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GDP的作用和缺陷（论文文献综述）
蒋佳斌[1]（2021）在《我国环保支出统计核算研究》文中认为随着全球资源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如何解决经济发展与环保之间的矛盾,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话题。正是由于环境问题的严重性,环境治理工作日益受到关注,由于环保支出是衡量一个国家在环境治理方面投入的重要指标,因而环保支出核算问题开始引起了国内外政府部门及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如何建立一套科学完整的环保支出核算体系成为了环境治理工作的关键。国际上,联合国、欧盟等国际组织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环保支出核算的理论体系,各个发达国家也相继建立环保支出账户,有着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然而,我国还未建立系统完整的环保支出核算账户,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我国的环保支出核算研究还未形成较为全面、完善的方法体系,存在着核算主体单一、核算内容不完整、核算原则不能与国际接轨等问题。作为环保支出核算体系,应具有清晰的定义界定、明确的核算范围、系统完善的账户表式。因此,为了全面、准确地反映我国环保支出情况,需从环保支出相关概念界定着手,结合国民经济核算方法,构建我国环保支出的核算方法体系。根据当前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分析,本文提出的环保支出账户体系是社会对于环保投入的重要展示方式,是实现环保支出核算的有效途径。本文在全面梳理国内外环保支出核算的研究现状的基础上,系统探讨了关于环保支出核算的相关概念的界定及分类。结合国际环保支出核算经验,对我国现有的环保投资统计体系进行了解读,规范了我国环保支出的核算主体、核算口径、核算原则。根据国民经济核算原理,编制了专门性环保服务生产表、环保产品供给表、环保产品使用表、国民环保支出核算表、国民环保支出筹资统计表五类表式。最后对于环保支出账户进行了应用分析,提出环保支出的测算思路,对环保产业进行了关联分析。通过对环保支出核算研究,本文对我国环保支出核算体系构建过程中的数据收集统计、环保支出账户应用分析等几个难点做出总结,并对此提出建议与展望,希望吸引更多研究机构和学者展开更为全面而深刻的研究。
童超[2]（2020）在《绿色GDP核算的理论与方法重构》文中研究指明在资源和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GDP作为核心经济指标,未体现资源环境因素的不足日益凸显。一些国际组织和国家陆续启动绿色GDP研究和实践,但在推进过程中遇到较大困难,绿色GDP探索一度进入低谷。近年来,我国生态环境政策日趋严格,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着成效,社会各界对绿色GDP的数据需求越来越迫切。2015年,环保部宣布重启绿色GDP研究,称为绿色GDP2.0。一些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研究成果陆续问世,但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多数研究侧重于技术评估层面,缺乏经济理论和核算理论支持,也缺乏统一的核算方法,导致核算结果不可加、不可比,存在一定争议。本文针对当前绿色GDP研究存在的问题,在国民经济核算框架里,按照绿色GDP研究范式,保持绿色GDP的国民经济核算和经济学本色,体现资源耗减、环境污染和环境改善等因素,构建指数并进行估价,最后以山西省为例计算出全省和各市绿色GDP。本文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是重构绿色GDP核算理论框架。本文针对当前绿色GDP1.0和2.0研究存在的不足,根据核算理论,结合当前生态环境政策日趋严格的背景,提出理论框架的前提假设:污染物产生的同时即由企业自行无害化处理。在此基础上构建具有比较明确投入产出关系的绿色GDP核算理论框架,主要做法是:1.拓展核算范围,虚拟一个资源环境部门;2.重构投入产出关系,将资源耗减和公共环保支出视为该部门的投入,将环境污染视为负产出;3.考虑环境改善产出,将其作为一项因子体现在环境污染指数中;4.将资源和污染物价格作为内生变量,克服价格外生给定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二是重构绿色GDP物量核算方法。构建统一的物量核算单元——资源耗减指数和环境污染指数。主要做法:1.采用最新研究成果拓展生态足迹方法的范围,解决现有方法难以度量矿产资源耗减的不足,将核算范围拓展到化石能源和矿产资源,以生态足迹为同度量因素,结合山西省涉及的主要资源类型,构建资源耗减指数。2.按照主要污染物的环境监测数据、规模以上工业产品产量和产排污系数计算污染物排放量,采用经验判断与熵值法等方法为25种环境污染物赋权,同时,充分考虑环境改善因素,以造林面积和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量构建环境改善因子,构建体现环境改善因子的环境污染指数。三是重构绿色GDP的价值量核算方法。主要做法是:1.根据能源距离函数和拉格朗日原理,推导资源耗减指数影子价格公式,将资源耗减指数作为一项新的投入,与资本、劳动和产出等指标共同纳入超越对数能源距离函数,利用参数线性规划方法求解资源耗减指数的影子价格。2.根据方向性产出距离函数与利润函数的对偶性,推导环境污染指数影子价格公式,将资源耗减指数、资本和劳动作为投入要素,将环境污染指数和工业总产值作为负产出和正产出,纳入二次型方向性产出距离函数,利用参数线性规划方法求解环境污染指数的影子价格。3.直接求解出的影子价格是在最优化条件下的价格,本文根据非效率因素对其进行调整,并进一步根据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和工业增加值率进行调整,得出可以直接用于调整GDP的实际价格。四是基于山西省数据,运用重构的核算框架和方法进行山西省绿色GDP的实证探索。从相关部门搜集整理山西省自然资源、环境污染、造林、工业生产和效益等数据,计算山西省资源、环境物量指数及其实际价格,并进一步计算2004-2017年山西省及各市资源耗减投入和环境污染负产出,结合整理搜集的公共环保投入,核算山西省及各市2004-2017年绿色GDP数据。经与相关研究对比并结合实际情况分析,本文计算的物量指数、实际价格以及绿色GDP,能够体现生态环境政策变化,能够比较客观的反映山西省绿色发展成果。本文创新点:一是重构绿色GDP核算的理论框架,与之前研究相比,本文核算框架改进之处是:引入负产出概念、重构投入和产出指标、符合投入产出一致性等核算原则,从流量角度进行资源投入和环境污染核算,可以得出一个有减有加,体现环境治理效果的绿色GDP指标。二是将指数方法引入绿色GDP的物量核算,与现有框架中碎片化的分项进行物量核算相比,将指数用于物量核算是统一的核算方法,具有较好的适用性,核算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定性,核算范围全面且易于拓展,新的资源和污染物类型可以很方便的纳入指数。三是将距离函数引入绿色GDP核算并进行统一估价,采用能源距离函数求解资源耗减指数影子价格,采用方向性产出距离函数求解污染物影子价格。影子价格优点是能够体现资源和环境服务稀缺性,方向性距离函数适用于解决负产出问题,因此,本文核算方法和核算理论框架具有一致性。四是数据创新,1.本文整理长达14个年度的省级与市级工业主要产品产量（506种产品）,并以此为基础计算资源耗减投入和环境污染负产出,包括10种资源和25种污染物,核算范围明显比当前相关研究更加全面;2.本文采用更加细分的企业数据,经梳理国内公开发表的绿色核算和资源影子价格等相关研究,其数据均由包含非采矿业产值的企业层面产值数据汇总得出,暂未发现采用更加细分的企业数据进行资源耗减和绿色GDP核算的研究,在企业多元化发展背景下,采用企业的采矿业产值,而非采矿企业总产值,可以更准确度量采矿业产出和核算资源价值;3.本文各指标均由相同的企业数据汇总得出,提升估价和核算的准确性。
陈莹[3]（2020）在《上海市大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后续服务协同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我国高校大学生的体质水平呈现下降态势,肥胖以及近视的人数逐年增多,上海市大学生的体质情况更加不容乐观:1000米长跑猝死事件时有发生,课余篮球常有学生晕厥,入学军训不乏学生因体力不支晕倒。造成上海市大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下降的原因众多且复杂,但因体质健康测试后续服务滞后而引发的体质锻炼缺失无疑是其中一个关键的原因。据此背景,本研究探讨上海市大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后续服务治理理论,构建上海市大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后续服务治理模式,最终改善上海市大学生的体质健康状况,将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当前,上海市大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后续服务治理已呈现出多主体参与格局,政府部门、社会组织、高校以及其他主体在各自领域分散化参与大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后续服务的治理,尚未形成治理合力。由于大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后续服务治理具有复杂性、系统性以及动态性等特征,分散化治理模式无法扭转当前上海市大学生体质水平持续下降的局面,寻求协同治理模式以提高上海市大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后续服务治理水平成为必然选择。本研究紧密围绕上海市大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后续服务协同治理核心主题,依据分析现状、发现问题、解决困境的系统性思路,沿着“体质健康水平下降——协同治理理论引入——分散化治理现状——协同治理困境——协同治理模式构建”研究主线,系统开展上海市大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后续服务协同治理研究。本研究梳理了大学生体质健康测试相关概念以及研究综述,明确体质健康测试后续服务概念;引入健康管理理论与协同治理理论,阐述相关理论指导大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后续服务治理的必要性。参照现有成熟协同治理框架体系,从多元主体参与、网络结构、主体间互动以及协同治理机制四个层面解析上海市大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协同治理理论框架,形成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与高校等主体通过构造网络关系结构、开展高效行为互动、借助协同机制而构建多主体协同治理模式,进而调研与梳理现今上海市大学生体测、后续服务及协同治理等方面的现状,表明其优势与困境。最终给出对于上海市各高校大学生体测治理路径,进一步改善与加强上海各高校学生的体质健康。
蔡景庆[4]（2020）在《有效、无效、负效应GDP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文中指出从GDP及其统计的优、劣势分析入手,分析无效GDP与负效应GDP的概念及内容,进而探析无效与负效应GDP产生的原因,落脚到有效GDP的概念、内涵、应用及决定因素的探讨,兼论GDP的修正与发展,认为有效GDP应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涵。
王新渊[5]（2020）在《基于关系治理视角的住宅产业链演化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建筑资源禀赋不足、资源利用率低下且建筑垃圾处理造成社会成本高的现实背景下,建筑业产业结构调整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精细分工势在必行。但由于政策规制的全面性、科学性欠佳,工业化住宅等建筑产品价格居高,市场接受度较差,住宅产业链运行效率低下。为解决当前住宅产业链发展存在的问题,拟尝试从关系治理的视角进行利益相关主体的关系治理机制与产业链演化路径分析,为促进住宅产业链的发展提供更为完善的理论指导。论文首先运用政策文本量化分析,通过构建三维分析政策研究架构解析河南省住宅产业链发展政策分布冗缺问题、滞后性、时效性,探讨了政府规制下的住宅产业链发展的正式制度环境建构秩序,并以此剖析与审视了政府决策行为与住宅产业链发展需求的匹配性。其次,围绕住宅产业链生产效率测度的问题,构建基于串联结构的住宅产业链各阶段的投入产出指标,运用传统DEA模型及改进DEA超效率径向分析模型,基于综合技术效率、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剖析生产效率问题,为住宅产业链的效率测度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法。最后,从关系治理视角对住宅产业链构建及演化研究进行深入探讨,提出住宅产业链的关系治理机制及演化路径。研究结果表明:住宅产业链发展的政策工具冗缺问题严重,政策在不同利益主体的分布程度差异较大,政策发布时间明显滞后于市场需求期,住宅产业链发展背后的正式制度建构秩序差;东、中、西部住宅产业链的生产效率存在明显差异,不同地区住宅产业链生产效率低下是由各个阶段效率低下造成的,从纯技术效率均高于规模效率的结果看,住宅产业链产业结构与产业组织不够合理,尚未发挥规模经济效应;通过将区域内住宅产业链作为一个经济系统进行分析,完善了基于关系治理视角的产业链演化分析范式,阐述了住宅产业链组织形态、治理模式与经济主体行为的关系,抽象地归纳了住宅产业链演化路径。综上所述,对于住宅产业链的发展,应注重政策工具在不同利益主体上的分布数量及政策实施效应,更多关注消费者层面的诉求及嵌入机制建设,政策规制应满足市场当期需求与未来需求;住宅产业链施工阶段生产效率有待提升,产业结构与产业组织不够合理的原因在于建筑业与房地产业市场机制需要改变,不能完全寄希望于市场自发行为的改变;不同时期住宅产业链的关系治理演化路径具有以下趋势:市场自发出现新的经济行为主体、政府规制下的产业链结构愈发完善与合理、多元协作下产业链的经济集聚与扩散效应显着。
刘志永[6]（2020）在《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具有鲜明转型期特征的“企业家”发展史。肇始于“农民企业家”的改革开放历程,在证明“企业家”之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国王”的同时,其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复杂性也昭示了中国的特殊性——肯定“企业家”作用时并不能忽视政府及其官员作用。至少在地区层面上,单纯从企业家角度根本无法解释“中国奇迹”中地区发展不均衡突出的现象。地区间不均衡原因,站在现实而非理论的角度,与其说是企业家及其精神的禀赋差异,不如说是地方政府与企业家的“耦合”差异所致。更重要的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逐步迈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转型期所固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重转型叠加而来的矛盾日益凸显,如何处理理论上“政府与市场”及其表现在实践上“官员企业家与市场企业家”关系成为了中国在改革“深水区”时期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囿于研究范式,把市场经济看作是抽象的一般的西方经济学显然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同时,中国转型期的复杂性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研究素材。不同于西方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把市场经济置于特定社会历史中来进行分析。基于中国特色治理结构和社会主义初级历史阶段,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也由此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但在实践层面上特别在地区层面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实践上还不尽清晰,这不仅关系着地区间能否实现均衡发展,更关系着中国经济能否继续前行等重大问题。理论来自于实践又高于实践。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对地区改革实践的观察,本文采用演绎归纳、历史研究和实证分析等方法,在借鉴主流经济学优秀成果的同时,沿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对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企业家和政府及其官员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双主体”理论框架,分析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中的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博弈关系,以及“双主体”耦合机制与地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系,进而提出一些政策及建议。中国“企业家”发展中交织着无处不在的政府“烙印”。循着中国改革脉络,发现实践中政府与企业家关系绝不仅仅是经济关系使然,而是中国治理体系和初级阶段政治、经济和社会等交织关系在改革中的延展,其复杂关系主要在于渐进式改革进程中的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有了“准市场主体”的地位。在本文提出“社会网络人”假设下,地方官员如同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谋取利益一样,为了获取其政治利益和财务利益而具有了“企业家”的属性,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进而和市场企业家一起推动着地区市场化进程和经济增长。“双主体”机制是转型期间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必然选择。实践表明,在宏观层面上肯定企业家是中国经济增长“主体”的同时,政府及其官员在地区层面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不同于其他相关文献的地方官员“为了增长而竞争”逻辑,本文认为在政治治理体系、地区禀赋结构和“社会网络人”约束下的地方官员的“为了竞争而增长”是“双主体”机制的现实基石。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耦合”决定着地区经济增长。地区经济增长的路径、速度、绩效和可持续增长等取决于两者的“耦合度”,而且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不同致使着“双主体”耦合及其形式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以地方政府在“耦合”中行为迥异的温州政府和苏南政府为典型性样本和地区科技创新系统动态演化博弈模型,证实了“双主体”模式的有效性以及地方政府在其中的“能动性”作用。同时,本文从中央层面“把激励做对”来保证地方官员“做对的事情”的纵向机制和通过“中间组织”规制地方政府“做对的事情”和“防止做坏事”的横向机制上,提出了“双主体”稳定运行的激励约束机制。“双主体”耦合是一个动态演进过程。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文化禀赋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相容,政府与市场（官员与企业家）形成各自行为上的充分自觉,催生出遏制政府随意干涉市场或者“越界”的市场力量和克服市场失灵等的规制力量,该模式最终会朝着“政府公共服务性引导+企业家主导型经济”的耦合方式演进。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的不同会导致地区间在朝着最终模式演进的速度、路径等存在差异,但无论如何,政府的“主体”地位不会消失,转变的只是政府职能——“因时因势因地”与企业家耦合的“能动性”行为。“双主体”下“政府与市场”边界是多维性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意涵不完全在于政府的“大小”或者“强弱”,也不是空泛的“有为”“无为”,更不是僵化的“谁主谁次”“谁动谁从”,而是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因时因势因地”的动态耦合。因此,地区层面上的政府与市场“边界”是一个动态性多维度的意涵,包含着文化维度下“亲清”政商关系和制度维度下的“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即可为”政企关系等在内的边界。实现地区经济增长是地区层面“双主体”架构的目的。在“双主体”下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地区企业家两个维度入手,提出了通过“双主体”耦合实现地区可持续增长的政策及建议。一是政府直接介入地区经济活动的产业政策,认为以“中央定规划、部委出政策、地方来执行、事后看绩效”为特征的“多层级”产业政策体制在工业化起步和成长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进入创新引领阶段时其不适应性凸显,建议在发展重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从“多层级”向“两层级”体制转变;同时,从地方官员的视角提出了地区产业政策有效性的程序化、组织化和法治化等的边界。二是地方政府间接介入地区经济的企业家政策,在前述分析企业家发挥作用需要的“硬环境”和“软环境”的基础上,从宏观层面的产权保护、市场化进程、政府行为法治化、金融体制改革等制度,中观层面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微观层面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以及文化层面的“亲清”政商关系、“友好”社会环境和“有效”诚信体系等方面,提出一些具体的政策及建议,以期实现“双主体”下的良好契合关系,进而实现地区的可持续经济增长。
廖卫东,刘淼[7]（2020）在《自治、博弈与激励: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污染治理的制度安排》文中研究指明基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农民的互动视角,采用博弈分析方法,系统考察了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污染的逻辑机制。研究发现: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污染的根源在于规制失灵;农村人居环境公共资源的"公地悲剧"不是必然现象,可以在农民之间建立一种自实施的自治机制,避免导致"公地悲剧";由于利益目标的差异,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激励问题、地方政府与农户之间的博弈行为,导致了农村人居环境规制失灵。研究启示是,制度的建立健全是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顺利推进的保障,更将有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以及我国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安树军[8]（2019）在《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创新驱动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经济增长质量是世界范围内经济增长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近年来,随着创新驱动战略成为热点,对创新和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创新是经济增长质量的核心要素,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离不开创新,认真分析创新驱动的特征和内涵,创新驱动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有着极佳的耦合度,有关过去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之争和时下大力推进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上得到了有效结合。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开始步入新常态,探寻经济增长质量的创新驱动机制就成为亟待解决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在创新驱动与经济增长质量的理论分析方面,我们结合新增长理论和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建立了创新驱动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理论分析框架。主要包括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机制,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共同作用机制三部分。技术创新主要通过优化经济结构、提升增长效率、降低资源消耗和减少环境污染等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制度创新主要从政府干预、要素市场扭曲和非国有经济发展等方面进行分析。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是统一的,两者共同促进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基于以上理论,本文通过构建相关的计量经济学模型,运用2003—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创新驱动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高具有显着促进作用,制度创新的作用效果较技术创新更强。进一步分析发现,创新驱动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数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结果指数的促进作用比中国经济增长质量过程指数更为显着。分地区来看,创新驱动对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作用最大,西部和中部分列二、三位。不过,东部地区制度创新的作用突出,技术创新的作用较弱;中部地区只有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存在显着促进作用;西部地区只有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存在促进作用,且影响较弱,创新驱动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地区差异明显。分时段来看,2008-2015年创新驱动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作用与2003-2007年差异比较大。该时期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高均存在显着促进作用,但促进作用较前一阶段有所下降。2008年由于受到全球经济危机的不利影响,各级政府推出了刺激经济的投资计划,尽管在短期内拉动了中国经济回暖,但对经济增长质量造成了不利影响,具体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下滑、资源环境消耗增加等。此外,通过空间计量分析可以发现在相邻地区之间空间作用下,创新驱动对经济增长质量存在显着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和空间关联性。一方面,从创新驱动的空间效应分解可以发现,创新驱动空间溢出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有明显不同。对于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而言,其直接效应大于间接效应且这两种效应均显着为正;显示出两者直接影响本地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效果强于间接作用效果。另一方面,创新驱动的空间溢出效应对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数和结果水平的空间影响显着不同。最后,根据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的结果,从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构建自主创新体系三个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杜帮云,张艳青[9]（2019）在《纳斯鲍姆正义的能力理论及其对我国精准扶贫的启示》文中提出玛莎·纳斯鲍姆正义的能力理论继承和发展了阿玛蒂亚·森关于可行能力的论述,这一理论始于"人们在现实中能做什么,又能成为什么"和现实中得到什么样的机会的问题。作为人们生活品质的重要评价方法,该理论摒弃了传统评价方法的弊端,旨在消除那些根深蒂固的社会不公正和不平等,以使人们能够过上一种有尊严的生活。让贫困民众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是我国精准扶贫的价值归宿,纳斯鲍姆正义的能力理论可为我国推动精准扶贫向全面、纵深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郭利泉[10]（2019）在《多港口地区海运需求规模确定及其门户港口整合决策研究》文中指出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外向型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我国的海运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而作为连接陆运和海运关键运输节点的港口也迎来了迅速扩张,逐渐出现多个门户港口服务同一区域的现象（多港口地区）。目前,多港口地区的城市为实现“以港兴市”的战略,均大量投资建设港口。然而,由于缺少统一的规划和相关政策的贯彻不彻底,港口间的竞争逐渐演成无序的恶性竞争,港口资源浪费严重。因此,有必要提出有效的机制或方法整合多港口地区的门户港口。确定需求规模是设施规划的基础,准确的确定多港口地区海运需求才能制定出优秀的港口整合与管理方案。另外,随着近年来多港口地区港口规模的扩大,地区的海运可达性逐渐增加,进而诱发了更多的海运需求,形成海运可达性与海运需求之间的滚动效应。基于上述背景,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提出海运可达性的计量方法,讨论海运需求与海运可达性的关系并基于此给出多港口地区海运需求的确定方法,最后结合预测出的海运需求提出多港口地区门户港口的整合方法。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1）研究海运可达性的影响因素并给出其计量方法。分析货主出口货物时的路径及港口选择行为并找出海运可达性的影响因素,然后基于离散选择模型给出海运可达性的计量方法。将357个地级市作为出发点,选取与他们有贸易往来的八大海外地区作为的目的地,结合陆运多式联运网络和海上航线网络数据,计算中国各地区至海外的海运可达性。（2）讨论海运需求与海运可达性的关系,并给出多港口地区海运需求的确定方法。将地区各行业生产产品的消费市场划分为本地市场、非本地国内市场和海外市场,构建生产函数模型、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和地区间投入产出模型,以计算地区各行业生产产品可在海外市场消费的潜在海运需求规模。使用随机前沿重力模型研究实际海运需求与潜在海运需求和海运可达性关系,并以此为基础给出多港口地区海运需求确定方法。计算结果表明,海运可达性均正影响各行业的海运需求。（3）从对外运输系统的内部运输社会福利最大的角度,研究多港口地区门户港口整合问题。分析外运系统的内部运输社会福利最大的经济学原理,提出衡量外运系统的内部运输社会福利的内部成本计算方法。比较不同港口群规模下的内部成本,以优化出封闭多港口地区的最适港口群规模。针对多港口地区港口供给过剩的状况,以使地区整合后的港口群规模接近于社会福利最大时的港口群规模,构建港口整合多期投资与退出决策模型。将东北多港口地区作为算例,研究其主要门户港口的整合。研究成果对港口运营者在合理规划港口、一体化运营港口和相关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作用。（4）研究考虑港口转型升级的多港口地区门户港口整合问题。基于产品空间理论解析资源闲置的港口可转型升级的路径、行业空间和额外利润。从最优化封闭多港口地区内部运输社会福利的角度出发,基于选址理论中“连续逼近”的方法给出一般化布局的多港口地区最适港口群规模。考虑港口转型升级对港口整合的影响,构建面向产业转型升级的多期投资与退出模型。选取中国辽东半岛和珠三角两个典型的多港口地区进行算例分析。研究成果进一步丰富了海运港口研究领域中涉及港口整合方法的研究。
二、论GDP的作用和缺陷（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GDP的作用和缺陷（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环保支出统计核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进展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3 研究述评 |
| 1.4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 1.5.1 本文可能存在的创新点 |
| 1.5.2 本文不足之处 |
| 2 我国环保支出账户编制基础 |
| 2.1 环保支出相关概念界定与分类 |
| 2.1.1 环保支出 |
| 2.1.2 环保活动 |
| 2.1.3 环保产业 |
| 2.1.4 环保产品 |
| 2.2 环保支出核算的基本问题 |
| 2.2.1 核算主体 |
| 2.2.2 核算范围 |
| 2.3 我国环保投资统计 |
| 2.3.1 我国环保投资统计现状 |
| 2.3.2 我国环保投资统计存在的问题 |
| 2.4 构建我国环保支出账户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
| 2.4.1 构建我国环保支出账户的必要性 |
| 2.4.2 构建我国环保支出账户的可行性 |
| 3 我国环保支出账户总体框架 |
| 3.1 我国环保支出账户编制原则 |
| 3.2 我国环保支出账户的基本结构 |
| 3.3 我国环保支出账户核心表式编制 |
| 3.3.1 专门性环保服务生产表 |
| 3.3.2 环保产品的供给表 |
| 3.3.3 环保产品的使用表 |
| 3.3.4 国民环保支出核算表 |
| 3.3.5 国民环保支出筹资表 |
| 4 环保支出账户应用分析 |
| 4.1 环保支出总额测算 |
| 4.1.1 测算思路 |
| 4.1.2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4.1.3 环保支出总额测算结果 |
| 4.2 环保产业的关联分析 |
| 4.2.1 后向关联分析 |
| 4.2.2 前向关联分析 |
| 5 总结与建议 |
| 5.1 总结 |
| 5.2 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绿色GDP核算的理论与方法重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1.3 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点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绿色GDP定义和核算思路 |
| 2.1.1 定义 |
| 2.1.2 货币化核算思路 |
| 2.1.3 非货币化核算思路 |
| 2.1.4 各国核算研究与实践 |
| 2.2 资源耗减核算研究 |
| 2.2.1 资源耗减实物量和指数核算 |
| 2.2.2 资源耗减估价 |
| 2.3 环境降级核算研究 |
| 2.3.1 环境污染实物量和指数核算 |
| 2.3.2 环境降级估价 |
| 2.3.3 环境改善核算 |
| 2.4 环境保护支出核算研究 |
| 2.5 文献评述 |
| 2.5.1 核算理论评述 |
| 2.5.2 核算方法评述 |
| 2.5.3 核算数据评述 |
| 第3章 理论基础 |
| 3.1 国民经济核算理论 |
| 3.2 SEEA核算体系 |
| 3.3 弱可持续发展理论 |
| 3.4 福利经济学理论 |
| 3.5 外部性理论 |
| 3.6 边际成本理论 |
| 3.7 小结 |
| 第4章 研究理论框架与方法重构 |
| 4.1 绿色GDP定义和相关界定 |
| 4.1.1 绿色GDP定义和公式 |
| 4.1.2 绿色GDP核算原则和时空界定 |
| 4.2 绿色GDP核算框架重构 |
| 4.2.1 SNA和 SEEA局限性 |
| 4.2.2 拓展生产范围 |
| 4.2.3 虚拟资源环境部门 |
| 4.2.4 纳入环境改善因素 |
| 4.2.5 引入负价值概念 |
| 4.2.6 重构投入和产出关系 |
| 4.2.7 改进的绿色GDP核算框架 |
| 4.3 绿色GDP核算指标体系构建 |
| 4.3.1 资源耗减投入 |
| 4.3.2 公共环保投入 |
| 4.3.3 包含环境改善因子的环境污染负产出 |
| 4.3.4 GDP和各科目的逻辑自洽性 |
| 4.3.5 绿色GDP核算指标体系 |
| 4.4 绿色GDP物量核算方法重构 |
| 4.4.1 指数在绿色GDP核算中的适用性 |
| 4.4.2 资源耗减指数构建 |
| 4.4.3 环境改善因子构建 |
| 4.4.4 体现环境改善因子的环境污染指数构建 |
| 4.5 绿色GDP价值量核算方法重构 |
| 4.5.1 构建估价机制 |
| 4.5.2 引入距离函数 |
| 4.5.3 采用线性规划方法 |
| 4.5.4 求解影子价格 |
| 4.6 小结 |
| 第5章 山西省资源和环境物量指数构建 |
| 5.1 研究地区概况与数据 |
| 5.1.1 山西省资源和环境概况 |
| 5.1.2 数据来源 |
| 5.1.3 数据代表性、匹配性和全面性 |
| 5.2 资源耗减指数构建 |
| 5.2.1 资源耗减核算对象和范围 |
| 5.2.2 资源耗减指数计算公式 |
| 5.2.3 基于生态足迹的资源耗减指数 |
| 5.3 环境污染指数构建 |
| 5.3.1 环境污染核算对象和范围 |
| 5.3.2 环境污染指数计算公式 |
| 5.3.3 环境改善因子构建 |
| 5.3.4 环境污染指数权重计算 |
| 5.3.5 包含环境改善因子的环境污染指数 |
| 5.4 小结 |
| 第6章 山西省资源和环境物量指数估价 |
| 6.1 资源耗减指数影子价格测度 |
| 6.1.1 生产可能性集和能源距离函数 |
| 6.1.2 指标选择、创新和描述性分析 |
| 6.1.3 模型设定和影子价格公式推导 |
| 6.1.4 影子价格求解 |
| 6.2 环境污染指数影子价格测度 |
| 6.2.1 环境生产技术和方向性产出距离函数 |
| 6.2.2 指标、方向向量选择和描述性分析 |
| 6.2.3 模型设定和影子价格公式推导 |
| 6.2.4 影子价格求解 |
| 6.3 资源耗减和环境污染指数影子价格调整 |
| 6.3.1 基于非效率因素调整的原理和方法概述 |
| 6.3.2 基于价格指数和增加值率调整的方法概述 |
| 6.3.3 经调整的资源耗减和环境污染指数实际价格 |
| 6.4 小结 |
| 第7章 山西省绿色GDP核算与分析 |
| 7.1 绿色GDP各调整项目核算与分析 |
| 7.1.1 资源耗减投入核算与分析 |
| 7.1.2 公共环保投入核算与分析 |
| 7.1.3 环境污染负产出核算与分析 |
| 7.1.4 调整项目合计与分析 |
| 7.2 绿色GDP总量核算与分析 |
| 7.2.1 山西省绿色GDP总量核算与分析 |
| 7.2.2 山西省各市绿色GDP总量核算与分析 |
| 7.3 小结 |
| 第8章 结论和展望 |
| 8.1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
| 8.1.1 研究结论 |
| 8.1.2 政策建议 |
| 8.2 研究不足和展望 |
| 8.2.1 研究不足 |
| 8.2.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2004 -2017年山西省各市造林面积 |
| 附录2 2004 -2017年山西省各市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其它科研情况 |
（3）上海市大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后续服务协同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大学生体测研究与分析现况 |
| 1.2.2 大学生体测数据后续分析 |
| 1.2.3 大学生体质健康协同治理研究现状 |
| 1.3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对象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及创新点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创新点 |
| 2 概念辨析和理论研究 |
| 2.1 概念辨析 |
| 2.1.1 体质健康 |
| 2.1.2 体质健康测试后续服务 |
| 2.1.3 协同治理 |
| 2.2 理论研究 |
| 2.2.1 健康管理理论简析 |
| 2.2.2 协同治理理论简析 |
| 3 大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后续服务协同治理框架体系 |
| 3.1 协同治理基础:多主体参与 |
| 3.1.1 政府部门 |
| 3.1.2 社会组织 |
| 3.1.3 高校 |
| 3.2 协同治理前提:网络结构 |
| 3.2.1 共同的治理目标 |
| 3.2.2 受约束的政府权力 |
| 3.2.3 丰富化的治理方式 |
| 3.2.4 畅通化的沟通渠道 |
| 3.3 协同治理关键:主体互动 |
| 3.4 协同治理保障:协同机制 |
| 3.4.1 决策协商机制 |
| 3.4.2 责任分担机制 |
| 3.4.3 信息共享机制 |
| 3.4.4 监督反馈机制 |
| 4 上海市大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后续服务协同治理现状 |
| 4.1 协同治理多主体参与现状分析 |
| 4.1.1 政府部门参与协同治理行为分析 |
| 4.1.2 社会组织参与协同治理行为分析 |
| 4.1.3 高校主体参与协同治理行为分析 |
| 4.2 协同治理网络结构现状分析 |
| 4.2.1 缺乏共同治理目标 |
| 4.2.2 政府权力过于集中 |
| 4.2.3 治理方式传统单一 |
| 4.2.4 沟通渠道不畅通 |
| 4.3 协同治理主体互动现状分析 |
| 4.3.1 缺乏竞争性互动 |
| 4.3.2 缺乏合作性互动 |
| 4.4 协同治理机制现状分析 |
| 4.4.1 决策协商机制不健全 |
| 4.4.2 责任分担机制不完善 |
| 4.4.3 信息共享机制待提升 |
| 4.4.4 监督反馈机制严重欠缺 |
| 5 上海市大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后续服务协同治理困境 |
| 5.1 协同治理主体功能发挥不足 |
| 5.1.1 政府宏观调控能力欠缺 |
| 5.1.2 社会组织力量薄弱 |
| 5.1.3 高校治理水平低下 |
| 5.2 协同治理网络结构松散 |
| 5.2.1 主体地位差距明显 |
| 5.2.2 治理方式缺乏多样性 |
| 5.2.3 沟通渠道严重堵塞 |
| 5.3 协同治理主体缺乏互动 |
| 5.3.1 弱势主体缺乏话语权 |
| 5.3.2 缺乏合作互动机制 |
| 5.3.3 社会组织参与不规范 |
| 5.4 协同治理机制建设不足 |
| 5.4.1 决策协商机制缺失 |
| 5.4.2 责任分担机制缺失 |
| 5.4.3 信息共享机制缺失 |
| 5.4.4 监督反馈机制缺失 |
| 6 上海市大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后续服务协同治理提升对策与建议 |
| 6.1 强化主体治理能力 |
| 6.1.1 提升政府主导能力 |
| 6.1.2 培育社会组织力量 |
| 6.1.3 强化高校服务意识 |
| 6.2 重塑协同治理网络结构 |
| 6.2.1 降低主体间地位差距 |
| 6.2.2 完善主体间合作互动 |
| 6.2.3 拓宽利益表达渠道 |
| 6.3 鼓励多主体协调互动 |
| 6.3.1 强化政府协调能力 |
| 6.3.2 完善法律保障体系 |
| 6.3.3 提升社会组织规范性 |
| 6.4 完善协同治理机制 |
| 6.4.1 完善决策协商机制 |
| 6.4.2 明确责任分担机制 |
| 6.4.3 构建信息共享机制 |
| 6.4.4 构造监督反馈机制 |
| 7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上海市大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后续服务协同治理问卷调查》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与参加的科研项目 |
| 致谢 |
（4）有效、无效、负效应GDP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一、GDP及其统计优势、劣势 |
| 二、无效GDP与负效应GDP |
| 1. 负效应GDP的界定与主要内容。 |
| 2. 无效GDP的界定与主要内容。 |
| 三、无效与负效应GDP产生的原因 |
| 1. 产业结构和科技水平相对不高。 |
| 2. 市场机制的自身缺陷。 |
| 3. 政府治理和决策水平欠佳。 |
| 4. 法制和监管不完善。 |
| 5. 人文素养欠高尚。 |
| 四、有效GDP、GDP修正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
| 1. 有效GDP的界定及其应用。 |
| 2. 有效GDP的决定因素。 |
| 3. 有效GDP应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涵。 |
（5）基于关系治理视角的住宅产业链演化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住宅产业链的发展现状回顾 |
| 1.3 问题提出 |
| 1.4 研究内容及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目的 |
| 1.4.2 研究内容 |
| 1.4.3 技术路线 |
| 1.4.4 创新点 |
| 2 理论基础及研究综述 |
| 2.1 相关研究理论基础 |
| 2.1.1 产业链的产生背景 |
| 2.1.2 产业链概念界定及定义 |
| 2.1.3 产业链内涵 |
| 2.1.4 产业链的主要模式 |
| 2.1.5 住宅产业链的概念界定及特征 |
| 2.1.6 关系治理理论的内涵辨析 |
| 2.2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述评 |
| 2.2.1 国外研究现状 |
| 2.2.2 国内研究现状 |
| 2.2.3 研究述评 |
| 3 住宅产业链发展的政策文本量化分析 |
| 3.1 住宅产业链政策研究框架 |
| 3.1.1 政策工具及分类 |
| 3.1.2 政策工具立体分析框架 |
| 3.2 政策文本选择及编码 |
| 3.3 量化统计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4 基于串联结构的住宅产业链DEA生产效率测度 |
| 4.1 住宅产业链的基本形态与阶段划分 |
| 4.2 基于串联结构的DEA效率评价模型构建 |
| 4.3 评价指标 |
| 4.4 数据处理及结果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5 住宅产业链演化分析-基于关系治理分析范式及概念模型 |
| 5.1 住宅产业链关系治理的背景分析 |
| 5.1.1 历史背景 |
| 5.1.2 实践背景 |
| 5.2 关系治理分析范式 |
| 5.2.1 关系治理内涵分析 |
| 5.2.2 分析范式 |
| 5.3 住宅产业链关系治理演化机理及其路径分析 |
| 5.3.1 住宅产业链组织形态、治理模式与经济主体行为的关系 |
| 5.3.2 住宅产业链关系治理模式概念模型 |
| 5.3.3 住宅产业链关系治理模式演化过程及路径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6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
| 攻读硕士期间科研情况 |
（6）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4 论文的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 |
| 第2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政府、企业家与中国改革进程:基于历史演进的分析 |
| 3.1 改革的启动期和企业家萌芽(1978年12 月-1992年10 月) |
| 3.2 改革的推进期和企业家成长(1992年10 月-2002年10 月) |
| 3.3 改革的深化期和企业家发展(2002年10 月-2013年11 月) |
| 3.4 改革的攻坚期和企业家“主体”确立(2012年11 月..至今)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企业家与中国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
| 4.1 宏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三期滞后动态模型的SYS-GMM分析 |
| 4.2 微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知识扩散维度的SEM分析 |
| 4.3 政府的作用:实证模型隐含的启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地方政府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企业家理论的视角 |
| 5.1 渐进式改革下政府的“有形之手” |
| 5.2 “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治理体系下的地方政府 |
| 5.3 转型期地方政府的“人格化”:官员企业家 |
| 5.4 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与经济增长困境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地区经济增长中“双主体”: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
| 6.1 “双主体”的时空辐辏:中国改革实践与理论困境 |
| 6.2 “双主体”耦合:经济增长中的合意行动 |
| 6.3 “双主体”的演化博弈:基于创新的视角 |
| 6.4 “双主体”的稳定均衡:激励约束机制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双主体”模式检验:以苏南和温州地方政府为样本 |
| 7.1 市场化准备阶段(1978-1992):政府“控制人”+企业家“萌芽” |
| 7.2 市场化初级阶段(1992-2002):政府“经济人”+企业家“侍从” |
| 7.3 市场化发展阶段(2002-2013):政府“协调人”+企业家“主角” |
| 7.4 市场化深化阶段(2013- ):政府“公共人”+企业家“主导”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双主体”模式与地区经济增长 |
| 8.1 中央-地方产业体制:战略性产业的“多层级”向“两层级”转变 |
| 8.2 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 |
| 8.3 地方政府的“企业家”政策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9.1 主要内容及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布的论文和其他科研情况 |
（7）自治、博弈与激励: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污染治理的制度安排（论文提纲范文）
| 1 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污染的根源 |
| 2 农村人居环境污染的逻辑分析 |
| 2.1 村落农户之间的互动分析 |
| 第一,静态博弈。 |
| 第二,动态博弈。 |
| 2.2 地方政府与农户之间的互动分析 |
| 2.3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互动分析 |
| 3 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污染治理的制度安排 |
| 第一,积极推进新时代村风民风制度建设。 |
| 第二,建立与农村特点相适应的人居环境治理体系。 |
| 第三,探索建立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市场机制。 |
| 第四,健全农村人居环境监管防治制度。 |
| 第五,完善激励相容的行政管理及干部考核制度。 |
| 4 结论 |
（8）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创新驱动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语对照表 |
| 第一章 导言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主要内容与研究思路 |
| 1.2.1 主要内容 |
| 1.2.2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3 研究方法 |
| 1.4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相关文献述评 |
| 2.1 关于经济增长质量界定及影响因素的文献述评 |
| 2.1.1 经济增长质量的界定和测度 |
| 2.1.2 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因素 |
| 2.2 关于创新驱动的相关文献述评 |
| 2.2.1 创新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 |
| 2.2.2 创新驱动的界定和测度 |
| 2.2.3 创新驱动的影响因素 |
| 2.3 关于经济增长质量与创新驱动的相关文献述评 |
| 2.3.1 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 |
| 2.3.2 制度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 |
| 2.3.3 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质量 |
| 2.4 对国内外研究的评价 |
| 第三章 创新驱动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理论分析 |
| 3.1 经济增长质量和创新驱动的内涵 |
| 3.1.1 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 |
| 3.1.2 创新驱动的内涵 |
| 3.2 创新驱动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理论分析框架 |
| 3.2.1 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机制 |
| 3.2.2 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机制 |
| 3.2.3 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共同作用机制 |
| 3.3 小结 |
| 第四章 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基于历史视角的考察 |
| 4.1 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总体描述 |
| 4.1.1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总体描述 |
| 4.1.2 创新的总体描述 |
| 4.2 创新影响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历史演进 |
| 4.2.1 经济体制转型阶段：1978-1991 |
| 4.2.2 市场经济体制建立阶段：1992-2002 |
| 4.2.3 市场经济体制完善阶段：2003-2012 |
| 4.2.4 全面深化改革新阶段：2013 至今 |
| 4.3 创新影响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特征性事实 |
| 4.3.1 经济增长方式正在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
| 4.3.2 产学研紧密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初步形成 |
| 4.3.3 制度变迁强化了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作用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与分析 |
| 5.1 经济增长质量测度的指标体系构建 |
| 5.1.1 指标体系构建 |
| 5.1.2 指标选择与说明 |
| 5.2 经济增长质量测度的方法 |
| 5.2.1 测度方法选择 |
| 5.2.2 数据来源与指标说明 |
| 5.3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测度结果分析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创新驱动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1 模型、变量和数据 |
| 6.1.1 变量和数据说明 |
| 6.1.3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2 实证结果分析 |
| 6.2.1 创新驱动对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水平影响的实证检验 |
| 6.2.2 创新驱动对经济增长质量过程指数影响的实证检验 |
| 6.2.3 创新驱动对经济增长质量结果水平影响的实证检验 |
| 6.2.4 制度创新通过强化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 |
| 6.3 小结 |
| 第七章 创新驱动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空间效应分析 |
| 7.1 计量方法与空间相关性检验 |
| 7.1.1 空间计量估计方法 |
| 7.1.2 中国省级经济增长质量的空间相关性检验 |
| 7.1.3 中国省级经济增长质量的空间异质性 |
| 7.2 变量说明与计量模型设定 |
| 7.2.1 变量选择与变量说明 |
| 7.2.2 计量模型的设定 |
| 7.3 计量结果分析 |
| 7.3.1 创新驱动对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数空间影响的估计 |
| 7.3.2 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质量结果水平空间影响的估计 |
| 7.3.3 稳健性检验 |
| 7.4 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政策建议与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以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
| 8.2.2 以制度创新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
| 8.2.3 以构建自主创新体系为主导提升经济增长质量 |
| 8.3 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9）纳斯鲍姆正义的能力理论及其对我国精准扶贫的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一、写在正义的能力理论之前———对人类生活品质的传统评价方法 |
| 1. GDP评价法 |
| 2. 功利主义评价法 |
| 3. 平等分配资源评价法 |
| 二、纳斯鲍姆正义的能力理论述要 |
| 1. 混合能力与内在能力 |
| 2. 能力及其运作 |
| 3. 核心能力及其分类 |
| (1) 有尊严的生活的基础能力 |
| (2) 按人之本性成长发展的能力 |
| (3) 享有充足而自由的社会交往的能力 |
| 三、核心能力在精准扶贫战略中的实现 |
| 1. 精准扶贫战略实施现状 |
| 2. 导致贫困的悲剧性情形及其消解路径探寻 |
| 3. 为能力安全保驾护航———防止贫困反弹 |
| 4. 增强孵化性运作和努力, 排除腐蚀性劣势 |
| 四、结语 |
（10）多港口地区海运需求规模确定及其门户港口整合决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1 绪论 |
| 1.1 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本文的研究内容及结构 |
| 1.2.1 主要内容 |
| 1.2.2 论文结构 2 研究文献综述 |
| 2.1 连通性和可达性研究现状 |
| 2.2 交通需求预测研究现状 |
| 2.2.1 运输与贸易的关系 |
| 2.2.2 需求预测方法 |
| 2.3 港口整合方法研究现状 |
| 2.4 本章小结 3 基于离散选择模型的海运可达性计量方法 |
| 3.1 离散选择模型 |
| 3.2 海运可达性计量方法 |
| 3.3 路径广义运输成本 |
| 3.3.1 广义陆路运输成本 |
| 3.3.2 广义港口成本 |
| 3.3.3 广义海运成本 |
| 3.4 中国各地区海运可达性 |
| 3.4.1 数据准备 |
| 3.4.2 总体趋势 |
| 3.4.3 空间分布 |
| 3.4.4 省会城市可达性排名 |
| 3.5 本章小结 4 基于随机前沿重力模型的多港口地区海运需求规模确定方法 |
| 4.1 行业产出及消费规模 |
| 4.1.1 行业总产出 |
| 4.1.2 被消费的规模 |
| 4.2 基于随机前沿重力模型的海运需求预测 |
| 4.3 实证分析 |
| 4.3.1 地区划分、产品聚类和数据准备 |
| 4.3.2 中国各地区海运需求规模 |
| 4.3.3 敏感性分析—港口航线规模对多港口地区海运需求的影响 |
| 4.4 本章小节 5 基于外运系统的内部运输社会福利最大的港口整合决策模型 |
| 5.1 内部运输社会福利最大的经济学原理 |
| 5.2 外运系统的内部成本计算 |
| 5.2.1 内部运输成本 |
| 5.2.2 港口建设成本 |
| 5.3 封闭区域的最适港口群规模 |
| 5.4 港口多期投资与退出整合决策模型 |
| 5.5 辽东半岛多港口地区门户港口整合算例分析 |
| 5.5.1 最适港口群规模和最优区域港口投资与退出机制 |
| 5.5.2 港口腹地和吞吐能力的变化 |
| 5.5.3 敏感性分析 |
| 5.6 讨论 |
| 5.7 本章小结 6 面向港口转型升级的港口整合决策模型 |
| 6.1 港口转型升级路径解析 |
| 6.1.1 产品空间理论 |
| 6.1.2 港口转型升级路径和额外利润 |
| 6.2 基于“连续逼近”选址理论的港口最适规模确定 |
| 6.3 考虑港口转型升级的多期整合决策模型 |
| 6.4 中国两个主要多港口地区的门户港口整合算例分析 |
| 6.4.1 辽东半岛地区 |
| 6.4.2 珠三角地区 |
| 6.4.3 需求不确定性对港口整合的影响 |
| 6.4.4 敏感性分析 |
| 6.5 本章小节 7 结论 |
| 7.1 主要结论 |
| 7.2 研究展望 参考文献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致谢 |
四、论GDP的作用和缺陷（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环保支出统计核算研究[D]. 蒋佳斌. 江西财经大学, 2021(12)
- [2]绿色GDP核算的理论与方法重构[D]. 童超. 山西财经大学, 2020(04)
- [3]上海市大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后续服务协同治理研究[D]. 陈莹. 东华大学, 2020(10)
- [4]有效、无效、负效应GDP与经济高质量发展[J]. 蔡景庆.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 2020(04)
- [5]基于关系治理视角的住宅产业链演化分析[D]. 王新渊.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2020(07)
- [6]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D]. 刘志永. 山西财经大学, 2020(12)
- [7]自治、博弈与激励: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污染治理的制度安排[J]. 廖卫东,刘淼. 生态经济, 2020(05)
- [8]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创新驱动机制研究[D]. 安树军. 西北大学, 2019(11)
- [9]纳斯鲍姆正义的能力理论及其对我国精准扶贫的启示[J]. 杜帮云,张艳青. 理论界, 2019(05)
- [10]多港口地区海运需求规模确定及其门户港口整合决策研究[D]. 郭利泉. 大连海事大学, 201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