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出版人徐伯新的管理思想

一、论出版家徐伯昕的经营管理思想（论文文献综述）

王虹敏^[1]（2021）在《生活书店的广告运营研究（1932-1945）》文中提出民国时期,我国出版业发展迅猛,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等实力雄厚的大型出版机构所构建的书业市场格局已然形成,与此同时,新的大小书局如潮水般涌现,书业市场竞争可谓异常激烈。因此,为了将自家书刊成功推销出去,广告便成为各大书局最好的宣传武器,且在商业运作中愈发成熟。生活书店作为民国富有盛名的进步文化出版机构,在广告运营上颇有建树,除在自家刊物上登载广告外,还于全国性报纸媒体中投放了大量广告,更为当时的书业市场提供了许多开创性的广告类型,极具“生活”特色。本文立足于1932-1945年生活书店的广告运营,在书局林立的民国阶段,窥视生活书店如何另辟蹊径通过广告来发展出版事业。本文对生活书店的广告实态深度考证,主要采取历史文献法和定性分析法,对生活书店开展的一系列广告运营作出研究。文章正文由五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主要是对生活书店的创立与发展背景进行简要介绍,并对广告运营相关内容展开阐述,通过厘清以往研究,界定“广告运营”基本概念,进而概述生活书店的广告运营情况,尤其是对广告机构设置及广告运营员职业要求等进行说明,有效机制下的共同作用使生活书店的广告实践活动得以顺利开展。第二部分运用了大量图表,以“全国报刊索引”、“大成申报数据库”及各种电子书刊等史料资源,简要介绍了生活书店的书刊、门市发展概貌,在此基础上还分别探究了生活书店在自家期刊、图书、门市以及大众报纸上的广告表现,同时,这也是生活书店一直沿用的较为基础性的广告运营开展方式。第三部分是对生活书店在1932-1945年间所创制的特色广告类型作相关研究,从邮购广告、联合广告、目录推荐广告、流动经营广告、公益广告中,总结出生活书店在民国时期运营广告的独特之处,以进一步突出生活书店的广告于规范中随时代灵活多变、创新创造的运营特点。在广告内容与形式充分表达的基础上,本文第四部分剖析了生活书店的广告运营策略。生活书店自成立以来一直以“竭诚服务读者”为宗旨,其广告策略制定也以读者服务为首要出发点,同时,生活书店还利用媒介组合、书刊互动、事件营销等多种广告运营策略来吸引读者注意,促进书刊传播。第五部分则是立足于民国社会,重点讨论了生活书店广告运营的时代价值。生活书店所开展的广告运营在当时为读者传播了进步书刊信息,满足知识及文化应需而供给,并为书店自身于无形中塑造起品牌进步形象,更重要的是引领了近代书局广告新形式的创新与践行,从中反映出生活书店广告运营研究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思索。

王翰晨^[2]（2021）在《《世界知识》研究（1934-1949）》文中认为《世界知识》的创刊面临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在国际上,受1929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加紧了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掠夺与剥削;法西斯势力上台并打破了国际局势的稳定;苏联在这一时期积极进行经济建设并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在国内,日本侵华加剧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国民政府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加紧从军事上围剿红军;国民党在文化出版上严加审查,限制进步文化事业的发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苏联之友社”中的国际问题学者通过商讨,决定创办一份站在共产党的立场,向群众介绍国际时事问题的刊物,《世界知识》就此应运而生。《世界知识》在1934年9月创刊于上海,以“帮助读者认识世界”为宗旨,向读者传达国际时情,研讨国际问题,团结了一大批关注国际问题的学人。《世界知识》创刊后历经不同年代的洗礼,全面抗战时期曾先后辗转于汉口、广州、香港等地,虽于1941年12月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及国民党的阻拦而停刊四年,但在抗战胜利后立即酝酿复刊,至1949年3月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世界知识》的内容以介绍和评论国际时事问题为主,《世界知识》在不同的时期均有不同的关注重心。在20世纪30年代初,资本主义国家加紧对殖民地的侵略,《世界知识》重点关注了意阿战争问题,坚决支持阿比西尼亚的反侵略斗争。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世界知识》重点分析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及日本的侵华行为,介绍中国的积极抗战,传播国际舆论对战争双方的不同态度。二战结束后,美苏两国成为世界上的头牌超级大国,《世界知识》对美苏关系及美苏战后的动向跟进报道,介绍了美苏之间的矛盾冲突、美苏关系与世界和平问题、美苏换文事件、美国的扩张主义政策及美国援华问题、苏联的和平对外政策及经济政治建设等内容。除了这些重大国际热点问题,《世界知识》还注意到军备扩张、殖民地、战时中立主义、战后民族解放等问题。在关注和研究国际时事问题之外,《世界知识》还帮助和指导读者学习研究国际问题的相关理论方法,向读者介绍具有文艺性和文学性的内容,传播科普性和通俗性的知识。专业性的学术研究方法与普及性的内容共存,符合其综合性的刊物性质,也深得读者喜爱。《世界知识》在其十余年的办刊生涯中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起到了一系列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不足。研究《世界知识》的办刊历程对于当今时代的同类刊物的发展具有历史借鉴意义。

张志强,王鹏飞,魏玉山^[3]（2020）在《“十三五”以来的出版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十三五"以来的出版学研究丰富多元。论文方面,涵盖了出版史、编辑学相关理论、阅读文化、数字出版、学术出版、主题出版、出版营销与管理、出版改制、出版"走出去"等九大主题;专着方面,则在出版学理论、出版史、编辑学、出版经营管理、新媒体与数字出版等五个领域多有拓展。当前出版学研究的不足,主要表现为部分研究不深入、基础理论研究不足、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两极分化、对现代出版技术研究不足、研究问题扎堆等问题。对于"十四五"期间出版学研究,可以在出版学学科史研究、出版融合发展研究等六个方面进一步拓展。

陈朝权^[4]（2020）在《出版家徐伯昕的爱国情怀》文中提出徐伯昕,出版家,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创始人之一。笔名徐吟秋、徐味冰、赵锡庆,1905年3月4日生于江苏武进。1922年毕业于上海中华职业学校,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抗战胜利后,徐伯昕在上海与郑振铎等人创办《民主》周刊。同年参与创建中国民主促进会,任理事。

张文彦^[5]（2018）在《论徐伯昕与邹韬奋出版事业的合璧——以徐伯昕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在近现代出版界,有一位以经营见长的进步出版家——徐伯昕,他是邹韬奋一生出版事业的重要伙伴,是《生活》周刊及生活书店名副其实的"总理"。徐伯昕有着过人的出版经营天赋,善于宣传推广书刊、营造人际关系、策划运筹出版资源,与邹韬奋优势互补,组成"黄金搭档",一起创造了《生活》发行量达15.5万份的民国纪录。徐伯昕还是周刊向书店转型的关键力量,是生活书店在抗日战争时期迅速扩张遍布全国的"总设计师"。虽然长久以来,他一直"隐身"于邹韬奋的光芒之中,但不管是抗战时期,还是和平发展的时代,徐伯昕这种极具创造能力和"共赢"能力的实干家都是出版业的脊梁。

曾建辉^[6]（2018）在《民国出版评论研究》文中认为出版评论是出版业的一个重要的不可缺少的部分,是随着近现代新式出版技术的进步和出版业态的产生而出现的。民国是出版评论的发展繁荣期。西方科技的引进,以机械化、电气化为主要特征的先进的工艺技术代替了传统的印刷术,具有速度快、版料省、数量多、成本低、质量高等明显优势。官书局、教会书馆、民办印刷所等传播机构并起,特别是民营印刷企业的崛起与兴盛,互相之间为争夺市场和利润展开激烈的竞争,使出版业具有了浓重的产业化色彩。大中小书局、书馆、书店林立,各自有其读者对象,各自有目标和信念,各有其出版方针和出版方向,展开激烈的市场竞争,征逐奔竞,复杂而紊乱。整个出版业呈高速发展态势,出版物的种类和数量都在不断扩大。同时,政局不稳,军阀割据,出版法规朝令夕改,漏洞百出,令出版从业者无所适从;出版行业市场化、商业化不断加深,盗版、翻印、淫书泛滥等出版乱象甚嚣尘上。这种繁芜的出版现实不但为出版评论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且构建起了新兴知识分子发表独立言论,探讨出版话题的公共平台。他们纷纷从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文艺学、经济学、教育学等角度,针对出版业出现的现象、问题、优点、缺陷、发展趋势等进行评判和议论。这些围绕出版活动展开的评论,具有问题意识,关注出版现实,视野开阔,基于出版又不止于出版,大大扩充了传统以出版物评论为主的出版评论的包容量、拓展了出版评论的覆盖面,推动着出版评论走向独立、自觉、理性和成熟。民国时期的出版评论实践,不仅是呈现了二十世纪前半期出版评论的历史发展演变,而且不同主体出版评论活动的具体运作展示了民国出版业的鲜活面貌和主要特征,组成了现代出版文化的一幅精彩画卷。本论文力图以文本资料为基础,以传播学相关理论构建框架,全面客观地对民国时期出版评论进行考察和分析。论文由六部分组成。绪论中阐述了民国出版评论研究的缘由和意义,梳理和检视了民国出版评论研究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一些不足,界定和厘清了论文所涉及的主要概念,介绍了论文的研究方法和内容结构安排。第一章从纵向的维度考察了民国出版评论的历史演变,将民国时期的出版评论分为形成期（1912-1918）、发展期（1919-1937）、转折期（1938-1945）、异化期（1946-1949）四个阶段,对民国出版评论的发展变化做一个宏观的历时性的呈现;第二章是民国出版评论的主体、载体和文体。这是传播过程中的主体和渠道因素,也是出版评论的外在形式要素。具体分析民国出版评论的不同职业或文化身份的作者群体及其特征,对出版评论载体和作为一种特殊载体形式的文体也进行了论述,反映出出版评论作为一种评论文体呈现出的多元丰富性;第三章、第四章分别从出版外生态、出版内生态视角对民国出版评论的主题和内容进行分析和论述。主要包括对出版自由的讨论、对出版业发展的监督或建议、对出版失范现象的批评、对出版物的评论和对出版业务工作的评论等;第五章分析民国出版评论的效果和影响。这是传播过程中的效果层面,论述出版评论对出版机构的内容生产创新、出版外部管理制度的调整、出版文化观的形塑等方面短期或长期的冲击及影响。结语用嵌入理论统筹贯穿整个民国出版评论的研究,关注民国时期出版评论作为出版业的一种脱嵌力量与政治、经济、文化、读者之间的复杂关联,以及重塑评论的标准与批评规范对出版评论发展的重要意义。

宋泉^[7]（2017）在《文化供应社及其抗战文化传播研究（1939-1945）》文中提出地方出版史,尤其是历史上影响全局的出版中心,是出版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文化城”作为大后方的出版重镇,云集了众多的出版文化人、产生了大量的出版机构、出版了洋洋大观的战时读物,形成了“独特的历史现象”。“文化城”中的文化供应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化供应社”或“文供社”）,诞生于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1939年,在短短的两年间,它逆势而生,迅速成长为桂林“文化城”最大的出版企业,与国际新闻社和救亡日报社并称为“三大进步团体”,对国统区抗战文化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传播媒介组织的文化供应社,在抗战出版史上有着独特的“地方性”、“政治性”和“进步性”的特征,对抗战时期出版传播活动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由于出版史学界尚没有关于地方出版机构文化供应社的专门研究,传播学界对于非常态环境下的媒介组织也鲜有论述,本文探索性地以抗战时期的文化供应社作为研究对象,提出了“为什么文化供应社能够在非常态社会环境下逆势发展”和“文化供应社是如何开展抗战文化传播活动的”问题,并通过对史料的爬梳、整理和数理分析解决这一疑问,为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抛砖引玉。基于出版活动的文化传播特性,本文以传播学的视角切入出版史的个案,借助传播学者拉斯韦尔的“5W”理论,构建文化供应社的分析框架,并从文化供应社诞生的媒介生态环境出发,对其组织管理模式、出版同人群体、传播的信息内容以及传播对象和传播效果五个方面深入剖析,洞察文供社在非常态社会环境下的媒介生存和传播活动。一定媒介组织的诞生和发展是与社会系统的变化紧密相连的。本文首先从抗战的社会背景及桂林“文化城”的特殊环境入手,考察了文化供应社诞生的社会生态系统。在战争年代,民族矛盾激化、政治局势动荡、意识形态斗争激烈、出版机构大规模西迁,相对稳定的传播生态系统被打破。而这一时期的桂林,凭借独特的地缘优势、新桂系开明的政治姿态,以及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实施,成为出版事业的再生之地。文化供应社便是在统一战线指导下,由新桂系民主人士与进步文化人共同建立的具有广西地方“官办”性质的特殊出版机构。在企业组织制度和人事构成上,文化供应社做到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桂系与中共之间的策略性平衡。以“股份制”为企业组织制度的文化供应社,在股东构成上体现了新桂系力量与进步文化人之间的融合,以新桂系官方的资本支持和进步文化人的智力支持,共同支撑了文化供应社在地方文化事业上的迅速发展。股份公司的管理制度甚至成为了文供社拒绝中央恶意“收编”的重要托辞。在人事构成上,文化供应社的管理层李任仁、陈劭先、万仲文等是国民党民主人士,编辑出版部门的核心成员胡愈之、邵荃麟、宋云彬等是中共领导下的进步文化人。他们联合了广大知名的作家,求同存异、互相合作,体现了文供社在统一战线指导下的包容性与进步性。文化供应社的出版物体现了抗战时期文化传播“大众化”的特点。“大众化”不仅是战争年代社会大众对抗战文化普及的迫切需求,也是媒介组织在面临巨大民族矛盾之时的自觉意识。文化供应社的编辑出版活动在胡愈之的主持之下,大规模地开展了通俗读物的生产与传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文化室图书”,该丛书不仅通过建立村街文化室实现了大众文化在空间上的布局,还通过连续出版物《新道理》实现了战时信息时间上的延展与更新。青少年文艺、社科类图书的出版也是文供社出版物重要的组成部分。“少年文库”、“青年文库”、“文学创作丛刊”等丛书,以及《新水浒》、《鲁迅语录》等书籍的畅销与普及,促进了进步文学作品在青少年群体中的传播。同时,文化供应社创办了《文化杂志》,倡导自由、批判的学术思想,树立严谨、理性的文化品格,引导了桂林“文化城”的文化建设;此外,还与广西地方文教组织进行合作,出版了《干部政策》、“国民教育丛书”等图书,服务于地方文化和教育事业,成为桂林“文化城”出版业的生力军。在书籍传播的工作上,文化供应社不仅积极拓展和建立渠道,还通过门市、批发、邮购和流动发行等发行方式将图书输送到读者手中。即使是物资匮乏、经济萧条的抗战年代,文供社也没有忽视对企业品牌的塑造和对出版物的营销,从《大公报》（桂林版）的“文化供应社书报联合广告”中就可窥视桂林“文化城”活跃的出版生态和文供社强大的营销能力。为了将进步的抗战文化更广泛地传播到受众之中,文供社开展了多种宣传方式,还加入“新出版业联合总处”为进步出版业争夺“话语权”。在文供社出版同人的共同努力下,其出版活动取得了显着的传播效果。不断再版的出版物体现了文供社在出版传播上“量”的积累,受众信件的反馈也体现了文供社出版物“质”的保证。此外,文化供应社对进步文化人的保护与转移,在抗战文化低潮时期的坚守与创造,都对桂林“文化城”文化运动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文化供应社发展历史的总结与反思,也是为改革路上的出版机构提供历史的镜鉴。抗战文化的构成不是单一性的,抗战文化的传播也非简单通达的,只有在宏观的历史视野下洞察个案,才能找出文化传播的内在动力和历史逻辑。文化供应社作为抗战时期地方性的出版机构,是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产物,也是抗战出版文化的一个横切面,为我们展示了非常态社会环境下一种成功的出版模式。尽管文供社在战争的硝烟中仅走过了 15年的艰难历程,但其轰轰烈烈的文化传播活动在历史的天空中也留下了光照的痕迹。

罗建周^[8]（2015）在《生活书店（1932-1945）与战时中国文学传播》文中提出1930年代的中华大地,日寇祸乱,国破家散,满目疮痍,民族危难之际,生活书店于1932年应运而生。生活书店文学书刊的出版、传播位居战时中国出版业首位。生活书店文学书刊的生产、传播,不仅在2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文学与文化研究等的发展繁荣方面产生过重大影响,具有无可替代的历史意义,而且在当代中国文学、文化建设上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综观前人关于生活书店的研究,多集中在书店的发展演变史、书店的经营管理以及邹韬奋等人物专题研究,仅有少量学位论文探讨过生活书店出版的某一期刊,当前关于生活书店研究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如史料的整理研究不足、对书店出版的文学书刊传播作整体研究的尚未发现,已有成果缺乏理论性、系统性等问题。基于此,本论文选取战时生活书店及文学书刊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借鉴拉斯韦尔传播学“5W”理论设计论文结构,具体讨论中还引入布尔迪厄“场域”理论及洛文塔尔文学传播理论,力求对生活书店与战时中国文学传播问题作一较为系统性的研究。论文共分五章展开论述:第一章绪论。主要讨论本文研究的缘起、意义、研究综述、思路方法及创新之处。缘于对书店倒闭潮中生活书店的重新开张、生活书店文学价值估计的不足等现实与学术问题的思考,讨论了生活书店对文学传播研究的重要意义。历时性梳理书店早期、停滞期、活跃期三个不同的研究阶段,共时性分析生活书店史、邹韬奋等书店人物、生活书店某一期刊的专题研究,发现史料的整理研究有待完善、鲜有文学书刊的整体研究、已有研究成果缺乏系统性等问题,针对存在问题提出突破的关键所在。借鉴拉斯韦尔的“5W”传播行为的研究思路,采用文献研究、个案研究法探讨生活书店与战时中国文学传播的问题,第一次较为全面、系统、深入地考察生活书店文学出刊传播的文学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对象、传播效果。第二章生活书店发展历程的考察。分别考察了从中华职业教育社到《生活》周刊社再到生活书店的发展历程,明确生活书店作为传播媒介（或传播渠道）本体的发展嬗变及其特点。从生活书店的发展脉络看,其因受战局牵动有过上海、武汉、重庆等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分别从扩大书刊出版发行种类、经营管理方略的初步形成、秘密配合党的文化统战工作、发行网的后移与延伸、编辑委员会的成立、书店遭受日寇轰炸毁坏、生活书店分支店被查禁等每一阶段的最为关键,或最具创举的问题做细致深入探究。第三章生活书店与战时文学传播者的离散聚合。从文学社团视角切入,考察生活书店与文学研究会余脉的接续承传、生活书店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潜在交往,廓清了从《小说月报》到《文学》月刊、文学研究会与《文学》月刊、《文学》编委会与“左联”成员、《文学》为“左联”作家发表作品等诸多复杂的文学关系;从文学编辑视角切入考察,文学传播者鲁迅与生活书店合作互动,对生活书店既有支持和帮助,亦有冲突、分歧。这一时期文学传播者的最大特征是多重职业身份的交叉重合。第四章“媒介场”的营造与战时文学的传播导向。将生活书店作为“媒介场”看待,它对“媒介场”里各“子场域”如文学期刊《文艺阵地》、《文艺战线》、《笔谈》等做了精心的筹划、扶植和打造。选取战时代表性文学书刊,从文本内容出发,分析其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文艺观点的思想导向,启迪民智、抗日救亡、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价值导向。引入传播语境分析,一方面对原稿审查、印制、发行等检查制度下《文艺阵地》遭受的规约做了考察,另一方面对书店同人反规约的努力进行观照。战时文学传播环境对文学书刊的内容产生了负面影响。第五章生活书店文学书刊的读者定位与传播效果。从“生活精神”对读者队伍建设的重要意义入手,分析概括了文学读者以遍布全国的57处分支店、营业所为主的地域分布,并依据史料分析指出了以文学界的文学编辑、批评家及作家、教育界的教师、大学生及少量中学生、前后方部分青年将士、部分基层行政及公务人员、海外华人及侨胞为主的读者群体。选取《华威先生》、《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作为研究个案,分别考察了它们引发的文学论争及《华威先生》精品化的过程、《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为现代文学思潮史填补空白及开启鲁迅研究等方面的影响效果。结语。总结归纳了生活书店在战时文学传播方面的经验教训。认为生活书店与战时文学作家交相互用,一方面书店为其搭建文学生产、传播的平台,广泛团结两大文学社团解散后的作家群体,扶植新进作家,为其提供了文学发表的空间;另一面战时作家充实了书店文学书刊的内容质量,为其在业界赢得了很高的声望,使之在战时文学传播中获得了较好的市场经济效益;生活书店在助推全民抗战方面起到过业界表率的作用,它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具有不容低估的贡献。生活书店在战时文学传播方面因内部管理的微小失误曾引起过与鲁迅等人的出版“风波”。生活书店经营管理艺术仍有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

阳佳^[9]（2015）在《徐伯昕出版经营实践研究》文中认为提及生活书店,几乎没人不知道邹韬奋,但很少有人知道徐伯昕。徐伯听是我国出版史上一位难得的经营专家,他和邹韬奋组成了一对黄金搭档,并肩为我国出版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生活书店之所以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固然离不开邹韬奋这位编辑大家的领导作用,但徐伯听的经营才能也是必不可少。在从事出版工作的二十余年中,徐伯昕的经营才能得到了充分展现,其出版经营实践及其出版思想无论是对当下还是后世,都是一笔极具价值的宝贵财富。文章通过大量搜集和整理徐伯昕在《生活》周刊社及生活书店时期的出版活动资料,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较为深入地探究了徐伯听二十余年的出版经营实践。首先,根据徐伯听出版活动的阶段特点将其出版生涯分为了《生活》周刊社时期、生活书店前期、生活书店后期这三个时间段,回顾了徐伯听初入《生活》、经营生活、维持书店以及复兴书店的出版历程。接着,结合徐伯昕的出版历程分别从其统筹经营、营销经营、管理经营及财务经营这四个方面对其具体的出版实践活动进行探析,理清了徐伯听在出版经营中所做的主要工作及其各自的特点,即,统筹书店经营,为书店的进步文化事业领航；以创造性的推广与发行工作为书店开辟了广阔市场；凭借科学的管理方法保障了书店的流畅运转；通过积累资金和优化投资风险为书店发展提供了经济支持。然后,以徐伯听的出版经营实践为依托,从出版责任观和出版经营观两个方面对其出版思想进行了提炼。其中,出版责任观包括出版的社会责任观、文化责任观以及出版的市场责任和社会责任之关系把握这三个方面；而出版经营理念则细分为民主、科学的管理理念、读者中心的服务精神以及求新思变的创新意识。最后,结合当前出版界的现实环境,从出版企业的视角得出了要拓展出版经营模式和善用出版经营人才的启示,又针对当前部分出版人对经济利益追求过热这一热点问题,深入剖析了徐伯昕对于出版理想和商业现实这对矛盾的处理方法,并依托于此总结出有利于当前的出版人处理该问题的几点建议,以此作为对文章的升华。

郑闳^[10]（2015）在《徐伯昕出版经营管理活动研究（1926年1949年）》文中研究表明徐伯昕（1905年—1984年）,是一位优秀的出版家,从1926年协助邹韬奋先生从事出版工作以来,谨记“竭诚为读者服务”的宗旨,专注于期刊社和书店的经营与管理,并不断创新经营管理的策略来提高书刊的销量。本文通过运用个案研究、文献研究、行业观察等方法,对徐伯昕先生在1926年—1949年间经营管理方面的出版活动进行研究,以期对当今的出版社有所启发和借鉴。本文主体由两大部分构成,先是从资金筹措、产品运营、渠道拓展、营销宣传等方面探讨了徐伯昕独特的经营策略,然后从个人管理、员工管理、机构设置等内部管理和读者、作者等外部管理两方面探讨了徐伯昕独特的管理策略。最后,论文从资金管控、积累营销手段和为读者服务等方面归纳了徐伯昕先生的经营管理策略对当今出版社的启示。

二、论出版家徐伯昕的经营管理思想（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出版家徐伯昕的经营管理思想（论文提纲范文）

（1）生活书店的广告运营研究（1932-1945）（论文提纲范文）

（2）《世界知识》研究（1934-1949）（论文提纲范文）

（3）“十三五”以来的出版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出版家徐伯昕的爱国情怀（论文提纲范文）

（5）论徐伯昕与邹韬奋出版事业的合璧——以徐伯昕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6）民国出版评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文化供应社及其抗战文化传播研究（1939-1945）（论文提纲范文）

（8）生活书店（1932-1945）与战时中国文学传播（论文提纲范文）

（9）徐伯昕出版经营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徐伯昕出版经营管理活动研究（1926年1949年）（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出版家徐伯昕的经营管理思想（论文参考文献）

• [1]生活书店的广告运营研究（1932-1945）[D]. 王虹敏. 河北大学, 2021(02)
• [2]《世界知识》研究（1934-1949）[D]. 王翰晨. 山东师范大学, 2021
• [3]“十三五”以来的出版学研究[J]. 张志强,王鹏飞,魏玉山. 出版发行研究, 2020(10)
• [4]出版家徐伯昕的爱国情怀[J]. 陈朝权. 红岩春秋, 2020(07)
• [5]论徐伯昕与邹韬奋出版事业的合璧——以徐伯昕为中心[J]. 张文彦.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03)
• [6]民国出版评论研究[D]. 曾建辉.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2)
• [7]文化供应社及其抗战文化传播研究（1939-1945）[D]. 宋泉.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5)
• [8]生活书店（1932-1945）与战时中国文学传播[D]. 罗建周. 陕西师范大学, 2015(03)
• [9]徐伯昕出版经营实践研究[D]. 阳佳. 湖南师范大学, 2015(07)
• [10]徐伯昕出版经营管理活动研究（1926年1949年）[D]. 郑闳. 河北大学, 20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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