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利用外资的负效应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孙洋[1]（2021）在《国际知识溢出对我国工业行业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始终坚持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凭借自身劳动力比较优势,不仅吸引了世界各国企业纷纷来华投资,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同时也带动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总体来看,改革开放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显着的促进作用,但“以市场换技术”这种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所带来的“负作用”也逐渐凸显。这主要表现在,我国很多工业行业出现了长期“低端价值链锁定”的局面。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工业创新能力不足,产业竞争力薄弱,无法向高端价值链嵌入。因此,党的十九大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由此看来,提高创新产出是我国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由此可见,如何提高创新产出不仅是转型阶段解决我国创新能力不足这一瓶颈的关键所在,更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基础。现有文献关于提高创新产出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提高本国的研发投入,而另一种就是吸收和利用国际知识溢出。众多学者的研究表明国际知识溢出已经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提高创新产出的重要途径,甚至其促进作用超越了东道国的自主研发。但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渠道的国际知识溢出效应存在明显差异,且受到了东道国吸收能力的限制。那么,如何利用国际生产要素流动所释放的红利,发挥国际知识溢出在我国工业行业创新产出过程中的作用,是提高我国创新产出,摆脱“低端价值链锁定”的重要议题。因此,本文研究FDI、进口贸易两种渠道国际知识溢出对我国工业行业创新产出的影响,挖掘不同渠道国际知识溢出机制,对我国提高创新产出、优化招商引资政策、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本文在分析了我国利用外资和进口贸易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以及工业行业创新活动的变动趋势的基础上,建立了系列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国际知识溢出对我国工业行业创新产出的影响,揭示了国际知识溢出效应的作用机制,为国际知识溢出的效应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主要结论如下:第一,通过对我国利用外资和进口贸易及创新活动的变动进行趋势分析发现,FDI投资额的增长趋势平稳,但各细分行业存在差异,具体来看,交通运输业、计算机和仪器仪表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较为突出;进口贸易总额整体呈增长态势,且进口贸易的增加在国际收支平衡间起到了重要作用,为我国向进口国模仿和学习先进技术创造了更多的机会;我国工业行业在创新投入以及创新产出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多数行业对国外技术仍存在较高依赖性,且对于吸收能力的重视程度较低,投入力度较小,可能掉入“技术引进循环陷阱”。第二,通过研究国际知识溢出对我国工业行业创新产出的影响及门限效应发现,FDI和进口贸易两种渠道国际知识溢出效应的影响机制是不同的,在没有吸收能力的影响下,FDI知识溢出效应显着,而进口贸易却不理想。但是,纳入以创新经费投入和人力资本两种指标衡量的吸收能力之后,通过我国内资企业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使两种渠道的知识溢出效应均呈现出非线性特征,即只有吸收能力达到一定程度后国际知识溢出效应才能有效发挥。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吸收能力存在门限效应,但却存在异质性。具体来说,在FDI渠道国际知识溢出途径中,创新经费投入存在单一门限,而人力资本存在双重门限,只有吸收能力跨越第一门限后,才能发挥FDI知识溢出效应。在进口贸易渠道国际知识溢出途径中,创新经费投入和人力资本都存在双重门限,创新经费投入只有超过第二个门限值、人力资本超过第一个门限值时,才能发挥进口贸易渠道知识溢出效应,同时发现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国际知识溢出效应更大,由此可见,吸收能力在我国吸收国际知识溢出过程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第三,研究了国际知识溢出对我国工业行业创新产出影响的空间效应。本文引入了“技术距离”空间权重矩阵,构建了空间杜宾动态面板模型,对FDI和进口贸易两个渠道的行业内和行业间的溢出效应进行了检验,同时考虑用创新经费投入和人力资本两个指标衡量的吸收能力来考察对国际知识溢出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如果同时考虑行业内溢出和行业间溢出,FDI渠道的国际知识溢出效应在行业内可能不存在的,而在行业间的溢出效应是通过企业进行创新经费投入或人力资本的调节作用实现的。进口贸易渠道的国际知识溢出在行业内的效应是非常明显的,通过竞争效应、模仿效应和进口商品的技术溢出效应促进了同行业创新产出水平的提高。但在行业间的溢出效应都为负,且吸收能力没有起到有效的调节作用,对我国内资企业产生了低端价值链锁定效应。第四,本文基于非参数生产模型,分析了国际知识溢出这一环境变量对创新产出的影响过程及行业差异。研究发现,FDI的作用对非效率分布影响是非常显着的,使创新产出向有效方向延伸,只有在个别年份（如2013年）既没有推动前沿面外移也没有改变非效率分布,对我国创新产出没有任何效果。进口贸易渠道知识溢出没有推动创新产出的生产前沿面的外移,但对非效率分布影响是非常显着的,且使创新产出向有效方向延伸,对技术效率产生了显着的促进作用。另外,FDI、进口贸易渠道的知识溢出对创新产出的影响过程存在产业异质性,尤其是皮革、木材、印刷业这三个产业,这两种渠道国际知识溢出对其创新产出基本没有影响,而对其余行业的影响效果较好,在很多年份非效率分布都发生了变化,促进了产出向有效方向延伸,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内资企业的技术进步。
郑苗苗[2]（2020）在《环境规制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基于“环境信息公开”政策的实证分析》文中认为自1978年以来市场导向型的经济体制改革促使我国成为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入（FDI）最多的国家之一,尤其在2014年,我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FDI流入国。FDI的大规模进入,不但缓解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资金限制困境,带动了我国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而且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加快了产业结构升级和市场化进程。然而,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造成了我国生态环境的恶化,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居民生活质量提升的重要制约因素。在此背景下,我国政府开始逐步加大环境规制力度,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环境规制政策,而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对我国FDI流入的影响将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也是目前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本文围绕着环境规制与FDI这一核心研究主题,首先对相关国内外文献进行综述,然后展开理论分析,在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环境规制影响FDI的成本传导机制、技术创新机制和进入壁垒机制,并构建环境规制与FDI的理论模型,紧接着考虑到经济元素的空间自相关性,本文提出环境规制对FDI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假说。其次,在现状分析方面,本文主要介绍了“环境信息公开”政策的实施背景和实施内容,并分别从整体和局部层面对“环境信息公开”政策的实施效果与FDI现状进行了初步分析,为实证分析部分提供事实基础。本文在实证分析中以2004-2016年我国273个地级市为研究样本,利用“环境信息公开”政策构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DID）探讨了“环境信息公开”政策对FDI的影响,并对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环境信息公开”政策总体上不利于FDI流入,“污染避难所”假说在我国地级市层面得到了验证,而且这种抑制效应存在滞后性和时效性;（2）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会增加生产成本、阻碍技术创新和构成进入壁垒而抑制FDI流入;（3）环境规制显着抑制了发达城市FDI的进入,对欠发达地区的FDI反而起到促进作用;不过基于城市行政级别的异质性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对FDI的影响并不遵循“边际效应递增”规律;（4）考虑到空间相关性,本文利用空间计量法探讨了环境规制对FDI影响的空间效应,若环境规制变量的空间滞后项系数为负,说明邻近城市间存在竞争效应。实证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FDI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信息公开城市与邻近同类城市的政府之间存在竞争效应,但城市间的竞争效应是局部性的,东部和南部城市间存在竞争效应,而中部城市的环境规制变量及其空间滞后项系数均为正,表明中部城市间形成了空间协同集聚效应。基于以上研究,结合实证分析过程的结论,本文分别从政府、行业、企业三个层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裴玲玲[3]（2019）在《外商直接投资对河南省就业的影响及对策分析》文中提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不断提高国内市场开放度,大量外资企业入驻河南,规模不断扩大,为当地经济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对就业产生多方面影响。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为河南省专业人才提供培训机会和就业机会;另一方面还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对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与就业的关系进行分析,能够更好地利用外资促进河南省就业。本文基于梳理国内外相关学者关于外商直接投资与就业关系的研究,结合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与就业现状,并运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的方法,对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总量、就业总量、就业的产业结构这几个方面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试图从多个层面较为系统地探讨河南省FDI的就业效应。通过分析得出:首先,外商直接投资与就业总量有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是河南省劳动力就业的格兰杰原因,对河南省就业总量产生积极的影响。其次,外商直接投资和第二、第三产业的就业量也有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是对第二、三产业的影响是不相同的。最后,在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与就业现状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发现FDI对促进就业方面存在的问题,并结合问题提出政策性建议。但是河南省FDI对于促进就业方面还是存在如下问题:河南省外资企业就业规模小、河南省第二产业外商引资结构不合理、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分布不均衡、河南省人力资源水平低影响外企就业增加、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负效应”影响就业规模增加。为了扩大河南省就业,FDI方向提出的如下建议包括:改善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环境扩大引资规模、优化结构强化河南省第二产业的就业影响、加大河南省财政支持加速相对欠发达地区的外资引进、提高河南省人力资源水平促进外资就业量增加、鼓励河南省外资企业进入关联度高的产业降低“负效应”。
李杰锋[4]（2019）在《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08年全球性经济危机爆发,此后世界经济在缓慢的复苏进程中。中国尽管在金融危机后迅速出台了巨额的投资计划,但不可否认,过去依靠资源、廉价劳动力驱动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已不可持续。特别是中国进入新时代以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成为中央经济工作内容的重点。这也表明过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制度带来了一些弊端:如各地区为积极发展经济,采取多种手段“招商引资”,甚至降低环境规制水平,导致我国生态环境遭受了严重的破坏,水气污染、雾霾等问题对居民的生活和生命构成了巨大威胁。“十八大”以来中央加强了生态文明建设,实施了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这些说明,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变和对环境态度的调整,地方通过吸引外商投资发展经济这一行为对环境的影响方向和路径可能发生改变。现阶段,关于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已获得了大量的研究,在中国经验上,“污染天堂”、“污染光环”以及非线性关系的结论均存在。这些研究为本文奠定了方向基础,并提供了思路借鉴。但是,在“十八大”前后,地方政府的引资竞争程度、政府官员对生态环境的态度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以往学者只讨论任何一个阶段或者将前后两个阶段纳入到一个样本中分析都会造成结论的不准确。本文认为,“十八大”以来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环境效应的外部因素有三个方面:首先,近几年中央对环境的监察力度不断加强,也迫使企业降低污染排放,甚至加大生态创新;其次,2012年以来中央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指标进行了调整,将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等纳入到考核系统中,也会降低地方政府的引资冲动,同时也会增加环保投入;最后,居民环保意识和媒体监督力量不断增加也改变了政府的行为,但是由于我国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居民在收入增长和环境需求之间的偏好不同也会使得社会过滤因子会影响外商投资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基于此,本文考虑新时代背景,沿着“环境规制加强下外商直接投资是否会产生生态创新溢出”、“官员考核方式转变下地方政府是否会降低引资竞争”、“社会过滤差异不断扩大是否导致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存在地区差异”这三条路径,系统性地分析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问题。通过选取25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同时利用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得出了如下结论:（1）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整体规模连续上升,分行业看,第三产业增长速度最快,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最大,外商直接投资最高的城市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西部最小,且从近两年看,东部有较大幅度回落,而中部仍有上升,地区间差距有所缩小。我国工业环境污染排放量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在近几年环境质量有所好转。从行业结构看,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的污染排放量比例有所下降,从地区角度看,东部地区城市工业污染排放量最高,中西部城市最低,但地区间比例变化不明显。统计描述分析初步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的相关性先正后负。（2）在考虑新时代我国对生态环境的态度和政策转变的背景下,将样本期划分为2004-2011年和2012-2016年两个不同时期,识别我国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背景下,环境污染先增后降的根本原因及其差异。实证得出,在2004-2011年,外商直接投资会直接通过生产技术创新溢出间接促进环境污染加剧,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符合“污染天堂”假说;而在2012-2016年,外商直接投资会直接通过生态技术创新溢出间接降低工业环境污染,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符合“污染光环”假说。由此表明新时代中央环境政策转变下的FDI生态技术创新的溢出是促进工业污染排放减少的主要因素。（3）在考虑我国地方政府官员晋升考核指标转变的背景下,探讨地方政府官员考核方式转变是否影响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实证得出,在2004-2011年,地方政府的经济竞争促进了地方政府趋劣型吸引外资,外商直接投资会促进环境污染加剧,符合“污染天堂”假说;而在2012-2016年,多元化考核系统下,地方政府会选择性引进外资,同时加大环境治理,外商直接投资会降低工业环境污染,符合“污染光环”假说。由此表明地方政府官员考核方式将会改变地方政府的工作方向和经济发展方式,显着地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4）在外商直接投资环境效应可能存在地区异质的背景下,从社会过滤角度出发,对2004-2011年和2012-2016年不同地区间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进行分析。实证得出,社会过滤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污染效应存在负向调节作用。在2004-2011年,东中西部地区社会过滤程度均低于环境污染效应由正转负的临界值,因此三个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污染均存在正影响;而在2012-2016年,东部地区的社会过滤程度超出临界值,而中西部地区的社会过滤程度仍然低于临界值,使得东部地区存在外商直接投资环境污染负效应,而中西部地区仍然存在外商直接投资环境污染正效应。由此表明社会过滤会影响地区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的生态溢出的吸收和消化能力,最终影响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水平。本文共分为七个章节。各章节具体安排如下:第一章绪论主要介绍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机制和逻辑、内容框架及研究方法,进一步提出了本文研究创新点及不足,同时也对一些基本概念进行了界定,方便后文的阐述。第二章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在对外商直接投资环境效应的基础理论和中国经验理论进行介绍后,相关文献基本沿着三部分来进行梳理:关于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创新溢出影响环境、关于地方政府竞争影响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关于社会过滤机制影响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等。在对文献进行基本梳理和评述后,思路逐渐清晰,也引出了本文要研究的三个问题。第三章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和环境污染的演变分析。本章主要是梳理清楚我国外资引进政策和环境保护政策与工作的历史演变,并在此基础上利用整理好的数据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利用和环境污染水平进行了全方位的统计描述,为后面重点论述的三个问题提供理性认识。第四章集中探讨本文关注的第一个问题,即外商直接投资、生态创新溢出与环境污染。本章首先通过文献归纳提出该问题的理论假说,再利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整理出的全国267个地级市数据库对理论假说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在2004-2011年,外商直接投资会直接和通过生产技术创新溢出间接促进环境污染加剧,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符合“污染天堂”假说;而在2012-2016年,外商直接投资会直接和通过生态技术创新溢出间接降低工业环境污染,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符合“污染光环”假说。由此表明新时代前后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发生了改变,而中央环境政策转变下的FDI生态技术创新的溢出是促进工业污染排放减少的主要因素。第五章重在探讨本文关注的第二个问题,外商直接投资、官员考核方式与环境污染。本章在考虑我国地方政府官员晋升考核指标转变的背景下,根据GDP考核方式和将生态环境、资源节约纳入到考核系统中的多元化考核方式,将样本期划分为2004-2011年和2012-2016年两个时期,利用地级市面板数据及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分析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同时探索环境污染先增后降的原因。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官员考核方式将会改变地方政府的工作方向和经济发展方式,显着地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第六章关注本文研究的第三个问题,外商直接投资、地区社会过滤与环境污染。本章在外商直接投资环境效应可能存在地区异质的背景下,从社会过滤角度出发,对2004-2011年和2012-2016年不同地区间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进行分析,讨论地区间社会过滤程度不同能否解释这一结论的差异性。采用分阶段的估计结果发现,社会过滤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污染效应存在负向调节作用。由此表明,社会过滤会影响地区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的生态溢出的吸收和消化能力,最终影响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水平。第七章结论与政策建议。回顾了本文研究的结论,在结论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对本文主要研究结论进行回顾和总结,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最后针对本文研究不足谈了未来的研究展望。本文的研究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考虑中国新时代背景下研究这一社会热点课题本文认为,近几年的文献忽略了中国新时代背景下体制环境和社会发展的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对生态环境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明确提出建设“美丽中国”,对全国各省市区进行了严格的环保督查。环境规制的加强驱使社会生产方式的转变,内外资企业不得不加大污染排放治理。2012年以来,国家对地方政府官员考核的转变也解绑了官员晋升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环境保护纳入了考核系统,也在很大程度上减缓了地方政府间的经济竞争和对环境政策“执行不完全”的态度。此外,居民环保意识和对生活质量需求的提高,也倒逼地方政府加大环境保护的投入力度。因此,考虑新时代背景下,本文对外商直接投资环境效应重新展开研究,同时与2004-2011年展开对比,力求丰富这一课题在新时代的理论发展和实践指导意义,也能为以往学者结论不一致提供解释机制。（2）构建了FDI环境效应分析的理论机制本文将社会、政府、企业三个经济主体系统纳入到FDI的环境效应理论分析框架下,理清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为实证分析奠定方向基础。首先,随着地区社会的发展,会形成三种社会过滤机制直接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同时也会间接促进政府部门响应社会需求,进而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其次,地方政府的治理行为也受到中央政策和官员个人利益的影响。企业在社会过滤机制和地方政府态度转变的外部制约下,对绿色生产和生态创新的态度有所改变。这三者存在着很强的逻辑关系,共同调节着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3）将外商直接投资的创新溢出效应分解为生产性创新和生态型创新“污染光环”假说以及较多的实证研究指出外商直接投资存在更加先进的技术会产生技术外溢,能降低环境污染,但是现实中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却日益严峻,显然理论与现实不一致,但很少学者发现和深层次探讨这一问题。本文认为,外商企业来东道主地区投资建厂,必然存在比较优势,比如生产效率、产品质量、研发技术等,但是即使这些技术存在技术外溢也是企业生产经营方面的,而非环境生态方面,外商直接投资只有产生生态技术的环保型创新溢出才能对环境污染产生正面作用。因此只有将外商直接投资的创新溢出进行生产性创新溢出和生态型创新溢出分解,才能判别“污染光环”在中国是否成立。因此,不同于以往文献将创新看成一个整体,本文借鉴Hamamoto（2006）提出的方法,将地区总研发投入分解为生产性研发投入和生态型研发投入,分析外商直接投资是否通过生态型创新溢出影响地区环境污染。（4）从社会过滤的角度探索地区间外商直接投资环境效应的差异性社会过滤是指由阻碍一个区域创新系统或综合系统成功发展的成分因素组成的一种社会因子,它会使本应朝着正常规律前进的事件不发生,甚至逆向发展,如经济落后地区由于存在较强的社会过滤,使得中央环境规制对地区的环境污染敏感度大大减弱,或者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创新的溢出能力很低,最终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正效应。以往很多学者得出了不同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关系不同的结论,但很少能给出原因分析,本文试图从社会过滤的角度进行验证。
黄传荣[5]（2019）在《长三角地区自主创新与利用FDI的协同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的发展理念里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它是作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的开放大门不会关闭,只会是越开越大。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因而在开放式创新背景下研究自主创新与利用FDI的协同发展具有很强的理论及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分析了自主创新与利用FDI的协同发展的研究背景、理论及现实意义。在梳理国内外有关自主创新与利用FDI的关系的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促进说、抑制说和不确定说的研究现状。概括性地提出研究的主要内容、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论文的创新点。在论文的理论基础里分析了自主创新、FDI溢出及协同理论。其中在自主创新理论中首先梳理了不同学者提出的创新的各种模式,如渐进创新与突变创新、封闭式创新与开放式创新、协同创新、追赶式创新（模仿创新）、自主创新等;然后是对关于自主创新还是模仿创新的讨论的剖析,国内外学者对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有不同角度的理解,但是基本观点是大同小异的,即模仿创新是创新的基础,是创新的前期过程。自主创新是创新的最终目的,两者常常相辅相成;最后提出了创新系统,从地区角度来看创新系统,涉及国家创新系统和地区创新系统,从系统开放与否的角度来看,涉及开放式创新系统。在FDI溢出效应理论中,首先分析了FDI溢出效应的种类,即水平溢出与垂直溢出;生产率溢出、技术溢出、知识溢出、研发溢出;其次,分析了FDI溢出的影响因素:吸收能力对FDI溢出效应的影响,距离对FDI溢出效应的影响,FDI来源地对FDI溢出效应的影响,以及技术差距、产业集群、创新和人力资本等对FDI的溢出效应的影响,其他因素如金融发展、经济转型、利用外资方式等;最后,剖析了关于FDI的溢出效应的评价的不确定性。在协同理论分析中,首先分析了协同学的几个基本概念,然后分析协同理论的应用现状。从理论上探讨了自主创新与利用FDI的协同机制。首先研究了自主创新与利用FDI的相互影响,其中从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分析了利用FDI对自主创新的影响,从技术势差的角度分析了自主创新对利用FDI的影响;其次,研究了自主创新与利用FDI的协同机制,在协同机制研究中提出了自主创新与利用FDI的相互协作模式,即产业协同、空间协同、研发协同。提出了实现自主创新和利用FDI的协同路径;再次,基于布鲁塞尔模型,从理论上探讨了自主创新与利用FDI的协同演化;最后,提出了自主创新与利用FDI关系的理论模型。实证分析中,先运用了时间序列分析法及回归模型来研究长三角地区自主创新与利用FDI的相互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这两者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另外,本文采用协同度模型研究了长三角地区、中国的自主创新与利用FDI的协同度,以及长三角地区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与利用FDI的协同度。长三角地区中江苏、浙江的复合系统的协同度的变化趋势类似,都是呈现出波动态势,且2016年—2017年的协同度均为负数。上海复合系统协同度除了在2004年表现出不协同外,其他各年基本呈现不断上升趋势。2004年—2016年中国两个子系统间存在一定的协同,但协同程度还不高,2017年呈现不协同。长三角地区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与利用FDI系统的协同度的结果表明江苏、浙江高技术产业的自主创新与利用FDI复合系统的协同度呈现出既有不协同,也有协同,但协同度不高的波动起伏态势。2008年—2016年间上海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与利用FDI的复合系统的协同度总体呈现的是不协同的态势。最后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论文提出了促进长三角地区自主创新与利用FDI的协同发展的对策建议,其中包括加大高质量的外资引进;扩大外资企业的出口;加强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与引进;提升长三角地区内资公司与跨国公司的产业关联;促进长三角地区与外资研发机构的合作等。
吴信科[6]（2019）在《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环境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我国连续成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2019年3月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外商直接投资法》,这进一步表明了我国对来华外资的高度重视,这也将继续鼓励外商来华投资,外资规模在未来一段时间很可能继续呈现出上升趋势。然而,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FDI为我国带来充足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和成熟的管理经验的同时,也很可能加剧了我国的环境污染,尤其使我国一些环境承载力薄弱地区的生态环境“雪上加霜”。鉴于上述现实背景以及党和政府对生态环境的日益重视,研究FDI对我国环境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关于FDI对我国环境影响的研究多侧重于两者关系的检验,即检验FDI对我国环境的影响是否为“污染光轮”或者“污染天堂”,而且关于FDI对我国环境的作用机理的研究不够深入以及相关实证检验不够全面,不仅如此,尚无研究综合地考察FDI对我国环境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及门槛效应。因此,本文试图从两方面对相关研究进行推进:一是通过梳理归纳国内外相关文献,立足相关经典理论,并借鉴一般均衡原理分析出FDI对我国环境的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结合EKC和相关控制变量构造出较为科学的空间计量模型,并且构建了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的门槛模型;二是参考FDI和工业“三废”的现状及趋势,以我国30个省份为研究对象,并且对我国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分组检验,以面板回归估计、空间计量模型和门槛模型为研究手段,定量考察FDI对我国环境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工作及创新性成果如下:首先,通过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检验了FDI和污染物排放在空间维度上的集聚性和相关性,结果表明,两变量在空间上具有显着的相关性和集聚性;其次,分别采用空间滞后模型（SLM）、空间误差模型（SEM）和空间杜宾模型（SDM）检验FDI对我国环境的影响,以及检验不同来源地FDI对我国环境的影响,结果表明,总体上FDI改善了我国的环境,产业结构这一变量对我国的环境质量有负面影响,环境规制对我国的环境有积极影响,四个来源地FDI均对我国环境有积极影响但影响强度不同,欧洲来源地FDI对我国环境正效应最强;通过空间杜宾模型的效应分解可知,经济规模（GDP）、FDI、技术研发投入、环境规制和人口密度等变量均有显着的空间溢出效应。另一方面,通过对我国不同区域和不同产业的FDI环境效应进行系统地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总体上,FDI对我国的环境质量有改善作用,但是FDI恶化了我国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并且,FDI环境效应受环境规制门槛效应的影响,在我国“东、中、西”均存在环境规制最优门槛区间,在最优区间内,FDI对我国环境的正效应作用最强。
马巍[7]（2018）在《中国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及其门槛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过去的数十年里,随着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由于发达国家劳动力价格较高,许多制造业以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方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拥有庞大市场、稳定政局以及相对廉价劳动力的中国成为许多外商投资的首选。受美国经济低迷、希腊债务危机、英国脱欧等一系列事件的影响,中国成为资本逐利以及避险的主要选择。根据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652家,同比增长27.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775.6亿元人民币,位居世界第二,同比增长7.9%,利用外资创历史新高,由此FDI对我国经济、技术发展的影响备受关注。相对于其他行业,农产品加工业兼具了农业和制造业的双重身份,关系着国计民生,部分学者分析了农产品加工业FDI对我国农产品加工业技术进步和生产率发展的影响,认为外商直接投资通过示范和模仿效应、人力资本流动效应和前后向关联效应等渠道对我国产生技术溢出,促进了我国农产品加工业技术的发展;但是另一些研究则认为FDI在我国更多表现为竞争效应中的“市场偷窃”,挤占了我国本土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发展空间,对我国涉农资本产生了挤出效应,阻碍了农产品加工业的技术发展。面对FDI技术溢出结果的巨大差异,一些学者提出了“门槛效应”的概念,即达到门槛要求才能从外资中获得技术溢出。本文从省际角度出发,提出科学问题:我国农产品加工业FDI是否存在正向的技术溢出?这种溢出受哪些因素的影响,是否存在门槛效应?不同地区农产品加工业FDI的溢出效应是否相同?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是否具有产业独特性,与其他产业是否存在不同?本文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2008-2016年面板数据,借鉴Coe-Helpman的技术溢出理论,进一步利用汉森的门槛模型分析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及其门槛效应,并用集对分析法对多门槛结果进行综合分析,由此得出FDI与我国农产品加工业技术发展关系的最终结论。最后将农产品加工业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的门槛效应与同属于国家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的高技术产业的门槛效应进行对比,分析农产品加工业的产业独特性。由此本文重点研究以下几方面内容,并得出相应结论:第一,农产品加工业FDI的技术溢出及门槛效应分析。首先,采用DEA-Malmquist指数法测算农产品加工业技术进步水平,并分析农产品加工业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其次,引入门槛模型进行分析,发现经济落后地区农产品加工业FDI会抑制当地企业的技术发展,而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尚未达到使农产品加工业FDI产生正向技术溢出的水平;而较低的对外开放度,较高的农产品加工企业技术水平、适度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均教育投入,能够促使FDI对农产品加工业产生技术溢出;较高的对外开放度,过度的基础建设和人力资本投入反而会使FDI阻碍农产品加工业技术发展,FDI对其技术发展存在负效应。在不同门槛指标下,农产品加工业FDI对同一地区农产业加工业技术发展的影响不同,差异较大,甚至存在矛盾。第二,技术溢出多门槛指标的集对分析。对不同门槛指标下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结果进行集对分析,综合考虑多门槛指标的不同影响,发现农产品加工业FDI与我国东部地区农产品加工业技术发展是微弱反势的关系,与中部地区的关系则是较强同势,西部地区则是很强反势的关系。东部地区由于外资的挤出效应和技术溢出空间的缩小,农产品加工业FDI对当地技术发展有微弱的阻碍;而中部地区对先进技术具有一定的模仿学习能力,在自身研发资本不足,技术溢出空间较大的情况下,农产品加工业FDI对当地企业的技术发展有较强的正面影响。西部地区农产品加工业FDI与其技术发展有很强的阻碍关系,这主要是西部地区经济相对落后,基础设施不完善,劳动力的工作效率不高,人力资本投入不足,各项指标达不到门槛要求造成的。第三,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门槛效应的产业独特性。高技术产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同属于十三五规划中鼓励外商投资的重点产业,将高技术产业FDI技术溢出的门槛效应与农产品加工业进行对比,发现高技术产业在低于经济发展和人力资本投入门槛时,FDI表现出正向的技术溢出,高于门槛则是不显着的,这与农产品加工业相反;而考虑到对外开放门槛,低于门槛时高技术产业FDI表现出对技术的负效应,高于门槛则是正效应,这与农产品加工业也不相同,并且高技术产业不存在自身技术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门槛。在对高技术产业FDI进行多门槛集对分析后发现,高技术产业FDI与我国三大经济区技术发展都是同势关系,只是东部地区是微弱同势,而中部和西部是很强同势,这也与农产品加工业FDI的分析结论不同。本文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特别是针对不同省市、不同地区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的区域差异,就如何提高自身的“吸收能力”,是否应该引进外资,以及如何更加合理的引进外资提出一些建议,为促进自身农产品加工业的技术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从而推动我国农产品加工业更好的发展。
陈明珠[8]（2018）在《工业行业的内外资对我国二氧化硫排放影响的区域差异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不断的发展,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以及政府对外资在政策上的扶持,我国无疑成为了国际投资“最佳目的地”之一。与此同时,我国的环境问题也日趋严重,尤其是近几年来的雾霾问题影响着我国大部分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国更是成为了世界上二氧化硫排放量最多的国家。因此本文研究工业内外资对我国各地区二氧化硫排放量的影响是具有现实意义的。笔者梳理了国内外的相关文献发现,目前外商投资与环境的关系在学术界没有统一的结论,更显少有内外资的对比研究。笔者用2004-2016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为东、中、西部地区分别进行计量实证分析,研究我国工业部门的内外投资对我国二氧化硫排放的影响。本文借鉴了Grossman的分解模型（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并纳入了环境规制效应,分析的结果如下:第一,环境规制对东、中、西部均有正面效应,能够降低二氧化硫排放量。第二、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只有在东部地区才起到正效应,结构效应甚至在西部地区影响不显着。说明经济规模的扩大能够减少东部地区二氧化硫的排放,内外资结构的优化也都行之有效。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比较落后,经济的发展依赖工业行业,还处在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阶段。第三、我国工业投资中内资部分对我国环境的影响都是负面的,说明我国的国内投资还需要更多的考虑环境保护问题。第四,外商投资在我国东部拒绝“污染避难所”假说,但是在国内中、西部接受“污染避难所”假说。第五、技术效应除了西部以外,都对环境污染都正面的效应,说明技术的进步,外资技术的溢出对东、中部的环境有改善的作用。最后本文结合实证分析的结果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肖浥雯[9]（2018）在《引进外资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 ——以苏州市为例》文中提出随着我国走出去、引进来政策的开展与执行,我国引进外资规模逐步上升,在看到引进外资带来的经济发展的同时,环境污染问题与引进外资之间的关系也是值得研究的。苏州市,作为我国引进外资强市,其引进外资规模大、时间久,苏州市引进外资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对于其引进外资的转型与升级是具有实际意义的。因此,本文在研究引进外资对环境污染影响的基础上,对苏州市的情况展开了进一步的研究与实证分析。具体来说,本文在众多文献的基础上,分析了引进外资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引进外资对于环境污染的影响分为正效应、负效应和综合效应三类。正向拉动指随着引进外资规模的上升,目的地环境污染情况加剧。反向拉动指随着引进外资规模的上升,目的地环境污染情况得到缓解。综合效应是指引进外资对目的地环境的影响将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产生变化。在假说理论的基础上,本文继而对苏州市近十年引进外资及环境污染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就两者之间的关系提出假设,利用实证模型进行因果检验及实证分析。最后,本文根据实证结果对苏州市（包括苏州市大市范围、苏州市区、苏州市昆山地区等）引进外资的未来发展提出建议。结论显示,2006-2015年苏州市工业三废排放总体呈上升趋势且苏州市引进外资与工业三废排放之间存在负相关。其中,苏州市区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随着外资引进而增加,苏州市昆山地区工业废水的排放量随着引进外资而上升,符合污染避难所假说。其他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随着苏州市引进外资的增加而减少,符合污染光晕假说。因此,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也针对苏州市引进外资的转型与升级提出了几点建议。
严雅雪[10]（2017）在《FDI对中国雾霾(PM2.5)污染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逐步深入,外商直接投资（以下简称FDI）开始蓬勃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发动机”,特别是流向发展中国家的FDI保持了持续增长态势,极大地促进了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对各国经济增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此同时,FDI与生态环境问题也引起政界和学界的广泛关注和深入探究。有的学者（如Goldenman,1999;Vogel,2000;盛斌,2012）认为发达国家虽然会基于降低环保成本的动机向发展中国家投资,但其伴随的非物化型的知识溢出效应不仅会抵消其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带来的环境污染,还会改善东道国的环境质量。另一方面,有的学者（如Cole,2004;Mani,1995）认为FDI作为“一揽子”要素（如资本、自然资源、技术、劳动力等）转移的媒介会导致全球性的环境污染。对中国而言,FDI增强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动性,使中国一跃成为世界上利用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FDI为中国实现经济增长、促进就业和扩大对外贸易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因其具有“一揽子”要素转移的特征,使中国在满足国内发展需求获得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资源承载能力和生态环境压力不断加大,FDI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是当前最具争议性的问题之一。近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特别是近年来以雾霾为代表的大气污染,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其污染面积达270万平方公里,涉及17个省市自治区,影响人口达到6亿人（林伯强,2015）。生态环境问题也成为各国之间经济关系的重要因素,并且政治色彩日益浓厚。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环境问题,早在1983年就将环境保护确定为中国的基本国策,2016年3月李克强总理表示雾霾已成为“重大民生问题”,“将重拳治理大气雾霾和水污染,向雾霾等污染宣战”。中国一直致力于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变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占GDP的10%左右、单位GDP能耗比发达国家平均高47%、产生的污染是发达国家几十倍的现状（衣保中,2013）。为全方位多角度适应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构建的要求,需要调整相应的外资政策和提高利用外资的环境效率。因此,重新审视评价FDI与中国生态环境的关系,加强FDI环境效应的评估工作,分析FDI对中国雾霾（PM2.5）污染的影响刻不容缓。鉴于此,本文研究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论文首先研究FDI对中国雾霾（PM2.5）污染的影响。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检验中国雾霾（PM2.5）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和FDI的辐射效应,然后构建了经济地理嵌套权重矩阵和经济地理权重矩阵结合静态和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分析了 FDI存量和流量对中国雾霾（PM2.5）污染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中国雾霾（PM2.5）污染和FDI存量和流量分别存在显着的空间依赖性,FDI是加剧中国雾霾（PM2.5）污染的重要因素,并且FDI是引起中国雾霾（PM2.5）污染的格兰杰原因。其次,研究FDI对中国区域雾霾（PM2.5）污染的影响。考虑到国家层面的FDI环境效应反映的是国家整体平均水平和总体状况,而整体的评价反映不了区域间的非典型特征,故有必要对东、中、西部地区的FDI对雾霾（PM2.5）污染的影响进行检验,来分析比较FDI对中国不同地区的雾霾（PM2.5）影响程度。因此,本文采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结合系统广义矩估计（SGMM）方法,将中国241个城市分成东、中、西部地区样本进行回归分析,从区域的角度分析FDI对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雾霾（PM2.5）污染影响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FDI是加剧东、中部地区雾霾（PM2.5）污染的重要因素,但对西部地区雾霾（PM2.5）污染的影响并不显着。再次,研究不同来源地FDI对中国雾霾（PM2.5）污染的影响。考虑到投资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发展水平、对华投资的模式与动机、投资产业分布、规模等要素的不同会对东道国环境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因此,本文选取了外商实际直接投资较高的前十位国家或地区的FDI作为研究对象,利用静态面板模型的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来识别不同来源地FDI存量和流量在国家层面以及区域层面对中国雾霾（PM2.5）污染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来自中国港澳台的FDI对中国雾霾（PM2.5）污染影响不显着,来自欧美日和东（南）亚的FDI对中国雾霾（PM2.5）污染产生显着的增促效应。然后,研究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研发投入水平的不同阶段下,FDI对中国雾霾（PM2.5）污染的影响。考虑到FDI可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存在“异质性”,本文采用门槛效应模型对FDI与中国雾霾（PM2.5）污染的非线性关系进行了分析,以弥补FDI对中国雾霾（PM2.5）污染的线性影响研究方面的不足。将经济增长和研发投入作为门槛变量,将FDI区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发现在FDI的不同发展阶段对中国雾霾（PM2.5）污染影响的异质性和趋同性。分析结果表明,在不同的门槛变量条件下,FDI对中国雾霾（PM22.5）污染产生显着的增促效应。以人均收入为门槛变量时,越过门槛值后FDI对中国雾霾（PM2.5）污染贡献度减弱,开始呈现下降趋势。以研发投入为门槛变量时,越过门槛值后FDI对中国雾霾（PM2.5）污染贡献度减弱,也出现下降趋势。结论表明了不同的门槛变量对FDI与中国雾霾（PM2.5）污染的影响不同,同时揭示出经济增长和研发投入越过门槛值后降低了 FDI对中国雾霾（PM2.5）污染的负面影响。最后,在深入研究FDI对中国雾霾（PM2.5）污染影响的实证基础上,分别从国家和区域层面提出提高FDI质量和降低中国雾霾（PM2.5）污染的政策建议:如施行严格的环境政策和可持续发展的外资产业政策;提高中西部地区的环境准入标准;引导地方政府转变观念等。
二、我国利用外资的负效应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我国利用外资的负效应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国际知识溢出对我国工业行业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技术路线 |
| 1.3 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创新之处 |
| 第2章 相关理论和文献综述 |
| 2.1 基本概念界定 |
| 2.1.1 国际知识溢出概念界定 |
| 2.1.2 创新产出概念界定 |
| 2.1.3 生产前沿面和非效率概念界定 |
| 2.2 相关理论 |
| 2.2.1 熊彼特创新理论 |
| 2.2.2 创新的内外动力理论 |
| 2.2.3 内生增长理论 |
| 2.2.4 国际贸易理论 |
| 2.2.5 产品周期理论 |
| 2.2.6 技术差距理论 |
| 2.2.7 吸收能力理论 |
| 2.3 国际知识溢出效应相关文献综述 |
| 2.3.1 FDI渠道国际知识溢出效应的相关研究 |
| 2.3.2 进口贸易渠道国际知识溢出效应的相关研究 |
| 2.4 文献评述 |
| 第3章 我国利用外资和进口贸易及创新活动变动趋势分析 |
| 3.1 我国利用外资和进口贸易的变动趋势分析 |
| 3.1.1 我国利用外资的变动趋势分析 |
| 3.1.2 我国利用进口贸易的变动趋势分析 |
| 3.2 我国工业行业创新活动变动趋势分析 |
| 3.2.1 我国工业行业总体创新活动变动趋势分析 |
| 3.2.2 我国工业分行业创新活动变动趋势现状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国际知识溢出对我国工业行业创新产出的影响及门限效应 |
| 4.1 行业内国际知识溢出效应的理论分析 |
| 4.1.1 FDI渠道国际知识溢出效应的传导机制 |
| 4.1.2 进口贸易渠道国际知识溢出效应的传导机制 |
| 4.2 国际知识溢出对我国工业行业创新产出的影响分析 |
| 4.2.1 模型设定 |
| 4.2.2 变量选取与测量 |
| 4.2.3 样本选择、数据来源和数据处理 |
| 4.2.4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4.3 国际知识溢出对我国工业行业创新产出影响的门限效应分析 |
| 4.3.1 门限回归模型 |
| 4.3.2 模型设定 |
| 4.3.3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4.3.4 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 |
| 4.3.5 门限效应检验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国际知识溢出对我国工业行业创新产出影响的空间效应 |
| 5.1 行业间国际知识溢出效应的理论分析 |
| 5.2 国际知识溢出空间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
| 5.2.1 空间效应分析 |
| 5.2.2 空间面板模型的设定 |
| 5.2.3 变量选取与测量 |
| 5.2.4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5.2.5 实证检验与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国际知识溢出对我国工业行业创新产出的影响过程及行业差异性分析 |
| 6.1 模型设定 |
| 6.1.1 条件效率得分 |
| 6.1.2 非参数估计 |
| 6.1.3 环境变量对生产过程的影响 |
| 6.1.4 变量与数据 |
| 6.2 国际知识溢出对我国工业行业创新产出的影响过程分析 |
| 6.2.1 FDI渠道国际知识溢出对我国工业行业创新产出的影响过程分析 |
| 6.2.2 进口贸易渠道国际知识溢出对我国工业行业创新产出的影响过程分析 |
| 6.3 国际知识溢出对我国工业行业创新产出影响的差异分析 |
| 6.3.1 国际知识溢出对我国工业行业创新产出影响的整体差异分析 |
| 6.3.2 国际知识溢出对我国工业行业创新产出影响的行业差异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和对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7.3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科研项目成果 |
（2）环境规制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基于“环境信息公开”政策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不足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及测度 |
| 2.1.1 相关概念 |
| 2.1.2 指标测度 |
| 2.2 环境规制对FDI影响的研究综述 |
| 2.2.1 环境规制对FDI的负向影响 |
| 2.2.2 环境规制对FDI的正向影响 |
| 2.2.3 环境规制对FDI的非显着影响 |
| 2.3 简要述评 |
| 第3章 环境规制对FDI影响的理论分析 |
| 3.1 相关理论基础 |
| 3.1.1 外部性理论 |
| 3.1.2 产权理论 |
| 3.1.3 “污染避难所”假说 |
| 3.1.4 波特假说 |
| 3.2 环境规制对FDI影响的机制分析 |
| 3.2.1 成本传导机制 |
| 3.2.2 技术创新机制 |
| 3.2.3 进入壁垒机制 |
| 3.3 环境规制对FDI影响的理论模型 |
| 3.4 环境规制对FDI的空间溢出效应假说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环境信息公开”政策与FDI的现状分析 |
| 4.1 “环境信息公开”政策 |
| 4.1.1 政策背景 |
| 4.1.2 政策内容 |
| 4.1.3 实施效果 |
| 4.2 我国FDI的现状分析 |
| 4.2.1 全国总体现状 |
| 4.2.2 分布特征 |
| 4.2.3 公开城市与非公开城市FDI现状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环境规制对FDI直接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模型设定、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5.1.1 模型设定 |
| 5.1.2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5.2 实证分析 |
| 5.2.1 双重差分模型 |
| 5.2.2 动态效应模型 |
| 5.2.3 稳健性检验 |
| 5.2.4 机制检验 |
| 5.2.5 异质性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环境规制下FDI的空间溢出效应 |
| 6.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6.1.1 全域空间自相关 |
| 6.1.2 局域空间自相关 |
| 6.2 实证分析 |
| 6.2.1 模型设定 |
| 6.2.2 结果分析 |
| 6.3 空间异质性 |
| 6.3.1 东中西 |
| 6.3.2 南北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外商直接投资对河南省就业的影响及对策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回顾 |
| 1.2.1 国外文献回顾 |
| 1.2.2 国内文献回顾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框架与主要观点 |
| 1.4.1 框架结构 |
| 1.4.2 主要观点 |
| 1.4.3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效应的理论基础 |
| 2.1 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效应的理论综述 |
| 2.1.1 凯恩斯的投资乘数就业理论 |
| 2.1.2 刘易斯等人的投资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理论 |
| 2.1.3 邓宁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
| 2.1.4 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的“吸收效应”和“挤出效应”理论 |
| 2.1.5 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的影响路径 |
| 2.2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及就业现状 |
| 3.1 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现状 |
| 3.1.1 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 |
| 3.1.2 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来源地区与投资方式 |
| 3.1.3 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与行业结构 |
| 3.1.4 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地域分布 |
| 3.2 河南省就业现状 |
| 3.2.1 河南省就业的规模变化 |
| 3.2.2 河南省就业的行业分布 |
| 3.2.3 河南省就业的区域分布 |
| 3.2.4 河南省外资企业的就业人数及工资情况 |
| 第四章 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的影响 |
| 4.1 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总量的影响 |
| 4.1.1 模型的建立、变量的选取与数据的来源 |
| 4.1.2 实证检验分析 |
| 4.1.3 实证分析结论 |
| 4.2 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对不同产业就业的影响 |
| 4.2.1 数据选取及变量说明 |
| 4.2.2 实证检验分析 |
| 4.2.3 实证分析结论 |
| 4.3 总结 |
| 第五章 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扩大就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 5.1 河南省外企就业规模小 |
| 5.2 河南省第二产业引进外资结构不合理 |
| 5.3 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分布不均衡 |
| 5.4 河南省人力资源水平低,影响外企就业增加 |
| 5.5 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负效应”影响就业规模增加 |
| 第六章 扩大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的对策建议 |
| 6.1. 改善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环境,扩大引资规模 |
| 6.2 优化结构,强化河南省第二产业FDI的就业影响 |
| 6.3 河南省加大财政支持,加速相对欠发达地区的外资引进 |
| 6.4 提高河南省人力资源水平,促进外企就业量增加 |
| 6.5 鼓励河南省外资进入关联度高的产业,降低“负效应”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致谢 |
（4）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框架、内容及方法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研究创新 |
| 1.4.2 研究不足 |
| 1.5 概念界定 |
| 1.5.1 新时代 |
| 1.5.2 外商直接投资 |
| 1.5.3 环境效应 |
| 2 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
| 2.1 外商直接投资环境效应的的基础理论 |
| 2.1.1 “污染天堂”假说 |
| 2.1.2 “污染光环”假说 |
| 2.1.3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 |
| 2.2 外商直接投资环境效应的中国经验理论 |
| 2.2.1 环境规制“逐底竞争”理论 |
| 2.2.2 社会过滤机制理论 |
| 2.2.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关理论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关系的文献 |
| 2.3.2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创新溢出影响环境污染的文献 |
| 2.3.3 关于地方政府竞争影响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关系的文献 |
| 2.3.4 关于不同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关系比较的文献 |
| 2.3.5 文献述评 |
| 3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和环境污染的演变分析 |
| 3.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资引进政策的历史演变 |
| 3.2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利用的结构特征 |
| 3.2.1 外商直接投资的来源地结构 |
| 3.2.2 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结构 |
| 3.2.3 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结构 |
| 3.2.4 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结构 |
| 3.3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利用状况的统计描述 |
| 3.3.1 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整体状况 |
| 3.3.2 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分地区状况 |
| 3.4 我国环境保护政策和工作的历史演变 |
| 3.5 我国环境污染水平的统计描述 |
| 3.5.1 我国环境污染水平的整体状况和结构特点 |
| 3.5.2 我国地区环境污染水平的分地区状况 |
| 4 外商直接投资、生态创新溢出与环境污染 |
| 4.1 引言 |
| 4.2 假设的提出 |
| 4.3 实证研究设计 |
| 4.3.1 模型的构建 |
| 4.3.2 样本选择 |
| 4.3.3 变量选取和说明 |
| 4.4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4.4.1 空间相关性的判别 |
| 4.4.2 模型估计结果 |
| 4.5 本章小结 |
| 5 外商直接投资、官员考核方式与环境污染 |
| 5.1 引言 |
| 5.2 假设的提出 |
| 5.3 实证研究设计 |
| 5.3.1 模型的构建 |
| 5.3.2 样本和变量 |
| 5.3.3 政府官员考核方式的统计描述 |
| 5.4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5.4.1 不同时期的模型估计结果 |
| 5.4.2 加入交叉项的模型估计结果 |
| 5.5 本章小结 |
| 6 外商直接投资、地区社会过滤与环境污染 |
| 6.1 引言 |
| 6.2 假设的提出 |
| 6.3 实证研究设计 |
| 6.3.1 模型的构建 |
| 6.3.2 样本和变量 |
| 6.3.3 社会过滤的统计描述 |
| 6.4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6.4.1 分地区的模型估计结果 |
| 6.4.2 社会过滤对外商直接投资环境效应的影响 |
| 6.4.3 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的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严格实施惩罚体系,打击政企暗箱操作 |
| 7.2.2 优化政府引资制度,加大污染处置技术 |
| 7.2.3 提高城市发展水平,减轻社会过滤阻力 |
| 7.3 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5）长三角地区自主创新与利用FDI的协同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的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自主创新与利用FDI的关系研究现状 |
| 1.3.1 FDI对自主创新的作用 |
| 1.3.2 自主创新对FDI的作用 |
| 1.3.3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的主要内容、研究方法、研究思路 |
| 1.4.1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研究思路 |
| 1.5 创新与不足 |
| 1.5.1 创新点 |
| 1.5.2 不足之处 |
| 2 自主创新、FDI溢出及协同理论基础 |
| 2.1 自主创新理论 |
| 2.1.1 创新理论 |
| 2.1.2 关于自主创新还是模仿创新的讨论 |
| 2.1.3 创新系统 |
| 2.2 FDI溢出理论 |
| 2.2.1 FDI溢出效应的种类 |
| 2.2.2 FDI溢出的影响因素 |
| 2.2.3 关于FDI的溢出效应的评价的不确定性 |
| 2.3 协同理论 |
| 2.3.1 协同学的基本概念 |
| 2.3.2 协同理论的应用现状 |
| 2.4 本章小结 |
| 3 自主创新与利用FDI的协同机制研究 |
| 3.1 自主创新与利用FDI的相互影响 |
| 3.1.1 利用FDI对自主创新的影响分析 |
| 3.1.2 自主创新对利用FDI的影响分析 |
| 3.2 自主创新与利用FDI的协同模式及实现途径 |
| 3.2.1 自主创新与利用FDI的相互关系 |
| 3.2.2 自主创新与利用FDI的协同模式 |
| 3.2.3 实现自主创新与利用FDI协同的途径 |
| 3.3 基于布鲁塞尔模型的自主创新与利用FDI的协同演化分析 |
| 3.3.1 自主创新与利用FDI协同演化的布鲁塞尔模型 |
| 3.3.2 自主创新与利用FDI的协同演化剖析 |
| 3.4 自主创新与利用FDI关系的理论模型 |
| 3.4.1 时间序列分析计量模型 |
| 3.4.2 系统协同度模型 |
| 3.5 本章小结 |
| 4 长三角地区自主创新与利用FDI关系的实证分析 |
| 4.1 长三角地区自主创新现状分析 |
| 4.1.1 R&D经费内部支出 |
| 4.1.2 大中型企业科技人员数 |
| 4.1.3 专利授权量 |
| 4.1.4 大中型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 |
| 4.2 长三角地区利用FDI的现状分析 |
| 4.2.1 实际利用FDI规模 |
| 4.2.2 实际利用FDI方式 |
| 4.2.3 实际利用FDI的产业分布 |
| 4.2.4 外企出口额 |
| 4.3 长三角地区自主创新与利用FDI关系的时间序列分析 |
| 4.3.1 数据的来源及模型的构建 |
| 4.3.2 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
| 4.3.3 协整检验 |
| 4.3.4 实证结果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5 长三角地区自主创新与利用FDI的协同度研究 |
| 5.1 自主创新子系统与利用FDI子系统的指标体系设计原则 |
| 5.2 自主创新子系统与利用FDI子系统的指标体系的构建 |
| 5.2.1 指标的选取 |
| 5.2.2 评价的对象及数据来源 |
| 5.3 长三角地区自主创新与利用FDI的协同度的实证分析 |
| 5.4 长三角地区与中国整体的自主创新与利用FDI的协同度的对比分析 |
| 5.4.1 中国自主创新与利用FDI的协同度的实证分析 |
| 5.4.2 长三角地区与中国整体的自主创新与利用FDI的协同度的对比分析 |
| 5.5 长三角地区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与利用FDI的协同度的实证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6 促进长三角地区自主创新与利用 FDI 协同发展的对策 |
| 6.1 加大高质量的外资引进 |
| 6.2 扩大外资企业的出口 |
| 6.3 加强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与引进 |
| 6.3.1 教育政策制定者应促使教育系统提供符合社会需要的人才 |
| 6.3.2 统筹利用国内外的高素质人才资源 |
| 6.4 提升长三角地区内资公司与跨国公司的产业关联 |
| 6.5 促进长三角地区与外资研发机构的合作 |
| 6.5.1 韩国、印度与海外研究中心进行国际研发合作的经验 |
| 6.5.2 继续加大引进跨国公司R&D机构 |
| 6.5.3 鼓励长三角地区本地企业积极建立研发机构 |
| 6.5.4 设立专业研发基地或研发园区 |
| 6.5.5 鼓励跨国公司与当地研究机构、大学的联合研发工作 |
| 6.6 加强长三角地区投资环境的建设 |
| 6.6.1 进一步优化长三角地区的研发投资环境 |
| 6.6.2 营造出优美的人居环境 |
| 6.7 注重知识产权保护 |
| 6.8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及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附录 |
（6）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环境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技术路线图 |
| 1.3 科学问题及创新点 |
| 1.3.1 科学问题 |
| 1.3.2 创新点 |
| 1.4 文献综述 |
| 1.4.1 FDI与环境污染研究起源 |
| 1.4.2 FDI的环境效应研究 |
| 1.4.3 FDI对环境影响的测算研究 |
| 1.4.4 文献评述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FDI环境效应作用机制 |
| 2.1 FDI与生态环境的相关理论研究 |
| 2.1.1 边际产业扩张理论 |
| 2.1.2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
| 2.1.3 波特假说 |
| 2.1.4 环境规制、FDI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 |
| 2.2 FDI对东道国环境影响的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
| 2.2.1 生产函数 |
| 2.2.2 成本最小化 |
| 2.2.3 总需求供给函数 |
| 2.2.4 FDI对东道国环境的作用机理及研究假设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FDI与我国污染物排放现状 |
| 3.1 我国FDI现状分析 |
| 3.1.1 FDI总体情况分析 |
| 3.1.2 FDI的区域分布 |
| 3.1.3 产业间FDI描述 |
| 3.1.4 FDI主要来源地描述 |
| 3.2 我国环境污染现状分析 |
| 3.2.1 水污染现状 |
| 3.2.2 空气污染现状 |
| 3.2.3 工业固废现状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基于空间溢出效应FDI对我国环境影响的实证检验 |
| 4.1 FDI对环境污染影响的理论分析 |
| 4.1.1 FDI对环境污染影响的一般均衡分析 |
| 4.1.2 市场均衡分析 |
| 4.2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 |
| 4.2.1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的相关概念 |
| 4.2.2 污染物排放与FDI的 Moran指数检验 |
| 4.2.3 空间动态跃迁分析 |
| 4.2.4 省际FDI与污染排放的LISA检验 |
| 4.3 FDI对我国环境污染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3.1 模型设定 |
| 4.3.2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4.3.3 FDI环境效应的空间计量检验 |
| 4.4 分来源地FDI对我国环境影响的实证检验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基于门槛效应FDI对我国环境影响的实证检验 |
| 5.1 模型设定 |
| 5.1.1 门槛模型设立 |
| 5.1.2 门槛显着性检验 |
| 5.1.3 门槛值的置信区间 |
| 5.2 变量的选取与数据说明 |
| 5.2.1 变量说明 |
| 5.2.2 数据来源 |
| 5.2.3 对变量的解释和推测 |
| 5.3 分区域分产业FDI对我国环境的影响 |
| 5.3.1 FDI对我国不同地区环境影响的实证检验 |
| 5.3.2 分产业FDI对我国环境影响的实证检验 |
| 5.4 不同环境规制门槛下FDI对我国环境影响 |
| 5.4.1 门槛值估计与检验 |
| 5.4.2 门槛模型回归结果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6.1 主要结论 |
| 6.2 相关建议 |
| 6.3 研究不足及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7）中国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及其门槛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2.1 农产品加工业 |
| 1.2.2 农产品加工业FDI |
| 1.2.3 三大经济区的划分 |
| 1.2.4 FDI的技术溢出效应 |
| 1.2.5 FDI技术溢出的门槛效应 |
| 1.3 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
| 1.5 技术路线 |
| 1.6 创新之处和不足 |
| 第二章 理论回顾和文献综述 |
| 2.1 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理论基础 |
| 2.1.1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的传统理论 |
| 2.1.2 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理论的新发展 |
| 2.2 FDI技术溢出效应的文献综述 |
| 2.2.1 FDI对东道国存在显着正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 |
| 2.2.2 FDI对东道国存在显着负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 |
| 2.2.3 FDI对东道国的技术溢出效应不显着的研究 |
| 2.3 有关FDI技术溢出的门槛效应研究 |
| 2.4 农业领域FDI的技术溢出研究 |
| 2.5 研究评述 |
| 第三章 中国农产品加工业FDI特征及其影响分析 |
| 3.1 我国农产品加工业FDI的发展历程 |
| 3.2 我国农产品加工业FDI的行业和区域分布差异 |
| 3.2.1 农产品加工业FDI的行业分布 |
| 3.2.2 农产品加工业FDI的区位分布 |
| 3.3 我国农产品加工业FDI的规模和主要来源 |
| 3.3.1 农产品加工业FDI企业的规模 |
| 3.3.2 农产品加工业FDI的主要来源 |
| 3.4 农产品加工业FDI对我国相关产业发展的影响 |
| 3.4.1 FDI的有利影响 |
| 3.4.2 FDI的不利影响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农产品加工业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分析 |
| 4.1 世界农业领域技术研究现状 |
| 4.1.1 发达国家在农产品加工业技术领域占有统治地位 |
| 4.1.2 跨国公司在涉农产业技术研发领域的作用上升 |
| 4.2 FDI技术溢出机理分析 |
| 4.2.1 FDI的直接技术溢出影响 |
| 4.2.2 FDI的间接技术溢出影响 |
| 4.3 我国农产品加工业技术水平的测算 |
| 4.3.1 全要素生产率与技术进步 |
| 4.3.2 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法 |
| 4.3.3 各省区农产品加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 |
| 4.4 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
| 4.4.1 计量模型的设定 |
| 4.4.2 数据的选取 |
| 4.4.3 平稳性检验 |
| 4.4.4 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效应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的门槛效应分析 |
| 5.1 FDI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 |
| 5.2 门槛模型实证分析 |
| 5.2.1 模型的选取 |
| 5.2.2 门槛值的测度 |
| 5.2.3 假设检验 |
| 5.3 门槛变量的选取和说明 |
| 5.4 门槛模型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4.1 地区经济发展 |
| 5.4.2 农产品加工企业自身技术水平 |
| 5.4.3 对外开放度 |
| 5.4.4 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
| 5.4.5 人力资本投入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多门槛指标的集对分析 |
| 6.1 集对分析原理 |
| 6.1.1 不确定性系统原理 |
| 6.1.2 同异反系统原理 |
| 6.1.3 集对的含义 |
| 6.1.4 集对的特征函数 |
| 6.1.5 联系数的态势函数 |
| 6.2 FDI技术溢出不同门槛指标结果的集对分析 |
| 6.2.1 态势函数的构造 |
| 6.2.2 集对分析的结果 |
| 6.3 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效应综合评价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门槛效应的对比分析 |
| 7.1 高技术产业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分析 |
| 7.1.1 高技术产业技术水平的测算 |
| 7.1.2 高技术产业FDI技术溢出实证分析 |
| 7.2 高技术产业和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的门槛效应对比 |
| 7.3 三大经济区高技术产业和农产品加工业FDI门槛效应综合对比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和政策建议 |
| 8.1 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论文期间发表文章 |
（8）工业行业的内外资对我国二氧化硫排放影响的区域差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Abstract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的目的 |
| 1.2.2 研究的意义 |
| 1.3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的思路 |
| 1.3.2 研究的方法 |
| 1.4 研究内容及框架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的框架 |
| 1.5 本文特点 文献综述 |
| 2.1 国外文献综述 |
| 2.1.1 污染避难所假说 |
| 2.1.2 污染光环假说 |
| 2.1.3 环境库兹涅茨假说 |
| 2.1.4 分解效益理论 |
| 2.2 国内文献综述 |
| 2.2.1 环境不利论 |
| 2.2.2 环境有利论 |
| 2.2.3 环境折衷论 |
| 2.3 文献评述 外商投资对环境影响的机理分析 |
| 3.1 规模效应引起的环境影响机理 |
| 3.2 结构效应引起的环境影响机理 |
| 3.3 技术效应引起的环境影响机理 |
| 3.4 环境规制效应引起的环境影响机理 我国工业行业国内外投资与环境污染现状的区域差异 |
| 4.1 我国工业行业外商投资现状 |
| 4.1.1 我国利用外资整体现状 |
| 4.1.2 我国三大区域利用外资情况 |
| 4.1.3 我国三大区域工业外商投资分布特征 |
| 4.2 工业行业国内投资现状 |
| 4.2.1 我国国内投资的整体现状 |
| 4.2.2 我国三大区域接受国内投资情况 |
| 4.2.3 我国三大区域工业行业国内投资的分布特征 |
| 4.3 我国二氧化硫排放现状 |
| 4.3.1 基于全国视角的二氧化硫排放现状 |
| 4.3.2 三大区域二氧化硫排放的差异 |
| 4.3.3 二氧化硫排放的行业特征 |
| 4.4 我国工业废气治理概况 |
| 4.4.1 我国治理工业废气投资额现状 |
| 4.4.2 三大区域治理工业废弃投资额差异 工业行业内外资对二氧化硫排放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模型的构建 |
| 5.2 变量的选取及数据的来源 |
| 5.3 实证分析 |
| 5.3.1 实证分析方法 |
| 5.3.2 东部地区实证分析 |
| 5.3.3 中部地区实证分析 |
| 5.3.4 西部地区实证分析 结论、政策建议及研究不足 |
| 6.1 研究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6.2.1 加大环境规制力度，健全环境保护法规体系 |
| 6.2.2 引导投资进入技术密集型产业,提高污染密集型产业环境标准 |
| 6.2.3 建立绿色GDP体系,加强政府职能作用 |
| 6.2.4 东部地区加强吸收能力,中西部地区提高环境投入和技术进步 |
| 6.3 研究不足参考文献附录：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致谢 |
（9）引进外资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 ——以苏州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 论文难点和创新点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引进外资对环境污染影响的正效应相关文献回顾 |
| 2.2 引进外资对环境污染影响的负效应相关文献回顾 |
| 2.3 引进外资对环境污染影响的综合效应相关文献回顾 |
| 2.4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苏州市利用外资与环境污染现状分析 |
| 3.1 苏州市利用外资现状 |
| 3.2 苏州市环境现状分析 |
| 3.3 苏州市利用外资与环境状况数据关系对比 |
| 第四章 引进外资对环境污染影响的理论分析 |
| 4.1 理论依据 |
| 4.2 机理分析 |
| 4.3 小结 |
| 第五章 苏州市引进外资对环境污染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模型与变量 |
| 5.2 数据分析与检验 |
| 5.3 实证检验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启示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启示建议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10）FDI对中国雾霾(PM2.5)污染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的背景 |
| 1.1.2 选题的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
| 1.2.2 基于不同观点的FDI环境效应的相关研究 |
| 1.2.3 基于FDI区域分布的相关研究 |
| 1.2.4 基于不同来源地FDI对环境影响的相关研究 |
| 1.2.5 基于FDI对环境影响门槛效应的相关研究 |
| 1.2.6 对现有研究的简要评述 |
| 1.3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内容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 |
| 1.4.2 不足 |
| 2 FDI环境效应的相关理论基础 |
| 2.1 FDI环境效应的相关理论内涵与演进 |
| 2.1.1 “污染避难所”假说 |
| 2.1.2 产业转移论和产品周期理论 |
| 2.1.3 环境竟次理论 |
| 2.1.4 “污染光环”假说 |
| 2.1.5 波特假说 |
| 2.1.6 环境竟优理论 |
| 2.2 FDI环境效应的相关模型分析 |
| 2.2.1 Copeland-Taylor南北贸易模型中的环境效应 |
| 2.2.2 包含治污技术的FDI环境效应模型 |
| 2.3 FDI对环境影响的理论机制分析 |
| 2.3.1 FDI环境效应的空间依赖性 |
| 2.3.2 FDI环境效应的门槛效应 |
| 3 FDI与中国雾霾(PM_(2.5))污染现状 |
| 3.1 中国利用FDI的现状 |
| 3.1.1 FDI规模发展阶段 |
| 3.1.2 FDI区域分布 |
| 3.1.3 FDI方式的变化趋势 |
| 3.1.4 FDI投资结构变化趋势 |
| 3.1.5 FDI来源地结构 |
| 3.1.6 FDI主要来源地特点 |
| 3.1.7 中国FDI政策的演变 |
| 3.2 中国雾霾(PM_(2.5))污染的现状 |
| 3.2.1 中国部分城市雾霾(PM_(2.5))污染水平 |
| 3.2.2 中国雾霾(PM_(2.5))污染发展趋势 |
| 3.2.3 中国区域雾霾(PM_(2.5))污染特征 |
| 3.2.4 中国雾霾(PM_(2.5))的主要来源 |
| 3.2.5 中国“治霾”政策措施 |
| 3.3 FDI与中国雾霾(PM_(2.5))污染的关系及其相关性 |
| 3.3.1 FDI与中国雾霾(PM_(2.5))污染发展趋势的关系 |
| 3.3.2 FDI与中国雾霾(PM_(2.5))污染区域分布的关系 |
| 本章小结 |
| 4 FDI对中国雾霾(PM_(2.5))污染影响的空间依赖性分析 |
| 4.1 FDI对中国雾霾(PM_(2.5))污染影响的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 4.1.1 FDI与中国雾霾(PM_(2.5))污染的探索性空间分析(ESDA) |
| 4.1.2 FDI与中国雾霾(PM_(2.5))污染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 4.2 实证检验分析 |
| 4.2.1 非空间交互效应的面板检验结果 |
| 4.2.2 静态空间面板模型检验结果 |
| 4.2.3 动态空间面板模型检验结果 |
| 4.2.4 稳健性检验 |
| 本章小结 |
| 5 FDI对中国雾霾(PM_(2.5))污染影响的空间异质性分析 |
| 5.1 FDI对中国雾霾(PM_(2.5))污染影响的空间异质性实证分析 |
| 5.1.1 空间计量模型设定 |
| 5.1.2 变量选取与数据描述 |
| 5.2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
| 5.2.1 全局空间自相关检验 |
| 5.2.2 局域空间自相关检验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3.1 总样本实证结果 |
| 5.3.2 区域层面实证结果 |
| 本章小结 |
| 6 不同来源地FDI对中国雾霾(PM_(2.5))污染影响分析 |
| 6.1 STIRPAT模型构建 |
| 6.2 变量选取与数据描述 |
| 6.3 实证结果分析 |
| 本章小结 |
| 7 FDI对中国雾霾(PM_(2.5))污染影响的门槛效应分析 |
| 7.1 STIRPAT和门槛效应模型构建 |
| 7.2 变量选取与数据描述 |
| 7.3 实证结果分析 |
| 7.3.1 门槛模型的估计与分析 |
| 7.3.2 门槛估计值检验 |
| 7.3.3 各区间内门槛值的省份数目变化 |
| 本章小结 |
| 8 结论和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博期间发表的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科研成果目录 |
四、我国利用外资的负效应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国际知识溢出对我国工业行业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D]. 孙洋.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环境规制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基于“环境信息公开”政策的实证分析[D]. 郑苗苗. 浙江工商大学, 2020(05)
- [3]外商直接投资对河南省就业的影响及对策分析[D]. 裴玲玲. 延边大学, 2019(01)
- [4]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研究[D]. 李杰锋. 西南财经大学, 2019(12)
- [5]长三角地区自主创新与利用FDI的协同发展研究[D]. 黄传荣. 江苏大学, 2019(09)
- [6]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环境影响研究[D]. 吴信科.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19(02)
- [7]中国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及其门槛效应研究[D]. 马巍. 沈阳农业大学, 2018(04)
- [8]工业行业的内外资对我国二氧化硫排放影响的区域差异研究[D]. 陈明珠. 海南大学, 2018(06)
- [9]引进外资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 ——以苏州市为例[D]. 肖浥雯. 东南大学, 2018(05)
- [10]FDI对中国雾霾(PM2.5)污染的影响研究[D]. 严雅雪. 武汉大学, 201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