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江苏省常州地区1999～2001年14279例围产儿出生缺陷监测结果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周长友[1]（2018）在《生育政治—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权力与技术》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恩格斯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体现为两种类型,一是生活资料的生产,另一则是人类自身的生产。政治学研究长期以来以人类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分配为关注重点,较少论及人类自身的生产和价值分配过程。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中国现代节育运动历史文献资料为基础,结合部分田野访谈资料,深入考察分析了现代生殖技术进步对节育运动中国家权力空间生产和分配的作用和影响,探讨现代国家人口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生育权利和资源的价值分配及其政治逻辑。国家权力的扩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不仅重塑了人们的身体观,同时也扩展了政治价值分配的权力空间,从而使医疗化身体、国家化生育和科学化生育成为中国现代节育运动的主要特征。国家权力和科学技术的双重作用不仅在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衍生出性别、民族、区域和年龄结构等失衡性权利问题,同时也衍生出配子技术和选择生育等生命和技术伦理问题。这些演变不仅是现代国家生育权利和资源权威性分配的产物和结果,也会对未来中国生育政治的权力与权利分配格局产生深刻的影响,同时也将生育政治的历史过程、运行逻辑、实践后果及时代特征展露无遗。传统社会由于受到生产力水平和医疗技术水平的限制,人口增长相对缓慢,“广土众民”成为王朝统治者追求的主要政治目标,家庭和个人等社会力量成为节育行为的主要实施者和参与者。西方近代节育思想在中国社会的传播不仅带来了生育“价值的颠覆”,而且使部分知识分子将节育运动同提高国民素质和摆脱“东亚病夫”形象的政治意义紧密联系在一起,西方医学科学和技术的传入则为在中国社会进行节育实践提供了可能。这促使中国近代节育运动逐渐由观念宣传迈向行动实践,开始在一些沿海大城市零星开展起来,但活动所取得的成果和产生的影响均非常有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使人们的生育行为迅速从“私域”走向了“公域”,个人身体在技术支持下开始成为国家权力运行的公共空间,科学技术的进步为贯彻国家生育意志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和保障,医疗化身体、国家化生育和科学化生育等现代节育运动的基本特征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生殖医学技术进步带来的身体医疗化现象不仅抛弃了传统医学将人类身体视为一个封闭空间的旧有认知,而且将公民的个人身体内部空间公开地展示在权力和技术的双重规训之下。生育行为的政治化和技术化转变使国家政治权力成为节育技术推广和应用的权力保障,生殖技术则为节育行为的实施提供了技术支持,两者紧密协作共同塑造了中国现代节育运动的基本面貌。公民个人的身体在权力和技术的双重作用下成为被规训的后果和对象。在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国家权力的作用下,公民个人身体不仅成为不断被权力化敞视、检查和填充的对象,同时也成为被技术化敞视、检查和填充的对象。医疗化的身体不仅在权力和技术的双重规训作用下成为了空间编排的消极接受者和时间监控的消极服从者,而且逐渐演变形成了身体“真理”知识的积极驯服者。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国家化生育以计划生育政策为主要内容,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素质被认为是政策实施的两项主要宗旨。国家通过建立人口计划目标调控体系和完善人口计划工作指标体系实现对人口增长数量的计划约束,同样通过建立优生目标调控体系和完善优生目标调控方式实现对人口增长质量的计划控制。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过程中,国家通过建立从中央、省、地（市）、县、乡、村的六级计划生育行政组织机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构建了一张“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繁密计划生育权力和技术网络,形成了对公民个人身体和生育行为进行权力和技术监视的强大力量。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制度、计划生育目标责任制度和计划生育政策动员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不仅强化了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渗透力度,而且进一步加剧了公民个体和家庭在面对强势权力和技术干预时的权利失能化倾向。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科学化生育不仅是贯彻国家生育调控意志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满足人们优生优育需求的主要方式。国家通过建立准生证制度、利益导向制度和基层监控制度等权力监控体系实现了对国家化生育意志的科学调控,同时也通过建立计划生育医疗技术监控、避孕药具监控和人口统计监控等方式实现了对人们科学生育行为的国家监控。医疗组织的广泛建立、医疗资源的均衡配置和医疗技术的普及推广不仅是贯彻国家科学化生育意志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满足人们优生优育医疗服务需求的重要条件。国家计划生育技术体系的建立不仅为通过技术手段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提供了可能,同时也为国家优生优育措施的推广和应用提供了技术保障。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国家政治权力对公民个体生育权利和技术资源的分配具有规划性、选择性和非均衡性,由此衍生出一系列非均衡性的生育权利和生育后果。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节育技术应用中的性别失衡和女性婚姻中的“货币化”倾向等揭示出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固有的性别权利失衡问题。各民族之间生育政策的失衡、民族区域之间生育政策的差异和人口增长状况的差别等问题折射出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原本就存在的民族权利失衡问题。人口增长的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则表明了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各区域之间人们享有生育权利的失衡问题。人口年龄结构中的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则表明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各区域之间的人口在青少年抚养和老年人口赡养负担方面的权利失衡问题。医疗资源的城乡失衡、地区失衡和结构失衡问题则表明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人民享有平等医疗资源的权利失衡问题。在人口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权力和技术显然会对生育资源和权利的分配产生深刻影响。随着现代国家权力的扩张和技术的进步,人类生育日益公共化、国家化、政治化和技术化,由此衍生出诸多的生育问题并引发了激烈的权利之争。随着社会发展及公民个人独立和权利意识的增长,人们更加关注技术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制约以及人口生产过程中的女性平等、生育平等、生命平等和生育自由等问题,尝试重新思考和确定生育过程中的权力干预的边界和技术渗透的限度问题。这导致人们对于今天中国生育权利和资源分配的非均衡性以及由此衍生的诸多问题,国家人口生产的目标及计划生育政策本身的正当性和必要性等提出了质疑。在实践中,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大幅度调整国家人口生产和发展目标及“计划生育”政策。这些国家目标和政策的调整并未改变人口生产资源和权利的国家权威性分配的特征,甚至在一定程度是生育政治逻辑的继续和体现,只是在不同时期国家权力干预和调控的范围、重点、目标以及手段有所不同而已罢了。
刘玉兰[2]（2015）在《社会公民身份、社会排斥与农村儿童健康 ——基于CHNS数据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儿童健康水平有了显着的提升。然而,市场化转型所带来的社会福利制度转型,即提供儿童健康福利的主体由政府这一单一主体逐步转换为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个主体,重塑着福利资源分配的制度架构,进而改变了儿童健康的机会结构,最终分化了儿童健康,具体体现为我国儿童健康的城乡与省域差异明显。本项研究以农村儿童为研究对象,围绕“是什么”、“为什么”,着力解答农村儿童健康的影响机制和影响路径等核心议题。以中国福利制度转型为背景,以社会排斥理论为分析视角,以农村儿童的社会公民身份为逻辑起点,以福利三角（市场、国家和社会）为基础,搭建研究框架,考察农村儿童健康的现状,揭示农村儿童的健康影响机制（多重身份下的社会排斥机制）,并进一步分析因农村儿童的社会公民身份而产生的经济排斥、国家福利制度排斥和社会关系排斥影响其健康的具体路径。在此基础上,提出农村儿童社会公民身份的嵌套性、被排斥对象的主体性、健康不平等的机会结构三个议题,力求为消除农村儿童的健康劣势提供政策参考依据。本项研究采用定量研究方法,通过问卷调查法收集资料,采用描述分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等方法分析资料。主要的研究结论:第一,城乡和省域社会公民身份与农村儿童健康水平显着相关。与城市户籍儿童相比,农村户籍儿童的健康弱势地位仍然显着,同时儿童的省域社会公民身份调节了儿童健康的城乡差异,东部某些省域的农村儿童健康劣势不显着。第二,社会排斥对社会公民身份和农村儿童健康水平起中介传导作用。一方面,社会公民身份与农村儿童面临的社会排斥有紧密关系,城市户籍-低排斥省域的儿童面临的总排斥水平最低,农村户籍-高排斥省域的儿童面临的总排斥水平最高。另一方面,社会排斥的中介作用明显,当控制了儿童面临的社会排斥之后,社会公民身份对儿童健康的影响系数显着减少。第三,农村儿童健康的综合影响机制方面。整体而言,与城市户籍儿童相比,农村户籍儿童健康的劣势地位明显,是由于高排斥省域农村儿童健康水平显着低于同样省域的城市儿童。这一现象与高排斥省域农村儿童具备的“嵌套性”的社会公民身份有关,即兼具农村和高排斥省域社会公民身份,这些儿童面临更高程度的社会排斥。这种“嵌套性”社会公民身份的形成则与市场化过程对城乡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不平等的强化及在儿童健康领域中管理（地方政府）和医疗机构（市场）的共同作用所带来的省域社会公民身份的崛起有关。第四,农村儿童面临的社会排斥对其健康的影响路径主要表现为:三种类型的社会排斥通过影响农村儿童的健康资源、健康行为、社会心理状况、医疗和卫生服务资源、儿童照顾等方面,最终生产了这些儿童健康的劣势地位。本文将农村儿童的健康置于社会公民身份、社会排斥和健康不平等的研究框架下进行分析,研究意义体现在:第一,与目前学术界主要的结构主义的健康不平等解释模式不同,本文突出了儿童健康产生的制度结构视野,从儿童社会公民身份出发,提供了解释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等家庭-人口因素与健康不平等之间关系形成的制度机会。第二,本文从实证的角度整合了社会公民身份和社会排斥理论,证明了社会排斥对社会公民身份和农村儿童健康水平的中介传导作用。这种理论的整合一方面为解释社会公民身份如何影响微观个体的健康提供了关系背后的作用机制,另一方面拓展了社会排斥对儿童健康的影响的解释。第三,本文发现我国农村儿童社会公民身份正由单一城乡身份向城乡与省域多重身份转型,为市场转型论的相关研究提供新的切入点。总之,在市场和福利制度转型的背景下,整合社会公民身份和社会排斥理论,或许是健康不平等研究的重要分析视角。
彭伟斌[3]（2015）在《江浙人口政策比较研究》文中认为近20年来,有关人口政策的总结与反思备受国内外学术界关注,而有关气候变化的争议则使人口政策更加瞩目。随着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中国客观上要求人口结构和数量向适度、合理的方向发展,人口政策的演进正在经历重要的历史转折期。在此背景下,开展人口政策的比较研究和评估生育政策的选择与走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主题。本文除引言和结语部分外,全文共分八章来展开。引言部分论述了本文选题的五大背景及研究意义。第一章对国内外有关人口政策的研究文献进行了详细梳理和述评,将国内有关生育政策调整的观点划分为“严控紧缩”、“量化宽松”、“鼓励扩张”和“自主抉择”等四大学派；第二章交代了三组重要概念及本文的研究方法、基本思路及创新之处：鉴于印度是全球第一个由强制性计划生育向自愿性家庭计划转型的国家,第三章从国际视角先对印度国家人口政策的历史演进作了个案诠释和经验分析,从该国人口政策的历史演进过程及影响因素研究中突出了制定人口政策要遵循人口过程的客观规律性；第四章基于人口事件的细节罗列论述了中国人口政策演进的历史过程并进行了相应的阶段,将中国人口政策的历史演进特征归纳为四大特征；第五章分析了江浙两省人口政策的形成过程,将两省地方性人口政策的演进粗略划分为七个不同阶段,并从政策调整时间、政策内容及实施细节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第六章借助人口普查资料和统计年鉴资料从人口规模、人口结构、生育水平、人口分布等方面对江浙两省人口发展现状及其历史变动做了详细对比,显示了江浙两省不同人口政策殊途同归的发展趋势：极低的总和生育率和巨大的人口负增长惯性；第七章运用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对江浙两省196个区县市的面板数据分析了政策性因素和非政策性因素对两省总和生育率的影响,结果发现政策区别仍起作用但效果极微,导致生育率水平差异的根本性原因还在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上的不同；第八章运用人口预测模型对江浙两省执行单独两孩生育政策后的人口总量、出生人口、人口结构及变动趋势进行了展望,预测结果显示,生育政策调整不会形成大规模出生堆积,单独两孩政策不仅无法阻止江浙两省人口趋向负增长的发展态势,也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人口的结构性危机。考虑到江浙两省所呈现的超低生育率及“政策遇冷”现象,本文认为应尽快实施更为宽松的人口政策,政策的调整和完善应努力实现三个重要转换：即从计划经济指令型的人口政策向市场经济引导型的人口政策转换；从显性的人口政策向隐性的人口政策转换；从直接干预型的人口政策向间接参与型的人口政策转换。
李建平,马健,李超[4]（2015）在《成都市锦江区2008年-2013年孕中期唐氏综合征妊娠流行病学队列分析》文中研究说明目的调查2008-2013年成都市锦江区唐氏综合征妊娠流行病学情况。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分析。结果 1.2008-2013年成都市锦江区唐氏综合征发生率为3.0/万。2.唐氏综合征妊娠发生率曲线随孕妇年龄增加呈现出U型或J型趋势。即位于两端的小于22周岁及大于30周岁孕妇唐氏综合征妊娠发生率较高,位于中间的22-29周岁孕妇唐氏综合征妊娠发生率较低。结论 1.2008-2013年成都市锦江区唐氏综合征妊娠发生率为3.0/万。2.唐氏综合征妊娠发生率曲线随孕妇年龄增加呈现出U型或J型趋势。即位于两端的小于22周岁及大于30周岁孕妇唐氏综合征妊娠发生率较高（发生率分别为5.5/10000及10.3/10000）,位于中间的22-29周岁孕妇唐氏综合征妊娠发生率较低（发生率为0.6/10000）。
王灏晨,郭超,李宁,郑晓瑛[5]（2013）在《强制婚检政策取消前后我国出生缺陷发生率变动的meta分析》文中指出目的:了解2003年强制婚检政策取消前后我国出生缺陷发生率的变动情况。方法:整理文献,将2002年和2003年的出生缺陷数和围产儿数分别合并后得出的出生缺陷发生率作为对照组,与2005年的相应出生缺陷发生率利用meta方法进行分析比较。结果:取消强制婚检后2005年出生缺陷发生率是取消前2002年和2003年合并出生缺陷发生率的1.11倍（D+Lpooled RR=1.11,95%CI=1.04～1.18）,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取消强制婚检后,我国出生缺陷发生率有所上升,取消婚检与这一趋势可能存在一定关系。提倡婚前检查,同时加强孕前生殖健康保健服务及孕检对改善我国出生缺陷发生有帮助。
顾燕芳,于亮[6]（2012）在《2003～2009年无锡市围产儿死亡分析》文中指出目的:探讨围产儿死亡的相关因素,为制定有针对性的预防措施、有效降低围产儿死亡率提供依据。方法:对2003～2009年无锡市围产儿死亡情况进行分析。结果:7年间围产儿死亡率为5.83‰,围产儿死亡率呈现下降趋势。围产儿死亡原因前3位分别为畸形（443例,占21.55%）、脐带因素（319例,15.52%）、早产低体重（199例,占9.68%）。结论:大力开展健康教育、实施出生缺陷"三级预防"干预、加强围产保健管理是降低围产儿死亡的重要措施。
顾寿永[7]（2012）在《以人群为基础的江苏出生缺陷及异常出生体重队列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出生队列研究（Birth Cohort Study）是指将某个时期出生的部分人群作为样本,从胎儿期开始直到成年甚至老年,定期收集生长、发育、健康等相关医学数据,开展长期的前瞻性研究,以发现影响疾病和健康的多种因素。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初便开展了出生队列研究,其中最早可追溯到1911-1930年在英格兰东南部赫特福德郡（Hertfordshire）的小规模出生队列观察,在此基础上于1931-1939年开展了更大规模的出生队列研究（对39764名活产儿开展的追踪研究）,称之为赫特福德出生队列研究（Hertfordshire Birth Cohort Study）[1]。此后,美国、芬兰、印度、丹麦等国开展了一系列成功的出生队列研究,不断更新着人们对疾病的认知。2000年,美国通过了一个儿童健康专项法案,授权美国国立儿童健康与人类发展研究所开展全国性的儿童疾病队列研究,同时建立生物与环境样本数据库。至今,该项研究已扩展至全美100多个城市。我国的人口遗传学特征、人群行为方式等与国外有显着不同,且过去30年,社会经济模式和疾病类型发生了急剧变化,迫切需要我们应用出生队列开展生长发育影响因素与儿童疾病乃至成人慢性病关系的研究。遗憾的是,我国出生队列研究现状并不令人满意,相关研究成果鲜有报道。有鉴于此,2002年7月-2005年5月,江苏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在国内建立了首个以孕早期妇女人群及其胎儿为研究对象的前瞻性江苏出生缺陷及儿童生长发育队列（Jiangsu Birth Defects and Child Development Cohort,JBC）,作为 JBC 研究的一部分,本研究采用队列以及病例对照研究等宏观流行病学手段,对江苏出生缺陷和异常出生体重的发病率、人群分布特征、主要危险因素以及异常出生体重儿进入儿童期后的生长发育状况进行研究,探讨相关危险因素与重大出生缺陷及儿童发育之间的病因关联关系。结果对于进一步阐明我省主要出生缺陷的分布特点、危险因素以及开展异常出生体重的长期健康风险评估,并据此筛选高危人群、制定针对性的综合防治措施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第一部分以人群为基础的江苏出生缺陷队列研究目的应用以人群为基础的出生缺陷监测的方法,描述江苏出生缺陷的发生情况和分布特征,分析出生缺陷发生的相关危险因素,为政府制订预防出生缺陷的政策提供依据。对象和方法分别应用前瞻性队列研究和巢式病例对照研究方法,以全省95个乡（镇、街道）的2002-2005年间分娩的27642例孕妇及其子代为监测对象,开展以人群为基础的出生缺陷监测,对收集到的出生缺陷监测资料进行统计分析,以描述我省相关的出生缺陷流行病学特征及其发展变化趋势。在队列研究的基础上,以监测中发现的出生缺陷病例及孕妇为病例组,抽取同期出生的非出生缺陷围生儿和孕妇为正常对照组,通过比较两组之间可疑危险因素的差异,采用多因素logisticl回归分析,初步筛选出影响我省出生缺陷发生的危险因素。结果1、从2002年12月至2005年5月,共有27642例资料完整的孕妇及其胎儿参加了该研究项目,截至2010年12月31日,共计发现416例各类出生缺陷儿,江苏出生缺陷年龄调整发生率为152.68/万（95%CI:139.87-169.74）。2、苏南、苏中、苏北的出生缺陷年龄调整发生率分别为133.75/万（95%CI:119.92-159.13）、162.68/万（95%CI:134.07-197.07）和 158.67/万（95%CI:135.61-183.82）,苏中年龄调整发生率最高,苏北次之,苏南在三个地区中的出生缺陷年龄调整发生率最低。3、江苏城市和农村的出生缺陷年龄调整发生率分别为 87.01/万（95%CI:62.05-116.99）和 167.65/万（95%CI:150.99-185.31）,农村地区的出生缺陷年龄调整发生率明显高于城市。4、根据ICD10的分类标准,江苏发生率最高的前四位出生缺陷为:肌肉骨骼系统先天性畸形和变形,眼、耳、面和颈部先天性畸形,先天性心脏病和神经系统先天性畸形,其年龄调整发生率分别为 27.52/万（95%CI:21.67-34.40）、27.15/万（95%CI:21.35-34.00）、20.55/万（95%CI:15.62-26.71）和 17.98/万（95%CI:13.33-23.81）。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孕妇文化程度、孕妇身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和孕妇职业是出生缺陷的独立影响因素。与小学及以下组相比,孕妇文化程度为初中和高中及以上者为出生缺陷的保护因素,OR 值分别为 0.70（95%CI:0.50-0.99）和 0.60（95%CI:0.38-0.93）;与体力劳动组相比,母亲从事脑力劳动者也会显着降低胎儿患出生缺陷的风险性,OR 值为 0.54（95%CI:0.30-0.96）:而与 18.5≤BMI<24 的孕妇相比,孕妇 BMI≥28者则会显着增加胎儿发生出生缺陷的风险性,OR值为1.68（95%CI:1.09-2.63）。结论1、江苏出生缺陷发生的分布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分布差异,前四位出生缺陷依次为肌肉骨骼系统先天性畸形和变形,眼、耳、面和颈部先天性畸形,先天性心脏病和神经系统先天性畸形。2、孕妇BMI≥28者是子代出生缺陷的危险因素;而孕妇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以及从事脑力劳动则是子代出生缺陷的保护因素。第二部分以人群为基础的异常出生体重队列研究目的 了解江苏新生儿出生体重情况,分析异常出生体重的主要影响因素,探讨异常出生体重儿潜在的长期健康风险,为异常出生体重儿的人群防治和长期健康风险预测提供科学依据。对象和方法分别应用回顾性队列研究和巢式病例对照研究方法,将出生队列中的早产儿、多胎儿、出生缺陷儿以及婴儿出生体重信息缺失的对象排除后,余下的21544例孕妇及其活产儿作为研究对象,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统计分析,以描述我省异常出生体重儿流行病学特征,了解其发生现状和变化趋势。在队列研究的基础上,以监测中发现的异常出生体重儿及其母亲为病例组,抽取同期出生的正常体重儿及其母亲为对照组,采用病例对照研究设计,通过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出影响我省异常出生体重发生的危险因素;通过比较与正常体重儿之间在儿童期生长发育状况的差异,探讨异常出生体重儿潜在的长期健康风险。结果1、江苏巨大儿（出生体重≥4000g）的年龄调整发生率为11.71%（95%CI:11.27-12.14%）,苏南、苏中、苏北的巨大儿年龄调整发生率分别为8.13%（95%CI:7.53-8.77%）、11.97%（95%CI:11.11-12.89%）和 14.96%（95%CI:14.19-15.75%）,苏北年龄调整发生率最高,苏中次之,苏南最低。2、江苏低出生体重儿（出生体重<2500g）的年龄调整发生率为1.21%（95%CI:1.06-1.37%）苏南、苏中、苏北的巨大儿年龄调整发生率分别为1.59%（95%CI:1.31-1.91%）、1.14%（95%CI:0.86-1.49%）和 1.02%（95%CI:0.80-1.29%）,苏南年龄调整发生率最高,苏中次之,苏北最低。3、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孕龄高、孕妇BMI高和男性新生儿是巨大儿的独立危险因素。孕龄每增加1岁,分娩巨大儿的风险则增加至1.03倍（95%CI:1.01-1.04）;与18.5≤BMI<24的孕妇相比,孕妇BMI较高者（≥24-<28和≥28）分娩巨大儿的风险性会显着增加,OR值分别为 1.69（95%CI:1.51-1.88）和 1.49（95%CI:1.31-1.69）。与男性新生儿相比,女性新生儿为巨大儿的风险则显着降低,OR值为0.62（95%CI:0.57-0.68）。4、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母亲户籍是低出生体重儿的独立危险因素。与城市组相比较,来自农村的母亲分娩低出生体重儿的风险显着降低,OR值为0.69（95%CI:0.48-0.98）。5、巨大儿7岁时发生体重超标和肥胖的风险分别是正常体重儿的1.52倍（95%CI:1.24-1.86）和1.50倍（95%CI:1.19-1.92）。结论1、异常出生体重儿的发生率在江苏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巨大儿发生率苏北最高,苏中次之,苏南最低;而低出生体重儿的发生率则表现为苏南最高,苏中次之,苏北最低。2、孕龄高、孕妇BMI高和男性新生儿是巨大儿的独立危险因素。3、来自农村的母亲分娩低出生体重儿的风险显着低于城市。4、巨大儿在儿童期体重超标和发生肥胖的风险显着高于正常体重儿。
白鸽[8]（2012）在《基于社区的高危妊娠筛查管理模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一、研究目的孕产期保健的重要性已成共识,及时发现高危妊娠并给予干预是关键。其中高危妊娠筛查管理是首要环节,也是孕产妇系统保健的根本目的和核心。理论与实证研究发现目前国内高危妊娠筛查管理现状并不理想,根源在于现行高危妊娠筛查管理模式的局限性。现行模式是以孕产期保健服务的供方（以下简称供方）为主导,供需方之间缺乏联动管理机制,因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局限性愈发凸显。这种局限性一方面表现在针对供方,社区在孕产期保健服务中优势明显,然而当前并未区分社区与医学中心的现实差异,社区供方缺乏针对性的筛查管理技术；另一方面表现在针对孕产期保健服务需方（以下简称需方）,其主动保健积极性未得到充分调动,需方亦缺乏针对性的筛查管理技术。因此为实现高危妊娠筛查管理的目的、突破现有模式的局限性,本研究针对社区供方和社区需方,分别研制高危妊娠筛查管理技术,并将这两项关键技术有机嵌入到现行高危妊娠筛查管理流程中,形成基于社区的高危妊娠筛查管理模式,即以社区为平台,供需双方联动的筛查管理模式。为验证模式的价值,研究综合考虑现实条件,形成干预方案,并在试点地区实施干预和效果评价。研究在干预过程中发现需方对于妊娠风险认知存在“非有即无”的认知偏差,因此为转变需方对于妊娠风险的认知,研究根据评估结果探索建立妊娠风险指数模型,并进行软件化包装。二、研究方法本研究以卫生技术评估、循证医学、行为改变理论等理论方法作为指导性研究方法,以文献计量分析、专家咨询、定性定量多重论证、焦点组访谈、现场调查、健康信念模型、知信行理论、广义线性模型、软件编制等为具体的研究的方法。其中文献计量分析、专家咨询等方法运用于完成研究内容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即高危妊娠筛查管理现状分析和高危妊娠危险因素研究现状；专家咨询、定性定量多重论证、焦点组访谈和现场调查等方法运用于完成研究内容的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即高危妊娠社区供方和社区需方筛查管理技术的研制和论证；焦点组访谈、现场调研、健康信念模型、知信行理论等方法运用于完成研究内容的第五部分,即高危妊娠社区筛查管理模式干预及效果评估；广义线性模型、软件编制等方法运用于完成研究内容的第六部分,即妊娠风险指数模型软件探索。三、研究过程及主要结果（一）高危妊娠筛查管理现状分析：引出基于社区的高危妊娠筛查管理模式研究第一部分是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系统总结了高危妊娠筛查技术和管理现状。理论研究是对国内外期刊文献、保健指南等文献材料的分析,实证研究是对402名孕产妇的基线调查和5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9名供方的焦点组访谈。研究发现现行高危妊娠筛查管理模式的局限性主要在于供需方之间缺乏联动的管理机制,具体体现在：（1）针对供方,高危妊娠筛查表是应用最为广泛的筛查管理技术,然而目前该技术缺乏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基层单位现实条件的考量；（2）针对需方,已开始提高对孕产期保健的重视程度,然而目前尚无针对孕产妇自我筛查管理妊娠风险的工具。因此本研究为突破现行高危妊娠筛查管理模式的局限,提出建立基于社区的高危妊娠筛查管理模式。本着全程性、系统性和操作性的建立原则,该模式的特点包括基于社区供方、基于社区需方和供需双方共同参与三个方面。为提高供方参与,需依据社区现实,研制针对社区供方的高危妊娠筛查管理技术；为促进需方参与,需依据需方认知,研制针对社区需方的高危妊娠筛查管理技术；为促进供需双方共同参与,研究汇总两项关键技术,并将技术有机融合到现行筛查管理流程中,搭建共同参与平台和运行机制。（二）高危妊娠危险因素研究现状：为技术研制提供支撑为研制高危妊娠筛查管理技术提供技术支撑,研究第二部分首先对国内164篇权威文献和国内外27张高危妊娠筛查表进行了独立分析,最后对两类文献评阅的结果进行了汇总分析,共收集75种妊娠危险因素、18种危险因素的分类、2种危险因素评价方式等,同时明确了目前高危妊娠相关的危险因素,并应用文献计量法对相关危险因素的重要性进行排序,分析应该重视的常见高危妊娠危险因素,如年龄、流产史等危险因素。本部分研究为后续社区供方和社区需方的筛查管理技术研制提供理论依据。（三）高危妊娠社区供方筛查管理技术：弥补现行模式的社区供方技术不足前期研究表明高危妊娠筛查表是应用最为广泛的筛查管理技术,因此研究第三部分是基于社区,为达成社区高危妊娠早期筛查的目标,以“科学性、操作性、时效性”等原则,综合考虑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人员、设备、技术等基础条件,研制高危妊娠社区筛查表。在研制阶段,围绕着筛查表的框架、条目、条目指标值和条目评价方式四个方面,对第二部分研究结果运用文献评阅和专家咨询法遴选形成初稿。在论证阶段,采用专家论证和机构论证两轮论证模式,依次论证筛查表的科学性和操作性。其中专家论证采用焦点组访谈和名义团体法的方式,参与论证的产科和妇保专家共10名；机构论证采用意向调查的方式,参与论证的机构涉及上海市、常州市和北京市共37家机构的49名产科和妇保专家。论证专家一致认同筛查表的研制目的和意义,并依据原则进行评分并提出完善建议。在评价阶段,研究以筛查表为工具,选择江苏1家妇幼保健机构考量评分者信度,共计随访有效干预孕妇46名,结果显示信度良好（Cronbach’s Alpha=0.954）。研究选择上海和江苏的6家妇幼保健机构考量效标效度,共计随访有效干预孕妇235名,结果显示效度良好（灵敏度=89.7%,特异度=99.5%,约登指数=0.89,Kappa值为0.921）。最终形成的筛查表采用两级分级方式,包含50条条目指标值。（四）高危妊娠社区需方筛查管理技术：弥补现行模式的社区需方技术匮乏前期研究表明健康教育是对需方应用最为广泛的筛查管理技术,因此研究第四部分是针对准备怀孕妇女和孕产妇,研制高危妊娠自我筛查表和相关健康教育资料。自筛表从病史和疾病的症状出发,配合相关健康教育资料,旨在一方面作为孕产期保健健康教育的工具,提高她们的妊娠知识水平,增强自我保健意识：另一方面作为妊娠风险的筛查工具,帮助她们早期发现妊娠危险因素并及早就医。在研制阶段,围绕着筛查表的框架、条目和条目评价方式三个方面,对第二部分研究结果运用文献评阅和专家咨询法遴选,并对条目进行通俗化形成初稿。在论证阶段,采用专家论证、机构论证和需方论证三轮论证,依次论证筛查表的科学性、操作性和通俗易懂性。专家论证采用焦点组访谈和名义团体法的方式,参与论证的产科和妇保专家共10名；机构论证采用意向调查的方式,参与论证的机构涉及上海市、常州市和北京市共37家机构的44名产科和妇保专家；需方论证采用意向调查的方式,参与论证的对象为三地共542名育龄妇女。三轮论证供需双方一致认同筛查表的研制目的和意义,并依据原则提出完善建议。在评价阶段,研究以筛查表为工具,选择上海和江苏的6家妇幼保健机构考量筛查表的信效度,共计随访有效干预孕妇235名,结果显示信度良好（各条目的重测信度均达到了0.7以上）,效度良好（灵敏度=84.6%,特异度=74.5%,约登指数=0.58,Kappa值=0.41）。最终形成的自筛表采用两级分级方式,包含40条条目。研究同时针对筛查表研制高危妊娠家庭指导手册,对表中每条危险因素的危害和应对措施进行解释和说明,用于指导个人和家庭使用筛查表并对筛查结果采取措施。研究采用意向调查的方式对指导手册的科学性和操作性进行论证,15名参与论证的专家认同指导手册的意义,并对部分表述进行了修改完善。（五）高危妊娠社区筛查管理模式干预及评估：促进供需双方共同参与为构建供需双方共同参与的平台和运行机制,研究第五部分整合社区供方和需方筛查管理技术,嵌入到现行管理流程中,围绕着对象、内容、频率与时机、工具等方面,形成干预方案。为验证模式的价值,研究采用准实验干预设计,在上海市嘉定区、江苏省常州市、北京市朝阳区的社区实施干预方案,并对试点地区进行基线、过程和终末评估。其中,基线评估对三个试点地区16家试点社区、55名社区孕产期保健供方人员和542名孕产期保健需方人员进行调查,了解机构条件、供方和需方对高危妊娠的认识情况等；过程评估通过对试点地区32次干预督导、7次技术交流简报、186名孕产妇的阶段性随访评估和对常州4个社区的案例研究,结果发现干预方案进展良好,管理方和供方均积极创造条件推动干预的进展,需方主动筛查意识也有较大的提高；终末评估通过对三地干预组1115名入组对象和对照组829名对象历时1年多的随访调查,结果显示干预构建出的供需方联动机制运行整体效果良好,100%的供方和99.5%的需方对于干预方案实施认同且满意,社区供方和需方筛查管理技术在干预过程中也得到了各方的认可,同时三地干预社区需方对妊娠危险因素的认知、态度和主动就医行为方面都得到了较大的转变。（六）妊娠风险指数模型软件的探索研究在干预过程中发现需方对于妊娠风险的认知存在偏差。当前需方对于妊娠风险的认知为“非有即无”,即“是高危／不是高危”（0/1）的概念,因此一旦筛查结果出现“不是高危”的情况,需方便会放松警惕,然而妊娠过程瞬息万变,时时都有可能出现高危,因而高危出现时,需方往往不知所措,酿成悲剧,产科医患纠纷也多源自于此。因此为转变需方对于妊娠风险的认知偏差,本部分研究致力于将现有两分类（0/1）的判决转换为具体的风险指数（0～1）,即对于需方而言,妊娠风险不再是“有或无”的概念,而是“高或低”的概念。研究利用三个地区试点社区随访1年得到的1632份有效随访资料,建立妊娠风险指数模型,根据数据导入情况,计算得出风险影响因素的系数,并对产生的模型进行修改完善。接着,通过模拟库对模型进行数据模拟,最后研究在模型模拟完善后,利用Excel VBA的强大数据处理后台,对建立的妊娠风险模型进行软件化包装,为模型的推广提供技术条件和支持。四、结论为实现高危妊娠筛查管理的目的、突破现行筛查管理模式局限性,本研究首先针对现行模式的局限性,分别研制了基于社区供方和社区需方的两项关键技术,并将这两项技术融合到现行筛查管理流程中,形成基于社区的高危妊娠筛查管理模式。之后,为验证模式的价值,研究考虑现实条件,建立干预方案,并在三个试点地区组织干预和效果评估。最后,干预过程中发现需方对于妊娠风险认知存在偏差,因而研究在方法学探索,在评估数据资料的基础上形成妊娠风险指数模型,通过模拟库的验证后,利用Excel VBA数据处理平台进行软件化包装。五、研究的创新点本研究在方法学上的创新是构建了遴选、论证和评估社区高危妊娠筛查管理技术的思路、步骤和方法。在技术上创新是基于社区现实,研制了出了高危妊娠社区筛查管理工具《高危妊娠社区筛查表》,并基于孕产妇妊娠生理周期和疾病的症状,研制出了高危妊娠自我筛查工具《高危妊娠自我筛查表》。本研究的集成创新是在技术研制的基础上,将研制的关键技术进行有机集成,嵌入到现行管理流程中,形成一整套高危妊娠社区筛查管理干预方案,并利用干预随访资料建立妊娠风险指数模型,并进行软件化包装。
孙立波[9]（2011）在《基于淮安市2010年出生人群的围产新生儿流行病学调查》文中提出近年来儿科学,特别是新生儿科学发展迅速,但是关于新生儿出生信息,新生儿各种疾病的发病率,新生儿呼吸衰竭,新生儿转运方面的流行病学调查在国内很少进行。目前较少的围产新生儿医学临床流行病学调查也大多基于抽样地区上报数据,或是某一个医院出生新生儿,或住院新生儿某种疾病的调查。全国曾组织部分医院调查住院新生儿信息,而非基于某个地区所有出生人群的围产、出生新生儿、住院新生儿、新生儿危重病诊断治疗转归和危重新生儿转运的调查。新生儿出生疾病相关信息的缺乏严重制约了我国围产新生儿医学的发展,无法形成正确的干预策略指导医疗实践活动,无法有效地配置医疗资源。基于以上原因我们在2010年组织了一项基于江苏省淮安市出生人口的围产新生儿医学流行病学调查研究。江苏省淮安市位于我国的东部,居我国南北分界线,截止2009年人口有534万,2009年活产儿58,000例,流动人口比例低,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相当,比较符合我国目前的城市农村人口比例（2011年中国农村人口占50.3%）。淮安市2009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2.3万元,和2009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4万元相当。调查研究淮安市围产新生儿医学信息可以更好的代表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或反映大部分中等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围产新生儿临床基本情况。本文第一部分主要调查当地出生人群的出生性别比、出生体重、出生胎龄、出生缺陷、多胎率、妊娠合并症、分娩方式、围产儿死亡率、新生儿死亡率等信息。第二部分描述当地新生儿医疗资源情况、新生儿各种疾病的发病率和转归、新生儿呼吸衰竭的诊治、危重新生儿转运信息。希望通过淮安市围产新生儿医学流行病学调查研究,丰富我国围产新生儿医学流行病学资料,了解新生儿各种疾病的发病率,新生儿危重疾病谱和病死率,发现目前基层医院围产新生儿医学领域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从而更加有效的配置有限的新生儿医疗资源,更好的为孕产妇-胎儿-新生儿为中心的围产医疗健康事业服务。第一部分淮安市新生儿出生信息临床流行病学调查研究背景出生信息是人群健康相关评价的基础资料,本项调查研究希望获得基于所有出生人口的相关出生信息,描述淮安市出生信息基本情况。出生性别比反映婴儿出生时男婴与女婴数量上的比例关系,按照国际长期观察,正常出生婴儿性别比较稳定,大多在103-107：100之间。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发现出生性别比为117：100,而且出生性别比有逐年增高的趋势。十多年后的今天,一些地区医院已经达到125：100（健康报2010）。我们籍此开展调查,可以判断农村地区出生性别比升高是否相当严重。近年来由于国民经济和围产保健工作的发展,孕妇营养状况的改善,使新生儿出生体重有所变化,多项调查发现出生体重较前升高,低出生体重儿率下降,巨大儿发生率有所上升。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新生儿学组调查2002-2003年全国77所医院产科分娩新生儿早产率为7.8%。参与的医院都是三级医院,收治的高危孕妇较多,早产儿率高于1998年全国活产儿抽样调查早产儿率3.5%的报道。目前国内还没有基于某地区所有出生人口的早产率的调查研究报道。近年来我国剖宫产率呈逐年上升趋势,某些大城市孕妇剖宫产率高达60%-80%,较高的剖宫产率给孕妇和新生儿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随后采取一系列措施降低剖宫产率,比如严格剖宫产手术指征等,淮安市已经实施这些措施,我们期望了解当下的剖宫产率是否较前有所下降。出生缺陷、围产儿死亡率、新生儿死亡率是评价社会经济发展和卫生状况的重要指标,本研究调查淮安2010年出生缺陷发生率、出生缺陷种类分布、围产儿死亡率、新生儿死亡率及死亡原因,为降低出生缺陷发生率,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提供依据。目的描述淮安市2010年出生人口的出生性别比、低出生体重儿率、低出生体重儿死亡率、早产儿率、早产儿死亡率、剖宫产率、母亲妊娠合并症发生情况、出生缺陷发生率、主要的出生缺陷分布、基于出生人口的围产儿死亡率、新生儿死亡率。方法成立淮安市围产新生儿医学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协作组,前瞻性收集在2010年全年淮安市所有接产医院分娩的新生儿资料。本研究由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设计并发起,淮安市妇幼保健院作为当地调查研究协调中心,负责管理工作及协作组间的联系沟通、数据质量的监控。学位申请人负责调查表设计、组织培训、数据收集、汇总分析、论文撰写。所有数据录入EPIDATA数据库整理,所有资料应用软件SPSS16.0进行统计分析。结果2010年1月1日到2010年12月31日连续的一年间,151家接产医院共收集出生新生儿信息60,615例,出生率11‰。男性32,406例,女性27,874例,出生性别比为116：100。将住院治疗患儿6,872例剔除后,健康分娩新生儿男女比例为111：100。平均出生体重3,441±491g,男性平均出生体重为3,494±496g,女性出生体重为3,379±477g。低出生体重儿（LBW）占2.80%（1,691/60,372）,死亡率为8.83%（148/1,676）。早产儿占3.72%（2,239/60,264）,死亡率为7.61%（169/2,220）。多胎率为1.80%（1,088/60,567）。出生缺陷的发生率为0.67%（411/60,986）,主要的出生缺陷依次为唇腭裂、指趾畸形、先天性心脏病、耳部畸形、脑积水等。母亲平均生育年龄为25.9±5.1岁,生育年龄的中位数为24岁,高龄孕妇占8.41%（5,065/60,209）。10.0%的孕妇患有某种妊娠合并症,胎膜早破的发生率为5.43%,妊高症发生率为1.68%,妊娠合并贫血发生率为1.23%。分娩方式中剖宫产占52.9%（31,964/60,445）。羊水清亮占85.8%,Ⅰ-Ⅲ度污染分别占5.4%,4.6%和4.2%。羊水量正常占92.6%,过多占0.8%,过少占6.6%。Apgar评分1分钟≤7分占3.80%（2,290/60,304）,5分钟≤7分占0.90%（542/60,157）。出生新生儿正常出产科58,811例,占97.4%,转本院新生儿科915例,占1.5%,生后立即死亡106例,死胎218例,死产23例,转外院新生儿治疗383例。围产儿死亡率为0.77%（包括GA<28w25例）,新生儿死亡率为0.44%。结论淮安2010年出生性别比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持平,且健康新生儿性别比为111：100,包含治疗后存活新生儿的男女性别比为116：100。早产儿率、低出生体重儿率低于既往全国的抽样调查研究。剖宫产率为52.9%。围产儿死亡率、新生儿死亡率高于国内经济较发达地区,但是可能反映社会经济发展处于中等水平的地区的状况,并为经济水平较低地区提供专业发展的参考依据。第二部分淮安市新生儿住院信息临床流行病学调查研究背景近年来我国新生儿学科发展迅速,新生儿医疗资源包括新生儿病房面积、新生儿床位数、新生儿医生、护士数、呼吸机、CPAP、暖箱等新生儿医疗设备不断增加,可以满足越来越多的新生儿患儿需求。但是目前还没有报道某个地区所有的新生儿医疗资源情况。我们进行了淮安市所有收治新生儿住院治疗医院的新生儿医疗资源情况调查。以描述每千人出生人口所对应的新生儿医疗资源情况。国内既往调查住院新生儿病种多为单中心的回顾性研究。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新生儿学组2005年组织调查全国80家医院住院新生儿43,289例,发现男女比例为1.73：1,早产儿占住院儿26.2%,生后1周内入院占65.7%。发病率最高的三种疾病为黄疸（49.1%）、肺炎（46.2%）和HIE（18.1%）。其他疾病依次为窒息、颅内出血、脐炎、先心病、败血症等。住院新生儿死亡率为1.2%。该研究描述我国新生儿疾病的分布状况,因为不是基于出生人口的调查,所以没有获得新生儿各种疾病的发病率的数据。我们期望通过本项基于出生人口的、纳入所有收治新生儿住院医院的研究,可以获得我国新生儿疾病发病率的资料。呼吸衰竭是新生儿最常见的危重症,是引起新生儿死亡的最主要原因。新生儿呼吸疾病协作组2004年针对全国23家儿童医院或妇幼保健院新生儿呼吸衰竭（NRF）的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新生儿呼吸衰竭占NICU收治数的13.2%,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RDS）、肺部感染、羊水吸入性肺炎、胎粪吸入综合征（MAS）和湿肺是新生儿呼吸衰竭的主要疾病构成。新生儿呼吸衰竭病死率为31.7%,显着高于发达国家。随后河北省新生儿呼吸疾病协作组于2007开展的同样调查对此进一步确认。以上两项研究分别是在全国范围内和某个省内基于NICU收治总数中NRF的调查。本研究中我们对淮安所有呼吸衰竭新生儿进行医学流行病学调查研究,获得该地区出生人群中呼吸衰竭的发病、诊治转归状况,分析当地NRF救治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法。发达国家上世纪70年代已开始建立新生儿转运系统,我国新生儿转运系统在近十多年发展迅速。危重新生儿转运已成为新生儿医疗救治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降低危重新生儿病死率与残疾率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我们调查淮安新生儿转运的基本信息,分析转运新生儿的转归,寻求改善转运儿预后的有效方法。目的获得淮安市新生儿医疗资源配置情况。描述所有住院新生儿的疾病病种分布,基于出生人口的各种新生儿疾病的发病率。新生儿危重疾病病谱,危重疾病的病死率。研究淮安市NRF的发病、治疗、转归情况。调查淮安市危重新生儿转运情况。方法成立淮安市住院新生儿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协作组,淮安市11家可以收治新生儿住院治疗的医院参加了此次调查,包括转南京儿童医院和南京妇幼保健院淮安户籍的新生儿临床信息也包括在分析中。淮安市内11家医院在2010年1月1日-2010年12月31日前瞻性的收集所有住院新生儿资料,包括南京儿童医院和南京妇幼保健院收集同期淮安户籍的住院新生儿资料。研究主要分四方面,填写新生儿医疗资源情况调查表、住院新生儿调查表、新生儿呼吸衰竭调查表、转运新生儿调查表。淮安市妇幼保健院作为本研究的协调中心。数据采用SPSS16.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淮安市11家收治新生儿住院医院的新生儿病房面积总共为2,935平方米,新生儿床位数共172张,NICU床位数17张。新生儿医生69人,新生儿护士119人。常频呼吸机7台,高频呼吸机2台,CPAP机11台。监护仪62台,暖箱153台,光疗箱50台。喉镜18个,复苏囊28个,面罩57个。3家Ⅲ级的市直医院可以开展新生儿外科手术,当地没有医院可以进行新生儿心外科手术。仅有3家Ⅲ级医院可以给予新生儿PS治疗。全部11家医院都可以给予新生儿吸氧、血培养、电解质和CT检查。2010年共收集住院新生儿6,872例,男性4,332例,女性2,540例,男女比例为1.71：1。男女住院新生儿放弃死亡率都为2.4%。入院日龄1天内占43.0%。住院新生儿75.0%来自农村,25.0%来自城市。城市来源的新生儿放弃死亡率为1.2%,农村来源的新生儿放弃死亡率为2.8%。所有住院新生儿平均出生体重为3,092±706g,出生体重的中位数为3,200g。男性住院儿平均出生体重为3,137±697g,女性住院儿为3,014±713g。早产儿占所有住院新生儿的24.5%,低出生体重儿占所有住院新生儿的19.4%。9.0%的住院新生儿患有某种出生缺陷。住院新生儿的母亲有18.8%患有某种妊娠合并症。住院新生儿剖宫产率为54.2%。基于住院患儿总数的患病率和病死率统计：肺炎患病率（下同）6.35%,病死率2.90%；黄疸2.92%,病死率0.56%；脓毒症2.56%,病死率2.31%；HIE2.08%,病死率3.08%；颅内出血2.07%,病死率2.60%；新生儿窒息1.33%,病死率5.92%；先心病0.86%,病死率5.60%；RDS0.61%,病死率18.9%；ABO溶血病0.36%,病死率0.46%；新生儿脓疱疮0.46%,脐炎0.45%,腹泻病0.35%。其它诊断：53例气胸,病死率17.0%；26例肺出血,病死率53.8%；22例NEC,病死率9.1%；18例心力衰竭,病死率38.9%；17例MAS,病死率23.5%；14例感染性休克,病死率78.6%。住院新生儿中26.8%需要吸氧治疗,8.6%需要辅助通气治疗,99.2%给予抗生素治疗,9.3%接受了激素治疗,1.3%使用了肺表面活性物质治疗。住院新生儿治愈率为34.9%,好转率为56.2%,未愈或自动出院总数为330例（4.8%）,放弃死亡总数为163例（2.4%）,转院占1.7%。住院新生儿死亡原因依次为呼吸衰竭、休克、心力衰竭、肺出血、DIC、严重畸形、多器官功能衰竭等。新生儿平均住院时间为8.53±6.31天,平均住院费用为4,182±4,033元。2010年共纳入NRF556例,发病率为0.91%。男性398例,女性158例,男女比例为2.52：1。入院日龄在1小时内占38.5%,1天内占88.3%。NRF平均出生体重为2,433±789g,低出生体重儿占53.8%。早产儿占64.1%。引起呼吸衰竭的原发病依次为RDS、肺炎、窒息、败血症、肺出血等。23.7%NRF患有某种出生缺陷。NRF住院并发症主要为呼吸机相关性肺炎、肺气漏、颅内出血、败血症等。NRF中,79.5%的进行了血液病原菌培养,14.0%接受PS治疗,给予首剂PS治疗的时间为生后9.2±10.6小时；67.9%使用CPAP治疗,33.3%接受常频机械通气治疗,13.7%接受高频通气治疗。NRF放弃死亡率为22.5%,平均住院时间为14.7±11.8天,平均住院费用为10,904±7,554元。2010年收集转运新生儿498例,男性占68.1%。低出生体重儿占28.7%。早产儿占35.6%。转运日龄1天内占67.4%。转运疾病依次为肺炎、颅内出血、HIE、RDS、窒息、败血症、先心病、高胆红素血症等。转运途中无新生儿死亡。转运途中给予的措施包括鼻导管吸氧、气管插管气囊加压通气、人工呼吸、心脏按压、静脉补液。转运途中并发症有呼吸衰竭、惊厥发作、心率下降等。转运配备设施包括CPAP机、心电监护仪、复苏囊、氧气袋、转运暖箱等。转运儿放弃死亡率为11.2%。转运新生儿住院时间为11.02±8.04天,住院费用为7,516±5,701元。结论当地Ⅲ级医院已经配备和使用呼吸机,肺表面活性物质制剂的应用也逐渐增多,Ⅱ级医院较少开展呼吸机治疗技术。研究表明肺炎、黄疸、败血症、HIE、颅内出血、窒息仍然是新生儿住院的最主要原因。新生儿危重病包括感染性休克、肺出血、心力衰竭、RDS、DIC、气胸、先心病、膈疝、NEC等。呼吸衰竭的治疗中使用CPAP的比例高于使用常频机械通气的比例。呼吸衰竭新生儿的病死率（含放弃）略低于全国和河北省的研究,依据出生人口的死亡率（呼吸衰竭死亡数／出生总数）为0.2%。新生儿转运系统已经在淮安市建立起来,转运人员和设施逐渐规范,转运儿病情危重程度和死亡率明显高于非转运儿。
孙晓明,舒星宇,周建芳,毛京沭,陶勃,王璇[10]（2010）在《江苏人口出生缺陷现状及科学干预对策研究》文中认为采用文献研究法分析江苏省出生缺陷发生现状和发展趋势,结合典型案例对江苏省出生缺陷干预措施和实施效果进行管理学诊断。研究结果显示,近年来江苏省出生缺陷发生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目前的出生缺陷干预模式缺乏有效的部门间协调机制和科学指导,缺乏稳步推进的长效机制,存在资源不足和服务能力缺乏等问题。据此,需要进一步加强全民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建立省级高层协调和多部门合作的长效运行机制,突出重点干预领域,进一步完善出生缺陷监测系统,提高出生缺陷干预服务机构和人员的技术水平。
二、江苏省常州地区1999～2001年14279例围产儿出生缺陷监测结果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江苏省常州地区1999～2001年14279例围产儿出生缺陷监测结果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生育政治—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权力与技术（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1、选题背景与意义 |
| 2、研究综述 |
| 3、本研究尝试解答的问题 |
| 3.1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国家调控问题 |
| 3.2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科学调控问题 |
| 3.3 现代节育运动调控衍生的失衡性问题 |
| 3.4 现代生育政治中的权力与权利分配之争问题 |
| 第一章 医疗化身体: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节育控制 |
| 第一节 中国现代节育运动的兴起 |
| 1、中国近代节育政治的兴起 |
| 2、中国现代节育政治运动的演变 |
| 第二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身体权力化“规训” |
| 1、身体的权力敞视 |
| 2、身体的权力检查 |
| 3、身体的权力填充 |
| 第三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身体技术化“规训” |
| 1、身体的技术敞视 |
| 2、身体的技术检查 |
| 3、身体的技术填充 |
| 第四节 身体的失控: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个体化失能 |
| 1、身体空间编排的消极接受者 |
| 2、身体时间监控的消极服从者 |
| 3、身体“真理”知识的积极驯服者 |
| 第二章 国家化生育: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国家调控 |
| 第一节 国家人口调控目标下的节育运动 |
| 1、国家人口计划目标的发展历程 |
| 2、国家人口计划目标的调控体系 |
| 3、国家人口计划目标的指标体系 |
| 第二节 国家优生目标调控下的节育运动 |
| 1、国家优生工作的发展历程 |
| 2、国家优生目标的调控体系 |
| 3、国家优生目标的调控方式 |
| 第三节 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计生组织体系 |
| 1、计划生育组织体系 |
| 2、计划生育运行方式 |
| 第三章 科学化生育: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技术监控 |
| 第一节 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组织、资源与技术控制 |
| 1、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组织控制 |
| 2、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资源控制 |
| 3、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技术控制 |
| 第二节 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社会监控体系 |
| 1、国家化生育权力监控体系 |
| 2、国家化生育技术监控体系 |
| 第四章 失衡性权利:生育权利的非均衡性及后果 |
| 第一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性别失衡问题 |
| 1、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出生人口性别失衡问题 |
| 2、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性别平等问题 |
| 3、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女性与婚姻 |
| 第二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民族失衡问题 |
| 1、现代节育运动中各少数民族人口生育政策之间的失衡问题 |
| 2、现代节育运动中各少数民族地域之间生育政策失衡问题 |
| 3、现代节育运动中各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状况之间的失衡问题 |
| 第三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区域失衡问题 |
| 1、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城乡失衡问题 |
| 2、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地区失衡问题 |
| 第四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年龄结构失衡问题 |
| 1、人口年龄结构失衡中的城乡差异 |
| 2、人口年龄结构失衡中的地区差异 |
| 第五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医疗资源失衡问题 |
| 1、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医疗资源的城乡失衡问题 |
| 2、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医疗资源的地区失衡问题 |
| 3、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医疗资源的结构失衡问题 |
| 第五章 技术性失衡: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权利之争 |
| 第一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妇女解放与奴役之争 |
| 第二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生育权与生命权之争 |
| 第三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公民平等权之争 |
| 第四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国家权力与公民自由之争 |
| 第六章 生育政治:现代国家生育权利和资源的权威性分配及其逻辑 |
| 第一节 现代国家生育政治的内涵 |
| 1、生育的概念 |
| 2、政治的概念 |
| 3、生育政治的概念与内涵 |
| 3.1 什么人享有生育权力和权利的问题 |
| 3.2 人们在什么时候享有生育权力和权利的问题 |
| 3.3 人们怎么样获得生育权力和权利的问题 |
| 第二节 现代国家生育政治中的权力与权利分配逻辑 |
| 1、生育政治权力和权利分配的一般逻辑 |
| 2、生育政治权力与权利分配的特殊逻辑 |
| 3、现代国家生育政治的特征 |
| 第三节 现代国家生育政治的逻辑演变 |
| 1、节育运动中的国家权力干预将减弱,社会和家庭自主调控力度将增强 |
| 2、节育运动中的消极技术干预力量将减弱,积极技术干预力量将增强 |
| 3、个人自主生育和科学选择生育将会给节育运动带来的新的伦理和法律挑战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社会公民身份、社会排斥与农村儿童健康 ——基于CHNS数据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与福利制度转型 |
| 二、儿童健康水平提升与分化 |
| 第二节 研究对象和研究问题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研究问题 |
| 第三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第二章 文献回顾 |
| 第一节 健康不平等的相关研究 |
| 一、健康与健康不平等的定义及测量 |
| 二、健康不平等的社会分层与理论解释模式 |
| 三、健康不平等研究的发展脉络 |
| 第二节 社会排斥的相关研究 |
| 一、社会排斥的概念及其特征 |
| 二、社会排斥的原因/理论论述 |
| 第三节 社会公民身份的相关研究 |
| 一、社会公民身份与社会排斥的关系研究 |
| 二、社会公民身份与儿童健康关系的实证研究 |
| 第四节 儿童健康的理论模型研究 |
| 一、儿童健康决定因素/生产模型 |
| 二、儿童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模型 |
| 第三章 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 第一节 分析框架 |
| 一、相关概念界定 |
| 二、研究框架 |
| 三、概念操作化和指标体系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数据来源和样本基本情况 |
| 三、变量的量化 |
| 第三节 论文结构 |
| 第四章 社会公民身份与农村儿童健康不平等 |
| 第一节 城乡身份下的农村儿童健康 |
| 一、农村儿童健康状况及发展 |
| 二、儿童健康城乡不平等的统计模型 |
| 第二节 省域身份下的儿童健康城乡不平等 |
| 一、农村儿童健康的省际差异 |
| 二、儿童健康城乡不平等的省际差异模型 |
| 三、农村儿童健康的省际差异模型 |
| 第五章 多重身份下的社会排斥: 农村儿童健康影响机制研究 |
| 第一节 农村儿童社会公民身份与社会排斥的关系 |
| 一、城乡身份下农村儿童社会排斥情况 |
| 二、省域身份下儿童社会排斥情况 |
| 三、不同省域身份下儿童社会排斥的城乡差异情况 |
| 四、农村儿童面临的社会排斥的具体表现 |
| 第二节 社会排斥与农村儿童健康的关系研究 |
| 一、社会排斥在社会公民身份与儿童健康之间关系的中介作用 |
| 二、社会排斥对农村儿童健康的影响 |
| 第三节 农村儿童健康的综合影响机制 |
| 一、儿童健康的差异模型 |
| 二、农村儿童健康的综合影响模型 |
| 第四节 农村儿童多重社会公民身份形成的原因探析 |
| 一、城乡社会公民身份维系的原因探析 |
| 二、省域社会公民身份崛起的原因探析 |
| 第六章 资源还是照顾: 社会排斥对农村儿童健康的影响路径研究 |
| 第一节 经济排斥与农村儿童健康 |
| 一、农村儿童的健康资源投入 |
| 二、农村儿童的健康行为 |
| 三、农村儿童的社会心理状况 |
| 第二节 国家福利制度排斥与农村儿童健康 |
| 一、农村地区转型的医疗保险模式 |
| 二、农村三级医疗服务网的私有化 |
| 三、农村医疗分权化的管理和筹资体系 |
| 第三节 社会关系排斥与农村儿童健康 |
| 一、提供经济支持方面 |
| 二、提供情感支持方面 |
| 三、提供生活照顾方面 |
|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 |
| 第一节 研究发现 |
| 一、城乡和省域社会公民身份与农村儿童健康水平显着相关 |
| 二、社会排斥对社会公民身份和农村儿童健康水平起中介传导作用 |
| 三、农村儿童健康的综合影响机制 |
| 四、社会排斥与农村儿童健康生产的多元路径 |
| 第二节 研究讨论 |
| 一、社会公民身份的嵌套性 |
| 二、被排斥群体的主体性与社会排斥指标建构的文化特质 |
| 三、健康不平等的机会结构 |
| 第三节 政策建议 |
| 一、完善儿童健康政策,提升儿童健康的制度资源的保障力度 |
| 二、持续推进一体化进程,缩小儿童健康的城乡和省域不平等程度 |
| 三、制定专门的改善高排斥省域农村儿童健康水平的政策 |
| 第四节 未来研究议题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发表成果 |
| 致谢 |
（3）江浙人口政策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ABSTRACT 引言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国际社会对全球家庭计划的总结与反思 |
| 二、全球气候变化与发达国家对人口政策的再度关注 |
| 三、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人口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 |
| 四、中国人口政策和人口过程正在经历重要的历史转折 |
| 五、国内外对于中国人口政策的第四次学术大讨论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性回顾中国计划生育之历史 |
| 二、比较分析省域不同人口政策之效果 |
| 三、研究探讨未来中国人口政策之取向 第一章 文献研究与述评 |
| 第一节 关于人口政策的概念界定 |
| 第二节 关于人口政策的目标 |
| 第三节 关于人口政策的研究方法 |
| 一、人口政策的定性研究方法 |
| 二、人口政策的定量研究方法 |
| 三、人口政策的比较研究方法 |
| 四、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关于人口政策的决策机制与程序 |
| 一、关于《公开信》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
| 二、关于中国人口政策的决策程序 |
| 第五节 关于人口政策的效果 |
| 一、人口政策的经济效益论 |
| 二、人口政策的社会成本论 |
| 三、人口政策的国家安全论 |
| 第六节 关于人口政策的反思 |
| 第七节 关于人口政策的调整 |
| 一、人口政策是否应调整? |
| 二、人口政策应如何调整? |
| 第八节 文献研究评述小结 第二章 基本概念、研究方法、基本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节 基本概念 |
| 一、人口政策与生育政策 |
| 二、家庭计划与计划生育 |
| 三、总生育率与总和生育率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 |
| 一、比较研究法 |
| 二、文献分析法 |
| 三、计量经济方法 |
| 四、人口预测方法 |
| 五、其他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 |
| 第四节 创新之处 |
| 一、基于国际经验的人口政策演进影响因素分析 |
| 二、基于江浙两省不同人口政策的比较与效果评估 |
| 三、江浙两省执行单独两孩政策后的人口发展模拟预测 |
| 四、人口政策调整与优化应重视“三个转换” 第三章 人口政策演进及其影响因素：国际经验 |
| 第一节 人口政策演进的政策学诠释 |
| 一、人口政策的产生与发展 |
| 二、人口政策演进中的组织及其作用 |
| 第二节 人口政策演进的国际案例 |
| 第三节 印度人口政策的演进过程 |
| 一、印度人口增长趋势 |
| 二、印度人口政策缘起 |
| 三、印度人口政策的演进过程 |
| 第四节 影响印度人口政策演进的因素分析 |
| 一、殖民因素与马尔萨斯主义 |
| 二、区域差异和城乡分割 |
| 三、土地制度与土地关系 |
| 四、宗教制度与传统文化 |
| 五、识字率及受教育机会 |
| 六、人口构成特征的影响 |
| 七、外国政府与国际组织援助的影响 |
| 八、政府结构和政治斗争 |
| 第五节 人口政策演进的国际启示 |
| 一、人口政策的制定应充分认识人口的社会性和历史性 |
| 二、人口政策的目标取向应更全面地关注人口发展 |
| 三、人口政策的实施应充分尊重人民的生育意愿和权利 |
| 四、人口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应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
| 五、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应充分借鉴计划生育示范项目的经验成果 |
| 六、人口政策的制定应紧密契合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 第四章 中国人口政策演进：过程、阶段与特征 |
| 第一节 从全球家庭计划运动看中国计划生育开端 |
| 一、新独立国家积极参与全球家庭计划运动 |
| 二、美国是全球家庭计划运动的始作俑者 |
| 三、全球家庭计划运动背景下的中国计划生育 |
| 第二节 中国人口政策的演进过程 |
| 第三节 中国人口政策演进的阶段划分 |
| 第四节 中国人口政策演进的基本特征 |
| 一、中国人口政策的选择具有鲜明的政治博弈特征 |
| 二、中国人口政策的实施具有显着的国家控制特征 |
| 三、中国人口政策的内容具有突出的计划性特征 |
| 四、中国人口政策的规制具有严格的强制性特征 第五章 江浙两省人口政策的形成、发展与比较 |
| 第一节 江浙两省地理区位及人口概况 |
| 一、江苏省地理区位与人口概况 |
| 二、浙江省地理区位与人口概况 |
| 第二节 地方性人口政策的形成 |
| 第三节 江苏人口政策的发展过程 |
| 一、1949-1954年：放任人口生育阶段 |
| 二、1955-1961年：节制生育起步阶段 |
| 三、1962-1970年：计划生育试点阶段 |
| 四、1971-1978年：推行计划生育时期 |
| 五、1979-1989年：计划生育深入发展时期 |
| 六、1990-2005年：指标管理与法制建设时期 |
| 七、2006-2014年：计划生育综合改革与政策微调时期 |
| 第四节 浙江人口政策的发展过程 |
| 一、1949-1953年：限制节育时期 |
| 二、1954-1961年：提倡节制生育时期 |
| 三、1962-1970年：试行计划生育时期 |
| 四、1971-1978年：全面开展计划生育时期 |
| 五、1979-1989年：计划生育法制化时期 |
| 六、1990-2005年：计划生育强化时期 |
| 七、2006-2014年：综合改革与政策微调时期 |
| 第五节 江浙两省人口政策发展比较 |
| 一、江浙两省人口政策形成与调整时间比较 |
| 二、江浙两省现行生育政策内容比较 |
| 三、江浙两省单独两孩政策实施细则比较 第六章 江浙两省人口发展现状及历史变动比较 |
| 第一节 江浙两省人口规模及历史变动比较 |
| 一、江浙两省人口总量与历史变动比较 |
| 二、江浙两省人口自然变动比较 |
| 三、江浙两省人口机械变动比较 |
| 第二节 江浙两省人口结构及历史变动比较 |
| 一、江浙两省性别结构及其历史变动比较 |
| 二、江浙两省人口年龄构成及历史变动比较 |
| 三、江浙两省人口教育构成及历史变动比较 |
| 四、江浙两省人口城乡构成及历史变动比较 |
| 第三节 江浙两省生育水平及历史变动比较 |
| 一、江浙两省育龄妇女一般生育率比较 |
| 二、江浙两省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变动比较 |
| 三、江浙两省育龄妇女年龄别生育率变动比较 |
| 第四节 江浙两省人口分布及人口负增长区域比较 |
| 一、江浙两省人口密度与分布比较 |
| 二、江浙两省常住人口负增长区域分布与比较 |
| 第五节 江浙两省人口发展综合水平比较 |
| 一、江浙两省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比较 |
| 二、江浙两省人口发展综合评价指数比较 |
| 三、江浙两省人类发展指数比较 第七章 江浙人口政策效果的实证分析与比较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 |
| 第二节 模型构建 |
| 一、模型描述 |
| 二、指标和数据 |
| 第三节 实证分析 |
| 一、回归结果及讨论 |
| 二、稳健性检验及其他问题 |
| 三、结论和启示 第八章 生育政策调整与江浙两省人口展望 |
| 第一节 单独两孩生育预测模型 |
| 一、基本假设与数学模型 |
| 二、基础数据 |
| 第二节 生育政策调整对江浙两省人口发展的影响预测 |
| 一、生育政策调整后江浙两省出生人口预测 |
| 二、生育政策调整后江浙两省人口出生率与生育率预测 |
| 三、生育政策调整后江浙两省人口抚养比预测 |
| 四、生育政策调整对江浙两省各年龄组人口的影响预测 |
| 五、生育政策调整对江浙两省各年龄组人口的影响预测 |
| 第三节 结论与讨论 |
| 一、基本结论 |
| 二、相关讨论 结语 参考文献 致谢 |
（4）成都市锦江区2008年-2013年孕中期唐氏综合征妊娠流行病学队列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1 资料与方法 |
| 2 结果 |
| 3 讨论 |
（5）强制婚检政策取消前后我国出生缺陷发生率变动的meta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1 资料与方法 |
| 1.1 文献检索 |
| 1.2 文献纳入和排除标准 |
| 1.2.1 纳入标准 |
| 1.2.2 排除标准 |
| 1.3 统计分析方法 |
| 1.3.1 数据整理 |
| 1.3.2 异质性检验 |
| 1.3.3 统计分析 |
| 2 结果 |
| 2.1 文献检索和筛选 |
| 2.2 取消婚检前后出生缺陷发生率的meta分析 |
| 2.3 北京市出生缺陷发生率与婚检率的变化 |
| 3 讨论 |
| 4 结论及建议 |
（6）2003～2009年无锡市围产儿死亡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1 资料与方法 |
| 1.1 资料来源 |
| 1.2 方法 |
| 1.3 统计学方法 |
| 2 结果 |
| 2.1 围产儿死亡率 |
| 2.2 围产儿死亡分类 |
| 2.3 不同胎数围产儿死亡率 |
| 2.4 不同孕周围产儿死亡构成 |
| 2.5 围产儿死亡原因顺位 |
| 2.6 其他情况 |
| 3 讨论 |
| 3.1 围产儿死亡率及死亡构成 |
| 3.2 围产儿死亡原因分析及对策 |
| 3.3 干预措施 |
（7）以人群为基础的江苏出生缺陷及异常出生体重队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部分 以人群为基础的出生缺陷队列研究 |
| 前言 |
| 对象与方法 |
| 结果 |
| 1 不同监测周期的出生缺陷检出情况 |
| 2 江苏出生缺陷的总体分布研究 |
| 3 江苏出生缺陷类型及主要缺陷分布研究 |
| 4 出生缺陷影响因素分析 |
| 讨论 |
| 结论 |
| 第二部分 以人群为基础的异常出生体重队列研究 |
| 前言 |
| 对象与方法 |
| 结果 |
| 1 人群分布 |
| 2 地区分布 |
| 3 异常出生体重儿影响因素分析 |
| 4 异常出生体重儿儿童期生长发育状况分析 |
| 讨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综述一 出生缺陷的检测及其主要危险因素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综述二 异常出生体重的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文章情况 |
| 致谢 |
（8）基于社区的高危妊娠筛查管理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材料与方法 |
| 结果与分析 |
| 第一部分 高危妊娠筛查管理现状分析 |
| 一、材料和方法 |
| 二、高危妊娠筛查管理理论研究现状 |
| (一) 国内理论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理论研究现状 |
| 三、高危妊娠筛查管理实证研究现状 |
| (一) 高危妊娠筛查管理需方 |
| (二) 高危妊娠筛查管理供方 |
| 四、基于社区的高危妊娠筛查管理模式的提出 |
| (一) 与现行模式的异同 |
| (二) 模式的建立原则 |
| (三) 模式的特点 |
| (四) 模式的构成要素 |
| 五、讨论与建议 |
| 六、小结 |
| 第二部分 高危妊娠危险因素研究现状 |
| 一、材料与方法 |
| 二、期刊文献评阅结果 |
| (一) 文献基本情况 |
| (二) 研究者情况 |
| (三) 文章类型和研究方法 |
| (四) 研究内容 |
| 三、国内外高危妊娠筛查表评阅结果 |
| (一) 资料基本情况 |
| (二) 研究内容 |
| 四、两类文献评阅结果汇总 |
| (一) 危险因素的概况 |
| (二) 危险因素的严重性排序 |
| (三) 常见高危妊娠危险因素分析 |
| 五、讨论与建议 |
| 六、小结 |
| 第三部分 高危妊娠社区供方筛查管理技术 |
| 一、筛查表的研制思路 |
| 二、材料与方法 |
| 三、筛查表的研制 |
| (一) 筛查表框架的确立 |
| (二) 筛查表条目的遴选 |
| (三) 筛查表条目指标值的遴选 |
| (四) 筛查表条目评价方式的遴选 |
| 四、筛查表的论证 |
| (一) 研究过程和步骤 |
| (二) 专家论证 |
| (三) 机构及使用者论证 |
| 五、筛查表的评价 |
| (一) 信度分析 |
| (二) 效度分析 |
| 六、讨论与建议 |
| 七、小结 |
| 第四部分 高危妊娠社区需方筛查管理技术 |
| 一、自筛表的研制思路 |
| 二、材料与方法 |
| 三、自筛表的研制 |
| (一) 自筛表框架的确立 |
| (二) 自筛表条目的评价方式 |
| (三) 自筛表条目的遴选 |
| (四) 自筛表条目的通俗化 |
| 四、自筛表的论证 |
| (一) 研究过程和步骤 |
| (二) 专家论证 |
| (三) 机构论证 |
| (四) 需方论证 |
| 五、自筛表的评估 |
| (一) 信度分析 |
| (二) 效度分析 |
| 六、高危妊娠家庭指导手册的研制及论证 |
| (一) 研制 |
| (二) 论证 |
| 七、讨论与建议 |
| 八、小结 |
| 第五部分 高危妊娠筛查管理模式干预及效果研究 |
| 一、干预方案 |
| (一) 框架 |
| (二) 内容 |
| (三) 集成 |
| (四) 实施 |
| 二、干预评估 |
| (一) 评估方案 |
| (二) 基线评估 |
| (三) 过程评估 |
| (四) 终末评估 |
| 三、讨论与建议 |
| 四、小结 |
| 第六部分 妊娠风险指数模型探索 |
| 一、材料与方法 |
| (一) 资料来源 |
| (二) 随访内容和检测指标 |
| (三) 疾病及危险因素的判定标准 |
| (四) 模型的建立与验证 |
| 二、妊娠风险指数模型的建立 |
| (一) 模型1 |
| (二) 模型2 |
| (三) 模型3 |
| 三、妊娠风险指数模型的模拟 |
| (一) 建模组与模拟组的同质性 |
| (二) 妊娠风险指数模型的判别能力和预测准确性 |
| (三) 妊娠风险指数模型使用的注意事项 |
| 四、妊娠风险模型的软件化 |
| (一) 开发环境介绍 |
| (二) 总体设计架构 |
| (三) 流程演绎 |
| 五、讨论与建议 |
| 六、小结 |
| 研究小结 |
| 一、研究小结 |
| 二、讨论与建议 |
| 三、研究的创新性 |
| 四、研究的局限性及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 致谢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9）基于淮安市2010年出生人群的围产新生儿流行病学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目录 |
| 缩略语 |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前言 |
| 参考文献 |
| 第一部分 淮安市新生儿出生信息临床流行病学调查研究 |
| 研究背景 |
| 研究目的 |
| 方法与技术路线 |
| 结果 |
| 讨论 |
| 参加医院和主要研究人员 |
| 参考文献 |
| 第二部分 淮安市新生儿住院信息临床流行病学调查研究 |
| 研究背景 |
| 研究目的 |
| 方法与技术路线 |
| 结果 |
| 讨论 |
| 参加医院和主要研究人员 |
| 参考文献 |
| 创新性 |
| 附录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江苏人口出生缺陷现状及科学干预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江苏出生缺陷发生现状 |
| 1.总体情况 |
| 2.病种分布 |
| 3.地区分布 |
| 4.人群分布 |
| 5.趋势预测 |
| 四、江苏出生缺陷干预系统管理存在问题分析 |
| 1.预防出生缺陷的部门间缺乏有效的省级协调机制和科学指导 |
| 2.出生缺陷干预发展不平衡, 缺乏稳步推进的长效机制 |
| 3.预防出生缺陷的资源不足, 服务能力缺乏 |
| 4.当前出生缺陷预防干预模式存在局限性 |
| 五、江苏出生缺陷科学干预的战略思考和实施对策 |
| 1.加强全民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 提高对出生缺陷一级预防的认识水平 |
| 2.建立省级高层协调、多部门合作、稳步推进的长效运行机制 |
| 3.坚持群众参与, 综合预防, 突出重点干预领域 |
| 4.进一步完善出生缺陷监测系统, 提高出生缺陷干预服务机构和人员的技术水平 |
| 5.借鉴国际社会成熟的干预经验, 提高科学管理水平 |
四、江苏省常州地区1999～2001年14279例围产儿出生缺陷监测结果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生育政治—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权力与技术[D]. 周长友.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6)
- [2]社会公民身份、社会排斥与农村儿童健康 ——基于CHNS数据的研究[D]. 刘玉兰. 南京大学, 2015(01)
- [3]江浙人口政策比较研究[D]. 彭伟斌.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5(03)
- [4]成都市锦江区2008年-2013年孕中期唐氏综合征妊娠流行病学队列分析[J]. 李建平,马健,李超. 中国优生与遗传杂志, 2015(03)
- [5]强制婚检政策取消前后我国出生缺陷发生率变动的meta分析[J]. 王灏晨,郭超,李宁,郑晓瑛. 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 2013(02)
- [6]2003～2009年无锡市围产儿死亡分析[J]. 顾燕芳,于亮. 中国妇幼保健, 2012(32)
- [7]以人群为基础的江苏出生缺陷及异常出生体重队列研究[D]. 顾寿永. 南京医科大学, 2012(06)
- [8]基于社区的高危妊娠筛查管理模式研究[D]. 白鸽. 复旦大学, 2012(08)
- [9]基于淮安市2010年出生人群的围产新生儿流行病学调查[D]. 孙立波. 复旦大学, 2011(03)
- [10]江苏人口出生缺陷现状及科学干预对策研究[J]. 孙晓明,舒星宇,周建芳,毛京沭,陶勃,王璇. 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1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