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陶渊明研究的新发展

一、九十年代陶渊明研究的新拓展（论文文献综述）

高淑婷^[1]（2018）在《袁行霈本《中国文学史》与《剑桥中国文学史》比较研究》文中认为在“重写文学史”的召唤下,国内国外都掀起了文学史再书写热潮。袁行霈本《中国文学史》与《剑桥中国文学史》均以“中国文学史”为叙述主体,它们的出现引起了广泛的讨论、研究。前人的研究要么以袁行霈本《中国文学史》为对象,要么以《剑桥中国文学史》为对象,研究成果颇丰。笔者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两者做比较研究。以差异为切入点,呈现出文学史的不同侧面,得到一个比较立体的文学史。通过解读西方对中国文学史的书写从而了解国外读者阅读中国文学史的习惯,为以后中国文学史在国外的传播提供某些启示。全文正文共四部分,加上绪论、结语一共六个部分,具体内容与研究思路如下:第一部分,选取两者中均有的但是解读范式却大不相同的文学现象进行详细的分析,并概括两者的特点。具体来说,选取作家、作品、文体、文化事件中的14个个体进行比较分析,以期从细节入手考察两者的差异所在。第二部分,探析两者在内容叙述的详略之异。从袁本特具的叙述重心、《剑桥中国文学史》特别的着力点独具的叙述重点的不同入手两个方面选取11个个体分析差异所在,揭示两者在叙述中显露的章节布局等方面的特点。第三部分,探析两者的叙述结构模式。在前两部分的细节分析的基础上,概括出两者在文学史分期、章节布局等特点及差异。第四部分,在对两者从内容到结构的分析基础上,对这些差异的原因进行反思,从文学史观、编者群体、预期读者、叙述立场等因素阐释两者的差异原因。结语部分在四部分分析探究的基础上,对文学史的书写进行反思,概括西方读者阅读习惯,为中国文学史的海外传播带去某些启示,以期提高中国文学史在海外的影响力。

陈田田^[2]（2016）在《吴瞻泰《陶诗汇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吴瞻泰（1657—1735）,字东岩,清初学者,安徽歙县人。《陶诗汇注》成书于康熙乙酉年（1705）,正处在陶学发展的第二个高潮期。清代的陶集注本十分盛行,《陶诗汇注》正是在这一风气下汇集前人众说而成。本文的框架内容如下：绪论部分主要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文献综述,由此得出论文的创新点与研究空间,进一步明确本文的研究意义与目的。第一章对吴瞻泰的家世生平与着述情况进行介绍。除《陶诗汇注》,吴瞻泰还着有《杜诗提要》。吴瞻泰研究杜诗所运用之方法,亦有所应用于注陶上,吴瞻泰的文学创作亦值得一读,通过其诗文创作可以看出吴瞻泰之性情与人生理想。第二章主要对《陶诗汇注》的体例进行研究,主要从底本、自序、凡例几方面进行,通过底本的选择可见吴瞻泰对待学术之审慎,通过自序,说明吴瞻泰注陶的精髓与原则,即“解其所解,不求甚解”。这与陶渊明之学术思想相契合。第三章着重分析《陶诗汇注》的注释方法与注释特点。《陶诗汇注》主要运用训诂、考据等注释方法。《陶诗汇注》注释特点有三：一是分析陶诗炼字之妙,二是分析陶诗炼句之妙,三是揭示陶诗运用之艺术手法——翻案法。第四章阐释《陶诗汇注》对陶诗思想境界的揭示。吴瞻泰不仅从哲学思想层面上进行分析,同时对陶诗有关易代之感慨进行阐发,即“忠愤说”。吴瞻泰对陶诗“忠愤说”的理解秉求客观、公正的态度,而并非沿袭旧说对陶诗妄加揣测、肆意穿凿,这不仅是对陶诗的尊重,同时也体现出其严谨的学术态度。第五章论述《陶诗汇注》的价值影响与不足之处。《陶诗汇注》作为清代陶学的一部重要注本,对后世学者产生了深远影响。吴瞻泰《陶诗汇注》在汇集众说的同时对前人之谬误进行订正,且所订正内容于今来看有较高学术价值。由于时代及个人局限性,《陶诗汇注》之不足亦不可避免,本文在卒章一一列出,以俟详考。

梅新林^[3]（2015）在《战时学术地图中的古典文学研究高峰》文中研究说明抗战时期的学术研究成果是在特殊的战争环境下取得的,是中国整个抗战胜利果实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期间,东—西部学术"纵轴线"出现重心大转移,这不仅重塑出国统区与沦陷区两大学术板块,而且直接影响了学者群体的空间流布与人生抉择。古典文学学者坚持进行学术研究,发表或撰写了一批代表20世纪中国学术最高水平的经典之作,造就了抗战时期的学术高峰。通过对抗战时期古典文学研究的历史定位,可以发掘出学术与精神的双重价值及其对于当今学界的启示意义。

豆红桥^[4]（2015）在《陶渊明及其辞赋思想主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陶渊明《感士不遇赋》、《闲情赋》、《归去来兮辞》三篇赋作为专题观照,在吸收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着重研读探讨其各自思想主题意蕴,探讨各自文学文化渊源,并试图揭示三赋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此四个方面的论述来把握审视陶渊明三赋。陶渊明出身寒族,虽然曾祖显赫一时,但到他时,家道早已衰落,远不复从前。身处极端重视门阀的东晋朝,寒微的出身,混乱黑暗的世道,注定了陶渊明怀才不遇有志不伸的悲剧命运。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他内心极度痛苦,虽经五仕,而终竟莫遇。出仕失败后,转志从文,归田乃是其不得已之选择,其诗文仍然难掩深重的悲剧意识。这是本文探讨陶渊明三赋主题思想及出处行节的切入点。《感士不遇赋》抒发了作者不遇的悲慨。与此前同题之作相比,其超乎同类之处主要在于作者情志及其消解方式上的标新。士不遇历史现象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国度的必然产物,也有士自身的具体原因。《闲情赋》主题在学界歧说纷纭。此赋通过叠合传统的比兴手法,以君子求美悲剧的文学隐喻模式喻指美的不久长和人生不遇的历史宿命,从而获得了永恒的哲学品格。它虽属奕代继作,但自出机杼,匠心独运,确立了在同题赋中的典范地位。《归去来兮辞》乃陶渊明标志性赋作。此赋通过陶渊明归田地图的诗意描绘,宣告了陶渊明五官三休之后的终极人生定调。该赋祖述张衡《归田赋》,而有变创与发展。它是陶渊明心灵地图的诗意呈现,确立了田园生活范式。三赋依次构成陶渊明从立志入仕到仕路不通归念滋长终竟弃仕归田转志从文心路历程之文本依据的三维层次,呈现为经纬交织互文见义的心灵图景和文化注脚,形成彼此互为表里、互为呼应、相辅相成的田园论述结构。

段晓亮^[5]（2014）在《郑天挺史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晚清民国时期是中国近现代学术转型时期。伴随着新史料的发掘和近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冲击,中国史学发展的整体面貌发生深刻改变,新的研究领域不断开辟,各种不同风格的史学流派异彩纷呈。郑天挺是中国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着名史家,也是继孟森之后以科学方法研究明清史,并且将明清史发扬光大的最重要代表人物。此外,郑天挺在隋唐史、元史等研究领域,也取得重要成就。1949年以后,郑天挺学习和服膺唯物史观,由乾嘉考据学风和近代实证研究转向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创了其晚年学术的新境界。可以说郑天挺无论是在民国时期还是在共和国时期,都是中国史坛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的学术经历和成就,是我们整体把握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历程和脉络,极具代表性的个案。有鉴于此,本文以郑天挺的史学研究为切入点,围绕郑天挺史学成就、治史特点、史学思想、以及历史教育思想等问题展开,探讨郑天挺学术思想发展和转变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和探讨郑天挺史学的价值和影响,以此更清晰地了中国近现代史学演变的总体特点和脉络。郑天挺对中国史研究的领域非常广泛,特别是以明清史研究享誉史坛,对明清时期的重要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以及重要典章制度等,均有细致而精深的研究,对明清历史发展的总体特点也有精确的概括,在隋唐史、元史和边疆史地等领域,也有全面和细致的研究,除部分公开发表外,这些成就和创见多数凝结在其多达上百万字的讲义中。郑天挺的中国史研究具有三个特点：首先,重视运用原始文献资料；其次,注意梳理历史事件发展演变的脉络；再次,善于从宏观角度把握不同历史时期的总体特征。郑天挺最主要的治史方法有比较研究法和历史语言研究法。郑天挺的史学思想主要表现在：探微索隐,见微知着；“深、广、新、严、通”；唯物史观与精深考证的结合。郑天挺的历史教育思想,主要有注重传授读书致知的门径、强调教学与研究相结合、致力于历史教材建设以及积极拓展学术视野等。郑天挺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史学家和历史教育家,他的史学成就和史学思想,本身即彰显了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此外,郑天挺还对于维持和弘扬北大的史学、开创和奠定南开史学的新局面都具有重要作用。总而言之,系统地研究郑天挺史学独特的成就和特色,不仅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中国近现代史学发展演变的进程,也可以借此发掘郑天挺史学本身所具有的典范意义,对目前的史学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高智^[6]（2013）在《六朝隐逸诗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六朝是中国隐逸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也是隐逸诗创作的一个黄金时期。本文研究六朝隐逸诗，从隐逸诗学产生的文化源头开始。隐逸思想是源，隐逸诗歌是流。隐逸思想对中国文学主体精神产生影响主要在于价值理念、行为方式等。隐逸思想所设计的解脱之道，拓展了人生的路径。儒家的待时进取与道家的遗世独立，在思想上文化上都有其重要意义，都可以作为人生路径的参照。隐逸思想对隐逸诗歌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方面，隐逸思想为隐逸诗歌提供了任性逍遥的想象空间，并产生极大的幻想成分，渗入道家仙化元素，与游仙契合，仙隐合流。另一方面，隐逸与山水结合，引导复归自然之道，外化的自然山水与内在的情性相结合，在自然中体道复性。隐逸诗发轫于先秦，先秦两汉隐逸诗和政治伦理道德关系紧密。《诗经》中一些诗歌已经包含了隐逸思想，诗中一些重要的意象成为后代隐逸诗常用的隐逸文化符号。两汉隐逸诗的题材主要是吟咏古代的隐士，借隐士逆时而动，显示儒家独善其身的价值观念。汉末隐风盛行，五言诗兴起，隐逸诗创作开始普遍出现。六朝隐逸诗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曹魏易代，正始文学阮籍、嵇康等人，用隐逸诗来超越现实，摆脱困境，努力唤起士人的自我意识和作为人的尊严感。西晋有短暂统一的承平气象，儒家的积极入世成为士人普遍的价值追求，皇族奢侈淫逸的生活，贵族夸糜斗富的行径，极大地影响了依附门阀的文士的精神风貌。西晋儒学兴起，但玄学影响犹在，隐逸之风并未消退，特别是竹林七贤的影响很大，繁缛华美的崇儒诗风与返朴求真的隐逸诗并行不悖，是西晋士人朝隐与道隐矛盾心理的反映。这一时期隐逸诗主要表现为朝隐与道隐的矛盾及其调和，士人一方面汲汲于功名富贵，难以舍弃奢华的现实生活；另一方面则对世乱无常怀有畏惧之情。从正始到太康，陆机、潘岳、左思等人隐逸诗的内容广泛，表现形式趋于多元化。东晋隐逸诗创作表现出四方面的特色，其一是隐逸与山水结合；其二是玄言对隐逸诗的影响；其三是隐逸与田园的交融；最后是在西晋佛隐合流的基础上，佛隐诗大量出现。诗僧创作隐逸诗开始成为新的气象。东晋隐逸诗研究的一个重点围绕陶渊明展开，陶渊明开辟了一条将隐逸生活艺术化的道路，陶渊明用他的诗歌创作，引领了隐逸诗形式上重大变革，转变为具有丰富内涵的表达，这是他对中国隐逸诗学的重大贡献。陶渊明隐逸是种特殊的形态，东晋隐士，多求佛觅道，而陶渊明与佛、道关系疏离；他拒入庐山莲社，自觉与其他隐士保持距离，不以隐士自况；陶渊明隐逸诗也多为“农家语”，隐逸诗少“隐”重“逸”，多是一种心境旷放，人生艺术化的表达。晋宋之交，诗歌创作开始出现重大变化，就首先表现隐逸诗题材，继续向山水转变。隐逸诗也逐渐摆脱玄言的说理桎梏，开始接近山水形象美质。隐逸与山水的结合，注重对人生美学意义上的思考。隐逸诗的这种题材的转变，标志着人对自然美的认识加深了，自然已经从作为陪衬的生活环境或作为比兴的媒介，变成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欣赏对象。隐居不再是逃避现实的苦难的生活，而是多有诗意盎然艺术化的生活情趣。齐梁之际，隐逸诗创作又出现一些新的情况，文学集团对隐逸诗创作产生了较大影响。萧氏家族隐逸思想与隐逸诗创作的关联紧密，齐萧子良集团“竟陵八友”，梁萧衍、萧统、萧纲文学集团创作了数量不少的隐逸诗。萧统《文选》首辟“隐逸诗”，《文选》的体例也对后世总集的编纂产生了极大影响，这些对于隐逸诗的发展具有开创性的意义。齐代是新诗体形成的重要时期，永明体是沈约、谢朓等人对古诗体的重大改革，对隐逸诗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齐梁隐逸诗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首先在内容上，此前隐逸诗中常以隐士典故入题，齐梁隐逸诗较少再搬历史上的隐士故事，转而写友谊亲情，写佛院道观，写田园风光，大大拓展了隐逸诗的内容；形式上受永明体影响，讲究声律和对偶，诗歌更具音乐美。沈约等人在诗歌形式上的变革，增加了诗歌的艺术美感和表达效果。齐代隐逸诗常通过对山水景物的客观描摹，抒发隐逸意旨，自然景观的意象多样性，可用语言词汇就特别多，图画生动，音调和畅，增加了隐逸诗歌艺术感染力。陈代的隐逸诗创作主体主要有两类：一为沈炯、周弘正为首的文人隐士集团；另一类创作群体，仍以僧人为主。齐梁以后隐逸诗创作和佛教结合更为紧密，这一时期隐逸诗主题，多写文人与僧人交往，僧人创作的隐逸诗，渐渐成为隐逸诗创作的主要形式。这类隐逸诗的特点是大多以山寺、花草、林木入题，写灵山秀水，写隐居的清幽静穆，在对自然景物的绘形刻画之中，阐发佛理。北朝隐逸诗创作群体，多为南朝北迁的文人，以王褒、庾信等人为代表。庾信是北朝隐逸诗集大成者，他为隐逸诗歌题材的改变和形式上的变革，作出了很大贡献。他以农事入诗，选择自然清新物象，描写平凡而又生动的劳作，表现日常生活的情趣。他的隐逸诗作，善于融情于景，景物描写精妙，语言优美，表现出高超的作诗技巧，在隐逸诗歌史上有独特的地位。

郝进仕^[7]（2010）在《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发展战略与战略管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是时代赋予高等教育的神圣使命。高等教育强国目标的实现,需要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各类型、各层次的高等学校不断提高水平和质量。新世纪以来,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十分迅速,竞争更加激烈,我国高等学校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明显变化。当前,我国高等学校的建设和发展面临难得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要提高质量,办出特色,就要改善管理方式,树立战略意识,实施战略管理。战略是一种有效的管理工具,在高等学校推行战略管理具有十分明显的必要性。新世纪以来,我国高等学校面临着运行体制转换、竞争机制形成、财政危机凸显、发展环境变化等现实境况,要提高办学水平,增强竞争优势,就必须树立战略意识,推行战略管理。与企业等其他社会组织相比,高等学校战略管理有其特殊性。高等学校是一种学术组织,它不以盈利和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运用战略管理的目的在于增强对发展环境变化的预见性,提高组织管理的有效性,以确保自身学术使命的完成。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的产生和发展与我国扩大高等学校招生规模、积极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宏观背景紧密相连。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是我国高等教育系统的新生力量,是我国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要承载者。作为一种新生事物,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自创建之初就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发展环境。从高等教育外部关系看,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科教兴国成为国家战略和基本国策,构建学习型社会成为小康社会建设的重要奋斗目标,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成为国家战略。从高等教育的内部关系看,世纪之交我国高等教育进行了重大的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进一步改革,高等教育大众化积极推进,高等教育地方化进程明显加快,高等教育评估制度建立并开始实施。面向未来,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发展面临着难得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国际竞争日益加剧,中国的崛起需要高等教育担当时代使命；落实国家发展战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高等教育发展提供机遇；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培养大批高素质人才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学龄人口数量的波动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这种复杂的战略环境是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实施战略管理的外部基础。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的发展现状是其实施战略管理的内部基础。从其创建和运行的现状看,专科院校合并升格是创建基础,在办学层次上本科教育和专科教育并存,在管理体制上实施省市共建,在办学经费上以学费收入为主。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创建以来取得了明显的成就,促进了高等教育大众化,培养了大批人才,服务功能日渐凸显。同时,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还存在着办学定位不明晰、同质化现象比较严重,收入结构不合理,负债发展是普遍现象等主要问题。这些发展现状是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制定发展战略,实施战略管理的基本依据。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要根据明确目的、突出核心,适时而变、注重反馈,全员参与、全程管理的原则进行战略定位,根据社会需求和自身传统,着眼于建设应用型大学。根据这个定位,其战略重点在于积极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施办学转型战略、服务地方战略、特色兴校战略、合作联盟战略和大学经营战略。为了保证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必须进行战略管理。战略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是由战略规划、战略实施、战略评估、战略调整四个互相联系的部分组成的整体,战略规划是基础,战略实施是关键,战略评估和战略调整是保障。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战略管理的路径选择要从单纯的制定发展战略规划走向战略管理,要做好战略规划,加强战略实施,开展战略评估,进行战略调整。

刘明辉^[8]（2010）在《魏晋士人政治心态类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从东汉末年开始儒学、经学逐渐衰落,到魏晋之际兴起了一股新的学术思潮,学界通常称之为“玄学”或“魏晋玄学”。魏晋玄学的基本特征是融合儒道,反映在士人身上则是徘徊于儒道之间。近二十年来,魏晋玄学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既有对玄学命题的深入分析,也有对玄学人物的专门研究。但是,目前的研究也存在有待进一步思考的问题。第一,玄学并不足以概括当时的社会思想状况,在玄学之外还有非玄学思想；第二,玄学思想本身也是一个庞杂的体系,在不同的玄学家身上,儒道两家思想要素所占的比重不同,其政治立场和学术观念存在较大差异。本文的宗旨是,从宏观上和总体上对魏晋思想作鸟瞰式的概括和描述,并勾勒出魏晋士人的不同类型。根据我们的研究,魏晋士人的政治心态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类型,传统儒家型。此种类型以傅玄、袁准为代表。传统儒家型士人乃因革儒学、救时补弊的通变之儒,他们积极借用其他学派的思想改铸儒学以适应社会现实的突变,儒学由此获得革新并得以延续。傅、袁二人思想的主流是传统儒家,然而,受社会思潮影响,他们还带有三国时期名法思潮余波之意味,也沾染了一些玄学色彩。傅玄诗文中便透露出玄学思想的印迹,袁准本人与玄学名士阮籍私交甚笃且亲自参与才性之辩的大讨论。第二种类型,以道反儒型。此种类型以阮籍为代表。阮籍乃徘徊儒道、外达内忧的玄学名士,其放达任诞之行为多与儒学和名教相悖,完全是一副以道反儒的派头。然而,阮籍放达的表象之下掩藏着深重的忧惧,其放诞既蕴含着自污以自保的意味,又借此表达对时政的强烈愤慨,由此可见阮籍思想之根基仍然是儒家。阮籍对个体生命和现实社会都抱有强烈的关怀,这种双向度的价值取向是其思想矛盾、精神痛苦的根本原因。第三种类型,儒道调和型。此种类型以山涛、魏舒、羊祜、张华、王戎、王衍等人为代表。这些士人并不逃避政治,他们为官或尽职尽责或仕不事事,生命关怀与社会关怀能够在他们身上得到和洽的统一。此类士人虽无玄学理论着述传世,但是其兼得入世与心达的实际表现说明他们“受用”了玄学。魏晋之际许多世家大族属于儒道调和型,他们主动成为玄学思潮的倡导者和推动者,玄学化是其融入上流社会阶层、保持家族兴旺的必由之途。第四种类型,隐而不仕型。此种类型以陶潜为代表。魏晋时期出现规模较大的隐士群体,陶潜便是以隐逸田园而着称的士人。魏晋隐士群体从愤政抗争而隐逐渐转变为顺性保真而隐,陶潜本人屡仕而终隐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便是魏晋隐逸发展史的缩影。陶潜原本将人生价值寄寓儒家政治理想的实现之中,无奈处处碰壁的窘境迫使他从社会关怀转入生命关怀,隐而不仕遂成为官场失意者普遍选择的生活方式。以上四种类型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逻辑关系。就对儒家学说的态度看,从第一种类型到第四种类型之间显示出逐渐疏离儒家思想的倾向。傅玄、袁准是儒家思想的继承者和改革者,其坚守儒学的立场和观点自不待言；阮籍“以道反儒”亦可视为用道家之“自然”矫儒学与名教之偏,徘徊于儒道之间的阮氏有悖儒之名而无远儒之实；山涛等庙堂之士将儒道二家思想调和于己身,他们不像阮籍那样执着于儒家政治理想和价值理念,也就比阮籍更加离儒而向道；陶潜身上的儒道因素不构成明显而尖锐的矛盾,陶氏只是保持儒家伦理底色而已,他将生命关怀置于社会关怀之上,儒家政治理想在其心中大幅消解而道家全性保真意识颇为增强。与此同时,上述思想类型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为时间关系,即从第一种类型向第四种类型演变的倾向,而不是相反。虽然在特定历史横切面上来看,以上四大类型共时性存在,但是,从长时段发展来看,他们有着历时性的演进关系。士人身上儒道要素的构成比重和相互关系不同,由此外化而产生的社会关怀和生命关怀的向度和力度也就不同,因而便产生了多种不同类型的士人政治心态。

王晓东^[9]（2009）在《朱自清学术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朱自清是20世纪上半叶十分重要的一位学者,他的学术研究涉及诸多领域,本文将首次对此作出整体的分析与总结。导言部分对目前的研究现状作出评述,相比朱自清丰富的学术实践而言,目前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尚未能充分反映他的成就与贡献。第一章将对朱自清的学术历程作出简要分析,不仅展示他的学术成绩,更力图从中探求他的学术建设理念与拓展轨迹。此外,还将对他的人生、学术转型作出分析。第二章将主要分析朱自清的基本研究方法,在民国“意义学”实践的整体学术背景下,展现他借鉴西方“新批评”理论,并致力于西学“中国化”的方法论建设。第三、四两章将对朱自清的诗学研究作出分析,尤其关注他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成就。通过“诗学笺释”的研究方法建设,他在“名家研究”、“诗史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第五章重点分析朱自清对中国文学批评的横向体系建设,新近整理出版的《朱自清中国文学批评研究讲义》将促使我们对他的批评研究乃至民国批评学术史做出全新的分析。在整体学术实践分析的基础上,《诗言志辨》也将得到更为切实的定位,其纵向诗论梳理为横向体系建设提供了依据,“意念”考辨的实践也确立了朱自清文学批评研究的基本方法。第六章将简要介绍朱自清在歌谣研究领域的实践,重点突出他的学科理念和体系建设,并与诗学研究取得连贯性分析。第七章将对朱自清的“新古典”思想作出分析,《经典常谈》缘于“整理国故”的学术背景,体现出他研究与普及兼备的学术品质。结语部分将对朱自清“通学”的学术理念、学科创建和研究现代化转型的贡献作出简要总结。

李红梅^[10]（2009）在《韩国古典诗歌中的陶渊明研究 ——朝鲜朝时期的时调、歌辞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本文选取朝鲜朝国语诗歌—时调与歌辞,从中研究朝鲜朝文人对陶渊明的接受与影响。本文是在中国与韩国的文化关系中进行深层分析,阐发朝鲜朝国语诗歌中陶渊明意象所体现的文化内涵。这项研究将对陶渊明研究与朝鲜朝国语文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着重采用社会历史研究法、传记研究法、接受美学研究法、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法等批评方法。陶渊明（365年—427年）早在少年时期就已经有了报效国家的治国志向。青年时代的陶渊明目睹着社会的战乱纷争,心系着晋室的日益衰颓,为实现报国之志入仕,第一次出任江州祭酒、第二次出仕做了桓玄的暮佐、第三次出仕入刘裕幕为镇军参军、同年转入刘敬宣府为建威参军、第五次出仕做了彭泽令。但是,在这十三年（393年—405年）的宦海中,均得不到知遇,因此,从仕途治国之志转向志归田园。陶渊明挂冠归田后,痴心田园,终生不仕,在那归田后的二十二年里创作了一百二十多篇诗、辞、赋和散文,有四分之三的作品是在他挂冠归田后写作的。陶渊明活着的时候,他的诗文没有受到多大重视。自从钟嵘在《诗品》中评陶诗曰:“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之后,陶诗的艺术价值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中国古代文人十分欣赏陶渊明的隐逸和饮酒等风流雅趣、不仕二朝,固穷守节的人格美。不仅在中国,陶渊明的诗在国外也有巨大影响。中国与韩国是唇齿相依的友好邻邦,两国人民在历史上有着长期的、密切地联系与交往。正是在这种联系与交往中,陶渊明和他的作品走进了韩半岛。陶渊明的作品最早被介绍到韩半岛的是通过萧统的《昭明文选》。《文选》中的陶渊明的文学作品从这时开始广泛地诵读于韩国的国学中。而到了高丽前期,随着科举制度的实行,过去以《文选》为典范的风气逐渐消失了;高丽中期的“陶渊明热”不仅没有因《文选》时代的过去而减少,然而因“苏轼热”更显扩大之势。高丽文人通过苏东坡的作品间接的接受了陶渊明,而在心灵上、生活方式上向陶渊明靠近;高丽后期、朝鲜朝前期的“朱熹热”,形成了一股崇陶效朱的文坛时尚。文人们研究性理学时,自然而然地接触到朱熹的文学观—即对陶渊明的人品、对陶诗的评价以及在创作上深受陶渊明影响等;朝鲜朝中期性理学的发展与动荡的社会环境,使朝鲜朝中期的诗人们接受了陶渊明,刊行了陶渊明文集,并且刊行的数量最多,影响也大,达到了接受陶渊明的兴盛期;朝鲜朝后期,性理学渐渐退色,随着新流派的产生,陶渊明形象逐渐被分化,进入了接受陶渊明的衰落期。朝鲜朝时期是接受陶渊明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文人们在时调、歌辞作品中引用陶诗的意象、诗句来接近陶渊明。朝鲜朝时调和歌辞作者,不仅在创作动机与陶渊明有关,而且与陶渊明一样有出仕经历。朝鲜朝诗人们在失意时、仕老归乡时、辞退官职时,在诗中常常引用陶渊明的意象及诗句来安慰自己。他们直言不讳的表达对陶渊明的思慕之情的同时,还喜欢用隐喻或明喻来达到寄意,达到形式上的效陶之目的。但是,朝鲜朝诗人们把陶渊明推崇为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葛巾漉酒的、弹无弦琴的,具有高风亮节、雅放风流的人物,片面地扩大了陶渊明性格中的风流一面,消解了陶渊明性格中积极出仕的一面和陶渊明归隐生活的艰辛与矛盾,以致模糊了诗人的本来面目。因此,产生了误读。朝鲜朝文人们被陶渊明的‘归隐者’意象、‘武陵桃源’意象、‘五柳’意象、‘菊’意象、‘松’意象、‘无弦琴’意象、‘葛巾漉酒’意象等意象深深地吸引住,并对这些意象表达出了欣羡,在作品中创造了不少与此有关的意象。但是,朝鲜朝文人们所创造的这些意象产生了变化,对这些意象赋予了新的文化意义。中国古代文人高度评价了陶渊明的艺术风格,朝鲜朝文人也是如此,并且借鉴了陶渊明的艺术风格。朝鲜朝国语文学因自身的艺术形式上的特征,而比较容易接受陶渊明的诗。朝鲜朝诗人们借鉴陶渊明“平淡自然”的诗歌艺术风格,崇尚“自然天成”,因此没有一点造作的痕迹,可谓胸中自然流出。朝鲜朝诗人们还借鉴了陶渊明“癯而实腴”的诗歌艺术风格,他们赞赏冲淡萧散、枯淡的诗歌,但他们的诗绝无枯燥寡味,而深有意味,就是说表面上平易,内蕴深厚。陶渊明为中韩两国文学交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陶渊明的隐逸和饮酒等风流雅趣、不仕二朝,固穷守节的人格美也为韩国文人和韩国文化树立了良好的形象,这对陶渊明及其诗在韩半岛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九十年代陶渊明研究的新拓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九十年代陶渊明研究的新拓展（论文提纲范文）

（1）袁行霈本《中国文学史》与《剑桥中国文学史》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吴瞻泰《陶诗汇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陶渊明及其辞赋思想主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郑天挺史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六朝隐逸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发展战略与战略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魏晋士人政治心态类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朱自清学术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韩国古典诗歌中的陶渊明研究 ——朝鲜朝时期的时调、歌辞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四、九十年代陶渊明研究的新拓展（论文参考文献）

• [1]袁行霈本《中国文学史》与《剑桥中国文学史》比较研究[D]. 高淑婷. 西北师范大学, 2018(06)
• [2]吴瞻泰《陶诗汇注》研究[D]. 陈田田. 安徽大学, 2016(10)
• [3]战时学术地图中的古典文学研究高峰[J]. 梅新林. 文学遗产, 2015(05)
• [4]陶渊明及其辞赋思想主题研究[D]. 豆红桥. 西北师范大学, 2015(01)
• [5]郑天挺史学研究[D]. 段晓亮. 南开大学, 2014(04)
• [6]六朝隐逸诗研究[D]. 高智. 上海师范大学, 2013(02)
• [7]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发展战略与战略管理研究[D]. 郝进仕. 华中科技大学, 2010(10)
• [8]魏晋士人政治心态类型研究[D]. 刘明辉. 南开大学, 2010(07)
• [9]朱自清学术思想研究[D]. 王晓东. 暨南大学, 2009(09)
• [10]韩国古典诗歌中的陶渊明研究 ——朝鲜朝时期的时调、歌辞为中心[D]. 李红梅. 延边大学, 20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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