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胡耀邦拒绝揭发邓小平（论文文献综述）
李晓霞[1]（2021）在《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党内集中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加强自身思想建设,推进自我革命的优良传统和重要法宝。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科学化的关键是在把握和运用规律的基础上,通过优化并完善其内部构成要素和运行机制,使党内集中教育的各个环节、各个层次和各个方面更加符合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使党内集中教育呈现出科学发展的过程与状态。提出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这个问题,不是对以往党的思想建设经验和成效的否定,而是在新的历史方位下,我们党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发生重大转变,给我们党与时俱进增强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使我们党永葆先进性、纯洁性和战斗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研究在新形势下如何持续提升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科学化水平就成为一项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本论文遵循“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这一总的逻辑理路展开。在研究过程中以对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基本概念和本质的把握为基础,围绕“如何提升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水平”这一基本问题,搭建了以马克思主义建党思想和理论教育思想为核心的理论框架,回顾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的历史进程,总结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的历史经验和基本规律。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水平提升的时代必然性,力图探寻新时代持续提升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水平的主要路径。本论文的正文总共包含五个部分的研究内容。第一部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的理论阐释。本部分内容旨在解决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依据是什么”“本质是什么”“意义是什么”的前提性问题。本文认为,在理论依据方面,马克思主义建党思想和理论教育思想是党内集中教育的理论源泉。在本质和特征方面,促进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的先决条件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关键是把握和运用规律,落脚点是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同时,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还具有动态性、系统性、长期性等基本特征。在现实意义方面,促进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有助于提升党员干部的能力素质,有助于筑牢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有助于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有助于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第二部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的历史进程。本部分内容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历史时期共计22次的党内集中教育,从背景、目标、内容、形式、过程、成效、特点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试图回答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从哪里起步”“经历了什么样发展”的问题。本文认为,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起步于思想建党基本原则的确立,历经了奠基与开创、继承与曲折、创新与发展、完善与深化的历史发展过程。第三部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的历史经验。本部分内容总结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的基本经验,试图回答我们党在推进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的过程中应该遵循“哪些经验和规律”的问题。本文认为,党内集中教育的本质和特征是“贯彻思想建党方针,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根本追求是“推动党的自我革命,践行党的初心使命”;基本原则和方法是“坚持实事求是,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成效检验的方法和标准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树立实践检验的根本准则”;根本保证和重要保障是“坚持党的正确领导,建立健全体制机制”。第四部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水平提升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本部分内容立足国情、党情、世情的新变化,从三个维度深入探讨了新形势下推进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发展“是否必要”的重要问题。本文认为,推进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能够为我们党统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提供重要思想保证,能够为我们党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建新布局提供重要抓手,能够为我们党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供强大精神支撑。第五部分,守正创新:持续提升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水平。本部分内容从优化和完善党内集中教育的构成要素和运行机制出发,回答了新形势下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向何处去”的重要问题。本文认为,要在新形势下持续提升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水平,就要坚持守正与创新相结合的原则,在准确把握党的思想建设基本规律的基础上,明确目标定位,以认清党内集中教育的历史方位;优化内容体系,以丰富党内集中教育的内容结构;健全体制机制,以规范党内集中教育的过程管理;创新方式方法,以拓展党内集中教育的开展形式;构建评价体系,以加强党内集中教育的成效评估。总之,要持续提升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水平,就要在准确把握党的思想建设基本规律的基础上,根据时代发展需要,与时俱进提升党内集中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通过推动党的自我革命,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必要条件和重要保障。
苏彬[2]（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历程与经验研究》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宣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党在宣传战线上的重要任务之一,党中央历来对此高度重视。无神论宣传教育在近年来取得丰硕成果,但在现实中,仍有少数党员“不信马列信鬼神”,宣传无神论仍面临缺乏学科支撑、频频遭受污名的境遇。因此,对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历程及经验启示进行梳理和总结,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学科建设,廓清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成见,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都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大量文献研究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的无神论宣传教育可分为五个时期:改革开放初期,无神论宣传教育清除了“左”的错误,根据毛泽东“研究宗教,批判神学”的批示精神,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为无神论宣传教育确立了理论前提,构筑了学科基础;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党中央对新时期无神论宣传教育作出总体部署。但在学术界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争论之后,无神论宣传教育逐渐失去学科支撑而走向式微,导致有神论的影响失去了制衡力量而持续扩大;上世纪90年代,针对社会转型和神秘主义影响所带来的伪科学、封建迷信蔓延,一批专家学者联起手来大力宣传无神论,协助中央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使无神论宣传教育在世纪之交站在新的起点之上;新世纪之初,面临“宗教热”的蔓延和境外宗教渗透的加剧,中央有关部门就无神论宣传教育和抵御境外宗教渗透作出部署,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无神论的实体研究机构,为无神论宣传教育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宗教极端主义的崛起和有关无神论宣传教育的争议,党中央坚决遏制宗教极端思想蔓延,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大原则”等新论断,开辟了无神论宣传教育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全新局面。通过总结这段历程可以发现,无神论宣传教育在不同历史时期总能根据当时的形势,调整工作重心,勇担时代责任,应对风险挑战,在与有神论进行长期思想斗争的过程中表现出此消彼长的发展态势。在新时代进一步推进无神论宣传教育,中央的清醒和重视是基本前提,学者的责任和担当是有力推动,地方和部门的贯彻落实是重要依托,群众的发动和参与是坚实基础。
汪大贺[3]（2020）在《新时期小说的知识分子叙事（1977-1993）》文中指出1977——1993年,是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转型时期,也是文学中知识分子叙事的繁盛期。“文革”结束后,政治话语赋予了知识分子“人民”身份,也激发了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知识分子力图重新确立人的主体地位,人性、人的尊严和价值成为启蒙话语和文学观念的核心内容。从对极左政治的批判和反思开始,知识分子试图寻求独立的介入立场和思想话语。人道主义和文学主体性讨论的发生,体现了知识分子力图挣脱政治依附性,寻求自身价值话语的艰难探索。但历史并没有给知识分子主体话语的发展以充分的空间,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逐渐边缘化,理想人性的探寻被商品社会的现实所击碎,文学中的知识分子精神也逐渐跌落。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在多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下,社会地位呈现出“边缘——中心——边缘”的位移,知识分子话语表现为从重建主体的普遍共识到多元分化的过程。以人性、主体性为核心的价值理性追寻逐渐让位于以经济为中心的工具理性,崇高和理想淹没于日常,生命深处的价值探寻被过度释放的欲望叙事所遮蔽,知识分子的主体精神泯然于众。本文以1977——1993年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叙事为研究对象,从社会历史、思想文化和具体文本多重视角出发,探讨现代化转型期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意识形态与知识分子的身份属性、文化/文学观念之间的关系,剖析知识分子精神变迁的制度性、结构性力量,并从理论探索和文本表现两个层面,呈现出知识分子主体重建与失落的历史脉络。本文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身份和话语论,主要对知识分子社会主体身份的形成和主体理论话语建构的历史进行剖析。“文革”结束后对知识分子政策调整,是知识分子主体地位形成的根本因素,也是知识分子题材热形成的直接原因。新时期知识分子小说的创作观念、表现内容和人物形象,都与政治话语的设定高度呼应。但知识分子也没有完全图解政治,人道主义和文学主体性论争体现了知识分子寻求自身价值话语的努力。知识分子首先突破了“人道主义”的理论禁区,力图把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普遍人性、共同人性和共同美整合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为社会主义语境中的人道主义开辟了道路。但由于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人道主义的讨论被迫中止,但知识分子追求主体性的脚步并没有停止。随后发生的文学主体性讨论,是把人道主义问题美学化的一次话语实践。知识分子试图以“美的自由王国”来规避主体话语探索的风险,并以文学主体性来承载人的主体性,以继续实践知识分子的启蒙理想。从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初期,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和群体分化日益凸显。王蒙“躲避崇高”论的抛出,点燃了知识分子积攒已久的情绪,引发了人文精神大讨论。讨论中,知识分子的立场分化极为明显:人文精神提倡者,也是知识分子主体精神的坚守者,依然倡导终极价值、人的尊严和权力,并试图以反物化的启蒙来维系市场经济下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和主体地位;而反对者则以历史经验主义的乐观和后现代的反宏大叙事立论,批评人文精神提倡者主体梦想的虚妄和“知识——权力”的潜在意识。躲避崇高、消解神圣、逃避理想既是他们反对主体性的话语武器,也是知识分子群体理想主义和主体想象分化、破灭的典型体现。这次讨论是知识分子在20世纪最后一次为主体性展开的讨论,以此为标志,中国知识分子及其文学的中心地位成为时代的背影,淹没在汹涌而来的市场经济大潮中。下编为观念和形象论。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叙事经历了主体重建和跌落的“三部曲”。在第一个转型期,即“文革”结束至80年代中期,知识分子以神圣受难者形象回归文学现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以苦难历史的审美化、神圣化叙述,确证知识分子启蒙话语和启蒙身份的合法性,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叙事完成了主体重建的第一步;随后,知识分子叙事以人性解放和个性张扬为主旨,个人主义、自由意志、爱情伦理、性的书写和生命意识得以复苏和高扬,文学中的人性话语日渐丰富和深入,形成了主体性实践探索的高潮;而在第二个社会转型期,即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知识分子群体和思想产生了分化。日常生活审美化和大众文化冲击了知识分子的主体想象,在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叙事中,理想主义和昂扬斗志消退,过度释放的欲望展现了人性之恶,知识分子在传统文化和西方思想的冲突中呈现出精神上无所寄托的漂浮状态。同时,知识分子此前热切渴望的现代化成为社会现实,但经济发展与精神跌落的巨大反差,使知识分子产生了现代化的焦虑。文学中知识分子叙事的观念和形象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主体性泯然于众,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和理性精神日渐跌落。
侯玉娟[4]（2020）在《冯牧与新时期文学十年（1976-1986）》文中指出20世纪80年代,是风云变幻的时代,也是众多文艺思想竞相喷涌的年代,在挣脱“文革”的桎梏之后,众多学者急于表达心中情感,或是想要诉苦,或是展望未来。在文艺界有着一席之位的冯牧,更是这个多彩年代的亲历者。文艺界领导、编辑家、评论家的多重身份使得冯牧在新时期初期十年有着诸多作为,在“伤痕文学”、“改革文学”、“现代派”论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其在“伤痕文学”、“改革文学”中所做的各种安排及其在“现代派”争论中的立场可以发现冯牧所秉持的文学观念与社会理想。在众多文学思潮中,多种文学力量之间的较量,为话语权力的争夺,从多种角度反映出文学再发展演进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矛盾斗争和多种力量交织的复杂性。笔者将冯牧的文学实践活动放置在这一复杂的历史状态中,结合新时期文学初期十年的历史语境,探索冯牧在这一时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论文第一章从“伤痕文学”入手,在细读冯牧的文学评论、讲话、书信及“伤痕文学”研究资料等材料的基础上,讨论冯牧如何借用其主编的《文艺报》为“伤痕文学”构建舆论空间,参与“伤痕文学”的经典化。第一节以冯牧的身世及“政治文化”这一理论为基点,分析冯牧与“伤痕”作家的同构性;第二节主要还原“伤痕文学”思潮的历史现场,从多方论证中透析冯牧在当时所处的历史语境中的真实境况。第二章讨论冯牧在“伤痕文学”论争还未退场,“改革文学”这另一具有争议的思潮登场的历史境遇下的抉择和行动,对《乔厂长上任记》予以支持,促使其及作者蒋子龙在文坛获得一席之地。而结合材料得知冯牧对“改革文学”的支持并非只是在文学创作方面的赞赏,更是其在各种权力交织文学场域的策略选择。同时,本章结尾从“改革文学”与现代化的关系入手,讨论“改革文学”诞生并经典化的历史现场。第三章论述在八十年代各种权力交织的文学场,通过“现代派”论争,以各自在文学场中的位置为出发点,通过文学想象对文学表意形式进行定位,讨论冯牧在自身多重身份的焦灼下对文学解释权的争夺。此时,冯牧的立场出现了改变,并与曾经的盟友发生分歧。本章主要研究冯牧立场改变的原因及“现代派”论争出现的助推力,并探讨“现代派”与冯牧成长的环境——“十七年文学”之间的暧昧关系。第四章主要是在前三章的基础上探讨冯牧在新时期初期十年的多重身份转换,讨论其在“伤痕文学”、“改革文学”背后支持及在“现代派”论争中站位的真实意图。更是着眼于其在革命现实主义理论的坚持下重建历史总体性的期待,在“脱历史化”的大潮流下与历史重新建构对话。
刘旭明[5]（2020）在《思想解放的艰难起步 ——以1978年《中国青年》发起的一场讨论为例》文中研究指明1978年前后,中国的思想界处于一个转折时期。“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标志着长达十年的思想浩劫的终结,我国急需打破“文革”留下的思想枷锁,进行思想解放。但自50年代后期开始,人们将知识分子视为“资产阶级”的代表,通过“又红又专”口号的宣传,将政治与业务对立起来,“知识越多越反动”成为了人们的信条,这些教条主义思想仍牢牢控制着人们的思想世界。“文革”留下的思想僵化和思想禁锢不被打破,思想解放就只能是空谈。为打破这种局面,在全社会树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观念,陈景润作为典型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获得表彰,并得到了领导人的肯定。但经历“文革”时期的人们还不能突破教条主义的束缚,社会思想仍然处于混沌状态。《中国青年》杂志复刊后,第一期便抛砖引玉般提出“在青年中可不可以提倡学习陈景润”这一问题,通过读者来信的互动和讨论,了解青年思想中存在的疑惑,并通过读者观点的交锋,论证“红”与“白”问题的实质,逐渐转变社会对知识分子的错误认识,并引导青年树立新时期学习的榜样。这场讨论也成为了思想解放的开端。但在思想解放过程起步阶段的道路却并非一帆风顺的,这些阻碍与“文革”时期的思想遗毒、领导人的思想争辩等因素息息相关,但正是在这些因素的角力中,中国思想解放进程逐步展开,而《中国青年》杂志在这一过程中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周力陈[6]（2017）在《胡耀邦思想研究 ——介于观念与体系之间的考察》文中认为胡耀邦是中国当代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改革先驱”的标签往往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了中国改革开放年代和政治斗争上,对胡耀邦的革命者身份及其人生各阶段身份转化的方式和动力却关注不多。放大到胡耀邦的一生及其与20世纪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关系,其思想内容是相当丰富的。本选题试图从“胡耀邦当时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会这么想”以及“想法有没有、有多少、是怎样变成行动的”等一系列问题出发,叙述胡耀邦所承继的文化和所习得的传统是如何从“革命”走向“第二次革命”的,揭示革命性与人情味是如何在中共领袖身上实现刚柔并济、兼容并包的。在从思想来源、消化过程与表达形态等方面对其生平思想进行整体叙述的基础上,本文尝试从中时段视角出发更加清晰地描绘出胡耀邦的思想形象,并对其思想价值与时代定位作出评议。本研究由导论、正文与结语三部分构成。导论部分主要说明论文选题的缘起与旨趣,对关于胡耀邦及其思想的相关研究进行学术史回顾,指出目前胡耀邦思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空间,介绍本文研究思路和唯物、历史、社会三者合一的研究方法。正文部分共有五章。第一章为“早年:’本色’的张力与限界”,从文化熏陶与观念养成的角度切入,重点讨论投身革命前胡耀邦的观念构成。从结构、局势、事件三个层面对影响胡耀邦走向革命的因素进行叙述和比较,在分析其思想基质的同时,着重以“局势”解释其成为革命者的心路历程和现实路径。第二章为“书生:弱势领袖的突出气质”,主要讨论胡耀邦与绝大多数革命者在思想气质上的最大不同点。好读书、真读书在胡耀邦的思想经历中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尊重既源自其脾气秉性中的传统文化积淀,也与其早年遭受冤屈的革命经历息息相关。作为读书人的胡耀邦也因其书生气在革命队伍、军事战场和政治运动中有着与众不同的遭遇和表现。第三章为“革命:从苏区一路走来”,将革命性作为贯穿胡耀邦六十年革命生涯的基本特征,重点探讨“革命者”胡耀邦及其思想的成长演进过程。本章从社会关系入手,分析胡耀邦与老一辈革命家尤其是革命领袖的交往史,探讨其对胡耀邦政治起伏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信仰作为革命性重要组成部分,在胡耀邦一生几大节点上屡屡发挥关键作用。纵观其生平与思想,革命的理想、精神和气势既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在标准,也是其告别旧阶段、转向新时期的初心。第四章为“人情:一个传统的读书人与革命者”,主要论述胡耀邦性格特质中毁誉参半的部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革命理想成为其推动拨乱反正与改革开放的动力之源,使其走出思想藩篱,不断尝试打开新局面。胡耀邦对于人心问题的理解和重视,使其在决策和执行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的风格。其所推崇的“人心为上”与当时的人道主义思想确有重合之处,但究其本源与指向,更多的仍然体现为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在具体路径层面,他总是希望通过对环境进行正面建设来引导世道人心的根本好转,而非直接针对人的思想或者人本身进行改造。第五章为“回归:胡耀邦对时代问题的回应”。从“文革”后至其辞职前的十年奋斗中,回归人性和常识的“正常化”成为其解析和解决时代问题的基本思路。在内政方面,他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为国家发展正常轨道。在外交方面,他强调以正常国家的方式、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去认识和处理国际关系。在理论方面,他一方面重视群众的理论兴趣,强调理论工作重要性,另一方面希望通过实践标准让理论回到合适位置、发挥实际作用。在实践方面,其倡导全面改革既是形势所需,也是个性使然。结语部分通过思想成分分析,提炼概括胡耀邦思想主张的基本特性,提出其思想性更多来自于对立面的衬托,但其开明与开放是思想黄金时代的构成要素,并提出对胡耀邦的人物定位: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开拓者与扞卫者。
吴跃农[7]（2017）在《邓小平做陈景润的“后勤部长”》文中认为天上星,亮晶晶,有一颗星,叫"陈景润星"小行星是目前各类天体中唯一可以人名命名、并得到世界公认的天体,在我们这个星球几十亿人口中,只有极少数对人类有着杰出贡献的人才能够获得以自己名字命名小行星的殊荣。20世纪70年代初,一个外国代表团访华,其中慕名而来的一位美国科学家点名要见见中国的大数学家陈景润。外事部
章涛[8]（2016）在《制度·主体·文本 ——当代文学史视域下的“知识分子改造”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建制运动,知识分子改造对当代文学的生成和发展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有其特殊的研究意义。第一,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来看,知识分子改造运动是毛泽东现实社会主义民族国家的现代性构想中关键的一环,与当代中国前三十年的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建构紧密相关,也与八十年代中国二度现代性转型有直接联系。因此,改造虽然以政治运动的面目出现,但其承担的历史和思想内涵要远远大于革命的暴力规训,涉及的关于知识、意识形态的曲折想象,也远非"反智主义"可以概括;第二,从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来看,改造可以被视作某种"承上启下"的中间环节一一它上承了现代知识分子自我启蒙、自我忏悔的内在要求,下启市场经济体制下知识精英的群体性失语。换句话说,改造运动的发生是知识分子主体与意识形态客体双重作用的结果,而它对当代知识分子在新时期后的主体重建具有延续性的影响。最后,从历史评价的角度来说,极端化的改造运动毫无疑问是应该被否定的,但如何跳出二元对立的思维结构对"知识分子改造"进行知识性的梳理,而不是无视了社会主义国家文化制度建设的基本需要与无可避免的矛盾,将对制度、革命和政治权力的反思简而化之地推向对整个社会体制乃至于意识形态的否定,则不但关系到我们今天是否能还原历史语境,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内部逻辑给出一个较为客观公允的结论的问题,也关系到我们能否准确把握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心灵史。基于此,本论文将从制度的建构,主体身份的认同,文本阐释三个角度,考察知识分子改造这一政治事件在"历史现场"与"文学想象"两个话语场中呈现的各异面貌。全文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大部分。绪论从马恩原典和党关于知识分子管理、培养和批判的史料的互读中,对当代知识分子改造的理论资源及其历史误读做了耙梳。同时,也对这种误读所造成的种种悖论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的阐释。最后,结合新时期的文艺政策,探讨了知识分子改造在"文革"后的"承继"与"变体"。正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从宏观角度,以左翼文学、延安文学和当代"前三十年"为界,梳理知识分子在时代语境变迁下的不同文化人格状态与生存处境。同时,对运动的发生、发展和主要釆取的方法、模式作出必要的交代。第二章从制度的建构入手,探讨组织化的单位结构和意识形态化的批判体制对知识分子改造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前者以提供物质生活保障和社会地位等方式,为改造的顺利进行提供外部条件,而后者则通过与政治权力结合的方式,推行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审美范式与文化逻辑。但制度又是以人为根本的,或者说思想改造的悖谬性,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怀揣着不同目的进入"制度"的知识分子。因此,本章还以专节讨论了掌握话语权的"中心作家"在运动中的不同表现,以呈现历史本身的复杂面。第三章承接第二章的体制研究,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角度出发讨论作家主体的身份认同与叙事立场的迁移。在"前三十年",知识分子大多全盘接受了意识形态的改造要求,自觉成为革命宣传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但是,这种身份认同的原因又是极其多样的,当个人的因素参杂进来时,就需要我们分别分析。八十年代以后,集权政治指挥下的破坏性改造被指认为"历史错误"而得到逐步纠正,归来者们随之通过叙述悲惨的改造经验,来重新建构启蒙者的言说身份,但在这一过程中,创作主体和主流话语又出现了耐人寻味的同构关系。直到后现代主义兴起,知识分子越来越走向个体立场,他们所表现出了身份认同才真正趋于多元化。第四章和第五章转入对文本的具体考察,分别从知识分子形象建构与审美范型流变两个角度,讨论当代文学中改造题材的叙事流变。在这部分中,笔者没有从狭义的"形象分析"和"审美范式"角度阐释作品,而是力图在形象学、叙事学与思想史、文化史的中间建立起一套动态平衡的阐释机制,不只告诉读者有哪些形象和叙事手法,更要从这些表征性的符码背后找到不同时代话语留下的文化印记。结语一定程度上跳脱出"前三十年"意义上的"改造"概念,思考后现代语境中知识分子的思想困境和重归精神高地的可能性,并从专业化和道德化两方面提出了新的"自我提升"和"自我改造"要求。
高天鼎[9]（2015）在《胡耀邦与新时期平反冤假错案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探索人类的发展道路,意味着不断地试错和纠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共产党国家都曾发生过的大规模冤假错案的现象。正如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给美国工人通信中所讲的：“历史活动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必然有曲折,有迂回,甚至要付出重大牺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同样充满了艰难曲折。从革命战争年代,到和平建设时期,曾造成过许多冤假错案。从历史上讲,形成冤假错案的原因很多,对于以实现共产主义为革命目标的共产党人,更有其历史探索的特殊性。如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高度集中的制度弊端,激进的阶级斗争思潮等等,都是产生众多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错误是难免的,关键是如何纠正这些错误,防止再发生这些错误。小至政党、团体,大至民族、国家,都是在认识错误和纠正错误中走向成熟的,可以说,纠错是一项完成其成人礼的活动。纠错活动最主要的政治标志,就是清理和纠正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平反冤假错案不仅表现了领导集团具有拨乱反正的睿智和决心,更是对历史负责的郑重态度,也是政治上走向成熟,制度上走向完善,国家政治生活走向民主化和法治化的前提条件。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中,不断纠正了一些历史上的错误,平反了一些冤假错案,并逐渐形成了一套纠错机制——干部监督制度和干部审查制度。但是,由于民主建设的滞后,这套纠错制度是很不完善的,不仅长期遗留了许多未解决案件,而且还不断积累了许多新的案件。特别是建国以后,由于党的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政治运动接连不断,以致造成错误的叠加,旧案未销,新案又起,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更是把“左”倾路线发挥到了极致,破坏了本不健全的民主法制,造成了全社会的迫害狂潮。政治迫害的范围,上至国家主席,下到普通百姓,多达一亿人之众,冤假错案遍布全国。在“文革”结束后,能否彻底解决这些冤假错案的问题,就成为中共能否成功实现历史转折的关键。毛泽东去世之后,继任的中共最高领导人华国锋等人采取非常手段,一举抓捕了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为了实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华国锋一方面积极推动落实干部政策,让一批老干部复出,重回领导岗位,为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创造了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华国锋又要强调他的继承毛泽东遗志的政治正当性,不能大刀阔斧地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汪东兴还给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设置了“两个凡是”的藩篱。历史转折时期,需要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在这种“乍暖还寒”的背景下,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与随后的中组部部长的任上,率先吹响了拨乱反正的号角,推动全党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开展。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是拨乱反正实现历史转折的重要内容。首先,“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突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推动落实干部政策转变为平反冤假错案,并取得初步进展；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冤假错案工作进入高潮,形成了层层部署、逐级负责,专门机构与有关部门积极配合,全党上下一起动手的局面。到1982年底,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基本完成；中共十二大以后,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继续深入,重点转为处理历史遗留问题。至中共十三大之前,过去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积案得到了全面清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完成。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历时十年之久,清理的大量案件不可胜数。在这一过程中,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全力支持,各部门各单位密切配合,数以十万计的一线干部积极努力,保证了平反冤假错案的顺利开展。平反冤假错案的部署,是有重点分阶段展开的：首先解决的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同时,有计划有步骤地穿插处理“文化大革命”前和建国前的历史案件。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冤假错案平反工作基本完成后,重点处理历史遗留问题。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一些重大案件和重要人物的平反工作,做过多次结论。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完成,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在新时期平反冤假错案的历史进程中,胡耀邦功不可没。1977年后,胡耀邦历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中组部部长、中纪委第三书记、中央秘书长、中宣部部长、中共中央总书记等职,先后主持中组部、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日常工作,曾亲自主持平反一大批冤假错案,批示解决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尤其是在他其主持中组部工作期间,为平反冤假错案做了大量基础性和开拓性工作。后来在中央领导岗位上,胡耀邦也一直关注并指导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进程,参与领导制订了《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参与指导了对林彪、“四人帮”集团的“两案”审判工作,为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开展扫清了障碍。除此之外,胡耀邦还关注许多具体案件,作出了许多指示,为一大批遭受冤屈和迫害的老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本研究共包括绪论、正文、结语和附录四部分。绪论部分：主要介绍本研究的选题意义,梳理20多年来关于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的主要研究成果,进行重点专题的综合分析,指出目前学界研究中的不足之处,并明确本研究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正文部分：共有五章。第一章重点介绍“文化大革命”及之前中共党史上一些重大冤假错案的形成和中共为此而开展的三次大范围的纠正工作；第二章主要内容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政治形势,华国锋和中共中央的政治态度,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部长的背景,以及从落实干部政策转向平反冤假错案的变化。第三章主要内容是：1977年到1978年期间,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和中组.部部长任上,为平反冤假错案、重新确立全党思想路线的推动作用,在组织领导平反工作中取得的初步进展,以及他在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为推动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努力。第四章的主要内容是：胡耀邦参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参与领导“两案”审判工作等。在此前后,平反冤假错案全面展开,为刘少奇、瞿秋白、习仲勋等中共高级领导人恢复了名誉,为全国各地各部门包括民族地区在内的一些重大事件作了平反决定。在此基础上,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第五章主要内容是：处理地下党、肃反、肃托等建国前历史积案,由政法系统经办的一些冤假错案,“文革”重灾区广西壮族自治区“文革遗留问题处理”等,以及全国范围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完成情况。结语部分：分析了平反冤假错案与拨乱反正,实现历史转折的关系。中共在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过程中,对左倾路线有了更深刻认识,使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成为全党和全民的共识。
张成洁[10]（2015）在《胡乔木在文革末期》文中研究表明1975年年初至1976年年初,胡乔木因邓小平的关照曾有过短暂复出,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后又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受到批判。胡乔木上纲上线地写了十八条揭发邓小平的材料,"想挽回毛泽东对他的信任"。注1无奈形势瞬息万变……参与1975年整顿1973年,邓小平复出任国务院副总理。1975年1月,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
二、胡耀邦拒绝揭发邓小平（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胡耀邦拒绝揭发邓小平（论文提纲范文）
（1）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三、核心概念的界定 |
| (一)党内集中教育 |
| (二)科学与科学化 |
| (三)党的建设科学化 |
| (四)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 |
| 四、研究思路、方法与创新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创新点 |
| 第一章 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的理论概述 |
| 一、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的理论渊源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加强科学理论武装的思想与实践 |
| (二)列宁关于加强科学理论武装的思想与实践 |
| (三)斯大林关于加强科学理论武装的思想与实践 |
| 二、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的主要内涵和基本特征 |
| (一)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的主要内涵 |
| (二)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的基本特征 |
| 三、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的重要意义 |
| (一)有助于增强党员干部的能力素质 |
| (二)有助于筑牢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
| (三)有助于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
| (四)有助于践行党的初心使命 |
| 第二章 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的历史进程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的奠基与开创 |
| (一)思想建党基本原则的确立 |
| (二)“运动式”整风整党模式的创立和实践 |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内集中教育的继承与曲折 |
| (一)整风整党运动与中心工作两结合两促进 |
| (二)整风整党运动发生转折并偏离正确方向 |
|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的创新与发展 |
| (一)整风整党运动优良传统的全面恢复 |
| (二)以正面教育为主的“活动式”集中教育的创新发展 |
| (三)通过建章立制规范集中教育过程管理的全面探索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的完善与深化 |
| (一)以融入经常为目的的“主题式”学习教育的逐步完善 |
| (二)集中性教育与经常性教育融合发展机制的持续深化 |
| 第三章 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的历史经验 |
| 一、本质特征:贯彻思想建党方针,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 |
| (一)贯彻思想建党方针是党内集中教育的根本特征 |
| (二)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是党内集中教育的鲜明本质 |
| 二、价值旨归:推动党的自我革命,践行党的初心使命 |
| (一)推动党的自我革命是党内教育活动的直接目的 |
| (二)践行党的初心使命是党内集中教育的最终目标 |
| 三、原则方法:坚持实事求是,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 |
|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
| (二)突出问题导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 |
| 四、成效检验: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树立实践检验的根本准则 |
| (一)发扬党内外民主,坚持由人民来评价的基本原则 |
| (二)将解决实际问题作为检验教育成效的根本标准 |
| 五、根本保证:坚持党中央正确领导,建立健全体制机制 |
| (一)党的领导为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
| (二)正确政治路线为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提供基本遵循 |
| (三)制度建设为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提供根本保障 |
| 第四章 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水平提升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 |
| 一、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国内局势的需要 |
| (一)能够为我们党统筹推进国内局势提供坚实的思想保证 |
| (二)帮助我们党统筹国内局势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
| 二、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建新布局的需要 |
| (一)能够为我们党深入推进党建新布局提供重要抓手 |
| (二)助力我们党推进党建新布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
| 三、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局势的需要 |
| (一)能够为我们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 |
| (二)辅助我们党应对世界变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
| 第五章 守正创新:持续提升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水平 |
| 一、明确目标定位,认清党内集中教育的历史方位 |
| (一)明确目标定位的重要意义 |
| (二)明确目标定位的主要依据 |
| (三)明确目标定位的主要切入点 |
| 二、优化内容体系,丰富党内集中教育的内容结构 |
| (一)优化内容体系的重要意义 |
| (二)优化内容体系的基本原则 |
| (三)优化内容体系的主要着力点 |
| 三、健全体制机制,规范党内集中教育的过程管理 |
| (一)健全体制机制建设的重要意义 |
| (二)健全体制机制的基本原则 |
| (三)健全体制机制的主要方向 |
| 四、创新方式方法,拓展党内集中教育的开展形式 |
| (一)加强方式方法创新的重要意义 |
| (二)加强方式方法创新的基本原则 |
| (三)加强方式方法创新的主要抓手 |
| 五、构建评价体系,加强党内集中教育的成效评估 |
| (一)构建评价体系的重要意义 |
| (二)构建评价体系的基本原则 |
| (三)构建科学的评价标准和多元化的评价方式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文和参与课题情况 |
| 致谢 |
（2）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历程与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研究现状及述评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理论基础 |
| 1.4 核心概念阐释 |
| 1.4.1 无神论 |
| 1.4.2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 |
| 1.4.3 无神论宣传教育 |
| 2 改革开放初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启 |
| 2.1 改革开放初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 2.1.1 宗教工作的拨乱反正 |
| 2.1.2 对个人崇拜问题的反思 |
| 2.2 确立无神论宣传教育的理论前提 |
| 2.2.1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 |
| 2.2.2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无神论宣传教育 |
| 2.2.3 反对封建主义和蒙昧主义 |
| 2.3 构建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学科基础 |
| 2.3.1 恢复宗教研究机构 |
| 2.3.2 启动宗教学学科建设 |
| 3 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式微 |
| 3.1 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 3.1.1 在全面改革开放中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
| 3.1.2 在清除精神污染中对待宗教问题的“慎重”态度 |
| 3.1.3 在落实党的宗教政策中克服“左”的思想 |
| 3.2 中央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决策部署 |
| 3.2.1 “中央19号文件”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定位 |
| 3.2.2 “八二宪法”制定中关于“宣传无神论的自由”的争论 |
| 3.2.3 1990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申 |
| 3.3 无神论宣传教育在学术研究中的失语 |
| 3.3.1 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争论 |
| 3.3.2 中国无神论学会的停摆 |
| 3.3.3 无神论在“宗教与文化”研究中的缺位 |
| 4 世纪之交“法轮功”的成势与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起点 |
| 4.1 世纪之交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 4.1.1 中国的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 |
| 4.1.2 世界范围内神秘主义的影响 |
| 4.1.3 美国和苏联对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 |
| 4.2 “无神论无人讲”与“法轮功”的成势 |
| 4.2.1 “特异功能热”的形成 |
| 4.2.2 伪科学和伪气功的发展 |
| 4.2.3 “法轮功”的组织化扩张 |
| 4.3 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起点 |
| 4.3.1 响应新号召:批判封建迷信和伪科学 |
| 4.3.2 凝聚新力量:重建中国无神论学会 |
| 4.3.3 承担新任务:协助中央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 |
| 4.3.4 营建新阵地:创办《科学与无神论》杂志 |
| 5 新世纪之初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任务 |
| 5.1 新世纪之初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 5.1.1 “宗教热”从农村向城市蔓延 |
| 5.1.2 境外宗教渗透的加剧 |
| 5.2 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协同推进 |
| 5.2.1 中央六部委出台加强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文件 |
| 5.2.2 抵御境外宗教渗透与防范校园传教 |
| 5.2.3 成立无神论研究机构 |
| 6 十八大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局面 |
| 6.1 十八大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 6.1.1 宗教极端主义的崛起 |
| 6.1.2 “党员信教”与“信徒入党”问题的争论 |
| 6.1.3 无神论宣传教育争议再起 |
| 6.2 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创新发展 |
| 6.2.1 “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大原则” |
| 6.2.2 遏制宗教极端思想的影响 |
| 6.2.3 拓展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阵地 |
| 7 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经验启示 |
| 7.1 中央的清醒和重视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基本前提 |
| 7.2 学者的责任和担当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有力推动 |
| 7.3 地方和部门的贯彻落实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要依托 |
| 7.4 群众的发动和参与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坚实基础 |
| 8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3）新时期小说的知识分子叙事（1977-1993）（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意义 |
| 二、研究历史与现状 |
| 三、写作思路 |
| 上编 身份和话语的重建 |
| 第一章 知识分子政策与知识分子题材热 |
| 第一节 知识分子政策与知识分子叙事的历史回顾 |
| 第二节 政策调整与知识分子的命运转折 |
| 第三节 政策转折期的知识分子题材热 |
| 第二章 独立话语的探寻——从人道主义到文学主体性 |
| 第一节 “人”的话语确立及其论争 |
| 一、禁区的突破 |
| 二、话语的发生和讨论的焦点 |
| 三、权威话语的介入与讨论的转折 |
| 第二节 文学主体性及其论争 |
| 一、人道主义的美学化 |
| 二、文学主体性的理论建构及其论争 |
| 三、“偏移”的文论与启蒙的理想 |
| 第三章 躲避崇高——知识分子的分化和边缘化 |
| 第一节 社会转型与知识分子的分化 |
| 一、知识分子的分化 |
| 二、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 |
| 第二节 话语的分裂——重建共识与去中心化 |
| 一、反物化的启蒙话语 |
| 二、“去中心化”的立场 |
| 小结 从“人的觉醒”到“主体的跌落” |
| 下编 观念与形象的嬗变 |
| 第四章 由“苦难”而“神圣”——知识分子叙事的英雄想象 |
| 第一节 归来的英雄 |
| 第二节 升华的苦难 |
| 第五章 从“人性”到“个性”——知识分子叙事与“人的解放” |
| 第一节 从“大写的人”到“个体的人” |
| 第二节 复苏的情与欲 |
| 第三节 生命意识的书写 |
| 一、生命感性的浮现 |
| 二、生命激情的迸发 |
| 第六章 知识分子的主体萎缩与精神困顿 |
| 第一节 消退的理想 |
| 第二节 升腾的欲望 |
| 一、物欲:从困顿到迷失 |
| 二、情欲:爱与性的分离 |
| 第三节 文化的迷茫与现代化的焦虑 |
| 结语 时代·文学与知识分子的选择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 |
| 后记 |
（4）冯牧与新时期文学十年（1976-198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第一章 冯牧与“伤痕文学” |
| 第一节 “政治文化”与伤痕话语建构 |
| 一 |
| 二 |
| 第二节 历史记忆的错位 |
| 一、“歌德”还是“缺德” |
| 二、偏狭的政治思维 |
| 第三节 文学话语的权利书写 |
| 第二章 冯牧与“改革文学” |
| 第一节 文学想象:两种话语的交锋 |
| 一、刘刚:“小说有严重的政治错误” |
| 二、冯牧:“文学需要闯将” |
| 第二节 现实焦虑与历史颠倒 |
| 第三节 作为一个问题:改革与“现代化” |
| 第三章 冯牧与“现代派”论争 |
| 第一节 多重空间的论争 |
| 一、冯牧在漩涡中心的转变 |
| 二、特殊环境中的上海声音 |
| 第二节 知识惯性与现实重组 |
| 第三节 被压抑的“现代派”:与“十七年文学”的暧昧记忆 |
| 第四章 重回历史的想象:介入与建构 |
| 第一节 多重身份的转换 |
| 第二节 重建历史总体性的期待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文章 |
（5）思想解放的艰难起步 ——以1978年《中国青年》发起的一场讨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现状 |
| 三、论文所用资料 |
| 第一章 “红”“白”对立及其思想禁锢 |
| 第一节 反右扩大化造成鄙视知识分子的氛围 |
| 第二节 “插红旗”“拔白旗”运动导致“红”“白”对立 |
|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使“知识越多越反动”成为信条 |
| 第二章 “白专典型”陈景润获得“解放” |
| 第一节 陈景润当选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
| 第二节 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引发全社会对陈景润的关注 |
| 第三节 全国科学大会上陈景润受到中央表彰 |
| 第三章 《中国青年》发起“在青年中可不可以提倡学习陈景润”的讨论 |
| 第一节 《中国青年》的复刊 |
| 第二节 刘佳来信与讨论的展开 |
| 第三节 来信的观点与分歧 |
| 第四节 讨论的结束 |
| 第四章 思想解放的艰难起步 |
| 第一节 思想解放的开端 |
| 第二节 思想解放的不易 |
| 第三节 思想解放艰难起步的原因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胡耀邦思想研究 ——介于观念与体系之间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 选题缘起和旨趣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三) 论文设计 |
| 第一章 早年:“本色”的张力与限界 |
| (一) 湖南:中国近现代史的一种独特气质 |
| (二) 底层:作为胡耀邦观念史的发生空间 |
| (三) 局势:田舍郎缘何投身共产主义革命 |
| 第二章 书生:弱势领袖的突出气质 |
| (一) 无读不丈夫:一个实践者的思想资源 |
| (二) 文人不相轻:尊重知识及其背后的人 |
| (三) 秀才遇上兵:书生闹革命的三种境遇 |
| 第三章 革命:从苏区一路走来 |
| (一) 读出真信仰:“去见马克思也是安然的” |
| (二) “我是党的人”:从革命交往史看其思想参照 |
| (三) 革命: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在标准 |
| 第四章 人情:一个传统的读书人与革命者 |
| (一) 赤子之心:从革命到改革的“初心” |
| (二) 人心为上:革命书生的“人道主义” |
| (三) 世道人心:胡耀邦的“环境政治论” |
| 第五章 回归:胡耀邦对时代问题的回应 |
| (一) 面向现代化:“立场不变方法全新” |
| (二) 面向世界:“我们是现实主义者” |
| (三) 面向未来:胡耀邦的“千禧年情结” |
| (四) 理论祛魅:对时代思想的突出贡献 |
| (五) 全面改革:全体都有该改都改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7）邓小平做陈景润的“后勤部长”（论文提纲范文）
| 天上星,亮晶晶,有一颗星,叫“陈景润星” |
| 胡耀邦为陈景润“要房” |
| 邓小平提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
| 做广大知识分子的“后勤部长” |
（8）制度·主体·文本 ——当代文学史视域下的“知识分子改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摘要 Abstract 绪论 |
| 当代知识分子改造的发生与反思 第一节 |
| 阶级话语的错位与知识分子的改造悖论 第二节 |
| 研究现状的梳理 第三节 |
| 基本概念与研究思路 第一章 |
| 思想溯源与历史发展 第一节 |
| 左翼作家的自我改造与延安文艺整风的发生 第二节 |
| 当代知识分子改造的方法与形式 第二章 |
| 文学制度的建立与思想改造的展开 第一节 |
| 文学组织的建立与改造的外部保障 第二节 |
| 文学批评制度的建立与改造的内部操作 第三节 |
| "中心作家"与改造的话语权 第三章 |
| 知识主体的身份认同与创作立场 第一节 |
| 社会转型与作家的身份认同 第二节 |
| 改造运动中政治身份的多重认同路径 第三节 |
| 新启蒙立场的生成与思想改造的余音 第四节 |
| 个体化的历史叙述与其内在矛盾 第四章 |
| 文化语境的变迁与文学形象的转向 第一节 |
| 改造叙事中知识分子形象的演变 第二节 |
| 知识:难以消弭的"他者"想象 第三节 |
| 苦难:从革命的殉道者到权力的受难者 第四节 |
| 人民:历史主体的建构与退场 第五章 |
| 时代嬗变下改造叙事的审美重构 第一节 |
| 叙事的"去政治化"与日常生活的呈现 第二节 |
| 暴力的现代性诠释与审美的偏误 第三节 |
| 审父叙事与知识分子受难神话的解构 结语 |
| 未完成的知识分子"自我改造" 第一节 |
| 问题的提出:后现代时期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第二节 |
| 由文本到现实:另一种意义的"自我改造" 参考文献 在学期间所取得科研成果 |
（9）胡耀邦与新时期平反冤假错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研究的三个阶段 |
| (二) 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研究中的重点专题 |
| (三) 目前研究中的不足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共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及纠正机制 |
| 一、中共建政前的冤假错案及纠正机制 |
| (一) 中共建政前的冤假错案 |
| (二) 中共建政前的平反冤假错案活动 |
| 二、建国前十七年的冤假错案概述 |
| (一) 中共建政初期的冤假错案问题 |
| (二) 1960年代初期的纠错工作和“左”倾错误的继续发展 |
| 三、“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概述 |
| (一)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冤假错案 |
| (二) “文化大革命”中后期的落实干部政策工作 |
| 第二章 从落实干部政策到平反冤假错案 |
| 一、落实干部政策工作面临的政治形势 |
| (一) 落实干部政策工作陷入“两难”境地 |
| (二) “两个凡是”的提出及影响 |
| (三) 老干部的复出与拨乱反正中坚力量的形成 |
| 二、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部长 |
| 三、从落实干部政策转向平反冤假错案 |
| 第三章 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序曲(1977-1978) |
| 一、中组部拨乱反正的初步实现 |
| (一) 召开整风会议,整顿组织部门 |
| (二) 建立健全平反冤假错案的组织机构 |
| (三) 召开疑难案例座谈会 |
| (四) 创办《组工通讯》 |
| (五) 与时俱进地调整审干政策 |
| 二、全党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 |
| (一) 中央党校的“三次路线斗争”讨论 |
| (二) 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
| 三、平反冤假错案的起步 |
| (一) “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平反 |
| (二) “彭黄张周”冤案的初步平反 |
| (三) 复查“四清”运动中的冤案 |
| (四) “恶攻”案件的初步处理 |
| (五) 内蒙三大冤案的平反 |
| (六) 知识分子冤假错案的初步平反 |
| (七) 为右派分子摘帽、改正 |
| 四、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突破口 |
| (一) 平反冤假错案成为中央工作会议的重要主题 |
| (二) 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及舆论宣传 |
| (三)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转折 |
| 第四章 平反冤假错案的全面展开(1979-1982) |
| 一、奠定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础的两件大事 |
| (一) 进行“两案”审判 |
| (二) 通过《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
| 二、中共高级领导人的平反 |
| (一) 为刘少奇冤案平反 |
| (二) 为瞿秋白恢复名誉 |
| (三) 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平反 |
| (四) 为习仲勋所涉一系列冤案平反 |
| 三、全国各地、各部门重大事件的平反 |
| (一) 为中组部冤案平反 |
| (二) 为文艺界冤案平反 |
| (三) 解决“一月夺权”的问题 |
| (四) 为部分民族地区冤假错案平反 |
| (五) 为潘汉年冤案平反 |
| 四、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 |
| 第五章 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和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完成(1983-1987) |
| 一、从平反冤假错案到处理历史遗留问题 |
| 二、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得到处理 |
| (一) 处理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 |
| (二) 解决肃反、肃托的历史遗留问题 |
| (三) 全面复查纠正政法系统经办的冤假错案 |
| (四) 广西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工作 |
| 三、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基本完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10）胡乔木在文革末期（论文提纲范文）
| 参与1975年整顿 |
|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 |
| 文革结束后老干部对胡乔木的态度 |
四、胡耀邦拒绝揭发邓小平（论文参考文献）
- [1]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研究[D]. 李晓霞.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9)
- [2]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历程与经验研究[D]. 苏彬. 北京科技大学, 2021(02)
- [3]新时期小说的知识分子叙事（1977-1993）[D]. 汪大贺. 吉林大学, 2020(04)
- [4]冯牧与新时期文学十年（1976-1986）[D]. 侯玉娟. 河北师范大学, 2020(07)
- [5]思想解放的艰难起步 ——以1978年《中国青年》发起的一场讨论为例[D]. 刘旭明.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6]胡耀邦思想研究 ——介于观念与体系之间的考察[D]. 周力陈.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7]邓小平做陈景润的“后勤部长”[J]. 吴跃农. 党史纵横, 2017(04)
- [8]制度·主体·文本 ——当代文学史视域下的“知识分子改造”研究[D]. 章涛. 浙江大学, 2016(07)
- [9]胡耀邦与新时期平反冤假错案研究[D]. 高天鼎. 中共中央党校, 2015(03)
- [10]胡乔木在文革末期[J]. 张成洁. 炎黄春秋, 201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