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行为转变理论模式在对出入境人员实施预防爱滋病行为干预中的应用（论文文献综述）
马利华[1]（2020）在《公众食品安全行为驱动机理及政策干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食品安全作为事关公众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现阶段公众对食品安全期待日益提高与食品安全风险隐患依然严峻的矛盾日益突出。在食品安全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新时代背景下,探究食品安全风险的认知逻辑和公众食品安全行为的驱动机理,提升公众食品安全行为,以促进食品安全环境的改善已成为公共管理领域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本文按照“提出问题—理论探索—实证验证—政策仿真”的技术路线,以公众食品安全行为为研究对象,借鉴心理学、行为科学等理论,综合运用质性研究、博弈论、多元统计分析、扎根理论、小世界网络等方法,从分析公众食品安全的风险认知和行为机理出发,进而研究公众食品安全行为驱动问题及进行食品安全政策仿真的综合思路开展研究。具体研究内容和结论包括以下六个方面:（1）食品安全风险认知分析。本文从社会历史背景和风险认知演进逻辑,分析了食品安全风险的阶段性演进过程,构建了基于“生产-流通-消费-监督”全过程视角的食品安全风险结构,进而分析了基于全过程视角的公众食品安全风险认知与食品安全行为作用机理。（2）公众食品安全行为概念界定。本文将公众食品安全行为界定为公众在从事与食品安全有关的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具体行为方式,是不同的个体或群体,在食品安全社会氛围、食品安全价值观念的影响下,为提高自身或社会的食品安全水平而采取的行动。进一步从行为动机视角构建了食品安全行为的四维结构,即习惯-基础型食品安全行为、决策-诱导型食品安全行为、人际-促进型食品安全行为和公民-治理型食品安全行为。（3）公众食品安全行为驱动机理模型构建。在分析环节风险感知与食品安全行为的影响关系基础上,构建了食品安全行为驱动机理模型（包括社会人口学因素、个体心理特征因素、情境因素、环节风险感知、行为结果因素等五类因素）,并提出了五组假设。在此基础上开发了公众食品安全行为及其驱动因素测量量表。（4）公众食品安全行为驱动机理理论实证研究。实证研究发现,公众食品安全行为劣性值检出率离差较大,且习惯-基础型和公民-治理型食品安全行为劣性值分别为37.97%和20.6%,处于相对较高水平。进一步发现,个人人口统计特征因素、家庭特征因素对公众食品安全行为有直接作用;个体心理特征因素变量主要通过食品安全行为意愿这一中介变量间接作用于食品安全行为,其中利关系价值观、食品安全知识、促进型聚焦和节奏偏好是负向影响;另食品安全关注、预防型聚焦、促进型聚焦、数量偏好、节奏偏好和健康偏好6个变量对食品安全行为存在直接作用。环境风险感知变量和情景因素作为行为意愿到食品安全行为的调节变量,其中环境风险感知变量对行为意愿到食品安全行为的转化过程调节效应显着;部分情景因素变量对行为意愿到食品安全行为的调节效应显着。而食品安全行为结果中的健康满足和精神满足两个维度对食品安全行为意愿均有显着影响。（5）公众食品安全行为干预仿真分析。鉴于环节风险感知和情景因素对公众食品安全行为的调节作用的异构性,本文通过两个仿真实验,分别模拟了环节风险感知和情境因素与公众食品安全行为之间的变动趋势。通过设定不同的参数,运用Matlab平台和Net Logo平台分别模拟了不同环节风险感知和情境因素变量变化下公众食品安全行为的变化趋势。仿真结果显示,在环节风险感知综合干预和单独干预时,公众食品安全行为均有显着提升。具体可知,“随机集聚度”网络和“高集聚度”网络,在选择距离优先策略时,网络中的行为选择增长均显着,并且网络的短期均衡性更好;剔除“不良食品安全行为”选择,则集聚优先模式下的网络均衡性更优。在“低集聚度”网络中,集聚优先的网络均衡性明显优于距离优先模式;相比于“高集聚度”网络,“低集聚度”网络受到环节风险感知的干预影响时,行为增量更显着。情景因素变量中,技术标准属性、价格属性和政策普及度对习惯-基础型食品安全行为意愿影响较大;组织氛围和社会氛围对决策-诱导型食品安全行为意愿影响较大;政策执行度和信息干预度对人际-提升型食品安全行为意愿影响较大;健康属性和家庭氛围对公民-治理型食品安全行为意愿影响较大。（6）促进公众食品安全行为干预策略体系研究。在对我国现行食品安全相关法规进行梳理基础上,本文结合实证和仿真分析结果,从食品安全行为驱动（包括个体行为特征引导政策、情景因素干预策略、环境风险感知干预策略、食品安全行为促进策略、人口统计特征引导策略和强化食品安全行为结果等）、政策实施保障和政策干预等三个方面设计了公众食品安全引导政策体系,提出了提升公众食品安全行为的干预策略建议。本论文有图87幅,表128个,参考文献354篇。
王苏平[2]（2019）在《性病患者无保护性交与自杀意念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上海某专科医院为例》文中研究指明研究目的:性传播感染（Sexually transmitted infections,STI）是指主要通过性接触传染的疾病。近年来,STI发病率持续居高不下,已成为我国严重的社会和公共卫生问题。对于STI患者,他们具有无保护性交（Unprotected Intercourse,UI）比例高的行为特征以及较高的社会心理问题和自杀意念（Suicidal Ideation,SI）的社会心理特征,不仅影响着STI患者的身心健康,还给社会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造成总体健康损失。因此,本研究旨在对性病患者的无保护性交及自杀意念现状进行调研,为政府及社会了解该人群的社会心理和生理健康提供一线真实可靠数据。同时,对两者的影响因素进行调查和分析,为后期对提高该人群的整体健康水平的干预策略提供政策支持和理论依据。研究方法:在2018年1月至12月,由专业培训的调查员,在上海市皮肤病医院的进行横断面调研。问卷内容包括调研对象的人口学信息、安全性行为相关知识等、社会心理学情况以及UI和SI。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研究UI和SI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本次调研对象平均年龄38.72±13.03岁。449人（49.3%）在近半年内有UI,218人有SI（24.0%）,在抑郁、困顿感、挫败感、自尊、孤独、社会支持、人际需求和性冲动八个有社会心理问题中,有共疫（同时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调查对象占54.2%。在无保护性交方面:人口学信息中,性别、年龄、性取向、门诊类型和此次就诊疾病类型对无保护性交有影响。单因素分析发现安全套使用态度（ORu=1.96,95%CI=1.48-2.60）、安全套使用技巧（ORu=4.11,95%CI=2.96-5.71）、安全套主观规范（ORu=1.52,95%CI=1.17-1.98）和安全套自我效能（ORu=3.08,95%CI=2.27-4.19）对STI患者的无保护性交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在调整人口学基本信息的影响后,这四个影响因素仍对STI患者的无保护性交有影响且有统计学意义。多因素分析发现安全性行为相关知识（ORm=0.66,95%CI=0.49-0.90）、安全套使用态度（ORm=1.41,95%CI=1.03-1.93）、安全套使用技巧（ORm=3.11,95%CI=2.15-4.50）、安全套自我效能（ORm=1.91,95%CI=1.35-2.71）对STI患者的无保护性交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在纳入对5个人口学因素后,这四个影响因素仍对无保护性交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通过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的结果分析,结合IMB模型,将安全性行为相关知识、STI预防相关判断纳入信息维度,将安全套使用态度、安全套主观规范纳入动机维度,安全套使用技巧、安全套自我效能纳入技巧维度,无保护性交则纳入行为维度,以信息-动机-行为为核心,得到STI患者无保护性交影响因素模型主要观察指标为路径系数、相关系数及因素负荷量。模型拟合的适配度指数如下:c2/df=2.465,RMSEA=0.040,GFI=0.993,CFI=0.990,表明模型适配度良好。在自杀意念方面:单因素分析发现自尊（ORu=2.41,95%CI=1.77-3.29）、孤独（ORu=2.68,95%CI=1.95-3.68）、抑郁（ORu=7.53,95%CI=4.96-11.45）、困顿感（ORu=6.08,95%CI=4.38-8.48）、挫败感（ORu=4.10,95%CI=2.95-5.70）、人际需求（ORu=2.00,94%CI=1.44-2.78）、性冲动（ORu=1.77,95%CI=1.17-2.68）对STI患者的自杀意念有影响。在调整人口学基本信息的影响后,这七个影响因素仍然对STI患者的自杀意念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多因素分析发现抑郁（ORm=4.51,95%CI=2.87-7.09）、困顿感（ORm=3.33,95%CI=2.31-4.78）对STI患者自杀意念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在纳入对自杀意念有统计学影响的7个人口学因素后,自尊（AORm=1.55,95%CI=1.07-2.23）、抑郁（AORm=4.00,95%CI=2.52-6.25）、困顿感（AORm=2.92,95%CI=1.99-4.30）对STI患自杀意念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以抑郁、困顿感为核心,得到STI患者自杀意念影响因素模型(模型拟合的适配度指数:c2/df=3.741,RMSEA=0.055,GFI=0.982,CFI=0.983,表明模型适配度良好。讨论与建议:由于医院接触到STI患者时,他们已经罹患疾病,根据四级预防策略,人群中有着更加广泛地未就医的患者以及感染而不自知人群,不仅要做好二三级预防的防病、防残,更要注重一级预防的重点人群筛查和零级预防全人群的健康促进,在全人群中做好生殖健康与心理健康教育。只有防患于未然、预防第一的医学才是公正公平的医学,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医学。根据政策传导理论,性传播疾病的防治及疫情的控制,必须由政府主导,发动全民参与,构建健康社会环境。因此,每一位医务人员,每一位医疗决策者,都肩负着使命,将掌握的临床证据转化成预防疾病的决策和政策。每一个居民,要把促进社会整体生殖健康和心理健康的任务作为一种社会责任和义务,人人对自己的健康负责,防微杜渐。然而,目前在整个STI患者医疗体系和后续管理体系,以及全人群的生殖健康和心理健康的促进还存在很多可以改进的方面,也为我们后续根据具体问题去进行研究打开了新的思路。
王莹[3]（2017）在《湖北省男男性行为人群艾滋病干预效果评估及信息-技巧-行为模式下的干预模型研究》文中提出研究背景自1981年,美国首例艾滋病报道以来,艾滋病在世界范围内迅速传播、蔓延,至今已在多个国家流行且成为不可忽视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之一。男男性行为人群（MSM）以其人群的隐蔽性及迅速增长的流行率成为艾滋病防治领域的重点与难点人群。当前,针对MSM人群的高危行为干预仍是主要的预防艾滋病的主要措施。本研究旨在从MSM个体（客体）、干预实施机构（主体）及干预模式三个角度综合评估当前湖北省MSM人群干预效果,及在此评估结果基础上建立湖北省MSM人群艾滋病干预效果模型。研究目的本研究拟解决以下几个问题:（1）MSM个体干预效果评估。通过个体知识、态度、行为、接受艾滋病服务状况及HIV初筛结果等评估指标对干预客体即MSM人群的干预结果产出做评估。（2）干预实施机构评估。通过综合评分法对机构的干预工作进行评估,从政府,机构及组织层面评估当前的干预效果。（3）干预模式评估。对专家及一线干预组织机构领导成员的半开放式访谈、系统回顾湖北省近年出台的相关文件资料,通过词频分析,思维导图分析,客观展现当前湖北省MSM人群干预模式图谱,进行定性与半定量分析。（4）干预效果模型研究。在信息-动机-行为技巧模型（IMB）的基础上,利用干预效果评估数据,对湖北省MSM人群干预效果的产出进行模型建立。该模型可以在MSM人群行为干预策略和计划制定、行为干预工作人员的培训与干预实施及高危行为改变效果评价等方面提供指向。研究方法1.在MSM人群干预效果评估中,根据湖北省各地区MSM人群的活跃程度及各地CDC对当地MSM人群的掌握程度,对不同地区的MSM人群采用不同的招募场所,进行最大样本量的抽样。对符合纳入标准的MSM人群进行问卷调查及口腔快速检测。通过问卷中艾滋病知晓、性行为发生情况、艾滋病服务接受情况及口腔快速初筛结果进行统计分析,以评估干预效果在人群中的产出情况。2.在干预机构评估中,首先系统回顾各评估机构2014年度的各项工作资料与记录。随后基于综合评分法法,对10个抽样地区机构评估表中的2个一级指标、7个二级指标、16个三级指标进行打分,最后根据各地区的综合得分情况进行排序,以评估干预机构的干预工作现状。3.在干预模式评估中,对湖北省从事MSM人群干预的专家及非政府组织的领导人进行进行定性访谈。本次定性访谈为开放性访谈,主要围绕的内容是当前该机构对MSM人群干预工作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与思考。对定性访谈的资料利用Nvivo8.0及Mind manager软件进行二级编码、半定量分析及可视化分析,系统梳理当前湖北省现行的MSM人群干预机制及其存在的问题。4.在干预模型的建立中,对纳入研究的MSM人群采用自编的量表主要对艾滋病预防信息、动机、行为技巧和行为等进行问卷调查。利用Amos软件对资料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评价模型拟合情况,分析IMB模型各组分的关系。研究结果1.此次调查共纳入湖北省10个地区的948名MSM,其中自愿接受口腔黏膜HIV快速检测的有740名,MSM人群自愿检测初筛HIV阳性率为11.76%。此次调查对象的平均年龄为34.24±12.12岁,调查对象以青年为主（73.95%）,多为未婚者（60.13%）,主要集中在武汉市（60.86%）且文化程度多集中在大专以上（42.19%）。来自酒吧、浴池、公园、KTV、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其他的招募人数分别为 348 人（36.71%）、171 人（18.04%）、107 人（11.29%）、41人（4.32%）、140人（14.77%）和141人（14.87）。剔除其他干扰因素后,经公园招募的人群感染HIV风险是经酒吧招募人群的3.539倍（95%CI:1.662-7.536）（P<0.01）。尚未发现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婚姻状况、不同经济收入、不同招募地区及不同自我身份认定的MSMHIV感染率有不同。MSM人群艾滋病基本知晓率调查情况显示:婚姻、文化、月收入、招募场所（OR=0.685、OR=0.650、OR=0.884、OR=0.874）为MSM人群艾滋病基本知识知晓率情况的保护因素;年龄和HIV感染情况（OR=1.072、OR=1.269）为其危险因素。MSM人群的同性性行为研究结果显示:最近六个月有超过60%的被调查者与男性发生过肛交性行为,不同地区的MSM在未使用安全套发生性行为中有统计学差异,本地户口 MSM为危险因素（P<0.01;OR=1.04）;不同HIV身份者在高危同性行为为的发生中同样具有统计学差异,危险因素为阳性身份（P<0.01;OR=2.18）;此外,同样具有影响因素的是年龄,年龄偏大的MSM更倾向于不适用安全套（P<0.01;OR=1.04）。MSM人群的异性性行为研究结果显示:21.63%的人承认自己在过去6个月与异性发生过性行为,仅有37.45%的人在发生性行为时使用了安全套。其中老年MSM发生高危异性行为的比例为青年MSM发生高危异性行为的1.19倍;艾滋病服务接受最多的服务分别是安全套发放与油性润滑剂发放,接受比例分别是72.05%与63.5%。接受服务最低的为艾滋病宣传讲座。2.MSM干预机构干预效果评估。从样本地区反应总体的角度来看,全省范围内,经济较发达（人均GDP>6万）且MSM活跃程度越高的地区干预效果表现越好。经济发展水平与MSM活跃程度与干预效果的产出大致呈正相关。一方面,经济较为发达,开展各项干预措施的资金得到了有效的保障,提供了扎实的物质保障;另一方面,MSM活跃程度较高,MSM人群暴露越多,干预外展活动覆盖人群越多,检测比例越高,因而一系列的干预效果检测指标都得到了有效的落实。相比之下,经济水平较低的地区,伴随MSM人口活动基数小的现象,无论是资金支撑或目标人群的干预,都因自身条件的局限,使干预工作的开展面临诸多问题。3.对湖北省各干预机构工作人员进行定性访谈和可视化技术分析后主要发现:参与主要干预与防治工作的机构为非政府组织（66.7%）与CDC（22.2%）;在问题及挑战节点下出现频次最多的词汇为:防治（38.9%）,资金（29.6%）,督导（14.8%）与阳性（11.1%）。从定性访谈资料的可视化思维图可以看出:湖北省当前MSM人群艾滋病干预模式为,中心城区CDC购买社会组织服务,依托社会组织进行外展干预;远城区及县级机构未有MSM活动场所的地区主要工作集中在阳性MSM的日常服药管理中。该模式当前主要面临的挑战主要是:对非政府组织进行干预工作的辩证看法;对非政府组织进行干预效果的量及质的考核标准;HIV阳性身份感知,影响个体的高危行为。4.IMB结构方程模型研究发现,信息变量由预防信息与传播信息两个指标解释,其标准化因子负载分别为0.2256与0.3786。动机变量由艾滋病预防态度、同伴对安全套的使用态度、艾滋病经验态度、对于是否感染HIV的感染态度组成。动机变量的7个测量指标的标准化因子负载分别为0.8156、0.5632、0.4073和0.6082。行为技巧有提出使用安全套、说服性伴使用安全套、安全套的可及性、安全套的使用技巧、拒绝性伴高危性行为、自我艾滋病检测6个指标,其标准化因子负载分别为 0.7513、0.5085、0.4851、0.6917、0.6286 及 0.6042。预防行为有安全套使用1个指标,其标准化因子负载为0.88。在模型中,信息对动机、行为技巧、预防行为有直接影响,其标准化效应系数分别为0.17、0.37及0.46。保护动机对行为技巧、预防行为有直接影响,其标准化效应系数分别为0.38及0.17。行为技巧对预防行为有直接影响,其标准化效应系数为0.75。研究结论1.当前湖北省已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的MSM人群干预模式。该模式下政府及社会组织实施的一系列措施对MSM人群有一定的效果。主要体现在MSM人群的艾滋病知识、同性性行为、异性性行为及艾滋病服务接受三大指标上。但不同人群特征的MSM在干预措施效果的产出上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建议根据不同人群的特征因地制宜的采取干预措施。2.总体来看,代表全省不同级别的CUP机构整体干预新工作效果都得到了较好的产出。CUP机构的干预工作的效果与当地的GDP水平及MSM人群活动密度呈一定的相关性。建议不同的CUP机构因地制宜的开展干预方案,对CUP机构的评估方案也应该应根据不同的水平制定不同的评估指标体系。3.湖北省现已形成了以政府主导,非政府组织协作,全社会主动参与的自上而下的干预模式。该模式的主要特点是:CDC通过公开招标或者委托的形式,把计划的干预工作量和干预经费委托给非政府组织,由该组织在MSM中开展活动。在这种干预模式下,NGO承担着CDC与MSM人群沟通桥梁角色,方便开展各种行为干预措施,尤其是在安全套的发放及自愿咨询检测中有较大的优势。但是,在对NGO组织的经费合理使用、干预工作的专业性等方面仍然需要CDC机构进行定期的督导与规范化培训。4.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显示,影响MSM人群预防行为的主要因素是信息,动机和行为技巧,最终模型拟合较好。本研究支持IMB模型的理论假设,说明:MSM人群艾滋病干预效果的良好产出,仅仅依靠知识宣教不能有效的促进高危行为转变,需要从信息、动机、行为技巧三方面进行综合干预。此外,结构方程模型与传统的统计学方法相比,其可以处理变量之间的直接或间接效应,从更深层次的角度发现因素之间的内在练习,具有许多独特的优越性且在本研究中适应性较好。
徐王权[4]（2016）在《中国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评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背景全球基金是由政府、民间团体、私营部门及受影响社团组成,代表着一种国际卫生融资的新途径。中国分别于2003、2004、2005、2006、2008和2009年成功申请到全球基金第三轮、第四轮、第五轮、第六轮、第八轮和滚动整合项目,并于2004年9月开始实施,到2013年12月全面结束。为了对中国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十年的工作进行评估,安徽医科大学作为第三方独立评估机构,承担了项目的终期评估任务。目的确定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目标实现的程度,以及对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作用和影响；总结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取得的经验,为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更加有效的开展提供借鉴。方法1.数据收集方法（1）现有资料的收集项目资料主要来源于国家项目办,由评估组列出所需资料清单,提交国家项目办负责提供。对于非项目资料主要来源于网络搜索和相关机构提供;其他重要资料和参考资料由评估组列出所需资料清单,提交国家项目办,由国家项目办协调相关机构帮助收集。（2）专题调查本次现场调查选取了安徽省、四川省、云南省、黑龙江省、湖北省、浙江省和上海市,每个省选择两个项目市,每个市选择1-2个项目县,共收集了7省、12个地级市和20个县的现场资料。调查对象包括国家、省、市和县级卫生行政部门相关负责人员（34人）、各级CDC相关人员（47人）、各级项目办主管（84人）和财务主管（29人）、性艾协会或学会负责人（6人）、各社会组织相关负责人（34人）、高危人群干预外展人员和同伴教育员（132人）、流动人群干预外展人员和同伴教育员（27人）。现场调查的方式有小组座谈（53场,258人）、关键知情人深入访谈（135人）和小样本快速问卷调查（31份）。2.数据分析方法数据分析方法包括顺序内涵分解法、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关联分析法、定量和定性分析法等。评估结果如下：评估结果1.项目实施符合项目设计要求（1）项目能够按计划建立完善的组织机构和管理机制,并按计划开展项目管理活动；（2）项目到账经费共3.24亿美元,各轮项目经费投入及使用情况正常,虽然2011年RCC项目因受停款影响其实施计划有所调整,但到账经费执行率未受影响,经费执行率为99.1%；（3）项目基本完成了预期的目标值,各轮项目总共设定了81个指标,其中73个指标达到或超过了预期目标,8个指标（2009年第四轮、五轮和六轮的7个指标,以及2012年RCC项目的1个指标）未完成预期目标,但仅涉及男男性行为人群和注射吸毒人群指标,可能与预期值设置偏高有关；（4）RCC项目制定的“有效整合资源、促进全社会广泛参与、建立可持续性发展机制和以目标人群为中心”4个实施原则得到了全面的贯彻实施；（5）来自全球基金总监察长办公室（O1G）的“诊断性评估”、全球基金秘书处根据定期“项目进展报告和拨款申请报告（PUDR）”的各期评分结果,以及此次现场评估采用的“项目活动实施效果的快速评估”3个方面的证据表明,项目实施效果良好。据此认为：项目设计科学可行,项目实施合理有效,符合项目预期设计要求。2.项目对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发挥的作用（1）项目规划设计符合“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工作需要评估显示,项目计划与中国三个“艾滋病防治五年行动计划”有较好的关联性,如第三轮和第四轮项目计划与第一个五年行动计划中的5个工作指标都有关联；第三、四、五和六轮项目与第二个五年行动计划提出的8个目标中的6个目标有关联等。（2）项目经费投入对中国艾滋病防治资源起到重要补充作用具体体现在：①2004年-2013年间,项目到账总经费3.24亿美元,其中在抗病毒治疗、高危人群干预、社会组织参与和流动人群干预领域投入经费分别为5530万美元、6380万美元、4740万美元和人民币4627万元；②在项目投入与国家财政投入的横向比较中,2005年—2012年项目投入所占比例是15.19%,比例最高的是2007年,达到28.16%；③2012年中国艾滋病防治经费中来自国际资金总计48366.0万元,其中全球基金投入40535.7万元,所占比例高达83.81%。评估表明,项目经费投入对中国艾滋病防治资源起到重要补充作用。（3）项目推动了中国特定时期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开展各轮项目在立项之初就已经考虑到中国特定时期艾滋病防治的需要,各轮项目在中国的关键时刻、优先领域、特殊地区和重点人群的及时立项和投入,对中国全面深入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如2004年第三轮项目的及时投入,有效解决了中国中部7省治疗经费的急需,以及二线药和儿童药缺乏的难题；2005年第四轮瞄准中国重点地区和重点人群,针对中国7个高流行省份的注射吸毒和暗娟人群开展干预工作,搭建了美沙酮维持治疗门诊、自愿咨询检测点、针具交换点等干预／服务平台,营造了良好的高危人群干预工作氛围；2006年第五轮针对中国经性传播艾滋病比例不断上升,将重点转向中国低流行地区的暗娼和男男性行为人群,首次在中国大规模的促进非政府组织参与,在许多地区填补了男男性行为干预工作的空白；第六轮对社会组织参与的专门投入,有效带动了国家和项目省配套经费投入,开创了社会组织独立申报项目的先例；RCC项目开创了艾滋病资源整合先例,建立了省级工作计划和预算制定模式,搭建了社会组织参与的平台,探索流动人群艾滋病防治政策、防治策略和服务体系建设等。（4）项目实施对中国艾滋病防治重点领域发挥了的重要作用在抗病毒与关怀领域：项目投入5530万美元,支持建立了艾滋病治疗体系、关怀与支持体系、药品采购和管理体系；帮助国家耐药监测系统和实验室网络建设等。截止2008年底,三轮累计治疗31284人,占全国累计治疗人数的54.6%,儿童累计治疗794人,占全国儿童累计治疗人数的63.5%,第四轮28358人接受抗病毒治疗,26000人接受抗机会性感染治疗,52736名感染者/病人接受关怀支持服务,“接受抗病毒治疗12个月后仍存活的病人比例”从2003年的70.0%上升到2009年的84.6%。第六轮社区组织对11622名PLWHA和2659名受影响儿童实施了关爱与支持活动。RCC项目支持167837名成人和2818名儿童接受抗病毒治疗,“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及其家庭获得关怀、支持和服务的比例”从2008年的46.4%,上升到2012年的85.4%,提高了39个百分点。在高危人群干预领域：项目投入6380万美元,支持基层机构和社区组织的参与,扩大了干预队伍,提高了干预覆盖面和工作质量,探索了干预单位成本测算和“购买服务”模式,推动了MSM人群干预工作的全面深入展开。如第三轮艾滋病干预服务在暗娼中的覆盖率达到了97.6%；第四轮为45276名吸毒者提供美沙酮维持治疗,为147899名注射吸毒者提供针具交换、196980名暗娼接受外展服务和同伴教育, “暗娟最近一次发生商业性行为时使用安全套的比例”从2005年的64.7%上升到2009年的87.9%；第五轮2000781人接受干预服务,74659人接受性病服务,“男男性行为人群最近一次肛交性行为安全套使用率”和“暗娼人群最近一次商业性行为安全套使用率”分别从2007年的66.7%和77.2%,上升到2009年的80.6%和90.0%；第六轮社区组织参与干预暗娼和嫖客、MSM人群和IDU人群分别为242650人、66095人和39599人,“男性在最近一次与男性性伴发生性行为时使用安全套的比例”和“暗娟人群最近一次商业性行为安全套使用率”分别从2006年的54.9%和59.7%,上升到2009年的68.7%和84.7%；RCC项目月均干预暗娼、男男性行为者和静脉吸毒者分别为62.5万人、25万人和41万人,暗娼、男男性行为者和静脉吸毒者最近一次性行为时安全套使用率分别从2008年的80.3%、73.8%和35.40%,上升到2012年的87.4%、74.6%和54.9%。在社区组织参与领域：项目投入4740万美元,各轮项目涉及CBO参与的20个指标均超额完成预期目标。其作用一是带动了各级财政投入：2008和2009年国家配套经费566万元,项目省共配套864.77万元；二是推动了CBO的广泛参与,提高了防治覆盖面和有效性；三是锻炼了各级协会/学会项目管理的能力,提升了CBO的能力建设和组织的发展；四是探索了不同的CBO参与的管理模式和参与工作机制。各轮项目支持的CBO机构数和项目数分别为2473和3184；2012年CBO共完成CSW、MSM和IDU三类人群HIV检测84074人,为感染者/病人提供CD4检测57098人,2013年CBO干预服务覆盖CSW、MSM和IDU三类人群分别为101268人、433722人和63789人,为159448名感染者/病人提供关怀与支持服务。在流动人群干预领域：RCC项目投入人民币4627万元,专款专项用于流动人群干预工作,2010年和2012年,项目流动人群干预4094198人。其作用一是提高了政府对流动人群干预工作的重视,补充了国家哨点监测在流动人口中的建立；二是促进了流动人群相关管理部门的合作,促进了工作场所制定艾滋病防治计划,建立工作机制；三是探索了流动人群干预工作模式,干预覆盖面由2009年的11.9%上升到2012年的24.6%；四是项目地区流动人群艾滋病知识和行为有所提高,7个省21个市流动人口最近一次商业性行为时安全套的使用率由2010年的64.1%上升到2012年的74.4%。（5）项目对中国艾滋病防治成效做出了贡献项目实施期间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取得了显着进展,关联分析显示,中国成效的取得与全球基金项目在中国的投入资金最大、时间最长、覆盖最广和领域最全密切相关。项目从2004年支持7个省,逐步扩展到14个省、21个省,到2010年扩大到支持全国31个省,不仅有效推动了项目地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开展,而且各轮项目指标的完成和目标的实现其实就是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一部分。3.项目对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产生的影响（1）“资源整合”理念为提高艾滋病防治资源使用效率提供了思路。一是项目进行自身各轮次之间的滚动整合；二是项目与各级政府财政投入和国际项目投入进行整合；三是项目从计划和预算入手,支持各省对各种来源的艾滋病防治经费进行统筹安排和合理规划。通过项目“资源整合”,保证了艾滋病防治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使用效率。（2）广泛的社会组织参与为艾滋病防治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通过项目实施,社区组织参与的优势已得到政府各部门的广泛认可,营造了有利于社会组织参与的支持性环境,促进了各级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搭建了社区组织参与的平台,培育了社区组织参与的能力。尤其是RCC项目和第六轮项目,尝试了不同的社区组织参与管理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并积累了可推广的经验,为今后中国社区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奠定了基础。（3）建立可持续性发展模式为艾滋病防治的有效开展提供了示范。项目形成了多种具有可借鉴可推广的工作模式,如社区组织参与管理模式、高危人群和流动人群干预模式、计划和预算制定模式等,这些模式的探索和实施,为今后中国艾滋病防治的有效开展提供了示范。（4）项目培养的管理队伍为艾滋病防治人力资源储备了后续力量。项目聘用了大量专职和兼职管理人员,项目的实施为这些项目人员提供了很好的培训与提高机会。如各种培训班、经验交流会,以及项目计划制定、数据管理、督导评估等实际工作的锻炼,使项目管理人员的能力得到大幅度提升。项目培养的这支高素质的管理队伍,必将成为后全球基金时代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宝贵的后续力量。4.项目积累的艾滋病防治工作经验（1）项目建立了省级工作计划和预算制定模式,不仅保证了项目计划的可行性和工作指标的完成,同时有利于项目工作督导和数据质量控制：（2）项目形成了社区组织参与的有效机制,包括3种管理模式：省级统筹管理模式、疾控分级管理模式和协会托管管理模式,以及3种参与方式：公开招标、直接委托和购买服务,有效促进了社区组织的广泛参与和目标的完成；（3）项目以“购买服务”的方式,探索以基层机构为依托的艾滋病防治模式,扩大了干预队伍和干预工作覆盖面;（4）项目根据不同场所和不同干预主体,建立了不同的流动人群干预工作模式,如委托工作场所干预模式、委托基层卫生组织干预模式和委托有关社会组织干预模式等,这些因地制宜干预模式,大大提高了流动人群干预的效果。项目积累的经验为今后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5.项目存在的问题与挑战尽管项目的实施产生了较大成效,但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和挑战,主要包括：（1）项目成果的可持续性问题。包括：①项目执行期间开展的重要活动的可持续性问题；②项目作为一个平台,将CDC、社会组织咨询小组、CBO-SR/SSR等相关组织联系在一起,项目结束后如何寻找新的平台承接项目工作；③项目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将基层机构纳入项目执行中,项目结束后如何继续利用基层机构开展工作：④在项目支持下开展起来的MSM人群和流动人群干预工作,项目结束后如何继续开展等。（2）单价成本测算及合理性问题。包括：统一的单价成本和分配比例没有考虑到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没有区分不同类型的人群和不同的干预方式,没有考虑到各地的消费水平和人员工资水平等。（3）各级CDC和CB0的有效配合与协作问题。如部分地区CB0与CDC之间缺乏充分的信息沟通,相互配合不足,某些CBO对CDC缺乏信任等。（4）参与艾滋病防治的社区组织健康发展问题。包括：CBO注册的问题、CBO平衡发展和CBO健康发展问题。评估结论与建议本项评估的主要结论：（1）项目按计划有效运行,实现了既定的目标,项目实施符合项目设计要求,项目设计是合理的和可行的,项目实施是有效的。（2）项目规划设计与中国实施的《艾滋病防治三个五年行动计划》目标相符合,满足中国艾滋病防治需要,项目对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是及时的和必要的。（3）项目对中国艾滋病防治做出了重要贡献,在项目实施十年间,中国艾滋病防治取得的显着成效与全球基金项目的实施密切相关。（4）评估中也发现了全球基金在决策和管理上对项目的实施产生的消极影响,给实施国家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损失。本项评估的主要建议：（1）项目结束后,建议将完全依赖项目支持的地区、机构、组织和干预领域,纳入到本地艾滋病防治工作计划之中,由地方筹集防治经费、技术力量等给予继续支持,保证这些活动的持续开展。（2）在社会组织参与的管理机构层面：建议由国艾办作为国家社会组织参与项目的领导协调机构,并在国艾办或国家CDC内部设置社会组织参与管理机构（小组）,统筹全国的社会组织参与工作。在社会组织参与的资金机制层面：建议“实行社会动员基金”和“国家转移支付”两种途径相结合的资金机制,通过招标、孵化器和购买服务的不同方式,支持各种类型的社区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3）继续支持和加强基层机构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把艾滋病防治工作与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有机结合,建立基层艾滋病防治长效机制。（4）加大MSM人群综合干预的应用研究,探索更有效的MSM人群干预模式。（5）把流动人群干预工作纳入到国家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项目中,从根本上解决流动人群艾滋病防治服务可及性问题。
薛海燕[5]（2014）在《福建省莆田市城乡社区居民艾滋病健康教育干预效果的研究》文中认为目的：（1）了解福建省莆田市城乡社区居民艾滋病知识、态度、行为状况及艾滋病健康教育的现状及需求；（2）分析福建省莆田市城乡社区居民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水平的影响因素。（3）对福建省莆田市城乡社区居民进行艾滋病知识健康教育的干预分析，比较干预效果，探索可推广的健康教育模式。方法：采用自制《社区居民艾滋病知识问卷调查表》，在福建省莆田市依据地理位置从市中心向外在城市和农村各选择3个社区和乡村的居民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前选择18名护理本科生和每个社区或乡村各1名干部作为调查员和调查协调员，分别进行了集中培训，统一调查标准。基线调查每个社区、乡村各发放问卷170份，共回收有效问卷968份。对社区居民进行为期6个月的艾滋病健康教育干预，干预方式以护理专业学生联合社区、村干部，入户进行“面对面”的艾滋病知识宣传为主，发放预防艾滋病宣传材料、艾滋病图片展览，播放艾滋病知识VCD为辅。在健康教育干预过程中失访14人，健康教育干预后进行问卷调查，发放问卷1006份，收回有效问卷968份。在研究中采用描述性统计、x2检验、单因素分析、非条件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对社区居民艾滋病相关知识、态度、行为状况进行分析，通过基线调查及健康教育干预后的问卷调查，比较干预前后调查对象对艾滋病相关知识的知晓水平及态度行为的变化，并采用x2检验评价其干预效果。结果：（1）968名社区居民艾滋病相关知识的平均知晓率为46.3%，以46.3%为界，将调查对象划分为高分组和低分组，高分组平均知晓率为57%，低分组平均知晓率为35.7%。（2）社区居民艾滋病相关知识的知晓水平受年龄、居住地、文化程度、职业、经济收入、对艾滋病的态度行为多因素的影响。（3）健康教育干预后社区居民的艾滋病相关知识总体知晓水平较干预前有明显提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x2=2284.60，P﹤0.01）；干预后社区民民对艾滋病的态度行为较干预前呈正向变化，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x2=194.75，P﹤0.01）。（4）健康教育干预后，社区居民对愿意了解、获得及传播艾滋病知识的意愿较干预前有明显提高，其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x2=118.39，P﹤0.01）。结论：（1）福建省莆田市社区居民对艾滋病相关知识的知晓水平较低，高年龄、农村、低文化、低收入程度、对艾滋病病人的消极态度和行为的社区居民应成为今后艾滋病健康教育的重点人群。（2）入户进行“面对面”艾滋病知识宣传为主的方式，宣传材料为辅的艾滋病健康教育干预措施，使社区居民艾滋病相关知识的知晓率有了较大提高，态度和行为有所改善，表明本次艾滋病健康教育干预活动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为社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持续性发展奠定了基础。（3）干预后，大多数研究对象对艾滋病患者的态度行为均有一定的正向改变，但心理上仍存在对艾滋病的排斥，部分居民仍存在歧视接受艾滋病病人现象。在这方面的宣传教育有待进一步加强。
帕尔哈提·亚迪卡尔（Parhat.Yadikar）[6]（2012）在《新疆艾滋病防治工作干预效果评价》文中认为目的:通过调查2008-2010年乌鲁木齐市、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喀什地区、哈密地区的政府机构、疾病控制机构、非政府组织开展艾滋病的干预措施情况及不同人群艾滋病知识行为态度的情况,并对这四个地区的防治艾滋病工作的效果进行分析,总结各地在防治工作中的成功经验,找出工作中存在的不足,为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调整和完善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策略和加强预防艾滋病的公众健康教育工作提供科学依据。方法:本研究采用查阅资料、问卷调查、深入访谈、现场考察等方法,在新疆艾滋病高发区（乌鲁木齐市,伊犁州）、中发区（喀什地区）、低发区（哈密地区）的大中专院校学生、普通居民、静脉吸毒人群、暗娼及疾病控制中心艾滋病科进行实地调查和数据收集。并对市政府、卫生局、教育局、公安、药监局、工会等六个政府部门及红十字会、艾滋病协会、妇联、清真寺、艾滋病感染者协会等六个非政府组织的主要负责人进行个人访谈。结果:（1）疾病预防与控制机构艾滋病干预服务情况:在新疆4个地区疾病预防与控制机构开展的艾滋病干预服务中共调查19项宣传项目、10项服务项目、4项规划设置与监督项目、4项行为干预项目,总共37个项目。其中乌鲁木齐市和伊犁州疾控机构各项目基本上全部开展,其次是哈密地区,最后喀什地区。从针对不同人群开展的艾滋病干预服务情况显示乌鲁木齐市和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开展的比较多,其次是哈密地区和喀什地区。（2）非政府组织开展艾滋病防治活动情况:2008～2010年新疆被调查的14个非政府组织开展艾滋病干预服务主要以健康宣传活动和培训活动为主。71.43%的组织认为缺少资金仍然是其工作开展过程中遇到的首要问题。此外志愿者流动性大,遭到歧视等也是重要原因。57.14%的组织与其它非政府组织曾经或者正在进行合作。78.57%的非政府组织认为信息共享是他们在与其它NGO合作中的主要受益方面。被调查的25所清真寺中,95.83%的利用大的宗教仪式活动、每年一次的斋月集体活动、平时5次礼拜活动、结婚仪式等进行了艾滋病宣传活动,其主要的宣传方式为讲解、发传单、布告栏。（3）新疆不同人群艾滋病干预后效果分析:四类人群对艾滋病3种传播途径的知晓率不同,居民及民族,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0.05）,其中对艾滋病传播途径的知晓率女性性工作者达84.99%、吸毒人员为83.27%、学生为78.01%、居民为76.23%。对艾滋病非传播途径的认知的知晓率女性性工作者82.71%、学生73.60%、居民为72.93%、吸毒人员52.64%。预防艾滋病知识的知晓率居民51.64%、学生54.90%、吸毒人员60.80%、女性性工作者61.35%。（4）新疆不同人群艾滋病知识信息来源主要通过电视、广播、报刊、书籍等大众媒体宣传获取知识。居民通过电视、广播获得知识高达81.17%、学生70.59%、毒人员20.38%、女性性工作者22.50%。（5）新疆不同人群艾滋病干预活动:吸毒者中有79.14%参艾滋病健康教育活动、女性性工作者64.37%、学生为52.54%、一般人群为48.22%。（6）新疆一般人群性行为情况:有63.23%的一般人群有过婚前性行为,其中30.89%的未采取过避孕措施,同时有6.13%的一般人群有性病史;有64.31%的吸毒者有过婚前性行为,其中28.56%的未采取过避孕措施,同时有58.27%的吸毒者有性病史。不同民族之间在婚前性行为及采取避孕措施方面一般人群和吸毒者存在差异（P值<0.05）;有28.01%女性性工作者承认具有多性伴行为,最近一次与客人发生性关系时安全套使用率为74.05%,过去三个月与客人发生性行为每次使用者占63.93%,13.04%从未使用过安全套。汉族性服务者安全套使用率均高于维族性服务者（P值<0.05）。（7）艾滋病预防服务的满意度:一般人群为90.57%、吸毒者为89.67%、学生为76.43%、女性性工作者为75.06%。结论:（1）新疆实施艾滋病干预活动取得的一定的成绩。新疆艾滋病疫情的快速增长一直以来都得到了人民政府和自治区党委的高度重视,调查的四个地区的疾控机构均开展了多种宣传方式,并且自卫九项目实施以来,两病干预工作逐步开展并扩大,高危人群的艾滋病知、信、行也均有所改善。新疆的NGO对于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有较强的意愿,对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重要性认识充分。（2）新疆实施艾滋病干预活动存在的问题。通过调查显示新疆现有的艾滋病干预活动还是以卫生部门为主,多部门协调配合、全社会共同参与的防治局面尚未形成。面对日益严峻的疫情及艰巨的防治任务,工作人员数量及专业能力不足、工作经费缺乏等问题仍然突出。各地开展的活动主要集中在艾滋病防治宣传月,缺乏设计、评价和精心的组织,并且对艾滋病防治知识宣传教育仍不全面,对公众难以产生深远的影响。（3）对进一步完善新疆艾滋病干预活动的政策建议。艾滋病防治是一项综合的系统工程,需要多部门的配合协作,而并非仅局限于卫生部门。中央和地方应加强对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性病传播工作的经费支持。同时重视非政府组织在艾滋病干预中的作用,并针对不同的人群建议采用不同的干预方式和技巧,适当加大少数民族语种的电视、广播等大众声像媒体的宣传比重,今后需针对薄弱环节和存在问题,加大宣传和干预力度,建立健全一个更加完善的多部门合作的艾滋病综合防治模式。
余翠娥[7]（2011）在《公共事务的合作共治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艾滋问题治理模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有效管理公共事务、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是各个国家行政管理的重要任务,也是我国新一轮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治理概念及其观点的提出让人们看到了有效公共事务管理的新思路,许多中国学者积极将此概念引入中国公共事务管理的研究,探索适合中国社会政治和行政体制的公共事务治理路径。然而这个问题不仅需要理论性的分析,更需要通过大量具体公共事务治理的研究来说明。艾滋病防治正是这样一个具体的领域,它是一项关乎公众利益的公共事务。对艾滋问题治理模式的研究,不仅有利于更有效的艾滋病防治以及为类似的公共事务治理提供借鉴,也有利于对适合中国政治和行政体制的公共事务治理路径的探讨。本文运用实证调查方法,从治理的视角出发,对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艾滋问题治理模式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社会政治、行政体制环境下公共事务治理中关于政府的“元治理”角色、市民社会的发育及其独立性等关键问题以及民族自治地方公共事务治理的特殊性进行了讨论。研究表明,德宏州艾滋问题治理目前已经形成了政府主导下的多元主体合作共治模式。在这一模式中,政府扮演了名符其实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角色,不过政府已不再是唯一的权力中心,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公民自治组织等组成的市民社会力量已经广泛地参与到这一公共事务的治理中,形成了一个治理的网络体系。这一网络体系可以分成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政府主要在宏观层面发挥作用,非政府组织和社区作为中介在中观层面发挥作用,而公民参与主要在具体行动领域发挥作用,各治理主体之间形成了以合作依赖为主的关系。网络体系的运行,主要依赖于不同主体之间合作关系的形成,也和政府较为开放的态度和积极推动有密切的关系。当然,无论是政府、非政府组织、社区和公民参与等不同治理主体,还是整体治理网络体系中都还存在一系列的不足。鉴于此,研究提出了更有效治理艾滋问题的一系列建议：增强政府的责任意识和动机水平；提高非政府组织的参与能力和积极性；改变社区的游离状态；提高公民参与的积极性；从分工机制、沟通衔接机制、制度建设等方面进一步完善艾滋问题的总体治理体系。透过德宏州艾滋问题治理模式进一步思考,研究提出,在当前中国政治和行政体制下,公共事务的治理离不开政府的“元治理”角色,没有政府的治理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市民社会的发育虽然与政府的开放态度有关,但更多地来自于非政府组织、社区居民自治组织等市民社会力量自身的积极争取；非政府组织对于参与的关注胜过对独立性的追求,甚至会策略性地依赖政府,争取政府的支持；民族自治地方的公共事务治理在政府的自治权、市民社会发育及治理环境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这些地方的公共事务治理必须要适应民族自治地方的社会环境才能取得好的效果。
罗岚,陆永贵[8]（2008）在《出入境人员艾滋病干预措施的进展》文中研究指明目前,艾滋病在没有特效治疗方法和疫苗预防的情况下,健康教育和行为干预措施是预防的有效手段。本文针对出入境人员艾滋病行为干预的方法、效果评价的进展及存在的问题进行综述。
庄勋[9]（2008）在《建筑劳务输出人员和渔民性病/艾滋病高危行为流行病学研究》文中提出目的了解建筑劳务输出人员和渔民的性病/艾滋病高危行为,分析影响因素;了解该人群性病及性病症状报告率。方法横断面研究,采用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收集目标人群的人口学信息、职业特征、性病/艾滋病高危行为、性病/性病症状报告率及相关卫生服务现状等资料;定性资料根据半结构式访谈条目进行分析整理,定量资料分析,均数比较用t检验,率的比较用x2检验,高危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采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结果1调查建筑劳务输出人员1625人,渔民817人,全为男性。临时性行为和商业性行为是目标人群感染性病/艾滋病的主要高危行为,建筑劳务输出人员报告率分别为15.8%和14.2%;渔民报告率18.1%和28.9%。建筑劳务输出人员高危性行为的相关因素:无出国经历（OR=0.745,p=0.043）、初次性行为≥22岁（OR=0.437,p＜0.001）、不接受多性伴现象的态度（OR=0.437,p＜0.001）、平时性生活频次高（OR＞1,p=0.043）、不能正确使用安全套（OR=0.473,p＜0.001）以及已婚状态等（OR=0.338,p=0.004）。定性研究结果显示:企业管理、劳务输出地、同伴影响、防病意识等对建筑劳务输出人员的性行为有影响。渔民高危性行为的相关因素:流动性（OR=1.516,p=0.038）、艾滋病知识得分低（OR=1.110,p=0.006）、平时性生活频次高（OR=1.422,p=0.002）、离异或丧偶婚姻状态（OR=22.527,p=0.041）、喝酒少（OR=0.803,p=0.053）、不能正确使用安全套（OR=0.634,p=0.010）、无性病史（OR=0.268,p=0.001）、初次性行为≥22岁（OR=0.440,p＜0.001）以及不接受多性伴（OR=0.662,p=0.023）和商业性行为合法化的态度（OR=0.612,p=0.007）;定性研究结果显示,职业、家庭的宽容、缺乏防病意识等对渔民的高危性行为有影响。2建筑劳务输出人员性病及性病症状报告率为0.4%和2.8%,渔民为1.7%和7.2%。结论建筑劳务输出人员和渔民高危性行为发生比例高,并有较高的性病及性病症状报告率,应尽快开展适于职业人群的干预活动。
高一飞[10]（2008）在《滇西某高速公路建设工地沿线的艾滋病风险与人口流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为了深入理解中国人口流动与艾滋病传播的关系,并且探索如何综合使用生物医学与医学人类学视角来解读人口流动与艾滋病预防问题,本研究围绕由滇西某高速公路（以下匿名简称为滇西高速）建设引发的人口流动,在多点民族志的研究框架下展开了关于艾滋病风险的民族志调查与写作。通过综合运用定量与定性多种研究方法关注筑路工地人群、性工作者和工地周边社区,在其特有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关系中深入剖析各个群体所面临的艾滋病风险,全面展现公路沿途人口流动与艾滋病风险的关系。研究主要发现,与滇西高速建设有关的人口流动主要引发了两类艾滋病风险。第一类是显性的工地人群与商业性性行为有关的性传播风险。随着公路建设开工,沿线城镇的新建娱乐场所增多,商业性性工作者人数上升,一些性工作者已经形成了跟着基建工程流动的从业习惯。而筑路工地人群中确实存在对商业性性服务的需求,在枯燥、缺乏娱乐、与家庭和固定性伴侣长期分离的工地生活中,寻求商业性性服务作为一种解决生理需求、满足心理需求、促进商业应酬的娱乐元素被合理化。在工地各职业群体中都发现了从事商业性性行为的比例,而且他们普遍具有侥幸心理与低估风险的倾向。第二类,是比较容易被忽略的隐性风险——工地人群与周边村落艾滋病风险的传递与叠加。滇西高速途经广大的经济发展不均、社会文化特征多元的滇西农村地区,通过对公路沿途的龙村、芒村和马村三个村落的调查,发现了工地流动人口与周边艾滋病风险的多重关系。在高速公路修建之前,由于区位、社会文化和生计结构的不同,这三个村落已经各自具有独特的艾滋病性传播风险与疫情。贫困农业村龙村的疫情与风险主要跟村民前往德宏等艾滋病高流行区的打工传统,以及村里特殊的跨境婚姻“缅婆”现象有关;农业发达的傣族世居村芒村的风险与疫情和当地“汉傣”文化中开放的婚前/外性行为有关;靠近城区的马村的风险与疫情受其高度发展的多元非农经济与快速城镇化的周边环境影响,主要与有序劳务输出有关。高速公路开工以后,三个村寨都与工地人群和新增性工作者产生了各具特点的互动。一方面,工地人员与村民的互动延续和加剧了村寨中原有的艾滋病风险;另一方面,工地人群、新增性工作者、周边村寨村民通过相互之间多种形式的多性伴行为被连接到同一个性的社会网络中,他们的风险也因此传递、叠加,再生产出新的风险。同时,本研究发现工地流动人口面对这些危险因素时绝不是一个均一的群体。以显性风险为例,从艾滋病知识与发生商业性性行为的比例来看,各个职业人群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工地上人数最多、处于最底层的非技术工人,最缺乏自我保护能力,但也是发生商业性性行为最少的群体。技术工人群体发生商业性性行为的比例稍高,自我保护意识也稍强。与之相对的,工地最具有职业优势的群体,如项目部管理人员、监理,虽然艾滋病知识掌握程度最高,却因为与权力滥用商业贿赂有关的各种应酬成为发生商业性性行为较多的群体。包工头、司机由于各自特殊的职业性质,则是工地人群中发生商业性性行为比例最高、且相对缺乏艾滋病预防知识的群体。本研究从多个利益相关群体的角度,全景化、立体化地展示和剖析与滇西高速建设有关的人口流动与艾滋病风险的多种关系。笔者认为与其说是人口流动导致了各种艾滋病风险,不如说是在人口流动的背景下贫困、不平等权力、社会发展不平衡、特殊文化等多种因素导致了不同形式的艾滋病风险,而人口流动并不是推动艾滋病传播的根本动因所在。在这些主要发现和结果的基础上,本文对以往生物医学、医学人类学和一些跨学科艾滋病预防理论模型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提出了补充,也为艾滋病预防研究带来了新的启示。第一,纯生物医学“知-信-性”模式下的艾滋病预防理论忽略了除了个人理性以外,政治、经济、社会关系、文化等外部因素对个人行为的影响和塑造作用。第二,医学人类学政治经济学派视角,在注意到宏观层面上边缘弱势群体与艾滋病感染的关系同时,还应当在更微观的领域考察相对的、层层嵌套的边缘与中心、弱势与强势的二元关系,在涉及商业贿赂与消费能力门槛的情况之下,最边缘不一定是最高行为风险所在。另外,在使用“艾滋病脆弱性”模型等跨学科理论时,有必要把行为的危险性与应对能力的高低（脆弱性）作为两个概念和指标区分开来,并以此为生物医学与医学人类学艾滋病理论、实践的结合点,更细致地解构人群面对艾滋病时的不同状态,实施具有针对性地预防干预措施。最后,笔者在本研究多点民族志实践的基础上,对这种新型民族志方法提出讨论。虽然多点民族志方法在研究艾滋病问题时可以展现疾病/风险形成和传播过程中多个地点/群体之间存在的多层次的、多元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也有助于拓展人类学艾滋病预防研究与其他学科的对话与合作空间。然而,多点民族志的实践规范与衡量标准,以及研究者在多视角、多身份间进行转换的风险与挑战还是有待进一步讨论和解决的问题。
二、行为转变理论模式在对出入境人员实施预防爱滋病行为干预中的应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行为转变理论模式在对出入境人员实施预防爱滋病行为干预中的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1）公众食品安全行为驱动机理及政策干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 研究对象与关键问题 |
| 1.4 研究内容、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 本章小结 |
| 2 文献综述与相关理论 |
| 2.1 食品安全相关研究 |
| 2.2 相关理论基础及模型 |
| 2.3 食品安全行为影响因素相关研究 |
| 2.4 本章小结 |
| 3 公众食品安全的风险认知及行为分析 |
| 3.1 食品安全风险分析 |
| 3.2 公众食品安全风险认知机理分析 |
| 3.3 公众食品安全行为演化机理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4 食品安全全过程多主体演化博弈分析 |
| 4.1 食品安全全过程参与主体分析 |
| 4.2 基于博弈论的多主体演化博弈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5 公众食品安全行为驱动机理模型构建 |
| 5.1 研究设计 |
| 5.2 公众食品安全行为驱动因素筛选 |
| 5.3 研究变量界定 |
| 5.4 公众食品安全行为驱动机理理论模型构建 |
| 5.5 公众食品安全行为驱动机理理论模型研究假设 |
| 5.6 本章小结 |
| 6 公众食品安全行为研究量表的开发与数据收集 |
| 6.1 量表开发的步骤与原则 |
| 6.2 量表设计及开发流程 |
| 6.3 变量的操作化定义与量表构成 |
| 6.4 量表题项详细分析 |
| 6.5 量表修订与正式量表生成 |
| 6.6 正式调研与数据收集 |
| 6.7 样本数据检验 |
| 6.8 本章小结 |
| 7 公众食品安全行为驱动因素实证研究 |
| 7.1 公众食品安全行为现状与差异特征分析 |
| 7.2 基于结构方程的食品安全“心理-意愿-行为”全模型检验 |
| 7.3 食品安全“意愿-行为”转化路径的调节效应检验 |
| 7.4 行为结果与行为意愿回归作用分析与假设检验 |
| 7.5 公众食品安全行为驱动机理理论模型修正 |
| 7.6 本章小结 |
| 8 公众食品安全行为干预仿真研究 |
| 8.1 基于小世界网络的环节风险感知干预仿真 |
| 8.2 基于ABMS仿真的情景因素干预分析 |
| 8.3 本章小结 |
| 9 政策建议 |
| 9.1 我国现行食品安全政策梳理 |
| 9.2 食品安全行为引导政策体系 |
| 9.3 本章小结 |
| 10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10.1 研究结论 |
| 10.2 主要创新点 |
| 10.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公众食品安全行为初始调查问卷 |
| 附录2 公众食品安全行为正式调查问卷 |
| 附录3 |
| 附录4 |
| 附录5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2）性病患者无保护性交与自杀意念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上海某专科医院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缩略词说明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立题依据 |
| 1.2 全球和我国STI流行现状 |
| 1.2.1 STI种类及其流行现况 |
| 1.2.2 STI是全球及我国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 |
| 1.2.3 上海STI的流行趋势 |
| 1.3 STI患者特征 |
| 1.3.1 STI患者的行为特征 |
| 1.3.2 STI患者的社会心理特征 |
| 1.4 无保护性交相关理论模型 |
| 1.4.1 知信行理论 |
| 1.4.2 健康信念模式 |
| 1.4.3 信息-动机-行为技巧模型 |
| 1.4.4 本课题拟采用模型 |
| 1.5 自杀意念相关理论模型 |
| 1.5.1 痛苦哭喊自杀模型 |
| 1.5.2 人际关系理论 |
| 1.5.3 综合动机-意志模型 |
| 1.5.4 本课题拟采用模型 |
| 1.6 相关政策理论研究 |
| 1.6.1 冰山现象 |
| 1.6.2 四级预防体系 |
| 1.6.3 政策传导理论 |
| 1.7 本研究创新点 |
| 1.7.1 统筹考虑被忽视的STI患者群体身心健康情况 |
| 1.7.2 国内首次在STI患者中进行无保护性交的IMB模型拟合 |
| 1.7.3 国内首次进行自杀意念IMV模型的修正 |
| 1.8 研究假设 |
| 第二章 研究方法 |
| 2.1 研究设计及伦理 |
| 2.2 研究对象的选取 |
| 2.2.1 研究对象的纳入标准 |
| 2.2.2 研究对象的排除标准 |
| 2.3 样本量计算 |
| 2.4 质量控制 |
| 2.4.1 研究过程及信息收集的质量控制 |
| 2.4.2 技术路线图 |
| 2.5 研究工具 |
| 2.5.1 研究对象人口学信息 |
| 2.5.2 无保护性交 |
| 2.5.3 自杀意念 |
| 2.5.4 无保护性交的信息 |
| 2.5.5 无保护性交的动机 |
| 2.5.6 无保护性交的技巧 |
| 2.5.7 社会心理问题 |
| 2.6 统计方法 |
| 2.6.1 统计软件 |
| 2.6.2 数据分析 |
| 2.6.3 评价指标 |
| 第三章 结果分析 |
| 3.1 STI患者人口学信息与人群特征 |
| 3.1.1 STI患者人口学基本信息 |
| 3.1.2 STI患者的信息-动机-行为 |
| 3.1.3 STI患者社会心理问题 |
| 3.2 无保护性交的影响因素 |
| 3.2.1 人口学与无保护性交的相关性 |
| 3.2.2 信息-动机-行为与无保护性交的相关性 |
| 3.2.3 无保护性交影响因素模型 |
| 3.3 自杀意念的影响因素 |
| 3.3.1 人口学与自杀意念的相关分析 |
| 3.3.2 社会心理问题与自杀意念的相关性 |
| 3.3.3 社会心理问题的共疫情况 |
| 3.3.4 自杀意念影响因素模型 |
| 第四章 本次研究讨论与总结 |
| 4.1 STI患者基本信息 |
| 4.1.1 人口学基本信息 |
| 4.1.2 无保护性交情况 |
| 4.1.3 社会心理学问题情况及共疫现象 |
| 4.1.4 自杀意念情况 |
| 4.2 STI患者无保护性交的影响因素 |
| 4.2.1 人口学因素 |
| 4.2.2 信息-动机-行为影响因素 |
| 4.2.3 STI患者无保护性交影响因素模型 |
| 4.3 STI患者自杀意念的影响因素 |
| 4.3.1 人口学因素 |
| 4.3.2 社会心理学因素 |
| 4.3.3 STI患者自杀意念模型影响因素模型 |
| 4.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全文总结 |
| 6.2 本研究核心发现 |
| 6.2.1 在STI患者中,HIV状态对UI和 SI影响不大 |
| 6.2.2 国内首次在STI患者中进行无保护性交的IMB模型拟合、修正 |
| 6.2.3 国内首次进行自杀意念IMV模型的拟合 |
| 6.2.4 需要统筹考虑STI患者生殖健康和心理健康 |
| 6.3 政策建议 |
| 6.3.1 完善STI患者的医疗体系和管理机制,减少健康损失 |
| 6.3.2 关注全人群心理健康和生殖健康,提高人群健康水平 |
| 6.3.3 关注影响健康效果全方面因素,注重传导作用 |
| 6.4 课题研究方法上存在不足 |
| 6.4.1 横断面调查难以确定因果关系 |
| 6.4.2 样本量代表性有局限性 |
| 6.4.3 自我报告和回忆的偏倚不可避免 |
| 6.4.4 关注自杀意念而非自杀行为或实际自杀 |
| 6.5 后续研究展望——对不同人群拓展性进行针对性研究 |
| 6.5.1 性取向少数人群 |
| 6.5.2 女性 |
| 6.5.3 青少年 |
| 6.5.4 老年人 |
| 6.6 后续研究展望——继续挖掘UI和SI影响因素的协同和共疫作用 |
| 6.6.1 共疫在对无保护性交的影响作用 |
| 6.6.2 共疫在对自杀意念的影响作用 |
| 6.6.3 探索STI患者的行为和心理的交互作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科研成果目录 |
（3）湖北省男男性行为人群艾滋病干预效果评估及信息-技巧-行为模式下的干预模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创新点 |
| 缩略词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艾滋病流行现状 |
| 二、男男性行为人群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 |
| 三、湖北省针对MSM人群干预措施概述 |
| 四、既往MSM人群干预效果评价概述 |
| 第二节 研究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
| 一、研究的必要性 |
| 二、研究的可行性 |
| 第三节 研究的主要目的、内容及研究思路 |
| 一、研究的主要目的与内容 |
| 二、研究的主要逻辑思路 |
| 第二章 基于场所-活动密度的男男性行为人群艾滋病干预效果横断面评估 |
| 第一节 评估内容 |
| 第二节 评估方法 |
| 第三节 评估结果 |
| 一、评估对象一般人口学特征与HIV初筛情况 |
| 二、评估对象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及其影响因素 |
| 三、评估对象性行为改变情况及其影响因素 |
| 四、评估对象艾滋病服务接受情况及其影响因素 |
| 第四节 本章讨论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基于SSM方法艾滋病干预机构干预效果评估 |
| 第一节 评估内容 |
| 第二节 评估方法 |
| 一、资料系统回顾与情报收集 |
| 二、综合评分法 |
| 第三节 评估结果 |
| 一、各地区艾滋病干预结果综合评分结果 |
| 二、评估机构SSM得分聚类分析 |
| 第四节 本章讨论 |
| 一、不同级别的干预机构干预效果不一致 |
| 二、影响当前干预机构干预效果的主要因素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MSM人群艾滋病干预模式研究 |
| 第一节 研究内容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研究结果 |
| 第四节 本章讨论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基于信息-动机-行为技巧模型的男男性行为人群艾滋病高危行为研究 |
| 第一节 信息-动机-行为技巧模型概述 |
| 第二节 模型构建方法 |
| 第三节 本章讨论 |
| 第六章 研究总结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件一 同志健康调查表 |
| 附件二 机构评分表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论文 |
| 致谢 |
（4）中国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评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英对照术语表 |
| 本评估涉及的相关组织和人群说明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1 研究的背景 |
| 1.1 各轮项目概况 |
| 1.2 各轮项目目标 |
| 2 项目评估的理论 |
| 2.1 社会项目评估的发展历程 |
| 2.2 社会项目后评估 |
| 3 评估目标和模式 |
| 3.1 评估目标 |
| 3.2 评估模式 |
| 4 评估内容与设计 |
| 4.1 评估内容 |
| 4.2 评估思路与设计 |
| 第一部分 材料与方法 |
| 1 数据收集方法 |
| 2 数据分析方法 |
| 3 评估结果论述方法 |
| 4 技术路线 |
| 5 质量控制 |
| 第二部分 项目评估结果 |
| 1 项目实施符合项目设计要求 |
| 1.1 项目经费按计划执行 |
| 1.2 项目指标基本完成 |
| 1.3 项目按目标开展活动 |
| 1.4 项目实施原则得到贯彻 |
| 1.5 小结 |
| 2 项目对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发挥重要作用 |
| 2.1 项目规划设计符合中国艾滋病防治需要 |
| 2.2 项目经费投入补充了我国艾滋病防治资源的缺口 |
| 2.3 各轮项目立项推动了我国特定时期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开展 |
| 2.4 项目目标的实现对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贡献 |
| 2.5 项目在中国艾滋病防治重点领域起到了重要作用 |
| 2.6 项目对中国艾滋病防治成效做出了贡献 |
| 2.7 小结 |
| 3 项目对中国艾滋病防治产生深远影响 |
| 3.1 “资源整合”理念为艾滋病防治资源高效使用提供了思路 |
| 3.2 广泛的社会组织参与为艾滋病防治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
| 3.3 建立可持续发展模式为艾滋病防治有效开展提供了示范 |
| 3.4 技术开发和能力培训为艾滋病防治人员和防治技术提供了保障 |
| 3.5 小结 |
| 第三部分 项目经验与启示 |
| 1 项目积累了丰富的艾滋病防治经验 |
| 1.1 工作计划和预算制定流程是计划可行性和实施有效性的基本保证 |
| 1.2 社区组织管理机制是社区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的组织基础 |
| 1.3 依托基层机构是扩大高危人群干预覆盖面的有效模式 |
| 1.4 因地制宜的干预模式是提高流动人群干预效果的可行措施 |
| 2 项目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
| 2.1 项目成果的持续利用问题 |
| 2.2 单位成本测算及合理性问题 |
| 2.3 各级CDC和CBO的有效配合与协作问题 |
| 2.4 参与艾滋病防治的社区组织健康发展问题 |
| 第四部分 结论 |
| 评估创新性与不足 |
| 1 评估的创新点 |
| 2 评估的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附录 个人简历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 社会项目评估研究综述 |
| 参考文献 |
（5）福建省莆田市城乡社区居民艾滋病健康教育干预效果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1 研究背景 |
| 2 研究目的 |
| 3 相关理论和概念定义 |
| 4 研究技术路线 |
|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1 研究对象 |
| 2 研究方法 |
| 3 质量控制 |
| 4 健康促进模式在本研究中的应用 |
| 5 资料的整理与分析 |
| 结果 |
| 1 干预前的基线调查 |
| 2 干预后的调查 |
| 讨论 |
| 1 社区居民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水平情况分析 |
| 2 社区居民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情况影响因素分析 |
| 3 干预效果分析 |
| 总结 |
| 1 结论 |
| 2 本研究的指导意义和启示 |
| 3 研究局限性和今后的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附录3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 |
| 致谢 |
（6）新疆艾滋病防治工作干预效果评价（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资料与方法 |
| 1 研究对象 |
| 2 研究内容 |
| 3 研究方法 |
| 4 质量控制 |
| 5 统计学分析 |
| 结果 |
| 1 新疆艾滋病干预服务情况 |
| 1.1 疾病预防与控制机构艾滋病干预服务情况 |
| 1.2 非政府组织开展艾滋病干预服务情况 |
| 1.3 清真寺开展艾滋病干预服务情况 |
| 2 新疆不同人群艾滋病干预后效果分析 |
| 2.1 新疆不同人群一般情况 |
| 2.2 新疆不同人群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情况 |
| 2.3 新疆不同人群艾滋病知识信息来源情况 |
| 2.4 新疆不同人群对艾滋病感染者的看法情况 |
| 2.5 新疆不同人群艾滋病干预活动情况 |
| 2.6 新疆不同人群性行为情况 |
| 2.7 新疆不同人群艾滋病预防服务满意度情况 |
| 讨论 |
| 1 艾滋病干预活动取得的成绩 |
| 2 艾滋病干预活动存在的问题 |
| 3 对进一步完善新疆艾滋病干预活动的政策建议 |
| 小结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位论文 |
| 个人简历 |
| 新疆医科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导师评阅表 |
| 附件 |
（7）公共事务的合作共治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艾滋问题治理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选题缘起和背景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选题背景 |
| 二、研究目的、内容和意义 |
| (一) 研究目的 |
| (二) 研究内容 |
| (三) 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范围和调查地点的确定 |
| (二) 资料收集和分析方法 |
| 第一章 相关理论和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公共事务的概念及理论 |
| 一、公共事务的概念和特点 |
| 二、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机制 |
| 第二节 治理概念和理论 |
| 一、治理概念的来源和界定 |
| 二、治理理论产生的社会背景 |
| 三、治理理论的核心主张 |
| 四、治理理论的解释力及其在公共行政中的地位 |
| 五、对治理理论的反思及"元治理"的提出 |
| 六、中国学者对治理理论的引入和相关讨论 |
| 第三节 艾滋问题的界定及相关研究综述 |
| 一、艾滋问题及艾滋问题治理 |
| 二、以往有关艾滋问题治理的研究文献 |
| 第四节 文献评价及对本研究的指导价值 |
| 一、治理理论虽不完善但仍具有重要价值 |
| 二、具体公共事务治理的研究比抽象的理论探讨更重要 |
| 三、从治理角度研究艾滋问题十分重要但需要更系统和深入 |
| 四、在艾滋问题治理模式中关注政府与市民社会是重点 |
| 第二章 作为艾滋问题治理组织者和领导者的政府 |
| 第一节 政府在艾滋问题治理中的职责 |
| 一、政府职责定位的重要意义 |
| 二、政府职责的相关规定和内容 |
| 三、政府履行职责的保障机制 |
| 第二节 政府在艾滋问题中采取的治理策略和治理工具 |
| 一、政府采取的治理策略 |
| 二、政府使用的治理工具 |
| 第三节 政府在艾滋问题治理中的失灵现象 |
| 一、机构设置方面的问题 |
| 二、政府在某些领域无能为力 |
| 三、政府缺位现象 |
| 第三章 作为艾滋问题治理中最活跃力量的非政府组织 |
| 第一节 非政府组织的参与状况 |
| 一、基金会 |
| 二、社会团体 |
| 三、感染者自助组织 |
| 四、社区民众自发成立的草根组织 |
| 五、宗教组织 |
| 第二节 非政府组织在艾滋问题治理中的优势和作用 |
| 一、非政府组织的优势 |
| 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
| 第三节 非政府组织的局限性及其面临的体制性障碍 |
| 一、非政府组织的局限性 |
| 二、非政府组织面临的体制性障碍 |
| 第四章 作为艾滋问题治理地方根基的社区 |
| 第一节 社区在艾滋问题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
| 一、社区在治理中的地位 |
| 二、社区在艾滋问题治理中的作用 |
| 第二节 当前艾滋问题治理中的社区力量 |
| 一、居民自治组织力量 |
| 二、社区中的社会支持网络 |
| 三、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力量 |
| 四、村规民约的作用 |
| 第三节 社区的游离 |
| 一、社区在当前艾滋问题治理中的不足 |
| 二、原因分析 |
| 第五章 作为艾滋问题治理受益者和参与者的公民 |
| 第一节 公民参与艾滋问题治理的必要性和收益 |
| 一、艾滋病毒的威胁可能波及到每个公民 |
| 二、艾滋病宣传教育工作必须得到公众响应才能取得成效 |
| 三、相关政策必须要得到公众的支持才能得到贯彻实施 |
| 四、降低高危人群行为干预的难度需要高危人群自身的参与 |
| 五、公民可以通过参与艾滋问题治理获得多种收益 |
| 第二节 公民参与艾滋问题治理的突出表现 |
| 一、宣传教育活动中的公民参与 |
| 二、禁毒工作中的群防群治 |
| 三、志愿者的参与 |
| 四、同伴教育中目标人群的参与 |
| 第三节 当前公民参与艾滋问题治理的不足 |
| 一、参与规模有限 |
| 二、参与人群较为集中 |
| 三、参与机制的局限性 |
| 四、公民响应效果不尽人意 |
| 第六章 德宏州艾滋问题治理总体模式分析 |
| 第一节 政府主导下的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网络体系 |
| 一、网络体系的结构 |
| 二、各主体在网络体系中的位置 |
| 三、各主体在网络体系中扮演的角色 |
| 第二节 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网络体系中各主体之间的关系 |
| 一、政府机构之间的关系 |
| 二、政府与市民社会的关系 |
| 三、各市民社会主体内部的关系 |
| 第三节 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网络体系的运行机制 |
| 一、政府的开放态度和积极推动 |
| 二、合作机制的形成 |
| 三、管理和协调机制的形成 |
| 第四节 当前治理网络体系的不足 |
| 一、缺乏明确的分工机制 |
| 二、缺乏有效的衔接和沟通机制 |
| 三、缺乏持续性机制 |
| 第七章 艾滋问题治理模式的完善以及公共事务治理的讨论 |
| 第一节 艾滋问题治理模式的完善 |
| 一、采取各种措施促进各治理主体更有效地发挥作用 |
| 二、完善整体治理体系的结构和运行机制 |
| 第二节 公共事务治理中的政府与市民社会 |
| 一、政府的"元治理"角色 |
| 二、市民社会的发育及其生存空间 |
| 第三节 民族自治地方公共事务治理的特殊性 |
| 一、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在公共事务治理中的自治权 |
| 二、民族自治地方市民社会发育的特殊性 |
| 三、民族自治地方公共事务治理方式和策略的特殊性 |
| 四、少数民族社区文化资本在公共事务治理中的特殊作用 |
| 附录 |
| 附录一:访谈提纲 |
| 附录二:调查问卷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出入境人员艾滋病干预措施的进展（论文提纲范文）
| 1 开展出入境人员艾滋病行为干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
| 2 出入境人员艾滋病干预措施的进展 |
| 2.1 对出入境人员进行艾滋病行为干预的方法 |
| 2.2 对出入境人员进行艾滋病行为干预的效果评价 |
| 2.3 出入境人员艾滋病干预措施存在的问题 |
| 2.3.1 手段单一、内容单调 |
| 2.3.2 缺乏干预效果的评价 |
| 2.3.3 干预效果评价的准确性值得探讨 |
| 2.3.4 认识存在误区 |
| 2.4 对出入境人员艾滋病干预措施的一些想法 |
（9）建筑劳务输出人员和渔民性病/艾滋病高危行为流行病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缩略语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背景 |
| 研究目的 |
|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研究流程图 |
| 技术路线图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研究的创新性 |
| 研究的局限性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综述 |
| 个人简介 |
（10）滇西某高速公路建设工地沿线的艾滋病风险与人口流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部分：开篇 |
| 第一章：引言 |
| 第一节：研究缘起 |
| 第二节：相关理论和研究综述 |
| 第三节：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保山-龙陵高速公路的修建 |
| 第二部分：显性与隐性的风险——风险何在？ |
| 第二章：与滇西高速公路相关的艾滋病风险推测及行动 |
| 第一节：宏观政策环境 |
| 第二节：各种相关群体对滇西高速艾滋病风险的推断及行动 |
| 第三章：显性的艾滋病风险——跟随筑路工程流动的性工作者 |
| 第一节：筑路工地周边的娱乐场所与性工作者 |
| 第二节：工地人群及其与商业性性行为有关的高危性行为 |
| 第三节：与显性风险相关的艾滋病疫情 |
| 第四章：隐性的艾滋病风险——社区与风险 |
| 第一节：滇西高速筑路工地沿线的艾滋病疫情 |
| 第二节：筑路工地与周边社区的互动与相互认识 |
| 第三节：周边社区中的艾滋病风险 |
| 第三部分：工地与周边社区——谁危害了谁？ |
| 第五章：龙陵山区公路边的贫困村——龙村 |
| 第一节：戍边军人与流民的后代 |
| 第二节：交通要道旁的贫困农业村 |
| 第三节：前往缅甸、德宏的打工潮 |
| 第四节：艾滋病与龙村 |
| 第五节：滇西高速开工——村里艾滋病风险的延续与再生产 |
| 第六节：村民们对艾滋病的认知与理解 |
| 第七节：小结 |
| 第六章：美丽富饶的潞江坝傣族村——芒村 |
| 第一节：芒村傣族与外来人口 |
| 第二节：以发达的亚热带农业为主的生计 |
| 第三节：芒村的“汉傣”文化 |
| 第四节：与外来人口和“汉傣”文化有关的艾滋病风险 |
| 第五节：高速公路修建之后的新风险——新增性工作者与准商业性性行为 |
| 第六节 小结 |
| 第七章：城区周边的蒲缥马村 |
| 第一节：土地资源紧缺的农业与多元发展的非农经济 |
| 第二节：城区周边乡镇的高城镇化 |
| 第三节：马村的艾滋病风险及其变化 |
| 第四节：小结 |
| 第四部分：结语 |
| 第八章：结果与讨论 |
| 第一节：人口流动与艾滋病传播 |
| 第二节：工地人群艾滋病传播风险分层与讨论 |
| 第三节：多点民族志实验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附件一：保山概况 |
| 附件二：滇西高速各标段地理分布图 |
| 附件三：滇西高速工地调查问卷 |
| 附录四：攻读博士期间的主要研究成果 |
| 后记 |
四、行为转变理论模式在对出入境人员实施预防爱滋病行为干预中的应用（论文参考文献）
- [1]公众食品安全行为驱动机理及政策干预研究[D]. 马利华. 中国矿业大学, 2020(07)
- [2]性病患者无保护性交与自杀意念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上海某专科医院为例[D]. 王苏平.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1)
- [3]湖北省男男性行为人群艾滋病干预效果评估及信息-技巧-行为模式下的干预模型研究[D]. 王莹. 武汉大学, 2017(07)
- [4]中国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评估研究[D]. 徐王权. 安徽医科大学, 2016(02)
- [5]福建省莆田市城乡社区居民艾滋病健康教育干预效果的研究[D]. 薛海燕. 福建医科大学, 2014(02)
- [6]新疆艾滋病防治工作干预效果评价[D]. 帕尔哈提·亚迪卡尔（Parhat.Yadikar）. 新疆医科大学, 2012(05)
- [7]公共事务的合作共治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艾滋问题治理模式研究[D]. 余翠娥. 云南大学, 2011(01)
- [8]出入境人员艾滋病干预措施的进展[J]. 罗岚,陆永贵. 旅行医学科学, 2008(04)
- [9]建筑劳务输出人员和渔民性病/艾滋病高危行为流行病学研究[D]. 庄勋.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08(10)
- [10]滇西某高速公路建设工地沿线的艾滋病风险与人口流动[D]. 高一飞. 中山大学, 200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