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海提前实现吸收合同外资目标(论文文献综述)
赵永斌[1](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研究表明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冯彩霞[2](2020)在《自贸试验区对地区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 ——基于“反事实”分析》文中认为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下,各国为了发展对外贸易建立自由贸易园区,通过对外贸易带动国内经济发展。为了应对国际贸易新规则的挑战和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我国提出了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战略。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后,通过深化金融制度创新、贸易便利化、投资便利化、政府职能转变等措施,促进了地方金融、贸易、投资的发展,这些条件的改善提供了优良的创新环境,提升了区域创新能力。本文利用“反事实”分析方法,基于2010-2016年28个省市发明专利授予数月增长率数据,实证考察沪津闽粤四大自由贸易试验区成立前后创新变量的实际值与“反事实”值之间的差距。研究发现,上海、福建和广东自贸试验区的成立对地区创新有正促进效应,对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平均政策效应分别为6.4%、1.02%、18.26%,天津由于受到外部事件的影响,其设立自贸试验区的创新政策效应并不显着。基于实证结果,对自贸试验区促进区域创新提出五点建议:一是当地政府增加对研发的投入和扶持,通过直接补贴、技术支持、完善创新环境等方式带动地区创新;二是当地应积极吸引和合理利用外资,借鉴国外园区引资经验,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同时合理利用外资带来的知识和技术溢出;三是促进区内形成产业集群,为产业集聚提供良好的环境;四是注重区内金融发展,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提升金融发展水平;五是因地制宜发展,各自贸试验区根据自身特色发展经济,带动创新。
王萌[3](2018)在《我国内陆自贸试验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央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和西部大开发战略,促成内陆自贸区的设立。内陆自贸区的成立有助于所在省份对外开放度的提升,对推进区域经济发展产生深刻影响。本文在自由贸易理论和经济增长非均衡理论基础上,分析我国内陆自贸区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的现实基础,从贸易促进效应、规模经济效应、外溢效应以及虹吸效应四个方面对我国内陆自贸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研究。选取内陆自贸区的典型代表陕西自贸区为实证研究对象,运用“反事实”分析模型验证贸易促进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得出陕西省设立自贸区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的程度,最后提出提升内陆自贸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对策,为内陆地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出可供参考的政策建议。主要结论如下:(1)内陆五省市区域经济发展状况良好,经济规模呈现逐步上升趋势,对外贸易规模逐年扩大,产业方面主要以工业、服务业为主。我国内陆自贸区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的表现主要体现在四方面:吸引外资,推进贸易便利化,带动产业发展,促进制度创新。(2)内陆自贸区设立之后,第一,区内贸易量扩大,带来贸易红利的创造和转移,实现贸易便利化水平提高;第二,所形成的规模经济效应从外部和内部产生作用,使消费者收入增加,提高企业的税前利润;第三,内陆自贸区建设主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在优惠政策的实施同时还会带来产业转移,推动内陆地区外贸发展;第四,内陆自贸区还会导致周边地区的生产要素流入自贸区,从而抑制周边地区的发展。(3)陕西自贸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证结果表明:陕西省进出口总额增长率平均增长0.25%,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平均增长0.81%,即陕西自贸区的贸易促进效应为0.25%,规模经济效应为0.81%,由此可得陕西自贸试验区成立后对陕西区域经济发展起到正向影响,并进行稳健性检验,进一步增强结果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卢玲[4](2017)在《广州市服务型政府的招商工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通过回顾、总结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确定了论文的研究重点和方向。随后,结合与本课题相关的新公共管理理论进行了研究及归纳总结,具体研究目前广州市招商引资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探讨问题的主要体现及成因。并通过实证分析,探讨在现有理论体系下潜在的改进领域。最后结合上述三者,提出并探讨广州市服务型政府招商工作的优化对策。本文以新公共管理理论为基础,以广州市招商工作中存在的具体问题为切入点,分析现有招商工作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广州市服务型政府招商工作的优化对策,探索经济转型背景下,广州应如何借力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广东自贸区南沙片区建设以及“互联网+”发展战略等契机,来加强地方营商环境建设,创新招商方式方法,切实做好服务型政府的招商工作,从而促进招商引资工作健康发展。根据以上结果,本研究认为:招商引资是调整、优化经济结构的重点所在,也是推进经济整体转型的突破口或主攻方向;政府应由控制型政府职能向服务型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应适时转变在招商引资工作中的职能定位,从主导招商引资转化为辅导招商引资;政府要强化自身在招商引资中的宏观管理功能,不断加强产业结构研究,营造和优化投资环境、规范市场秩序;政府要弱化在招商引资中的微观管理功能,让位于市场和企业,将招商引资方式从政府行政推动转化为市场运作。
周新蓉[5](2010)在《四川省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现状及政策研究 ——基于政府与市场的合理分工》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吸收外商直接投资(FDI)一直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和重要战略之一;总体而言,四川省FDI对四川省的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四川省FDI与我国中东部,尤其是沿海发达地区相比,无论是引资规模和质量都存在很大差距;因此,深入分析问题原因、探求在当前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新形势下四川省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应对之策显得尤其重要。本文旨在通过研究和借鉴邓宁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和政府在市场经济中职能方面的理论,收集四川近年来FDI的翔实数据,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相结合,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补充的研究方法,深入探讨和分析四川省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现状、问题及原因及前景,针对当前四川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新形势,从克服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角度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积极合理的政策建议,明确指出:四川省在国内各地区吸收FDI竞争中需充分发挥四川的比较优势和区位优势,从克服政府失灵的角度出发,转变观念、准确定位政府在吸收FDI中的地位和职能,政府要退出主导地位而代之以市场主体为主导,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外资引进;从克服市场失灵的角度出发,政府应加强引资规划和指导,进一步改善投资软环境和硬环境,减少市场的负外部效应,扩大四川省FDI规模、提高四川FDI质量,为四川省政府和有关职能部门制定四川FDI政策提供参考意见。
潘桂影[6](2009)在《《劳动合同法》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和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了大量外商直接投资,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国内经济的发展;但是,在利用外资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为此政府出台了许多调整规范措施。其中,《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和实施引起了外商企业最激烈的反应。本论文通过对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以及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运用,在详细分析《劳动合同法》的基础上,结合我国近些年来利用外资的实际情况,深入研究了《劳动合同法》实施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并据此提出完善《劳动合同法》和有效利用外资的对策及建议。通过实证分析和文献分析,本论文得出如下结论:《劳动合同法》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因企业规模不同、行业不同、产品类型不同而有所差异。《劳动合同法》在某种程度上会增加外商投资企业的用工成本,影响外资企业的重新布局和产业转移,有利于外资企业应对和跨越非关税壁垒,推动了依赖低成本发展模式的转型,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我国利用外资的质量,并且有利于外资企业改进人力资源管理水平和和谐劳动关系的建立。由于目前尚没有《劳动合同法》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的系统分析,因此,本论文在总结其他学者零散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实地调研,比较全面而系统地分析了《劳动合同法》实施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洪捷[7](2009)在《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模式研究》文中认为招商引资是一项旨在引入外部资源以促进本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政策,是社会分工和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吸引资金和技术、实现地方赶超型发展战略的有效方法。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的实践中不断的总结经验,逐渐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招商模式,取得了重大成就。但由于没有现成的规范模式,在理论上也缺乏深入地研究,在过去的实践中造成了许多混乱与损失。在转变政府职能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应该如何对招商引资模式进行转变和改革,以更好地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构建本地区的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去探索和研究。本文以招商引资的相关概念、理论和文献为研究基础,采用归纳和比较的方法对招商引资的相关理论和我国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主要模式进行研究;通过对我国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现状的研究及现有招商引资模式比较,找出并剖析了其产生问题的原因以及进一步发展的机遇所在,有国际环境的影响,有国内政策的调整,也有各地自身的人文地理优势及良好的经济环境。在此基础上对福州市招商引资现有模式进行研究分析,并通过国内外成功招商引资经验的研究与总结,对福州市招商引资模式的改革进行探讨,提出招商引资要企业化、市场化模式运作,重新将招商引资工作中政府的职能作用定位为营造环境、制造机会、提供服务、促销项目、加强指导监管,并对福州市进一步加强招商引资工作提出了对策和建议,即加大工业招商引资力度,促进福州产业结构升级;明确重点对象、重点项目招商,增强招商引资实效;建立招商引资网络体系,提高招商引资的成功率;进一步加大环境创新力度,优化招商引资软环境。
张彦博[8](2009)在《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模型与集聚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正在崛起的中国以其非凡的引资业绩闻名于世,但是FDI的好处并不是每一个地区都能感受得到,大量FDI聚集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和零星的外资散落在西部地区的强烈反差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区位与集聚问题的广泛关注。本文在探寻国际直接投资区位思想的变化轨迹,梳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与集聚问题进行了研究,主要研究工作如下:1)按照NEG(新经济地理学)范式,采用Dixit & Stiglitz(1977)的分析框架,建立了一个更加综合的垂直FDI和水平FDI的一般区位选择模型。该模型对FDI区位影响因素的概括具有综合性,除了传统的区位因素,将新经济地理因素集聚经济也纳入FDI区位的影响因素系统来整体考虑。在决定FDI区位分布的主要因素中,将集聚经济、市场规模、交易成本、工资成本、劳动生产率和产业结构因素纳入基本模型,较好地解释了外商垂直FDI和水平FDI的区位选择。该理论模型进一步证实了垄断优势理论、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以及内部化理论。通过建立FDI区位理论模型解释FDI的区位选择行为,完善了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同时对中国的垂直FDI和水平FDI的区位变化趋势进行了探讨,提出了我国吸引FDI的政策建议。2)在垂直FDI和水平FDI的区位选择理论模型基础上,利用中国的数据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进行了实证研究。利用面板数据的计量模型,检验了工资成本、市场规模、聚集经济、交易成本、劳动生产率和产业结构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相对于其他学者的研究,在实证分析中,特别引入了产业结构和交易成本这两个因素,并且对这两个因素进行了创新处理,从中得出一些重要的结论和启示。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的外资类型,其区位分布的影响因素,既有共同因素,也有差异因素,投资主体因性质不同而要求不同的空间要素及其组合。3)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地域结构的空间演化特征进行了归纳,之后把经济学的规范理论和严谨方法应用到FDI集聚这一经济地理现象的研究。循着Krugman的思想火花构造了包含本地市场效应的需求函数和包含市场竞争效应的成本函数,并通过建立一个由跨国公司和东道国企业所构成的寡头垄断的产量竞争模型,分析了跨国公司的微观个体区位选择如何导致了跨国公司的空间集聚及FDI空间分布的演化,提出了外商直接投资的集聚机制。通过拓展基本模型,引入政府政策变量,讨论了税收优惠政策吸引外资的有效性。结果表明,对于集聚效应较差的地区,政府政策是吸引外资的重要手段。在此基础上,针对近年来一些在华外商投资企业纷纷撤资这一现象,从成本的视角分析了在华外商直接投资撤资问题和由此给中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4)针对近年来FDI在华区位变化的来源国集聚特征,在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和东道国企业所构成的寡头垄断的产量竞争模型基础上,引入一个衡量厂商之间合作程度的推测变量,分析了来源国FDI向中小城市定位的行为。从战略联盟的视角对FDI来源国集聚的动因进行了解释;基于产业联系效应并结合青岛“韩资高地”的案例对FDI的来源国聚集的形成机制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了针对来源国集聚特征的引资战略。5)对当前中国利用外资所处的阶段和发展水平FDI对我国的经济影响进行探讨,提出了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外资管理体制的转型建议。
高运胜[9](2008)在《上海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发展模式研究》文中提出从上世纪70年代起国外学者开始研究生产性服务业及其集聚问题。伴随国际服务业进入壁垒的不断降低,基于提升价值链地位和降低成本的考虑,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发达国家优势服务业不断向新兴国家转移,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产业结构调整和布局。上海目前已经具备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产业结构过渡的条件,《上海经济与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中也明确提出要发展以生产性服务业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并采用集聚区方式承接国际转移。但是传统的制造业和服务业集聚理论目前还不能够适应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发展,应该找寻新的集聚动因、影响因素和模式。上海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有利于增加就业和服务业竞争能力,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缓解资源、能源瓶颈,降低商务成本,形成新型产业体系,转变城市功能,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速从区域中心城市向全球城市的迈进。文章研究的内容包括:(1)上海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发展的内外部条件分析。外部条件主要基于国际产业转移浪潮的兴起,内部条件主要分析上海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现状:(2)从生产要素供给、市场需求、制度设计、通讯技术基础设施、外部环境和区位特征等方面分析上海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发展的影响因素;(3)上海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发展模式。利用产业集聚的相关理论分析上海生产性集聚的典型模式和创新模式;(4)上海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发展的实证分析。分析上海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的产业关联效应和区域竞争优势,并利用区位商模型计算上海生产性服务业在不同区域集聚优势;(5)上海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布局研究。借鉴国际大都市发展经验和经济地理学派的中心外围理论,分析上海中心城区和郊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合理布局研究。(6)从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开发区转型为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区、集聚模式选择、政府适度管理、提高中介机构作用、发展主导产业和培育集聚区市场化导向和根植性等方面提出了促进上海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发展相应的对策建议。文章主要有以下结论:首先,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对于上海加快经济结构转型意义重大。生产性服务业作为向其他企业或者组织提供中间投入品的产业,贯穿在整个价值链的上游、中游和下游各个环节,并满足产品生产差异化和不断增值的源泉。上海应该把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作为提高竞争能力和城市辐射功能,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积极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的主要途径。其次,基础、企业和市场条件等因素是制约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模式选择的重要因素。上海在进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模式选择时,应该充分考虑生产要素、基础设施、供应商和相关辅助企业、围绕价值链展开的企业间竞争合作关系、内部和外部市场需求等因素,并采用合适的制度安排;再次,上海现阶段应该重点发展嵌入式政府主导型集聚模式。上海传统集聚模式中自发形成的内生型比较少,更多的是依靠政策优惠形成的空间集聚,属于嵌入式集聚模式。政府应该引导培育集聚区的根植性和市场化导向。同时要分阶段、分区域发展具有巨大潜力的创新集聚模式。最后,上海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生产性服务业与第二产业和服务业自身存在显着的前向和后向产业关联性,极大地促进了GDP增长。上海知识技术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均集聚在中心城区,而在中心城区和郊区间对集聚区要进行合理布局和适当的产业梯度转移。文章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动因、集聚度计量模型选择、中心外围理论在上海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布局研究、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方式的比较方面还有很多不足,需要以后进一步研究。
吴海鹰,张盛林[10](2008)在《日韩对华投资:对地区合作的影响及前景》文中指出区域经济合作的不断增强是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一个重要趋势。作为东北亚区域经济核心的中日韩,其地区合作情况如何,将影响到东北亚以至整个东亚区域经济的发展。本文以日韩对华投资为切入点,阐述了日韩对华投资对地区合作的影响及其发展态势。
二、上海提前实现吸收合同外资目标(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上海提前实现吸收合同外资目标(论文提纲范文)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目标 |
1.1.3 研究意义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1.2.1 利用外资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1.3.4 文献评述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1.5.1 创新之处 |
1.5.2 不足之处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3.6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4.6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5.6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6.6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自贸试验区对地区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 ——基于“反事实”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Abstract 1 |
绪论 1.1 |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1.2 |
研究内容和方法 1.3 |
创新点与不足 2 |
文献综述 2.1 |
区域创新能力概述 2.2 |
自由贸易试验区相关文献 2.3 |
文献综述评述 3 |
自由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及其对区域创新的影响机制 3.1 |
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制度创新 3.2 |
自由贸易试验区对区域创新能力影响的机制分析 4 |
自由贸易试验区影响地区创新能力的实证分析 4.1 |
“反事实”分析方法 4.2 |
实证结果与分析 4.3 |
稳健型检验 5 |
政策建议 5.1 |
加强自贸区对研发的投入和扶持 5.2 |
积极引进外资并合理利用 5.3 |
促进自贸区内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 5.4 |
注重自贸试验区内金融发展 5.5 |
因地制宜发展 参考文献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清单 致谢 |
(3)我国内陆自贸试验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内陆自贸区是“一带一路”战略规划的具体体现 |
1.1.2 内陆自贸区有利于扩大内陆地区对外开放 |
1.1.3 内陆自贸区的建设成为加速区域经济发展的助推器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现实意义 |
1.3 研究内容和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思路 |
2.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
2.1 理论基础 |
2.1.1 自由贸易理论 |
2.1.2 经济增长非均衡理论 |
2.2 文献综述 |
2.2.1 自由贸易区的发展模式 |
2.2.2 自由贸易区的功能 |
2.2.3 自由贸易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
2.2.4 述评 |
3.我国内陆自贸区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的现实基础 |
3.1 内陆五省市区域经济发展现状 |
3.1.1 经济增长规模 |
3.1.2 对外贸易规模 |
3.1.3 产业结构 |
3.1.4 政策支持 |
3.2 我国内陆自贸区的发展现状 |
3.2.1 经济规模 |
3.2.2 产业布局 |
3.2.3 区位环境 |
3.2.4 优惠政策 |
3.3 我国内陆自贸区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的表现 |
3.3.1 吸引外资 |
3.3.2 推进贸易便利化 |
3.3.3 带动产业发展 |
3.3.4 促进制度创新 |
4.我国内陆自贸区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的理论分析 |
4.1 贸易促进效应 |
4.1.1 扩大自贸区内贸易总量 |
4.1.2 提高区内外贸易便利化水平 |
4.2 规模经济效应 |
4.2.1 扩大区内外产业规模 |
4.2.2 增加自贸区内企业经营规模 |
4.3 溢出效应 |
4.3.1 吸引先进的技术支持 |
4.3.2 复制推广制度创新 |
4.4 虹吸效应 |
4.4.1 虹吸周边地区的经济要素 |
4.4.2 自贸区内产业结构的调整 |
4.4.3 区外企业竞争优势弱化 |
5.我国内陆自贸区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研究——以陕西自贸区为例 |
5.1 实证研究对象选择 |
5.2 模型选择 |
5.2.1 模型简析 |
5.2.2 实证模型 |
5.3 样本选取与数据处理 |
5.3.1 样本选取 |
5.3.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5.4 结果与分析 |
5.4.1 贸易促进效应 |
5.4.2 规模经济效应 |
5.5 稳健性检验 |
5.6 本章小结 |
6.总结与展望 |
6.1 主要研究结论 |
6.2 研究不足与未来研究方向 |
6.3 对策建议 |
致谢 |
参考文献 |
(4)广州市服务型政府的招商工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1.2 概念界定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4 理论基础 |
1.5 研究目标和框架 |
1.6 研究方法及创新点与不足 |
第2章 广州市招商引资概述 |
2.1 广州市招商引资的基本情况 |
2.1.1 发展历程 |
2.1.2 基本特征 |
2.2 广州市现有的招商方式概述 |
2.2.1 组团招商及小分队招商 |
2.2.2 顾问招商 |
2.2.3 平台招商 |
2.3 服务型政府职能转变要求广州市招商方式变革 |
2.3.1 经济转型升级的要求 |
2.3.2.服务型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 |
2.3.3 广州未来发展的要求 |
第3章 广州市现有招商方式存在的主要问题 |
3.1 招商活动形式化 |
3.1.1 组团及小分队招商流于表面 |
3.1.2 招商推介活动大规模化 |
3.2 招商服务不到位 |
3.2.1 重审批、轻事前服务 |
3.2.2 难以协调部门与招商项目之间的利益关系 |
3.3 招商政策创新不足 |
3.3.1 商事登记制度保守 |
3.3.2 产业政策滞后 |
3.4 招商对经济带动差异化 |
3.4.1 各区发展不平衡导致招商差距大 |
3.4.2 政策优惠损害经济利益 |
第4章 广州市现有招商方式存在问题的成因分析 |
4.1 招商职能定位不准 |
4.1.1 招商错位 |
4.1.2 招商越位 |
4.1.3 招商缺位 |
4.2 招商服务理念欠缺 |
4.2.1 绩效管理影响行政效能 |
4.2.2 招商部门之间缺少联动 |
4.2.3 政策服务跟不上形势 |
4.3 招商机制不健全 |
4.3.1 跨区域招商合作机制亟待突破 |
4.3.2 招商激励机制亟待出台 |
4.3.3 招商信息共享机制亟待完善 |
4.4 招商规划不完善 |
4.4.1 产业发展缺乏长远规划 |
4.4.2 各区规划定位不清晰 |
4.4.3 信息化招商缺少顶层设计 |
第5章 广州市服务型政府招商方式的优化对策 |
5.1 明确职能定位 |
5.1.1 有限政府 |
5.1.2 服务政府 |
5.1.3 法治政府 |
5.2 培育市场机构 |
5.2.1 组织社会机构参与招商引资 |
5.2.2 培育招商中介公司 |
5.2.3 利用企业招商 |
5.3 完善招商机制 |
5.3.1 打造政策创新高地 |
5.3.2 简政放权,提高投资贸易便利化水平 |
5.3.3 研究解决制约项目落地的制度问题 |
5.4 强化招商规划 |
5.4.1 优化布局,明确全市招商规划 |
5.4.2 开展“互联网+招商”规划 |
5.4.3 建立招商信息共享库 |
第6章 结论与未来展望 |
6.1 研究结论 |
6.2 未来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5)四川省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现状及政策研究 ——基于政府与市场的合理分工(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1.2 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
1.2.1 研究方法 |
1.2.2 研究思路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1 国内外学者对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研究 |
1.3.2 国内外学者对引进FDI政府职能的研究 |
1.3.3 相关概念的界定 |
第二章 四川省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分析 |
2.1 四川省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概况 |
2.1.1 四川省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总体情况 |
2.1.2 四川省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结构情况 |
2.2 四川省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问题 |
2.3 四川省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问题的原因探析 |
第三章 四川省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前景思考 |
3.1 四川省吸收FDI具备的优势 |
3.2 四川省吸收FDI面临的挑战 |
3.3 四川省吸收FDI面临的机遇 |
3.4 四川省吸收FDI的前景展望 |
第四章 四川省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建议 |
4.1 基于克服政府失灵的政策建议 |
4.1.1 更新观念,树立科学的政绩观 |
4.1.2 转变职能,准确定位政府角色 |
4.1.3 政退市进,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
4.2 基于克服市场失灵的政策建议 |
4.2.1 做好外资规划,加强产业指导 |
4.2.2 提供公共物品,改善投资环境 |
4.2.3 加强外资监管,减少负外部性 |
4.2.4 创新引资方式,扩大引资渠道 |
参考文献 |
后记 |
致谢 |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6)《劳动合同法》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ABSTRACT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 |
1.3 研究意义 |
1.3.1 有利于促进外商投资企业健康发展 |
1.3.2 有利于政府制定和完善劳动法规和利用外资政策 |
1.3.3 有利于提高利用外资质量,促进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
1.4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4.1 国内研究现状 |
1.4.1.1 关于《劳动合同法》的研究 |
1.4.1.2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研究 |
1.4.2 国外研究现状 |
1.4.3 现有研究的总结与评价 |
1.5 研究思路 |
1.6 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 2 理论基础和研究准备 |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2.1.1 《劳动合同法》 |
2.1.2 外商直接投资 |
2.2 外商直接投资理论及评价 |
2.2.1 传统贸易理论 |
2.2.2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
2.2.3 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理论 |
2.2.4 企业竞争优势理论 3 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分析 |
3.1 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不断增大 |
3.2 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独资化倾向明显 |
3.3 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高度集中于亚洲 |
3.4 外商直接投资投向领域集中化 |
3.5 外商直接投资投向地区集中化 4 《劳动合同法》概述 |
4.1 《劳动合同法》出台的背景 |
4.1.1 旧法即劳动法不再适应经济发展需要 |
4.1.2 劳动力成本持续探低,对国家经济总体发展不利 |
4.1.3 劳动者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现象频繁发生 |
4.2 《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宗旨 |
4.3 新法与旧法的比较 |
4.3.1 突出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
4.3.2 企业制定规章制度由"单决行为"变为"共决行为" |
4.3.3 限制劳动合同短期化 |
4.3.4 为劳动者及时足额取得劳动报酬保驾护航 |
4.3.5 试用期受到法律全方位规制 5 《劳动合同法》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
5.1 《劳动合同法》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的理论分析 |
5.1.1 《劳动合同法》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不利影响 |
5.1.1.1 导致外资企业用工成本增加 |
5.1.1.2 导致企业与劳动者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几率的加大 |
5.1.1.3 导致企业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 |
5.1.1.4 导致"劳务派遣"用工形式的门槛的提高 |
5.1.1.5 影响外资企业重新布局和产业转移 |
5.1.2 《劳动合同法》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有利影响 |
5.1.2.1 有利于应对和跨越非关税壁垒 |
5.1.2.2 有利于提升我国利用外资的质量 |
5.1.2.3 有利于改进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水平 |
5.1.2.4 有利于和谐劳资关系的建立 |
5.2 《劳动合同法》对我国外商投资影响的地区分析 |
5.2.1 珠三角地区分析 |
5.2.2 长三角地区分析 |
5.2.3 环渤海地区分析 |
5.2.4 各地区总体分析 6 完善立法及有效利用外资的对策选择 |
6.1 进一步完善劳动立法 |
6.2 完善相关配套措施 |
6.2.1 提高社会保障的统筹层次,促进其转移接续 |
6.2.2 劳动执法部门加强监管力度 |
6.3 政府部门切实做好宣传和监管工作 |
6.4 鼓励人力资源外包行业的发展 |
6.5 积极引导外资投向,鼓励外资企业产业升级 |
6.6 改变引资观念,优化投资环境 |
6.7 引导外资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
6.7.1 政府应当实施结构调整援助政策 |
6.7.2 吸引外商投资于中西部地区的加工贸易产业 |
6.7.3 中西部地区应该建立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制度保障 |
6.7.4 谨防产业"转移"变"外移"、防止"东资西进"异化成"东污西进" 7 结论及待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个人简介 导师简介 致谢 |
(7)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1.3 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
1.4 论文的框架结构 |
第二章 相关理论综述 |
2.1 招商引资的概念 |
2.2 相关理论研究 |
2.2.1 马克思、列宁关于国际资本输出的论断 |
2.2.2 现代西方招商引资相关理论述评 |
第三章 我国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工作的现状及问题分析 |
3.1 我国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工作的历史发展 |
3.2 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的作用 |
3.3 我国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工作存在的问题分析 |
3.3.1 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
3.3.2 具体原因分析 |
第四章 我国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模式研究 |
4.1 “政府主导”模式 |
4.2 “市场主导”模式 |
4.3 “总部经济”模式 |
4.4 “主攻”模式 |
4.5 “外资并购”模式 |
4.6 小结 |
第五章 福州市招商引资模式的探索研究 |
5.1 福州市招商引资发展历程 |
5.2 福州市招商引资的现状 |
5.2.1 概况 |
5.2.2 特点 |
5.2.3 福州市招商引资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困难 |
5.2.4 面临的挑战 |
5.2.5 面临的机遇 |
5.3 美国、日本大阪招商引资的经验介绍 |
5.3.1 美国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经验分析 |
5.3.2 日本大阪市的招商引资 |
5.3.3 国内外成功经验的总结 |
5.4 福州市招商引资模式探析 |
5.4.1 招商引资的企业化运作道路 |
5.4.2 市场化的招商引资模式 |
5.4.3 福州市政府在招商引资工作中的职能定位 |
5.4.4 福州市进一步加强招商引资工作的对策和建议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8)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模型与集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ABSTRACT 第1章 引言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的问题与研究意义 |
1.2.1 问题的提出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内容、方法与创新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3.3 本文的创新之处 第2章 国际直接投资区位理论与决策述评 |
2.1 国际直接投资区位理论述评 |
2.1.1 早期的主流国际直接投资区位理论 |
2.1.2 国际直接投资区位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 |
2.2 国际直接投资的区位决策研究述评 |
2.2.1 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
2.2.2 外商直接投资的地理集聚的相关研究 |
2.2.3 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集聚的相关研究 |
2.2.4 外商直接投资的撤资的相关研究 第3章 外商直接投资的一般区位选择模型 |
3.1 垂直FDI与水平FDI |
3.1.1 垂直FDI |
3.1.2 水平FDI |
3.2 新经济地理学与"D—S模型" |
3.2.1 新经济地理学的兴起 |
3.2.2 "D-S模型"的重要意义 |
3.3 基于新经济地理视角的FDI的一般区位选择模型 |
3.3.1 基本假设 |
3.3.2 消费者的消费决策 |
3.3.3 生产者的生产决策 |
3.4 FDI的区位条件分析 |
3.4.1 垂直FDI的区位条件分析 |
3.4.2 水平FDI的区位条件分析 |
3.4.3 垂直FDI与水平FDI的区位条件差异 |
3.4.4 水平FDI集聚的长期影响因素分析 |
3.5 垂直FDI与水平FDI在我国的区位选择与变迁 |
3.5.1 FDI在我国的区位分布特点的相关解释 |
3.5.2 FDI在我国区位分布的演变趋势与前景 |
3.6 本章结论与政策建议 |
3.6.1 本章结论 |
3.6.2 政策建议 第4章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实证研究 |
4.1 影响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决定因素 |
4.2 变量选择与计量模型 |
4.2.1 变量的选择 |
4.2.2 计量模型的建立 |
4.3 数据来源与参数估计 |
4.3.1 数据来源 |
4.3.2 计量结果与检验 |
4.4 计量结果的比较分析 |
4.5 结论与启示 第5章 外商直接投资的集聚与撤资 |
5.1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空间结构的演化 |
5.1.1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地域结构特征 |
5.1.2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地域结构的动态演化 |
5.2 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博弈模型 |
5.3 外商直接投资的地理集聚机制 |
5.4 落后地区引资政策的力度分析 |
5.5 成本视角下外商直接投资的撤资分析 |
5.5.1 成本视角下外商直接投资的撤资分析 |
5.5.2 在华外商直接投资撤资的原因 |
5.6 本章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6章 外商直接投资的来源地集聚 |
6.1 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集聚的中国经验 |
6.2 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集聚区位的博弈模型 |
6.2.1 基本模型 |
6.2.2 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集聚的中小城市定位的分析 |
6.3 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集聚的动因 |
6.3.1 来源地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合作的市场势力分析 |
6.3.2 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集聚的动因 |
6.4 连带效应与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集聚的发展阶段 |
6.4.1 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集聚的发展阶段 |
6.4.2 实际的检验——青岛"韩资高地"的形成 |
6.5 本章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7章 当前中国外资特征的变化与外资管理体制的转型 |
7.1 中国利用外资进入新阶段 |
7.2 外资特征的变化对我国的经济影响 |
7.2.1 鼓励引进水平FDI的积极作用 |
7.2.2 水平FDI的进入对中国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 |
7.3 建立以竞争政策为中心的外资管理体制 第8章 结论与问题展望 |
8.1 主要结论 |
8.2 研究展望 参考文献 致谢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科研情况 |
(9)上海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发展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言 |
1.1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
1.2 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框架结构 |
1.3 运用的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 |
1.4 论文的创新点 |
第二章 相关文献综述 |
2.1 生产性服务业基本分析 |
2.2 生产性服务业产业关联效应 |
2.3 生产性服务业的国际转移 |
2.4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的相关理论 |
2.5 文献评价 |
2.6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上海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的必要性和条件分析 |
3.1 建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与上海经济发展的提升 |
3.2 上海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发展的外部条件 |
3.3 上海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发展的内部条件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上海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 |
4.1 国外的产业集聚模式 |
4.2 产业集聚模式影响因素分析 |
4.3 上海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4.4 上海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
4.4.1 上海对于生产性服务业国际转移的承接 |
4.4.2 上海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发展现状 |
4.4.3 上海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目前存在的问题 |
4.5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上海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典型模式分析 |
5.1 内生型集聚发展模式 |
5.2 嵌入式集聚发展模式 |
5.3 外生型集聚发展模式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上海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创新模式分析 |
6.1 虚拟性集聚发展模式 |
6.2 生态型集聚发展模式 |
6.3 链群式集聚发展模式 |
6.4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上海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发展的实证研究 |
7.1 上海生产性服务业对GDP的贡献度分析 |
7.2 上海生产性服务业产业关联效应分析 |
7.3 上海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度分析 |
7.4 上海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集聚优势分析 |
7.5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上海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的发展思路与政策建议 |
8.1 国际大都市和新兴国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模式发展的经验借鉴 |
8.2 上海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布局探讨 |
8.3 上海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发展重点 |
8.4 上海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思路和策略分析 |
8.5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模式选择时应充分考虑相应的制约因素 |
8.6 上海应积极培育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区适应开发区转型 |
8.7 上海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的政策建议 |
8.8 本章小结 |
第九章 结语 |
9.1 文章的主要结论 |
9.3 文章的主要创新点 |
9.3 文章的不足之处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表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10)日韩对华投资:对地区合作的影响及前景(论文提纲范文)
一、引言 |
二、日韩对华投资状况及其特点 |
(一) 日本对华的投资 |
1.日本对华投资历年变化情况。 |
2.日本在华投资的主要特点。 |
(二) 韩国对华投资 |
1.韩国对华投资历年变化情况。 |
2.韩国对华投资呈现以下特征。 |
(1) 韩国企业对中国投资趋于大型化。 |
(2) 韩国在华投资的行业大多属劳动密集型产业, 主要是制造业。 |
(3) 投资地域迅速扩展。 |
三、日韩对华投资对区域贸易产生的影响 |
(一) 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 |
(二) 外商投资企业与双边贸易的关系 |
(三) 日韩投资与产业内贸易关系 |
四、日韩对华投资前景 |
1.日韩在华投资战略目标向以市场为导向转变。 |
2.日韩在华投资区域不断扩大。 |
3. 三国间产业既互补又有竞争。 |
四、上海提前实现吸收合同外资目标(论文参考文献)
-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02)
- [2]自贸试验区对地区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 ——基于“反事实”分析[D]. 冯彩霞. 暨南大学, 2020(04)
- [3]我国内陆自贸试验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D]. 王萌. 西安理工大学, 2018(08)
- [4]广州市服务型政府的招商工作研究[D]. 卢玲. 华南农业大学, 2017(08)
- [5]四川省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现状及政策研究 ——基于政府与市场的合理分工[D]. 周新蓉. 西南财经大学, 2010(08)
- [6]《劳动合同法》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D]. 潘桂影. 北京林业大学, 2009(11)
- [7]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模式研究[D]. 洪捷. 天津大学, 2009(S2)
- [8]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模型与集聚研究[D]. 张彦博. 东北大学, 2009(05)
- [9]上海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发展模式研究[D]. 高运胜. 同济大学, 2008(11)
- [10]日韩对华投资:对地区合作的影响及前景[J]. 吴海鹰,张盛林. 宁夏社会科学, 200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