文化网络之中,各自充分运用一些特殊的、非正式的行动策略和各种可得资源,构筑与营建日常生活世界的合理性空间与正当性。当然,农民受到的影响也是相当剧烈的。随着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思想灌输,国家的影响力正在不断地渗透进乡村社会,农民也在此过程中开始产生对国家合法性的认同,并以此规范自己的行为。在黄村的“退社风波”中,他们首先所挑战的并不是集体主义制度或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而只是针对某些合作社干部的渎职行为。另外,为了保证抵制行为的政治优越性,他们还明智地将以前的富农从户族的抵制队伍中剔除出去。到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期,具有政治正确性的贫下中农被中共中央赋予监督农村干部、遏制渎职行为的权力,也同时获得批评和揭发乡村干部的信心和勇气,他们越来越多地倾向于使用“人民来信”等“正义的武器”。总之,“全能主义政治”或“总体性社会”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演进过程,涉及到国家权力从生产领域的渗透向社会规训的发展、国家意识形态由原有的政治领域向整个社会的弥散以及基层组织的社会文化-权力网络的重建等,最终呈现为“社会主义的新传统”或“新德治”。而黄村的户族、干部与农民则以一种日常的、微妙的和非直接的形式,表达着对国家权力及其规则的顺从与抵制,是一种不同于“官方政治”和“劝说政治”的日常政治。不过,随着组织渗透的深入与国家权力系统以及意识形态的“在地化”,黄村户族中的具象农民成为抽象的人民,而对国家产生某种认同。在此意义上,1952-1966年的村落政治作为底层政治的一种表现形态,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权力网络,体现在国家-户族-农民三者之间的实践关系之中。
王赐江[10]（2013）在《群体性事件现实考察与学理分析——从三起具有“标本意义”的群体性事件谈起》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世纪以来,在中国高发的群体性事件中有三起非常典型,即2004年四川"汉源事件"、2008年贵州"瓮安事件"和2011年广东"乌坎事件"。纵观中国层出不穷的群体性事件,基本可分为基于利益表达的群体性事件、基于不满宣泄的群体性事件和基于价值追求的群体性事件,对它们则可从集体行动和集群行为两种学理视角予以观照。
二、浙江前黄村选举风波（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浙江前黄村选举风波（论文提纲范文）
（1）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综述 |
| 三、研究框架 |
| 四、资料概述 |
| 第一章 朱村早期的自然生态和社会历史 |
| 第一节 村落形成与对外联系 |
| 一、傍水而居的生态地理 |
| 二、自然灾害与宗族迁居 |
| 三、经济地理空间 |
| 四、婚姻圈与社会交往 |
| 第二节 文化背景与社会变革 |
| 一、科举传统与文化教育 |
| 二、中共党组织的建立 |
| 三、土改与朱村权力结构 |
| 小结 |
| 第二章 集体化与朱村的人口家庭变迁 |
| 第一节 人地冲突与调整 |
| 一、人口增长与人地失衡 |
| 二、计划生育政策及其影响 |
| 三、人地冲突与人口外迁 |
| 第二节 人口增长与家庭制度的变迁 |
| 一、家庭规模变化 |
| 二、核心家庭趋向 |
| 三、家庭周期与经济负担 |
| 第三节 家庭困境及其应对 |
| 一、合作化前的家庭经济 |
| 二、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化 |
| 三、人民公社时期的家庭收入 |
| 四、灾荒与家庭经济生活 |
| 小结 |
| 第三章 集体财产与家庭经济 |
| 第一节 集体财产与家庭财产 |
| 一、合作社与生产资料的集体化 |
| 二、“大跃进”与资产的“再集体化” |
| 三、核算单位变更与资产下放 |
| 四、农村改革与资产分配 |
| 第二节 超支借款与家庭经济 |
| 一、集体化与超支欠款 |
| 二、借款与经济依赖 |
| 三、欠款问题的解决 |
| 小结 |
| 第四章 国家、乡村与公共权力 |
| 第一节 组织与管理者 |
| 一、乡村社会的组织结构 |
| 二、主要干部的新陈代谢 |
| 三、家族关系的强化 |
| 第二节 制度建设与权力制约 |
| 一、“四清”与财务整顿 |
| 二、整党与队伍净化 |
| 三、民主理财与政治、经济路线的监督 |
| 四、双向表达与“向下”的权力 |
| 第三节 公共权力与乡村秩序 |
| 一、“看青”与社会管理空间 |
| 二、多维利益与“公”“私”界限 |
| 三、围绕公共食堂的利益冲突 |
| 小结 |
| 第五章 经济变迁中的乡村理性 |
| 第一节 农业种植的有限自主 |
| 一、生产计划中的国家与乡村 |
| 二、计划中的“反行为”视角 |
| 三、种植结构的人为因素 |
| 第二节 劳动力分配 |
| 一、合作化与劳动定额 |
| 二、劳动报酬与“退社”风波 |
| 三、公社时期的劳动管理 |
| 四、集体经济与联产承包 |
| 第三节 劳动力、机械化与集体经营 |
| 一、集体经营与密集型生产 |
| 二、六七十年代的机械化发展 |
| 三、剩余劳动力与副业生产 |
| 第四节 土地、水利与作为共同体的乡村 |
| 一、土地登记与地权集中 |
| 二、水利占地与林业发展 |
| 三、维权与共同行动 |
| 小结 |
| 结语: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 |
| 一、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 |
| 二、集体行为的经济理性 |
| 附录 |
| 附录一 《庭训琐言》 |
| 附录二 常胜社部分社员土地股金登记表(1955年) |
| 附录三 金星社固定财产投资表(1955年) |
| 附录四 朱村固定财产统计表(1975年) |
| 附录五 部分朱村人口迁出表(1940-1963年) |
| 附录六 部分家庭土地、住宅情况表(1952年) |
| 附录七 部分家庭户口统计表(1958年) |
| 附录八 阶级家庭阶级成分统计表(1966年) |
| 附录九 部分家庭土地收入表(1953年) |
| 附录十 朱村劳动致富登记表(部分)(1983年) |
| 附录十一 小麦、地瓜劳动定额分类表 |
| 附录十二 朱村主要粮食作物面积表(集体经营)(1958—1977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吴嘉宾及其文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三、以往研究的回顾 |
| 第一章 南丰东隅吴氏的居徙历史与科举 |
| 第一节 东隅吴氏家族 |
| 第二节 东隅吴氏与柏溪吴氏 |
| 一、柏溪港下村的历史 |
| 二、东隅吴氏与柏溪港下村 |
| 第三节 东隅吴氏的科举状况 |
| 一、南丰各姓氏科举状况概述 |
| 二、吴氏家族的科举状况 |
| 第二章 吴嘉宾生平及其着述初步整理 |
| 第一节 吴嘉宾生平 |
| 一、吴嘉宾家庭状况 |
| 二、成长经历与宦绩 |
| 三、吴嘉宾与太平军之征战 |
| 第二节 吴嘉宾着述的初步整理 |
| 一、经部着作整理 |
| 二、集部着作整理 |
| 第三章 吴嘉宾交游考略 |
| 第一节 在家乡时期 |
| 一、与谭祖同、谭锡洪交往 |
| 二、与周来禄交往 |
| 第二节 在京时期 |
| 一、与徐湘潭交往 |
| 二、与黄爵滋交往 |
| 三、与张际亮交往 |
| 四、与倭仁交往 |
| 五、与曾国藩交往 |
| 第四章 吴嘉宾思想的初步研究 |
| 第一节 经学思想 |
| 一、重视礼学 |
| 二、崇尚王阳明思想 |
| 第二节 政治经济思想 |
| 一、治内胜于防外的思想 |
| 二、举荐人才负责制的思想 |
| 三、重钱轻银的思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求自得之室文钞 |
| 附录2 :尚絅庐诗存 |
| 附录3 :吴嘉宾年谱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 |
（3）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村集体经济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 ——以婺源县大鄣山乡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3 研究述评 |
| 1.4 相关理论概述 |
| 1.4.1 增权赋能理论 |
| 1.5 研究办法和研究思路 |
| 1.5.1 研究办法 |
| 1.5.2 研究思路 |
| 1.6 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 |
| 1.6.1 重点难点 |
| 1.6.2 创新之处 |
| 第2章 乡村振兴与农村集体经济的概念及内在联系 |
| 2.1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及内涵 |
| 2.1.1 乡村振兴战略产生的背景 |
| 2.1.2 乡村振兴的内涵 |
| 2.2 农村集体经济的内涵 |
| 2.3 农村集体经济的历史变迁 |
| 2.3.1 农业合作化时期 |
| 2.3.2 人民公社时期 |
| 2.3.3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 |
| 2.4 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对乡村振兴的作用 |
| 2.4.1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是巩固基层党组织执政基础的重要保障 |
| 2.4.2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 |
| 2.4.3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是解决自身发展不足的物质保障 |
| 第3章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大鄣山乡村集体经济发展现状 |
| 3.1 大鄣山乡的基本概况 |
| 3.2 大鄣山乡农村集体经济取得的成就 |
| 3.2.1 大鄣山乡各村集体经济收入来源 |
| 3.2.2 大鄣山乡各村集体经济各类收入占比情况 |
| 3.3 大鄣山乡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
| 3.3.1 村民参与度不高 |
| 3.3.2 村级发展不平衡 |
| 3.3.3 发展观念有所保守 |
| 3.3.4 村集体经济发展渠道单一 |
| 3.4 产生问题的原因 |
| 3.4.1 村民话语权弱,处于边缘化 |
| 3.4.2 带头人能力水平不高 |
| 3.4.3 经济基础薄弱,发展后劲不足 |
| 3.4.4 村集体经济管理制度不规范 |
| 3.4.5 政府重视程度不够 |
| 第4章 国内其他地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启示 |
| 4.1 典型村庄发展模式 |
| 4.1.1 华西村模式 |
| 4.1.2 南岭模式 |
| 4.1.3 塘约村模式 |
| 4.2 典型村庄发展的启示 |
| 第5章 增权赋能视角下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 |
| 5.1 重塑农民主体地位 |
| 5.1.1 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
| 5.1.2 畅通渠道,保障村民的权利 |
| 5.1.3 加强培训,提升村民技能 |
| 5.1.4 培育乡土文化,凝聚合力 |
| 5.2 激活村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
| 5.2.1 选好选强领头羊 |
| 5.2.2 配齐配强班子 |
| 5.2.3 提高经济和政治待遇 |
| 5.3 发挥好政府的主导作用 |
| 5.3.1 加大资金扶持力度 |
| 5.3.2 加大人才引进力度 |
| 5.3.3 立足本地特色资源 |
| 5.3.4 建立健全村务公开制度 |
| 5.3.5 完善目标考核机制 |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2 进一步工作的方向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4）《历朝杭郡诗辑》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研究编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及价值 |
| 第一章 《历朝杭郡诗辑》编纂缘起 |
| 第一节 杭郡的社会文化环境 |
| 一、官方政策对民间的影响 |
| 二、地域意识日渐凸显 |
| 三、乡邦文献的需要 |
| 第二节 丁丙的编纂机缘 |
| 一、不忍文献纸毁帙散 |
| 二、藏书、刊刻、编者的身份优势 |
| 三、契机出现:《武林耆旧集》 |
| 小结 |
| 第二章 《历朝杭郡诗辑》基本体例 |
| 第一节 文本体例 |
| 一、文本形式 |
| 二、编排次序 |
| 第二节 收録体例 |
| 一、诗人收録范围 |
| 二、诗歌收録标准 |
| 三、小传遴选原则 |
| 小结 |
| 第三章 《历朝杭郡诗辑》内容概述 |
| 第一节 《诗辑》收诗情况 |
| 一、诗作来源 |
| 二、内容题材 |
| 第二节 《诗辑》选传情况 |
| 一、小传来源 |
| 二、小传内容 |
| 小结 |
| 第四章 《历朝杭郡诗辑》价值 |
| 第一节 《诗辑》的文献与校勘价值 |
| 第二节 《诗辑》的文学价值 |
| 第三节 《诗辑》的史料价值 |
| 第四节 《诗辑》的地域文化特色 |
| 小结 |
| 结语 |
| 文献编 |
| 《历朝杭郡诗辑》点校凡例 |
| 《历朝杭郡诗辑》 |
| 附録 《历朝杭郡诗辑》存録诗集诗稿 |
| 徵引文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变迁中的民间权威与乡土秩序 ——以吴村回族寺坊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问题提出 |
| 二、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三、研究回顾及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五、研究内容、创新点及难点 |
| 第一章 吴村及寺坊概况 |
| 第一节 吴村的时空坐落 |
| 一、历史与地理 |
| 二、居住与生计 |
| 第二节 村庄权力与文化的演变 |
| 一、家族与村政 |
| 二、从生产大队到村委会 |
| 三、祠堂、村庙、清真寺 |
| 第三节 村落中的寺坊:历史与现状 |
| 一、清真寺简史 |
| 二、寺坊现状及其与村落社区的关系 |
| 第二章 传统民间权威与寺坊秩序(1929—1959) |
| 第一节 家族:权威的成长空间 |
| 一、“五大家族” |
| 二、家族权威与家族关系 |
| 第二节 清真寺:寺坊权威的生成场域 |
| 一、“选址盖寺” |
| 二、“搬请阿訇” |
| 三、学董乡老会 |
| 四、“夏爷”办学 |
| 第三节 寺坊结构与秩序的形成 |
| 一、实体性结构 |
| 二、文化—观念结构 |
| 三、寺坊秩序 |
| 第四节 小结与讨论 |
| 第三章 寺坊重建与民间权威的再生产(1980—2010) |
| 第一节 寺坊重建:传统权威与秩序的延续 |
| 一、重建清真寺:寺坊权威的复出 |
| 二、“老学董”聘请“老阿訇” |
| 三、“没有前途的经堂” |
| 四、“老学董”培养“接班人” |
| 第二节 传统秩序的变革:寺坊权威的转换 |
| 一、“富学董”上任 |
| 二、看脸色行事的“年轻阿訇” |
| 三、从“经堂”到“学校” |
| 四、“阿訇校长”与坊民的疏离 |
| 第三节 小结与讨论 |
| 第四章 “村转居”进程中的寺坊权威与秩序(2010—2015) |
| 第一节 坊民的遭遇:“征地拆迁风波” |
| 一、“土地丈量不公”引发的抗议 |
| 二、“村支书下台” |
| 第二节 家庭权威的终结:“分家”与“离坊” |
| 一、“分家” |
| 二、“离坊” |
| 第三节 寺坊权威的更迭 |
| 一、“学董”之争 |
| 二、“听话”的寺管会成员 |
| 第四节 小结与讨论 |
| 第五章 “国家在场”下的寺坊重构(2015—2018) |
| 第一节 坊民“上楼”:“新”的社区生活 |
| 一、邻里关系的重组 |
| 二、新的生计 |
| 第二节 “扩大的寺坊”:寺坊权威的衰落 |
| 一、“三村一坊的大寺” |
| 二、两位学董的“夸富宴” |
| 三、“新”“老”之争 |
| 第三节 坊民的“离散”:寺坊权威与秩序的分化 |
| 一、起因:“不听学董的话” |
| 二、事件发展:跟着“老实人”离开 |
| 第四节 “国家在场”:寺坊秩序的整合 |
| 一、“四进”清真寺 |
| 二、寺坊秩序的内外整合 |
| 第五节 小结与讨论 |
| 结语与讨论 |
| 一、变迁中的民间权威与秩序:吴村寺坊的经验 |
| 二、民间权威与乡土秩序的关系:回顾与思考 |
| 三、当代社区与社会秩序构建中“国家在场”与“民间力量”的意义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6）结构与行动：“支书治村”的行动逻辑 ——对中部X县12位村支书的调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 (一) 由村庄精英出发的相关研究 |
| (二) 不同视角下的乡村治理类型相关研究 |
| 三、研究方法与案例概述 |
| (一) 研究对象:12位村支书及其概述 |
| (二) 实证研究方法及其运用 |
| 三、本文的篇章结构 |
| 第一章 村治主体精英的行动结构与空间 |
| 一、村治主体精英 |
| (一) 村庄精英的概念剖析 |
| (二) 村庄精英的类型考察 |
| (三) 村庄精英的再类型化 |
| 二、“行动者-结构”分析框架 |
| 三、村治主体精英行动的社会结构力分解 |
| 第二章 “换身份”:村治主体精英的生成路径 |
| 一、博弈式获选:洞村村支书选举的艰难 |
| (一) 各有所思的竞选欲望 |
| (二) 各显神通的竞选运作 |
| (三) 出人意外的竞选窘境 |
| (四) “暗渡陈仓”的运筹帷幄 |
| 二、传递式获选:艾村的村支书权力交接 |
| (一) “白柚之父”孙庭 |
| (二) 孙家父子的权力交接 |
| (三) 孙家儿媳的再度接力 |
| 三、指定式获选:坪村选举困境的化解之道 |
| (一) 动员:有所指向的工作布置 |
| (二) 竞争:“伺机而动的观望” |
| (三) 意外:“突如其来的举报” |
| (四) 回顾:带领村民致富的李忠 |
| (五) 预选:有惊无险的调控 |
| 四、小结 |
| 第三章 “闯市场”:村治主体精英的产业发展逻辑 |
| 一、田村改“田”:村庄的茶叶探索之路 |
| (一) 动员:“田”改“茶”的村民代表大会 |
| (二) 落差:发展茶叶的推动力 |
| (三) 示范:带头种茶,逐步扩散 |
| (四) 失衡:来自上坝人的抵制与冲突发生 |
| (五) 周凯的委屈与无奈 |
| 二、龙村何兴:难念的“脱壳”经 |
| (一) 无奈:有基础,无支持的烟叶种植 |
| (二) 失败:另辟蹊径的尴尬 |
| (三) 转换:借助契机先修路 |
| (四) 等待:期待政府支持的新产业 |
| 三、小结 |
| 第四章 “跑项目”:村治主体精英的资源竞争与分配 |
| 一、寨村脱困:项目的“跑”与“要” |
| (一) 寨村的困境与无为的村政 |
| (二) 群策群力:必须“要”项目修路 |
| (三) 尴尬:“给”与“要”的不匹配 |
| (四) 成功:私人资源的公利化运作 |
| 二、隆村之争:项目资源的村内分配 |
| (一) 修路之争:组内主动,村里顺势 |
| (二) “亮化”工程之争:从村庄的大局着眼 |
| (三) 无争的“饮水工程”:给最需要的村民组 |
| (四) 惆怅的蒋林 |
| 三、小结 |
| 第五章 “保稳定”:村治主体精英的矛盾调解 |
| 一、“扯出萝卜带出泥”:“炮损”引发的“连环爆炸” |
| (一) 前奏:意外的高速“炮损”补偿 |
| (二) 引发:谢家院子顺利获偿砂场补贴 |
| (三) 波折:莫家院子的讨偿之路 |
| (四) 落下帷幕的补偿风波 |
| 二、断不清的“利益”:征地征出的“硬骨头” |
| (一) 翻脸:因“征”而“争” |
| (二) 僵局:难以化解的利益纠纷 |
| (三) 溯源:千头万绪的“是非”地 |
| (四) 无奈:没有土地的农民 |
| 三、无奈的村政:收医保、评低保的风波 |
| (一) 令人“无语”的医保垫付 |
| (二) 有所误会的“告状信” |
| (三) 低保评选会上的风波 |
| (四) 刘旺世的冲击 |
| 四、小结 |
| 第六章 “陷困局”:村治主体精英的发展难题 |
| 一、“一波三折”:施村村委会建设与村支书的蜕变 |
| (一) 会做“笼子”的刘小山 |
| (二) 村委会选址上的分歧 |
| (三) 突然而至的党纪处分 |
| (四) 故意添堵的老周 |
| (五) 乡里要统筹 |
| 二、从回村到离村:陈星的雄心与辞职 |
| (一) 回村发展:多方力量共振下的产物 |
| (二) “新官”上任的困局 |
| (三) 化解修路中的障碍 |
| (四) 妻子打工去了 |
| (五) 陈星的辞职 |
| 三、小结 |
| 第七章 复线治理:结构塑造与精英重构 |
| 一、“结构人”:场域下的村治主体精英 |
| (一) “结构人”:对村治主体精英的一种概括 |
| (二) 结构共振:村治主体精英的行动场域 |
| (三) 在结构中行动:村治主体精英的行动空间 |
| 二、复线治理:村治主体精英视角的表达 |
| 三、余论:提升村治主体精英能力,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合作治理中的政府与社会互动困境 ——以黄村养老院兴衰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选题的缘由 |
| 二、研究综述 |
| 1. 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 |
| 2. 我国合作治理存在的困境 |
| 三、理论工具:合作治理 |
| 四、研究方法 |
| 1. 研究的地点和对象介绍 |
| 2. 研究资料的收集过程 |
| 3. 研究中的不足 |
| 第二章 黄村养老院的兴衰(上):肇始与兴旺 |
| 一、筹建:多方参与的结果 |
| 二、初建:合作网络的形成 |
| 三、兴旺:频繁的合作互动 |
| 第三章 黄村养老院的兴衰(下):衰落、再兴与发展困境 |
| 一、衰与再兴:停滞的互动合作 |
| 二、困境:冲突型合作关系 |
| 第四章 合作网络各方行动困境分析(上):政府与政策 |
| 一、公共价值与政绩追求的冲突 |
| 二、责任与怠政的冲突 |
| 三、合作与竞争的冲突 |
| 第五章 合作网络各方行动困境分析(中):社会组织 |
| 一、信任困境 |
| 二、资源困境 |
| 三、项目化与可持续机制的冲突 |
| 第六章 合作网络各方行动问题分析(下):行动者 |
| 一、能力困境 |
| 二、资源困境 |
| 结论与讨论: 合作治理的难题与破解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主要出场人物一览表 |
| 附录2: 《养老院用费》 |
| 附录3: 《督查通报》 |
| 附录4: 驻村日记 |
| 附录5: 访谈大纲 |
| 附录6: 访谈记录 |
| 后记 |
| 致谢 |
（8）从生存政治到权利政治：农民政治行为逻辑变迁研究 ——以1949-2014年间的浙北优新村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核心概念与理论资源 |
| (一) 核心概念 |
| (二) 理论资源 |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创新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创新 |
| 四、分析框架与章节安排 |
| (一) 分析框架 |
| (二) 章节安排 第一章 研究综述与个案择取 |
| 一、海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一) 海外中国农民政治行为研究综述 |
| (二) 国内中国农民政治行为研究综述 |
| (三) 国内学术期刊相关研究综述 |
| (四) 文献评价与本文思路 |
| 二、研究样本与资料来源 |
| (一) 研究样本 |
| (二) 资料来源 第二章 权利之前：生存压力及其对农民政治行为的塑造 |
| 一、农民生存压力的自然历史根源 |
| (一) 频繁的自然灾害 |
| (二) 落后的生产条件 |
| (三) 不合理的土地制度 |
| (四) 混乱的政治时局 |
| 二、土地改革与农民生存压力的缓解 |
| (一) 革命胜利与政权新建 |
| (二) 土地改革的宣传与发动 |
| (三) 农民“身心”的初步解放 |
| 三、集体化、人民公社与农民生存压力之复杂变奏 |
| (一) 从互助组到高级社：农业集体化的启动与加速推进 |
| (二) 人民公社：“大跃进”引来的歧路 |
| (三) 集体化时期农民生存压力的复杂变奏 |
| 四、生存压力与农民政治行为的多重面相 |
| (一) 生存压力下农民的政治行为 |
| (二) 农民的政治行为和制度变迁的兴起与陨落 第三章 接触权利：自主管理与政治赋权的最初尝试 |
| 一、农民与国家的第二次“蜜月” |
| (一) 包产到户的重生 |
| (二) 短暂的第二次“蜜月” |
| 二、农村人民公社的解体 |
| (一) 难以避免的弊端 |
| (二) 组织权威的衰落 |
| (三) 公社制度的终结 |
| 三、农民的自主管理实践和初获赋权 |
| (一) 困境中的村级公共事务 |
| (二) 自主管理在行动 |
| (三) 赋权农民的最初尝试 第四章 徘徊与反复：权利贫困与农民的体制外维权行动 |
| 一、贫困的农民权利及其成因 |
| (一) 权利贫困下的农民 |
| (二) 农民权利贫困的多种成因 |
| 二、权利贫困与农民的体制外维权行动 |
| (一) 摇摆于“税与费”之间的农民 |
| (二) “征迁”引发的“上京”行动 |
| (三) 体制外维权与农民政治认同弱化 |
| 三、农民的体制外维权与农村政策的进一步调整 |
| (一) “千年”农业税的取消 |
| (二) 农民土地权利的再确认 第五章 朝向权利：政治赋权与农民的政治一体化 |
| 一、从参与到选举：农村基层民主的兴起与扭曲 |
| (一) 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 |
| (二) 民主在农村基层的兴起 |
| (三) 被扭曲的农村基层民主 |
| 二、深化赋权：拓展的农村基层民主及其回归之路 |
| (一) 从选举到监督：拓展中的农村基层民主 |
| (二) 从监督到协商：重新迈向民主的本质 |
| 三、赋权农民及其政治一体化 |
| (一) 农民的政治一体化 |
| (二) 农村政治秩序的重建 第六章 农民政治行为逻辑变迁的动力与意义 |
| 一、农民政治行为逻辑变迁的动力 |
| (一) 经济发展与农民生存政治的消逝 |
| (二) 体制变革与农民权利意识的觉醒 |
| (三) 生活空间的转换与农民维权行动的展开 |
| (四) 现代因素的导入对农民权利政治的促进 |
| 二、农民政治行为逻辑变迁的政治学意义 |
| (一) 政治合法性基础的转换 |
| (二) 农村基层治理结构的转型 |
| (三)农民公民能力的提升 结语 主要参考文献 |
| 第一部分 中文着作、论文；博、硕论文；网络及报刊资料 |
| 第二部分 英文着作、论文、博士论文 |
| 第三部分 个案相关资料(档案、史志、文件选编及其它) 附录 |
| 一、优新村行政(村域)变迁 |
| 二、访谈提纲 |
| 三、访谈顺序及访谈对象概况 |
| 四、读博期间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 后记 |
（9）国家、户族与农民：1952-1966年关中地区的村落政治 ——以黄村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核心概念的界定 |
| (一) 本文中的国家概念 |
| (二) 本研究脉络中的户族 |
| (三) 农民的属性及其在本文中的涵义 |
| (四) 本研究中村落政治的意蕴 |
| 三、本文的结构安排 |
| 第二章 文献回顾与1952-1966年中国村落政治研究再出发 |
| 一、如何理解1952-1966年的中国政治：海外中国学的发展及其遗产 |
| (一) 海外中国学的发展脉络 |
| (二) 海外中国学的演进准则 |
| (三) 海外中国学可能的价值与限度 |
| 二、如何理解中国村落：功能主义、“满铁调查”与海外人类学 |
| (一) 从农村调查到功能主义的社区研究 |
| (二) 村落的性质与“满铁调查”的传统 |
| (三) 从村落中透视国家：海外人类学的村落研究 |
| (四) 简要的评论：以村落为中心的方法论与悲情主义 |
| 第三章 理论视角与黄村研究的意义和方法 |
| 一、理论视角：在上下互动中探究村落政治 |
| (一) 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 |
| (二) 底层的视角：底层研究学派与日常政治 |
| 二、黄村研究的意义和方法 |
| (一) 个案的延伸：黄村与中国村落的研究 |
| (二) 资料来源与田野技术 |
| (三) 关中地区的农村社会结构 |
| (四) 黄村和黄氏户族 |
| 第四章 从互助组到高级社：关系政治与黄村户族的弱抵制 |
| 一、从互助组到高级社：向社会主义过渡中的参与式国家动员 |
| (一) 互助组：集体经济利益的追寻 |
| (二) 初级合作社：社员身份的确立 |
| (三) 高级社及其后果 |
| 二、关系政治：工分制下的劳动管理与日常行动策略 |
| (一) 工分的标准与类型 |
| (二) 计件制：工分制下的劳动管理 |
| (三) 社员的挣工分策略、农活质量与关系共同体 |
| 三、“退社风波”：户族的家庭伦理及其弱抵制 |
| (一) 从分发粮食引起的户族退社 |
| (二) 户族家庭伦理的发掘与再生产 |
| (三) 胜利社的改革：“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方式 |
| 第五章 大跃进：道德统御与农民的“反行为” |
| 一、大跃进：意识形态的发展与合作化运动 |
| (一) 农业合作理论的开端及其在苏联的实践 |
| (二) 意识形态激进化下的大跃进 |
| (三) 人民公社的成立 |
| 二、大跃进时期的道德统御与身体政治 |
| (一) 意识形态宣传与道德统御 |
| (二) 身体政治：人民公社中的相互凝视 |
| 三、生存伦理：社员与干部的“反行为” |
| (一) 瞒产私分、偷盗与借粮 |
| (二) 从利益经济学到乡村社会的生存伦理 |
| (三) 公私不分与生产队的集体伦理 |
| 第六章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干部下乡与人民的政治参与 |
| 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国家向乡村的组织渗透 |
| (一) 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介入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
| (二) 社教干部的选拔、培训与组织 |
| 二、干部下乡与基层组织的重建 |
| (一) 从工作组到贫协：非常规的权力组织 |
| (二) 开会、组织学习与基层权力 |
| (三) “三同”与积极分子的培养 |
| 三、“正义的武器”：人民的政治参与和国家权力实践的多重面向 |
| (一) 人民来信：贫下中农的话语权 |
| (二) 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 |
| (三) 顺从与抵抗：乡村干部的应对之术 |
| 第七章 总结与讨论 |
| 一、简短的总结 |
| (一) 国家-户族-农民关系的层次结构与实践形态 |
| (二) 1952-1966年关中地区村落政治的演变逻辑 |
| 二、未尽的讨论 |
| (一) 再探1952-1966年代中国村落政治中的农民 |
| (二) 村落政治与1990年代以来的农村基层治理 |
| (三) 重申黄村研究的方法与局限 |
| 附录 |
| 一、黄村行政变迁 |
| 二、访谈提纲 |
| 三、相关人物的简要传记(以人物出场先后为序) |
| 四、访谈对象、时间、编码以及页码对应表(以人物出场先后为序) |
| 五、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群体性事件现实考察与学理分析——从三起具有“标本意义”的群体性事件谈起（论文提纲范文）
| 一、新世纪以来具有标本意义的三起群体性事件 |
| (一)2004年四川“汉源事件” |
| (二)2008年贵州“瓮安事件” |
| (三)2011年广东“乌坎事件” |
| (四)标本意义 |
| 二、群体性事件界定和分类 |
| (一)概念界定 |
| 1.违法说或暴力说 |
| 2.人民内部矛盾说 |
| 3.目的说或组织说 |
| (二)类型化 |
| 1.基于利益表达的群体性事件 |
| 2.基于不满宣泄的群体性事件 |
| 3.基于价值追求的群体性事件 |
| 三、学理分析:集体行动与集群行为 |
| (一)集体行动的概念梳理及分类 |
| (二)对集体行动的界定 |
| (三)一种新的解释框架:集群行为 |
四、浙江前黄村选举风波（论文参考文献）
- [1]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D]. 黄润青. 山东大学, 2020(09)
- [2]吴嘉宾及其文集研究[D]. 康文娟. 江西师范大学, 2020(11)
- [3]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村集体经济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 ——以婺源县大鄣山乡为例[D]. 汪鸿鹏. 南昌大学, 2020(01)
- [4]《历朝杭郡诗辑》整理与研究[D]. 李佩瑜.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2)
- [5]变迁中的民间权威与乡土秩序 ——以吴村回族寺坊为个案[D]. 马志强. 兰州大学, 2019(02)
- [6]结构与行动：“支书治村”的行动逻辑 ——对中部X县12位村支书的调查研究[D]. 范涌.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7)
- [7]合作治理中的政府与社会互动困境 ——以黄村养老院兴衰为例[D]. 姜楠翔.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3)
- [8]从生存政治到权利政治：农民政治行为逻辑变迁研究 ——以1949-2014年间的浙北优新村为个案[D]. 王可园. 华东师范大学, 2016(08)
- [9]国家、户族与农民：1952-1966年关中地区的村落政治 ——以黄村为个案[D]. 黄锐. 华东师范大学, 2013(03)
- [10]群体性事件现实考察与学理分析——从三起具有“标本意义”的群体性事件谈起[J]. 王赐江. 中国社会公共安全研究报告, 201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