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干部谈中国近代史研究

一、与干部谈谈学习中国近代史（论文文献综述）

LEE W00NG^[1]（2020）在《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文中提出日据时期韩国文坛和社会对外国文化的吸收主要侧重于通过日本输入西方文学和文物。在如此之情况之下,部分韩国文人将中国文学作为外国文学,即世界文学的一个构成部分进行了积极的吸收,并试图以此来推动韩国近代文学的发展。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之目的在于,以中国现代文学作为借鉴,来建构韩国近代文学,同时建立反帝反封建的近代民主社会。近代转换期的中国现代文学肩负着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以文学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以文学革命、革命文学、抗战文学为中心展开。包含日据时期（1910年-1945年）和解放时期（1945年-1948年）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同样也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使命,以近代化和解放独立国家为目标指向,经历了胎动期、发展期、深化及停滞期和复兴期的发展过程。本论文分析该时期在韩国发表的196篇批评,进行解释。胎动期为1920年代前半期,在该时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正式开始。梁建植、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在该时期开始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与批评。梁建植在1920年11月号至次年2月号《开辟》上翻译发表了日本研究者青木正儿的<以胡适氏为中心的中国之文学革命>,此文是20世纪上半期韩国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最早一文。之后,梁建植继续发表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译文及他所写的批评,十分积极地翻译了戏曲、诗歌、小说等作品。192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留学的李允宰在留学期间发表了有关中国社会、政治形势的政论以及介绍中国罗马字运动的文章,并翻译发表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李东谷强调借鉴中国新文学建构运动中的思想改革与文学改革,以之作为他山之石。梁明参考胡适的新文学建构理论,则主张通过韩文的语文改革开展新文学建构。以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为中心的胎动期批评主要在1920年至1924年之间展开,以翻译日人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和中国本土文学革命的评论开始。其目的在于打倒封建旧思想和旧制度,从而建设近代社会、建构近代文学。该时期韩国批评家们特别关注胡适的文学革命理论与主张,翻译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和<谈新诗>,另外,多数当时的戏剧、诗歌、小说等被翻译。该时期发表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有20余篇,《每日申报》上连载的梁建植译<人形之家>（中文名为《玩偶之家》）以《娜拉（（?））》（永昌书馆,1922）之名出版,李相寿译《人形之家》（汉城图书,1922）也出版。发展期为1920年代后半期至1930年代前半期,该时期留学过中国大学的批评家们非常活泼地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从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多样的批评观点上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该时期主要批评家有柳基石、丁来东、金光洲、李陆史、金台俊等。柳基石以1925年2月在《基督新报》上发表<墨子与基督>为始,发表了许多无政府主义观点的文艺观,并在韩国最早翻译了鲁迅的<狂人日记>。丁来东和李陆史正式开启了对鲁迅文学的相当深度的批评,金光洲发表了以中国现代戏剧和电影为中心的批评。如此,20世纪上半期中发展期成为韩国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最活泼的时期,该时期发表的中国文学批评数量达到100多余篇,另外,开辟社还出版了《中国短篇小说集》（1929）。深化及停滞期为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之间。该时期,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毕业生们开展了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然后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相当萎缩了。金台俊从1930年代前半期开始进行社会主义观点的批评,接着他裵澔、李明善等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出身的批评家以大学为中心开展了讲台上的中国文学批评。从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以前,他们发表的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共计30余篇,而从中日战争爆发至解放之间发表的不分观点的所有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仅有30余篇。复兴期为1945年8月解放至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之间。解放之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再次迎来复兴时期,在此短暂的5年之间韩国文坛共发表了 42篇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除了在前阶段开始继续活跃的丁来东、金台俊、李明善等之外,尹永春开展了活跃的批评活动。该时期,李明善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集》（宣文社,1946）、《鲁迅杂感文选集》（未出版,1949）,金光洲·李容珪共译的《鲁迅短篇小说集》（1·2辑）（首尔出版社,1946）,尹永春的《现代中国诗选》（青年社,1947）,《现代中国文学史》（鸡林社,1949）等诸多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着作也纷纷出版。对以梁建植为中心的第一代批评家的192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学界从“翻译、翻案与近代文体的实验”,“经过日本的同时代性中国现代文学译介”,“殖民地知识分子悲伤的现实和理想主义的世界创造”以及“韩国近代中国翻译文学史的奠基”等方面高度评价了其积极意义。与梁建植同时期,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批评家为建构近代思想以及近代社会体制,非常关注中国的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新文化运动,并将其介绍到韩国社会及文坛。在他们之后,1930年代以来,曾在中国留学并接受学术训练的丁来东、李陆史、金光洲、金台俊等批评家们正式开始了学术性、系统性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的批评并不仅仅局限于日本研究者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他们深刻思考祖国的解放和新国家的建设,并以此为视角来看待中国现代文学。之后,在解放时期尹永春也是同样为了新国家的建设从基督教的视角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了批评。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肩负着反帝反封建之历史使命的近代转换期,推动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文学实践的通道:以建设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社会和建构近代文学为目的的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展开,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通过译介和批评中国新文学运动来追求韩国社会的思想革命和近代文学建构;第二、通过文学批评知识分子对殖民地现实的愤怒和内在抵抗的表达:虽然在日本帝国主义强迫之下韩国的知识分子不能公开反对或抵抗日帝,但他们通过批评半殖民地情况下的中国现代文学,迂回地表露出对帝国主义的抵抗和批判精神;第三、通过小说和戏曲来追求以平民文学为中心的近代指向和近代文学建构:从封建时代传统文学的贵族文学脱皮,关注以俗文学、民间文学为中心的平民文学。虽然日人研究者们关注以小说和戏曲为中心的中国平民文学,但他们注重元曲、明清小说等古典文学。梁建植以来韩国的批评家们继续关注以小说、戏曲和新诗等平民文学为主的中国现代文学;第四、对近代文体的实验及对语文改革的影响:韩国的言文一致运动比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开始得更早,但中国的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近代韩语语文规范化的确立。1917年发表的李光洙的《无情》已相当达成言文一致,但到1940年代横写、韩文专用等问题还没完成。韩国批评家们借鉴中国罗马字制定运动,想推动韩语语文改革;第五、在文学的想象空间再现的理想乡的精神世界与新国家建设的理想和实践: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在批评空间展现出他们对祖国解放和独立的理想以及建设新国家的理想。他们从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基督教信仰等自己的批评观点,通过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展现出建设新国家的理想;第六、对正义和博爱的追求以及爱国精神的表达等:韩国的批评家们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展现出真正的爱国精神。他们基于人的尊严和自由,超越狭隘和歪曲的爱国主义,追求正义和博爱的终极价值。抗日运动期间独立运动家们展现的精神不仅仅局限于反日,反而他们主张了弱小民族的联合来共同推动反战、反帝国主义以及恢复世界正义和维护东亚和平。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文坛及社会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是指向解放、独立国家建设和近代民主社会建设的文学实践。其核心的文学精神是‘抵抗与批判’,通过抵抗与批判来追求的终极价值是正义与博爱的恢复。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指向对殖民统治的间接抵抗和近代文学及近代社会建设,也包含着祖国解放以及新国家建设的理想。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韩国批评家们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之意味并不局限于单纯的文艺批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批评是知识分子应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文学实践。该文学实践的基本精神是对社会不义和压抑人的尊严的‘抵抗与批判’,并且对歪曲的现实之抵抗与批判追求的终极指向是‘正义和博爱的实现’,即人本身的尊严价值。

李胜琴^[2]（2020）在《论邵循正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文中提出邵循正（1909—1972）是20世纪享誉国内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他早年从事近代中法关系研究,着有《中法越南关系始末》。从史学方法上看,他运用史料考证和史政结合跨学科研究的方法来探讨史事。从研究视角来看,他引入“国际法”,开辟新的研究视角。从人物评价来看,他秉持历史主义原则,客观如实地评价历史人物。从史料运用来看,他运用的史料客观准确、种类丰富、内容新颖。基于此,《中法越南关系始末》获得学界很高评价,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中法关系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新中国成立以后,邵循正的研究领域和历史观发生变化。为了配合唯物史观的学习,他重新回到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由原本单纯的史料考证转变为史料考证与史观指导并重,并且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获得重用。他在中外关系史、清末改良运动、中国近代农民战争史、辛亥革命、中国近代史理论问题研究等方面做出了一定成绩,还专注于整理近代史籍资料,参与近代史学科建设。在唯物史观的熏陶下,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有所提升,史学理论和方法有所完善,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更加深入,提出近代中国政治历史的发展线索和研究提纲。纵观邵循正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他始终将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广征史料、精细考证以及“多语言、多学科、多国档案”的治史方法放在第一位,表现出以求真求实为研究的基本要求,注重既看上层又看下层的综合考察的治史特点。他不是一位纯粹书斋式的学者,而是传统文化经世致用精神的继承者,无愧为历史和现实的联动者。

朱如意^[3]（2020）在《近代历史人物教学中初中生家国情怀培养研究》文中指出家国情怀作为历史学科的核心素养之一,是组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因素,也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国家荣辱感。家国情怀素养在初中历史课堂的塑造,不仅是“立德树人”在历史课堂的落实,更是引导青少年树立民族荣誉感、信念感的主要方式。近年来,家国情怀作为核心素养的重要内容受到广大学者的关注,相关论着、研究均取得一定的进展,但家国情怀在历史教学实践方面仍有极大研究价值,值得我开展进一步研究。中国的近代史饱含中华民族的血泪,也见证了中国人民的奋斗。人物教学对学生家国情怀的培养具有极大优势。走进近代中国历史人物,深入其情感世界容易激发学生的民族荣辱感。因此,中国近代历史人物教学是初中学生家国情怀素养研究的重要途径。以中国近代历史人物教学为载体,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教学目标的确定、教学资源的挖掘、教学形式的开发、教学评价的发挥四个具体的教学策略为培养学生家国情怀提供可借鉴的实践策略。教师通过学生家国情怀相关知识的掌握情况、家国情怀素养的理解程度以及家国情怀的具体表现三个方面检测学生的掌握情况。上述策略实践的过程中,教师应注意尊重学生个体差异、明确教师与学生在教学中的地位、遵循适度原则、发挥历史的学科特色等问题,及时完善课堂的不足之处,落实学生家国情怀素养。

常颖,冯雪利^[4]（2019）在《若不仰范前哲,何以贻厥后来?——访李大钊研究着名学者朱成甲》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学者简介:朱成甲,1933年12月出生,江苏省灌云县人。1961年7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曾任北京工业学院（今北京理工大学）院长办公室秘书、预科（附中）教师;1975年5月,调入由教育部所管的《历史研究》;1976年10月,归属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学部;1981年5月,工作任务由《历史研究》近代史编辑室转入《中国社会科学》文学编辑室,但个人研究主要仍在史学。曾先后任编辑、副编审、编审、文学编辑室主任;并曾被北京大学聘为历史系兼职教授,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李大钊研究的知名学者。

余柏青^[5]（2019）在《《历史教学》（1951-2010年）研究 ——以中学历史教学的考察为重点》文中研究指明《历史教学》创办于1951年1月,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创办的历史学刊物。至2010年12月,该杂志已出版613期。它以基础性、思想性和学术性为指导原则,始终坚持科学、严谨和务实的办刊风格。自创刊以来,它为繁荣国家历史教学及史学研究,建立史学教育理论与实践体系,推动历史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发展,以及促进国内外学术研究交流等,均作出突出贡献。此前,学界只是零星地、局部地研究《历史教学》,还没有系统地、深入地对其进行研究。为丰富中学历史教学内容,拓宽中学历史教学研究领域,强化历史教学、历史教科书与历史研究三者之间的联系,进一步揭示中学历史教学与相关学术研究之间的逻辑关系,作者对《历史教学》60年的发展进行了整体研究。《历史教学》是在以下四个背景下创办起来的:第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国家文化教育政策的指导,京津地区的几位历史学者敏锐地感觉到历史教师对唯物史观的迫切需求,因此创办一种专供历史教师阅读的刊物,《历史教学》应运而生。第二,知识分子心态使然。新中国成立使知识分子对未来充满期望,他们经历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主动紧跟政治,渴望跟上时代的变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第三,《历史教学》创刊申请得到了天津军政委员会批准,在办刊过程中又得到天津市军管会文教部部长黄松龄的大力支持;第四,李光璧、傅尚文、杨生茂等七位同人的共同努力。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份同人刊物《历史教学》就此诞生,并且很快走上良性发展轨道,成为中学历史教学杂志领域的一面旗帜。《历史教学》的读者群体主要是中学历史教师、高等师范院校历史系专业师生、历史教学研究工作者、教研员等。据不完全统计,5901位署名作者在《历史教学》共发表了10546篇作品。《历史教学》的作者群体主要集中在京津地区,而稿源又集中来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编辑室、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历史教学》编辑部等三个单位。其组织架构可以从下列四个时期来进行分析:1951年1月创刊到1954年8月属于同人办刊时期。1954年9月到1959年这段时期属于天津市人民出版社管理时期。1959至1966年、1979年复刊后至1985年,这两个时期属于天津市教育局管理。1986年开始至2010年这段时期属于天津新闻出版局管理时期。1951年1月到1966年6月是《历史教学》的特色形成和曲折发展时期。这个时期分同人办刊、政府改造、曲折发展三个阶段。同人办刊阶段,知识分子办刊主动紧跟政治形势,在“教”与“学”方面还保留着民国时期的特点。政府改造以后,天津人民出版社成立第三编辑室,专门负责编辑《历史教学》。该时期的“大家小文章”“问题解答”等学术性研究文章,“看似写来不难”“结果非高手莫办”,至今都传为美谈。1959年到1966年6月是《历史教学》曲折发展时期。由于连续的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历史教学》被迫停刊。1979年1月到1990年3月是《历史教学》缓慢恢复和特色重建时期。1979到1985年是《历史教学》的复刊阶段。该阶段主要是教学和史学领域的拨乱反正,中学历史教学和学术研究逐步得到恢复;1986到1990年3月是《历史教学》特色重建时期。这个阶段重建教学特色后,学术研究文章发表对杂志发展而言存在着两难处境。1991年4月到2001年3月是《历史教学》继续偏重教学与学术“滑坡”时期。前期,杂志研究突出以能力为核心的考试测量与评价,并从理论和实践上探索培养中学历史学科思维能力的途径。后期,由于杂志管理失控,编辑出现许多乱象,学术论文弱化的趋势明显。在同类刊物崛起及网络迅猛发展的双重冲击下,《历史教学》逐渐失去其竞争优势。2001年3月到2010年12月是《历史教学》平稳过渡和“黄金”发展时期。这个时期又分为平稳过渡、“黄金”发展、分刊后继续发展三个阶段。2001年3月到2002年1月是《历史教学》平稳过渡阶段,它呈现“不温不火”状态;2002年2月至2006年12月是《历史教学》发展的“黄金”阶段。杂志编辑部组织对课程标准和“一标多本”教材进行讨论,将受众群体聚焦到《历史教学》平台;发表与中学历史教学关系密切的研究性学习案例和“听课随笔”,以引领中学历史教学;发表中青年专家访谈录,使学术研究与中学历史教学有机结合。2007年1月以后分中学版和高校版,《历史教学》得到持续性的发展。《历史教学》从创刊以来的发展变化历程折射出国家意识形态变化及其对出版物的影响。在1957-1978年,由于受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历史教学》紧跟国家政策形势的变化,导致杂志的内容有时出现偏离历史教学与研究的轨道。一本杂志能坚持办刊多年,而且现在还在良性健康地发展,这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上比较少见。一方面,由于政治体制的原因,将同人刊物纳入到国家计划经济体制管理之中,由国家提供办刊经费,这是一本杂志赖以生存的基础。另一方面,杂志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杂志在发展过程中的跌宕起伏,它不完全是市场反映的结果,杂志的发展主要依靠党和国家的支持。研究《历史教学》不但要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教学与学术研究的变化特点,而且要从中透视在中国政治变化的背景下,知识分子们的心态及思想变化动态。《历史教学》在中学历史教学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总结其发展历史,终为中学历史教学服务;教学文章要抓教改典型,抓教学的前沿问题,使杂志发挥引领作用。《历史教学》兼顾历史研究与学术研究,采用高校版与中学版的办法解决学术研究与教学研究并重的问题。中学版是《历史教学》的根基和发行量的基本保证,保持中学版的内容和质量是这本杂志能够存活的关键所在。历史教学社与天津古籍出版社合并,严重制约着杂志的发展。《历史教学》被某所大学收入麾下,或是转移到经济效益较好的出版社。无论哪种归宿,对《历史教学》都是福音。

李卫民^[6]（2018）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多元视角——崔志海研究员访谈录》文中提出近代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和文化变化之速和之大,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这段历史始终充满多面性和不平衡性,社会形态的复杂性也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近代中国与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存在很强的历史连续性,在许多方面制约和影响今天中国历史的发展。基于此,本刊特别约访了崔志海研究员,崔先生就如何科学认识近代中国历史,如何以一种多元视角研究这段历史,做了系统阐释,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李艳红^[7]（2018）在《民国时期左舜生的社会与政治活动研究》文中指出左舜生是中国青年党的重要领导人,与曾琦、李璜被称为中国青年党“曾、左、李”三驾马车。他作为民国知名的政治活动家、社会活动家和学者,对民国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受革命史研究范式影响,对左舜生研究重视不够,缺乏系统研究。本文以时间为轴,以政治和社会活动为纬,对民国时期左舜生的社会实践、政治活动及其思想主张进行系统梳理与分析,并将左舜生的学术活动穿插于本文的各章节之中,力求还原一个真实的左舜生,拓展与深化民国人物研究。出生于1893年的左舜生,成长在一个典型的耕读之家。早年所受的家庭教育、私塾教育、新式学校教育、教会学校教育,以及近代湖湘文化的熏陶,都影响到了他的治学风格和个性思想。他作为典型的湖湘人物,处在新旧思想激烈交锋的时代,积极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选择了国家主义的政治信仰,终身追求民主自由,难脱书生议政的本色。左舜生以难得的历史机缘参与少年中国学会的社团活动及学会机关刊物《少年中国》的编辑工作,在少年中国学会中担任评议部主任,热心处理学会成员间的各种事务,充当学会的联络中枢。他发表对于“小组织”问题、家庭教育等热点问题的主张和见解,并参与学会的主义之争、会员能否参与政治活动等问题的论战,并逐渐确立了自己的政治信仰。其组织能力、社会活动能力、书刊编辑与发行能力、学术研究能力,以及社会地位等都得到了提升,并积累了相当的社会资源,为后来的社会活动尤其是政治活动奠定了基础。左舜生在中华书局从事新书出版工作十余年,出版发行了“新文化丛书”、“教育丛书”、“少年中国学会丛书”等系列丛书,为中华书局和他个人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为新文化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他以中华书局编译所新书部为中心,出版了系列国家主义理论着作,为中国青年党国家主义理论传播提供便利,也为其个人的政治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受聘中华书局期间,他开始了中国近代史学术研究,收集整理史料,出版史学着作。在中国青年党早期活动中,左舜生承担了青年党“舆论造党”、党义传播和干部培训等重任。左舜生长期担任青年党宣传部长,负责党务宣传、联络与组织工作,先后参与《中华教育界》《醒狮周报》《铲共半月刊》《民声周报》《申江日报》等报刊的创办或编辑工作,鼓吹反共抗俄,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创建知行学院以培养青年党党政干部,并在复旦大学、大夏大学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在左舜生所创办的系列报刊中,《醒狮周报》是中国青年党的机关刊物,也是影响最大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份杂志。他在发表了系列论文,宣传反共反苏和鼓吹国家主义,也发文反对西方列强对华的军事、经济与文化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完整;反对教会教育,主张收回教育权,主张平等外交等。他参与共青两党论战,发表系列时评,为国家主义张目,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共产主义。九一八事变后,左舜生全身心投入抗战救国活动,支持十九路军抗战,北上游说张学良、吴佩孚出兵抗日未果;创办报刊（《国论月刊》《国论半月刊》《国光旬刊》）,宣传抗战救国。他整顿青年党党务,与黄郛交谊,居间引领中国青年党其他领导人上庐山与蒋介石会面,促成国青两党共同合作抗日。西安事变后,左舜生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做出了颇为准确的预测,凸显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左舜生担任国防参议员以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多次以在野党身份提出议案,主张抗战救国,鼓吹民主宪政。他参与皖南事变善后调处,参与筹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担任民盟秘书长,居间调和国共关系。在此期间,左舜生投身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和第二次宪政运动,竭力倡导抗战建国与民主宪政。抗战胜利后,左舜生关注战后局势,积极参与国共调停,力争和平建国,反对国共内战。在国共调停失败之际,他向“右”转,退出民盟,率领中国青年党参加制宪国大,参加政府改组,出任农林部长,实现了从在野到当政、从问政到从政的身份转换。但随着民国政局的剧变,左舜生的从政生涯昙花一现,实际上仅充当了国民党的“政治花瓶”,难以实现其书生“干政”的政治理想。纵观民国时期左舜生的社会与政治活动,考察其思想主张,他具有典型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特征,兼具报人、学者、社会活动家、政治家（后来演变成政客）等多重身份,具有多面性,融进步与反动、激进与保守、反蒋与拥蒋于一体,是一个复杂多变、多重矛盾的集合体。评价左舜生的社会实践与政治活动,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既不能因左舜生秉持反共抗俄的国家主义信条与社会实践而彻底否定他一些具有进步意义的历史功绩,也不能因左舜生在教育救国、学术救国以及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主张抗战建国、民主宪政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而忽略他一些反动错误的思想行径。面对左舜生的功与过、是与非、激进与保守、进步与倒退,我们必须予以客观公正地评价。

邬昶俊^[8]（2018）在《赵德馨经济史学研究述评》文中研究表明赵德馨教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代经济史学工作者。他在经济史学的多个研究领域取得了极高的建树。从1956年完成研究生班学习至今,赵德馨教授已出版7部专着,1部专题论文集,1部论文选,3部合着,2部资料汇编,主编书7种,发表论文224篇。1998年退休后,赵德馨教授依然专注于科研工作,至今已完成的或正在进行的国家课题有5个,省级项目5个,自定项目3个。其中,已完成的项目中,主编的着述4部,共计1516万多字。合着的着作1部,30万字。独撰的着作5项,共计284万多字。独编资料集1部,140万字。赵德馨教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学科的开创者与奠基人,是创建“中国经济发展学”的倡导者与先行者。被同行学者誉为“经济史学界一通才”。赵德馨教授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十分注重经济史学科的教学工作。他先后编写并出版了 5部经济史教材,并首次在国内高校开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和中国近现代经济史课程。赵德馨教授60多年如一日的砥砺治史,只为了完成自己在研究生毕业时定下的目标:回答经济史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与中国经济是怎样发展过来的。从经济史学科建设的角度出发,以他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与进行的教学实践为研究对象,围绕他对“经济史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中国经济是怎样发展过来的”两个问题的解答,追寻他的学术研究路径和对构建经济史学科体系的构想,分别梳理他在经济史学科研究和经济史学科建设两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按照以上的思路,从结构安排上,共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部分为导论,主要论述研究目的与意义。对目前学界关于赵德馨教授的治学特点、对他的研究成果的述评等内容进行学术回顾,并对研究思路、研究方法进行说明。第二部分为第一章,重点分析赵德馨教授对经济史学科结构的界定。以此作为全文的分析框架。第三部分为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四章,按照赵德馨教授对经济史学科结构的层次划分,分别梳理赵德馨教授对经济史学科各分支学科在研究和学科建设两方面取得的成果与进行的实践,进而突出他取得的学术成就。赵德馨教授对经济史实研究的贡献主要以专题研究的时间为序,分别探讨他在中国古代经济史实、中国近代经济史实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实三个研究领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在中国古代经济史实研究方面。首先,赵德馨教授全面描述了两汉商品经济的历史过程。其次,他从广泛的角度对楚国的货币进行了全面的揭示与研究,对中国古代货币史上诸多谜题,或进行了确切的解答;或提供了解答的思路;或汇集各家观点,提供了一个讨论的平台。在中国近代经济史实研究方面。赵德馨教授取得的学术成就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出版了两部史料汇编:《张之洞全集》和《太平天国财政经济资料汇编》。第二,以经济现代化为主线,对中国近代经济形态的演变过程进行分析,对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历史规律进行了总结。第三,研究了不同群体在中国经济现代发展的经济活动,突出“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实研究方面。赵德馨教授取得的学术成就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先后主编了三部多本资料集:《新中国经济文献索引（1949——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专题大事记》、《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专题资料长编》。其二,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课题组,主编了一部多卷本全面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运行过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赵德馨教授的经济史实研究是为抽象经济史理论而服务。因此,他在经济史理论研究领域取得的学术贡献,又可以从他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理论、中国近代经济史理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理论和贯通中国古今经济史的理论四个方面来探讨。在中国古代经济史理论研究方面。赵德馨教授取得的学术成就主要是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变化或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进行了新的理论解释,提出“五主经济形态论”。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理论研究方面。赵德馨教授取得的学术成就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从经济现代化起步的角度出发,重新定义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时间区间。在时间上限上,定在鸦片战争结束后《中英南京条约》签订的1842年,将时间下限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949年。他进一步提出将中国近代经济史与中国现代经济史“合二为一”,突破1949年的界限,将自1842年以来以经济现代化为主线的经济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第二,提出了“经济现代化两层次”学说,对经济现代化的内涵进行了清晰的界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理论研究方面。赵德馨教授取得的学术成就主要有以下四点:其一,中国经济向现代化方向前进,具有内在的基础与动力,基本趋势是发展、进步、上升。现代化的实现,离不开市场化与工业化的共同发展。其二,最有利于中国经济向现代化发展的经济形态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形态。其三,多元互补型经济适合中国的国情,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其四,“之”字形路径理论,从1949年到2000年,中国经济发展呈现一个明显的“之”字路。赵德馨教授至今的经济史学研究力求达到“通”,希望用中国的经济史理论解释中国的经济历史。具体来说,他在“求通”方面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五点:其一,对中国对外关系的演变与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过程进行了整体考察,并进行理论解释。其二,分析了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增长方式,得出了“历史形成的情况不同,自然资源禀赋不同,社会经济制度不同,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将走一条与别国不同的路”的理论观点。其三,提出“商兴国兴论”,通过考察中国历史上的商品交换及商业演变的历史趋势与中国历史上各时期经济水平的历史情况,对商业与国家经济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具体的理论解释。其四,研究了中国历史上的市场关系,分析了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历史基因,并以此判断中国今天的市场经济是经济运行4000多年的历史之必然。其五,研究了中国历史上城与市的关系,发现中国历史城与市的演变规律为,无城无市——有城无市——城中有市——城区即市区——市比城大,城在市中。并将中国历史上城与市演变的规律与中国市场关系演变的规律结合起来,进一步强调了市场经济是历史发展之必然,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符合其历史规律。对于经济史学科的建设而言,赵德馨教授通过开设课程、编着教材、培养专业研究人员、召开学术会议等实践工作,为完整且独立的经济史学科的建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经济史学科建设方面。赵德馨教授所作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创建完整的经济史学科点。该学科点在专题研究的时间范围上囊括中国古代经济史、中国近代经济史与中国现代经济史等学科;在学科研究的层次上,既有与经济史实相关的成果积累,又有经济史理论的提出,还开展了经济史学科基础理论的研究。为经济史学科的发展提供了丰赡的档案资料、质量上乘的学术成果,培养了一批专业的经济史学工作者。第二,赵德馨教授推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学科的诞生。为此,他主编了一部多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学着作,最先在高等院校开设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课程、编着课程教材并招收研究生,主持召开以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学科发展为目的的学术会议,推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学科交流平台的创办。第三,赵德馨教授为了使经济史学科成为一门完整的独立学科。他以经济史学科为研究对象开展了一系列专题研究,先后对经济史学科的研究对象,经济史学研究的分期标准,经济史学科的历史与发展,经济史学科的功能,经济史学科的研究程序、规范与方法,经济史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问题进行研究,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经济史学”和“怎样研究经济史学”的问题,并开创了经济史学概论这门新学科。第四部分是结语部分。对赵德馨教授在经济史学科建设方面所进行的学术研究与教学实践进行了总体式回顾,梳理了到目前为止他建设经济史学科的历史过程和取得的成就。总体而言,他对经济史学科的贡献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第一,为经济史学科的研究提供了大量可资参考的研究成果;第二,为推动经济史学科的发展主编并出版了一系列资料集、工具书和教材;第三,培养了一批经济史学研究与教学工作者,为经济史学科的发展不断地注入“新鲜血液”;第四,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学科的产生与发展,开创经济史学概论。

李永进^[9]（2017）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研究》文中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话语表达,是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性质、任务、前途、动力、步骤等问题的系统解释。这一话语创生于近代中国人追寻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历史语境之中,与“中体西用”和“维新变法”的改良话语、三民主义话语、苏式革命话语共同构成了救亡与复兴的话语谱系。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的建构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形成、发展和成熟的演变历程。20世纪20、30年代,毛泽东完成了革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化,同时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十六字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等概念和论断。经过抗战初期的国共三民主义之争,毛泽东开始建构属于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意识形态话语,进而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的基本框架。具体而言,毛泽东提出并阐明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性质、“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两步走”的革命战略、“三大法宝”的革命经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形式等话语概念。在话语渊源方面,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实践的话语总结,它直接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革命发展阶段论及殖民地国家革命理论,又借鉴了“唤起民众”、“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耕者有其田”等三民主义的合理内核,还通过吸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话语元素,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西方话语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的转换,完成了对既有话语形态的扬弃与超越。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是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大众话语的统一体,也是话语建构与话语实践的有机结合。通过不同的传播方式,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得到了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等社会群体的接受与认同,成为中国革命的主流话语,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革命的话语权和主导权。然而,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非但没有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退出历史舞台,反而在当代中国话语建构中继续扮演重要角色。包括“新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群众路线”等诸多概念,仍然是当代政治生活的高频用语,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被赋予了新的政治内涵。除此之外,目前中学、大学所使用的历史教科书在很大程度沿袭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的分析框架和话语表达,在建构百年近代史知识体系的同时,也形塑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身份认同。

胡倩^[10]（2017）在《李平心学术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研究》文中认为李平心是近现代中国着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者,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与历史学家。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从事学术研究,在社会学理论、中国近代史、生产力理论等领域辛勤耕耘,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进程,创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体系和研究体系,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发展做出巨大贡献,成为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进程中的代表性学者,在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李平心作为马克思主义学术大家,其研究领域涉及社会学、中国近代史、生产力理论等众多学科、众多领域,并具有开创性的学术贡献。在社会学理论方面,李平心于1930年撰写了他的第一部学术着作《现代社会学理论大纲——唯物史观的社会学基础理论》。在这部专着中,李平心不仅强调唯物史观在社会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而且又将唯物辩证法运用其中,同时,还结合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把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科学地引入社会学的着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学科体系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李平心在20世纪30年代撰写的《中国近代史》专着,是20世纪中国最早运用唯物史观撰写的一部完整的中国近代史着作,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具有开创之功。在这部《中国近代史》专着中,李平心一改传统的精英式的着史模式,不仅站在民众立场上着史,在价值立场上同情下层百姓,颂扬农民起义、农民战争,充分肯定了中国人民在近代中国历史中的主体地位,而且从宏观上把握了历史的演变进程,初步构建了以“革命史范式”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新路数和话语体系,这是专注于史料考证与注释的中国传统史学所无法企及的,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起了开辟新路的作用。在生产力理论研究方面,李平心于1959至1961年间先后在报刊上发表十余篇论述生产力的文章,诸如《论生产力性质》、《论生产力运动和生产关系性质》、《再论生产力性质》、《关于生产力运动的初步分析》等,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与中国生产力发展状况的结合中,科学地阐述了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性,首次提出“生产力有一种自己增值自己更新的趋势”,强调社会主义时期生产力仍然是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等观点,这对深入研究生产力内部运动规律具有重大意义;他还首次提出并使用“生产力系统”的术语,拓宽了生产力理论研究的学术视野。李平心关于生产力理论的探索,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思考和运用,也是当时中国生产力发展的现实需要,因而是一项在理论指导与现实需要结合视域中所进行的开创性的研究工作。李平心探索马克思主义与学术研究结合中的努力,其目的在于确立马克思主义对于学术研究的指导地位,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推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术研究的发展和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发展,从而加快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进程。李平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术研究与学术活动,主要有以下突出的地方:一是突出的中国本位的研究取向。李平心并非“书斋式”学者,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学术研究,但也具有强烈的“中国中心”的研究意识,善于将学术研究与中国社会所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结合起来。正是如此,李平心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以建立学术研究的“中国范式”为使命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发展,从而把马克思主义与学术研究的结合推向了新的理论高度,不仅引领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的发展进程,而且也为后继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资源。李平心坚持中国本位的研究取向,努力将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使学术研究赋予了民族的生命力并直接有助于中国现实问题的解决,为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作出了积极而又宝贵的探索,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李平心的学术研究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这是他整个学术体系的显着特色。李平心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建构自己的学术体系,并突出地集中体现在社会学研究、中国近代史研究以及生产力理论的研究中。李平心不仅使唯物史观的基本要义在其学术研究之中得到有力贯彻,而且还以唯物辩证法作为其学术研究的方法论支撑,故而其学术研究有着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开阔的思维空间,其学术着作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底蕴,有力地促进了唯物史观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中指导地位的确立,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力,提升了马克思主义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现象的诠释力,这是李平心推进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重要贡献。三是彰显了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相结合的研究范式。李平心首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钻研,继而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理论研究结合,进而又将马克思主义对学术的指导推进到中国近代史、经济学等学科,故而他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所开展学术研究,善于将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相结合,并紧密联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实践,因而所呈现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范式既有理论的高度又有历史的文化的底蕴,这使他的学术研究特别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学理上的深度,其学术见地与研究成果也远远超越了同时代的其他学者,其构建的以“革命史观”为特征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话语体系也具有典范性,为后继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提供了示范与借鉴。即使是在社会学理论、生产力理论的研究中,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相结合也是十分鲜明的特色。四是体现学术批判与学术体系构建的有机统一。李平心探索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进程中注重学术批判,但不是简单地对现实社会、既有学术见解的全盘否定,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努力将学术的批判、学术的反思和学术体系的构建统合起来,并在学术批判中提出自己鲜明的主张、独到的学术观点,从而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学术体系。李平心在学术研究中所表现出的学术批判与学术构建的有机统一,既是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重要表征,同时也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所不可或缺的重要经验。五是遵循学术继承中推陈出新的研究路线。李平心对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探索,一方面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传统,并传承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又根据中国社会演进的需要而与时俱进、推陈出新,有着继承中创新、创新中发展的研究路线,很好地体现了学术研究中传承与创新的统一。李平心秉承了在学术研究在继承中推陈出新的研究路线,将继承与创新有机地统一到具体的学术研究的实践中,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在学术研究中的生命力,彰显了学术研究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完善体系的特征,有力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进程,对马克思主义在学术领域中的发展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是李平心学术研究所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李平心是现代中国着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学术大家,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代表性人物,不但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普及与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其学术经历与人生历程在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中亦颇具代表性。故而,从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层面来研究李平心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贡献,不仅能够恢复和再现李平心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形象,凸显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建构的贡献,推进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不断深化,促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而且有助于探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关系,研究现当代中国学术文化的生态及其前进的态势,开拓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的新领域,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提供历史的和学术的论证,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体系的建设提供本土化资源。

二、与干部谈谈学习中国近代史（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与干部谈谈学习中国近代史（论文提纲范文）

（1）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论邵循正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近代历史人物教学中初中生家国情怀培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若不仰范前哲,何以贻厥后来?——访李大钊研究着名学者朱成甲（论文提纲范文）

（5）《历史教学》（1951-2010年）研究 ——以中学历史教学的考察为重点（论文提纲范文）

（7）民国时期左舜生的社会与政治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赵德馨经济史学研究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9）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李平心学术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与干部谈谈学习中国近代史（论文参考文献）

• [1]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D]. LEE W00NG. 山东大学, 2020(08)
• [2]论邵循正的中国近代史研究[D]. 李胜琴.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5)
• [3]近代历史人物教学中初中生家国情怀培养研究[D]. 朱如意. 杭州师范大学, 2020(02)
• [4]若不仰范前哲,何以贻厥后来?——访李大钊研究着名学者朱成甲[J]. 常颖,冯雪利. 北京党史, 2019(05)
• [5]《历史教学》（1951-2010年）研究 ——以中学历史教学的考察为重点[D]. 余柏青.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1)
• [6]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多元视角——崔志海研究员访谈录[J]. 李卫民. 晋阳学刊, 2018(06)
• [7]民国时期左舜生的社会与政治活动研究[D]. 李艳红. 湖南师范大学, 2018(01)
• [8]赵德馨经济史学研究述评[D]. 邬昶俊.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8)
• [9]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研究[D]. 李永进. 清华大学, 2017(02)
• [10]李平心学术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研究[D]. 胡倩. 南京师范大学, 20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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