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不够用

一、仅有形象是不够的（论文文献综述）

张馥玫^[1]（2014）在《20世纪中国产业环境下的设计体制研究 ——以上海日化等行业的设计发展为例》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主要以上海日化等产业中的设计发展为例,考察一百多年以来中国现代设计体制的变迁。在考察维度上,从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来考察影响设计的诸多社会因素与设计活动本身的内部因素,纵向维度主要考察国家政策层面对设计的管理、国家职能部门与设计机构之间的关系、设计机构内部的层级结构等,横向维度主要考察影响设计发展的社会因素,主要体现为产业环境与设计的关系,形成外部观察与内部观察相结合的设计体制研究角度。本研究以三个时代的三个典型人物作为中国现代设计体制研究的切入点,考察设计组织形式在不同的历史与社会背景之中的发展变迁,观察设计师的角色与身份的转化,以此来描述现代设计“嵌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程。20世纪初期以商业美术家杭穉英为代表人物,通过穉英画室的规模、设计流程等与当时上海多元的设计组织形态,描述20世纪初在上海由个体的设计机构自下而上地形成“吸附式”的设计体制,具有基于市场、追求商业利益、服务于产业系统、自发性的特征。20世纪中叶以在上海轻工业系统中的上海日化公司美工组的负责人顾世朋为代表人物,美工组这一介于独立设计机构与驻厂设计机构的设计组织形式也体现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中间层次的设计体系与设计技术,设计在这一时期成为国家计划生产的组成部分,以国家行为的方式嵌入整体生产系统之中,自上而下地形成了“给予式”的设计体制,具有强烈的计划性、指令性、目标性、聚合性等特征。1980年代以来的论述则以上海家化公司的原董事长葛文耀为代表人物,论述企业管理者作为企业的“设计师”对企业管理的探索与品牌的方向性引导。企业内设计机构一度成为中国产业发展过程中唯有的设计支持力量。在中国的产业环境从高度计划性转向深度市场化的过程之中,反应灵敏的独立设计机构也逐渐出现,重新形成企业内设计机构与独立设计机构并存发展的局面,新时期呈现为多向拓展的“填补式”设计体制,以竞争性、专业性为特征与探索方向。综上,今天的产业环境既有与20世纪初期相似的竞争性与市场特征,20世纪中叶的计划性既带来了必须克服的积弊与差距,也使今天的中国设计受益于计划经济时代的产业经验与人才积淀。今天的产业现实与社会环境对现代设计提出了更高要求,敦促其形成越来越高的专业化程度与越来越广泛的学科链接,具备创新特质的中国现代设计体制仍在探索与改革的路途之中。

余凤龙^[2]（2015）在《发达地区农村居民旅游消费行为特征与影响机制研究 ——以苏南地区为例》文中认为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是挖掘消费潜力的新增长点,是新常态下消费转型升级的重要依托。旅游消费行为研究一直是国内外研究的热点,但研究对象主要是城市居民,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研究较为薄弱,且侧重于从经济学视角开展研究。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兴起和行为变迁是乡村转型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理解转型的-个视角。论文以城乡转型为背景,以苏南农村为研究区域,以农村家庭为研究单元,以旅游消费行为为研究对象,遵循“现状特征—影响机制—价值取向—政策建议”的研究思路,探讨发达地区农村居民旅游消费行为特征、机制与价值取向,进而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全文内容由四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为“理论部分”,阐述研究背景、目标与意义、思路和结构以及研究区域,梳理评述研究领域进展,界定基本概念,构建理论基础和框架。第二部分（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为“实证部分”,首先,从旅游行为模式、旅游消费水平和旅游行为意向等指标描述和评价农村居民旅游消费行为特征,从家庭形态、经济变量和地理环境3个方面对特征进行比较；再次,构建嵌入家庭结构的机制分析框架,剖析并比较农村居民旅游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和作用路径,揭示其影响机制；最后,提出价值观与旅游消费行为关系的研究思路,提炼农村居民旅游消费行为价值取向的结构维度,探讨价值观的结构与特点。第三部分（第七章）为“调节模式与政策建议”,构建旅游消费行为调节模式,划分农村居民旅游者类型,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第四部分（第八章）为“结论部分”,阐述论文研究结论、创新以及不足和未来展望。利用苏南农村地区的调查数据,采用单因素方差、多分类Logit回归、SEM和多群组SEM、阶梯访谈法、多元回归等定量和定性方法,开展农村居民旅游消费行为特征与机制的研究,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苏南农村居民旅游行为模式、消费水平和行为意向上具有自身的特点。旅游行为模式以传统出游模式为主,其它行为模式也占居较高比重；游客流向特征符合距离衰减规律,80%出游市场分布在250kmm范围；旅游消费水平相对较低,旅游消费结构有待完善,旅游消费行为意愿较强,但旅游满意度不高。农村居民旅游消费行为在家庭收入、文化教育与家庭乡村性等方面都具有显着差异,尤其在文化程度与收入水平上可能存在一个“拐点”,在拐点前后,旅游消费行为存在较大差异。（2）旅游消费行为是心理、经济、文化和乡村城镇化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感知旅游行为控制与旅游消费认同是影响旅游消费行为的心理因素,具有“双向均衡效应”,旅游消费行为存在不同作用程度与方向的棘轮效应、示范效应、敏感效应和预防效应。经济水平和文化程度对旅游消费行为有着显着影响,发挥“倒U型阶段效应”,并对感知旅游行为控制、旅游消费认同与旅游消费行为之间的路径关系存在较显着的调节效应。农村城镇化进程对旅游行为模式与旅游消费水平存在显着影响,发挥“持续强化效应”,但对旅游行为意向影响不显着,调节效应较弱。（3）苏南农村居民旅游消费行为价值取向的结构体系折射了乡村社会的转型,体现了旅游情境下农村居民消费价值观的结构特点。旅游消费行为价值取向具有消费价值观与旅游感知价值两个层次,消费价值观由独立发展、家庭情感、物质享受和面子形象组成,旅游感知价值由情感价值、景观价值、成本价值和社会价值组成。农村居民旅游消费行为价值观、感知价值与旅游消费行为具有较好的拟合关系,其价值观结构凸显传统价值体系的导向性与约束性,呈现“传统与现代”价值观并存的特点,展现“情感优先”和“面子脱节”的体系结构,反映旅游消费价值倾向的分化。（4）构建嵌入个体（家庭）结构“价值取向—情境—行为”的旅游消费行为调节模式,价值取向、内外情境与个体（家庭）结构在调节模式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基于家庭收入和教育程度,将农村居民旅游者划分为消极经济型旅游者、消极享受型旅游者、积极品质型旅游者和积极预算型旅游者四种类型。遵循不同的解决思路和战略层次,设计政府旅游公共政策和企业旅游营销政策。研究创新表现在三个方面：（1）在研究视角上。针对农村居民旅游研究较为薄弱且侧重于经济学视角的特点,从经济、文化、社会心理和乡村转型等角度开展农村居民旅游消费行为特征与机制研究,从价值观角度透视旅游消费行为的深层次动因。（2）在理论构建上。提出并界定“感知旅游行为控制”概念,在此基础上构建“感知旅游行为控制、旅游消费认同与旅游消费行为”的机制分析框架；理清旅游情境下消费价值观、旅游感知价值与旅游消费行为的研究思路,探讨农村居民旅游消费行为的价值取向；构建嵌入个体（家庭）结构的“价值取向—情境—行为”的旅游消费行为调节模式,并望对类似消费行为具有较普遍的解释力。（3）在区域应用上。苏南农村彰显着城乡居民消费的双重属性和过渡性质,可以更好理解城乡旅游消费行为的过渡性和联动性,并对广大后发地区的农村居民旅游消费行为引导和市场开发有所借鉴和启示。为了进一步完善农村居民旅游消费行为的研究,未来应对基本研究单位选择、区域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消费行为演替规律及其与价值取向相互影响等问题展开探讨。

范川^[3]（2015）在《博山琉璃的手工技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主要以山东博山琉璃手工技艺为研究对象。采用田野调查分析和查阅文献古籍等方式,针对山东博山琉璃手工技艺形成的动因、手工技艺制作的工具、设备、材料汇总、不同技艺的流程和内容、技艺风格特点等进行研究,希望通过对此类传统民间手工技艺的梳理、分析、总结,能够为我国传统手工技艺在现阶段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一些有意义的参考。通过查阅大量相关文献,证实博山地区的琉璃手工技艺在历史上出现并非偶然。多山少田、盛产矿石、燃料资源丰富的自然环境是其成为琉璃生产基地的客观因素,而重商兼容的齐文化带来的良好人文环境和悠久的手工技艺传统则是其从来样加工基地逐渐转型成艺术创作基地的基础。博山琉璃在元末就已经有相当规模,在明朝时依靠供应宫廷琉璃产品而逐渐发展起来,清朝达到顶峰并且通过和北京琉璃厂的技术交流逐渐有了本地特色的产品。民国时期出现了日用工业玻璃的生产。博山琉璃手工技艺充分发挥琉璃材质的特性,通过烧造、吹制、灯工等热加工创作和套料雕琢、轮工等冷加工创作以及内画等绘制手段,创作出了诸多不同形式的琉璃艺术珍品。博山琉璃手工技艺强调使用或模仿名贵材质进行创作,创作手法复杂,工艺步骤繁多。在器形上以模仿借鉴玉器、陶瓷为主,在装饰风格上强调丰富、饱满、内敛含蓄,在装饰内容上主要以吉祥图案、经典故事或传说为主。在建国后通过博山美术琉璃厂等企业的生产创作逐渐恢复往日的繁荣景象,但随着博山美术琉璃厂的倒闭,博山琉璃出现了许多不良现象,如技术更新缓慢、传承断层、产品老化、工厂结构不合理、从业人员老龄化等等。同时工业化生产对于传统手工技艺生产的影响还在逐渐加强。博山琉璃缘起于“来样加工”式的制作中心,也同样因此而受制于产品的审美品位和创新性的匮乏,这随着我国的工业化进程的增加和信息社会的变化,矛盾会愈加突出。本文以手工技艺的研究分析为主,总结出博山琉璃手工技艺中原料匮乏和配方流失、工具粗制和设备落后、题材保守和审美局限、制作重复和产品单一、传承宽泛和推广盲目等具体问题。相应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如改良制作配方,升级工具设备；提高审美修养,鼓励跨界合作；建立品牌意识,强调产品分层；增加创新研发,实现多元传播等。通过各方面的努力,让这门“琉光璃彩”的手工技艺能够得以传承,发扬光大。

杨静^[4]（2015）在《美国东、南欧女性移民经济活动及其影响（1880-1920） ——以俄国犹太和意大利移民为中心》文中提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美国社会的双转型期,即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由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双重转变。在这种社会大转折的时代背景下,美国迎来了一轮空前的移民高潮。从移民来源上看,以来自东欧和南欧的人口为主,女性虽然是其中的少数群体,但也于同一时期在规模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移民高峰期。因此,本文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东、南欧移民群体中的女性为研究主体,并以其中俄国犹太女性移民和意大利女性移民为主要的案例研究对象,从经济角度,考察东、南欧移民中女性群体的历史发展脉络,并深入分析其在美国社会经济领域中缓慢适应的过程。全文以时间为经度,以史实为维度,按顺序展开,除了前言和结语以外,论文主体部分共分为五章。第一章,基于大量原始材料,辅之以统计图、表等,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外来女性移民高潮的出现做了全面、系统地历史梳理,其中包括对移民来源、特征和区域流向等具体问题的分析,并且以俄国犹太女性移民和意大利女性移民为例,系统探究了东、南欧女性人口移民美国的历史动因。第二章,详细分析了东、南欧女性移民在美国社会的各种经济参与活动,包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以家庭为中心的分包合同制生产、房屋和床位租赁交易、街头小贩形式的商品交易,以及对家族企业经营的辅助和自主创业等经济活动的考察和分析,展现了女性移民在美国社会经济领域中的艰辛劳动和付出,同时对于她们在这个过程中的果敢、坚毅和智慧给予了客观、公允的评价。第三章,主要阐述了女性移民在美国社会经济领域中的各种尝试,对其自身和家庭在经济上立足美国的重要作用。同时指出女性移民对家庭经济的有效管理,主要体现在勤俭持家的各种努力,在尽量不耗费金钱的情况下,以最低成本维护了亲属间的凝聚力和邻里、同族裔人口间牢固的社会网络关系,推动了移民社区的形成,反过来移民社区也对女性移民的经济生活提供了诸多帮助。第四章,从美国主流社会的角度,分析了主流社会对女性移民经济生活的关注、态度,以及相应的社会改革措施,最后分析了主流社会改革的效用。笔者认为,由于主流社会缺乏对女性移民真正需求的深入了解,以及其无法超越的种族和阶级优越感的负面影响,导致改革仅取得了非常有限的成效。第五章,详细讨论了由于女性移民在美国社会的经济参与活动,增加了她们接触公共领域的机会,并由此引发了各种新思想和新的生活方式的产生,包括在职业、宗教、两性关系、婚姻、教育等方面的新观念,以及在形象、服饰和生活方式上与美国主流社会的接近。但这些变化,也引发了女性移民代际间的矛盾和冲突,加之美国主流社会对移民新变化的排斥和嘲讽,更加剧了女性移民群体在适应美国社会过程中的痛苦与徘徊。最后,女性移民在团结本民族和相似社会阶层的其他族裔移民女性的基础上,通过劳动组织和劳工运动,在进一步提高女性移民经济独立和社会地位的同时,结合旧的移民传统和新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形成既不同于欧洲母国也不同于美国主流社会女性的,新身份标签和文化认同。

胡群慧^[5]（2013）在《文学·革命·知识分子 ——革命文学论争中知识分子的主体建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革命文学论争中,有大量涉及知识分子在创作、翻译、批评与历史叙事等文学实践上的践行选择、践行策略、现实表现,以及知识分子身份认知的论述争议和分歧。这些争议和分歧在批评互动中以自我形象和他者形象塑造的方式构成了革命文学论争中知识分子主体建构的纷繁面貌。本论文即从这一角度切入,探讨革命文学论争中知识分子的主体建构问题。第一部分取画室对革命知识分子“革命的追随者”的定位、郭沫若“当一个留声机器”的口号,鲁迅的“革命人”论述为内容考察知识分子对自我身份的建构与想象。在这些建构与想象中,画室对革命境遇中生命体验的强调、郭沫若对革命境遇中自我价值与时代、革命（政治意义与真理意义）关系的体验的关注,鲁迅在革命境遇中的挫折体验积淀相互补充,构成我们理解知识分子建构自身的一个面相。第二部分取论争各方针对批评、翻译与创作等文学实践的践行选择、践行策略,现实表现的争议与分歧,考察知识分子对文学实践类型、实践策略与自我建构之间的关系的理解。在批评方面,鲁迅在《“醉眼”中的朦胧》中经由还原创造社批评的历史文化生成语境（受制于政治权力的历史和现实的文化生产场域特性）,批评创造社文化批判中的权力意味的同时,针对创造社批评的两面（对强权者的“朦胧”,对“文化批判”对象的强势）提出了文学家必须站在弱者一方对抗强权者的批评伦理要求。在翻译方面,鲁迅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中借助于语言层面的翻译批评与意识形态批评,文化实践上“无产者”（创造社、太阳社）、“资产者”（梁实秋）与Promrthus主体形象的相互参照,在对自己的硬译实践进行扞卫的同时指出了翻译作为一种（文化／个人）跨界活动的“批评”本性对现代中国乃至知识主体自身成长的意义。在创作方面,茅盾在《从牯岭到东京》中经由阐明自己的创作本意、批评知识主体面对文学创作乃至革命实践的“新写实主义”态度,强调作家经由自身经验的人生体验对革命乃至革命文学写作的意义。第三部分以创造社强调自身角色的五四文学与革命文学历史叙事、革命文学批评互动中营造的鲁迅像与创造脸为代表论述知识分子经由历史叙事和批评互动的自我形塑与相互造型。就自我形塑而言,创造社的历史叙事和茅盾还原历史生成背景的努力、鲁迅穿透文化语境历史与现实的犀利一起让我们看到了创造社在“革命”历史境遇下借助于历史形塑自我面貌的繁杂样态。就相互造型而言,围绕天赋、主义与阶级论题的主体构造造就了革命文学论争中鲁迅像与创造脸在时代性与人间性、真情与主义以及个人主义样态的主要分歧。就三部分内容大致的逻辑关系而言,知识分子的自我认知与想象不仅决定了他们在革命境遇中对各类文学实践的理解和践行各类文学实践的现实表现,也造就了论争各方在批评互动中自造与他造的主体形象。在某种意义上,后二者未尝不会是知识分子自我身份认知与想象的证明。

马英^[6]（2012）在《坚守与超越 ——近三十年湖北女作家日常生活叙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一共分为六章。绪论部分主要是借助中西方学者有关“日常生活”的理论,对“日常生活”这一概念进行梳理,并考察了西方女性主义批评中的日常生活理论。尔后从地域文化视角考察了湖北女作家与日常生活叙事的关系,梳理近30年来中国女作家日常生活叙事的线索和湖北女作家日常生活叙事的发展脉络及其文化特色。论文第一章“近三十年湖北女作家创作概览”梳理近三十年湖北女作家的创作概况,分五节论述。大体看来,1980年代初是湖北女作家的蓄势期,那个时候的池莉和方方的创作尚显幼稚,还未形成明确的女性意识,她们的创作大多符合男性社会所认同的女性风格。1980年代中后期池莉和方方终于一炮走红,被评论家纳入“新写实”潮流,她们的创作遵循着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并写出了新的境界——远离了诗化现实的路数,而在描写普通百姓的烦恼人生方面返璞归真。1990年代叶梅佳作叠出,湖北女作家的创作在“汉味”之外平添了一份“土味”。姚鄂梅此时也写出了不少引人注目的力作,显示出视野开阔,笔力遒劲的风格。她们的出现,为湖北女性作家的日常生活叙事增添了新的风景。21世纪林白加盟武汉,同时更多的青年女作家涌现出来,文学创作呈现出斑斓多彩的面貌。本章最后一节对湖北女作家进行代际考量,认为以方方、池莉为代表的一代是“关注日常”的一代；以姚鄂梅、王芸、王君等为代表的是“发现问题”的一代；80后更多作家书写的则是光怪陆离的日常生活,她们是书写光怪陆离日常的一代。论文的第二章主要讨论湖北女性小说中的“水”文化情结。本章首先阐释了“水”的文化内涵以及湖北女作家她们眼中的“水”；尔后分析了湖北女作家小说中的“水”性意象：江河意象、雨意象、月亮意象；最后探讨了湖北女作家笔下的“水”样女人,其中既有体现了顽强泼辣的生命意识的女性,也有充满上善若水任方圆的俗世智慧的女性,展现本真如水朴野狂之自然意识的土家女性,还有人格分裂的女性形象。总体看来,“女人如水”的传统命题在当今湖北女作家的笔下呈现出了新的意义,新女性在新生活的浪潮冲击下,焕发出泼辣、顽强、机智的生命力。第三章分析湖北女作家的日常空间叙事,本章分四节。第一节分析了女性生存的逼仄乡村生活空间,湖北女作家对逼仄乡村空间的书写表现了身处封建文化传统之下的乡村女性的悲剧命运；写出了乡土的逼仄对乡村女性梦想的挤压；同时湖北女作家为我们重构底层。相对那些反复强调底层苦难、悲惨状况的作品来说,湖北女作家普遍不渲染底层女性的苦难,而更强调她们渴望通过抗争、奋斗来改变生存境遇的拼搏精神。第二节分析了湖北女作家笔下充满“汉味”的市井生活空间,重点分析了武汉“里份”和“街道”文化对武汉女性的影响；在“变化的空间”一节以农民工姐妹、保姆和白领丽人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她们各自的命运。第四节“空间焦虑”指出了空间对女性的特别意义,它不仅是女性的容身之地,也是她们的心灵寓所。湖北女作家对于生活空间的种种书写透视了当代女性在社会和家庭生活中面临的种种困境和挣扎,对女性的性属角色和自我认同进行深入的思索、艰难的探询和积极的建构。第四章分析的是湖北女性小说中的日常交往书写。分三节进行论述：第一节讨论日常“闲聊”中所蕴含的丰富意蕴,进一步探讨了池莉、方方、林白等作家的方言写作,并提出“闲聊体”一说,认为“闲聊体”展示了人最本真的生存状态,原汁原味的民间意味使我们获得了一种全新的阅读感受。第二节重点分析了日常交往中的游戏,其中重点讨论赌博与丧葬礼仪,分析其中所透露出来的文化信息和内在意蕴。第三节讨论了湖北女作家笔下的神秘文化书写,湖北女作家对神秘文化的表现主要集中在神秘巫术和鬼神信仰方面,对神秘文化的借鉴在某种程度上放飞了作家的想象力,使文本具有独特的魅力。第五章探讨湖北女性小说中的情爱书写状况,第一节重点分析方方和池莉等50后湖北女作家,分析方方对现实爱情的绝望和池莉对世俗婚姻的认同；第二节重点讨论了60、70后女作家小说中所传递出来的爱的“温暖”和“传奇”；第三节以紫百合为例分析80后女作家笔下所造的“新好男人”形象,认为湖北女作家对于情爱的书写经历一个从“来来往往”的凡俗大地到情爱天堂的追寻过程,表达了她们内心深处对于理想爱情的向往。论文第六章主要考察湖北女作家笔下的生育主题和母爱书写。第一节主要探讨的是生育主题,大体来说,湖北女作家对女性生育这一行为是持肯定态度的。第二节对小说中表现的母爱主题进行分析,第三节分析了湖北女作家笔下的另类母亲形象。文章认为大多数湖北女作家对母亲形象的书写是审慎的,一方面她们写出了母亲的奉献、付出,但不使母性一味理想化,以至陷入父权文化对母性集中想象的陷阱,另一方面,她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传统母亲形象,但是并未陷入人性阴暗论的泥潭,而写出了作为一种自然本能和人类伦理的母爱的珍贵与伟大,烛照出母性的光芒、人性的光亮。结语部分认为湖北女作家群体呈现出“对本土女性命运的多维书写”、“知识分子的承担精神”、“大气而开放的女性文学”等特质,她们在日常生活叙事之中,从未放弃对社会的关怀、对痼疾的批判、对人性的思考、对底层的探究,这与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遥相承接,也是湖北女作家最重要的精神特质。她们因此有别于张扬女权主义和痴迷“身体写作”的女性写作潮流。当然,湖北女作家的创作也有欠缺之处。对于更年轻一代的湖北女作家来说,在多产之外提升作品的文化与精神内涵,写出有口皆碑的优秀之作,力争在中国文坛上占据重要的位置,是她们面临的严峻挑战。

邓心强^[7]（2010）在《魏晋南北朝批评主体研究 ——从文体学角度切入》文中研究表明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批评发展的巅峰时期,在古代文论长河中具有承前启后的转折性意义。这一阶段虽然政局动荡、南北对峙,但在文学批评领域,却繁花似锦、成就斐然。中国文论的重要批评思想和诗学观念都孕育、脱胎于这一时期。前后四百年间,不仅诞生了曹丕、挚虞、陆机、刘勰、钟嵘、萧统等杰出的批评家,而且批评文体体式多样,风貌独具,尤其是论文体、专着体的问世,或体大考周,或思深意远；而骈体、赋体、诗体的出现,更是美轮美奂,千古绝唱!这一阶段批评文体具有浓郁的诗性特征和鲜明的思辨色彩,体现出独有的时代特色和民族特征。魏晋南北朝批评文体继往开来,百花争鸣,异彩纷呈,在承传、吸纳中又有新的突破与开创,体现出批评家建构文体的别具匠心和进行创造的非凡智慧。在这前后400余年里,士人中不同类型批评家都热情地参与“论文”,其类型之众多,批评之活跃,参与之广泛,探讨之深入,在批评史上绝无仅有。本文立足于魏晋南北朝纷纭复杂的批评文体,首次从文体学角度深入考察这一阶段数十位批评家,既有面的透视,也有点的聚焦,将宏观研究与文本考察相结合,全面剖析不同文论家精心建构文体时的批评自觉、批评思维、批评方法和批评策略。同时探秘在这个批评踊跃、言说积极、论文频繁的时代,文论家如何充分发挥、弘扬各自“主体性”,根据身份、对象和优长来灵活选择批评文体,赋予其诗性特征和文化意蕴。以此作为观察点,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陷入困境的中国当前批评提供资源、作出反思、寻求镜鉴。全文共五章,前有绪论,后有结语。绪论部分对“文体”、“文体学”的内涵进行了界定,从历时性的维度全面梳理当前古代文论界对中国古代批评主体研究的思路、现状等,从中考察不同着作对魏晋南北朝批评家的研究情况,以寻求本选题的立论空间与学理依据,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的选题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一章主要揭示批评家和批评文体之间的二元互动关系。探秘批评家如何创造出不同批评文体,在“二度创造”中实现审美的超越。作为文体的缔造者,批评家建构文体时会受到多重内、外因素的制约。同时批评文体作为诗学思想的载体,必然流露出主体的个性特征、审美旨趣和性情人生等。批评文体是批评家的“面孔”与“名片”,折射、体现出批评家思维方式、批评方法、创新策略、诗性智慧等方面的某些特征。本部分不仅是选题的立论基础,也是全文的奠基石。第二章论述批评自觉与魏晋南北朝文体的独立和成熟状况。这一阶段批评家根据不同缘由创造了体式多样的批评文体。文体的异彩纷呈与全面繁荣离不开批评家“主体性”的充分发挥。以曹丕、刘勰、钟嵘为代表的批评家就批评家独立身份、批评本体、批评素养等进行了深入探究。同时,批评家类型的各异会直接影响到文体的不同风貌。第三章论述批评思维与魏晋南北朝文体的诗性特征和理论思辨。文学批评思维具有理论性与艺术性、抽象性与形象性相互交织的二重特征。这一阶段众多批评家思维的互渗性、层次感、辩证性、系统性等赋予文体很强的理论品性；同时批评家采用直觉体味、具象譬喻、偶对隐喻等思维反思,又使文体显示出很浓郁的诗性特征。批评家在整体感、平衡感和意象感方面体现出的思维素养,又使文体在理性与诗性之间彰显出某种节奏。第四章论述批评方法与魏晋南北朝文体的品味。批评家采用意象法、譬喻法,使文体具有很强的艺术性与文学色彩；而品第法与比较法的运用又赋予文体显着的科学性和理论色彩；摘句法与类推法的运用则使文体同时具有诗性与科学性,灵性与思辨性。同时,这一阶段批评家灵活调度史、论、评、选等,进行文体的统合。批评范式的运用导致文体的新变。第五章论述批评策略与魏晋南北朝各种文体新的变异。批评家身处人物品藻的社会风尚中,不仅接受玄学的熏陶,而且面对佛学的冲击,如何转化各领域的有效资源来论文；面对既有的传统,批评家从着述体例、批评教训、批评方法等方面进行吸纳与反思、承传与改造来论文；同时又借用文学创作中的骈体、赋体和诗体来论文,实现创作和批评的双重融合,赋予文体很强的审美性。此外,其余文体的骈化、赋化、诗化,以及各种文体之间的渗透、组合、互补等,是文体“特异性”的突出表现,也显示出这一阶段批评家极强的文体建构能力。结语部分以魏晋南北朝为参照系,在古今对比和鲜明反差中全面审视中国当前批评界在“批评家及其文体”方面存在的各种问题与不足,从传统文论中寻求批评的智慧和方法,提出改进的措施和建议。在现行学术体制的影响下,中国当前批评家作品的感受力明显下降,批评精神有所滑坡,批评思维和批评方法趋于单一,批评态度陷入偏激而缺少折中和公允。随着大众化和传媒化的渗透,当今批评家的风度与姿态也今不如昔,变得功利而浮躁。同时,当前学术体制限制了批评文体的多元化发展；科学精神和分析思维的全面侵蚀也使批评文体变得艰涩、板滞甚至僵化,丧失了应有的诗性、灵气与美感；批评文体趋于谨严、客观、冷静和理性,无法体现出主体的个性与风采。其拯救当从魏晋南北朝批评家那里寻求智慧和方法。

李亚利^[8]（2015）在《汉代画像中的建筑图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汉代是中国古代建筑发展史上重要的转折阶段，这一时期木结构建筑技术的发展和创新促使汉代建筑的主体构架和承重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奠定了中国古代木构建筑的结构基础。但由于发现的建筑遗迹及实物较少，目前学术界对汉代建筑类型及结构多集中在对部分建筑类型及构件的分析和探讨，尚未对建筑类型及其技术发展有一个整体的认识。本文在前人对汉代部分建筑结构及其特点讨论的基础上，以汉代墓葬和祠堂内画像石、画像砖和壁画上的建筑图像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多个角度对汉代建筑图像中的建筑类型、结构及其中体现出来的建筑技术发展进行系统研究，以期获得对汉代建筑面貌和技术发展更为全面和深入的了解。本文在对汉代画像中的建筑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建筑图像中除了建筑形象之外，还包含了许多汉代的文化信息，因此本文又运用图像学方法对部分建筑图像以及墓室图像装饰空间中蕴含的汉代文化进行了探索。论文的内容共分为以下六章：第1章是绪论。其中对本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对象进行介绍，总结了汉代建筑图像的研究历史与现状，主要研究成果及研究方法等，并对本文的研究方法和设计思路进行了阐述。第2章是对图像中包含的建筑类型与结构的研究。文中在对图像中的建筑进行识别和定名的基础上，以建筑功能为依据并参考汉代文献记载，将图像中的建筑分为门阙类、室堂类、居住类、处类、养藏类、祠庙类和礼仪类等七大类，并对各类建筑的结构及特点进行了研究和总结，对图像中的建筑及其结构形成一个系统认识。第3章是对建筑图像的分区与分期研究。本章将目前发现的所有建筑图像根据分布地域及其年代分为华东区、华中区、西南区和北疆区，并对这四区内建筑图像进行分期研究，对各区内各个阶段建筑图像中的建筑类型发展及结构变化进行了全面地分析，并藉此获得了图像中包含的汉代建筑面貌及建筑技术的发展线索。第4章是对建筑图像中的建筑结构及其中反映出来的建筑技术进行研究。本章将图像中的建筑与已发掘的汉代建筑遗迹和汉墓出土建筑模型明器中相似建筑形象如阙、单层房屋、楼阁、庭院和桥梁等进行了对比研究，从而对图像中的建筑结构进行验证和补充。在此基础上对图像中的楼阁、亭榭和桥梁等建筑结构变化中体现出来的建筑技术进行深入探索，着重探讨了汉代建筑中木作结构的发展状况及其中体现出来的技术水平和发展趋势。通过研究可知，木作建筑中的抬梁式、穿斗式和井干式三大构架均已产生，斗栱和梁枋的基本结构在汉代均已初步成型，高层建筑的支撑技术有了显着的发展。第5章是对图像中蕴含的汉代文化的研究。通过对建筑图像中具有典型性的阙、亭榭和桥梁等建筑功能及象征意义的探讨可知，图像中的建筑除了具有本身的建筑功能之外，也被赋予了许多象征意义，如阙被作为生界、冥界与仙界出入口和亭榭被作为登高祈福升仙场所的象征内涵。本章进一步利用图像学方法对桥梁图像的内容和象征意义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演绎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桥梁从最初作为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建筑逐渐衍生出具有沟通生界、冥界与仙界纽带的象征意义。在此基础上，该章还对汉代典型的画像石椁墓、画像砖墓、画像石墓和壁画墓中使用某些特定图像内容组合时所表达的墓室装饰空间文化内涵和空间象征意义进行了探索，发现汉代墓室中用某些特定的图像组合方式和配置规律将各个墓室装饰成相互联系的象征空间，较为完整地表达了当时推崇的文化与信仰。第6章是结语。对图像中的建筑类型、结构及其建筑技术的时代发展进行总结得出汉代建筑发展的三大趋势：一是随着汉代木作结构的发展及木构架的相对成熟和大量运用，汉代建筑屋檐及屋身出现由低变高的发展，二是汉代高层建筑逐渐摆脱了战国时期大量使用高大夯土台基增加建筑稳定性及高度的做法，开始使用较大的斗栱立柱支撑高层建筑，使得建筑基础支撑结构出现由实变虚的发展；三是在内部空间增大的基础上，汉代建筑也出现了从密集支撑到逐渐悬空的建筑结构。通过图像学研究获得的墓室建筑图像装饰空间中表达的文化和象征内涵进行总结得出汉代墓室中的图像组合所表达的两大主题：一是寄予了对逝者的祝福及借助图像中的某些象征内涵祈祷逝者能够飞升成仙的愿望；二是以追忆墓主人生前功绩和生活为主，表达对逝者的追思与怀念。

陈仕国^[9]（2015）在《《桃花扇》接受史研究》文中认为《桃花扇》自问世后，便深受民众喜爱。本文力争在前人研究之基础上对二十世纪前《桃花扇》接受情况进行全面梳理与考察。从微观上，主要探究对《桃花扇》自刊刻以来，包括出版者、读者、改编者、观众等对《桃花扇》接受之状况及不同时期其各种经验、趣味、素养等综合形成对《桃花扇》接受之影响，及其知识结构、社会地位、时代变迁等因素对《桃花扇》接受之影响。在宏观上，主要对《桃花扇》各个时期各种方式接受进行探究，包括对《桃花扇》在各个时期文化政策、社会思潮、学风状况等具体进行考察，力求有理有据。本文以《桃花扇》逻辑接受为经，以历时性接受为纬，对《桃花扇》版本形态、舞台演出、文本批评、效仿改编及各种文体对剧作接受等问题进行全面阐释，主要分为以下五章：第一章对《桃花扇》清代以降全本刊刻情况进行综合考察。《桃花扇》清代刊刻本主要分为介安堂刻本、西园刻本、沈氏刻本、嘉庆刻本、兰雪堂刻本和暖红室刻本等类型。此不同类型之刊刻本，其编次版式、眉批尾评、题评序跋等剧本体制形式均不同。本章对《桃花扇》不同刊刻本之剧本体制形式进行分类梳理、归纳与考察，以揭示各式各样《桃花扇》版本所传递出之接受信息。第二章对有关《桃花扇》之演出与接受进行论述，勾勒清代以来观众对《桃花扇》之接受轮廓。由于演出场所之转变，观众身份之迥异，清代与近、现代演出之风格及观众之接受效果会有所不同。本章对清代与近、现代民众对《桃花扇》演出之差异性进行考述，以助于深入理解观众在不同历史时段接受《桃花扇》之心态和审美取向。第三章对清代以降各个时期文人对《桃花扇》批评研究之具体情形进行阐释。清代文人墨客多以咏剧诗词这种带有较为明显自发性与随意性之批评方式，对《桃花扇》内容要旨、艺术风格及其创作原则等进行批评。民国时期，文人学者亦延续清代以来对《桃花扇》之简单批评方式而显得单薄，具有表层性与分散性之特征。真正对《桃花扇》进行学术研究肇始于建国以后，无论在批评样式及批评方法上，还是在批评内容上，皆取得较大成绩。本章勾勒清代以降读者批评《桃花扇》之轮廓，显示出不同历史时段不同读者身份接受之差异性。第四章对后人改编《桃花扇》之作进行考述论评。现存晚清民国以来《桃花扇》改编本二十余种，本章对晚清民国及建国后的《桃花扇》改编本进行爬梳，探讨改编本之独特艺术特色，并阐述改编本出现之来龙去脉及其所蕴含之文化意义，从而展示《桃花扇》改编本呈现观众或读者接受中某些共性与基于改编者身份不同而带来差异性。第五章论述各种文体创作对《桃花扇》接受之状况。《桃花扇》无论是思想精神还是艺术手法，在戏曲、小说、诗词、影视剧本等文体中皆可见其印迹。本章主要论述戏曲、小说、诗词及影视剧本对《桃花扇》接受之状况，并对其接受所蕴含之意义进行评析。

江楠^[10]（2015）在《中国早期金银器的考古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的研究对象为中国早期金银器，即从夏纪年开始到秦汉时期为止这一历史时期内中国境内出土的金银器。本文通过对早期金银器各个阶段金银器类别、形制、工艺的特征和演变规律的观察，对早期金银器的发展过程进行了初步的总结和梳理。论文的内容共分为以下六章。第1章是绪论。界定研究对象的时空范围，阐述本文的研究目的与意义。介绍中国早期金银器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总结以往的研究成果以及存在的不足，进而提出本文的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第2章是中国早期金银器的制作工艺。根据在制作金银器过程中所起作用的不同，将金银器制作工艺分为金银器的制造工艺和金银器的装饰工艺两大类，其中金银器的制造工艺主要指能够使金银器成型的各种工艺；金银器的装饰工艺指对已经成型的金银器起到加固和装饰点缀的各种工艺，可进一步区分为金银器本身的装饰工艺和依附于其他质料器物以金银为原材料的装饰工艺两类。第3章是夏商西周时期的金银器。首先介绍夏商西周时期金银器的分布情况，然后根据类型学研究，将夏商西周时期金银器分为人身装饰、器物装饰和祭祀用品三大类，并将这一时期的金银器划分为北方地区、中原地区和西南地区三个区域，对各区金银器形制和功能的共性和差异进行讨论。第4章是东周时期的金银器。首先介绍东周时期金银器的分布情况，然后根据工艺类型的不同首先将这一时期的金银器分为纯金银质、鎏金银质、错金银质三大类，再对每一类金银器进行类型学分析，并根据金银器类型及工艺的差别划分为北方地区、中原地区、南方地区和西南地区四个区域，对各区域的金银器进行对比研究，并指出东周时期错金银工艺和包金银工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纯金银质器物也产生了新的类型，如器皿、货币等。第5章是秦汉时期的金银器。首先介绍秦汉时期金银器的分布情况，然后根据制作工艺的不同首先将这一时期的金银器分为纯金银质、鎏金银质、错金银质三大类，再对每一类金银器进行类型学分析，并根据金银器类型及工艺的差别划分为北方地区、中原地区、南方地区和西南地区四个区域，对各区域的金银器进行对比研究，并指出秦汉时期由于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各个区域间的界线不如前代那样清晰，汉王朝疆域板块内的金银器类型、器物形制和工艺等渐趋一致。而在工艺方面，秦汉时期鎏金银工艺发展迅速，错金银工艺和包金银工艺渐趋衰落，到了东汉时期银质的器物得到了长足发展。第6章是中国早期金银器相关问题讨论。对三大时期金银器材料进行纵向与横向的梳理研究，建立起早期金银器随年代更迭而产生的变化序列，呈现各区域板块间金银器的复杂的互动过程。指出早期金银器的发展经历了萌芽阶段、初步发展阶段和定型阶段，到了秦汉时期达到了中国金银器发展史上的第一个繁荣期，后世金银器的几乎所有类型和工艺都已产生并得到了初步的发展，金银器的功能也由最初的纯装饰性发展为更多地在实用功能性和身份地位的象征性方面发挥作用，为隋唐金银器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早期金银器的发展过程中，北方游牧民族文化和秦文化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第七章是结语。总结本文研究的收获，并指出局限性以及存在的不足。

二、仅有形象是不够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仅有形象是不够的（论文提纲范文）

（1）20世纪中国产业环境下的设计体制研究 ——以上海日化等行业的设计发展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2）发达地区农村居民旅游消费行为特征与影响机制研究 ——以苏南地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3）博山琉璃的手工技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美国东、南欧女性移民经济活动及其影响（1880-1920） ——以俄国犹太和意大利移民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5）文学·革命·知识分子 ——革命文学论争中知识分子的主体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6）坚守与超越 ——近三十年湖北女作家日常生活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魏晋南北朝批评主体研究 ——从文体学角度切入（论文提纲范文）

（8）汉代画像中的建筑图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桃花扇》接受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早期金银器的考古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仅有形象是不够的（论文参考文献）

• [1]20世纪中国产业环境下的设计体制研究 ——以上海日化等行业的设计发展为例[D]. 张馥玫. 中央美术学院, 2014(09)
• [2]发达地区农村居民旅游消费行为特征与影响机制研究 ——以苏南地区为例[D]. 余凤龙. 南京师范大学, 2015(11)
• [3]博山琉璃的手工技艺研究[D]. 范川.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15(11)
• [4]美国东、南欧女性移民经济活动及其影响（1880-1920） ——以俄国犹太和意大利移民为中心[D]. 杨静. 东北师范大学, 2015(12)
• [5]文学·革命·知识分子 ——革命文学论争中知识分子的主体建构[D]. 胡群慧. 武汉大学, 2013(12)
• [6]坚守与超越 ——近三十年湖北女作家日常生活叙事研究[D]. 马英. 武汉大学, 2012(12)
• [7]魏晋南北朝批评主体研究 ——从文体学角度切入[D]. 邓心强. 武汉大学, 2010(08)
• [8]汉代画像中的建筑图像研究[D]. 李亚利. 吉林大学, 2015(08)
• [9]《桃花扇》接受史研究[D]. 陈仕国. 山西师范大学, 2015(08)
• [10]中国早期金银器的考古学研究[D]. 江楠. 吉林大学, 201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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