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乌克兰否认逮捕一名海洋生物学家（论文文献综述）
王目坤[1]（2020）在《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俄国书刊审查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主要研究的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俄国书刊审查政策调整变化过程及其所带来的影响。作为控制社会思想传播,监管社会舆论变化,过滤敌对价值观的书刊审查制度是维系俄国专制统治的重要保障,受到历任俄国沙皇的格外重视。受社会政治文化条件、国际国内革命形势、沙皇个人思维等因素变化的影响,俄国书刊审查政策表现出了明显的时代特征。如果以俄国出版业发展为水平线,那么书刊审查政策就以波浪线式的方式悬挂在上方,时而自由较宽松,时而保守较严苛,就这样来回切换:亚历山大一世执政前期（1801—1812）是书刊审查政策的宽松自由期,颁布了第一个书刊审查法律,规范了书刊审查秩序,国民教育部和大学负责处理书刊审查事务,到他执政后期（1812—1825）,书刊审查政策开始转向保守;尼古拉一世时代（1825—1855）是书刊审查政策的保守严苛期,颁布了两部书刊审查法律,其中一个被称之为“铁律”,出现了部门书刊审查体系,在1848—1855年甚至出现了极度严苛的书刊审查政策,被史学界称之为书刊审查史上的“白色恐怖”;亚历山大二世执政时期（1855—1881）的书刊审查政策也出现了明显的分水岭,从1855年至19世纪70年代,书刊审查政策整体上比较宽松、缓和:实施了豁免预审制（仅限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允许私人创办报刊,运用司法手段处理书刊审查事务纠纷;19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国内阶级矛盾加剧,书刊审查政策逐步走向保守,行政专断权和经济处罚举措更多的出现了书刊审查事务处理之中,这种保守趋势一直延续到亚历山大三世时期。亚历山大三世时代（1881—1894）是书刊审查政策走向全面保守的时期,“四大臣委员会”的筹建将处理书刊审查事务的行政专断权发挥到了极致,经济手段开始更多的用于对出版物的惩罚之中,这种专断权延伸到了尼古拉二世时期。直到1901年,在出版业与俄国专制政府斗争了一个世纪左右之后,终于从法律层面出现了利于出版业的规定:出版物的警告处罚不再是无限期性质:在没有受到其它处罚的情况下,第一次警告处罚的期限为1年,如果在1年之内获得了第二次警告处罚,则有效期延长至2年,如果没有第3次警告处罚,则之前的警告处罚自动消除。到1905年,又剥夺了“内务大臣禁止出版物登载广告”和“四大臣委员会”的特权。至此,俄国的出版业在法律层面迎来了曙光。在俄国君主专制体制下,新闻出版业的地位一直未能得到认可。书刊审查和新闻出版业是一对矛盾体,直到19世纪60年代,俄国沙皇认为出版业和社会舆论应完全依附于绝对君主制度的公理之下,政府无须对社会舆论负责。在政治选择上,国家君主享有绝对的自由权,沙皇的权力由上帝赋予,沙皇只对上帝负责,国家君主也没有义务去考虑任何人的意见。到19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出版业和社会舆论的崛起,完全“封印”出版业的策略已经宣告失败,俄国政府开始调整书刊审查政策:第一,改变出版业过去被完全压制的发展道路,“疏通发展渠道”;第二,开始主动利用新闻出版业,有意制造和利用社会舆论为政府服务;第三,完善对出版物的惩罚体系,设置各种条条框框,打压敌对舆论和出版物。这些举措将长期成为俄国政府制定书刊审查政策的核心出发点。
刘定慧[2]（2020）在《语言接触视角下汉语俄源词演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语言接触是语言演变的根本动因。在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其从学科发展到理论建设也都日臻完善。而语言接触引起的语言演变现象更是成为当前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不过,由于语言接触现象本身的复杂性,学界对语言接触的研究存在着一定的不均衡现象。主要表现为对国内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接触、普通话与方言接触着力较多,研究得也更为深入。而对汉语与外语之间相互接触的研究稍显薄弱,而就汉语与外语接触的研究而言,也主要集中于对汉语与英语、日语的接触研究,对汉语与其他外语的接触研究则关注不够。“五·四”时期开始,很多充满时代色彩的俄源词开始批量进入到汉语中,其所携带的社会文化意义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然而,我国学者关于汉语外源词的论着中,大多比较重视英源词和日源词的研究,而对俄源词的研究则缺乏足够的关注。基于此,本文在先学研究的基础上以汉语中的俄源词为主要研究对象,从语言接触的视角出发对不同历史时期俄源词的引进特点、本土化规律和动因以及俄源词在汉语中的活力状态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研究。本文共分六个章节:第一章为绪论。通过对已有语言接触研究、语言接触引发的语言结构演变研究、语言演变中的词汇借用研究、汉俄语言接触中的汉语俄源词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分析后,指出了本文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第二章主要对不同历史时期俄源词的引进特点进行了研究。本章以重要的中俄（苏）交往历史事件为时间节点将俄源词的引进大致分为五个时期:恰克图边境贸易兴起时期、中东铁路修筑时期、“五·四”至解放前时期、中苏友好时期、苏联解体至今的新时期。通过参阅相关文献资料以及检索俄源词在《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和《BCC语料库》中的最早出现时间,界定了现有俄源词出现在汉语中的大致时间范围,从而将其归并到本文所划定的相应历史时期对其引进特点进行了分析。本文认为,汉俄语言接触范围、接触方式和接触主体的不同是造成不同历史时期俄源词呈现不同特点的主要原因。第三章主要对俄源词语音本土化及其主要动因进行了研究。本章在汉俄语音对比的基础上,对俄源词进入汉语后在音节结构演变及汉俄音系匹配方面呈现出的规律和特征进行了全面地分析研究。俄源词语音本土化首先体现在其进入汉语后发生了十分普遍的音节结构演变现象。本文发现,不仅俄语中独有的音节结构发生了演变,而且汉俄语言中共有的音节结构也发生了演变。据本文分析,增加音位和删减音位是俄源词音节结构演变主要方式,并且呈现出以增加音位为主的特点。汉俄音系匹配则是俄源词语音本土化的又一重要体现。本文发现,用汉语声母匹配俄语词首辅音、用汉语韵母匹配俄语元音的现象在汉俄语言接触中十分普遍。并且本文还发现了用汉语韵母匹配俄语辅音的特殊情况。通过对具体匹配形式进行归纳整理后,本文分析出了汉俄音系匹配的两种主要方式:相似匹配和条件匹配。结合对具体语言事实的分析后,本文认为,汉俄语音差异是促使俄源词音节结构演变的根本动因。而词汇借用过程中的知觉映射、音系知觉原则等汉语母语者的认知因素则是促成汉俄音系出现多种匹配形式的重要原因。这些因素同时也是俄源词语音本土化的主要动因。第四章主要对俄源词词汇本土化及其主要动因进行了研究。本章利用汉俄两种语言的大型综合语料库对俄源词在汉俄两种语言中的使用情况进行了分析对比,对俄源词进入汉语后在结构和表意方面的本土化规律和特点进行了详细地分析。俄源词进入汉语后在结构方面的本土化主要体现在产生了几种特殊的构词方式。这些构词方式不仅为汉语带来了全新的构词语素、构词模式,还将特殊构词中所蕴含的俄罗斯民族所特有的心理特征、文化背景和认知方式等也同时带到了汉语中,从而对汉语产生了影响。俄源词进入汉语在表意方面的本土化主要通过音义相兼、词义变化、语用意义变化、影响汉语固有词词义等多种方式来实现。通过一系列适应汉语语言体系的变化,俄源词在实现表意本土化的同时,也在填补汉语语义空缺、促使汉语语义系统重新调整方面影响了汉语。本文通过对具体语料进行分析后,认为俄源词进入汉语后词汇本土化的动因既有适应汉语语言环境的语言内部原因,也有社会、心理及文化因素等语言外部的原因。第五章主要从共时角度对俄源词在汉语中的活力状态进行了研究。本章结合几个大型语料库的检索结果对筛选出来的近1000个俄源词在汉语中的总体活力状态进行了宏观界定。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超过半数以上的俄源词在汉语中已经失去活力,只有少部分俄源词继续在汉语中维持活力。为了进一步考察俄源词在汉语中的具体活力状态,本文从存有活力的俄源词中甄选出了被2016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收录的俄源词作为考察样本,结合其在《人民日报》（2015-2019）中的使用情况,对其活力程度和活力特征进行了研究。本文发现样本中的俄源词虽然都属于本文所界定的有活力状态,但是其在汉语中的具体活力程度却存在差异。本文通过对具体语料进行分析后认为,使用频次、语义表达、语法功能、语用范围和语用领域等语言因素以及相关的社会因素均会对俄源词在汉语中的活力状态产生影响。第六章是本文的结语。主要对全文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总结,并指出了本文的研究价值和存在的不足。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不仅对汉语中的俄源词演变规律有了更全面、科学、客观地认识,而且对汉俄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变也有了更系统地把握。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化对非亲属语言之间词汇借用规律的理解和认识。词汇借用现象是一个经久不衰的常新课题,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探讨,在未来的研究中仍需不断完善和深化。
赵晓丹[3]（2020）在《生态批判与图景构建 ——当代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代以来延续200多年的工业化进程,在创造大量财富的同时,也严重破坏了生态平衡和人类的生存环境。随着工业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生态环境的危机日益凸显并逐渐向全球蔓延,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最严重最棘手的问题。突破发展极限,探索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成为全人类的共识。以绿色运动为起点,西方社会一些致力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学者和有识之士不断探索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应运而生。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以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思想为基础,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论以及西方自然科学的相关理论,从根本上探索和研究生态危机的解决之道。通过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进行深入分析,生态社会主义学者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由少数资本家占有,资本家的贪婪本性决定了社会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源源不断的利润,因此资本家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加重对工人的剥削,操控科学技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各种手段刺激劳动者进行不必要的消费,采取污染输出、资源掠夺等方式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生态侵略,不仅破坏了本国生态环境的平衡,还导致生态危机全球性蔓延。生态社会主义学者由此指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元凶是资本主义制度,由此产生的技术异化、消费异化都是加重生态危机的帮凶,而生态帝国主义则是生态危机全球化的根源所在。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改良的方式来解决生态危机是不现实的:自由市场理论主张通过征收生态税和许可证制度的方式内化资本主义的环境成本,其实质是将自然环境商品化了,使得大企业囤积购买排放许可,低减排的企业却得不到发展,最终导致减排达到上限;绿色经济青睐于小规模的生产和小型独立资本,但这并不符合资本主义生产扩张的本性;新型技术如核能、生物燃料、太阳能、风能等在生态实现上都存在着诸如资金消耗大、效率低、清洁性差等弊端,即便资源使用效率提高,资本家却会因此而扩大生产规模,从而导致消耗的增大;人口的增长与个人生活方式并不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同时人口减少的政策也不具有可行性。因此根除生态危机的关键在于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生态危机的解决要求人们正确处理自身与自然的关系。在这一问题上,早期的生态社会主义学者大多持生态中心主义的观点,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生态社会主义学者发现以生态中心主义为代表的非人类中心主义存在理论上的弊端,非人类中心主义站在自然角度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赋予非人存在物与人类相同的道德关怀,其实质是反人类的。完全的自然角度也是不存在的,必须要通过人类进行表达,因此无可避免地受到人类文化和历史背景的影响,他们因此回归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但是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过度强调人类的主体地位,忽视自然规律,肆意破坏自然,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在对这两种思想进行批判的基础上,他们以马克思主义“控制自然”的理论为基础提出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坚持人类的主体地位,认为从人类的角度出发有效地“控制自然”能够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从而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解。生态危机的最终解决需要建立起一种生态友好型的社会主义制度。生态社会主义学者对未来社会提出了具体的构想,他们主张未来社会的构建应该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实现充分民主以及社会公平正义,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系列具有生态关怀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制度。在经济上主张实行真正的生产资料公有,采取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实行经济的适度增长;在政治上重视生态环境,反对官僚化,实现真正的民主,在全球范围内解决生态问题;在文化上遵循生态价值标准,发挥教育在生态文化重建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使人们树立全新的价值观;在发展模式上主张实行包括经济、社会和人在内的全面的可持续的发展。在实现生态社会主义所依靠的主体力量的问题上,生态社会主义学者大都放弃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在实现方式上,他们主张通过非暴力的方式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内部的变革。虽然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也声称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来建立社会主义,并且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倡导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但是本质上其与科学社会主义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二者无论在理论基础、社会变革方式上,还是在对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认识以及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上都具有根本的区别。生态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不够彻底,因此无法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也不够彻底,这就决定了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乌托邦性质。在经济危机全球性蔓延的国际背景下,全面而准确地评价生态社会主义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具有积极的贡献,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进行揭露和批判,提出了全新的生态政治理论、经济发展模式以及社会主义存在方式,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在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的国际背景下,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建国以来以及改革开放初期所采取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造成了生态环境的恶化,随着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实现人们美好生活的重要内容,因此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中之重。本文以当代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为研究对象,希望通过对这一理论系统而全面地研究,找寻其中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有益启示。文章由七个章节构成:第一章为绪论,主要对文章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研究现状、思路方法以及创新和不足进行概述;第二章对生态社会主义的概念进行阐释,并总结其产生背景、理论来源以及发展脉络;第三章揭露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并指出改良资本主义的虚幻性,以奥康纳的“双重危机”理论为例来系统论述生态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在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中,奥康纳的“双重危机”理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对资本主义进行系统、全面地批判,更具有代表性;第四章在否定非人类中心主义和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理论,并以佩珀对人类中心主义的重构为例来阐述20世纪90年代后生态社会主义学者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主流观点,佩珀的人类中心主义理论是在继承格伦德曼思想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更加具体和深刻;第五章总结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构想以及实现路径,并以科威尔的生态社会主义构建思想为例来展示未来社会的完整图式,科威尔对于生态社会主义的构想包括构建原则、政党建立以及实现过程,是提出最早的具体的生态社会主义构建思想;第六章通过生态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比较,揭示生态社会主义的本质;第七章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积极意义和局限性进行全面总结,并探索其对当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有益借鉴和启示。新时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应该充分借鉴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有益成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在全社会范围内树立生态文明观念,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坚决抵制生态帝国主义的入侵,加强生态环境的治理,最终取得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胜利。
王颖[4]（2020）在《科学家形象的建构与传播 ——以好莱坞电影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爱迪生发明了“活动电影放映机”,电影业的初创和发展就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从那一刻起,电影同科学就深刻交织,无法割裂。好莱坞作为全球商业电影产业巨头,留给了科学家很重要的银幕空间。银幕后是科学家为理论科学进步、技术革新做出的反复验证和试验,银幕上是一位位栩栩如生的科学家形象。无论是记录历史上现实科学家的科学家传记电影,还是表现虚构的科学家的科幻电影,都为传播科学理念和帮助树立科学价值作出了不可忽略的贡献,从而在文化交流和科学传播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印记。本文以好莱坞电影银幕上呈现的科学家为研究对象,从历时的角度梳理好莱坞科学家电影的演变,从共时的角度分析好莱坞电影中科学家形象对公众理解科学的影响。论文的核心在于考察好莱坞电影如何通过其特定的制作渠道、拍摄角度和文化视点,借助其庞大的资金、技术、规则、市场运作和传播渠道的影响力,进而影响科学家形象在科学传播中的历史地位和社会价值,又是如何通过其独特的媒介作用解构和重构科学家形象以及阐述他们的科学理念,从而达到体现科学价值与传播科学文化的目的。本研究结合电影摄制背景、科学家传记、新闻报道等文献资料,对好莱坞电影历史上的主要科学家形象进行总体归纳和个案分析,从身份认同、角色扮演、性别差异、现实虚构等多种维度对人物进行考量,从内容上进行印证。论文同时注意结合受众对电影和科学家的理解,深入探究好莱坞从其特定角度塑造某个或者某类科学家形象的历史和意识形态原因,力求做到更为辩证地、更为完整地、更为历史化地解读好莱坞电影中的科学家形象,以期超越电影二维屏幕的“平面化”局限,从而“立体化”地认知银幕和现实中的科学家的“共生映像”。本文共分六章,从理论概述总起整篇论文,然后结合理论和研究方法进行详尽的案例分析,最后总结归纳,提出本论文所具有的实践意义。第1章,绪论主要介绍研究对象和需要解决的问题,综述有关好莱坞科学家形象研究的国内外研究现状,简述本文的研究进路,指出本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提出解读电影文本的研究思路和方法。第2章,对好莱坞电影中的科学家形象进行一般概述总论。界定电影中的科学家形象,分析最终呈现在银幕上的科学家的形象受到的制约因素。通过对138部好莱坞电影中的科学家形象演变过程的梳理,概括好莱坞电影对科学家形象建构运用的策略与手段。演员是呈现银幕科学家形象的角色诠释者和最终实践者,本章专列一节分析演员通过角色扮演从而建构科学家形象的心路历程。第3章,通过分析好莱坞电影中的现实科学家形象的典型案例,划分好莱坞电影所树立的科学家银幕形象的类型。现实科学家的“刻板印象”是好莱坞电影历史上影响甚广的形象标准,“圣人科学家”一度成为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科学家的普遍脸谱,而随着时代的演变,越来越多的银幕上的科学家突显了更多的人性光辉,因更加贴近现实生活的经典科学家形象得到了观众的认同和接受。在银幕形象与原型参照中,科学家形象鲜明地表现出“好莱坞化”的一面。通过科学家现实性和电影艺术性的对比,总结得出现实科学家形象在形象调整和呈现变化中对受众的不同影响力和强化效果。第4章,作为现实的科学家在电影中的形象的呈现的延续讨论,以电影《居里夫人》为例,参照相关史料,分析了对男权科学界带来巨大挑战并得到肯定的女性科学家居里夫人在银幕上的呈现,显现了好莱坞电影在呈现女性科学家方面的性别文化维度。同时参照既是好莱坞影星又是发明家的海蒂·拉玛在科学界获得身份认可的艰难历程,结合海蒂·拉玛的人物传记纪录片,突出好莱坞在性别上对科学家形象建构的重要影响和制约。第5章,从跨文化的角度解读好莱坞电影中呈现的邪恶派虚构中西科学家的形象,分析了科学狂魔的形象特点,阐述虚构科学家和现实科学家的距离,以及好莱坞电影如此呈现的原因和对受众的影响。第6章,结语部分从全局对好莱坞电影中建构的科学家形象进行总体类型和特征归纳,从电影对公众理解科学的实践意义上突显本篇论文分析的立足点以及实践意义所在。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1.无论哪种好莱坞科学家电影类型,电影中的科学往往或者必然是当时科学技术特定阶段和科学思想发展的产物,电影对科学知识的合法性的传播面临着挑战,电影所呈现的科学家的可信度影响着受众对科学家电影的理解。2.受众对电影中的科学家形象的接纳度反作用着科学家形象的进一步塑造。3.在科学普及和教育中正确导入有关科学家的电影能够强化教育和传播效应。因此,描绘科学家形象的电影在反映科学家群体这个社会成员团体时,必须将其融入社会背景中,突破其刻板模式化印象,无论是呈现正面、或反面的,现实的、或艺术层面虚构的科学家形象,都要考虑到引导公众理解科学的传播任务。
陈启文[5]（2017）在《袁隆平的世界》文中认为第一章人就像一粒种子追溯一个生命的诞生追溯一个生命的诞生,如同探悉一粒种子。一切早已不再是悬念,只是我接下来叙述的前提。这是一个命定为种子而生的人,一个命定要用一粒种子改变世界的人。通过一粒种子,可以追溯物种的起源。"万物的原则,起始于根基",这是古希腊数学家、
韩冬涛[6]（2016）在《后冷战时代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俄苏研究》文中提出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地处欧洲北端,与俄罗斯隔海相望。虽然在俄苏研究领域没有美国和英国那样声名显赫,但是独特的地理位置,与俄罗斯长达一千多年的悠久历史联系,孕育出本地区相对独特的俄苏研究群体和学术思想。冷战后,与美国、英国等西方主要国家的俄苏研究范式转型相似,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俄苏研究在传统区域国别研究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学科理论的应用。面对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转型所带来的学术研究机遇和潜在的经济机会,斯堪的纳维亚国家1990年代在俄苏研究领域的投入不断增加,本地区俄苏研究的机构和研究人员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增长。在此基础上,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冷战后的俄苏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其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也有了相应的提升,从而引起了中国学界的关注。本文主要研究的是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学术界在冷战后对苏联和俄罗斯问题研究的发展状况,是国际问题研究框架下,国别问题研究与国内政治经济进程研究的综合。鉴于苏联解体后,西方转型学理论对于俄罗斯的解释力不足,需要将传统的区域、国别研究与国内进程的深度阐述相结合。因而,一方面,本文通过对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俄苏研究领域的学术发展面貌进行概括,厘清这一特定地区俄苏研究的特点,从而观察该地区学术研究如何与决策互动,从而影响地区政治；另一方面,这又是一个国际政治的命题,主要是观察俄罗斯本身政治、经济的发展与变化,如何成为该地区学术的“镜像认知”。为何同样的俄罗斯现象会在不同地区的学术认知中出现不同的分析与解释?这一双向互动本身已经成为当代国际政治经济一个不可忽视的内容。简单地说,学术认知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的重要工具。在整体结构上,本文共分为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共10章节内容。首先,对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俄苏研究的历史发展进行梳理,对当前研究状况进行总结,并初步提出本地区俄苏研究的特点；随后进入本文的重点研究内容——对本地区代表性学者的学术思想进行系统性的解读和分析,从学术史的分析中汲取尽可能多的营养;最后,对本地区俄苏研究的独特性、面临的挑战进行概括。第一组成部分绪论与第一章。在阐述本研究的源起,在理论、实践和学术交流方面的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基本框架和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创新和不足之处。第一章——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俄苏研究概述。由历史发展脉络、当前研究状况以及研究特点的初步总结构成。在历史发展脉络部分,回顾了本地区俄苏研究的发展历程、动因和主要特点。在当代研究状况部分主要总结了冷战后本地区俄苏研究在机构、人员方面的增长状况,和研究议题的变化。初步认为本地区俄苏研究具有如下特点：研究议题集中于中观层面,具有一定程度的分散性特征,注重跨学科研究。第二组成部分,第二章至第八章,对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俄苏研究学界代表性学者的学术思想进行针对性的个案分析。从代表性学者的所属学科和研究领域出发,划分为三项主题。第一主题,冷战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俄罗斯转型研究,包括瑞典学者奥斯隆德从新自由主义视角下对俄罗斯资本主义革命的研究,瑞典学者赫德兰在新制度主义背景下对俄罗斯转型的研究,丹麦学者诺格德在比较政治、经济学框架下下对原苏东国家的转型研究。第二主题,冷战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俄罗斯历史研究,包括芬兰学者苏特拉从经济思想史角度对苏联经济思想演进的研究,丹麦学者罗森菲尔特从政治制度史角度对斯大林信息控制体系的历史研究。第三主题,冷战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俄罗斯外交研究,包括挪威学者诺依曼基于治理模式认同视角对俄罗斯与国际社会（欧洲）关系的研究,瑞典学者琼森从政策分析角度对俄罗斯1991年至20世纪初零和观念下中亚政策的研究。之所以选择这两位学者,主要是考虑到其研究对象在俄罗斯外交战略中的重要性。欧洲不仅在历史上一直是俄罗斯的主要交往对象和西方化思想的来源,更是俄罗斯在转型进程中的重要合作伙伴。中亚对于俄罗斯来说更像是“兄弟”,它们不仅有着深厚的历史联系,从现实方面来看,中亚地区是俄罗斯在后苏联时代以及后苏联空间中,重要的战略支点。第三组成部分,结论—一相对均衡、务实、兼容发展的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俄苏研究。基于对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俄苏研究历史发展脉络,冷战后研究现状和代表性学者学术思想的分析和了解,就冷战后本地区的俄苏研究就行综合性评价。相对于文化同源的美国和英国,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历史文化传统和利益诉求,在俄苏研究的立场方面力求均衡；以政策需要为研究导向,讲求务实性；在研究议题、研究途径、研究方法、研究框架等方面表现出兼容并包的特征。
杨瑛[7]（2015）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军事活动影响的法律问题探析》文中研究指明1982年缔结,1994年生效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以下简称《公约》）对沿海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被誉为是新的海洋秩序的奠基石,而且被誉为是一部影响21世纪整个世界格局的真正的“海洋宪章”。“《公约》一方面在维持着航行自由与海洋资源利用之间的微妙平衡,另一方面,还在维持着主权权利与对海洋及其资源的控制之间的平衡”①。《公约》不仅是对以前海洋习惯法规则的重新确认,对一些旧的海洋法规则的修改,如对领海宽度的确认、对大陆架边沿的确定,而且还创建了一些新的海域及其法律制度,如群岛水域、专属经济区、国际海底等等。《公约》在克服了国家自身利益的基础上,在影响国家主权与主权权利,特别是对一些在历史上国家之间曾经发生过战争或者是战争威胁的具有重要意义的海洋资源方面获得了妥协和认可,这是《公约》的巨大成功。尽管《公约》是国际间多种势力相互妥协的产物,有一定的不足,甚至是严重的缺陷,但其仍是迄今为止国际上最全面、最综合的管理海洋的国际公约,不仅会对国际社会产生全方位的影响,如对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空间利用等,还会为海洋活动提供基本的法律框架,建立新的海洋秩序。“国际法蕴涵着重要的军事价值,因为国际法的产生是当人类不能够避免采取必要的军事活动,而又要防止军事活动过于肆虐和残酷而达成妥协的结果。因此,国际法不可能单纯的离开必要的军事活动而曲高和寡”②。海洋,自古以来就与军事活动密不可分,而且随着国际社会海洋竞争的日益激烈,以及不断减少的陆地资源和不断增加的人口,越来越显现出日益重要的海洋资源的战略价值。资源利用是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主要议题。1982年的《公约》通过确认专属经济区制度、扩大大陆架概念以及建立了国际海底的采矿制度而获得了引人注目的革新。但与此相比较起来,在新的海洋法公约中有关对军事活动与使用武力的规定却很少。《公约》规定了和平利用海洋以及明确禁止使用武力。③然而,军事活动依旧继续在世界海洋中存在并增加着,而且,普遍扩大的海洋管辖权也一定会在沿海国与军事强国之间引起军事对抗事件的发生。本文试图以军事活动的视角重新审视和深入解读《公约》,从《公约》规定的各种海域与军事活动相关的法律制度进行系统的研究,例如,文章从领海、群岛水域及海峡、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公海等各海域以及航空行使规定的各法律制度中的规定出发探究其对平时海上军事活动的影响,并对相关案例,如科孚海峡案、中美南海撞机事件、赛加尔号案等,以及案件所涉及的相关法律制度进行详细的分析,借鉴西方国际法学者的观点,找到在某些特定情形下,在海上使用武力的合法性的法律依据。军事活动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平时军事活动,另一部分是战时军事活动,即战争。与海洋联系密切的军事活动是平时海上军事活动与海战。《公约》是对各种海域制度以及人类平时的各种海洋活动的规范,因此,《公约》对海上军事活动的影响也就仅局限于海上平时的军事活动。海上平时军事活动是人类海洋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国际海洋法的影响,两者之间具有相互影响的作用：海上军事活动不仅可以促进海洋立法的发展和完善,而且,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海洋法又对海上军事活动增加了诸多的规范和限制。《公约》是平时海上军事活动的主要依据,因为其赋予了军舰在海上的各种权利,如豁免权、无害通过权、过境通行权、群岛海道通行权、航行自由权、管辖权等。但同时,《公约》也在一些情况下对军事活动进行了规范和限制,如军舰在行使无害通过权时,不能使用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侵害沿海国的主权、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外国船舶在沿海国的领海内行使,都必须遵守《公约》第19（2）条的所有规定,即“通过不得损害沿海国的和平、良好秩序或安全”。“当行使无害通过权力的时候,潜水艇必须浮出水面并展示其国旗”。《公约》第39条要求军舰或飞机在行使过境通行权时应当“毫不迟延的通过或飞越”海峡,而且也“不得在行使过境通行权的同时使用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以侵害沿海国的主权、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而且根据《公约》第54条的规定,第39条的规定也同样适用于群岛海道制度中。关于在专属经济区内是否可以进行军事活动的争议最激烈,一些海洋强国认为专属经济区是公海的一部分,具有国际海域的性质,沿海国只享有与经济有关的管辖权,而军事活动并不属于沿海国的管辖范围内,因此,各国均享有在专属经济区进行军事活动的权利。然而有些国家则认为沿海国在其专属经济区内享有国家安全利益,任何其他国家在沿海国的专属经济区内进行各种军事活动必须要得到沿海国家的同意才可进行,因为专属经济区是自成一体的特殊区域,与公海有着不同的法律地位及性质。总之,军事活动如何符合专属经济区制度；又有哪些国际规则在规范专属经济区内使用武力的军事活动；如何在不违反国际法、沿海国的法律规章以及国际惯例的情况下,顺利地达到军事演习的效果、保证航行、训练安全以及其他海上军事活动的顺利进行；如何制止外国舰船飞机在沿海国管辖海域的非军事活动,维护国家海洋权益,这些都是我们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可以说,本文是以海上平时军事活动为视角对《公约》进行深入、系统的解读,以期能够指导各国的平时海上军事活动,使海上平时军事活动更加规范化,以减少冲突,维护和平的海洋秩序。
刘舸[8]（2014）在《苏共高层领导人的理论素养与苏联兴亡关系研究》文中认为论文把苏共高层领导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作为研究苏联兴亡的核心线索,以苏联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历史事件为依托,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研究方法,辅以历史学和政治学研究方法,论证了苏共高层领导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与苏联兴亡的内在联系。首先,论文总结了无产阶级领袖的历史作用及其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并从严格的概念上界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内涵和基本表现形式。其次,论文详细阐述了五代苏共高层领导人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实际状况与苏联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对应关系:以列宁为核心的苏共第一代领导人一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奠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兴旺发达;以斯大林为核心的苏共第二代领导人具有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探索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斯大林模式”并取得伟大成就;以赫鲁晓夫为核心的苏共第三代领导人平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导致苏共理论与决策失误并为苏联亡党亡国埋下了潜在的政治危机;以勃列日涅夫为核心的苏共第四代领导人缺乏理论素养导致苏共意识形态和执政总危机;以戈尔巴乔夫为核心的苏共第五代领导人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则将苏联彻底推进了亡党亡国的深渊。最后,论文得出三点基本结论:第一,无产阶级政党的民主集中制在社会主义初创时期还不完善,在对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监督不够的情况下,党的高层领导人的理论素养和精神追求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带有决定性意义。正因如此,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兴衰成败与苏共高层领导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直接相关。第二,丧失阶级立场、放弃阶级分析方法是赫鲁晓夫以降的苏共高层领导人思想与政治崩溃的起点。第三,自赫鲁晓夫以降的苏共高层领导人丧失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导致苏联亡党亡国的关键。论文最后强调:马克思主义、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构成生命共同体,一损俱损、共生共荣,其中马克思主义是这个生命共同体的灵魂。不断提高无产阶级政党特别是党的高层领导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是对共产党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能否巩固发展带有决定性意义的重大问题。在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中,共产党高层领导人都必须自觉地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政权必须牢牢掌握在具有优秀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人手中。
王丽[9]（2014）在《论全球风险社会背景下的公共危机治理 ——一种文化视域的阐释》文中研究表明全球风险社会下,环境危机、粮食危机、能源危机、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地区冲突与战争、恐怖主义、大规模暴力冲突、屠杀、流行性疾病、极端灾害性天气事件、贫困、饥荒、自然灾害、大型交通事故等等,一直在持续不断地挑战人类社会的抗压力。游荡在全球各个角落的风险和频繁发生的各种公共危机向人们昭示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生活在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全球风险社会下,面对重重灾难与各种突发事件,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正在面临着日趋复杂和严峻的威胁和挑战。在此背景下,对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治理的研究就越发的紧迫和重要。本文创新性地从文化这个整体性视角出发,运用多角度、跨学科的分析方法力图对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产生的现状、深层原因、形成机制以及治理模式的结构进行全面阐释。本文的研究把历史例证与概念性讨论交织在一起,把研究对象和问题放在现代文化形成的长时段历程中进行分析,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力图对问题进行“深描说”。本文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1）.对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的分析和研究。这部分研究主要是从长时段的文化演化角度去分析公共危机、全球风险社会以及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的发展状态、内涵及特征。（2）.对文化、主要是现代文化进行分析和研究。力图全面地把握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内涵和特征,并形成自己对现代文化的认识、观点和分析框架,从而为下一步的分析和阐释奠定基础。（3）.从文化视域对公共危机、全球风险社会、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形成机制的分析和研究。这一部分是本文的核心,包含以下三方面内容:一是文化与公共危机之间的因果逻辑关联,二是现代文化与全球风险社会之间的因果关联,三是现代文化与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之间的因果关联。其核心在于解决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是如何与现代文化变迁的各种力量相一致的,即作为全球风险社会及其现代性公共危机根源的现代性风险是如何在现代文化体系内被系统地制造和大规模释放的这一关键性问题。（4）.对治理的分析和研究。通过对治理历史的分析和阐释,重新认识和界定治理。（5）.对全球风险社会下公共危机治理机制的分析和研究。通过对现代文化体系内形成的风险和危机应对机制的研究,分析当前公共危机治理机制的构成和存在的问题。总的来讲,本文力图在现代文化框架下对全球风险社会之公共危机治理的一种阐释性分析。通过研究,本文发现:（1）.公共危机作为文化的产物,是在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并对人类文化发展造成重大影响的文化构成。（2）.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作为现代性风险集结演化的产物,是一种结构性暴力。（3）.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这种结构性暴力的系统基质就是现代文化。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是现代文化扩张的产物。（4）.现代文化是一个由社会实在构成的集合。社会化大生产是现代文化的组织方式。现代文化本质上是一个由知识的社会化大生产、制度的社会化大生产以及物质商品的社会化大生产构成的社会化大生产系统。社会化大生产的系统产物就是包括知识、制度、物质商品以及现代性风险在内的各种社会实在。（5）.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治理是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历史可以追溯到16世纪乃至更早。治理作为现代文化的管理方式,既是一种对生命进行控制的权力技术体系,也是一种安全管理机制。（6）.现代文化不仅系统地生产出大量的现代性风险和公共危机,还形成了包括一般性安全机制、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危机管理机制在内的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治理机制。在对现代文化的理解和阐释的基础上,本文力图从五个方面的内容对现代文化和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阐释和证明:一是从观念层面分析现代文化与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之间的因果关系,现代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所蕴含的矛盾与冲突是导致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的内在根源。二是从作为现代文化组织方式的社会化大生产出发分析现代性风险与公共危机的形成过程。三是从社会实在本体论这一微观角度出发,通过社会实在建构过程的分析阐释现代性风险如何在社会化大生产过程中系统地生产和释放。四是从现代文化之管理方式治理出发,分析治理机制与风险和公共危机之间的相互关系。五是从经济社会角度分析经济社会与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的因果关联。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研究视角的创新,从文化视角对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进行分析和阐释;二是对治理界定的创新,本文认为治理作为现代文化的管理方式,既是现代文化用以控制风险和管理公共危机的手段,其本身也蕴含着暴力和各种矛盾;三是在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与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关系的阐释上有所创新,在对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进行区分的基础上分别阐述它们与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之间的因果关系;四是研究方法的创新,从文化这个难以驾驭的整体性视角出发,跨学科、多角度,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问题进行分析和论证。由于作为一种基础性研究,本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从现代文化视域对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治理作一种阐释性分析,因此在对策方面的探讨和分析较少,这为后续研究点奠定基础的同时也预留了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杨晓辉[10]（2013）在《日本当代生态文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文明的发展，地球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人类俨然成为文明的受害者。科学技术的进步，给人类带来幸福的同时，也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人类开始质疑，单纯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是否能够真正解决当下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解决人类的生活态度和生存方式等精神层面的问题。人文社科界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文学界的研究动向，生态文学研究也在这个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生态文学是在生态学思潮影响下，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通过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探寻生态危机、精神危机和思想危机的一种文学形式。本论文以生态批评理论为支撑，以日本文学的历史发展为线索，以20世纪60-80年代经典作家的生态文学作品为文本分析对象，通过运用生态批评的基本范畴“场所”，阐释作品中的场所意识，探讨日本当代生态文学的生态危机意识和和生态思想，指出日本当代生态文学研究的意义与影响。论文共分六章。第1章为导论，概述了世界范围内生态文学的产生、发展轨迹，生态批评的概念，以及日本生态文学的发展和研究特点，并阐明论文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第2章分析了代表性生态预警作品，具体以水上勉的《大海獠牙》和西村京太郎的《污染海域》为分析对象，两部作品均为较典型的具有生态视角的推理小说。《大海獠牙》发表于20世纪60年代，作品以水银中毒的“水俣病”为题材，反映了工业公害对人民生活和生命带来的严重伤害，揭露了环境污染问题和经济发展的弊端。《污染海域》对人类的精神生态做了积极探索和解读，使得小说成为一部充分展示作者生态智慧的作品。第3章重点分析了石牟礼道子及其代表作《苦海净土——我们的水俣病》、《神灵的村庄》和《天之鱼》。上述三部作品被誉为“苦海净土”三部曲。《苦海净土——我们的水俣病》的内容涉及公害认定到结成水俣病对策市民会议组织这一时期的事件，基本属于水俣病未社会化、政治问题化之前，被害者默默忍受痛苦那一阶段的描述。“苦海净土”三部曲之二的《神灵的村庄》描写的是1969年9个患者家庭提起诉讼到第二年1970年出席日本氮肥公司股东大会，即“诉讼派”的运动最终受到社会关注的时期。而三部曲之三的《天之鱼》主要反映的是1973年诉讼判决之后所发生的事件。石牟礼道子是一位生态问题的忧患者和思索者，在极其惨烈的岁月的煎熬下，她将关注点落在因生态环境恶化而受尽磨难的水俣人身上。她的作品最大的特点是方言运用多，叙述中夹杂着诗性的文学气息，文学符号的浓缩性比较强。第3章将运用文学符号学方法，从生态批评视阈对石牟礼道子的三部作品进行解读。第4章着眼于有吉佐和子的《复合污染》和《有吉佐和子的中国报告》，两部作品分别创作于1975年和1979年，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提出了诸如大气污染、农药、化肥等人类无法回避的生态环境问题，指出了公害的严重性，对公害制造者进行了严正谴责。作品带着独特的生态哲思色彩,彰显出一种新的觉醒和追求,充满伦理评判和哲学思考。作品描写的20世纪70年代的中日两国的环境问题，能够为当下的我们提供史料层面的资料参考。第5章概述了反映日本核能问题的文学作品。战后核能的和平利用问题，因具有生态污染的巨大隐患，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重大社会问题，本论文的“核”文学定位于反映战后核电站主题的“原发”文学作品，所谓“原发”文学即“核电站”文学，指的是反映核电站主题的文学。通过这些作品可以洞察到日本作家对核能和平利用的顾虑与忧思。第6章以20世纪70-80年代具有生态意识的随笔为中心。在一部分作家投身于“原发”作品创作的同时，另一批作家则把笔触对准反映人与自然之关系的随笔上。20世纪70年代以后，尤其是80年代以后，虽然受60-70年代工业公害影响，部分作家的随笔仍带有工业公害影响的印迹。但已脱离了石牟礼道子和有吉佐和子时代那种强烈的控诉基调，抒情式、田园式的思考已经混杂其中，并渐占上风。如野田知佑的《畅游日本河川》、高天宏的《与树邂逅》、山尾三省的《圣老人——作为百姓、诗人、信仰者》等。诗性的语言、真切的场景，引领读者重新思考人与场所、人与自然的关系，思考如何用心灵体验最本真的自然，从而引发读者对生态问题投入关注。第7章总结了日本当代生态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启迪意义。从20世纪60年代水上勉的《大海獠牙》到80年代的“原发”文学和生态文学随笔，都传递着相同的声音，即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此外，第7章也指出了中日两国当代生态文学在创作类型、产生年代等方面存在的差异。虽然部分日本作家对自然感悟深透，拥有强烈的生态意识，但创作上却没有陷入对生态危机一味批判的境地，这一点是值得我国生态文学作家学习和借鉴的。目前，生态批评视阈下的日本当代生态文学研究，尚未进入系统的、具体的原典实证研究阶段。所以，从生态批评视角审视日本当代文学，探寻生态危机的文化、社会根源，为推动我国生态文学研究的健康发展尽微薄之力，也是本研究的目的所在。
二、乌克兰否认逮捕一名海洋生物学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乌克兰否认逮捕一名海洋生物学家（论文提纲范文）
（1）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俄国书刊审查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关于书刊审查以及对象的概念界定 |
| 二、选题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国外研究现状 |
| 2.国内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研究思路 |
| 2.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1章 俄国书刊审查发展的历史沿革 |
| 1.1 俄国书刊审查的起源 |
| 1.1.1 书刊审查的发端——宗教审查 |
| 1.1.2 第一个正式书刊审查文件——《百章会议》 |
| 1.2 世俗领域书刊审查的兴起 |
| 1.2.1 世俗书刊审查初露锋芒 |
| 1.2.2 世俗领域书刊审查体系初步成型 |
| 1.2.3 书刊审查组织工作 |
| 1.3 俄国书刊审查制度的确立 |
| 1.3.1 《1804年书刊审查章程》 |
| 1.3.2 19世纪初的俄国出版业现状 |
| 1.4 书刊审查秩序的重新建构 |
| 1.4.1 书刊审查法律秩序的重新建构 |
| 1.4.2 书刊审查机构的重新建构 |
| 1.4.3 尼古拉一世时期的新闻出版业 |
| 1.5 本章小结 |
| 第2章 19世纪60年代书刊审查政策调整的论争 |
| 2.1 失败的战争与社会舆论力量的崛起 |
| 2.2 知识分子阶层的书刊审查政策观 |
| 2.2.1 革命民主派 |
| 2.2.2 自由派 |
| 2.2.3 斯拉夫派 |
| 2.2.4 保守派 |
| 2.3 官僚阶层的书刊审查政策观 |
| 2.3.1 自由派官僚 |
| 2.3.2 保守派官僚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书刊审查政策立法 |
| 3.1 书刊审查政策立法筹备 |
| 3.2 书刊审查机构改革 |
| 3.2.1 书刊审查隶属权的变更 |
| 3.2.2 中央书刊审查机构组织改革 |
| 3.2.3 地方书刊审查机构改革 |
| 3.3 主要的书刊审查政策 |
| 3.3.1 废除部门书刊审查体系 |
| 3.3.2 施行预审制豁免制度 |
| 3.3.3 新惩罚机制体系 |
| 3.3.4 引入司法审判体系 |
| 3.3.5 设立印刷厂、图书贸易专职监察员 |
| 3.4 1865年4月6日书刊审查政策立法评述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书刊审查政策调整的影响 |
| 4.1 改变了俄国书刊审查官员结构 |
| 4.2 改变了俄国定期出版物的结构 |
| 4.2.1 俄国出版物数量增加 |
| 4.2.2 改变了定期出版物结构 |
| 4.3 俄国出版业的资本化趋势 |
| 4.3.1 报刊成员组织构成 |
| 4.3.2 日趋现代化的印刷厂 |
| 4.3.3 报刊的财务资本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书刊审查政策的倒退 |
| 5.1 国家政权与社会舆论力量的对比 |
| 5.2 俄国政府的舆论宣传 |
| 5.2.1 创办普适性官方报刊 |
| 5.2.2 支持半官方出版物 |
| 5.2.3 支持保守派和右翼报刊 |
| 5.3 渐趋反动的出版业政策 |
| 5.3.1 书刊审查领域保守主义思想的强化 |
| 5.3.2 逐渐增多的反动政令 |
| 5.3.3 反动书刊审查政策下的出版物现状 |
| 5.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主要学术成果 |
| 后记 |
（2）语言接触视角下汉语俄源词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0 选题缘起 |
| 1.1 研究对象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 |
| 1.4 语料来源 |
| 1.5 研究方法 |
| 1.6 已有成果研究综述 |
| 1.6.1 语言接触研究 |
| 1.6.2 语言接触引发的语言结构演变研究 |
| 1.6.3 语言结构演变中的词汇借用研究 |
| 1.6.4 汉俄语言接触与俄源词研究 |
| 第二章 不同历史时期汉俄语言接触与俄源词的引进 |
| 2.1 恰克图边境贸易兴起时期俄源词的引进 |
| 2.1.1 “恰克图混合语”的形成与汉俄语言接触 |
| 2.1.2 俄源词的引进与特点 |
| 2.2 中东铁路修筑时期俄源词的引进 |
| 2.2.1 “哈尔滨汉俄混合语”的形成与汉俄语言接触 |
| 2.2.2 俄源词的引进与特点 |
| 2.3 “五·四”至解放前时期俄源词的引进 |
| 2.3.1 大批俄苏译着出版发行与汉俄语言接触 |
| 2.3.2 俄源词的引进与特点 |
| 2.4 中苏友好时期汉俄语言接触与俄源词的引进 |
| 2.4.1 自上而下的“苏联热”与汉俄语言接触 |
| 2.4.2 俄源词的引进与特点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俄源词语音本土化及主要动因 |
| 3.1 俄源词音节结构类型演变及方式 |
| 3.1.1 俄语A类音节结构在汉语中的演变 |
| 3.1.2 俄语C类音节结构在汉语中的演变 |
| 3.1.3 俄源词音节结构演变方式 |
| 3.2 汉俄音系匹配类型及方式 |
| 3.2.1 汉语声母匹配俄语词首辅音 |
| 3.2.2 汉语韵母匹配俄语元音 |
| 3.2.3 特殊匹配 |
| 3.2.4 汉俄音系匹配方式 |
| 3.3 俄源词语音本土化的主要动因 |
| 3.3.1 汉俄语音差异 |
| 3.3.2 汉语母语者的认知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俄源词词汇本土化及主要动因 |
| 4.1 俄源词结构演变类型 |
| 4.1.1 音译语素组合构词 |
| 4.1.2 汉俄混合式构词 |
| 4.1.3 借俄重组式构词 |
| 4.1.4 喻义仿造式构词 |
| 4.1.5 汉语简缩式构词 |
| 4.2 不同结构类型在汉语中的竞争 |
| 4.2.1 意译形式取代音译形式 |
| 4.2.2 意译形式与音译形式并存 |
| 4.2.3 音译形式独立 |
| 4.3 俄源词表意本土化 |
| 4.3.1 音义相兼 |
| 4.3.2 词义变化 |
| 4.3.3 语用意义变化 |
| 4.3.4 影响汉语固有词词义 |
| 4.4 俄源词词汇本土化的主要动因 |
| 4.4.1 适应汉语语言系统 |
| 4.4.2 社会、心理、文化等因素的促动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俄源词在汉语中的活力 |
| 5.1 俄源词在汉语中的总体活力 |
| 5.1.1 失去活力俄源词的分布 |
| 5.1.2 有活力俄源词的分布 |
| 5.2 有活力俄源词的特点 |
| 5.2.1 活力程度 |
| 5.2.2 活力特征 |
| 5.3 影响俄源词活力的因素 |
| 5.3.1 语言因素对俄源词活力的影响 |
| 5.3.2 社会因素对俄源词活力的影响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3）生态批判与图景构建 ——当代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当代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缘起与发展 |
| 2.1 生态社会主义的概念阐释 |
| 2.1.1 国外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的阐述 |
| 2.1.2 国内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的界定 |
| 2.2 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
| 2.2.1 资本主义国家生态危机爆发频繁 |
| 2.2.2 对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生态问题的反思 |
| 2.2.3 西方社会生态运动的蓬勃发展 |
| 2.3 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渊源 |
| 2.3.1 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 |
| 2.3.2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理论 |
| 2.3.3 西方自然科学的生态理论思潮 |
| 2.4 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 |
| 2.4.1 基本形成阶段 |
| 2.4.2 蓬勃发展阶段 |
| 2.4.3 成熟完善阶段 |
| 2.4.4 与时俱进阶段 |
| 第3章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 |
| 3.1 生态危机的根源 |
| 3.1.1 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 |
| 3.1.2 技术异化是造成生态危机的直接原因 |
| 3.1.3 消费异化是加剧生态危机的重要原因 |
| 3.1.4 生态帝国主义导致全球性经济危机 |
| 3.2 生态资本主义的虚幻性 |
| 3.2.1 自由市场无法解决生态危机 |
| 3.2.2 绿色经济无法解决生态危机 |
| 3.2.3 技术改良主义无法解决生态危机 |
| 3.2.4 人口政策无法解决生态危机 |
| 3.3 奥康纳:资本主义“双重危机”理论 |
| 3.3.1 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的构建 |
| 3.3.2 资本主义“双重危机”的阐释 |
| 3.3.3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根源的探寻 |
| 3.3.4 资本主义可持续性的否定 |
| 第4章 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解 |
| 4.1 对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否定 |
| 4.1.1 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基本立场 |
| 4.1.2 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典型表现 |
| 4.1.3 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社会主义批判 |
| 4.2 人类中心主义的回归 |
| 4.2.1 对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 |
| 4.2.2 建立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理论 |
| 4.3 佩珀:人类中心主义的重构 |
| 4.3.1 对格伦德曼人类中心主义的继承 |
| 4.3.2 对生态中心论的马克思主义批判 |
| 4.3.3 对人类中心主义的重构 |
| 第5章 生态社会主义:解决生态危机的构想 |
| 5.1 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构想 |
| 5.1.1 生态社会主义的构建原则 |
| 5.1.2 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模式 |
| 5.2 生态社会主义的实现路径 |
| 5.2.1 生态社会主义实现的主体 |
| 5.2.2 生态社会主义实现的方式 |
| 5.2.3 生态社会主义的实践尝试 |
| 5.3 科威尔:生态社会主义的全面构建 |
| 5.3.1 对于实存生态政治的批判 |
| 5.3.2 生态社会主义的未来图景 |
| 5.3.3 生态社会主义的实现过程 |
| 第6章 乌托邦式的幻景:生态社会主义的实质 |
| 6.1 生态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相似之处 |
| 6.1.1 二者皆以马克思主义为立论导向 |
| 6.1.2 二者皆反对资本主义制度 |
| 6.1.3 二者皆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
| 6.2 生态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 |
| 6.2.1 理论基础不同 |
| 6.2.2 对社会变革方式的认识不同 |
| 6.2.3 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认识不同 |
| 6.2.4 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不同 |
| 第7章 价值意蕴与现实意义:生态社会主义的思想评析及启示 |
| 7.1 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评价 |
| 7.1.1 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积极贡献 |
| 7.1.2 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局限性 |
| 7.2 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
| 7.2.1 大力发展生态经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
| 7.2.2 加强民主政治建设,保障社会公平正义 |
| 7.2.3 实施生态伦理和生态道德教育系统工程,构建正确的生态价值观 |
| 7.2.4 克服技术社会“异化”,彰显科技生态价值 |
| 7.2.5 严防生态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控制 |
| 7.2.6 加快生态环境治理,着力建设美好家园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科学家形象的建构与传播 ——以好莱坞电影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对象、动因及意义 |
| 1.2 科学家形象以及科学家在好莱坞电影中的形象研究现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重点难点、创新点及论文框架 |
| 1.4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思路与框架 |
| 第2章 科学家银幕形象建构的一般概述 |
| 2.1 科学家银幕形象建构的相关要素 |
| 2.1.1 科学家以及科学家形象概念的界定 |
| 2.1.2 影响科学家银幕形象确立的好莱坞电影运作机制和社会环境 |
| 2.1.3 科学家形象的建构立场 |
| 2.1.4 科学家形象的建构策略 |
| 2.2 西方科学家银幕形象的历史回顾:世界史角度 |
| 2.3 科学家银幕形象的历史分期和变迁综述:好莱坞电影史角度 |
| 2.3.1 20 世纪流行的疯狂科学家高潮 |
| 2.3.2 20 世纪30-40 年代:基于现实科学家生活的电影平息疯狂科学家的高潮 |
| 2.3.3 20 世纪50-70 年代,电影多样性下的战后反思和冷战思维下的科学家形象 |
| 2.3.4 20 世纪80 年代始:成熟的科学英雄形象的兴起 |
| 2.3.5 20 世纪90 年代始,“人性回归”:温情的科学家形象的出现 |
| 2.3.6 21 世纪:科学大背景下的大制作电影中的科学家形象 |
| 2.4 科学家银幕形象的塑造:演员理解科学家的角度 |
| 2.5 形象塑造与形象差异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现实中的科学家的形象建构案例分析 |
| 3.1 现实中的科学家银幕形象历史沿革 |
| 3.2 典型性归纳与个案分析 |
| 3.2.1 刻板印象的树立 |
| 3.2.2 人性体现的融入 |
| 3.2.3 走进科学家心灵 |
| 3.2.4 科学家的合作形象 |
| 3.2.5 文化冲突中的科学家形象 |
| 3.2.6 有争议的科学实验中的科学家形象 |
| 3.3 电影中呈现的现实科学家和科学家原型的参照 |
| 3.3.1 《伟人爱迪生》中的圣人印象 |
| 3.3.2 好莱坞化的爱因斯坦 |
| 3.3.3 《美丽心灵》离现实中的纳什的心灵有多远? |
| 3.3.4 《模仿游戏》对现实中图灵的模仿成功了吗? |
| 3.3.5 《知无涯者》观众不知道的拉马努金的一面 |
| 3.3.6 《自闭历程》面对的挑战:呈现当代在世科学家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女性科学家形象的建构 |
| 4.1 女性科学家银幕形象的历史分期及形象演变回顾 |
| 4.2 个案分析 |
| 4.2.1 居里夫人在好莱坞电影中的呈现 |
| 4.2.2 海蒂·拉玛:从好莱坞影星到发明家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虚构的科学家形象建构 |
| 5.1 邪恶科学家形象的建构与呈现 |
| 5.1.1 西方邪恶科学家形象的典型:弗兰肯斯坦 |
| 5.1.2 东方邪恶科学家形象的典型:傅满洲 |
| 5.2 痴迷狂魔科学家的呈现:数学家麦克斯颠倒的数字人生 |
| 5.3 对新一代科学家心灵救赎的关注:电影《心灵捕手》 |
| 5.4 对未来科学家形象的展望:《漫威动画》系列 |
| 5.5 虚构科学家形象的特点以及现实和虚构的形象差异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 章 结语 |
| 6.1 科学家银幕形象建构之归纳 |
| 6.2 科学家银幕形象的建构之科学传播意义与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图目录 |
| 附录2:文中出现的主要人名译名对照表 |
| 附录3:文中出现的部分电影在各大媒体上的译名一览表 |
| 附录4:100部好莱坞电影中的科学家统计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和学术活动 |
| 致谢 |
（6）后冷战时代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俄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部分 绪论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俄苏研究概述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四节 研究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 |
| 第六节 本课题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俄苏研究概述 |
| 第一节 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与俄罗斯的历史联系 |
| 第二节 冷战时期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俄苏研究 |
| 第三节 后冷战时期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俄苏研究的新发展 |
| 第四节 后冷战时代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仍将俄苏研究归于区域、国别研究框架下 |
| 第五节 后冷战时期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俄苏研究特点的初判断 |
| 第二部分 后冷战时代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俄罗斯转型研究 |
| 第二章 新自由主义者视角下的俄罗斯资本主义革命 |
| 第一节 俄罗斯转型——一场资本主义革命 |
| 第二节 俄罗斯资本主义革命进程的开启——失败的戈尔巴乔夫改革 |
| 第三节 俄罗斯资本主义革命的混合结果——“市场成功,民主失败” |
| 第四节 导致资本主义革命混合结果的“罪魁”——寻租的国有企业经理 |
| 第五节 俄罗斯资本主义革命的终结——普京治下的威权主义回归 |
| 第六节 奥斯隆德——新自由主义理念“坚定的”支持者 |
| 第三章 新制度主义背景下的俄罗斯制度变迁 |
| 第一节 制度变迁——制度与观念的双重转变过程 |
| 第二节 制度变迁的关键——打破路径依赖 |
| 第三节 俄罗斯制度变迁的历史循环——“未能打破的路径依赖” |
| 第四节 叶利钦时期制度变迁的失败——休克疗法成为“掠夺盛宴” |
| 第五节 普京时代制度变迁的逆转——“莫斯科公国”的重建 |
| 第六节 俄罗斯打破路径依赖的希望——“国家作出可信的承诺” |
| 第四章 比较政治经济学框架中的原苏东国家转型分析 |
| 第一节 转型比较分析的基本逻辑——民主政治决定经济变革进程 |
| 第二节 初始条件制约下的经济制度变革战略选择与转型成本分析 |
| 第三节 转型成本引发政治反应——民主政治影响经济制度变革的关键路径 |
| 第四节 民主政治与经济制度变革的良性互动才能实现转型成功 |
| 第三部分 后冷战时代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俄罗斯历史研究 |
| 第五章 经济思想史分析框架下的苏联经济思想演进 |
| 第一节 苏联改革前阶段经济思想演进——从“百家争鸣”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统天下” |
| 第二节 苏联改革阶段经济思想演进——“从间接集中化到市场社会主义” |
| 第三节 苏联改革的失败同时意味着经济学说的失败 |
| 第六章 政治体制类型学分析路径下的斯大林信息控制体系重现 |
| 第一节 斯大林信息控制体系的基础——列宁遗留的秘密原则 |
| 第二节 信息控制体系的初建与扩展——斯大林对信息流通的初步个人控制 |
| 第三节 信息控制体系的“升级”——斯大林对信息流通的个人垄断 |
| 第四节 后斯大林时代信息控制体系的衰落和重组——决策信息的相对多元化 |
| 第五节 斯大林垄断性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息控制 |
| 第四部分 后冷战时代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俄罗斯外交研究 |
| 第七章 治理研究视角下的俄罗斯与国际社会关系探析 |
| 第一节 诺依曼对国际社会理论的扩展——治理模式认同 |
| 第二节 持续阻碍俄罗斯模仿西方治理模式的根源——对于“欧洲的他者认知” |
| 第三节 现代化治理模式不能简单等同于西方化的治理模式 |
| 第八章 国际政治背景下的俄罗斯中亚政策评析 |
| 第一节 后苏联时代俄罗斯中亚政策的新背景——“关系的重构” |
| 第二节 叶利钦时期“零和博弈”观念下的俄罗斯中亚政策——昆乱与力不能及 |
| 第三节 普京时期“零和博弈”观念下的俄罗斯中亚政策——“积极与务实” |
| 第四节 俄罗斯的中亚政策能否从“零和博弈”走向“合作博弈” |
| 第五部分 后冷战时代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相对均衡、务实和兼容的俄苏研究 |
| 第九章 后冷战时代相对均衡、务实、兼容发展的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俄苏研究 |
| 第一节 相对均衡的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俄苏研究 |
| 第二节 务实的斯堪的纳维亚俄苏研究 |
| 第三节 兼容的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俄苏研究 |
| 第四节 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俄苏研究面临的挑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俄苏研究机构简介 |
| 研究成果 |
| 后记 |
（7）《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军事活动影响的法律问题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的主要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动机和目的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的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结构安排、研究方法和主要创新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结构安排 |
| 三、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创新点 |
| 第一章 《公约》与军事活动 |
| 第一节 国际法对军事活动规制的历史沿革 |
| 一、1945年以前的国际法对军事活动的规制 |
| 二、1945年以后的国际法对平时海上军事活动的影响 |
| 三、条约对具体军事活动的规制 |
| 第二节 军事活动 |
| 一、军事活动的主体 |
| 二、军事活动的种类 |
| 三、《公约》涉及的军事义务 |
| 第三节 《公约》对国家安全利益的保护 |
| 第二章 《公约》领海制度对军事活动的影响 |
| 第一节 领海范围对海上军事活动的影响 |
| 一、领海范围对海洋大国军事活动的影响 |
| 二、领海范围对发展中国家军事活动的影响 |
| 第二节 无害通过权制度对海上军事活动的影响 |
| 一、对无害通过行为的法律分析 |
| 二、军舰享有无害通过权的法律分析 |
| 三、无害通过制度对军事活动的影响 |
| 四、军舰无害通过权的相关法律问题 |
| 第三节 无害通过制度以外相关规定对海上军事活动的影响 |
| 一、军舰的主权豁免权对军事活动的影响 |
| 二、沿海国的保护权对军事活动的影响 |
| 三、领海内的海道和分道通航制对军事活动的影响 |
| 四、《海底武器控制条约》对军事活动的影响 |
| 五、《特拉特洛尔科条约》对军事活动的影响 |
| 第四节 领海内使用武力问题分析 |
| 一、领海内使用武力的原因分析 |
| 二、领海内使用武力的目的分析 |
| 三、领海内使用武力的含义分析 |
| 四、领海内允许使用武力的程度分析 |
| 第五节 科孚海峡案相关问题法律分析 |
| 一、领海的法律地位问题分析 |
| 二、军舰的无害通过权问题分析 |
| 三、无害通过权与使用武力问题分析 |
| 第三章 《公约》用于国际航行海峡制度对军事活动的影响 |
| 第一节 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及其通行制度 |
| 一、海峡分类及其通行制度 |
| 二、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分类及其通行制度 |
| 第二节 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制度对军事活动的影响 |
| 一、过境通行制度对军事活动的影响 |
| 二、无害通过制度对军事活动的影响 |
| 第三节 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制度以外相关规定对海上军事活动的影响 |
| 一、穿过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的公海航道或穿过专属经济区的航道对军事活动的影响 |
| 二、主权豁免权对海上军事活动的影响 |
| 三、沿岸国的海道和分道通航制对军事活动的影响 |
| 四、海峡沿岸国的保护权利对军事活动的影响 |
| 第四节 科孚海峡案涉及海峡问题的辩证分析 |
| 一、科孚海峡法律地位分析 |
| 二、科孚海峡案涉及的无害通过权问题分析 |
| 附表：过境通行权与无害通过权之比较 |
| 第四章 《公约》群岛水域法律制度对军事活动的影响 |
| 第一节 群岛水域制度对军事活动的影响 |
| 一、对平时海上军事活动范围的影响 |
| 二、军舰的无害通过权对军事活动的影响 |
| 三、军舰的群岛海道通过权对军事活动的影响 |
| 四、群岛海道通行制度对军事活动的影响 |
| 第二节 群岛水域制度以外其他相关规定对军事活动的影响 |
| 一、群岛水域的分道通航制对军事活动的影响 |
| 二、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的过境通行制对军事活动的影响 |
| 三、军事活动应当遵守国际规章,控制污染 |
| 第三节 海峡的过境通行制、群岛海道的通过制度与无害通过制度对军事活动影响之比较 |
| 一、制度适用对象的不同 |
| 二、通过的表现行为的不同 |
| 三、自卫权行使的不同 |
| 第五章 《公约》专属经济区制度对军事活动的影响 |
| 第一节 专属经济区的法律制度对军事活动的影响 |
| 一、设立专属经济区对军事活动范围的影响 |
| 二、沿海国的权利对军事活动的影响 |
| 三、专属经济区制度对航行和飞越自由权的影响 |
| 四、“其他国际合法用途”对军事活动的影响 |
| 五、“和平目的”条款对军事活动的影响 |
| 六、“适当顾及”条款对军事活动的影响 |
| 七、海洋科学研究对军事测量活动的影响 |
| 第二节 关于剩余权利的法律辨析 |
| 一、专属经济区内因剩余权利引发的军事争端涉及的相关问题 |
| 二、剩余权利归属问题法律分析 |
| 第三节 专属经济区制度以外相关规定对军事活动的影响 |
| 一、沿海国法律法规的执行对军事活动的影响 |
| 二、专属经济区内人工岛屿、设施和结构对军事活动的影响 |
| 三、《公约》第58(2)条对军事活动的影响 |
| 第四节 专属经济区海域内相关军事活动法律分析 |
| 一、军事演习 |
| 二、军事情报收集活动 |
| 三、海底使用设施、设备以及结构 |
| 四、消耗性海洋仪器的使用 |
| 五、使用武力与武力威胁 |
| 第五节 专属经济区提前通知问题的法律分析 |
| 一、提前通知问题的辩证分析 |
| 二、提前通知问题解决路径探索 |
| 第六节 案例分析 |
| 一、神秘船事件法律分析 |
| 二、专属经济区内使用武力的其他案件 |
| 第六章 《公约》大陆架法律制度对军事活动的影响 |
| 第一节 大陆架法律制度对军事活动的影响 |
| 一、专属经济区部分的法律规定对军事活动的影响 |
| 二、大陆架法律制度对军事活动的影响 |
| 第二节 大陆架法律制度以外相关规定对军事活动的影响 |
| 一、沿海国的专属权利对军事活动的影响 |
| 二、沿海国的钻探权利对军事活动的影响 |
| 三、“和平目的”对军事活动的影响 |
| 四、安全利益对军事活动的影响 |
| 第三节 大陆架的军事战略价值 |
| 一、美苏弹道导弹核潜艇的部署 |
| 二、大陆架的军事战略价值分析 |
| 第七章 《公约》公海法律制度对军事活动的影响 |
| 第一节 公海法律制度对军事活动的影响 |
| 一、公海自由原则对海上军事活动的影响 |
| 二、和平目的对海上军事活动的影响 |
| 三、适当顾及对海上军事活动的影响 |
| 第二节 公海法律制度相关规定对军事活动的影响 |
| 一、军事活动适用紧追权法律分析 |
| 二、军事活动适用登临权法律分析 |
| 第三节 公海上使用武力问题法律分析 |
| 一、使用武力的条件分析 |
| 二、使用武力的原则分析 |
| 第四节 塞加号案法律问题分析 |
| 一、专属经济区内适用法律问题分析 |
| 二、紧追权问题分析 |
| 三、使用武力问题分析 |
| 四、船只和船员迅速释放问题分析 |
| 第八章 《公约》航空飞行法律制度对军事活动的影响 |
| 第一节 领海内上空的飞行规则对军事活动的影响 |
| 一、领海上空的飞行规则对军事活动的影响 |
| 二、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上空的飞行规则对军事活动的影响 |
| 三、用于群岛海道上空的飞行规则对军事活动的影响 |
| 第二节 领海外上空的飞行规则对军事活动的影响 |
| 一、专属经济区上空的飞行规则对军事活动的影响 |
| 二、大陆架上空的飞行规则对军事活动的影响 |
| 三、公海上空的飞行规则对军事活动的影响 |
| 第三节 防空识别区的法律分析 |
| 一、建立防空识别区法理依据的探讨 |
| 二、中国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 |
| 三、中日防空识别区冲突问题 |
| 四、中韩防空识别区冲突问题 |
| 五、防空识别区冲突解决路径探索 |
| 第四节 中美南海撞机事件法律分析 |
| 一、专属经济区上空飞行规则法律分析 |
| 二、美国适用《公约》问题分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8）苏共高层领导人的理论素养与苏联兴亡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袖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
| 1.2.2 关于理论的重要性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内涵及其表现形式 |
| 1.2.3 关于苏联亡党亡国的原因分析 |
| 1.2.4 关于苏共高层领导人理论素养与苏联亡党亡国之间的关系研究 |
| 1.3 研究方法和研究难点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难点 |
| 1.4 论文创新点 |
| 第2章 无产阶级领袖的历史作用及其前提条件 |
| 2.1 无产阶级领袖的历史作用 |
| 2.1.1 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建者和传承者 |
| 2.1.2 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核心的主心骨 |
| 2.1.3 无产阶级政党威信和形象的最主要体现者 |
| 2.1.4 共产主义事业首要倡导者 |
| 2.1.5 革命和建设历史转折关头的决策者 |
| 2.2 无产阶级领袖发挥历史作用的前提条件 |
| 2.2.1 理论素养 |
| 2.2.2 实践历练 |
| 第3章 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内涵及其表现形式 |
| 3.1 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内涵 |
| 3.2 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表现形式 |
| 3.2.1 能够理论联系实际地而不是教条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能力 |
| 3.2.2 养成终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习惯 |
| 3.2.3 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并具备良好的党性修养 |
| 3.2.4 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
| 3.2.5 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能力 |
| 3.2.6 牢固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
| 第4章 列宁的理论素养与苏联党和国家的兴旺发达 |
| 4.1 列宁全面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
| 4.2 列宁创立了俄国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 |
| 4.3 在扞卫真理中展现一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 |
| 4.3.1 对俄国民粹主义的批判 |
| 4.3.2 对“合法马克思主义”和“经济主义”的批判 |
| 4.3.3 对考茨基帝国主义和平论的揭露和批判 |
| 4.4 缔造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
| 4.5 新经济政策理论：在实践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
| 第5章 斯大林的理论素养与斯大林模式的伟大成就 |
| 5.1 在革命的办报生涯中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 |
| 5.1.1 创办《斗争报》 |
| 5.1.2 创办《无产阶级斗争报》 |
| 5.1.3 创办《巴库无产者报》和《汽笛报》 |
| 5.1.4 创办《真理报》 |
| 5.2 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历练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 |
| 5.2.1 在革命运动中确立起劳动人民的阶级情感 |
| 5.2.2 在流亡生涯中坚持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 |
| 5.2.3 在列宁的启发下成为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理论家 |
| 5.3 在党内思想斗争中扞卫和继承列宁主义 |
| 5.4 领导苏联探索并创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斯大林模式” |
| 5.5 认真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 |
| 5.6 对斯大林晚年在工作中所犯错误的分析 |
| 5.6.1 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形成与发展 |
| 5.6.2 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消极后果 |
| 第6章 赫鲁晓夫理论素养的缺陷与苏共理论导向和决策失误 |
| 6.1 片面评价斯大林引发国内甚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思想混乱 |
| 6.2 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 |
| 6.2.1 背弃马克思主义的“三和”路线 |
| 6.2.2 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 |
| 6.2.3 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全民党”和“全民国家”理论 |
| 6.3 把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严肃性变为随意性发挥 |
| 6.3.1 宣称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彻底巩固论 |
| 6.3.2 从简单的物质生活层面对共产主义做出庸俗化解释 |
| 6.3.3 不切实际地倡导并推行社会团体治国论 |
| 6.3.4 人为地将苏共分为工业和农业两个党组织 |
| 6.4 改革在总体上演变为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拙劣行动 |
| 第7章 勃列日涅夫缺乏理论素养与苏共意识形态和执政危机 |
| 7.1 不读马列导致庸俗的世界观 |
| 7.1.1 不学习更不懂马克思主义 |
| 7.1.2 掩盖不学无术出尽洋相 |
| 7.1.3 庸俗的世界观导致享乐主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
| 7.2 对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的辩证分析 |
| 7.2.1 经济建设的成就与日益僵化的体制机制 |
| 7.2.2 缓和对斯大林的评价与固守赫鲁晓夫的基调 |
| 7.2.3 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打击与流于形式的无效宣传 |
| 7.3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社会信仰危机和苏共执政挑战 |
| 7.3.1 社会信仰危机 |
| 7.3.2 苏共执政危机及其掩盖的理论危机 |
| 第8章 戈尔巴乔夫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与苏联亡党亡国 |
| 8.1 一个自称“二十大产儿”的领导人 |
| 8.1.1 好学但学会的主要不是马克思主义 |
| 8.1.2 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俘虏 |
| 8.2 借“公开性”丑化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 |
| 8.3 在“民主化”和“多元化”的旗号下剥夺了苏共的领导权 |
| 8.3.1 否定马克思主义一元指导地位 |
| 8.3.2 大批撤换党的高层领导干部，提拔“民主派”人物 |
| 8.3.3 把苏联共产党“革新”成社会民主党 |
| 8.3.4 推行西方式的议会总统制和多党制 |
| 8.4 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成为埋葬苏联的坟墓 |
| 8.4.1 苏共逐渐丧失了战斗力和凝聚力 |
| 8.4.2 社会动乱和经济形势日益恶化 |
| 8.4.3 各种反共势力发展壮大并乘机夺取政权 |
| 8.4.4 民族矛盾激化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个人简历 |
| 发表的学术论文 |
（9）论全球风险社会背景下的公共危机治理 ——一种文化视域的阐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研究综述 |
| 第一节 现有研究的一般性分析 |
| 一、国外的相关研究 |
| 二、国内的相关研究 |
| 第二节 现有研究路径和范式 |
| 一、经济学路径的技术-理性范式 |
| 二、心理学路径和心理测量范式 |
| 三、社会学路径和社会放大模式 |
| 四、公共管理学路径及其相关范式 |
| 第三节 本文的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假设、研究内容和基本思路 |
| 二、核心概念 |
| 三、研究视角 |
| 四、研究方法和路径 |
| 第二章 文化视域下的公共危机演化 |
| 第一节 文化与公共危机 |
| 一、文化的词源解释 |
| 二、文化的概念阐释 |
| 三、文化与公共危机的相互关系 |
| 第二节 前现代社会公共危机的演化 |
| 一、从自然灾害的演化到极端气候事件 |
| 二、古代饥荒与现代饥荒 |
| 三、疾病的流行和传播 |
| 四、战争等集体暴力 |
| 第三节 近现代社会的公共危机 |
| 一、现代文化孕育时期的公共危机 |
| 二、工业革命前及早期的公共危机 |
| 三、二十世纪公共危机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 |
| 第一节 全球风险社会的来临 |
| 一、前奏 |
| 二、风险社会的提出 |
| 三、人口压力、地球承载力与人类的发展境遇 |
| 第二节 风险社会理论评述 |
| 一、风险社会理论内涵 |
| 二、风险社会理论的价值 |
| 三、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缺陷 |
| 第三节 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的形成机制 |
| 一、风险 |
| 二、全球风险社会的形成机制:贝克的逻辑和阐释 |
| 三、从(不)确定性到风险 |
| 四、从风险到全球风险社会 |
| 五、从现代性风险到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 |
| 第四节 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结构性暴力 |
| 一、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现代性公共危机 |
| 二、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结构性暴力 |
| 三、结构性暴力:内涵和特征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现代文化的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现代文化的分析 |
| 一、对现代文化的界定 |
| 二、现代文化的演化和结构 |
| 三、现代文化的分析框架 |
| 第二节 作为社会自我意识的现代文化 |
| 一、人类中心主义:新的世界观 |
| 二、观念的再审视 |
| 三、作为一种自治机制的现代文化 |
| 四、现代文化的治理机制 |
| 第三节 社会化大生产 |
| 一、社会化大生产是现代文化的组织方式 |
| 二、社会化大生产体系的构成 |
| 三、社会化大生产与公共危机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作为社会实在体系的现代文化 |
| 第一节 从社会实在到现代文化 |
| 一、制度性事实的构成:社会化大生产的一般结构 |
| 二、社会制度和等级结构的形成:制度性事实的叠加 |
| 三、从社会实在到现代文化 |
| 第二节 现代文化的本体论分析 |
| 一、一切制度性事实都包含权力 |
| 二、制度性权力 |
| 三、现代文化的本体论特征 |
| 第三节 现代文化:基于制度性事实的进一步分析 |
| 一、制度 |
| 二、人为确定性及其风险:边界和身份 |
| 三、人为不确定性 |
| 四、构成性规则的滥用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经济社会与公共危机 |
| 第一节 市场经济与公共危机 |
| 一、经济的纵向结构 |
| 二、经济体系中的决定性因素 |
| 三、市场经济再审视 |
| 四、市场经济与公共危机 |
| 第二节 资本主义与公共危机 |
| 一、资本主义的形态与概念 |
| 二、对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分析 |
| 三、跨国公司与现代性公共危机 |
| 第三节 经济全球化与公共危机 |
| 一、经济全球化 |
| 二、世界经济体系与公共危机 |
| 三、对自由市场机制的批判 |
| 四、自由市场机制存在的问题 |
| 第四节 技术与公共危机 |
| 一、技术的分类及相关公共危机 |
| 二、技术的本质 |
| 三、现代技术:公共危机的始作俑者还是拯救之道?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作为现代文化管理方式的治理 |
| 第一节 作为政治主权运转的治理 |
| 一、16世纪政治含义治理的出现 |
| 二、16-18世纪治理的发展 |
| 三、国家治理机制的三个发展模式 |
| 第二节 公民社会自治 |
| 一、公民社会自治的起始 |
| 二、市民的出现和权利性自由 |
| 三、市民社会的出现 |
| 四、市民社会自治 |
| 第三节 治理的演进与公共危机 |
| 一、治理的演进机制 |
| 二、依国家理性治理蕴涵的暴力因子 |
| 三、节制性治理与公共危机 |
| 四、新自由主义治理与公共危机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治理 |
| 第一节 现代性风险和公共危机:现代文化初期的应对 |
| 一、西方早期传统社会救助制度与措施 |
| 二、工业革命之前的一些保护机制 |
| 三、工业革命初期的保护性制度 |
| 四、商业保险制度 |
| 第二节 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治理 |
| 一、一般安全机制 |
| 二、社会保障制度 |
| 三、公共危机应急管理机制 |
| 四、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治理机制 |
| 第三节 基本结论和未来展望 |
| 一、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基于现代文化的分析和阐释 |
| 二、作为复杂系统的人类世界:新观点的提出和阐释 |
| 三、观念的转变:建构全球安全共同体 |
| 附录:20世纪的公共危机 |
| 参考书目 |
| 致谢 |
（10）日本当代生态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生态及生态意识 |
| 1.2 生态文学的发轫 |
| 1.3 生态批评——文学批评的拓展 |
| 1.4 日本生态文学研究述略 |
| 1.5 生态文学及日本生态文学研究的意义 |
| 1.6 本论文写作的基本思路 |
| 第2章 推理小说的生态预警意识 |
| 2.1 生态预警与环境想象 |
| 2.2 水上勉与《大海獠牙》 |
| 2.3 西村京太郎与《污染海域》 |
| 第3章 石牟礼道子及其生态文学作品 |
| 3.1 石牟礼道子及其生态文学创作 |
| 3.2 《苦海净土——我们的水俣病》 |
| 3.3 《神灵的村庄》的生态主题 |
| 3.4 《天之鱼》的生态思想 |
| 3.5 “苦海净土”三部曲的纪实性 |
| 第4章 有吉佐和子及其生态文学作品 |
| 4.1 有吉佐和子及其生态文学创作 |
| 4.2 绿色圣经《寂静的春天》与《复合污染》 |
| 4.3 “越境”的场所——《有吉佐和子的中国报道》 |
| 第5章 “原发”文学的生态思考 |
| 5.1 从“原爆”文学到“原发”文学 |
| 5.2 20 世纪 70-80 年代的“原发”小说 |
| 第6章 20 世纪 70-80 年代随笔中的生态哲思 |
| 6.1 与自然的交感 |
| 6.2 野田知佑与《畅游日本河川》 |
| 6.3 高天宏与《与树邂逅》 |
| 6.4 山尾三省与《圣老人——作为百姓、诗人、信仰者》 |
| 第7章 日本当代生态文学的核心主题 |
| 7.1 日本当代生态文学的核心主题 |
| 7.2 日本当代生态文学对中国的启迪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四、乌克兰否认逮捕一名海洋生物学家（论文参考文献）
- [1]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俄国书刊审查政策研究[D]. 王目坤. 吉林大学, 2020(03)
- [2]语言接触视角下汉语俄源词演变研究[D]. 刘定慧. 吉林大学, 2020(01)
- [3]生态批判与图景构建 ——当代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研究[D]. 赵晓丹. 吉林大学, 2020(01)
- [4]科学家形象的建构与传播 ——以好莱坞电影为例[D]. 王颖. 上海交通大学, 2020(01)
- [5]袁隆平的世界[J]. 陈启文. 芙蓉, 2017(02)
- [6]后冷战时代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俄苏研究[D]. 韩冬涛. 华东师范大学, 2016(08)
- [7]《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军事活动影响的法律问题探析[D]. 杨瑛. 武汉大学, 2015(07)
- [8]苏共高层领导人的理论素养与苏联兴亡关系研究[D]. 刘舸. 清华大学, 2014(05)
- [9]论全球风险社会背景下的公共危机治理 ——一种文化视域的阐释[D]. 王丽. 南京大学, 2014(04)
- [10]日本当代生态文学研究[D]. 杨晓辉. 吉林大学, 201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