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阿尔其山自然保护区综合评价（论文文献综述）
刘贵玺[1]（2021）在《科兹洛夫《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所载生物种类及其地方性知识的整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彼得·库兹米奇·科兹洛夫（ПетрКузьмичКозлов,1863-1935）是着名的中亚考察家,是20世纪初俄国探险考察领域的领军人物。他曾8次来华,开展7次考察活动,组织3次大规模综合科学考察。1907-1909年,他第2次率队对中国北部和西部开展大规模综合科学考察活动,这是他考察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考察。《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正是此次考察的考察记,其中记载了考察的整个过程、途中见闻、考察所获等信息。其内容涉及考古学、西夏学、民族学、地质学、生物学等多个学科领域,为了解百余年前我国西北地区的自然和人文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中记载的大量生物学信息,为西北地区生物区系组成、物种多样性及其分布历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为生物学史和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贡献了新的史料。目前,关于科兹洛夫及这部考察记,在人文学科已有不少研究成果。相比之下,在生物学方面学界对其关注却微乎其微,也未见与之相关的生物学专门论着的报道。鉴于此,本文在对科兹洛夫及科学成就总结的基础上,以两个俄文版《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1923版,1948版）为蓝本,以其中的生物种类及其地方性知识为主要研究对象进行整理、考证和研究。以填补对科兹洛夫及其考察记无生物学专门研究的空白,为民族生物学调查研究探索新思路,为生物学史研究尝试新方法,为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发掘新史料、开辟新视角。本文共5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首先阐述了西方人来华考察的历史概况,科兹洛夫来华考察的时代背景及其在考察探险领域的地位和影响力。其次,从三方面综述了学界相关研究。一是对科兹洛夫考察队考察成果的研究,主要是对他带回大量文物、文献、生物标本、矿石样本和科考数据等的研究。这类研究成果最多,也最为充分。二是对科兹洛夫其人的研究,主要是对科兹洛夫生平和考察工作的传记性研究。这类研究以俄国学者为主力,成果较多;我国对此研究相对薄弱,成果很少且相对扼要。三是,对《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的研究。未见专门对该着作的研究报道,仅对该书的汉语翻译情况作了介绍和评述,肯定了汉译本的价值和贡献,也指出了专业术语翻译欠准的问题。此外,本章还阐明了本文的研究缘由、内容、方法、意义和拟解决的问题等。第二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科兹洛夫的生平进行了概述,揭示了他的命运、成就与来华考察的内在联系。同时,从考古发掘、民族学和社会学、地理学和地质学、生物学、生态学这几方面对他的科学工作做了总结。并且从版本、撰写特点和主要内容三个方面对《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进行了概括性介绍:对比了两个俄文版的差异,分析了该着作的撰写特点,明确了地名的今昔对应,绘制了科兹洛夫考察路线图,梳理了科兹洛夫的考察日程,概述了该着作中记载的考察成果,指出了所载生物学内容的局限性和不足。第三章,对《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中记载的植物种类及其分布、生境等800余条信息按区域分段进行整理、逐一比对和考证,形成名录。结果显示,其中共记载植物73科,268属,422种,7亚种,13变种。同时,还以考察记中所载贺兰山植物为个案进行了讨论。通过对贺兰山植物种类（54科、140属、186种）、植被类型及其分布等相关信息进行分析,并与当今状况进行百年前后的对比,得出以下结论:1.考察记中所载植物信息本身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2.考证出的植物名录及其分布信息具有较强的实用价值;3.科兹洛夫及其考察队具备扎实的植物学基础和较高的专业素养,并在植物采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4.为植物多样性、植物区系等的历史研究提供参考;5.这部考察记具有很高的植物学研究价值和史料价值。第四章,对《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中记载的动物种类及其生境、分布等约1000条信息按区域分段进行整理、逐一比对和考证,形成名录。结果显示,其中共记载脊椎动物181属,258种,53亚种;节肢动物及软体动物137属,162种。物种多寡按纲排列依次为鸟纲、昆虫纲、哺乳纲、爬行纲、两栖纲和辐鳍鱼纲。通过动物种类及其分布考证结果,以及百年前后状况的对比分析,可知:1.该考察记具有很强的动物学专业性,其中所载动物学信息对动物区系历史研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2.科兹洛夫具备非常深厚的动物分类学功底;3.动物种类的历史分布状况,为生态环境变迁的研究提供了可靠证据;4.对科学文献的征引和物种生境以及标本采集相关信息的详细记述,不但提升了该考察记的科学专业性和学术价值,而且还增强了它的史实性和史料价值。第五章,对《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中记载的蒙古族关于植物、动物的地方性传统知识分别进行梳理和分析,开展民族生物学研究。结果表明,该考察记中共记载植物的蒙古名10个、动物的蒙古名20个,蒙古族对9种植物的6类用途和对10种动物的7类用途,以及对2种动物的保护与防范措施。这些地方性知识共涉及植物15种,隶属12科15属;动物23种,隶属14科21属。研究结果揭示:1.蒙古族对植物和动物的命名除专有名词知识的传承外,还有一套比较特有的命名规则,而且蒙古族对植物和动物的命名规则具有很高的一致性;2.蒙古族民间的植物和动物分类水平较高,可能存在一套特殊的分类体系,有待进一步系统研究;3.蒙古族的生物学地方性知识与其文化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和彼此依存的关系;4.不同地区蒙古族的生物学地方性知识既存在广泛的统一性,又存在一定的差异性;5.考察记所载生物学地方性知识不但很高的文化价值、史料价值,而且也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6.不但近代科学考察文献资料中生物学地方性知识的发掘和研究应当受到足够的重视,而且与之相关的保护和传承等工作更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最后,在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了分析和总结。首先,将科兹洛夫及其考察记《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置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从以下三个视角进行了分析:1.从所载生物学信息看科兹洛夫对后世影响,及其考察记的学术价值;2.讨论了科兹洛夫及其所获成果对生物学相关研究领域所作的贡献;3.分析了当时社会背景、科兹洛夫与《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其次,阐明了本文中各项研究的价值,及其对相关学科领域研究的现实意义,并尝试提出了一些观点。最后,还指出了本文的研究缺憾和不足,提出了需进一步研究的若干问题,明确了来深入系统研究的方向。
赵栋昌[2]（2021）在《贵州雷公山苗族文化与森林生态耦合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物质资源,伴随着人们与森林的实践互动形成了与森林资源有关的民族森林文化。这些民族森林文化是生活在林域环境中的民族认识、利用和维护森林资源的成果总和,对森林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生态保护具有重要作用。目前,随着我国自然保护区的管理策略从以执法为主向以社区为基础的转变,地方民族的传统森林文化在社区森林管理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的价值引起了人们关注。在贵州省实施“大生态”战略（生物多样性保护）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本文以雷公山自然保护区苗族森林文化与森林生态为研究对象,运用关键人物访谈法、问卷调查法、生态学样方法、社会统计分析法等,对苗族森林文化的类型与特征、苗族森林文化与森林生态的耦合关系及其作用机理、苗族森林文化与自然保护区的关系等进行探究,并设计了基于苗族森林文化的自然保护区管理的理论模型,其目标在于为民族文化与自然生态的良性耦合互动提供技术支撑,从而促进苗族文化的传承发展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最终实现林区民族经济、文化（社会）、自然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雷公山苗族森林文化呈现在物质（伐木、混农林生产模式、牧猎、采集、服饰-蜡染等）、精神（宗教信仰、生态伦理、生活习俗、文学艺术等）、制度技术（榔规及村规民约、育林乡土知识等）等三个层面13个类型;雷公山苗族森林文化具有明显的生态性特征;定量研究表明,雷公山苗族森林文化又呈现多样性特征,主要体现在α多样性（Simpson指数）)和β多样性性（Whittaker指数）两个维度。其中,α多样性指数为0.81,呈现出较高的多样性,体现了雷公山苗寨传统森林文化的丰富性;β多样性指数为0.52,海拔高度在1000 m以下范围内的苗寨间森林文化的异质性相对较高,海拔在1300 m以上的苗寨传统森林文化的同质性较高,这表明苗族森林文化分布相对分散、空间分布具有不连续性的特征。苗族森林文化所具有的生态性、多样性等特征是当地苗族与森林生态环境相互融合适应的结果。（2）雷公山苗族森林文化演变与当地森林生态（森林健康）间存在着密切的耦合关系,在1940-2018年间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优质耦合状态,符合民族文化是与自然不断“偏离-回归”中耦合运行的观点和民族文化的生物性建构与社会性建构理论。苗族森林文化与当地森林生态的耦合协调度指数在1940--2018年间呈现出先下降而后上升的趋势,在1960年代耦合度指数为最低,两者处于磨合耦合阶段,呈现出不耦合的“苗头”,两者的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大体呈现一致的变化特征,这主要受外部环境或力量的介入、国家林业政策的频繁变动、时代的发展对传统文化冲击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因此,加强对苗族森林文化的尊重与文化行为实践的重视,不仅利于苗族森林文化传承发展,还可保障苗族森林文化与森林生态的优质耦合及其协调发展。（3）雷公山苗族森林文化与森林生态的耦合关系,实质反映了人与地耦合系统的关系。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和基于问卷调查的排序估计法分析发现,影响苗族森林文化与森林生态系统耦合的主要文化驱动因子是村规民约和宗教信仰。雷公山苗族村规民约中,与生物多样性资源管理有关的条款占到43.78%,从内容上来看,村规民约中对滥伐树木、放火烧山等破坏森林的行为给予极为严厉的惩治,村规民约对森林防火、树种多样性保护发挥着至关重要作用,这体现了村规民约在保护森林资源方面具有的实效性和可操作性,从而使村规民约发挥了重要的弥补性作用。宗教信仰是苗族社群生态伦理意识的核心内容与反映,其呈现在风水林、风景林、护寨林等信仰林的管理上,通过一定的宗教禁忌或举行宗教仪式活动进一步强化了社区居民对森林的敬畏与爱护行为。苗寨周边的信仰林与非信仰林（集体林、私有承包林）在群落结构和乔木物种多样性等两方面存在显着差异,信仰林的物种最为丰富。另外,一定程度的人为干扰有利于信仰林与非信仰林物种的多样性。这体现了宗教信仰对当地森林生物物种多样性保护及其对森林生态功能的价值。（4）雷公山自然保护区的建立促进了当地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从民族文化的视角看,保护区发展的历程是保护区工作者与当地苗族居民在苗族文化上“冲突--调适--对话--协商”的过程,雷公山保护区的管理体现了保护区工作者对苗族森林文化认知中的“我者文化”与“他者文化”不断交融互补的过程。（5）提出了基于苗族森林文化的自然保护区管理模型。主张森林资源及其生物多样性保护不是建立在对当地苗族隔离的“自我式管理”,而是动员保护区的一切力量,在尊重与认可当地民族文化的基础上,通过一定程度的“人为干扰”,不断促进民族文化的生物性建构与社会性建构的动态耦合,从而实现苗族森林文化与森林生态的良性耦合协调发展。基于苗族文化的自然区保护管理模型的构建,是在探究苗族森林文化与森林生态耦合关系的基础上,对雷公山苗族文化与当地森林生态的关键链接点（行为活动集）进行有效干预。该管理模型是以森林保护和苗族森林文化传承发展为目标的生态管理理论范式探讨和实践探索指南。该管理模型的实施需要推进一体化的自然保护区行政管理体系的建立、保护区管理者对苗族森林文化的学习与认知、强化自然保护区的社区共管模式等外部条件的保障得以实现。
屈静媛[3]（2021）在《乌拉特中旗公益林生态效益评价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公益林工程是我国一项重要的林业生态工程,对改善生态环境、保持水土和提高植被覆盖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针对公益林工程的实施成果进行科学评价是广受关注的热点问题。本研究对内蒙古乌拉特中旗公益林的林草生物量、枯落物持水、土壤理化特性、水文特征等做了专项调查分析;并结合乌拉特中旗2017年森林资源数据、气象数据及相关文献资料,对乌拉特中旗公益林的涵养水源、保育土壤、固碳释氧及物种保育等4个方面生态效益进行了计算。主要结果如下:1、乌拉特中旗公益林生态效益总价值为1372.62亿元/年,各项生态功能价值量排序为:保育土壤价值（1320.58亿元/年）>涵养水源价值（37.26亿元/年）>保护生物多样性价值（9.72亿元/年）>固碳释氧价值（5.04亿元/年）。2、不同苏木（镇）公益林生态效益价值量差异显着,巴音乌兰苏木和甘其毛都镇公益林生态效益价值量最高,分别达到401.34亿元/年和308.40亿元/年;海流图镇和乌加河镇公益林的生态效益价值量最低,分别为12.03亿元/年和12.79亿元/年。3、主要优势树种公益林生态效益价值量大小顺序为:藏锦鸡儿（547.54亿元/年）、榆树（223.07亿元/年）、中间锦鸡儿（175.27亿元/年）、白刺（159.98亿元/年）、柠条锦鸡儿（99.30亿元/年）、红砂（65.91亿元/年）、柄扁桃（60.91亿元/年）。
赵扬辉[4]（2021）在《贵州省朱家山自然保护区野生观赏植物资源评价与应用》文中研究指明野生观赏植物是生长于野外自然环境下,观赏价值较高、生态适应性较好、开发利用前景较大的一类优良植物种质资源。目前,国内诸多地区城市园林绿化中,常见观赏植物应用频度高、占比大,导致各地城市园林植物同质化现象严重,园林景观缺乏地方性特色。贵州省朱家山自然保护区野生观赏植物资源十分丰富,多数野生植物观赏价值高,适应性和抗逆性较好,可开发利用种类多样。本研究通过对贵州省朱家山自然保护区野生植物资源进行实地踏查,收集和分析野生观赏植物资源的种类、组成、区系和观赏等特征,构建野生观赏植物评价体系,采用定性定量的方法进行评价,筛选出优良的野生观赏植物种类,并进行园林应用分析,以期为朱家山自然保护区野生观赏植物资源保护、研究和园林植物的开发利用提供基础参考资料。主要结果如下:（1）通过对朱家山自然保护区野生观赏植物实地踏查和统计,并根据植物的科、属划分,共发现保护区野生观赏植物141科392属698种,其中裸子植物有6科6属8种,双子叶植物有122科341属631种,单叶植物有13科45属59种。单种科、2-5科、6-9种科和10种以上科分别有47科、53科、19科和22科;单种属、2-5种属、6-9种属和10种以上属分别由有257属、119属、14属和3属。优势科共22科,优势属共25属。（2）针对朱家山自然保护区野生观赏植物科、属地理区系进行分析,发现保护区科、属地理分布型可分划分为10个分布区、15个分布区变型和分为14个分布区和17个分布区变型。保护区科、属分布型均泛亚热带分布型为主,分别为29科和59属,表现出强烈的热带-亚热带区系性质,并加杂北温带的成分。（3）朱家山自然保护区野生观赏植物生长型中,以乔木生长型221种和灌木生长型206种为主,草本生长型和竹类生长型最少,分别为60种和5种。保护区野生观赏植物观赏多样性中,以观叶类植物为主,共529种;其次是观花类植物302种,观形类和观枝干类植物种类最少,分别为131种和87种。（4）野生观赏植物评价体系约束层中,以生态习性（0.4742）为主要限制因素,其次是观赏特性（0.3764）和资源潜力（0.1494）。观赏特性对应的标准层中以观赏器显示度（0.0801）为主要影响因素;生物习性以抗逆性（0.1397）为主要影响因素,资源潜力以再生能力（0.0427）为主要影响因素。（5）通过对朱家山自然保护区698种野生观赏植物进行综合评价、分级,共筛选出Ⅰ级野生观赏植物175种,Ⅱ级野生观赏植物310种,Ⅲ级野生观赏植物122种,Ⅳ级野生观赏植物91种。（6）分析朱家山自然保护区野生观赏植物园林的利用形式发现,保护区野生观赏植物园林应用以被植物类为主,有222种;其次是植篱及绿雕塑类153种,庭荫类135种,独赏类和花木类均为105种,林丛类88种,行道树类81种,桩景类和防护类最少,各有65种和32种。
霍娜[5]（2021）在《黄土高原典型植被生态系统土壤线虫群落的演变特征及驱动机制》文中研究指明植被恢复是改善脆弱生态环境和修复退化生态系统的重要措施。在植被恢复过程中,植物和土壤生物群落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共同影响植被恢复的过程和效应。线虫广泛存在于各类生境中,占据土壤食物网多个营养级,其群落特征能够有效反映土壤食物网结构与功能,对生态系统恢复进程具有重要指示作用。黄土高原是我国生态环境最脆弱的地区之一,也是植被恢复的重点区域。在过去几十年,科学家们开展了一系列研究,探索该地区植被恢复对植物群落、土壤理化性质和微生物群落的影响,但很少关注土壤线虫群落的演变特征和驱动机制。本研究以黄土高原自然恢复草地、次生林、人工柠条灌木林和人工苜蓿草地这四种典型生态系统的土壤线虫群落为研究对象,调查和分析线虫个体数量、群落组成结构和代谢足迹在时间尺度上（不同植被恢复年限或演替阶段）的变化规律及其环境影响因素,探明黄土高原典型植被生态系统中土壤线虫群落的演变特征和驱动机制,及其在不同生态系统之间的差异,为评价黄土高原植被恢复的生态环境效应提供新的指标和科学依据。主要结论如下:（1）在自然恢复草地中,土壤线虫数量、群落结构和代谢足迹在植被演替进程中呈现明显的阶段性变化,这主要与地上部植物生物量和物种多样性、活根生物量、土壤有机碳、全氮、微生物量碳含量的变化有关。具体而言,从猪毛蒿群落到百里香+大针茅群落,土壤线虫数量逐渐增加,植食线虫比例下降到最低值（30.82%）,而捕杂食线虫比例（21.25%）达到峰值,线虫群落营养类群结构均衡,导致多样性指数、成熟度指数、瓦斯乐卡指数、以及复合代谢足迹和功能足迹均达到最高水平,线虫群落多样性和能量代谢功能得到显着改善,土壤食物网达到最成熟稳定的状态。当植被演替至铁杆蒿群落和长芒草群落阶段,线虫群落复合代谢足迹和功能足迹下降至最低,表明土壤食物网的能量输入和传递效率显着下降。（2）在森林植被演替过程中,土壤线虫群落在草地群落、灌丛群落和乔木森林群落阶段表现出显着差异,细根根系生物量是影响土壤线虫群落组成最重要的因素,而在白桦林和辽东栎林阶段,凋落物生物量的增加改善了线虫群落的生存环境和食物资源,提高了捕杂食线虫比例。在白羊草地中,土壤线虫数量达到峰值,但由于垫咽属（Tylencholaimus）占据绝对优势（48.8%）,使线虫多样性水平降至最低。在沙棘灌丛群落中,线虫数量略有减少,但各营养类群比例相近（17.30%—36.14%）,线虫多样性、复合代谢足迹和功能足迹均达到最高,土壤食物网能量代谢功能得到显着改善。在乔木森林群落（山杨林、白桦林、辽东栎林）阶段,线虫数量和多样性总体上较为稳定,在演替至辽东栎林时,捕杂食线虫比例以及线虫营养多样性指数、成熟度指数和瓦斯乐卡指数均达到最高水平,但复合代谢足迹和功能足迹降至最低,表明土壤食物网能以较低的能量代谢维持成熟稳定的状态。（3）在人工柠条灌木林中,林下草本植物多样性、细根根系生物量和凋落物生物量的变化显着影响土壤线虫数量、群落组成和代谢足迹。随着种植年限（林龄）的增加,土壤线虫总数量和食细菌线虫、植食线虫和捕杂食线虫数量,以及线虫复合代谢足迹、富集足迹、结构足迹和功能足迹均在种植25年时达到最高,表明该林龄下土壤资源有效性显着提高,土壤食物网的能量输入和传递效率达到最高水平。当林龄达到35年时,线虫数量和代谢活性呈下降趋势,线虫通路指数降至最低,有机质分解以真菌通道为主,然而线虫多样性指数、成熟度指数、瓦斯乐卡指数和结构指数达到最高水平,表明土壤食物网仍维持相对成熟稳定的状态。（4）在人工苜蓿草地中,凋落物生物量、根系生物量和碳氮比的变化显着影响土壤线虫数量、多样性和代谢足迹。随着苜蓿种植年限的增加,线虫总数量和各营养类群数量,以及线虫复合代谢足迹和各营养类群线虫代谢足迹均逐渐增加,在种植7年的苜蓿草地中达到最高水平,而捕杂食线虫比例（32.11%）、成熟度指数和功能足迹也同时达到峰值,说明该种植年限的苜蓿草地土壤食物网最为成熟稳定,其结构化程度和能量代谢功能达到最高水平。然而,当苜蓿种植年限>7年时,线虫数量和代谢足迹显着下降,土壤食物网结构与功能呈现明显退化趋势。（5）黄土高原不同植被生态系统土壤线虫群落特征和演变规律具有显着差异。在自然恢复草地、人工苜蓿草地和人工柠条灌木林中,植食线虫为优势营养类群,而在次生林中,优势线虫为食真菌或食细菌线虫。线虫多样性指数和瓦斯乐卡指数均表现为次生林最优,其次为柠条灌木林,再次为自然恢复草地,最后为人工苜蓿草地,表明林地生态系统土壤食物网具有更高的物种多样性和结构稳定性,土壤健康状况较好。Net-work分析结果也表明次生林和柠条灌木林线虫群落内不同类群相互作用更为复杂多样。基于平均值法计算的线虫群落综合指数也表现为次生林（0.44）>人工柠条灌木林（0.10）>自然恢复草地（-0.12）>人工苜蓿草地（-0.18）,并且与生态系统多功能性表现出较好的相关性,表明该指数能有效指示植被恢复的生态效应。（6）在草地生态系统中,植被恢复后期线虫数量、代谢足迹和成熟度指数均有所下降,植物能量通道权重增大,土壤食物网呈现一定的退化趋势,特别是在人工苜蓿草地中更为强烈。与草地生态系统相比,林地生态系统土壤食物网稳定性更强,其中人工柠条灌木林在种植35年样地,真菌能量通道权重有所增加,而次生林在乔木森林群落阶段,细菌和真菌能量通道权重明显升高,植物能量通道权重下降,能量通道比例更加均衡,促使土壤食物网的能流途径向更加多样化和高效的方向发展。（7）在黄土高原植被恢复过程中,自下而上（bottom-up）的资源控制效应是土壤线虫群落演变的主要驱动力。草地生态系统中凋落物和根系生物量的变化通过细菌和真菌能量通道,调控食细菌线虫、食真菌线虫和捕杂食线虫的代谢功能。尽管草地中发达的根系资源显着促进了植食线虫代谢足迹增加,导致植物通道在食物网中占据优势,但该通道连通性低,未能向更高营养级有效传递能量。在林地生态系统中,细根根系生物量变化通过细菌通道和植物通道,引起土壤线虫群落的结构和代谢功能的改变,其土壤食物网相比草地生态系统具有更高的能量利用效率。另外,次生林生态系统中,凋落物生物量的变化通过影响土壤含水量,改变线虫生境条件,直接对捕-杂食线虫代谢足迹产生影响,导致自上而下（top-down）的捕食作用可能增强,使土壤食物网具有双向驱动机制特征。
云鹏[6]（2020）在《内蒙古重点流域水生生物多样性分析》文中研究表明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对于流域水生态系统健康维系具有重要的意义。本研究以内蒙古自治区内黄河、辽河、松花江、海河、内流河流域5个重点流域为研究区,以水生生物多样性为研究对象,通过志书查阅、资料收集和野外实地调查,基于流域内各主要水系γ生物多样性指数,初步评价了各个流域水生生物多样性现状,明确了各流域内主要河流、湖泊生物多样性的构成和特点,厘定了内蒙古重点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存在的问题和保护重点,进而提出了各重点流域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恢复的建议。本研究取得如下结果:（1）黄河流域共检出水生生物697种,其中,鱼类58种,水生植物67种,底栖动物129种,两爬动物23种,鸟类共有179种,沉水植物10种,浮游生物231种,保护物种116种,占总水生生物物种数16.64%;辽河流域共检出水生生物485种,其中,鱼类40种,水生植物76种,底栖生物24种,两爬类动物28种,浮游生物153种,鸟类167种,保护物种102种,占总物种数的20.0%;松花江流域共检出水生生物917种,其中,鱼类70种,水生植物93种,底栖生物158种,两爬类动物35种,浮游生物233种,鸟类328种,珍稀保护动物148种,占水生生物的12.1%;海河流域共检出水生生物479种,其中,鱼类73种,水生植物76种,底栖动物73种,两爬动物12种,浮游生物153种,鸟类92种,保护物种58种;内流河流域共检出水生生物232种,其中,鱼类17种,水生植物55种,底栖生物26种,两爬类动物23种,浮游生物95种,鸟类16种,保护动物36种,占总体15.51%。（2）计算了各流域内主要河流和湖泊的γ多样性指数,黄河流域中,乌梁素海、岱海两个湖泊水体生物多样性指数最高,黄河干流为多样性指数最高的河流;辽河流域中,西辽河流域生物多样性指数最高;松花江流域中,克鲁伦河多样性指数最高;海河流域中,滦河的生物多样性指数较高;内流河流域中,锡林河生物多样性指数最高。（3）结合流域水质监测,分析了各重点流域内蒙古段水生生物多样性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加强重点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提高“一湖两海”水生态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力度、重点保护流域内特色物种、完善水水生物多样性保护法规以及建立松花江流域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示范基地等措施建议研究成果可为内蒙古重点流域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对流域生态治理和环境保护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路东晔[7]（2020）在《臭柏叶绿体基因组、群体遗传多样性及谱系地理学研究》文中指出臭柏（Juniperus sabina）为柏科（Cupressaceae）刺柏属（Juniperus）灌木,具有萌蘖力强,耐修剪和沙埋等特点,是防风固沙、水土保持和碳汇的优良树种。臭柏在欧洲南部、中亚以及中国等干旱半干旱区范围内呈间断分布格局,开展天然臭柏的遗传多样性和谱系地理学研究有助于追溯现有分布格局的历史成因,揭示臭柏的系统进化,阐明地质史变迁和气候变迁对臭柏分化的影响,提出科学有效的保护策略。本研究首先分析了臭柏叶绿体基因组结构特征,重建臭柏在柏科刺柏属内的系统发育地位;其次基于SSR标记引物对臭柏11个天然群体的遗传多样性、遗传结构、遗传分化以及瓶颈效应进行分析;然后基于4个cpDNA片段（matK+petB-petD+trnL-trnF+trnS-trnG）、1个核糖体ITS片段和1个单拷贝核基因片段（ABI3）序列揭示各单倍型谱系之间的关系,估算各谱系分化时间,推测臭柏的冰期避难所,阐明臭柏间断分布地理格局的成因和动态进化历史,并探讨臭柏的进化历程与地质历史及气候变化事件的关系;最后基于最大熵模型MaxEnt预测臭柏不同时期的地理分布格局。根据群体间遗传分化程度、不同历史时期的地理分布格局、主要环境限制变量为臭柏提出保护策略。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臭柏叶绿体基因组由大单拷贝区（91264bp）、小单拷贝区（35952 bp）和2个反向重复区（261 bp）构成。基因组全长127739 bp,包含119个基因,即82个蛋白编码基因、4个rRNA基因和33个tRNA基因;臭柏与其它刺柏属植物相比较,其基因组大小、基因组成及GC含量相近。系统发育分析表明臭柏与刺柏属内J.bermudiana亲缘关系相对较近,整个刺柏属植物分支为单系类群。（2）臭柏群体具有较高的遗传多样性,具有中部群体>东部群体>西部群体的趋势;群体遗传分化处于中等水平,11个臭柏群体可分为2组,其中NMYQ、NMNL、NMTK和SXHS群体独立为一支。群体的遗传变异主要来自于群体内个体间,群体间遗传变异较小。（3）11个天然群体共定义18个叶绿体单倍型、38个ITS单倍型和25个单拷贝核基因单倍型。ABI3序列表明臭柏群体存在谱系地理结构,且遗传距离和地理距离呈正相关。（4）cpDNA、ITS和ABI3三种分子水平的BEAST祖先分化时间均推测臭柏至少起源于第三纪中新世（Miocene）中期,cpDNA片段和ITS片段的中性检验表明臭柏群体没有经历明显扩张过程,而核基因ABI3片段中性检验和失配分析均不能拒绝群体扩张假说,在19.37 ka BP（末次盛冰期后）可能出现一定程度扩张。总的来说,臭柏可能在第三纪呈带状连续分布于北半球,受到青藏高原隆起、第四纪冰期以及人为活动的影响,栖息地破碎化以后生长范围缩减至以山地为中心等特殊环境的避难所,盛冰期后个别群体在避难所附近发生小范围扩张。直至现代多数臭柏群体由于气候干旱化加剧,多数分布于山下沟谷、时令性河道以及降水量较多的沙地。（5）自末次盛冰期以来,臭柏适生区面积呈现先减少后增加再减少的趋势,现代潜在分布面积达到最大。年平均降雨量（Bio12）、最湿月份降水量（Bio13）、海拔（Elev）和年均温变化范围（Bio7）为限制臭柏分布的主要环境变量,与温度相比水分对臭柏的分布格局影响更大。（6）根据不同时期的地理分布格局及群体单倍型分布特点,推断阿尔泰山、伊犁河谷、祁连山、贺兰山、阴山和浑善达克沙地存在独立避难所。毛乌素沙地分布的现有臭柏群体可能是由黄土高原原始植被残留演化而来。（7）为了合理有效的保育天然臭柏种质资源,根据臭柏群体间遗传分化程度、不同历史时期的地理分布格局、主要环境限制变量,将臭柏群体划分为2个进化单元,3个亚区,应分别采取相应的种质资源保护策略。
郭侃[8]（2018）在《《穆天子传》文本整理及相关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穆天子传》为西晋初年出土於汲县战国古墓中的竹简,是汲冢竹书中至今唯一被完整保存下来的。本文即以《穆天子传》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近年新见的出土文献及研究观点,对《穆天子传》文本作重新整理。正文分上、下两编。上编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穆天子传》校释”是对《穆天子传》原文进行重新整理、校注,主要内容是标注目前笔者所见各版本间的文字异同,收集前人的校释成果,最後以“案语”的形式陈述笔者自己的研究观点,包括一些直接隶定文字的释读,一些语辞的训诂。第二部分“《穆天子传》中所见地名集释”是将前人考证的“穆王巡行地点”论着、研究文章做搜集整理,析出观点,最後依然以“案语”的形式陈述笔者自己的研究观点。第三部分“《穆天子传》中所见氏族名、人名集释”是将前人考证的“《穆天子传》中所见氏族名、人名”论着、文章做搜集整理,析出观点。下编共分两章,皆为《穆天子传》的相关问题研究。由於此前已有大量关於《穆天子传》的研究性文章,且各家所执观点均可备为一说,因此本文不对旧有观点作过多纠缠,仅将校释偶拾整理成文。第一章为“《穆天子传》真伪及其成书时间、性质考辨”,笔者以此前研究者未曾关注过的汲冢竹书被发掘的历史背景作为切入点,阐明《穆天子传》不可能是伪书的理由;笔者运用文献学的研究方法,以“古籍目录学”的相关着作讨论了《穆天子传》的性质为何。第二章“《穆天子传》明清版本述评”的主要内容是,笔者将在整理过程中使用到的明清时期版本作一系统评介,为今後研究者查阅各《穆天子传》版本以提供便利。正文之外,文末另有附录七篇。附录一包括诸家所考“穆王巡行地图”三十余套,意在以直观的视角展示诸家所考穆王巡行所到之处为今之何地,此内容亦是不同於前人整理《穆天子传》的创新点之一。附录二为《穆天子传汇校集释》勘误记,此书虽为《穆天子传》研究的集大成者,但囿於特殊的出版印刷时期,难免存在一些不可避免地问题。勘误记指出其中一些问题,以方便读者对此书更好地运用。附录三为“《穆天子传》原文复原”,由於《穆天子传》文本中缺文较多、各版本间在文字使用上亦有差异,因此笔者结合整理过程中提出的一些观点,试将《穆天子传》作一定文,望对此後研究者有所帮助。附录四为“《穆天子传》序跋选录”,笔者将序跋搜集合1,以观前人校注《穆天子传》的背景、过程,以便此後研究者更了解《穆天子传》的校注文本。附录五、六、七为三篇研究性文章,是笔者在整理过程中的一些不尽成熟的想法。
许庆[9]（2018）在《梵净山景观美学全球对比与世界遗产价值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梵净山世界自然遗产提名地展布了岩石、孤峰、峡谷等典型的山地单体和组合景观类型,保存了独特的自然景观和自然美,是亚热带山地生态系统的典型代表,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2017年初,中国政府正式把梵净山作为2018年申报世界自然遗产的唯一项目,并将《贵州梵净山》申遗文本递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法国巴黎）,同年的10月10日-10月16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专家对梵净山进行了实地评估考察。而在此之前,梵净山景观美学价值的研究资料相对匮乏,为更好的配合“梵净山申遗”工作,本研究开展和梵净山景观美学相关的科学研究。从地理学、地质学、美学、景观生态学、自然资源学等多学科的角度出发,按系统论的指导思想、把理论与实际、景观美学与地理学研究结合起来,在参考世界遗产“突出普遍价值”美学标准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分析梵净山自然景观美学价值以及其世界遗产价值。以文献、照片、问卷、影像、诗歌等资料为依据,通过实地访谈调研、室内文献资料查阅、比较分析以及专家咨询等方法,对梵净山景观的成景机理及不同景观类别展现出的自然景观审美价值进行解读,并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于2013年发表的《美学标准应用手册》中提出的“类比法”作为实操性的方法准则,分国外、国内两个维度,“世界遗产地”、“世界遗产提名地”和“非遗产地”三个属性层级对梵净山进行世界遗产山地景观美学价的全球对比分析研究。1.梵净山因其特殊的成景机理发育和保存了一套完整而典型的亚热带山地景观形态谱系,构建和演化成一个自然景观类型多样、结构多元、审美要素丰富、时空特征鲜明的自然景观综合体。同时梵净山具有地层类型丰富,出露良好、地质构造复杂奇特、第四纪冰川遗迹保存完好等三大地质特色,保存了绝妙的自然景观,具有罕见的自然美和突出的美学价值。2.从美学价值研究的角度,将梵净山与“世界遗产地”、“预备遗产地”以及其它有潜力的“非遗产地”三种属性的同类亚热带山地景观综合体进行全球对比分析。经分析表明梵净山景观成景机理、山体,岩石,峡谷,云雾等景观要素融合体现出的多样化特征、景观形态、景观原生性都明显区别于其他亚热带山地生态系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揭示了梵净山世界自然遗产提名地在景观美学方面具有“突出普遍价值”。3.梵净山的美学价值突出体现在其景观类型的丰度上,梵净山几乎囊括了全部山地的景观形态,其中尤以岭峰插天、沟谷深切的峡谷侵蚀构造地貌和溶蚀构造地貌为全球山地同类型景观的杰出范例和代表地,在美学方面也具有突出普遍价值和贡献;梵净山的美学价值还体现在其垂直分异维度上,在同纬度区的其他亚热带湿润区基本不存在类似的原生态林区,完整并丰富了亚热带山地生态系统美学价值。在地球的内外力作用下塑造了它千姿百态、峥嵘奇伟的山岳地貌,使其成为了地球上一处独特而美妙的风景胜地,具有独特的景观美学价值和美学重要性,赢得了古今中外地质学家、地貌学家、生物学家、诗人和游客的一致好评,符合世界遗产第七条评价标准,具有较高的世界遗产价值。
王春晶[10]（2017）在《气候变化背景下中国野生植物地理分布格局及优先保护》文中认为为了提高气候变化背景下中国野生植物保护体系的有效性,适应气候变化对野生植物保护的影响,本研究针对气候变化背景下中国野生植物地理分布格局进行系统的空间分析,同时对野生植物进行优先保护规划,分析保护空缺地区。研究主要提出三个科学问题:1)探究中国野生植物多样性空间分布格局及其驱动因子;2)确定气候变化对中国自然保护区内野生植物分布格局的潜在影响;3)在气候变化背景下规划中国野生植物优先保护地及保护空缺分析。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主要利用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物种分布模型及保护规划软件等研究方法,收集大量的文献资料,基于不同的野生植物保护层次（维管束植物、森林群落优势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外来入侵植物）,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对中国野生植物保护体系进行详细分析。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中国野生植物多样性丰富的地区主要包括中国中南、西南等地区,其地理分布格局有着较为明显的纬度和经度地带性。植物多样性分布格局与温度和降水密切相关,并且土壤异质性和人类足迹也是地理分布格局的重要驱动因子。本研究建议对中国野生植物应该采取持续高效的环境监测、科学的保护管理、严格限制人类活动等保护和管理措施。尤其要考虑未来气候快速变化对自然保护区内野生植物资源的影响,加强气候监测,构建未来气候变化预警体系。（2）中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具有较强热带和亚热带地带性。研究发现中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多样性与年平均温度和年降雨量都呈正相关的关系。超过130个自然保护区内的60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受到了未来气候变化的威胁,其中主要会威胁自然保护区内的国家重点保护乔木植物,建议将气候变化纳入野生植物的保护内容。研究还分析了未来气候变化背景下外来入侵植物在自然保护区内的潜在扩散能力,结果表明外来植物有很大的可能性会入侵中国南方的自然保护区,并且气候变化会促进入侵植物在北方自然保护区中的扩散能力。因此,在气候变化背景下自然保护区外来入侵植物防控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建议在自然保护区内,监测外来植物种群动态,规范自然保护区内及其附近地区的人类活动,严格控制外来入侵植物在自然保护区内引入。（3）中国森林群落优势种的地理分布南边界随着气候的变化,有向高纬度或高海拔地区移动的趋势。在气候变化情景下,规划森林群落优势种优先保护地,发现其优先保护地主要分布在中国的南方、西南和东北地区。现存的自然保护区与优先保护地的重合比例在阔叶林、针阔叶混交林和针叶林分别为87.8%、95.7%和80.4%,存在保护空缺。需要加强下列地区和植被型组的保护区建设:西藏、四川、云南的针叶林;黑龙江、辽宁、吉林、内蒙古的针阔叶混交林;贵州、广西、湖南、云南、四川的阔叶林。建议自然保护区管理和建设应该针对不同植被型组的森林优势种制定不同的管理策略。（4）中国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优先保护地主要分布在中国的南方地区,其中福建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广东省、湖南省、浙江省和贵州省对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保护潜力很高,在优先保护地内,具有较高药用、材料和科研价值的植物主要受到过度开发与利用的威胁;国家重点保护蕨类植物优先保护等级较高的区域主要分布在中国南方地区,保护能力强的区域更可能出现在温度季节性变化较小的地区。中国南方地区的自然保护区对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保护能力仍然不足。研究建议要在现有保护区内对气候变化不敏感的地区建立保护小区或者扩大自然保护区面积,覆盖国家重点保护植物优先保护等级较高的区域。（5）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主要分布在年平均温度较高、温度季节性变化较小的地区。120种极小种群植物共分布在全国247个县。具有较高保护价值的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如科研价值和观赏价值,主要受到过度开发和利用、生境片断化和野外种群过小的威胁,并且这些植物大多生长在阔叶林和灌丛中。研究发现包括平南县、灵山县、峨眉山市、西昌市、磐石市、三江侗族自治县等29个市（县）存在保护空缺,需要加强有针对性的自然保护小区或保护区建设。对于年平均温度较高、温度季节性变化较小的地区（中国的南部方地区）,也就是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的优先保护区域,应加强气候变化的环境监测。
二、阿尔其山自然保护区综合评价（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阿尔其山自然保护区综合评价（论文提纲范文）
（1）科兹洛夫《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所载生物种类及其地方性知识的整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 章 绪论 |
| 1.1 课题背景和选题缘由 |
| 1.1.1 课题背景 |
| 1.1.2 选题缘由 |
| 1.2 研究概况 |
| 1.2.1 对科兹洛夫考察队所收集成果的研究 |
| 1.2.2 对科兹洛夫的研究 |
| 1.2.3 对《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的研究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内容 |
| 1.4.1 科兹洛夫及《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 |
| 1.4.2 植物、动物种类的确定与分析 |
| 1.4.3 植物、动物地方性知识的研究 |
| 1.5 解决的问题 |
| 1.6 研究方法 |
| 1.7 创新之处 |
| 第2 章 科兹洛夫及《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 |
| 2.1 科兹洛夫传略 |
| 2.1.1 探险萌芽 |
| 2.1.2 命运转折 |
| 2.1.3 踏上征途 |
| 2.1.4 崭露头角 |
| 2.1.5 中坚力量 |
| 2.1.6 蜚声世界 |
| 2.1.7 首谒达赖喇嘛 |
| 2.1.8 发现黑城遗址——哈喇浩特 |
| 2.1.9 守卫保护区 |
| 2.1.10 发掘匈奴汉墓——诺彦乌拉 |
| 2.1.11 晚年归隐 |
| 2.2 科兹洛夫在华考察的成果 |
| 2.2.1 考古发掘 |
| 2.2.2 民族学和社会学调查 |
| 2.2.3 地理学和地质学勘测 |
| 2.2.4 生物学采集与研究 |
| 2.2.5 生态学考察 |
| 2.3 《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简介 |
| 2.3.1 版本 |
| 2.3.2 撰写特点 |
| 2.3.3 内容简介 |
| 2.4 小结 |
| 第3章 《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中的植物种类 |
| 3.1 蒙古国考察段的植物种类 |
| 3.1.1 蒙古国北部和中部的植物种类 |
| 3.1.2 古尔班赛罕山及其附近的植物种类 |
| 3.2 中国考察段的植物种类 |
| 3.2.1 内蒙古地区的植物种类 |
| 3.2.2 甘青地区的植物种类 |
| 3.3 所载植物种类及其分布的价值和意义 |
| 第4章 《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中的动物种类 |
| 4.1 蒙古国考察段动物种类 |
| 4.1.1 蒙古国北部和中部的动物种类 |
| 4.1.2 古尔班赛罕山及其附近的动物种类 |
| 4.2 中国考察段动物种类 |
| 4.2.1 内蒙古地区的动物种类 |
| 4.2.2 甘青地区的动物种类 |
| 4.3 所载动物种类及其分布的价值和意义 |
| 第5 章 蒙古族关于植物、动物的地方性知识 |
| 5.1 研究区域和民族 |
| 5.1.1 研究区域 |
| 5.1.2 研究民族 |
| 5.2 蒙古族关于植物的地方性知识 |
| 5.2.1 蒙古族对植物的命名 |
| 5.2.2 蒙古族对植物的利用 |
| 5.2.3 蒙古族对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保护 |
| 5.2.4 结论 |
| 5.3 蒙古族关于动物的地方性知识 |
| 5.3.1 蒙古族对动物的命名 |
| 5.3.2 蒙古族对动物的利用 |
| 5.3.3 蒙古族对动物的防范与保护 |
| 5.3.4 结论 |
| 5.4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1 中文文献 |
| 2 外文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科兹洛夫大事年谱 |
| 附录2:科兹洛夫所记植物学名与当今学名对照表 |
| 附录3:科兹洛夫所记脊椎动物学名与当今学名对照 |
| 附录4:科兹洛夫所记昆虫及其他动物名称与当今学名对照表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参加的科研工作 |
（2）贵州雷公山苗族文化与森林生态耦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Summary |
| 第一章 绪论 |
| 1 研究背景 |
| 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3.1 森林文化 |
| 3.2 民族文化与森林生态 |
| 3.3 森林文化与自然保护区 |
| 3.4 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
| 第二章 研究区概况、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 研究区概况 |
| 1.1 苗族概况 |
| 1.2 雷公山国家自然保护区自然概况 |
| 1.3 雷公山自然保护区社会经济概况 |
| 2 研究目标和内容 |
| 2.1 研究目标 |
| 2.2 研究内容 |
| 3 研究方法 |
| 3.1 文献法 |
| 3.2 田野调查法 |
| 3.3 生态学样方研究法 |
| 3.4 统计分析方法 |
| 4 技术路线 |
| 第三章 雷公山苗族森林文化的类型与特征 |
| 1 引言 |
| 2 研究方法 |
| 2.1 田野调查点 |
| 2.2 资料获取与方法 |
| 2.3 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
| 3 结果分析 |
| 3.1 雷公山苗族森林文化的主要类型 |
| 3.2 雷公山苗族森林文化的生态性特征 |
| 3.3 雷公山苗族森林文化的多样性特征 |
| 4 讨论 |
| 4.1 苗族森林文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
| 4.2 苗族森林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关系 |
| 4.3 苗族森林文化的流失与保护 |
| 5 小结 |
| 第四章 雷公山苗族文化与森林生态动态耦合 |
| 1 引言 |
| 2 研究方法 |
| 2.1 苗族森林文化与森林生态耦合协调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 |
| 2.2 苗族森林文化与森林生态系统综合发展水平模型 |
| 2.3 苗族森林文化与森林生态的耦合协调度分析 |
| 3 结果与分析 |
| 3.1 雷公山苗族森林文化和森林资源的现状分析 |
| 3.2 雷公山苗族森林文化和森林资源综合发展评价 |
| 3.3 雷公山苗族森林文化与森林生态耦合协调度 |
| 4 讨论 |
| 4.1 苗族森林文化与森林生态的耦合关系 |
| 4.2 苗族森林文化与森林生态的耦合协调关系 |
| 5 小结 |
| 第五章 雷公山苗族文化--森林生态耦合的文化驱动因子 |
| 1 引言 |
| 2 基于灰色关联分析法的文化驱动因子分析 |
| 2.1 研究方法 |
| 2.2 实证测算与结果分析 |
| 3 基于排序估计法的人与森林和谐共生的文化因子分析 |
| 3.1 研究方法 |
| 3.2 森林文化因子重要性的排序估计 |
| 4 讨论 |
| 5 小结 |
| 第六章 雷公山苗族文化对森林生态有效性的实证分析 |
| 1 引言 |
| 2 规约制度对雷公山森林生态有效性分析 |
| 2.1 研究方法 |
| 2.2 结果与分析 |
| 3 宗教信仰对森林生态有效性分析:以苗族信仰林为例 |
| 3.1 研究方法 |
| 3.2 结果与分析 |
| 4 讨论 |
| 4.1 村规民约与森林管理 |
| 4.2 宗教信仰对森林生态影响 |
| 5 小结 |
| 第七章 雷公山自然保护区建立发展与管理 |
| 1 引言 |
| 2 雷公山自然保护区的发展历程 |
| 2.1 矛盾与冲突:绝对保护阶段(1982--2002 年) |
| 2.2 对话与协商:社区参与及共管阶段(2003 年--至今) |
| 3 讨论 |
| 3.1 自然保护区的建立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
| 3.2 苗族森林文化认知中的“我者文化”与“他者文化” |
| 4 小结 |
| 第八章 基于苗族森林文化的雷公山自然保护区管理模型构建 |
| 1 引言 |
| 2 自然保护区管理模式 |
| 3 雷公山自然保护区管理模型建构的原则 |
| 3.1 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
| 3.2 社区与森林保护协同发展的原则 |
| 4 雷公山自然保护区管理模型建构的理论基础 |
| 4.1 人类生态系统理论 |
| 4.2 民族文化与自然环境关联理论 |
| 4.3 干扰理论 |
| 5 基于苗族森林文化的自然保护区管理模型 |
| 5.1 管理模型的构建 |
| 5.2 具体的实施策略与路径 |
| 5.3 理论模型实施的保障措施 |
| 6 小结 |
| 第九章 主要结论与研究展望 |
| 1 主要研究结论 |
| 2 结语 |
| 3 研究特色与创新点 |
| 4 研究展望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一 雷公山苗族传统森林文化调研提纲 |
| 附录二 雷公山苗族对传统森林文化认知的调査问卷 |
| 附录三 雷公山保护区工作者对苗族森林文化认知调查问卷 |
| 附录四 雷公山自然保护区管理状况调研提纲 |
| 附录五 野外样地调查记录表 |
| 附录六 雷公山苗寨村规民约 |
| 附录七 田野调查摄影图片 |
| 附录八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附录九 攻读学位期间参与科研项目 |
（3）乌拉特中旗公益林生态效益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进展 |
| 1.2.1 森林生态效益研究 |
| 1.2.2 公益林生态效益评价研究 |
| 1.3 研究目的和内容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技术路线 |
| 2 研究区概况 |
| 2.1 自然概况 |
| 2.1.1 地理位置 |
| 2.1.2 地形地貌 |
| 2.1.3 气候条件 |
| 2.1.4 水文特征 |
| 2.1.5 土壤特征 |
| 2.1.6 植物资源 |
| 2.2 公益林资源概况 |
| 2.2.1 公益林林木权属结构 |
| 2.2.2 公益林土地利用类型结构 |
| 2.2.3 公益林工程类别结构 |
| 2.2.4 公益林蓄积量结构 |
| 2.2.5 公益林树种结构 |
| 2.2.6 公益林林种结构 |
| 2.2.7 公益林有林地龄组结构 |
| 3 公益林生态效益评价方法 |
| 3.1 观测指标体系 |
| 3.2 公益林生态效益评价方法 |
| 3.2.1 涵养水源效益评价方法 |
| 3.2.2 保育土壤效益评价方法 |
| 3.2.3 固碳释氧效益评价方法 |
| 3.2.4 保护生物多样性效益评价方法 |
| 3.3 外业调查检测 |
| 3.3.1 样地设置 |
| 3.3.2 植被调查 |
| 3.3.3 土壤调查 |
| 3.3.4 水文调查 |
| 3.4 其他数据来源与集成 |
| 4 不同公益林林地特征 |
| 4.1 公益林林地群落特征 |
| 4.1.1 公益林主要植被特征 |
| 4.1.2 林分总生物量及枯落物量 |
| 4.1.3 森林的地上、地下生物量比 |
| 4.2 公益林林地的土壤特征 |
| 4.2.1 土壤容重 |
| 4.2.2 土壤有机质 |
| 4.2.3 土壤全氮、磷、钾变化 |
| 4.2.4 不同公益林类型的土壤碳密度特征 |
| 4.3 公益林林地的水文特征 |
| 4.3.1 不同公益林类型的林冠截留量 |
| 4.3.2 枯落物持水率和持水深 |
| 5 乌拉特中旗不同苏木(镇)公益林生态效益评估 |
| 5.1 不同苏木(镇)公益林生态效益物质量评价 |
| 5.1.1 涵养水源物质量 |
| 5.1.2 保育土壤效益物质量 |
| 5.1.3 固碳释氧效益物质量 |
| 5.1.4 小结 |
| 5.2 不同苏木(镇)公益林生态效益价值量评价 |
| 5.2.1 涵养水源价值量 |
| 5.2.2 保育土壤价值量 |
| 5.2.3 固碳释氧价值量 |
| 5.2.4 生物多样性价值量 |
| 5.2.5 小结 |
| 6 乌拉特中旗不同树种公益林生态效益评估 |
| 6.1 不同树种公益林生态效益物质量评价 |
| 6.1.1 涵养水源物质量 |
| 6.1.2 保育土壤物质量 |
| 6.1.3 固碳释氧物质量 |
| 6.1.4 小结 |
| 6.2 不同树种公益林生态效益价值评价 |
| 6.2.1 涵养水源价值量 |
| 6.2.2 保育土壤价值量 |
| 6.2.3 固碳释氧价值量 |
| 6.2.4 生物多样性价值量 |
| 6.2.5 小结 |
| 7 讨论与结论 |
| 7.1 结论 |
| 7.2 讨论 |
| 7.3 存在问题与建议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4）贵州省朱家山自然保护区野生观赏植物资源评价与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立题背景 |
| 1.2 立题依据 |
| 1.3 研究现状 |
| 1.3.1 野生观赏植物的概念、分类、用途和价值 |
| 1.3.2 国内外观赏植物调查、评价与开发利用 |
| 1.4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4.1 研究目的 |
| 1.4.2 研究的理论意义 |
| 1.4.3 研究的现实意义 |
| 1.5 研究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
| 1.5.1 研究特点 |
| 1.5.2 创新点 |
| 2 研究概况 |
| 2.1 研究区概况 |
| 2.1.1 地理区位 |
| 2.1.2 地质地貌 |
| 2.1.3 气候条件 |
| 2.1.4 水文条件 |
| 2.1.5 土壤条件 |
| 2.1.6 植被状况 |
| 2.2 研究目标 |
| 2.3 研究内容 |
| 2.3.1 植物资源 |
| 2.3.2 观赏特性 |
| 2.3.3 评价体系 |
| 2.3.4 综合评价 |
| 2.3.5 园林应用 |
| 2.4 研究方法 |
| 2.4.1 资料收集 |
| 2.4.2 植物调查 |
| 2.4.3 资料统计 |
| 2.4.4 统计分析 |
| 2.5 技术路线 |
| 2.6 研究区选择与代表性 |
| 2.6.1 研究区选择的依据和原则 |
| 2.6.2 研究区基本特征与代表性论证 |
| 3 结果与分析 |
| 3.1 野生观赏植物资源特征 |
| 3.1.1 物种组成 |
| 3.1.2 科属特点 |
| 3.1.3 区系特点 |
| 3.1.4 生活型特点 |
| 3.2 观赏多样性分析 |
| 3.2.1 观叶类 |
| 3.2.2 观花类 |
| 3.2.3 观果类 |
| 3.2.4 观干类 |
| 3.2.5 观形类 |
| 3.3 评价体系分析 |
| 3.3.1 模型判断矩阵及一致性检验 |
| 3.3.2 指标权重值 |
| 3.4 评价结果分析 |
| 3.4.1 评分等级 |
| 3.4.2 评价结果 |
| 3.5 园林应用分析 |
| 3.5.1 独赏类 |
| 3.5.2 庭荫类 |
| 3.5.3 行道树类 |
| 3.5.4 防护类 |
| 3.5.5 林丛类 |
| 3.5.6 花木类 |
| 3.5.7 藤木类 |
| 3.5.8 植篱及绿雕塑类 |
| 3.5.9 地被植物类 |
| 3.5.10 桩景类 |
| 4 结论与讨论 |
| 4.1 结论 |
| 4.2 讨论 |
| 4.3 问题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5）黄土高原典型植被生态系统土壤线虫群落的演变特征及驱动机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主要符号对照表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土壤线虫多样性 |
| 1.1.1 物种多样性 |
| 1.1.2 营养类群多样性 |
| 1.1.3 生活史多样性 |
| 1.1.4 功能团多样性 |
| 1.2 土壤线虫的生态功能与生物指示作用 |
| 1.2.1 线虫的生态功能 |
| 1.2.2 线虫的生物指示作用 |
| 1.3 土壤线虫群落的常用指数和分析方法 |
| 1.3.1 多样性指数 |
| 1.3.2 生态功能指数 |
| 1.3.3 代谢足迹 |
| 1.4 植被恢复对土壤线虫群落的影响 |
| 1.4.1 植被恢复方式 |
| 1.4.2 植被恢复年限 |
| 1.4.3 土壤环境因素 |
| 1.4.4 其他因素 |
| 1.5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6 拟解决的主要科学问题 |
| 第二章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2.1 研究内容 |
| 2.1.1 自然恢复草地生态系统土壤线虫群落的演变特征和影响因素 |
| 2.1.2 次生林生态系统土壤线虫群落的演变特征和影响因素 |
| 2.1.3 人工柠条灌木林生态系统土壤线虫群落的演变特征和影响因素 |
| 2.1.4 人工苜蓿草地生态系统土壤线虫群落的演变特征和影响因素 |
| 2.1.5 不同植被生态系统土壤线虫群落的演变特征及其驱动机制 |
| 2.2 研究方法 |
| 2.2.1 研究区概况 |
| 2.2.2 样地选择 |
| 2.2.3 植被调查及分析 |
| 2.2.4 土壤样品采集及测定 |
| 2.2.5 土壤线虫群落鉴定及分析 |
| 2.2.6 数据分析处理 |
| 2.3 技术路线 |
| 第三章 自然恢复草地生态系统土壤线虫群落的演变特征和影响因素 |
| 3.1 前言 |
| 3.2 材料与方法 |
| 3.2.1 研究区概况 |
| 3.2.2 样地选择 |
| 3.2.3 植被调查及分析 |
| 3.2.4 土壤样品采集及测定 |
| 3.2.5 土壤线虫分离鉴定和群落分析 |
| 3.2.6 数据分析处理 |
| 3.3 结果与分析 |
| 3.3.1 土壤线虫群落组成 |
| 3.3.2 土壤线虫群落数量 |
| 3.3.3 土壤线虫群落营养类群 |
| 3.3.4 土壤线虫群落生态指数 |
| 3.3.5 土壤线虫群落代谢足迹 |
| 3.3.6 土壤线虫群落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
| 3.4 讨论 |
| 3.4.1 草地植被演替对土壤线虫数量、群落组成和结构的影响 |
| 3.4.2 草地植被演替对土壤线虫群落营养类群的影响 |
| 3.4.3 草地植被演替对土壤线虫生态指数的影响 |
| 3.4.4 草地植被演替对土壤线虫代谢足迹的影响 |
| 3.4.5 草地植被演替过程中土壤线虫群落的影响因素 |
| 3.5 小结 |
| 第四章 次生林生态系统土壤线虫群落演变特征和影响因素 |
| 4.1 引言 |
| 4.2 材料与方法 |
| 4.2.1 研究区概况 |
| 4.2.2 样地选择 |
| 4.2.3 植被调查及分析 |
| 4.2.4 土壤样品采集及测定 |
| 4.2.5 土壤线虫分离鉴定和群落分析 |
| 4.2.6 数据分析处理 |
| 4.3 结果与分析 |
| 4.3.1 土壤线虫群落组成 |
| 4.3.2 土壤线虫群落数量 |
| 4.3.3 土壤线虫群落营养类群 |
| 4.3.4 土壤线虫群落生态指数 |
| 4.3.5 土壤线虫群落代谢足迹 |
| 4.3.6 土壤线虫群落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
| 4.4 讨论 |
| 4.4.1 森林植被演替对土壤线虫数量、群落组成和结构的影响 |
| 4.4.2 森林植被演替对土壤线虫生态指数的影响 |
| 4.4.3 森林植被演替对土壤线虫代谢足迹的影响 |
| 4.4.4 森林植被演替过程中土壤线虫群落的影响因素 |
| 4.5 小结 |
| 第五章 人工柠条灌木林生态系统土壤线虫群落特征和影响因素 |
| 5.1 引言 |
| 5.2 材料与方法 |
| 5.2.1 研究区概况 |
| 5.2.2 样地选择 |
| 5.2.3 植被调查及分析 |
| 5.2.4 土壤样品采集及测定 |
| 5.2.5 土壤线虫分离鉴定和群落分析 |
| 5.2.6 数据分析及处理 |
| 5.3 结果与分析 |
| 5.3.1 土壤线虫群落组成 |
| 5.3.2 土壤线虫群落数量 |
| 5.3.3 土壤线虫群落营养类群 |
| 5.3.4 土壤线虫群落生态指数 |
| 5.3.5 土壤线虫群落代谢足迹 |
| 5.3.6 土壤线虫群落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
| 5.4 讨论 |
| 5.4.1 不同林龄人工柠条灌木林对土壤线虫数量、群落组成和结构的影响 |
| 5.4.2 不同林龄人工柠条灌木林对土壤线虫生态指数的影响 |
| 5.4.3 不同林龄人工柠条灌木林对土壤线虫代谢足迹的影响 |
| 5.4.4 人工柠条灌木林生态系统中土壤线虫群落的影响因素 |
| 5.5 小结 |
| 第六章 人工苜蓿草地生态系统土壤线虫群落特征和影响因素 |
| 6.1 引言 |
| 6.2 材料与方法 |
| 6.2.1 研究区概况 |
| 6.2.2 样地选择 |
| 6.2.3 植被调查及分析 |
| 6.2.4 土壤样品采集及测定 |
| 6.2.5 土壤线虫分离鉴定和群落分析 |
| 6.2.6 数据分析及处理 |
| 6.3 结果与分析 |
| 6.3.1 土壤线虫群落组成 |
| 6.3.2 土壤线虫群落数量 |
| 6.3.3 土壤线虫群落营养类群 |
| 6.3.4 土壤线虫群落生态指数 |
| 6.3.5 土壤线虫群落代谢足迹 |
| 6.3.6 土壤线虫群落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
| 6.4 讨论 |
| 6.4.1 不同种植年限人工苜蓿草地对土壤线虫数量、群落组成和结构的影响 |
| 6.4.2 不同种植年限人工苜蓿草地对土壤线虫生态指数的影响 |
| 6.4.3 不同种植年限人工苜蓿草地对土壤线虫代谢足迹的影响 |
| 6.4.4 人工苜蓿草地生态系统中土壤线虫群落的影响因素 |
| 6.5 小结 |
| 第七章 黄土高原不同植被生态系统土壤线虫群落的演变特征和驱动机制比较 |
| 7.1 引言 |
| 7.2 材料与方法 |
| 7.2.1 研究区概况 |
| 7.2.2 植被调查及分析 |
| 7.2.3 土壤样品采集及测定 |
| 7.2.4 土壤线虫分离鉴定和群落分析 |
| 7.2.5 数据分析及处理 |
| 7.3 结果与分析 |
| 7.3.1 黄土高原典型植被生态系统中土壤线虫群落特征差异 |
| 7.3.2 黄土高原典型植被生态系统中土壤线虫演变规律差异 |
| 7.3.3 黄土高原典型植被生态系统土壤群落Net-work分析 |
| 7.3.4 黄土高原典型植被生态系统的线虫群落综合指数 |
| 7.3.5 黄土高原典型植被生态系统中土壤食物网能流分析 |
| 7.3.6 黄土高原植被恢复对土壤线虫群落的影响机制 |
| 7.4 讨论 |
| 7.4.1 黄土高原典型植被生态系统中土壤线虫群落特征差异 |
| 7.4.2 黄土高原典型植被生态系统中土壤线虫群落的演变规律差异 |
| 7.4.3 黄土高原典型植被生态系统中土壤线虫群落综合指数差异 |
| 7.4.4 黄土高原典型植被生态系统中土壤食物网能流差异 |
| 7.4.5 黄土高原典型植被生态系统中土壤线虫群落的驱动机制 |
| 7.5 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结论 |
| 8.2 创新点 |
| 8.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6）内蒙古重点流域水生生物多样性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水生生物多样性研究现状 |
| 1.2.1 生物多样性指数研究 |
| 1.2.2 水生生物多样性研究 |
| 1.2.3 流域水生生物调查研究 |
| 1.3 研究意义及内容 |
| 1.3.1 研究意义 |
| 1.3.2 研究内容 |
| 第二章 研究区概况及研究方法 |
| 2.1 研究区概况 |
| 2.1.1 研究区范围及位置 |
| 2.1.2 研究区内自然保护区情况 |
| 2.2 水生生物多样性调查方法 |
| 2.2.1 鱼类调查方法 |
| 2.2.2 水生动物调查方法 |
| 2.2.3 水生植物调查方法 |
| 2.2.4 其它水生生物调查方法 |
| 2.2.5 流域水生生物调查采样点 |
| 2.2.6 流域水生生物多样性评估方法 |
| 2.2.7 流域水质评价方法 |
| 第三章 内蒙古重点流域水生生物多样性分析 |
| 3.1 黄河流域内蒙古段水生生物多样性 |
| 3.1.1 黄河流域内蒙古段流域水生生物多样性总况 |
| 3.1.2 黄河流域水生生物多样性分布 |
| 3.2 辽河流域内蒙古段水生生物多样性 |
| 3.2.1 辽河流域内蒙古段水生生物多样性总况 |
| 3.2.2 辽河流域水生生物多样性分布 |
| 3.3 松花江流域内蒙古段水生生物多样性 |
| 3.3.1 松花江流域内蒙古段水生生物多样性总况 |
| 3.3.2 松花江流域水生生物多样性分布 |
| 3.4 海河流域内蒙古段水生生物多样性 |
| 3.4.1 海河流域内蒙古段水生生物多样性总况 |
| 3.4.2 海河流域水生生物多样性分布 |
| 3.5 内流河流域水生生物多样性 |
| 3.5.1 内蒙古内流河水生生物多样性总况 |
| 3.5.2 内流河流域水生生物多样性分布 |
| 第四章 内蒙古重点流域水生生物多样性指数 |
| 4.1 黄河流域内蒙古段水生生物多样性指数 |
| 4.1.1 黄河流域水生生物多样性指数总况 |
| 4.1.2 黄河流域水生生物多样性指数分布 |
| 4.2 辽河流域内蒙古段水生生物多样性指数 |
| 4.2.1 辽河流域水生生物多样性指数总况 |
| 4.2.2 辽河流域水生生物多样性指数分布 |
| 4.3 松花江流域内蒙古段水生生物多样性指数 |
| 4.3.1 松花江流域水生生物多样性指数总况 |
| 4.3.2 松花江流域水生生物多样性指数分布 |
| 4.4 海河流域内蒙古段水生生物多样性指数 |
| 4.4.1 海河流域水生生物多样性指数总况 |
| 4.4.2 海河流域水生生物多样性指数分布 |
| 4.5 内流河流域水生生物多样性指数 |
| 4.5.1 内流河流域水生生物多样性指数总况 |
| 4.5.2 内流河流域水生生物多样性指数分布 |
| 4.6 重点流域水质对水生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分析 |
| 4.6.1 黄河流域水质现状及对生物多样性影响 |
| 4.6.2 辽河流域水质现状及对生物多样性影响 |
| 4.6.3 松花江流域水质现状及对生物多样性影响 |
| 4.6.4 海河流域水质现状及对生物多样性影响 |
| 4.6.5 内流河流域水质现状及对生物多样性影响 |
| 第五章 结论与建议 |
| 5.1 研究结论 |
| 5.1.1 黄河流域内蒙古段水生生物多样性现状 |
| 5.1.2 辽河流域内蒙古段水生生物多样性现状 |
| 5.1.3 松花江流域内蒙古段水生生物多样性现状 |
| 5.1.4 海河流域内蒙古段水生生物多样性现状分析 |
| 5.1.5 内蒙古内流河流域水生生物多样性现状分析 |
| 5.2 主要问题和对策建议 |
| 5.2.1 内蒙古重点流域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的主要问题 |
| 5.2.2 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重点任务和措施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论文选题的项目来源 |
（7）臭柏叶绿体基因组、群体遗传多样性及谱系地理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遗传多样性及评价方法概述 |
| 1.1.1 遗传多样性概念 |
| 1.1.2 遗传多样性的研究方法 |
| 1.2 谱系地理与植物系统进化 |
| 1.2.1 谱系地理学概述 |
| 1.2.2 青藏高原隆起及第四纪冰期对中国西北干旱区的影响 |
| 1.2.3 植物系统进化与谱系地理学中常用的分子标记 |
| 1.2.4 谱系地理学研究中的生态位模型 |
| 1.3 柏科刺柏属物种及臭柏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柏科刺柏属简介及研究现状 |
| 1.3.2 臭柏简介及研究现状 |
| 1.4 研究目的、意义和内容 |
| 1.4.1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技术路线 |
| 2 臭柏叶绿体基因组结构与系统进化 |
| 2.1 材料与方法 |
| 2.1.1 实验材料 |
| 2.1.2 实验方法 |
| 2.2 结果与分析 |
| 2.2.1 臭柏叶绿体基因组结构及特征 |
| 2.2.2 臭柏叶绿体基因组密码子偏好性 |
| 2.2.3 臭柏叶绿体基因组重复序列 |
| 2.2.4 刺柏属植物种间叶绿体基因组比较 |
| 2.2.5 系统进化分析 |
| 2.3 讨论 |
| 2.3.1 臭柏叶绿体基因组变异 |
| 2.3.2 遗传标记的开发 |
| 2.3.3 臭柏系统进化关系 |
| 2.4 小结 |
| 3 基于SSR标记的臭柏群体遗传多样性和遗传结构 |
| 3.1 材料与方法 |
| 3.1.1 实验材料 |
| 3.1.2 实验方法 |
| 3.1.3 数据分析 |
| 3.2 结果与分析 |
| 3.2.1 引物开发、筛选及种间通用性检测 |
| 3.2.2 无效等位基因检测、哈迪-温伯格平衡及中性检验 |
| 3.2.3 臭柏群体的遗传多样性 |
| 3.2.4 臭柏群体的遗传分化 |
| 3.2.5 臭柏主坐标分析和聚类分析 |
| 3.2.6 臭柏群体的遗传结构 |
| 3.2.7 群体BOTTLENECK瓶颈效应分析 |
| 3.3 讨论 |
| 3.3.1 臭柏群体遗传多样性 |
| 3.3.2 臭柏群体遗传结构和遗传分化 |
| 3.3.3 SSR引物开发及在近缘种间的通用性 |
| 3.4 小结 |
| 4 臭柏谱系地理学研究-基于cpDNA、ITS和SCNG的分子生物学证据 |
| 4.1 材料与方法 |
| 4.1.1 实验材料 |
| 4.1.2 实验方法 |
| 4.1.3 数据分析 |
| 4.2 结果与分析 |
| 4.2.1 臭柏cpDNA单倍型的序列特征及多态性 |
| 4.2.2 臭柏ITS单倍型的序列特征及多态性 |
| 4.2.3 臭柏ABI3单倍型的序列特征及多态性 |
| 4.2.4 臭柏群体遗传结构与遗传分化 |
| 4.2.5 系统发育树的构建 |
| 4.2.6 单倍型各分支分化时间估算 |
| 4.2.7 臭柏群体的动态历史事件 |
| 4.3 讨论 |
| 4.3.1 群体遗传多样性及不同遗传标记水平结果对比 |
| 4.3.2 遗传结构和谱系分化 |
| 4.3.3 冰期避难所及扩张历史推断 |
| 4.4 小结 |
| 5 臭柏不同时期地理分布格局 |
| 5.1 臭柏资源数据收集 |
| 5.2 实验方法 |
| 5.2.1 生物气候变量获取 |
| 5.2.2 分布点数据处理及环境变量筛选 |
| 5.2.3 MaxEnt模型运行及臭柏适生区划分 |
| 5.3 结果与分析 |
| 5.3.1 臭柏现代潜在分布区预测 |
| 5.3.2 过去和未来潜在分布区 |
| 5.4 讨论 |
| 5.4.1 环境因子对现代地理分布的制约 |
| 5.4.2 不同时期臭柏潜在适宜分布区变化 |
| 5.5 小结 |
| 6 基于遗传多样性特征和谱系地理特征的臭柏保护策略 |
| 6.1 天然臭柏群体现状 |
| 6.2 臭柏群体遗传特征 |
| 6.3 保护策略的提出 |
| 6.3.1 建立保护单元 |
| 6.3.2 原地保护 |
| 6.3.3 迁地保护 |
| 6.3.4 加强保护区管理 |
| 6.3.5 加大宣传力度 |
| 6.4 小结 |
| 7 结论与创新点 |
| 7.1 结论 |
| 7.2 创新点 |
| 8 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 |
（8）《穆天子传》文本整理及相关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穆天子传》研究的意义 |
| 二、《穆天子传》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
| 三、本文的结构 |
| 上编 |
| 《穆天子传》校释 |
| 《穆天子传》所见地名集释 |
| 《穆天子传》所见氏族名、人名集释 |
| 下编 |
| 第一章 《穆天子传》的真伪、成书时间与性质 |
| 第一节《穆天子传》真伪考辨 |
| 第二节《穆天子传》的成书时间与性质 |
| 第二章 《穆天子传》明清注疏版本述评 |
| 第一节明版《穆天子传》 |
| 第二节清版《穆天子传》 |
| 结语 |
| 附录 |
| 附录一 诸家考“穆王巡行”地图合1 |
| 附录二 《穆天子传汇校集释》校勘记 |
| 附录三 《穆天子传》原文复原 |
| 附录四 《穆天子传》序跋选录 |
| 附录五 《穆天子传》之“穆王八骏”考 |
| 附录六 《穆天子传》中的“草”字解 |
| 附录七 《穆天子传》中的重文符号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 後记 |
（9）梵净山景观美学全球对比与世界遗产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1 选题背景 |
| 2 立题依据 |
| 3 研究的理论意义 |
| 4 研究的现实意义 |
| 一 研究现状 |
| 1 山地景观 |
| 2 山地景观美学 |
| 2.1 山地景观美学的总体特征 |
| 2.2 山地景观美学与世界自然遗产的关系 |
| 3 山地景观美学研究进展与展望 |
| 3.1 文献获取与论证 |
| 3.2 研究阶段划分 |
| 3.3 主要进展与标志性成果 |
| 3.4 国内外拟解决的关键科技问题与展望 |
| 二 研究设计 |
| 1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1 研究目标 |
| 1.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特点与科技难点和创新点 |
| 2 技术路线与方法 |
| 2.1 技术路线 |
| 2.2 研究方法 |
| 3 研究区选择与代表性论证 |
| 3.1 研究区选择的原则和依据 |
| 3.2 研究区基本特征与代表性论证 |
| 三 梵净山景观成景机理与自然美 |
| 1 梵净山景观成因与自然美 |
| 1.1 构景的自然因素 |
| 1.2 构景的文化因素 |
| 2 梵净山景观类型与自然美 |
| 2.1 景观类型划分原则和依据 |
| 2.2 不同景观类型的自然美 |
| 3 梵净山景观结构与自然美 |
| 3.1 景观结构的厘定方法 |
| 3.2 景观结构的尺度层次性 |
| 4 梵净山景观特征与自然美 |
| 4.1 空间尺度特征 |
| 4.2 时间尺度特征 |
| 四 基于世界遗产标准的梵净山景观美学全球对比分析 |
| 1 世界遗产“突出普遍价值”第七条评价标准的演绎解读 |
| 1.1 “标准七”解读的必要性 |
| 1.2 “标准七”的演变与发展 |
| 1.3 “标准七”的争议与“类比法”的提出 |
| 2 与满足美学标准的山地景观类型的世界遗产地的对比分析 |
| 2.1 景观演化的生态环境对比 |
| 2.2 景观美学对比 |
| 2.3 对比分析结果 |
| 3 与满足美学标准的山地景观类型的预备遗产地的对比分析 |
| 3.1 景观演化的生态环境对比 |
| 3.2 景观美学对比 |
| 3.3 对比分析结果 |
| 4 与潜在满足美学标准的山地景观类型的的非遗产地的对比分析 |
| 4.1 景观演化的生态环境对比 |
| 4.2 景观美学对比 |
| 4.3 对比分析结果 |
| 五 梵净山景观美学的世界遗产价值 |
| 1 梵净山景观谱系的完整性 |
| 2 梵净山美学价值与感知度评价 |
| 2.1 专家学者感知度评价 |
| 2.2 游客审美感知度调查 |
| 3 梵净山符合“突出普遍价值”的第七条评价标准 |
| 六结论与讨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及获奖情况 |
| 附表 1：梵净山自然景观游客感知度访谈表 |
| 附表 2：133处满足第七评价标准的世界遗产地及其自然价值类型 |
（10）气候变化背景下中国野生植物地理分布格局及优先保护（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中国野生植物地理分布格局及保护现状 |
| 1.1.1 中国野生植物地理分布格局 |
| 1.1.2 中国野生植物保护现状 |
| 1.1.3 中国自然保护区在野生植物保护中的作用 |
| 1.1.4 中国植物园在野生植物保护中的作用 |
| 1.2 气候变化对野生植物的影响及保护策略 |
| 1.2.1 气候变化 |
| 1.2.2 气候变化对野生植物及保护的影响 |
| 1.2.3 保护策略 |
| 1.3 野生植物保护地理空间分析研究进展 |
| 1.3.1 地理空间分析的理论基础 |
| 1.3.2 地理空间分析在野生植物保护中的应用 |
| 1.4 野生植物优先保护规划 |
| 1.4.1 保护规划在野生植物保护中的应用 |
| 1.4.2 保护空缺分析在野生植物保护中的应用 |
| 1.4.3 物种分布模型在野生植物保护中的应用 |
| 1.5 科学问题与研究内容 |
| 2 中国野生维管束植物多样性空间分布格局及其驱动因子 |
| 2.1 引言 |
| 2.2 研究材料与方法 |
| 2.2.1 研究材料 |
| 2.2.2 研究方法 |
| 2.3 中国野生维管束植物多样性分布格局及其驱动因子 |
| 2.3.1 中国野生维管束植物多样性分布格局 |
| 2.3.2 气候因子对中国野生维管束植物多样性分布格局的影响 |
| 2.3.3 土壤因子对中国野生维管束植物多样性分布格局的影响 |
| 2.3.4 人类活动对中国野生维管束植物多样性分布格局的影响 |
| 2.4 小结 |
| 3 气候变化对中国自然保护区内野生植物地理分布格局的潜在影响 |
| 3.1 中国自然保护区内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分布格局及其环境特征 |
| 3.1.1 材料与方法 |
| 3.1.2 结果与讨论 |
| 3.2 气候变化对中国自然保护区内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分布格局的潜在影响 |
| 3.2.1 研究材料与方法 |
| 3.2.2 结果与讨论 |
| 3.3 气候变化背景下外来入侵植物在自然保护区内扩散能力评估 |
| 3.3.1 研究材料与方法 |
| 3.3.2 结果与讨论 |
| 3.4 小结 |
| 4 气候变化背景下中国森林群落优势种地理分布格局及优先保护规划 |
| 4.1 引言 |
| 4.2 研究材料与方法 |
| 4.2.1 研究材料 |
| 4.2.2 研究方法 |
| 4.3 结果与讨论 |
| 4.3.1 结果 |
| 4.3.2 讨论 |
| 4.4 小结 |
| 5 气候变化背景下中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优先保护规划 |
| 5.1 引言 |
| 5.2 气候变化背景下84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优先保护规划 |
| 5.2.1 研究材料 |
| 5.2.2 研究方法 |
| 5.2.3 结果 |
| 5.2.4 讨论 |
| 5.3 气候变化背景下国家重点保护蕨类植物优先保护规划 |
| 5.3.1 研究材料与方法 |
| 5.3.2 结果 |
| 5.3.3 讨论 |
| 5.4 小结 |
| 6 中国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地理分布格局及优先保护规划 |
| 6.1 引言 |
| 6.2 研究材料与方法 |
| 6.2.1 研究材料 |
| 6.2.2 确定影响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受危因素 |
| 6.2.3 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地理分布格局 |
| 6.2.4 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受危程度空间分布及优先保护规划 |
| 6.3 结果 |
| 6.3.1 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濒危等级划分 |
| 6.3.2 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地理分布格局及保护空缺分析 |
| 6.3.3 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地理分布与气候因子的关系 |
| 6.3.4 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受危热点地区及优先保护规划 |
| 6.3.5 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受危因素 |
| 6.4 讨论 |
| 6.5 小结 |
| 7 结论和建议 |
| 7.1 结论 |
| 7.2 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个人简介 |
| 导师简介 |
| 获得成果目录 |
| 致谢 |
四、阿尔其山自然保护区综合评价（论文参考文献）
- [1]科兹洛夫《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所载生物种类及其地方性知识的整理研究[D]. 刘贵玺.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1(09)
- [2]贵州雷公山苗族文化与森林生态耦合研究[D]. 赵栋昌. 贵州大学, 2021
- [3]乌拉特中旗公益林生态效益评价研究[D]. 屈静媛. 内蒙古农业大学, 2021(02)
- [4]贵州省朱家山自然保护区野生观赏植物资源评价与应用[D]. 赵扬辉. 贵州师范大学, 2021(08)
- [5]黄土高原典型植被生态系统土壤线虫群落的演变特征及驱动机制[D]. 霍娜.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1
- [6]内蒙古重点流域水生生物多样性分析[D]. 云鹏. 内蒙古大学, 2020
- [7]臭柏叶绿体基因组、群体遗传多样性及谱系地理学研究[D]. 路东晔. 内蒙古农业大学, 2020(06)
- [8]《穆天子传》文本整理及相关问题研究[D]. 郭侃. 吉林大学, 2018(04)
- [9]梵净山景观美学全球对比与世界遗产价值研究[D]. 许庆. 贵州师范大学, 2018(06)
- [10]气候变化背景下中国野生植物地理分布格局及优先保护[D]. 王春晶. 北京林业大学, 201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