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觉接受人大代表的监督

一、以承办人大代表议案和建议为切入点自觉接受人大代表监督（论文文献综述）

郑学良,云静^[1]（2021）在《秉承初心 以法治力量护航高质量发展》文中研究说明2020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疫情之下，首府人大发挥优势、积极作为，聚合力“抗疫情”，交出本色答卷；这一年，脱贫攻坚，首府人大带着感情、扑下身子，拔穷根“战贫困”，尽显责任担当；这一年，立法重质，首府人大突出地方特色立良法促善治，紧扣主?

葛俊良^[2]（2020）在《我国地方环境治理中的民主协商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协商治理意味着环境治理由依靠政府威权解决问题向主体间达成合意的过程转变。在信息充分的条件下引导利益相关方理性互动,形成政策建议,有助于强化环境决策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因而可视为健全环境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方向。本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和实证分析法,试图回答地方政府如何影响和塑造环境协商治理实践以及地方环境协商治理机制如何具体运行这两个关键问题。本研究首先对国内外常见的环境治理范式进行宏观层面的考察和梳理,分析和比较不同环境治理范式的主要内容和实践现状,着重探讨协商治理与多中心治理、协同治理、整体性治理、网络化治理等环境治理范式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认为协商治理是环境社会治理的一种基础性范式。在此基础上,依据环境议题属性和协商主体间关系标准,将国内环境协商治理实践划分为回应型、自治型、咨询型和监督型四种类型,并分别阐述其议题属性、协商功能、社会参与形式和制度化平台等。根据地方政府开展环境协商治理的利益动机,本研究从议题边界、功能定位、参与主体、程序流程和协商方式五个角度剖析国内环境协商治理的实践取向,指出其兼具公共性和工具性的双重治理动机,但基于治理有效性和社会控制的工具性取向更为明显。协商民主对公共理性的价值追求,在一定程度上被解决特定环境问题、规范公众参与秩序、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强化组织机构职能、提供环境政策咨询和推动环境政策落实等工具性的协商动机所取代。从环境协商治理实践出发,笔者认为现阶段国内民主协商的重心停留在治理层面,聚焦于包括环境议题在内的社会民生事务,注重对社会各阶层意见和诉求的包容、吸纳和整合。通过协商民主与地方或基层治理的整合,以推动社会的动员、整合和合作,进而达成有效治理的目标,这也是协商民主本土化实践的基本特点之一。在对环境协商治理机制呈现出的这种工具性取向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选取Z省J市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协商主体的行为逻辑、主体间相互关系和环境协商治理机制等问题的阐述,勾勒出J市环境协商治理的整体图景;并采用多案例比较的研究方法,从环境协商议题、环境协商策略和环境协商成效三个维度出发,分析地方环境协商治理的运行机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环境协商平台的搭建和协商参与者的挑选,体现出党委领导、利益相关和便于治理的原则;环境协商议题设置的关键在于响应者响应的有效性与积极性;公共性环境治理主体会根据具体协商情境,选取恰当的协商策略并加以组合式运用,使之与环境协商议题的特征相匹配;从所选案例来看,国内地方环境协商治理机制呈现出比较好的治理绩效,而环境协商治理效果的好坏主要取决于环境协商议题特征、协商策略运用以及这两者间的匹配性等因素的影响。

鄂义强^[3]（2020）在《中国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实施扩招政策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由培育“精英”逐渐走向大众化,大学毕业生人数从扩招后第一届（2003年）的212万人次上升到2019年的834万人次,在就业市场化的今天,大学生就业难成为社会的热点问题之一。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随着大学生就业问题日益凸显,中国政府对大学生就业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大,已将大学生就业问题上升到一个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高度加以重视,同时国家层面不断出台系列的就业政策引导和促进大学生就业。在此背景下,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的问题研究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本文选择了中国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进行研究,也就是把大学生就业与政府责任这两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将大学生就业置于整体政府责任的建构逻辑中去考察,从而有助于厘清政府在大学生就业中要承担的有关责任,在此基础上展开问题研究,就可以明晰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构建的重点。厘清中国大学生就业中的政府责任,是开展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研究的逻辑起点。通过对大学生就业与政府责任之间关系的省思,依据责任政府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本观、市场失灵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依据现实中政府维护公民基本生存和发展权的政府基本职责,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府职责,阐释政府对大学生就业履行责任的必要性,厘定中国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为政府调控责任、政府服务责任、政府监督责任。一般而言,研究社会现象和相关问题,都不能割裂历史的纵向联系,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在不同就业制度时期促进大学生就业的政府责任履行状况进行考察,也就是于历史演进中去考察大学生就业政府责任的履行,阐释大学生就业中政府履行责任的合理性及存在的问题,凸显20世纪末大学生自主择业时期政府责任履行上存在的问题,确保当代大学生就业政府责任研究的历史承续性,为进行深层次的问题研究打下基础。呈现当代中国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调控责任、政府服务责任、政府监督责任履行的总体现状,在此基础上开展中国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的问题研究。为提高研究的可信度与客观性,以网络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进行实证研究。编制《毕业年级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情况调查问卷》,调查对象涵盖全国52所高校、20 197名大学毕业生,通过社会学统计软件SPSS对问卷数据进行分析,主要采用频率分析法和交叉分析法,分别得出频率分析结果和交叉分析结果。同时对部分用人单位负责人和政府官员进行个案访谈。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调控责任、政府服务责任、政府监督责任三个向度的问题研究。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调控责任履行上的问题为:就业政策对大学生个人需求关注不够,就业政策的规划性与协同性亟待提升。大学生就业中政府服务责任履行上的问题为:高校以就业服务促进大学生就业主体意识不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促进大学生就业作用不明显。大学生就业中政府监督责任履行上的问题为:回应大学生就业状况的高等教育质量有效监督不足,大学生平等就业法治环境建设滞后,大学生就业政策监督机制不健全。深入研究英国、美国、日本、瑞典等发达国家,俄罗斯等经济转型国家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状况,从中得到有益启示。在此基础上,立足中国国情,提出中国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的重要性与特殊性,以及中国大学生就业政府责任构建必须坚持的中国道路。最后在现实的逻辑上回应理论逻辑中所厘定的大学生就业中的政府责任。探索立足中国国情的大学生就业政府责任履行的建构性策略:在政府调控责任上的策略建议为,树立以人为本的就业政策理念,提升就业政策的规划性与协同性;在政府服务责任上的策略建议为,强化高校就业服务促进大学生就业的主体意识,增强公共就业服务的大学生就业服务供给能力;在政府监督责任上的策略建议为,以政府监督优化高校人才培养机制,以法律制度保障大学生平等就业,以主体问责制提升就业政策执行实效性。从而在现实的逻辑上,形成中国大学生就业中的政府责任促进机制,力求逐步破解中国的大学生就业问题。

蔡倩倩^[4]（2020）在《地方性法规制定中的行政主导现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15年修改后的《立法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加强对立法工作的组织协调,发挥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标志着人大主导立法已经成为国家法律的明确要求。人大主导立法不仅是新形势下党的政策主张和国家法律的基本要求,更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社会主义立法体制的应有之义,地方性法规的制定工作也应当全面贯彻这一要求。然而,在省级、设区的市级地方性法规的制定过程中,绝大多数项目建议、法规草案、法规议案均来自政府部门,政府部门成为实际上影响法案进程、左右法案内容的主体,形成地方性法规制定中的行政主导现象。这种现象使地方性法规的制定严重依赖于政府部门,人大的主导作用难以发挥,其他主体的参与程度受到影响,进而损害了人大作为立法机关的权威,降低了地方性法规的民主程度。同时,政府部门在参与法规制定时有着不可避免的部门利益倾向,甚至借参与法规制定的权力输送不当利益,实行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成为地方立法工作中的突出问题。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政府自身来看,首先,政府具有参与立法的优势。我国特定历史发展背景和社会发展需求需要政府发挥强有力的组织协调作用保障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地方性法规制定中也需要政府积极发挥作用,承担大量工作,同时政府及其部门本身具有制定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权力,这使政府积累了较多的立法经验,在立法技术上较为成熟,相关机构设置较为完善、人员配备较为齐全,更有财力物力作为保障。此外,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的管理者,掌握大量立法信息,也最能发现实践对地方性法规提出的要求与期待。由此,政府在立法经验、技术、信息等立法条件上掌握优势。而其他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人民群众等其他有参与权的主体在参与能力和条件上都无法与政府相比。其次,受地方立法实践中存在的“谁负责谁起草”、“谁起草谁提案”思想和工作惯例的影响,大量的立法任务集中到政府部门,有的地方性法规项目从提出项目建议到起草再到将法规议案提请审议均由政府部门负责。再次,由于地方性法规的制定涉及权力分配和利益调整,政府部门往往积极参与甚至主动争取参与到地方性法规制定当中。从人大的角度分析,地方人大立法能力的欠缺也使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主导权逐渐偏离到政府部门手中。地方人大尤其是设区的市级人大被赋予立法权的时间较短,立法体制机制不健全,受会期制度、机构设置、人员配置等客观条件的影响,难以充分行使立法权。同时,地方性法规制定过程中的制度设计也存在一些不合理之处,主要包括地方性法规立项公开征集制度不健全、立项论证不充分,提案权配置不合理、提案接收程序给予国家机关和非国家机关以区别对待等,限制了其他主体的意志表达途径和积极主动性,从而使政府部门在地方性法规制定中的权力缺乏平衡和制约。对于地方性法规制定中的行政主导现象,必须予以矫正,这也是新时期改进立法工作、提升立法质量的必然要求和关键举措。矫正当前地方性法规制定中的行政主导现象,必须将人大主导立法贯穿地方性法规制定的各个环节,提升地方人大立法的客观条件,完善地方人大的立法体制机制建设,加强人大代表参与立法的保障,使人大代表在地方性法规制定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同时,针对地方性法规立项、起草、提案阶段不合理的制度设计进行完善和改进:首先要从立项源头上防范行政主导现象,健全地方性法规立项公开征集机制,扩大立项来源,保障公众参与,增加立项的开放性,尽可能使更多的立法诉求进入立法者的视野,加强地方性法规立项论证,对各主体提出的项目建议进行筛选、排序,通过立项论证对各主体提出的项目建议进行审查、探讨,使真正紧急、重要、解决公众普遍利益诉求的法规项目纳入立法规划和立法计划之中。其次,在地方性法规起草环节,要加强人大的组织协调作用,明确人大及政府的权力边界,探索人大主导、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起草模式,通过健全委托第三方起草模式弥补人大起草能力的不足。再次,应合理配置法规提案权,建议各地赋予相应层级的法院、检察院提出地方性法规议案的权力,支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人大代表积极行使提案权,完善地方性法规提案接收程序,保证人大相关专门委员会能够有足够时间对非国家机关提出的法规案进行审查。与此同时不容忽视的是,政府是地方性法规制定中的重要参与力量,作为公共事务管理的主体,其在执行职务过程中更能发现法规内容与实际操作衔接不当之处,更能发现群众的诉求,其意见更具有现实针对性。因此在立法实践中也不能忽视政府部门的优势作用,要扬长避短,使其依法、有序参与,防止出现行政主导地方性法规制定的现象。对此,要加强对政府部门参与立法的监督,加强政府法制机构在政府部门参与地方性法规制定时的组织协调作用,最大程度保障政府部门参与立法时的客观性、中立性;要完善立法回避制度,防止政府部门借地方性法规制定为不当利益“寻租”。摆脱地方性法规制定对政府部门的依赖,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制度层面的细化完善和实践层面的严格落实相结合。对此,必须注重地方人大对立法的主导权在实质层面上得到落实,不能急于求成,要防止出现偏差,避免人大主导立法流于形式。

蒋武鹏^[5]（2020）在《国家治理视域下预算监督法治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发挥审计监督、预算监督的职能作用,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预算监督作为一种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方式,日益受到各方面的重视。现代预算要义就是通过有效的预算法律的监督约束,将预算关系规范在法治轨道上。预算治理能力和监督法治化是一个国家综合治理能力与执政水平的体现,直接关乎全体公民的利益。预算法律制度本质上就是要实现传统预算管理向现代预算治理的转变。为此,有很多学者指出,预算治理应当成为当前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性主题。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将“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加强人大预算决算审查监督、国有资产监督职能”。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绩效管理。”将预算改革推向国家治理的新高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了全面的要求。在国家治理体系中,预算监督和治理是达到公共治理效率最佳的重要手段。一国的预算能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将该国的国家治理能力反映出来,由于预算与社会活动诸多方面都是密切相关的,因而建立和完善一套现代公共预算制度是非常必要的,这不但要求政府在财政管理方面完全在法律与制度的体系下运行,同时还要注重财政预算的透明度与民主化,更重要的是其关系到国家社会治理的转型,是其中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对财政预算审查监督制度进行完善,保证该制度的高度透明,同时使民众都能够广泛参与进来,形成全民监督的机制,以更加有效的推动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努力实现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但是,我国预算监督和治理还存在提升和优化空间。如何实现预算监督法治化,落实对政府预算的约束、管理和监督,是预算治理的关键问题。本文提出预算监督法治化应当成为国家治理视域下预算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突破口和重要举措。剖析我国当前预算监督治理的现实困境和存在问题,依据预算监督的相关理论,分析对目前我国预算治理监督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地区的地方预算监督示范改革的先进理念和实践经验,本文关注到我国的整体预算监督制度改革实践应当自觉贯彻“法治改革观”,进而以预算监督法治化作为突破口,以制度变革方式实施的普惠性、实质性减税降费,不仅有助于最大限度地“以支定收”保护国民的利益,更会倒逼形成预算的刚性约束,有助于促进国家预算监督体系的完善,真正实现“量入为出”。在减税降费背景下强化预算监督法治化的发展理路,应重塑预算监督理念,重构预算监督机制,完善预算监督路径,建立健全党委、人大、公众以及司法的协同预算监督体制,拓展多元主体参与预算监督、优化预算监督有效性、威慑性的路径,构建国家财政权与国民财产权之间的良性“取予关系”。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强调了加强党的预算监督主体作用,在党的统一领导下,以预算监督法治化为发展路径,依法强化人大预算监督职能,把政府权力关进预算这个笼子里,全面提升预算治理能力,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国家善治。本文具体内容安排如下:首先是国家治理视域下预算监督法治化研究导论,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意义及实践价值,研究现状、研究进路及研究方法,以及本文的难点和创新点对本文涉及的术语概念进行说明。第一章阐述预算监督的一般理论,并对我国三种预算监督制度的具体方式并对其进行了比较和分析,分析了预算监督的基本原则和要求。第二章探讨了预算监督法治化和国家治理关系,从国家治理的内涵,历史发展过程对治理理论进行了评析,阐述了国家治理与预算监督制度改革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以便为我国预算监督制度改革提供借鉴。第三章剖析了国家治理视域下预算监督法治化的困境与问题。对法律控制、权力机关监督和社会监督在当下预算监督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第四章提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下的预算监督治理的基本路径,分析预算治理实现预算监督法治化转型的体现,提出预算监督治理应当是以实现预算共治为目标,以预算法治为路径,基于可实现的预算效治,达成符合财政民主价值的预算善治。预算实现治理只有契合预算共治、预算法治、预算效治与预算善治的定性定位,才能在预算治理现代化的探索中实践预算约束治理,预算运行治理、预算绩效治理、预算监督治理、预算问责治理五种治理进路,对我国预算实现治理进行了定位和定性,同时分析了预算监督制度改革在国家治理下所面临的调整和回应,为下一步提出预算监督改革的法治化进路明确了方向和导向。第五章为论证了国家治理视域下预算监督制度改革的法治化进路。主要从加强预算监督信息公开化、合理配置预算监督权、加强预算法律监督程序、完善预算监督实现路径和加强党的预算监督五个方面进行阐述,明确我国应建立多层次的预算监督机制。

张大伟^[6]（2019）在《地方人大代表履职问题及对策研究 ——以山东东营广饶县为例》文中认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党和人民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作出的必然选择。新时代以来,如何更好的发挥县级人大代表履职效能,完善县级人大制度,搞好县域治理,是各级面临的一个重大而紧迫的课题。本文选取山东东营广饶县的人大代表这一群体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履职情况的研究,分析当前地方人大代表履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而探索提升基层人大代表履职能力的对策建议,为进一步提升地方人大代表履职效能、完善基层人大制度提供有益借鉴。本文首先结合对人大代表履职的思考,阐述了地方人大代表的履职内涵。其次,通过对广饶县人大代表的组成概况、结构等的归纳,总结了会议期间、闭会期间该县人大代表履职情况。再次,针对会议期间、闭会期间代表履职情况,概况提炼了代表履职存在的问题,并分析了问题产生的原因。最后,就解决地方人大代表履职问题,提出了五个方面的对策建议: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完善制度保障;二是提升代表素质,增强履职能力;三是优化履职环境,提供履职支撑;四是加强代表监督,规范履职行为;五是密切联系群众,真实反映民意。

仇苏阳^[7]（2019）在《人大代表建议处理问题研究 ——以山东省泰安市为例》文中研究表明人大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是指人大代表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或闭会期间,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人大常委会提交,对各方面工作提出主张、指出缺点和错误、发表看法的总称,通常被称为“代表建议”,具有政治性、法定性、权责统一性。泰安市一直以来高度重视代表建议处理工作,为人大代表提出建议搭建平台、规范人大代表建议交办工作、改进人大代表建议办理方式、实行人大代表建议重点督办,但仍存在部分人大代表建议质量不高、人大代表建议交办工作定位不准、部分人大代表建议落实乏力、人大代表建议处理评价存在偏差等问题。部分人大代表建议处理主体的参与意愿不强、人大代表结构不够合理、人大代表建议处理工作保障薄弱、人大代表建议处理约束惩戒机制缺失是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因此,加强和改进人大代表建议处理工作要从以下方面推进:一是发挥人大代表主体优势,优化人大代表结构、提高人大代表素质;二是为人大代表建议处理提供支持保障,强化人员培训、拓宽知情知政渠道、加强经费保障、加强信息化建设;三是完善人大代表建议处理机制,建立交办前置机制、完善审查和综合分析机制、健全人大代表沟通联络机制、规范分类答复机制、推行办理终结机制;四是加大人大代表建议处理监督刚性力度,建立公开制度、完善评估体系,在代表建议处理的各个环节上完善设计,从而推动人大代表建议处理工作向制度化、规范化、精细化发展。

李培欢^[8]（2019）在《地方人大代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研究 ——以G市H区为例》文中研究说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各级人大代表参与国家权力的行使,对新时期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结合G市H区人大代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现状,总结其经验做法,虽然当前地方人大代表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不断凸显,但总体来看也存在着诸如问题。因此,对推动地方人大代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进行研究显得十分必要。全文主体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重点介绍了地方人大代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价值和现实意义,在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旨在界定相关概念,厘清地方人大代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来源,认为在人民主权理论、代表理论和治理理论的支撑下,地方人大代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有着深刻的理论背景和思想渊源;第三部分采用案例分析和实地访谈相结合的方法,重点介绍了近年来G市H区人大代表的产出过程和提出建议议案的情况,并对该区人大代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做法进行分类总结,试图找出内含其中的理论逻辑;第四部分在调研证据的基础上,对地方人大代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困境及影响因素进行总结,认为当前地方人大代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认知驱动不足、价值驱动不足、组织驱动不足、制度驱动不足,是产生困境的主要因素;第五部分立足于第四部分的分析结果,指出必须从增强动力、提升能力、搭建平台、创新方式、加强监督等方面入手,充分发挥地方人大代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作用,提出思考。

罗芳^[9]（2019）在《乡镇人大代表联络工作站的建设与功能提升研究 ——以D乡为例》文中认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以来,我国乡镇人大的职能一直被虚化、弱化,未能真正起到应有的作用。可喜的是,2016年至今,在我省逐渐兴起的一批乡镇人大代表联络工作站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改写了乡镇人大的灰暗历史。因此,乡镇人大代表联络工作站在建设过程中应承担什么职责、发挥什么作用,建好后应如何运转才能进一步提升其功能是非常值得探究的。本文首先就乡镇人大代表联络工作站、室等概念加以界定,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我国国家政权理论及我国乡镇人大践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践基础上,就其不足进行了简单说明,呼唤新的方式予以突破,接着介绍了我国乡镇人大代表联络工作站的发展历史。文章认为,乡镇人大代表联络工作站是新形势、新常态、新要求下改革人大工作的明智选择,各地应从试点建设逐步走向全面规范化建设。其次,选取D乡人大代表联络工作站作为研究案例,从加强自身建设、创新开展活动、注重代表服务等方面进行概述,着力对建立D乡人大代表联络工作站前后D乡人大为当地党委、政府和群众发挥的作用进行效果分析。通过调查研究发现,目前D乡人大代表联络工作站主要存在被党委弱化、虚化、边缘化,政府提供的后勤保障不足、配合不够,人大代表联络工作站管理欠专业、持续发力不足,代表履职素质不齐、履职时间不足,群众知晓率不高、监督不够的问题。再次,结合有借鉴意义的深圳市南山区月亮湾片区等人大代表联络工作站的做法进行归纳和总结,得出乡镇人大要积极争取相关部门和群体的重视、支持和监督,在自身管理上不断进行有益探索的经验启示。最后,对乡镇人大代表联络工作站的建设与功能提升提出对策建议,即加强党委重视与研究,加强政府支持与配合,加强县人大指导、提高乡镇人大干部管理能力,优化代表素质、开展人大代表专职化探索,提升宣传质量、健全信息公开机制、加大选民监督力度。

刘一博^[10]（2019）在《Y市人大代表履职问题及对策研究（2011-2018）》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公民政治意识的不断觉醒,人民在追求物质文化生活同时,也将更多的关注点放在了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方面,公民参政议政的意愿日趋强烈。基层人大代表来自群众,能够准确掌握人民的利益诉求,是人民利益的代言人和扞卫者,基层代表能否充分履职,直接影响着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当前,我国部分地区的基层代表工作受种种原因制约,功能发挥的并不理想。笔者通过吸收、借鉴学界现有理论成果,深入阐述了代表概念、总结归纳了代表履职的理论依据等,为本文的完成奠定理论基础。同时结合自身工作实际,以Y市人大代表为研究对象,深入研究了Y市十七届人大代表以及十八届人大代表的履职现状,总结提炼出Y市人大代表存在履职意识不强,履职能力不足、履职效果弱化、履职环境需要进一步优化等具体问题,笔者对问题产生的可能原因进行归纳总结并逐一分析,深度剖析问题产生的根源,创新以加强改进基层人大工作提升代表履职能力水平为切入点,以优化人员、强化工作、推进人大信息化建设为手段,通过完善代表服务工作激发代表履职活力,发挥代表主体作用,进而保障人民当家做主权益,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二、以承办人大代表议案和建议为切入点自觉接受人大代表监督（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以承办人大代表议案和建议为切入点自觉接受人大代表监督（论文提纲范文）

（1）秉承初心 以法治力量护航高质量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2）我国地方环境治理中的民主协商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地方性法规制定中的行政主导现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国家治理视域下预算监督法治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地方人大代表履职问题及对策研究 ——以山东东营广饶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7）人大代表建议处理问题研究 ——以山东省泰安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8）地方人大代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研究 ——以G市H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9）乡镇人大代表联络工作站的建设与功能提升研究 ——以D乡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0）Y市人大代表履职问题及对策研究（2011-2018）（论文提纲范文）

四、以承办人大代表议案和建议为切入点自觉接受人大代表监督（论文参考文献）

• [1]秉承初心 以法治力量护航高质量发展[N]. 郑学良,云静. 内蒙古日报(汉), 2021
• [2]我国地方环境治理中的民主协商机制研究[D]. 葛俊良. 浙江大学, 2020(02)
• [3]中国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研究[D]. 鄂义强.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4]地方性法规制定中的行政主导现象研究[D]. 蔡倩倩. 山东大学, 2020(12)
• [5]国家治理视域下预算监督法治化研究[D]. 蒋武鹏. 吉林大学, 2020(08)
• [6]地方人大代表履职问题及对策研究 ——以山东东营广饶县为例[D]. 张大伟. 湖南农业大学, 2019(08)
• [7]人大代表建议处理问题研究 ——以山东省泰安市为例[D]. 仇苏阳. 湖南农业大学, 2019(08)
• [8]地方人大代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研究 ——以G市H区为例[D]. 李培欢.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2019(01)
• [9]乡镇人大代表联络工作站的建设与功能提升研究 ——以D乡为例[D]. 罗芳. 江西农业大学, 2019(03)
• [10]Y市人大代表履职问题及对策研究（2011-2018）[D]. 刘一博. 吉林大学, 20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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