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江苏省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设计思想与建设进展(论文文献综述)
佘淑凤[1](2021)在《基于文献分析的长三角农田土壤重金属时空分布及数据库系统研究》文中认为土壤是生物生存的基本场所,也是人类生产生活的物质基础,土壤环境质量更是关系到人类生存发展与社会经济稳定。随着城镇化快速扩张、工业化不断发展以及农业生产的高强度利用,我国农田土壤环境受到长时期、深程度的人为扰动,正面临着严峻的环境污染压力。土壤重金属污染具有长期性、复杂性等特征,会直接影响农产品生产质量,因此对土壤重金属污染的管控与防治非常重要。摸清农田土壤重金属分布现状是准确评估污染风险等级和开展污染防治工作的重要基础。大尺度的土壤环境质量调查工作时间成本高且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而已发表的小尺度土壤重金属含量调查结果缺乏区域代表性。本研究以我国长江三角洲(以下简称长三角)农田土壤为研究对象,基于Meta分析方法,综合小尺度土壤重金属文献研究结果以达到估测大尺度区域的土壤重金属分布现状的目的;并在此数据基础上采用数据库系统管理方法实现土壤污染数据的规范管理、安全共享及可视化表达,以期为长三角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提供技术支撑。研究主要内容与成果如下:(1)本研究共收集长三角农田土壤重金属分布研究相关文献118篇,提取重金属含量数据986条。结合Meta分析基本思想及文献数据特征,引入了采样点数量、研究区面积、数据标准差作为权重因子参与土壤重金属均值计算,并根据文献数据异质性分析结果,选用随机效应模型作为计算模型。计算结果表明,长三角农田土壤中Cd、Hg、As、Pb、Cr、Cu、Zn和Ni的平均含量分别为0.25mg/kg,0.14 mg/kg,8.14 mg/kg,32.32 mg/kg,68.84 mg/kg,32.58 mg/kg,92.35mg/kg和29.30 mg/kg。除Zn以外,该结果与相关文献提及的全国土壤重金属含量平均水平保持一致。对比土壤环境背景值,除Cd、Hg以外其余6种重金属元素在长三角农田土壤中均未有明显的积累趋势。(2)研究分析了长三角农田土壤重金属时空分布特征。采用潜在生态风险指数法评估长三角各地区污染风险等级,结果表明,长三角整体区域土壤重金属潜在生态风险等级为中等,风险主要来自Cd、Hg元素。部分地区土壤重金属表现出较高重金属潜在生态风险,可能与矿业开采等活动相关。对长三角农田土壤重金属含量进行时间趋势分析,结果表明,1993-2020年间长三角地区农田土壤中Cd、Hg、As、Pb、Zn和Ni几种重金属元素含量均呈现出下降趋势,不同元素间下降速率有所不同。(3)为更好地实现土壤重金属数据的规范化管理、安全性共享及可视化表达,本研究采用Web GIS开发技术,开发了长三角土壤重金属共享数据库系统。该系统主要包括文献查询、数据查询和地图展示三部分功能模块,以满足操作者文献预览、污染物信息查询、污染分布地图可视化等需求。本研究通过文献分析方法初步得到了长三角地区土壤重金属分布整体情况及时空分布特征,并采用数据库系统技术进行土壤重金属数据信息化管理,以期为长三角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决策提供有效数据参考与技术支撑。
周笑梅[2](2021)在《新型智库发展优化研究 ——以地方社科院实践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表征。自国家启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以来,新型智库建设取得了显着成效,但智库的政策咨询水平和服务社会能力,与现阶段国家的综合国力及国际地位仍明显不相称。制约智库发展的突出困境在于:在新型智库最重要的关系中,智库与政府双向维度同时存在深层体制改革的阻滞,且彼此复杂纠缠。一方面,这种制约呈现为相应的国家制度供给不足与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滞后,另一方面,新型智库在对自我重塑的能动把握上也存在观念滞后、行动迟滞、内部机制创新不足。内外部因素的复杂交错,致使新型智库依然受制于传统治理结构与组织结构,难以支持智库转型所需要的决策研究范式及运营模式的现代跃迁,因而也难以全面达成自身应有的职责担当,在整体上呈现深层结构性矛盾。如果将对这一矛盾的分析,单纯指向智库内部机制,或单纯指向政府制度供给,都难以有效解释问题的深层归因和回应问题的复杂性。本文试图将对这一矛盾的分析,置于国家治理现代化总体背景中,对其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研究,以期更全面深入地理解与认知新型智库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并从中探寻其发展的深层结构性影响因素,进而系统探索对其发展优化更具应用价值的实践对策。这是本文研究的基本问题。新型智库建设关系到国家治理的核心问题,即政府决策的科学性与决策效率,关系到由国家决策体制改革、国家治理体系创新等因素共同构成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国当前在国内国际复杂局势中,同时面临重大机遇与挑战,而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对人类经济社会结构及运行模式深刻复杂的改变与形塑,则使这种机遇与挑战空前放大,进而使智库对国家及政府决策能力的重大影响进一步突显,作为决策体制改革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环节,新型智库的良性发展成为意义重大的现实与理论问题。在国家治理总体架构下,存在三个对新型智库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基本维度:国家的制度供给、智库的内部治理、智库的外部关系。这三个维度既决定着智库的发展模式与发展空间,同时也都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与重要环节。本文主要依据国家治理、参与式治理、网络化治理、决策过程参与等理论,基于“国家制度供给-智库内部治理-智库外部关系”的研究框架,通过对国内外智库发展经验较为系统的考察,以31个省市自治区省级地方社科院为核心研究案例,分别在三个基本维度下展开深入系统研究,以剖析新型智库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及其影响因素,并对其未来发展提出优化路径及对策。在形成对新型智库发展状况及问题判断时,本文做了一定数量国内外实践案例的实证分析,特别是以31个省级地方社科院为核心研究案例详细开展了相关研究。结合学术文献研读及理论资源支撑,基于以上综合考察与研究,提出了相应的新型智库发展优化对策:第一,在政府维度,加大力度扭转突出的制度供给不足问题,加强对新型智库发展的制度供给和赋权。新型智库发展制度供给体系应包括:决策过程参与保障制度、机构主体重塑保障制度、智库市场化运行保障制度、智库现代传播保障机制等内容。第二,在智库内部治理维度,探索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并在清晰战略目标定位前提下,对智库的研究机制、管理机制、运营机制等进行系统创新。第三,在智库外部关系维度,围绕新型智库发展所形成的重要外部关系,以激活主体能量与活力为前提,建构政府主导、智库发挥重要作用的网络化治理合作伙伴关系。在三个基本维度分别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一些整体性政策建议:优化国家对新型智库建设的总体布局,持续培育现代政治文明;在秉持稳步渐进改革原则的同时,加快提升新型智库发展相关立法层次,以强大的国家立法保障并规范新型智库发展;合理布局新型智库发展体系,以建立和形成有效保障各类智库均衡而充满活力发展的资源配置模式,维护不同类型智库共同构成的整体国家知识资源及决策智慧宝库;积极回应大数据时代要求,推动新型智库信息平台基础设施整体升级,制定并实施涵盖政府、智库、企业及社会的互联互通、共建共治共享的知识管理及数据库网络,为建立国家智慧决策模式做足准备,以提高国家治理效能,进一步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宋晓娟[3](2021)在《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文中研究说明社区是居民基于中意而结成的共同体。就私人生活而言,居民可能以个体或家庭的形式存在,但受房屋产权、物理位置、身份地位等因素影响,居民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被纳入社区组织。同一社区空间内的组织之间共享社区环境与服务对象,甚至还可能存在成员重叠。居民之间、居民与社区组织之间、社区组织相互之间彼此依赖,休戚与共。生物学领域将不同种属按某种厉害关系生活在一起叫做共生,社会学领域也逐渐做出了相似的现象解释,而社区则成为了最常见的共生关系发生域,有鉴于此,本文采用共生理论来透视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社区管理的重心几经调整。但到本世纪之初,城市社区问题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看得见且管得着但不愿管的现象仍很普遍。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独具中国特色的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应运而生。就社会管理传统下的网格化管理(2004-2012)而言,其主体、资源和运行方式均源自于政府,因此从主质参量来看,其与政府管理方式同质,是后者向社区的进一步下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改革。作为社会的微观构体,城市社区的实践有了新的发展,在网格化管理强化的同时开始注重治理主体的培育,实践创新的单位则以区、街道为主。以2013年至2015年连续三年的年度“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及提名成果中的城市社区为样本,经NVivo11软件分析得出,这三年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重点依次是:减负增效、三社联动和政社互动。从共生理论视角来看,城市社区的实践由同质延伸转向了异质化发展。研究共生行为模式的四个关键变量发现,社区有少量的异质治理主体存在,这些主体在通过党政主导的相关项目产生互动,互动中的物质信息交流以单向为主,互动的结果是非政府主体增殖能力的提升。变量数据表明,这一时期城市社区的共生行为模式属于偏利共生。实践步入近几年(2016至今)后,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单位由区、街道转向了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与社区治理要素又都取得了新的发展。从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来看,自2016年到新冠疫情暴发前,中国城市社区的网格化管理延续着常态化发展,核心在于对以往实践的进一步深化和对已有问题的探索性解决;新冠疫情暴发后,网格化管理承接了社区疫情防控的重要使命,实践方式做了一些应急性调整与“补漏”式改进。就社区治理要素的发展而言,以民政部在2018年选出的101个优秀社区工作法(已对最新进展做了补充)为样本,经NVivo11软件研究发现,城市社区以协商共治为整体目标导向,形成了多主体参与、资源整合共享的治理格局,发展出了多样化的治理实践方式。从共生行为模式的四个核心变量来看,城市社区生成了丰富的治理主体,这些主体发起了多样化的共治活动,活动中的物质信息呈多方多向流动,最终导向了驻区组织的非同步化发展,由此可见,此阶段的城市社区共生行为模式属于非对称性互惠共生。在中国城市社区持续发展的过程中,“问题”似乎始终未曾远离。每一次新实践在解决旧问题的同时也会伴随着新问题的产生,而新问题又成为了实践再次创新的动力。目前,非对称互惠共生的城市社区实践面临诸多问题,对称互惠共生是其进化方向。从非对称互惠共生到对称互惠共生的发展需要实现共生单元、共生界面与共生条件的多重转变,对称互惠共生的理想固然美好,但这一转变过程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基于当下的城市社区实践现状,结合实践所面临的问题,中国城市社区要想完成这一转变,首先需要实现社区网格化管理与治理要素的充分发展与深度融合。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初衷是强化政府对内部层级部门间网络的管理能力。城市社区治理要素发展的实质是社区内公私合作程度的提升与基层党政部门对公私合作网络管理能力的提高。在学者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和威廉·D.埃格斯的语境下,公私合作程度与网络管理能力是理解网络化治理的两个维度。对比理论植根的实践来看,中国城市社区与美国社会的发展规律有异曲同工之处。有鉴于此,本文提出网络化治理是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与治理要素双维度发展的最终指向,是城市社区进一步发展的目标。共生理论认为,动力与阻力是影响共生关系进化的两个重要因素,要想推动共生关系发展必须提升动力,消解阻力。网络化治理是城市社区实现对称互惠共生理想状态的技术工具,形塑网络化治理的动力同时也是推动主体增容(共生单元)、强化组织互动(共生界面)、加速物质信息流动(共生条件)之力;阻力则主要是由社区组织的互动方式(共生界面)与组织性质(共生单元)决定的。研究发现,动力因素主要有三个:党政领导力、利益驱动力和科技支撑力。这些动力并非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共同发挥作用的。单一治理网络可以由多种动力来形成,但通常只有一种动力在发挥主导作用。综合比较前面所有的样本社区及笔者所调研的其他社区,笔者发现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长青街道城建社区的动力因素最为全面,且已初步推进了网络化治理建设。以城建社区为例,本文从实践层面剖析了这些动力因素导向网络化治理的运作过程。此外,本文以形塑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系统的“向心力”中的最高施力方(基层党组织)领导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中的“离心力”为例,剖析了形塑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系统的内在张力。中国城市社区向网络化治理发展的动力与阻力明晰之后,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寻强化动力、消解阻力之方法。价值冲突是主体间张力背后更深层次原因。价值理念是影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根本因素。共生(共生除可以是一种主体间形态外,还可以是组织行为的先导,即价值)是人类社会的原价值,是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价值理念。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是以社区非对称性互惠共生行为模式为基点的,所以前者的实施路径也是后者的发展路径,换言之,共生单元、共生界面和共生条件三个共生行为模式的核心要素(“成果配置”是共生关系最终呈现出的结果)也是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实施路径的基本面向。有鉴于此,本文从共生价值体系(价值理念)、治理组织建设(共生单元)、治理行动选择(共生界面)和科学技术支撑(共生条件)四个方面探寻了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实施路径。
戎卿文[4](2020)在《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理论与方法的演进及其中国实践》文中研究表明预防性保护的概念自1950年代由布兰迪(Cesare Brandi)引介入建筑保护领域,理论与实践发展至今已逾半个世纪,始终在国际建筑遗产保护的前沿领域占有一席之地。预防性保护理论自2009年左右引介入中国学界,历经十年的发展与实践,目前在政策制定、科研和工程实践层面逐渐成为我国遗产保护领域的热点。然而,国内存在的问题亦比较显着,包括:对预防性保护概念的片面化、碎片化认识,重技术、轻理念,重硬件、轻软件,重单体、轻区域,更有因时髦而冠“预防性”之名者。这些问题使得国家的文化遗产政策和基础科研投入面临着可预见的风险。因此,历史地、科学地、系统地重新认识以欧洲为代表的国际建筑遗产的预防性保护,把握其历史脉络和未来发展方向,藉此建构中国的理论与方法,是建筑遗产保护学界的重要任务。本文第1章首先系统整理和深入阐述了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发展历程,基本廓清了预防性保护的概念,揭示出相关话语体系与国际实践网络的生成过程。第2、3章通过对大量历史文献、研究评述的解读,结合在欧洲相关国家与学术组织的实地调研与观摩,发现并提炼了1950年代以来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2条主要原生路径:1.以科学归纳、区域巡检与整体规划为特征的规划式保护;2.以高频度巡检与反馈行动为特征的预防性维护。本文考证发现,前者主要以意大利学者的理论与实践为代表,反映了意大利城市、建筑遗产思想的整体观;后者则主要以荷兰、比利时等国的理论与实践为代表,深层动因来自荷兰的社区联结运作模式和文化传统。1990年代以来,预防性保护与当代保护理论语境呈现出协同发展的趋势,更显着地呈现出其科学面向和工具理性的特点。在第4章,笔者洞悉到近三十年来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衍变与重构,其背后的趋势在于原生路径的交融与整合,以及对建筑保护运动在现当代发展的回应。本文提出并建构了P-MMI模式(P规划式—M监测、M日常维护、I巡检),对欧洲建筑遗产的预防性保护研究与实践项目进行评价,有效提炼出其发展路径与趋势;通过该模式观察到,1970年代的两条原生路径自1990年代以来逐渐发展、交融,形成了一系列具有示范意义的综合性项目模式,包括:“风险地图”模式、“文化区”模式等,对中国形成了启发。面向中国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发展的新时期,本文第5章回顾指出,预防性保护引介入中国十年以来,并未得到系统性的学习和推广,但由于理念新颖、科技色彩浓厚,且与国内偏重硬件投入的科研运作模式相契合,预防性保护在重点建筑的监测领域有了较大发展。目前中国的预防性保护以对重点建筑的“科学保护”和预防监测见长,但忽视了区域面上的计划性预防,因此虽然在一些局部已具有“预防性”,但在宏观层面仍然是一种“应激性”保护;第5章后半部分进而以我国建筑遗产保护的现行机制为基础,吸收国际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规律与进展,根据P-MMI模式,初步建构了中国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理论与方法。第6章以北京昌平区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实践对上述理论与方法进行了应用研究。结语总结了本文提出并建构的当前中国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发展的路径:加强整体观,参照P-MMI模式,发展区域规划式预防性体系,保持硬件监测的优势,推动软件建设,强化巡检与日常维护行动,促使目前的“科技——应激——预防”模式向“科技——计划——预防”模式转化。本文成果既响应了国家建设新时代文化强国的战略要求,也为国际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贡献了中国智慧。
刘奕[5](2020)在《5G网络技术对提升4G网络性能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设备接入到移动网络,新的服务与应用层出不穷,对移动网络的容量、传输速率、延时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5G技术的出现,使得满足这些要求成为了可能。而在5G全面实施之前,提高现有网络的性能及用户感知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从5G应用场景及目标入手,介绍了现网改善网络性能的处理办法,并针对当前5G关键技术 Massive MIMO 技术、MEC 技术、超密集组网、极简载波技术等作用开展探讨,为5G技术对4G 网络质量提升给以了有效参考。
黄梦月[6](2019)在《“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项目”的实施状况研究》文中提出学科建设是高等学校建设的核心,也是一项涉及面很广的系统工程。长期以来,我国的学科建设在探索中不断深化,国家政策文件的出台对学科建设起了决定性作用。当今,中国高等教育领域里各种教育改革工程项目已经比较成熟,诸如“985工程”、“211工程”、“特聘教授计划”“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等,都具有“重点建设”的性质。江苏省委、省政府联合出台并贯彻实施的《江苏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提到,江苏省每年安排不低于10亿元的专项资金,以落实本省高校优势学科建设这项工作,计划利用6年的时间,分两期推进这项工程建设。第一期工程始于2010年,终于2013年;第二期工程始于2013年,终于2015年。江苏省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规模宏大、资金丰厚,在提升江苏高校整体实力和高校学科建设水平上意义深远。本文第一章从江苏优势学科建设项目的政策分析入手,分析其“重点建设”的政策渊源自1985年至今的阶段演变,梳理了当今“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项目”的政策内容。第二章从“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项目”的立项布局、验收结果、建设成效三个维度,以及“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一期项目”和“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二期项目”两个方面,较全面的分析已实施的优势学科建设项目的整体运行状况。第三章以N校立项学科为例分析,展示了N校优势学科项目的运行状况、建设成效、存在的问题。第四章从整体上对“江苏高校优势学科项目”进行进展分析和问题分析,认为项目建设形成了江苏高校学科建设高峰、引进和培养了一批杰出人才、产出了一批重大科研成果、引进和培养了一批高质量优秀人才、促进了一批科研成果的转化。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优势学科管理体制创新不足、高水平师资队伍与领军人才缺乏、高水平师资队伍与领军人才缺乏、公共资源的竞争降低了高校的自主性、学科建设功利化趋向明显。因此需要创新经费管理机制、增强高校学科统筹权力、全面推进学科内涵发展、创新人才培育机制、创新科研服务机制。在肯定“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项目”取得的成效之余,我们也需要增强反思意识,充分探讨未来发展可能面临的挑战。比如发展模式上如何处理趋同与趋异的问题、发展视野上如何兼顾国内与国际的问题、发展道路中如何辨识数字与方向的问题、发展归因中如何考虑不同地域、不同高校、不同学科的可比与不可比问题,并思考立项与不立项、局部与整体的效益总和问题,等等。
刘静[7](2019)在《空间人文学视角下的中国近代工业基本空间特征研究》文中指出在当前人文社会学科“空间转向”的学术背景影响下,以“空间”作为切入点重新思考历史与文化问题,成为介入许多研究问题的重要逻辑起点与研究策略。中国从1880年外国商人在华设立租界并创办工厂开始,近代工业拉开帷幕,此后历经近百年抗争、奋斗,逐渐改变了传统手工业时期的工业空间格局,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近代工业空间格局,同时也改变着国家以及区域的经济、城市等要素的空间结构。然而近代工业空间的现有研究基础却较为薄弱,传统研究多从地理学、城市规划学、建筑学的视角观察,对象多集中在对一些行业及典型区域、案例城市或单体建筑的研究,缺乏涉及多种行业的、全国与区域等宏观尺度的关于近代工业空间的整体性认知,且研究方法多囿于传统文献解读,注重历史描述,缺乏新的可以整合多元数据,进行量化与空间分析,并形成可视化研究成果的跨学科理论与方法的运用。面对既有的研究不足,本文尝试引入空间人文学的视角与方法,针对宏观尺度的中国近代工业空间进行跨学科研究尝试。文中运用空间人文学的视角与方法,结合近代工业史研究中对近代工业空间的理解与表述诉求,融合大数据思维,以及GIS、地理学、城市规划、历史学、统计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与方法,关注“近代工业的宏观分布与区位选择”以及“近代工业影响下的区域经济与城市空间变迁”现象,并从这两条线索出发,选取全国至城市尺度的五个典型空间问题进行分析与阐述,尝试从多个角度切入,揭示中国近代工业化进程中的基本空间特征。在空间问题解读的同时也进行研究方法的探索,包括了总系统框架下空间人文学方法体系的运用,以及针对不同章节中所涉及的全国至城市尺度上不同的工业专题数据具体的采集、管理、分析与可视化方法的探索。首先,第一章介绍研究缘起,在进行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分析既往研究所面临的问题,进而阐述本文的研究目的、研究视角、研究资料以及研究展开的整体性框架。其次,第二章至第六章从“近代工业的宏观分布与区位选择”以及“近代工业影响下的区域经济与城市空间变迁”两条线索出发,选取五个典型空间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其中,“中国近代工业的宏观分布与区位选择”是在全国尺度上对近代工业的生产活动空间展开讨论,分三个章节进行阐述:第二章选取近代工业史、资料集等文献资料,创建全国尺度近代工业企业点数据集、铁路线数据集,在此基础上运用核密度估值、平均中心、方向分布、全局空间自相关及热点分析等空间分析方法,展现近代完整时段的工业演化历程与整体分布模式,提取主要的工业集聚区,为后续研究提供基础;第三章深入到工业产业特征层面,结合经济地理学的产业结构分析指数,选取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系列工业调查,创建全国尺度的工业产业特征点数据集,在此基础上运用可视化分析等方法,解读抗日战争以前中国工业发展的部门结构构成、生产与销售、工人劳动与收支、工会组织等主要产业特征指标的空间分布状况;第四章结合工业区位理论与时空间行为研究理论,利用奏稿集、近代史资料集、企业史等资料,创建全国尺度近代工业布局历程中不同阶段代表性人物的工业布局行为点数据集,在此基础上运用可视化分析并结合文献研究等方法,初步展现在西方外来冲击与中国内因共同作用下,近代工业布局区位选择的时空特征。“近代工业影响下的区域经济、城市空间变迁”是在全国尺度近代工业生产活动空间分析的基础上,在区域尺度层级上选取两个具有代表性、且资料相对丰富的工业集聚区作为典型案例,对近代工业发展与经济、城市空间变迁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第五章选取传统手工业丰富,近代工业起步较早、较为发达,且工业经济数据相对齐全的鲁中、鲁东工业集聚区进行个案研究,利用地方志、实业志等资料,创建省级尺度的工业行业分布点数据集、商路线数据集与贸易联系线数据集,在此基础上,运用可视化分析并结合文献研究等方法,对比从传统手工业到近代工业发展历程中工业经济空间态势的演化;第六章选取近代工业发展迅速、城市工业空间结构典型,且城市工业资料较为丰富的旧直隶工业集聚区进行个案研究,利用人口史、地名志、工业志、规划志及城市历史地图集等资料,创建省级尺度的城市规模点数据集与市级尺度的工业企业点数据集、工业空间规划面数据集、城市历史地图栅格数据集,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叠加分析并结合文献研究等方法,分析近代工业影响下的城市空间结构变迁。最后,第七章从“全国尺度上近代工业的时空演化、整体分布模式、近代工业的产业特征、近代工业布局的区位选择与区域尺度层级上近代工业发展同经济、城市空间变迁之间的关系等方面所展现出的基本特征”和“引入空间人文学方法,构建中国近代工业数据基础平台,形成近代工业化进程的一个数字空间图史,有效支撑了解释观点的形成,对传统文献研究方法进行了补充”两个方面归纳了本文的研究成果,并指出研究本身的局限性及后续可能的研究方向。
郭磊贤[8](2018)在《基于“密度-设施”的上海-苏州人居空间演化与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前,处在高质量空间发展门槛上的中国大城市地区面临“放任增长”或“限规模、疏人口”的路线争议,学术研究亟待从“质量”角度回答中国大城市地区的空间发展机制问题,但已有研究方法和成果的指引作用有限。本文将“质量”概念降维到城乡规划学科核心关注的空间层面,选取“密度”和“设施”作为调节聚落质量的核心变量,以“密度-设施”比例关系作为聚落质量的空间测度,构建了基于“空间过密化”假设的大城市空间发展过程模型。经由“密度-设施”的研究视角并通过长时间的历史-空间研究与多样本、多尺度的比较研究方法,本文概括了世界特大城市地区的“密度-设施”空间分布规律与聚类特征,并以上海-苏州地区为重点对象,全面解析了1946年至今该地区的聚落空间演化与治理过程。经过归纳、解释和初步验证,本文认为,上海-苏州地区的聚落空间发展表现为“密度-设施”空间波动与过密空间转换的过程逻辑,形成了在长期空间过密化进程中局部突破低水准聚落质量困境的空间演化与治理机制。该机制是中国特大城市地区在外部政治经济环境下,根据体制特征和公共资源条件,策略性选择疏解人口、供给基础设施等不同成本“密度-设施”调节路径的结果。现阶段,外围地区成为上海-苏州应对空间过密化的重点地带,上海中心城周边地区和上海-苏州跨界地区等外围地区典型空间的“密度-设施”关系修复实践则表现出通过治理模式创新改善设施服务的新趋向。综合研究发现,本文也对上海-苏州地区提出了优化“密度-设施”关系、提升空间质量的初步建议。
郭细根[9](2017)在《多维空间视角下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与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全球化、工业化、分权化、信息化、城镇化发展城市区域化与区域城市化趋势更加明显,城市群在世界各地不断涌现。为顺应城市化发展规律中国新型城镇化规划将城市群确定为城市化主体形态,城市群成为国家参与全球和区域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自戈特曼大都市带学说建立以来都市圈、都市连绵区、超级城市区域、全球城市区域、巨型城市区域等城市群相近术语不断出现;当前从技术形态上识别与规划城市群成为研究重点,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尤其是空间的生产角度研究城市群近年逐渐增多。论文从空间的生产与空间关系出发,运用空间多维综合TPSNF(Territory 领域、Place 地方、Scale 尺度、Network 网络、Function 功能)分析框架抽象概括出城市群实体空间、网络空间、功能空间,揭示城市群多维空间内在关系,认为实体空间是极核,网络空间是通道,功能空间是结果,三者相互作用共同推动城市群成为城镇体系主要形态,起到了区域经济增长极的作用。论文以区县(含市辖区)为基本单元,运用多维综合TPSNF分析框架对政府作用明显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实体空间、网络空间、功能空间展开实证研究,包括都市区视角的城市群实体空间识别、分支企业投资的城市群网络空间联系、劳动功能分工的功能空间分析;立足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差异与不平等,探讨了TPSNF框架下政府如何运用尺度重构实现城市群空间的统一。实证研究与发现:(1)在都市区视角的实体空间识别中,利用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确定15个都市区,在此基础上识别城市群实体空间,提出长江中游城市群由核心区、扩展区、边缘区以及核心区内部的绿心组成,核心区包括武汉都市圈、长株潭城市群、南昌九江都市区以及环线内所有地市,扩展区为除核心区外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国家规划地域,边缘区为除核心区和扩展区外的湘赣鄂全境。长江中游城市群具有跨省域、多中心、环状圈层特点,这与2013年湘赣鄂三省内工矿、餐饮、银行大量POI数据核密度拟合结果高度吻合。(2)在分支企业投资的网络空间联系中,运用2013年湘赣鄂经济普查数据分离出母子公司并匹配地址,构建268×268联系矩阵,从区域内、全国以及行业层面,其中行业又细分制造业(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基础性服务业),研究城市群网络空间联系并用Arcgis软件将其可视化。联系以省内为主独立组团,武汉、长沙、南昌核心作用显着;跨省联系稀疏且以服务业居多、制造业联系并不明显;地理邻近性、行政等级和区位交通等在投资联系中起决定作用,对区外省域在长江中游及湘赣鄂投资作用更加突出,湖南与珠三角、江西与长三角、武汉与京津冀联系最为紧密。(3)在劳动空间分工的功能空间分析中,通过城市(地市、省会)、开发区(国家级、省级以及新区新城)以及产业企业(产业集群、战略性新兴产业、500强龙头企业和创新型企业)等不同尺度、不同主体展开分析;空间成本作用下开发区、产业、企业显着集聚、核心边缘结构明显,城市利用空间成本差异时功能定位存在竞争,关键在于形成合理化分工、做大做强优势产业。(4)在城市群治理与协调发展中,立足城市群空间差异与不平等,认为差异产生的根源在于自然、历史、经济等因素的累积叠加以及政府差异化政策的推行。272区县1999-2015年人均GDP的Theil指数2010年后逐渐变小表明城市群战略促使区域差异缩小,空间Markov转移概率表明区域发展马太效应的存在。TPSNF框架下包括柔性区域规划以及刚性行政区划在内的尺度重构成为城市群空间治理有效的工具手段;网络化成为城市群协调发展的重要策略,通过政府间合作、非政府组织培育以及基础设施完善和优化,有效推动了城市群空间的统一。
姜朋辉[10](2017)在《耕地景观格局时空变化机理研究与空间管控设计》文中认为耕地是支撑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土地资源之一,关乎国家安全。近三十年来,中国耕地资源呈现出规模缩减、质量下降的趋势,对中国的粮食安全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威胁。耕地景观格局变化是耕地规模与质量下降与否的直观空间表现形式。通过空间形态、系统结构以及系统功能转变等特征变化,耕地景观格局可指示出耕地景观健康水平。因此,了解耕地景观格局特征、演变过程和功能转化规律,可为耕地资源综合监测提供参考依据。探索耕地景观格局变化的动力机制,能够为耕地资源保护提供决策依据,而建立在格局变化规律与动力机制分析基础上的耕地空间管控研究,则可以为协调国土空间开发与保护之间的关系,实现耕地资源的更好保护等提供理论、技术与方法参考。目前,耕地景观格局变化机理分析主要围绕耕地形态、规模以及单一尺度动力机制定量分析展开,实现了耕地外部特征变化的准确分析与相对均质地理背景下的格局变化机理研究。然而,对于耕地景观结构转变引起的格局变化,以及地理环境时空分异背景下的格局变化动力机制研究等缺乏足够重视。在耕地资源保护方面,当前研究集中体现在面向保护对象的基本农田保护区划定,对于限制驱动耕地景观格局变化的动力机制方面考虑不足。在耕地保护与建设发展已成为人地矛盾关系主题之一的大背景下,开展耕地景观格局变化机理分析,研究发展与保护协调的耕地空间管控模式,这已经成为地理学研究亟需解决的重要科学问题之一。本研究综合多源、多分辨率空间数据、统计数据、普查数据以及实地观测数据,构建了多尺度耕地景观结构分类体系,研发并验证了耕地景观结构分类模型,解决了耕地景观结构分解的技术难题。设计并分析了多尺度多情景下的耕地景观格局变化驱动分异规律,揭示了时空层面耕地景观格局变化的动力机制,进而提出了“两线两区”的耕地空间管控结构。本研究的主要内容与结论如下:(1)多尺度耕地景观结构分类与耕地景观格局特征变化-时空过程演变-功能转换分析。针对现有指数模型难以实现景观格局变化的定位刻画,无法准确反映耕地景观结构特征变化等问题。研究以位置、邻接关系等空间属性为判断基准,综合地理距离衰减定律、生态边缘效应理论和“斑块-廊道-基底”模式,定义了国家、省域、市域耕地景观结构类型体系,并据此应用数学形态学思想、地理空间分析技术等,研发并验证了像元尺度的耕地景观结构类型分类模型,从耕地景观格局空间分异、过程时空演变、景观类型功能转换等视角出发,分析了多尺度耕地景观格局变化规律。结果表明,耕地景观结构分类模型可以反映耕地景观格局变化及其对耕地景观生产功能的影响,而且不同尺度耕地景观格局变化存在显着的地带性、区域性和城乡差异特征。(2)复杂地理背景下,耕地景观格局变化驱动机制分析模型构建与空间分异特征分析。地域分异背景下,耕地景观格局变化驱动机制存在显着时空分异特征,难以在单一情景和单一尺度背景下量化分析。对此,本研究从中国东西经济社会梯度分异、局地气候差异、省域层面综合差异、市域层面人文背景差异等多角度出发,设计了人口、气候、自然与人文综合、人文主导等四种情境下的耕地景观格局变化驱动力分析模型。研究发现,人口、自然与人文综合、人文主导情景下,模型对于耕地景观格局变化的解释率呈现U型波动和线性递减等空间分异。其中,人文因素主导情景对于耕地景观格局变化解释率最高,达58.87%,具体驱动因素集中表现为开发强度、建设占用耕地规模和土地管理政策因素等方面。而且,其作用机制在时空层面分别表现为城镇化进程和城市扩张模式差异。(3)立足集中保护与削弱非农干扰的思想,通过研发基本农田保护区和城市开发边界划定模型,设计耕地空间管控结构。针对如何协调耕保与建设之间冲突的土地空间管理难题,提出耕地集中管护与削弱非农干扰机制相结合的设计思想。研究首先以协调城市建设与耕地保护的空间布局关系为目标导向,基于“功能→质量→权属→环境识别”的单要素逐层排除法,研发了基本农田保护区划定模型。然后立足刚性管制与弹性调控相结合的思想,研发了城市开发边界划定模型,提出并划定了理论“弹性城市开发边界”与“刚性城市开发边界”。进而提出了“以弹性和刚性城市开发边界为城市空间扩张管制线,以基本农田保护区为耕地集中管护区,以弹性可调控区为耕保和建设缓冲空间”的耕地空间管控结构。
二、江苏省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设计思想与建设进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江苏省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设计思想与建设进展(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文献分析的长三角农田土壤重金属时空分布及数据库系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土壤重金属分布调查研究进展 |
1.2.2 Meta分析方法研究进展 |
1.2.3 土壤数据库系统研究进展 |
2 研究区与方法 |
2.1 研究区概况 |
2.2 Meta分析方法 |
2.2.1 Meta分析原理 |
2.2.2 Meta分析模型 |
2.2.3 Meta分析流程 |
2.3 Web GIS开发技术 |
2.3.1 Web GIS概述 |
2.3.2 Arc GIS for Server |
2.3.3 Arc GIS API for Java Script |
2.4 数据库技术 |
2.5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2.5.1 研究目标及内容 |
2.5.2 技术路线 |
3 长三角农田土壤重金属分布整体情况研究 |
3.1 文献数据获取方法 |
3.1.1 文献检索与筛选 |
3.1.2 文献数据提取 |
3.2 文献数据分析关键过程 |
3.2.1 权重因子的确定与计算 |
3.2.2 数据分布检验 |
3.2.3 数据异质性检验 |
3.3 结果与讨论 |
3.3.0 长三角农田土壤重金属亚组分析结果 |
3.3.1 长三角农田土壤重金属含量均值计算结果 |
3.3.2 与其他地区土壤重金属均值比较 |
3.4 本章小结 |
4 长三角农田土壤重金属时空分布特征分析 |
4.1 土壤重金属时空分布特征分析方法 |
4.1.1 土壤重金属空间分布特征分析方法 |
4.1.2 土壤重金属风险评估分析方法 |
4.1.3 土壤重金属时间分布特征分析方法 |
4.2 结果与讨论 |
4.2.1 土壤重金属含量空间分布特征 |
4.2.2 土壤重金属累积生态风险评价 |
4.2.3 土壤重金属分布时间趋势分析 |
4.3 本章小结 |
5 长三角土壤重金属共享数据库系统研究 |
5.1 系统需求分析 |
5.1.1 业务需求 |
5.1.2 功能需求 |
5.1.3 性能需求 |
5.2 系统架构设计 |
5.3 系统功能模块设计 |
5.3.1 系统管理模块 |
5.3.2 文献查询模块 |
5.3.3 数据查询模块 |
5.3.4 地图展示模块 |
5.4 系统数据库设计 |
5.4.1 研究数据获取 |
5.4.2 系统数据库组成 |
5.5 系统实现与应用 |
5.5.1 系统开发及运行环境 |
5.5.2 系统功能实现 |
5.6 本章小结 |
6 总结与展望 |
6.1 总结 |
6.2 主要创新点 |
6.3 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件 |
作者简历 |
(2)新型智库发展优化研究 ——以地方社科院实践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的缘起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研究的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国外相关研究 |
(二)国内相关研究 |
(三)研究现状评析 |
三、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 |
(一)研究思路 |
(二)论文结构 |
四、研究的方法 |
(一)案例研究法与网络调研法 |
(二)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 |
(三)比较研究法 |
五、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一)可能的创新点 |
(二)有待改善之处 |
第一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一、概念界定 |
(一)智库与新型智库 |
(二)社科院与地方社科院 |
二、理论基础 |
(一)治理理论 |
(二)公共政策理论 |
(三)制度供给理论 |
(四)知识管理理论 |
第二章 新型智库发展的实践逻辑 |
一、新型智库发展的政策背景与战略目标 |
(一)新型智库发展的政策背景 |
(二)新型智库发展的战略目标 |
二、新型智库实践需求的三个基本维度 |
(一)新型智库实践需求的政府维度:制度供给 |
(二)新型智库实践需求的自身维度:内部治理 |
(三)新型智库实践需求的关系维度:主体互动 |
三、新型智库实践需求三个基本维度的关系 |
(一)三个基本维度的内在关系 |
(二)三个基本维度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的关系 |
(三)三个基本维度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关系 |
第三章 新型智库发展成效、困境及归因:地方社科院案例研究 |
一、案例选择的典型意义 |
(一)五种主要智库类型比较 |
(二)地方社科院智库的特殊性与代表性 |
二、地方社科院智库的历史演进 |
(一)地方社科院智库初步发展阶段(1949-1979年) |
(二)地方社科院智库稳步探索阶段(1980-1999年) |
(三)地方社科院智库快速发展阶段(2000 年至今) |
三、地方社科院新型智库发展的基本成效 |
(一)地方社学院新型智库决策影响力提升 |
(二)地方社科院新型智库传播影响力提升 |
(三)地方社科院新型智库社会影响力提升 |
四、地方社科院新型智库发展的深层困境 |
(一)地方社科院新型智库的身份困境 |
(二)地方社科院新型智库的资政困境 |
(三)地方社科院新型智库的资金困境 |
(四)地方社科院新型智库的人才困境 |
五、地方社科院新型智库发展的影响因素 |
(一)制度供给维度的制约 |
(二)内部治理维度的制约 |
(三)外部关系维度的制约 |
第四章 智库发展的国内外实践经验镜鉴 |
一、国外智库发展经验 |
(一)国外智库的国家制度供给 |
(二)国外智库的内部治理机制 |
(三)国外智库的外部关系建构 |
二、国内智库发展经验(地方社科院以外的案例研究) |
(一)中国社科院——国情调研中的智库科研管理机制创新 |
(二)国经中心——理事会模式的智库内部治理探索 |
(三)人大国发院——跨学科研究中的智库组织结构创新 |
第五章 新型智库发展优化之政府维度:制度供给 |
一、新型智库发展的国家制度供给体系 |
(一)政治环境根本支撑 |
(二)决策参与保障制度 |
(三)机构体制改革制度 |
(四)市场运行保障制度 |
(五)舆论引导保障机制 |
二、加强新型智库发展的国家制度供给 |
(一)优化国家总体战略布局 |
(二)健全决策参与制度保障 |
(三)加强机构重塑制度保障 |
(四)强化市场运行制度保障 |
(五)提升舆论引导机制保障 |
第六章 新型智库发展优化之自身维度:内部治理 |
一、探索新型智库法人治理结构 |
(一)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国家相关政策 |
(二)国外法人治理结构发展脉络溯源 |
(三)国内事业单位相关改革基本经验 |
(四)法人治理结构的智库适应性探讨 |
(五)新型智库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对策 |
二、创新新型智库内部治理机制 |
(一)新型智库战略目标清晰定位 |
(二)新型智库决策研究机制优化 |
(三)新型智库科研管理机制创新 |
(四)新型智库知识管理机制拓新 |
(五)新型智库现代运营机制强化 |
第七章 新型智库发展优化之关系维度:主体互动 |
一、新型智库与政府的关系 |
(一)共同培育智库与政府协同研究机制 |
(二)共同营造智库与政府沟通交流平台 |
(三)共同打造智库与政府人员互动通道 |
二、新型智库与媒体的关系 |
(一)积极支撑新闻媒体深度政策宣传 |
(二)紧密结合网络媒体推动品牌传播 |
(三)完善自身媒体建设拓展潜在关系 |
三、新型智库与公众的关系 |
(一)以公众为智库营养源泉 |
(二)恰当参与公共舆论引导 |
(三)成为政府与公众的纽带 |
四、新型智库与同行的关系 |
(一)拓展国内同行合作关系 |
(二)拓展国际同行合作关系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致谢 |
(3)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一)研究问题 |
(二)研究意义 |
二、文献综述 |
(一)以社区网格化管理为关注热点的社区管理研究 |
(二)以社区网络化治理为前沿议题的社区治理研究 |
(三)社区由网格化管理向网络化治理的发展研究 |
(四)共生理论的发展及其应用研究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四、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一)研究的创新点 |
(二)研究的不足之处 |
第一章 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一、核心概念 |
(一)城市社区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 |
(三)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 |
(四)共生 |
二、理论基础 |
(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 |
(二)治理理论 |
(三)共生理论 |
三、分析框架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同质下延: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兴起 |
一、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缘起 |
(一)城市社区管理的初始历程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初创形态(2004) |
(三)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初步成长(2005-2012) |
二、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同质化下延分析 |
(一)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主体多数属于体制内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资源主要来自于政府 |
(三)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运行推进了政策执行 |
三、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成效与限度 |
(一)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成效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限度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偏利共生:网格化管理强化与治理主体培育 |
一、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新探(2012 年末-2015) |
(一)2013 年城市社区的新实践:减负增效 |
(二)2014 年城市社区的新实践:三社联动 |
(三)2015 年城市社区的新实践:政社互动 |
(四)2013-2015 年城市社区新实践的总特征 |
二、中国城市社区偏利共生行为模式研判 |
(一)共生单元具备:少量的异质治理主体存在 |
(二)共生界面生成:党政主导的相关项目设立 |
(三)共生条件满足:单向为主的物质信息交流 |
(四)共生成果配置:非政府主体增殖能力提升 |
三、中国城市社区实践新探的成果与困境 |
(一)城市社区实践新探的成果 |
(二)城市社区实践新探的困境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非对称互惠共生:网格化管理新突破与治理要素新发展 |
一、近年来中国城市社区的新实践(2016-至今) |
(一)近年来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新突破 |
(二)近年来城市社区治理要素的新发展 |
(三)近年来城市社区新实践的整体特征 |
二、中国城市社区非对称互惠共生行为模式剖释 |
(一)共生单元具备:丰富的治理主体生成 |
(二)共生界面生成:多方发起的活动开展 |
(三)共生条件满足:多向的物质信息交流 |
(四)共生成果配置:组织间非同步性进化 |
三、近年来中国城市社区实践的收效与问题 |
(一)近年来城市社区实践的收效 |
(二)近年来城市社区实践的问题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导向对称互惠共生:城市社区前行的目标、动力与阻力 |
一、网络化治理:中国城市社区进一步发展的目标 |
(一)对称互惠共生:城市社区发展的理想状态 |
(二)网络化治理:实现理想状态的工具设计 |
(三)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系统结构 |
(四)网络化治理系统结构建构的基础条件 |
二、中国城市社区向网络化治理发展的动力 |
(一)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党政领导力 |
(二)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利益驱动力 |
(三)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科技支撑力 |
三、中国城市社区向网络化治理发展的阻力 |
(一)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中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 |
(二)目标和利益冲突下委托代理关系的内在张力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实现路径 |
一、共生: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价值理念 |
(一)价值冲突是主体间张力背后更深层次原因 |
(二)价值理念是影响城市社区治理的根本因素 |
(三)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共生价值体系 |
二、丰富共生主体: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组织建设 |
(一)在双向需求导向下,选择刚性约束 |
(二)在目标需求导向下,采用弹性约束 |
(三)在利益需求导向下,实施有效激励 |
三、完善共生界面: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行动选择 |
(一)以协商为基础,形成主体间的共识共信 |
(二)以共治为主线,强化主体间的共担共监 |
(三)以共享为旨归,推动全主体的双维进化 |
四、优化共生条件: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技术支撑 |
(一)以用户为中心,建设治理网络平台 |
(二)以平台为依托,联通社区治理主体 |
(三)以问题为导向,健全运行保障体系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4)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理论与方法的演进及其中国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0.1 选题的背景与由来 |
0.2 研究意义 |
0.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0.4 研究方法 |
0.5 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 |
1 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时空网络生成:概念、话语与定义 |
1.1 两个关键词:“预防性(preventive)”与“规划式(planned)” |
1.2 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与可移动文物、考古遗址预防性保护的区别 |
1.3 定义的认识变迁与内涵的进一步界定 |
1.4 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发展的时间脉络 |
1.5 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国际网络的生长 |
小结: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定义、话语以及国际网络的生成 |
2 从整体规划控制出发:欧洲“规划式”预防性保护的原生路径 |
2.1 艺术作品的潜在统一性:布兰迪的艺术与史实评价 |
2.2 突破单一对象的保护思路:从布兰迪到乌勒巴尼 |
2.3 新世纪的可持续综合性设计方法:斯特法诺·戴拉·托雷的“文化区”理念与实践 |
2.4 1964和1975——意大利预防性保护思想与威尼斯宪章、整合式保护的时间耦合 |
小结:“规划式”——整体性思维下的预防性保护 |
3 从行动与反馈出发:欧洲预防性维护方法的原生路径及其多元求解 |
3.1 百年修复实践为根基:荷兰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定期检查和维护 |
3.2 预防性维护与风险管理:英国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实践 |
3.3 文物古迹监护组织最成功的追随者:比利时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实践 |
3.4 德国和丹麦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研究与实践简述 |
3.5 预防性维护路径的适应性推行:“MOWA现象”与不同借鉴者 |
小结: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两条重要的原生路径 |
4 批判性反思:1990 年代以来建筑遗产保护运动的衍变与预防性保护的发展 |
4.1 1990 年代以来建筑遗产保护运动的衍变与重构 |
4.2 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理念和方法的反思与转变 |
4.3 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科学面向与工具理性 |
4.4 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P-MMI模式建构与模式整合 |
小结: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衍变与P-MMI模式建构 |
5 国际语境中中国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理论与方法初步建构的尝试 |
5.1 国际语境中中国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发展 |
5.2 中国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实践的回顾:基于P-MMI模式的观察 |
5.3 规划式预防性保护(P)理论与方法的初步建构与总体框架 |
5.4 巡检(I)理论与方法的初步建构 |
5.5 培育日常维护(M)的制度与支撑体系 |
5.6 监测(M)体系的适应性建设策略 |
5.7 中国背景下规划式的预防性保护(PPC)框架延展的思考 |
小结:国际语境中中国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理论与方法P-MMI框架初步建构的思考 |
6 北京昌平区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实践应用研究 |
6.1 北京昌平区作为预防性保护实践案例的意义和代表性 |
6.2 北京昌平区规划式的预防性保护框架构思 |
6.3 北京昌平区遗产风险地图绘制与生态敏感性初步评价 |
6.4 由北京昌平区推及一般情形的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P-MMI思考 |
小结:基于保护管理规划的预防性保护构思 |
结语 |
附录 |
附录1 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相关的主要国际会议 |
附录2 欧盟系列研发框架计划FP1-8 中与建筑预防性保护或其强调的风险防范、监测等内容相关的研究项目 |
附录3 欧盟系列研发框架计划(FP)以外的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相关主要研究项目 |
附录4 国际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相关研究与实践大事记 |
附录5 “全球战略”的提出到“5C”目标的确定 |
附录6 荷兰乌特勒支省文物古迹监护组织(MOWA-Utrecht)的检查记录样本(建筑平面标示) |
附录7 比利时MOWAv(安特卫普)和英国Maintain our Heritage使用的检查清单 |
附录8 比利时MOWAv的培训方案 |
附录9 译文:文化遗产的风险地图 |
附录10 建筑遗产预防性与规划式维护典型工作流程 |
图表来源 |
参考文献 |
1 )中文文献 |
2 )德文文献 |
3 )英文文献 |
4 )意大利文文献 |
5 )荷兰文文献 |
6 )西班牙文文献 |
7 )法文文献 |
致谢 |
作者简介 |
(5)5G网络技术对提升4G网络性能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引言 |
1 4G网络现处理办法 |
2 4G网络可应用的5G关键技术 |
2.1 Msssive MIMO技术 |
2.2 极简载波技术 |
2.3 超密集组网 |
2.4 MEC技术 |
3 总结 |
(6)“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项目”的实施状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与选题意义 |
(一) 论文选题的缘由 |
(二) 研究意义 |
二、概念界定 |
(一) 学科与学科建设 |
(二) 重点学科与优势学科 |
(三) 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 |
三、文献综述 |
(一) 关于学科建设的研究 |
(二) 关于优势学科的研究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 研究思路 |
(二) 研究方法 |
第一章 “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项目”的政策分析 |
第一节 “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项目”的政策渊源分析 |
第二节 “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项目”的政策内容分析 |
第二章 “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项目”的整体运行状况分析 |
第一节 “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项目”的立项布局分析 |
第二节 “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项目”的验收结果分析 |
第三节 “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项目”的建设成效分析 |
第三章 “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项目”在N校的个案分析 |
第一节 N校“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项目”的运行状况分析 |
第二节 N校“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项目”的建设成效分析 |
第三节 N校“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项目”的问题分析 |
第四章 “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项目”的进展与问题分析 |
第一节 “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项目”的进展分析 |
第二节 “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项目”的问题分析 |
第三节 “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项目”的改进策略 |
结语 |
附录 |
访谈提纲 |
参考文献 |
(7)空间人文学视角下的中国近代工业基本空间特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缘起 |
1.2 研究综述 |
1.2.1 中国近代工业史的研究进展 |
1.2.2 空间人文学的研究进展 |
1.2.3 近代工业空间常规路径下的研究不足以及空间人文学视角与方法的引入 |
1.3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1.3.1 研究目的 |
1.3.2 研究意义 |
1.4 研究对象界定 |
1.5 研究视角与方法解析 |
1.5.1 空间人文学的定义 |
1.5.2 空间人文学的空间研究范式 |
1.6 论文的内容与框架 |
1.7 研究资料与方法 |
1.7.1 研究资料与数据 |
1.7.2 研究方法 |
1.8 研究创新点 |
第二章 1840-1949年中国近代工业的时空演化与整体分布模式 |
2.1 .研究时段的选取 |
2.2 研究理论、数据与方法 |
2.2.1 地理学第一定律 |
2.2.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2.2.3 分析方法 |
2.3 中国近代工业的时空演化与整体分布模式 |
2.3.1 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分期 |
2.3.2 中国近代工业的时空演变历程 |
2.3.3 中国近代工业的整体地理分布特征与模式 |
2.4 小结 |
第三章 中国近代工业产业特征的空间分布——对产品生产、销售、工人劳动、工会等要素的分析 |
3.1 研究时段的选取 |
3.2 数据的来源与处理 |
3.2.1 数据来源 |
3.2.2 数据处理 |
3.3 1930年代中国工业产业特征的空间分布 |
3.3.1 工业部门结构分析 |
3.3.2 工业产品生产与销售概况 |
3.3.3 工人劳动与收支概况 |
3.3.4 工会组织概况 |
3.4 小结 |
第四章 中国近代工业布局区位选择的时空分析——通过典型人物对近代国家工业布局演变的考察 |
4.1 研究理论 |
4.1.1 工业区位理论 |
4.1.2 时空间行为研究 |
4.2 中国近代工业布局的主要历程与区位决策群体 |
4.3 区位决策代表性人物的选取与工业布局行为数据的来源与处理 |
4.3.1 代表性人物的选取 |
4.3.2 工业布局行为数据的来源与处理 |
4.4 近代工业布局不同阶段的区位选择分析 |
4.4.1 政府为投资主体阶段的区位选择分析——以李鸿章为例 |
4.4.2 民间资本开始介入阶段的区位选择分析——以张謇为例 |
4.4.3 民间资本成为近代工业化重要力量阶段的区位选择分析——以荣氏兄弟为例 |
4.5 小结 |
第五章 近代工业转型与区域工业经济空间重构——鲁中、鲁东工业集聚区个案研究 |
5.1 研究区域与研究时段的选取 |
5.1.1 研究区域 |
5.1.2 研究时段的选取 |
5.2 山东工业经济数据的来源与处理 |
5.3 从传统手工业到近代工业山东工业经济的发展特征与空间格局 |
5.3.1 清时期山东手工业经济的发展特征与空间格局 |
5.3.2 民国时期山东工业经济的发展特征与空间格局 |
5.4 小结 |
第六章 近代工业发展与区域城市空间结构变迁——旧直隶工业集聚区个案研究 |
6.1 研究区域 |
6.2 近代工业发展与旧直隶城市群体空间结构变迁 |
6.2.1 数据来源与处理 |
6.2.2 清时期直隶城市群的空间格局 |
6.2.3 民国时期直隶城市群的空间格局 |
6.2.4 近代工业对直隶城市群体空间格局的影响 |
6.3 近代工业发展与城市外部、内部空间结构变迁——天津个案研究 |
6.3.1 数据来源与处理 |
6.3.2 天津近代各时期的工业发展及其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 |
6.3.3 天津近代工业对城市空间结构的整体拓展 |
6.3.4 天津近代城市规划中的工业空间及其影响 |
6.4 小结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7.1 主要结论 |
7.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A 中国近代工业数据基础平台构建的技术方案 |
一、建设目的与意义 |
二、参考的标准规范 |
三、技术架构 |
四、建设方案 |
(一)中国近代工业历史地理数据库建设 |
(二)中国近代工业信息管理系统开发 |
附录B 本文研究成果运用于中国近代工业遗产历史价值分析的初步尝试 |
一、全国国家级、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录中工业遗产历史价值的初步分析 |
二、山东近代工业遗产的历史价值的进一步解读 |
(一)山东近代工业化进程中各时期留存的工业遗产 |
(二)山东近代工业遗产的时间分布分析 |
(三)山东近代工业遗产的行业分布与产业链关系分析 |
(四)山东近代工业遗产的空间格局分析 |
(五)小结 |
附录C 中国近代重要工业厂、矿名录整理表 |
附录D 1930年代中国工业产业特征数据 |
D-1省级一级工业行业职工人数整理表 |
D-2市县级一级行业厂数、资本总数、工人人数、产品总值整理表 |
D-3主要城市工会数量及会员人数整理表 |
附录E 山东省工业贸易联系数据 |
E-1方志中出现的部分工业贸易联系数据整理 |
E-2《中国实业志·山东省》中出现的主要工业贸易联系数据整理 |
附录F 天津近代重要工业企业名录整理表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发表的论文 |
参与的科研项目 |
致谢 |
(8)基于“密度-设施”的上海-苏州人居空间演化与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本文研究目的和意义 |
1.2 研究背景 |
1.2.1 中国城镇化锁定高质量发展目标 |
1.2.2 对大城市高质量空间发展路径争议激烈 |
1.2.3 需要从“质量”视角思辨大城市人居空间发展 |
1.3 研究面临的若干理论瓶颈 |
1.3.1 本体层面:定义困境 |
1.3.2 认识层面:感知与测定争议 |
1.3.3 理念层面:无限更迭陷阱 |
1.3.4 方法层面:内涵还原悖论 |
1.3.5 实践层面:量-质关系问题 |
1.3.6 批判地认识当前研究状况 |
1.4 研究纲领要点 |
1.4.1 突破“质量”认识论 |
1.4.2 聚焦特大城市地区尺度 |
1.4.3 拓展研究的时、空两向维度 |
1.4.4 引入“治理”因素 |
1.5 研究对象 |
1.5.1 研究群像:世界特大城市地区 |
1.5.2 重点对象:上海-苏州地区 |
1.5.3 重点对象选取意义及典型性 |
1.6 研究问题、方法与难点 |
1.6.1 科学问题 |
1.6.2 研究方法 |
1.6.3 研究难点 |
1.7 篇章结构 |
第2章 理论框架 |
2.1 核心变量 |
2.1.1 将“质量”降维到空间层面所得变量 |
2.1.2 由“质量”概念源头推导所得变量 |
2.1.3 密度与设施 |
2.2 “质量”认识论与空间测度 |
2.2.1 密度、设施的类哲学意义关联 |
2.2.2 以密度、设施描述空间发展现象 |
2.2.3 对密度、设施构成测度方式的讨论 |
2.2.4 “密度-设施”比例关系 |
2.3 基于“密度-设施”的大城市空间发展过程模型 |
2.3.1 模型前提假设 |
2.3.2 起始:空间过密化与“密度-设施”失衡 |
2.3.3 过程:治理主体多路径调节“密度-设施”关系 |
2.3.4 结果:形成阶段性形态结构 |
2.4 小结:经由“密度-设施”关系透视研究对象 |
第3章 世界特大城市地区“密度-设施”分布规律及特征分异 |
3.1 “密度-设施”总体治理状况 |
3.1.1 后发地区受困于“密度-设施”失衡问题 |
3.1.2 根据自身资源条件选择改善调节路径 |
3.1.3 治理模式和能力是重要支撑因素 |
3.2 “密度-设施”空间分布规律 |
3.2.1 对象与空间构造 |
3.2.2 人口密度分布特征 |
3.2.3 基础设施分布特征 |
3.2.4 “密度-设施”分布特征 |
3.3 特征分异与模式聚类 |
3.3.1 分布曲线聚类与发展阶段的关系 |
3.3.2 分布曲线形态与路径策略的关系 |
3.3.3 初步解释 |
3.4 小结:寻找塑造“密度-设施”分布状况的历史线索 |
第4章 上海-苏州地区聚落空间“密度-设施”演化与治理进程 |
4.1 研究语境 |
4.1.1 作为“话语”的“‘骨’‘肉’关系” |
4.1.2 理性逻辑下的空间干预进程 |
4.2 时空范围与素材 |
4.2.1 历史时期划分 |
4.2.2 空间层次界定 |
4.2.3 主要文献材料 |
4.3 基于“密度-设施”关系的空间演进过程(1946-) |
4.3.1 起始状态:城、乡空间双重过密 |
4.3.2 疏散理想受阻于建国初时势(1946-1957) |
4.3.3 多管齐下向外疏解市区人口(1958-1977) |
4.3.4 在空间过密失衡中寻找出路(1978-1989) |
4.3.5 大规模增长与扩散的二十年(1990-2010) |
4.3.6 改善区域人居环境的新时期(2011-) |
4.4 过程特征 |
4.4.1 两轮“密度-设施”关系内外消长 |
4.4.2 市区两轮空间过密与一次失衡 |
4.4.3 较显着的三十年周期波动特征 |
4.4.4 与政经体制和治理模式的潜在关联 |
4.5 小结:待验证的“密度-设施”空间波动特征 |
第5章 上海-苏州地区“密度-设施”空间波动与过密空间转换 |
5.1 技术思路 |
5.1.1 基本原理 |
5.1.2 测度分析方法 |
5.1.3 数据来源 |
5.2 验证“密度-设施”空间波动律(1990-2010) |
5.2.1 上海市域部分 |
5.2.2 苏州市域部分 |
5.2.3 沪苏走廊地区 |
5.3 波动进程中各类空间的“密度-设施”变化及比较 |
5.3.1 各级居民点 |
5.3.2 特大城市中心区与外围地区 |
5.3.3 空间过密化区域随波动进程转换 |
5.4 小结:外围地区是现阶段上海-苏州地区的过密空间 |
第6章 外围地区空间过密化成因与“密度-设施”关系修复应对 |
6.1 边界外侧成为政府主导空间开发的优先区位 |
6.1.1 现象:外围地区大规模空间“贴边”开发 |
6.1.2 原因:设施供给成本角度的情景模拟解释 |
6.1.3 结果:空间拓展首选“密度-设施”配比洼地 |
6.2 外围圈层成为外来人口落脚定居的集中地带 |
6.2.1 现象:外来人口分布集聚地圈层外移 |
6.2.2 原因:落脚定居综合成本角度的解释 |
6.2.3 结果:公共设施与外来人口高度错配 |
6.3 外围地区修复“密度-设施”关系的自主实践 |
6.3.1 地方设施服务治理难点 |
6.3.2 上海中心城周边地区设施服务改善实践 |
6.3.3 上海-苏州跨界地区设施服务合作探索 |
6.4 评价与启示 |
6.4.1 以柔性治理摆脱“权”、“利”困境 |
6.4.2 以多元投入代替单一主体供给公共资源 |
6.5 小结:以治理模式创新引导“密度-设施”优化 |
第7章 试论上海-苏州地区空间发展机制及质量提升对策 |
7.1 长期空间过密化与过密空间周期转换 |
7.1.1 空间演化与治理的过程逻辑 |
7.1.2 成绩和经验 |
7.1.3 牺牲和代价 |
7.2 对长期空间过密化机制的初步解释 |
7.2.1 城市化规律的客观作用 |
7.2.2 城市发展理念的长期影响 |
7.2.3 区域治理结构的扰动变化 |
7.2.4 空间开发模式的深刻塑造 |
7.3 优化“密度-设施”关系,提升空间质量的初步建议 |
7.3.1 基本判断 |
7.3.2 对策建议 |
7.3.3 空间框架 |
第8章 结论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8.2 研究启示 |
8.3 创新点 |
8.4 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A 样本特大城市地区人口、交通设施与医疗设施资料来源 |
附录B 样本特大城市地区圈层空间人口密度与交通设施测度数据 |
附录C 样本特大城市地区圈层空间人口密度与医疗设施测度数据 |
附录D 上海-苏州地区空间测度单元及与乡、镇、街道行政边界的比较 |
附录E 上海-苏州地区空间测度单元人口与医疗设施测度数据 |
附录F 调研访谈受访者名单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9)多维空间视角下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与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2.1 研究技术路线 |
1.2.2 研究内容框架 |
1.2.3 研究数据方法 |
1.3 主要创新之处 |
第二章 城市群研究综述与进展 |
2.1 城市群的涌现 |
2.1.1 城市群的形成发展 |
2.1.2 城市群涌现的原因 |
2.2 城市群研究脉络与相近概念辨析 |
2.2.1 城市群研究脉络 |
2.2.2 相近概念的辨析 |
2.3 当前城市群研究主要内容与热点 |
2.3.1 当前研究主要内容和重点 |
2.3.2 长江中游城市群研究进展 |
2.4 存在的不足与新的方向 |
第三章 城市群多维空间的TPSNF分析框架 |
3.1 城市群空间的本质 |
3.1.1 空间与空间的生产 |
3.1.2 城市群空间的本质 |
3.2 城市群TPSNF分析框架与多维空间建构 |
3.2.1 传统区域研究的多维线性分析 |
3.2.2 区域空间关系TPSN多维综合 |
3.2.3 TPSNF框架下城市群多维空间建构与抽象 |
3.3 城市群多维空间的不平等与统一 |
3.3.1 动力源自城市群增长极功能发挥 |
3.3.2 尺度重构是空间统一的工具手段 |
3.3.3 网络成为空间统一的路径通道 |
3.4 小结 |
第四章 都市区视角下城市群实体空间识别 |
4.1 研究区概况 |
4.1.1 自然地理环境 |
4.1.2 社会经济发展 |
4.1.3 长江中游城市群国家战略 |
4.2 都市区与城市群发展及内在关系 |
4.2.1 城市实体地域人口的统计 |
4.2.2 都市区与城市群发展分布 |
4.2.3 都市区是城市群产生基础 |
4.3 长江中游城市群实体空间范围与结构特征 |
4.3.1 15个都市区界定及其空间集聚分布 |
4.3.2 城市群跨省、多中心、圈层化特征 |
4.3.3 实体空间高度吻合POI数据的拟合 |
4.4 小结 |
第五章 分支企业投资的城市群网络空间联系 |
5.1 城市群网络空间与企业投资 |
5.1.1 网络社会崛起与城市群网络空间 |
5.1.2 企业投资联系与企业网络构建 |
5.1.3 分支企业投资联系数据处理与方法 |
5.2 城市群多尺度分行业的分支企业投资联系 |
5.2.1 城市群区域内省域组团化显着 |
5.2.2 城市群与全国省域差异化联系 |
5.2.3 行业总体与细分的多样化网络 |
5.3 城市群网络空间结节性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
5.3.1 网络空间结节性呈核心边缘格局 |
5.3.2 影响企业投资结节性的原因分析 |
5.4 小结 |
第六章 劳动空间分工下城市群功能空间分析 |
6.1 劳动空间分工与城市功能定位 |
6.1.1 劳动空间分工 |
6.1.2 城市差异化功能定位 |
6.1.3 省会核心增长极功能 |
6.2 开发区劳动空间分工 |
6.2.1 开发区的区内集聚分布 |
6.2.2 空间成本主导产业发展 |
6.2.3 开发区合作与转型发展 |
6.3 地方化特色产业企业集聚发展 |
6.3.1 产业集群要素类型的梯度发展 |
6.3.2 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发展新动能 |
6.3.3 龙头企业与创新企业的空间集聚 |
6.4 小结 |
第七章 TPSNF框架下城市群空间治理与协调发展 |
7.1 长江中游城市群多维空间不平等及其原因 |
7.1.1 长江中游城市群多维空间的不平等 |
7.1.2 自然、历史、经济差异累积叠加是内在动力 |
7.1.3 政府差异化政策制订实施成为强大外部推力 |
7.2 TPSNF框架下尺度重构成为城市群空间治理有效工具 |
7.2.1 尺度重构是空间治理有效工具 |
7.2.2 柔性空间规划政策的引导塑造 |
7.2.3 刚性行政区划调整成制度保障 |
7.3 长江中游城市群协调发展的网络化策略 |
7.3.1 政府合作网络平台搭建 |
7.3.2 非政府组织网络的培育 |
7.3.3 基础设施网络完善优化 |
7.4 小结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8.1 研究结论 |
8.1.1 实体空间跨省、多中心、圈层化显着 |
8.1.2 网络空间省域组团与差异化外部联系 |
8.1.3 功能空间成本差异产生要素空间集聚 |
8.1.4 尺度重构促进城市群多维空间的统一 |
8.2 政策建议 |
8.2.1 利用城市群的集聚扩散、缩小区域发展的差异 |
8.2.2 加强跨省社会经济联系、建设长江中游城市群 |
8.2.3 发挥各级政府积极作用、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 |
8.3 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读博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10)耕地景观格局时空变化机理研究与空间管控设计(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1.2.1 耕地景观格局特征与过程变化研究 |
1.2.2 耕地景观格局变化的驱动机制研究 |
1.2.3 分析尺度选择 |
1.2.4 耕地保护研究 |
1.3 研究目标 |
1.4 研究内容 |
1.5 论文组织 |
第2章 研究区与数据 |
2.1 中国耕地资源概况 |
2.2 研究区概况 |
2.3 数据 |
2.3.1 土地利用/覆被数据 |
2.3.2 遥感影像数据 |
2.3.3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 |
2.3.4 农用地分等定级数据 |
2.3.5 统计年鉴与普查数据 |
2.3.6 观测数据 |
第3章 耕地景观结构分类与格局变化分析 |
3.1 像元尺度耕地景观结构分类模型 |
3.1.1 理论基础 |
3.1.2 耕地景观结构分类体系及各耕地景观类型定义 |
3.1.3 耕地景观结构分类算法设计与实现 |
3.2 模型验证 |
3.2.1 理论假设 |
3.2.2 验证指标设计与地理背景统一 |
3.2.3 一致性判断与模型验证 |
3.3 多尺度耕地景观格局变化分析 |
3.3.1 耕地景观格局空间分异特征分析 |
3.3.2 耕地景观格局时空演变过程分析 |
3.3.3 耕地功能格局转换分析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耕地景观格局变化驱动机制分异研究 |
4.1 耕地景观格局变化驱动力分析模型构建 |
4.1.1 驱动假设分析与因子筛选 |
4.1.2 驱动情景与模型设计 |
4.1.3 驱动因子空间化处理 |
4.1.4 梯度分析模型选择 |
4.2 耕地景观格局变化的驱动力分析 |
4.2.1 国家层面耕地景观格局变化驱动力分析 |
4.2.2 省域层面耕地景观格局变化驱动力分析 |
4.2.3 市域层面耕地景观格局变化驱动力分析 |
4.3 耕地景观格局变化动力因子的作用机制分析 |
4.3.1 时间尺度层面耕地景观格局变化动力因子的作用机制分析 |
4.3.2 空间尺度层面耕地景观格局变化动力因子的作用机制分析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耕地空间管控设计 |
5.1 耕地空间管控结构 |
5.2 基本农田保护区划定 |
5.2.1 耕地地块功能划分 |
5.2.2 耕地地块筛选 |
5.2.3 理论基本农田保护区划定 |
5.3 城市开发边界划定 |
5.3.1 城市历史边界信息提取与分析 |
5.3.2 城市扩展边界模拟 |
5.3.3 城市综合承载力评价 |
5.3.4 城市开发边界修正与划定 |
5.4 耕地空间管控边界划定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6.1 研究结论 |
6.2 研究创新点 |
6.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以及奖励情况 |
致谢 |
四、江苏省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设计思想与建设进展(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文献分析的长三角农田土壤重金属时空分布及数据库系统研究[D]. 佘淑凤. 浙江大学, 2021
- [2]新型智库发展优化研究 ——以地方社科院实践为例[D]. 周笑梅. 吉林大学, 2021(12)
- [3]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D]. 宋晓娟. 吉林大学, 2021(01)
- [4]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理论与方法的演进及其中国实践[D]. 戎卿文. 东南大学, 2020
- [5]5G网络技术对提升4G网络性能的研究[J]. 刘奕. 数码世界, 2020(04)
- [6]“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项目”的实施状况研究[D]. 黄梦月.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4)
- [7]空间人文学视角下的中国近代工业基本空间特征研究[D]. 刘静. 天津大学, 2019(06)
- [8]基于“密度-设施”的上海-苏州人居空间演化与治理研究[D]. 郭磊贤. 清华大学, 2018(01)
- [9]多维空间视角下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与治理研究[D]. 郭细根.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4)
- [10]耕地景观格局时空变化机理研究与空间管控设计[D]. 姜朋辉. 南京大学, 201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