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讲”教育带来我院的巨变——十七项历史性突破(论文文献综述)
王增国[1](2018)在《中国共产党原初价值理念实现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向全党发出的号召,也是向全体党员提出的重大时代课题。探寻中国共产党的“初心”,肩负起新时代的使命,是每个从事党的理论和实际工作的人都应该承担起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原初价值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初心”的理论概括和学理表达。研究和探寻党的原初价值理念及其实现,正是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代要求的理论回应和学理作为。中国共产党原初价值理念,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价值理论的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价值理论的精髓;是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元价值”问题的科学解答,是对中国共产党“我是谁”、“信仰谁”、“为了谁”和“依靠谁”等带有根本性价值问题的“质”的规定;是中国共产党这个共同体的集体主体认知,是指引中国共产党具体实践活动的“道”,是中国共产党的灵魂;尽管在形式上表现为人的理性规定,但是在现实中,这种质的规定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客观的规定,这是由发生在中国社会的中国革命的历史造成的,它孕育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原初价值理念这种“质”的规定性,不仅把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的其他政党区别开来,也把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区别开来,它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何以为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属性和特征,它是中国共产党成熟的标志。中国共产党原初价值理念的生成,立基于中国共产党要彻底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旧社会。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最初遵循的是由共产国际确立的价值理念,这一理念先后经历了“陈独秀的右”与“王明的左”的偏差和错误侵扰,经由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集体把马克思主义政党价值理论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共产国际的共产党价值理念,不仅使得偏差和错误得到了及时的纠正,而且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历史逻辑地构建出了以毛泽东思想为基底的科学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原初价值理念,并在七大《党章》中得到了完整地、准确地表达。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原初价值理念从总体上看,正在逐步得到实现,只是不同的历史阶段实现的程度不同。但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特殊阶段,即从1957到1978年中国共产党原初价值理念却出现了历史淡忘。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原初价值理念历史实现和历史淡忘的详细考察,发现了制约原初价值理念历史实现与否的五大制约因素,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否正确,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自觉的实现程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是否牢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引领是否有力,管党治党的路径和方法是否有效。而这五大制约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恰恰构成了原初价值理念历史实现的内在机理:“中国共产党领导正确”是根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有力”是基础,“共产党人价值自觉的充分实现”是核心,“中国共产党人宗旨意识夯实筑牢”是关键,“管党治党路径和方法适宜有效”是保证。这就为中国共产党原初价值理念在新时代历史实现的整体构建提供了内在的理论依据。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原初价值理念的历史实现面临着诸多新挑战:意识形态方面的挑战主要表现为西方国家加紧颠覆中国的社会意识形态;思想自觉性方面的挑战主要表现为共产党人扞卫自己信仰和观念的自觉性不够;理论自信方面的挑战主要表现为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新问题的能力不足。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原初价值理念在新时代历史实现整体构建的外在现实考量。为此,中国共产党原初价值理念在新时代历史实现方案的整体构建就是:为保证共产党的政治正确,就需要把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锻造成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为实现引领有力,就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对社会意识形态引领的建设;为达成共产党人的价值自觉,就需要加强共产党人原初价值理念的自觉教育;为保证法治有效,就需要进一步从严治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强化对共产党人党规党法的敬畏教育等。在探求中国共产党原初价值理念生成和实现的过程中,探寻了思想政治教育与原初价值理念生成、实现之间的历史的辩证的逻辑关系: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党的原初价值理念的生成奠定了实践基础,而党的原初价值理念被奠基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灵魂”;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助力”党的原初价值理念的历史实现,党的原初价值理念的历史实现提高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这就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方位,即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一定要为党的原初价值理念在新时代的实现有所作为:党员干部在新时代被确定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对象,而且新时代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标就是实现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在新时代的新继承和新发展,另外,新时代大众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使命就是“凝魂聚力”,就是把社会各界的各种积极的精神和力量汇聚起来,投入到伟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去。而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这个过程也正是党的原初价值理念在新时代得以实现的过程。
白亚辉[2](2018)在《南天兴学—云南私立五华文理学院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私立五华文理学院是创办于民国时期的一所边疆学府,其址位于云南省会昆明。抗日战争结束后,诸多在战时内迁至昆明的教育科研机构先后北返,一方面,造成昆明地区的文化教育发展水平急剧下降;另一方面,许多当时的高中毕业生也面临着升学的困难。为解决此种困局,一批地方文化名流积极倡议并努力创办一所大学,私立五华文理学院因此应运而生。本文以私立五华文理学院为研究对象,立足于档案史料,进行系列探讨。首先分析学院办学背景,尤以于氏兄弟及地方各界的支持态度为重点。其次对具体的办学活动进行梳理,从筹资、招考、系科设置、学校管理等方面进行阐述。再次对办学特色进行介绍,如边疆学科的设置及校园文化的建设等。最后总结整个办学活动的成败得失,既肯定其在近代云南教育史上所做的贡献,也探讨办学的局限和不足之处,以期对当今民办大学提供一些有意的启示。作为由本省人士开办的一所私立民办大学,其艰难的办学活动,凝结着一代地方名流为促进本省文教事业发展所耗费的心血。学院坚持立足边疆,以复兴本省文化为己任,在培养学生、研究学术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虽然办学历程短暂,办学过程中也存在诸多局限,但却在近代云南教育史上留下了一定影响,其对边疆教育事业所做的各种探索和实践,时至今日,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浦晗[3](2018)在《南戏百年学术史论(1913-2013)》文中认为南戏作为我国最早成熟的戏曲形式,以高度综合的艺术形式,结束了中国戏剧漫长的酝酿期,揭开了中国戏剧成熟期的篇章。它上承歌舞百戏,下启昆腔乱弹,是中国戏曲发展历程中一个的重要节点。但由于古代文人的偏见与“重北轻南”曲学思维的影响,南戏在古时却罕有学者关注,有关南戏的记载和研究也呈现出片面、破碎而单一的特征,人为地造成了巨大的学术空白。晚近以降,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转型引发了学术语境的新旧转向,传统学术在对西学的调试与顺化中走向裂变,正统诗文的地位趋于式微,民间通俗文艺的社会价值在各类文体的“文学革命”中得以重估,并被提振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蕴含的学理价值也被学者逐渐发掘,中国民俗学的大幕缓缓揭开。在这一背景下,第一批在近代教育体制中成长起来的学人开始以现代学术的理念对南戏进行观照,初步建构了近代南戏研究的范式。随着一批重要文献的陆续发现,众多国内外的民间文学研究者利用这些文献展开了对南戏剧目与曲文的辑佚,以此还原南戏真实的历史面貌,搭建南戏研究的文献基础;与此同时,晚近佛学的复兴与“文化移动论”学说的引介,为“印度戏剧输入说”的酝酿提供了理论温床及文化地缘的阐释依据,诱发了学界对南戏产生问题的集体性探讨,客观地形塑了现代南戏史述的完整模式。南戏研究也在这一内外向的双重探原中走向了的专门化。南戏学术伴随着百年学术的整体进路而升降沉浮,在形成专题思想史的同时在其间清晰地呈现出了学术之“势”。二十世纪下半叶,起步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所带来的对文化遗产价值的功利性诉求,以及戏曲自我发展的实际需要,最终在1956年引发了文艺界对《琵琶记》的大讨论。在这场盛况空前的讨论中,这一批由“旧”入“新”的学者开始尝试以文艺社会学的理念去阐释古代经典文本,在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迎合与疏离中坚守着学术的主体性,平衡着学术与政治的天平,并在“大讨论”之后将南戏研究带入了第二个历史高峰。但随着意识形态的强化步入极端,南戏研究也无力抗争地迅速陷入了政治的泥沼,成为了庸俗社会学的注脚。文革结束以后,学界通过深刻的学术反思重塑了学术的传统与谱系,在方法论的自觉与燥热中,西方文艺研究的理论体系渗入了传统戏曲研究的畛域,南戏研究也顺着新时期文艺研究解构式的后现代逻辑而逐步走向了多元化。深入到具体的研究事项,作为研究核心内容的南戏史述最终要通过“释名”而达到了意义的完成,而“释名”的过程则具象地勾勒出了史述之“度”。史着中的南戏书写直观地展现了现代南戏研究的“格局”与“视角”。南戏的历史研究则是南戏研究中最为核心也是争议最多的研究领域。但在这诉讼纠纷与公案频出的南戏史述中,南戏本身的名称亦得到了学界最大程度地辨析,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在戏曲史的视阈下串联历史中的南戏文献,各种称谓被历时性地从文献记载中析出,并与南戏发展的历史相连接,南戏的概念从长时期割裂式的平面变成了立体而关联的图示。在“正名”的过程中,南戏所指称的对象逐渐“僭越”了短时段与单一化剧种的矩矱,而具备了整体性的戏曲史与戏曲学意义,逐步生成了完整而立体的学科概念。南戏研究百年的历史进程生发了南戏作为学科的意义,也同时建构了多元的研究维度与学术空间。这些多元的研究层次构成了南戏作为现代学科的内部结构,生动地描摹了研究者的审视之“维”。文献是研究的基本面,文献的发现、整理与研究贯穿了现代南戏研究从始至今的整个流程,也塑造了南戏研究“言而有据、论从史出”的学科品格。舞台艺术的研究则以文献为基架,又同时最大程度地延展了文献研究的意义,补充了文献视角的单一性,构成了南戏学科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支点。而在文献与舞台艺术的研究维度之外,南戏学术还有一个“日常”与“非日常”的社会学空间。前者在向上的立场中强调南戏作为宏观的社会结构及其具备的社会功能,后者则在向下的方向里呈现了其作为民间微观社会行为的社会观念。这一社会学的批评空间最大程度地延展了南戏学科的边界,为南戏形成发展等问题的戏曲史研究、舞台艺术研究,以及版本、剧情、思想等方面的文本研究,提供了从社会外围因素出发的观察视角。总体而言,南戏研究从近代的起步至今,在百年时光的洗礼与沾溉中,在一代又一代戏曲学人的开拓与耕耘下,取得了丰硕而瞩目的成就。它整体性地融入了中外思想文化的百年历史进程,其本身即构成了一部完整了现代思想史。在南戏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关于南戏的学术共同体随之聚合并分衍,一个个南戏学术重镇陆续建设,最终形成了富有层次感的当代南戏研究格局。随着学界对南戏的剧目、曲文辑佚工作的进展,对南戏发生、发展历史梳理的深入,南戏的历史面貌被逐步还原,文献中关于南戏的概念也得以重构、拼接,多维的研究层次也随之生成,从外到内地形构了“南戏学”的内涵与意义。
乔仁桂[4](2017)在《改革开放以来党内集中教育研究》文中指出党内集中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伟大创举和优良传统,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为加强全党作风建设,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针对当时形势、具体任务和自身状况,在全党范围内集中利用一段时间,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进行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实践。系统研究党在改革开放以来所开展的历次集中教育中的具体做法及其成功经验,对增强党内集中教育的实效性,确保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实现新突破,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论文的第一章,介绍党内集中教育的基本理论。党内集中教育主要包括基本理论教育、思想路线教育、理想信念教育、党的宗旨教育、创先争优教育、组织纪律教育和党内民主教育等内容,具有开展的阶段性、时机的关键性、目的的针对性、过程的实践性等显着特征。党内集中教育通过不断深化理论教育、端正思想路线,不断加强作风建设、强化宗旨意识,不断强化组织保障、创新发展动力,不断推进制度建设、发挥长效功能,不断巩固惩防体系、筑牢拒腐防线。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党建理论及党的教育理论指导下,党内集中教育结合中国共产党自身实际,在不断用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头脑的同时,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和党的教育理论,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论文的第二章,阐述改革开放以来开展党内集中教育的必要性。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党的教育工作,开创了党内集中教育新模式。改革开放以来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要求,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需要,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必然要求。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优良传统,也是解决部分党员及党员领导干部在党性党风党纪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的需要;既有利于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又有利于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能力。论文的第三章,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党内集中教育开展情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为了解决自身建设的“两大历史性课题”,先后开展了多次党内集中教育。一是全面整党活动,主要解决了党在思想、作风、组织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全面地改善和加强了党的领导;二是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活动,进一步提高了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三是以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为目的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四是以构建和完善永葆先进性长效机制为目的的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五是以提高党员干部推动科学发展能力为目的的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六是以进一步转变党员干部思想作风为目的的创先争优活动;七是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八是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的“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九是为了巩固拓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成果,在全体党员中开展的“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通过这些党内集中教育的开展,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都得到显着提高,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明显增强。论文的第四章,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党内集中教育所取得的主要成就。党内集中教育的成功开展,在各个历史时期不断推进党的建设。在思想建设方面,党集中教育推进党的理论武装工作,构成新时期党的理论武装工作主线,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俱进;在组织建设方面,党内集中教育完善民主集中制建设,巩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强化干部队伍和党员队伍建设,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坚强组织保障;在作风建设方面,党内集中教育端正思想作风,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改进工作作风,优化领导作风,纯洁干部生活作风;在反腐倡廉建设方面,党内集中教育促进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清气正;在制度建设方面,党内集中教育高度重视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推动党内法规建设的恢复和发展,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推动党内法规建设体系化。论文的第五章,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党内集中教育的成功经验。一是开展党内集中教育要坚持方向性与现实性相统一,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体现时代特征,结合党内实际;二是开展党内集中教育要坚持限定性与灵活性相统一,要做好顶层设计,尊重首创精神,实现上下良性互动;三是开展党内集中教育要坚持普遍性与针对性相统一,要突出重点对准焦距,把普遍要求和分类指导有机结合,敞开大门相信群众;四是开展党内集中教育要坚持时效性与可持续性相统一,要明确教育目标,实现知行合一,坚持从严从实,推行建章立制。论文的第六章,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党内集中教育存在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党内集中教育都较好地达到了预期目标,但在开展过程、问题整改、成果运用等方面仍存在一定的问题和不足,教育开展不平衡、教育过程存在形式主义、问题整改不彻底等现象屡见不鲜,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党内集中教育长效机制建设问题。论文的第七章,对党内集中教育长效机制建设进行深入思考。就某次党内集中教育来说,长效机制是巩固教育成效、促进教育成果转化的有效措施和必要途径。从党内集中教育顶层设计来看,要实现党内集中教育集成效应最大化,需要建立长效化的党内集中教育开展体系,从组织动员、过程执行、教育考评、问题整改落实等方面进行总结分析,在领导管理、运作预警、保障激励等方面建立长效机制。在建立党内集中教育长效机制过程中要注意处理好几个关系。一是处理好集中教育与经常性教育的关系,要准确把握集中教育与经常性教育的区别和联系,以及两种教育模式的不可替代性,充分认识建立党内集中教育长效机制是把两种教育模式相结合的最佳途径;二是处理好抓“关键少数”与全体党员的关系,要突出“关键少数”,也要面向全体党员,并注重通过“关键少数”引领全体党员;三是处理好思想建设与制度建设的关系,要始终不渝把思想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更要持之以恒把制度建设作为治本之策,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互促进,不断推进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全面、长效。
李乾[5](2016)在《中国城市法治发展可比性研究》文中指出我国城市法治发展具有差异是不争的事实。法学界对此展开的研究呈现出一个有趣的现象。1.部分学者对客观存在的“不平衡”现象重视不够;2.部分学者认真对待城市法治发展的差异,研究微观层面的城市治理法治化问题,但对城市与法治发展关系的认识存在盲点;3.随着我国城市问题的普遍化,更多学者从宏观层面着手对各地差异进行比较,但对比较中的“可比性”这一关键问题存在研究上的空白。本文正是对上述三个“模糊”问题展开探讨。从城市与法治发展关系出发,围绕我国城市法治评估的可比性问题(能否比较、如何比较),对我国法治发展模式进行研究。研究将夯实城市法治评估的基础,观察转型时期我国的法治发展方式,推动地方法治研究向纵深前进。全文以日常生活实践为研究视角,采用比较研究法,共五章,第一章与第五章为绪论与结论。第二章研究我国城市法治发展可比的基础,解决我国城市法治发展能否进行比较的问题。我国的法治建设是在党的领导下统一推进的。各地各级党委领导干部对法治的认识与选择存在差异,导致其所在的地方法治发展路径不同,形成了特殊的城市法治发展的多样性,这是可比的基础。第三、第四章解决我国城市法治发展如何进行比较的问题。其中,第三章研究我国城市的法治发展模式。我国城市是构建型的法治发展模式。对我国城市进行比较既可以揭示我国法治发展的多样性与城市法治的具体样态,又可以对不同城市法治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方法与路径。第四章研究我国城市法治发展可比的内容。在比较具有重要意义的基础上,以市民的自主性为城市法治建设的主要标准,结合我国国情,推导出可比的主要内容是权力制约与权利实现。同时,除了对上述两方面的法律制度进行比较,各地法治建设的工作方式也是值得比较的重要内容。我国法治建设的重心在地方。研究我国城市法治发展的可比性,对法治中国进程的推进不无裨益!
陈晓峰[6](2015)在《通州范氏家族文学与文化研究》文中指出文学世家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独特的文化现象,通州范氏家族是名副其实的文学世家,具有典型意义和独特之处。家族跨越明、清、民国,直至当代,450余年间繁衍生息,绵延13代,克绍箕裘,文人辈出,先后诞生了文学家30余人,文献留存丰富,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令人叹为观止的家族景观。本文以通州范氏家族文学与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分为上编和下编两大部分,上编是家族整体研究,下编是家族个案研究。从原始文献出发,宏观与微观相结合,进行重点突出、深入系统的课题研究。论文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考订家世谱系、梳理家族文脉。根据家谱、史志、别集等文献记载以及当代学者最新研究成果,补充和完善通州范氏家族信息。通过世系简表与人物小传的形式还原家族众生群像,勾勒生息、繁衍、迁徙的历史轨迹,建构丰富而明晰的家族文学谱系。通州范氏门祚悠久,系北宋名臣范仲淹直系后裔,属其次子忠宣公范纯仁支脉。南宋覆亡之际,由江西抚州始迁通州,不断壮大,发展成为该地首屈一指的文学世家。家族各代具有高度的文化修养和传承意识,从明代中叶范应龙开始诗文存世,13代以着述立身,翰墨相继。笔者广泛搜集家族着述信息,务求其详,力求其尽。同时按图索骥,奔赴全国各地图书馆,排比已知诗文版本,考述新出着述内容,梳理出家族成员各类撰着、辑录逾200余种。范氏家族漫长的文学发展过程中,既有彬彬之盛、着述盈门的高峰时期,也有衰落不振、命悬一线的低谷阶段,呈现了曲折推进的态势,承中有变,同中有异,由此带来文学生命的长盛不衰。第二章探讨家族发展演变的文化生态。首先,朝代更迭、社会政治、文学思潮与家族命运紧密相关,直接影响到成员的境遇心态、处世方式、创作阵容、文学审美。其次,范氏家族长期稳定地生活于通州,带有该地鲜明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基因,襟江枕海、南北五山的地理环境,重视兴学、文教发达的人文传统,名家辈出、艺文繁富的文化氛围等,成为孕育文化世家的积极因素。又次,家族形成了一脉相承的重教传统,以实现文化累积和家学传承。不仅重视自身家族的文化建设,还强调婚姻圈的建立,起决定作用的是双方的品节操守和文化背景。范氏内部诗文唱酬,群体参与,交相师友,赏鉴品评,既增进了亲情,又锻炼了诗艺,在艺术化与审美化的生活方式中激发起强大的家族文学能量。晚辈精心守护、整理前代文学文献,前赴后继,不遗余力,建构起庞大的家族文学谱系。第三章揭示范仲淹对通州范氏家族文化精神的影响。范仲淹丹心辅国,忠厚传家,通州范氏成员受到其深刻影响,文化精神高度质同,各代传承文正家风不辍。第一,范氏世代演进过程中,家族意识异常强烈,贯穿始终。认祖归宗,称颂家族崛起中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敬宗收族,通过兴义庄、修家谱等方式增强亲族联络。高度重视治家教子,对家族未来发展密切关注。第二,范仲淹“先忧后乐”的社会担当引起范氏家族各代普遍共鸣,居庙堂之高,慷慨时事,无私无畏,登进善类,揭发贪鄙;处江湖之远,忧念国君,改善民生,指陈时事,建言献策。第三,范氏家族发扬文正苦读精神,世代不懈。在先祖深厚广博的艺文修养感召之下,各代注重经学、史学、文学、艺术、医学的累积传承,蓄厚发远,家族内部洋溢着浓郁的文化气息和高雅的艺术品位。第四,孝悌是范仲淹维系家族的精神纽带,也成为明清通州范氏的显着家风,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各代自觉发扬先祖人文关怀,传递仁爱,博施于众,普行善举。第五,注重教育也是范氏家族一脉相承的家族情怀,设馆授徒、受聘西席,从事官学、执掌书院,到创办近代新学、投身现代教育,类型丰富,惠泽深远,形成了悠久的教育传统和可观的教育阵容。第六,范仲淹清正廉洁的立身品节对家族影响深远,范氏成员为官清廉,两袖清风;勤俭持家,甘贫守约;励节修身,正直磊落。在家族漫长坎坷的发展过程中,各代推重先祖宠辱不惊、进退裕如的儒隐精神。这一超然胸怀的获得或与佛教情结密切相关,发展为特色鲜明的家族佛学修为。第四章以明末范凤翼为研究对象。范凤翼是家族唯一一位立朝言政之人,忠君忧民,正气凛然,以事功和文学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本文论述涉及其诗文版本、着述刻书、政治立场、结社赋诗、诗歌创作等。万历三十八年,范凤翼辞官归隐,提倡风雅,积极投身文化事业,其诗文着述在清代特殊文化语境下,流播过程中禁毁与选录二元并存,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尽管家庭经济拮据,范凤翼刻书共计19种,数量在《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江苏家刻卷》中仅次于毛晋,涵盖经、史、子、集,扞卫传统经典,鼓励学术创新,关注现实政治,重视人伦教化,悉心甄别,精心校刊,在明末清初出版史上值得关注。范凤翼正道直行,命运与晚明党争无可避免地产生了紧密关联,被时贤后彦普遍视为“东林人物”。笔者通过其与东林党人在政治作为、社会交往、立身原则、党争态度方面的异同,逐一辨析,以澄清事实,还原其非“东林人物”的真相。范凤翼致力于与志同道合者交游结社,是通州山茨社,金陵白门社、兰社的灵魂人物。山茨社寓含鲜明的政治态度,先后绵延近二百年。白门社名流翕集,规模宏大,盛极一时。兰社是明代为数不多、规模最大的画社,诗、画渗透交融。三社均属艺文性质鲜明的文人活动,持续时间长,参与人员众,活动内容多,相互补充,在明清文人结社史上具有独特意义。范凤翼置身明代门户林立、纷纭杂陈的诗坛格局,主要继承前后“七子”诗学思想,并对其成败得失进行深刻思考,代表了明末清初文坛的主流风习。其诗歌紧密结合万方多难的时局、坎坷多艰的人生,寻求复古与性灵的融合统一,陶写性情,真挚感人,诗风雄奇,自然流畅,各体兼备,复古模拟的同时求新求变,真实袒露了明末文人的生存境况和精神世界。第五章以清初范国禄为考察对象。范国禄以布衣终身,是家族文献着述最为宏富之人,诗文杂着且逾百卷。其着述刊刻行世者大部分现皆罕见或亡佚,多以稿本、抄本传世,不乏海内孤存。笔者对其诗集、文集、总集、杂着版本及流传进行了系统梳理,其中多有可贵发现。中科院图书馆藏《十山楼诗年》三卷,卷首自注不见传世他本,为了解人物生平事迹、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材料。中科院图书馆藏《狼五诗存》是通州第一部地域诗歌总集,呈现了该地有宋以来诗歌发展状貌和诗人群体图谱,成为研究地域文学的珍贵参照。中科院图书馆藏《十山书刻序言》,收录了清初李渔等33人为范国禄16种书刻所作序文,内容可靠,归属明确,多数均属首次披露,保留了大量顺康之际文人别集失收之作,颇多正误、辑佚之功,也为考察人物生平、交游、文学思想提供了丰富的原始文献。清代文学繁荣发展中布衣群体形成了中坚力量,范国禄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活跃于清初文坛词苑,努力矫正流弊,积极参与时代建构。其诗学对明代反思批判,对现实救弊补偏,鲜明体现了对儒家诗教精神的皈依和坚守。以博大的胸怀面对前代诗学遗产,取舍慎妥,其复古与总结在清代具有典型意义。范国禄篇目繁多的诗作详细记录了一己的物质生活与精神世界,留下了解清代前期下层文人生存状态的第一手资料。诗歌创作努力挣脱晚明竟陵诗派的幽孤局促,直面广阔社会和现实人生,酣畅淋漓地言志抒情,登山临水、雅集唱酬之作尤多,显示了清初社会安定繁荣带来的士风新变和文坛新景。其诗以情感人,各体兼备,以赋为笔,出入唐宋,具有清逸之美,体现了时代文坛主流的审美观念。范国禄参与词界唱酬,从事词学实践,参编词坛总集,评点词家名作。具有强烈的尊体意识,严格区分诗词之异,规范词作之韵。顺应时代潮流,超越正变论争,主张广泛师法。对重要词学命题的阐发达到了时代新高度,不仅雄峙于广陵词人群体,在清初词学胚变时期亦不容忽视。范国禄爱重交游,这是其作为布衣文人的主要生活方式,交往人物接近1000人,对象不拘一格,既有遗民志士,如陈济生、冒襄,又有当朝官吏,如王士禛、孔尚任、施闰章,还有布衣文人,如陈维崧、李渔、邓汉仪,笔者选择对其有重大影响者加以分类考察。第六章以晚清范当世为论述重点。范当世作为家族中对时代文坛影响最着者,诗是晚清同光体的杰出代表,文为曾国藩、张裕钊之后桐城一脉的嫡传。范当世具有丰富的问学经历和广泛的文学交游,深刻思考和持续关注古典诗歌发展,鼓励争鸣,主从同光诗体观点,通过复古的方式开创诗界新局面。同时,以积极姿态应对时势,革故鼎新,表现出的文学自信令晚清诗坛为之一振。范当世将创作的源头活水指向了诗人生存和社会现实,强调传统士人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对国家与文化的担当。推崇创作主体刚正的人格、渊博的才学,避浅去俗,崇尚“深寒”之境,代表了新旧杂陈的近代语境下文人在诗学道途的锐意进取和艰难探索。范当世主要取法宋代诗学思想和艺术手法,借径苏、黄,上溯杜、韩。以文为诗,纳入了纯熟的散文笔法;诗风鲜明,以甲午战争为界,前期雄放劲健,后期沉郁悲壮;求新求变,在题材、内容、艺术等方面努力开拓;致力于炼字琢句,多用典故。范当世与杜甫在社会政治、家族文化、命运遭际、诗学思想等方面高度一致,诗歌呈现出鲜明的杜甫情结,表现为思想内容的借鉴,艺术技巧的吸收,精神人格的发扬,从具体视角显示了杜甫在晚清的接受和影响。范当世重情笃义,与前室吴氏伉俪情深,相濡以沫,妻死之后以诗文宣泄哀伤,凄美动人。不仅诞生了广为传诵的名篇,而且可见对这一传统题材的艺术开拓与创新。范当世与继妻姚倚云显示了以尊重、平等为核心的全新文人伴侣关系,既呈现为家庭生活内的温馨融洽,又表现为社会场域中的相得益彰;既有对传统道德的恪守,又有对时代新风的吸纳;既有深挚感情的支撑,又有共同事业的维系,深刻体现了传统婚姻的近代转型。范当世交游遍布天下,其中与刘熙载、张裕钊、吴汝纶、陈三立的交往对其诗文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由于担任李鸿章西席,个体命运与近代时事政治产生了紧密关联。笔者选取这5位人物,全面搜辑文献,细致辨析,详细解读交往事迹,以深入了解人物命运和文学创作。通州范氏家族文人数量可观,文学成果丰硕,主导了通州明清文坛格局,成为乡邦文学的核心,以独特的文学声望和榜样力量带动了该地文学的繁荣,是家族参与地域文化建设的典型。不仅如此,范氏各代素有重视交游的家族传统,对象不拘,地域开阔,积极投入各地文学活动,参与时代文学思考,不仅提升了自身艺文能力,更带来与时代文坛的交流互动,广泛的社会交往中因才华修养为个体和家族赢得了声誉,影响远超一地。范氏清芬世守,虽然功名零落,境遇窘迫,坚定维护诗书传家的生存模式,潜文游艺,扎根现实生活,介入时代发展,追求文学与人生的水乳交融,是超越功利的纯粹文学家族,显示了古代世家的多元存在方式和发展态势。当历史上众多文化家族飘零消逝、成为过往之时,范氏持续推进、绵延至今,岿然灵光,呈现出顽强的生命力,是地域文学乃至国家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和地位。此外,笔者还对范氏家族第13代成员范曾先生进行了相关研究,如古体文学创作、范氏家风对书画艺术的影响等。因论文篇幅所限,暂且割爱。
吴婷婷[7](2015)在《清末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中传统文化选择的价值趋向研究》文中认为清末民国时期,语文教育的发展历程是对中华民族文化不断选择的过程,语文教育的建设历史是对语文教育现代性不懈追求的历史;而清末民国国文教科书的演变历程,则是对中华民族文化不断选择、诠释、重构和探索的过程。选取这一特殊历史时段,并以语文教科书中传统文化选择的价值趋向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其在传统文化选择历程中表现出最为复杂、多变、奋进、挣扎的螺旋上升态势,诸多现代教育和文化问题,都可在这一时段发现惊人的历史印记。所以,研究清末民国的文化和教育问题对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如果不是历史以偶然中的必然给予古老中国强烈的外部刺激,乾嘉诸老所创立的学术范式或可为中国文化另辟新路,使得中华传统文化通过自身的内涵式蜕变完成近代化转型,谋得康、梁、胡适所期待的“近代科学”的文化蜕变;亦或乾嘉诸老的遗智尚不足以达成使命,那么中华文化可能重新构建一番崭新的文化体系。遗憾的是,历史的车轮不会逆转,深深的车辙见证的往往与期待和假设相背离。历史的屈辱以亘古未见的惨败和屈辱的城下之盟告终,从此,中华民族延续千年的社会性质被迫改变,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再难自保,逐步融入在整个西方资本主义全球扩展的轨迹中去。1919年,新文化运动以文化狂飙的劲头席卷中华大地,面对西方各类教育思想的头脑风暴,“中体西用”的文化选择框架被打破,这“近代百年第二次民族反思”1将传统文化的选择导入了现代化、科学化、人本化的征途。本研究以“中华传统文化选择为主体,价值趋向为主导、中学国文教科书文本研究为主线”而展开,遵循历史发展状态的研究逻辑,从理论层面系统地分析文化问题、教育问题、教科书问题。这三条线相互交叉和映证,最终作用于教育对象上,“教科书中怎样选择中华传统文化,选择怎样的传统文化用之于语文教育,如何通过语文教科书实现传统文化的价值向学生的转化,使得学生成为真正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这些问题就成为本研究的初衷和归宿。根据这一线索和研究思路,本论文分四章内容呈现研究过程和结论:第一章绪论。叙述了本研究的缘起、文献综述、概念界定、研究方案、创新与不足之处等内容。第二章清末“中体西用”文化选择下中学堂国文教科书价值趋向的近代化转型。内容有:清末“民族危机”带来传统文化选择中的意识更迭;清末中学堂“国文教科书”在传统文化选择近代化过程中的历史踪迹;清末“国文课程”在传统文化选择中文学服膺于实用的价值趋向;清末国文教科书中传统文化选择的价值凝结——具体研究1908年吴曾祺主编的《国文教科书》内容,通过表格统计、数据分析得出本章结论:一是清末之文化选择—一中华传统文化是传承民族命脉的根本,“修身”是传统文化教育的主线;二是清末传统文化选择之价值趋向——从“学优而仕”(工具主义)到“经世致用”(实用主义);三是清末之国文教科书——是对传统旧式文选型语文教材的艰难突破。一言以蔽之,清末国文教科书对传统文化的选择未跳出“中体西用”的价值框架,可以形容为——“秋风不惊堂前雁,夕阳仍恋路旁鸦”。第三章民国时期“现代多元”文化选择下中学国文教科书价值趋向的现代化转型。内容包括:民国期间革新气象与传统文化选择的重构轮回;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在传统文化选择现代化过程中的历史踪迹;现代语文课程在传统文化选择上文学服膺于科学的价值趋向;民国时期国文教科书中传统文化选择的价值凝结——具体研究1935年叶圣陶、夏丐尊合编的《国文百八课》,通过表格统计、数据分析得出本章结论:一是民国时期之文化选择——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是传承民族命脉的根本,这一时期“修身”的新内涵是传统文化教育的主线和脊梁;二是民国时期传统文化选择之价值趋向——从“独善其身”(个人功能)到“兼济天下”(社会功能);三是民国时期之国文教科书——在白话文教育中实现对传统文学教材的科学化突破。一言以蔽之,民国国文教科书对传统文化的选择破除了“中体西用”的价值框架,在坚定的前行中表现出对传统文化深深的眷恋,可以形容为——“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回”。第四章清末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中传统文化选择价值趋向对于当代的启示。“让历史回答未来”,本章期望以历史之镜关注现实文化、教育、中学语文教科书问题,分四个问题进行阐述:其一,清末民国中学国文教科书是现代语文教科书传统文化选择的历史之鉴;其二,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价值趋向是语文教科书传承民族文化的根本;其三,兼容多元文化价值趋向且凝结民族之魂是语文教科书未来发展的方向;其四,基于严凌君语文教育读本的思考。
刘业伟[8](2015)在《新中国文学新人培养机制研究 ——从文学研究所到鲁迅文学院》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以鲁迅文学院为研究对象,以历史研究的严谨态度,打通文学和历史研究的界限,借鉴创意写作的研究思路,运用文化领导权、文学生产等理论方法,从共和国意识形态和文学制度设计、文学研究所创办溯源、文学研究所的建立和发展、不同办学时期新人培养的情况、新人培养的方法和途径、鲁院文学新人培养的成效与影响等六个方面系统考察了鲁迅文学院六十年来的办学情况,阐释了其作为文艺界的“黄埔军校”的重要意义和“文艺党校”的历史局限。以此,一方面可以厘清新中国新人培养制度的形成过程及其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也能多多少少地管窥到创意写作在中国的文学实践。鲁迅文学院的前身是创办于1950年10月的中央文学研究所,至今已经走过了64年的历程。文研所的创办,既立足本土传统——老解放区的办学经验,又借鉴于友邦——苏联的办学模式,体现了当时文艺界对新老解放区的传统以及苏联模式取舍整合的尝试与实践。它的创办,充分体现出新政权对文学新人培养的重视。文学学校的建立不仅仅是文学任务,也是政治任务。鲁迅文学院新人培养分为三个时期,即中央文学研究所时期、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时期和鲁迅文学院时期。从考察可以得知,这三个时期的培养情况总体上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方式方法上有所区别。同样,鲁院在不同办学时期对文学新人的培养方式和途径也有所区别,比如八十年代以办进修班为主,辅之以与高校联合办学;九十年代延续八十年代的思路,以举办进修班和文学创作专业班为主;到了新世纪则创造性地开办了高研班,进入最好的发展时期。鲁院在文学新人培养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为新中国的文坛淬炼输送了一大批共和国作家。从1950年中央文学研究所创办到现在,鲁迅文学院已经举办了近百期各种类型的文学创作班。半个多世纪来,鲁迅文学院对于中国当代作家队伍的建设产生了显着而又直接的影响,为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当代文学重要奖项的获奖者中,曾在鲁迅文学院学习过的学员也占有显着的比重。鲁院办学的成功,还有另外一个标志,就是各地对鲁院办学模式的模仿与复制,纷纷建立了作协文学院。在此基础上,鲁院牵头成立了全国文学院院长联席会议,并在鲁院建立了常设办事机构联席会秘书处,这可以看作是鲁院对全国文学院的一个整合,以此为标志,一个遍布全国各地的“大鲁院”格局已经形成。就鲁院初期的办学模式而言,很大程度上毫无疑问是苏联模式的拷贝。但在进入新时期以后,在文学新人培养方面,鲁院已经摆脱了苏联的影响,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一种新的文学新人培养机制已经形成。鲁院新人培养的未来趋势必将吸收包括创意写作理论在内的各种理论方法,努力拓展学历教育渠道,引入包括创意写作工坊在内的各种作家训练方法。
刘小华[9](2014)在《改革开放以来湖南高等教育发展研究(1978-) ——基于若干重要问题的探析》文中研究说明教育关乎国民素质的高下,决定国家各项事业的兴衰及生命个体的全面发展,任何怀有希望的民族,都必须重视教育发展。作为教育顶级阶段的高等教育,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论文选取湖南省为个案研究对象,该省位于中国内陆腹地,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可视为中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典型代表。本文试图运用历史文献法、调查访谈法、图表统计法等多种研究方法,从历史学、政治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角度,深层次解读湖南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生态,为探析改革开放以来湖南高等教育的历史演进作必要的铺垫;在此基础上,探讨湖南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湖湘文化、社会流动的内在关联;将改革开放前、后的湖南高等教育进行纵向比较;将湖南高等教育与邻近的湖北、江西两省的高等教育进行横向比较,从而凝炼出湖南高等教育发展的个性特征;评析湖南高等教育的绩效,总结其历史经验,展望其未来发展,以期在全球化背景下为条件类似的其他省区的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政策借鉴。论文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绪论部分包括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研究时限及相关概念界定、研究现状述评、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论文创新与不足之处。该部分重点在于介绍相关研究现状并对其进行客观评论。正文分为七章。第一章主要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湖南高等教育的历史演进。首先,论文从历史根基、社会氛围、人才压力及政策保障等四个层面阐述湖南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生态;在此背景下,详细考察湖南高等教育的历史演进。遵循共和国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论文将湖南高等教育发展分为拨乱反正(1978—1984)、探索改革(1985—1991)、深化改革(1992—1998)及“弯道超车”(1999至今)等四个历史阶段。第二章主要探讨湖南高校的办学定位问题。文章以办学定位为视角,论述了湖南大学独具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抽样选取湖南18所本科院校的发展规划文本,探析湖南高校办学定位中存在的问题;在详细剖析存在问题的前提下,探寻湖南高校办学定位的路径选择。第三章探究了湖南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与湖湘文化的双向互动。研究得出:湖南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有着极强的正相关性;长沙“堕落街”与“岳麓山大学科技园”是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密切关联的典型案例;湖南高等教育与湖湘文化之间交互耦合,共生共存。第四章主要探究高等教育与社会流动的关联。论文首先介绍社会流动的相关理论。接着,论文从宏观角度研究,指出:在“精英”时代,高等教育是实现社会向上流动的最佳途径,在“大众化”时期,高等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功能大为减弱。最后,文章以湖南理工学院三个时期的毕业生就业为例,微观剖析高等教育与社会流动之关联。第五章探析了湖南高等教育公平问题。文章介绍了公平及高等教育公平的理论;从高等教育的起点、过程和结果三方面对湖南高等教育的不公进行现状考察;在此基础上,探讨湖南高等教育公平之路径。第六章主要运用比较分析法,从教育属性、人才培养、战略地位、管理体制、发展模式及投资方式等方面纵向比较改革开放前、后的湖南高等教育;进而将其与邻近的湖北、江西两省的高等教育进行横向比较;以此为基础,凝练出湖南高等教育发展的个性特征。第七章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湖南高等教育的绩效问题。首先,论文从宏观层面解析了湖南高等教育所获得的辉煌业绩;接着,以吉首大学为例,从微观层面探析湖南高等教育所取得的绩效;最后,对湖南高校所取得的骄人成绩进行一番客观评价。结语部分主要总结湖南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强调指出:高等教育不能成为政府机构的附属物;高校办学要科学定位;高等教育要稳步发展、“本土化”发展;并探讨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湖南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向。
陈胜利[10](2014)在《英语中的汉语借词研究 ——接触语言学视角》文中认为语言接触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语言学界研究的热点,主要研究不同源的、或虽同源但已分化的语言相互接触而引发的语言变化规律。民族之间的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移民杂居、战争征服等各种形态的接触,都会引起语言的接触。语言的接触有不同的类型,其中最常见的,就是词汇的借用。从词汇角度说,整个英语史就是一部词汇借用史。英语在其1500多年的变迁过程中,共计吸纳了120多种语言的词汇。它从几个日耳曼部族的语言发展成为今天世界上最流行的语言,成为“不是世界语的世界语”。英语借词的来源,非常广泛,这其中就有一部分是来自汉语。由于是小宗词源,英语中的汉语借词,虽然早在19世纪晚期语言学家就开始提及,但一直没有得到重视。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有起色和改观,代表性研究有Chan&Kwok(1985)的香港词汇研究、美国学者Garland Cannon(1987;1988)的汉语词汇研究,以及大陆学者汪榕培(1986;2001;2002)先生的“英语中的汉语借词”研究。在接下来的二三十年里,国内这个领域的研究呈现出一派热闹景象,但繁华的背后,有两个基本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一是“量”的问题:英语里到底有多少汉语借词?二是“质”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借词?有怎样的规律?本论文从接触语言学的角度,以已有语料和自建语料为基础,整合已有的借词理论,采用理论研究和语料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借词的整个“动态”过程为“纲”,以借词的分类为“目”,以语言、社会、文化等因素为切入“点”,以借词语料为支撑“面”,做到“点”“面”结合,“纲”举“目”张。语言接触研究,既讲接触,也讲影响,换言之,就是过程、结果两者都要兼顾。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提出借词“动态过程论”的构想,将借词研究的外延扩大,保留传统的“词典借词”研究,增加“前借词”和“后造词”的研究。这样,借词研究,就分成了三个阶段,从而构成一个“动态”的“过程”。对这个“过程”进行全面考察,有助于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形成系统的、分层的认识。前借词,是指“临时借用”的翻译词汇;后造词,是指英语、汉语或英汉语混合而“新造”的词汇,两者都是“新词”,通常情况下,不能视同“借词”,但随着接触的深入,时间的推移,它们却有可能转化为“借词”。从借词角度看,前借词阶段的音译和仿译方法,有利于“新词”向“借词”转化;后造词阶段的“新造词”,特别是英语新造词,由于舍弃了汉语的形式,看不到汉语的“源模”,因而,相比之下,难成借词,一般词典不予收录,收录了也不注明词源,总体说来,数量有限,难以统计。语言的发展和演变,通常需要一定的时间,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但一些非语言因素,如政治因素、科技因素等,借助现代快捷的传媒,可穿越时空,让“新词”一举成为“借词”,是一个“突变”的过程。词典借词,顾名思义,就是被一般英语词典收录了的汉语借词,处于借用过程的“借入”阶段。根据其语素和构式的存无,可细分为音译借词、混合借词和义借词三种。音译借词的数量,大致有三、四百个,从时间上看,16世纪之前的很少,主要集中在19世纪和20世纪,总体呈增长趋势;从语义上看,多为饮食、艺术、动植物、政治等词汇;从拼法上看,普通话拼音词汇最多,以后依次是威妥玛拼音、粤语拼音、威妥玛之前的拉丁拼音、闽南语拼音以及洋泾浜英语等等。需要强调的是,洋泾浜英语的借用方式,和普通的借词方式不同,其特点是“结构借用”比较突出;借词有直接借词和间接借词两种。间接借词中,以“日媒词”贡献最大,有200多个。由于词源考证复杂,尚待深入研究。混合借词有派生和复合两种方式,通过派生方式产生的汉语借词大约有100个;通过复合方式产生的大约800个,其中音译义注词有几十个,描写词有700多个。音译义注词通常为单个英语词汇,说明其前面音译词的语义类别。描写词是一种最便捷、最经济、最易懂的借词的方式,因此,在整个借词中所占的比例也最大。义借词有引申和仿译两种类型。词义发生引申,有时是因为语音相似,有时是因为语义相似,这类汉语借词数量有限,加之表现形式为“旧词添新义”,因而其“借词”身份常遭质疑。仿译由于英汉词形同构、语素对应,易于“依瓢画葫芦”,所以,这类借词越来越多,英语里大致有100多个,并且呈强劲增长趋势。译借词的构成方式,以两个或三个词为主,一个或四个词为辅。主要是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词汇,反映现代中国风貌。接触语言学认为,借用成分、借用数量跟语言接触的强度密切相关。一般来说,借词数量和接触强度成正比。偶然的接触,一般只借用实义词——通常是名词,也有一些动词、形容词和副词,但没有结构上的借用。高强度的接触,既有词汇借用,也有结构借用。对照英语中的汉语借词,不难发现,这一理论经受住了检验。汉语和英语接触,18世纪之前,总体程度不高,因而借词也不多;到了19、20两个世纪,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接触越发频繁,借词也随之增多,但增长方式不同,音译借词是“递增”式发展,而仿译借词是“倍增”式发展,且主要是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词汇,不像音译借词多为中国“土产”、“古董”等。地域方面,广东、香港、福建、上海等地,语言接触时间较早、较长、较强,因而,借词中,出现了粤语拼音、闽南语拼音以及洋泾浜英语等。整体上看,英语对汉语的借用,主要是以词汇为主,音译借词多为“命名”之需;结构上的借用较少,主要体现在仿译词和洋泾浜英语的短句上。英汉语间的接触强度,介于“偶然接触”和“强度不高的接触”之间。英语中的汉语借词研究,它带来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如汉语英译、词汇教学、词典编纂、二语习得、语言规划等,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从借词角度看,异化的翻译策略以及音译和仿译的翻译方法,会给汉语词汇提供更多“接触”的机会,从而有利于汉语词汇走入英语。这些汉语词汇,特别是文化词汇,一旦成为借词,也便成了文化符号和文化“使者”。它们架构起中外语言和文化的交流桥梁,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
二、“三讲”教育带来我院的巨变——十七项历史性突破(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三讲”教育带来我院的巨变——十七项历史性突破(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共产党原初价值理念实现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动态与文献评析 |
1.3 研究路径与方法 |
1.4 研究新意与难点 |
2 中国共产党原初价值理念概要 |
2.1 原初价值理念:初心的学理表达 |
2.2 中国共产党原初价值理念文本探源与逻辑求证 |
2.3 中国共产党原初价值理念的思想理论渊源 |
2.4 中国共产党原初价值理念的主要内容 |
3 中国共产党原初价值理念与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关系 |
3.1 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为党的原初价值理念生成奠定实践基础 |
3.2 党的原初价值理念被奠基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灵魂 |
3.3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关键在于对党的原初价值理念的坚守 |
4 中国共产党原初价值理念历史实现的考察与审视 |
4.1 党的原初价值理念实现过程的历史样态考察 |
4.2 党的原初价值理念从1957到1978 年历史偏离的原因追溯 |
4.3 党的原初价值理念历史实现的制约因素与机理 |
4.4 党的原初价值理念实现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方位 |
5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原初价值理念实现的思想政治教育新作为 |
5.1 新时代党的原初价值理念实现所面对的新挑战 |
5.2 新时代党的原初价值理念实现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新功能 |
5.3 新时代党的原初价值理念实现中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方位 |
6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2)南天兴学—云南私立五华文理学院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一) 选题缘由 |
(二) 选题意义 |
二、学术史回顾 |
(一) 近代中国民办私立大学的研究 |
(二) 关于私立五华文理学院研究 |
三、研究思路及重难点 |
(一) 研究思路 |
(二) 重点及难点 |
四、论文的创新点与研究方法 |
(一) 创新点 |
(二) 研究方法 |
第一章 办学缘起及沿革 |
第一节 学院办学缘起 |
一、近代云南的高等教育 |
二、学院兴办的背景 |
三、于氏兄弟的舍产办学 |
四、各界人士的积极响应 |
第二节 学院的沿革 |
一、五华学院成立 |
二、学院的发展 |
三、办学结束 |
第二章 办学活动 |
第一节 校务管理及组织机构 |
一、董事会 |
二、组织机构 |
三、五联会 |
第二节 筹资兴学与招生考试 |
一、经费来源 |
二、经费管理及使用 |
三、招生考试 |
第三节 系科设置与教学管理 |
一、系科种类齐全,文科特色明显 |
二、设立《教室日志》,严格教学考核 |
第三章 办学特色 |
第一节 聘任名师,保证教学质量 |
一、聘请大师学者,提高教学质量 |
二、文理相互兼修,培养通识能力 |
第二节 融入地域,立足云南本土 |
一、推进文理研究,成立“两所一会” |
二、结合云南特点,设立“边疆学系” |
三、创办《五华》月刊,研究文史教育 |
第三节 开展活动,建设校园文化 |
一、学术活动众多,文化氛围浓厚 |
二、师生活动多样,校园生活多彩 |
第四章 办学评价及启示 |
第一节 地位及贡献 |
一、致力发展教育,弥补教育空缺 |
二、坚持学术自由,培养民主风气 |
三、立足云南本省,促进文理研究 |
第二节 局限及原因分析 |
一、办学局限 |
二、原因分析 |
第三节 现实启示 |
一、充足的资金来源是基础 |
二、明确的办学宗旨是条件 |
三、稳定的师资队伍是保障 |
四、国家的政策支持是前提 |
结语 |
附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3)南戏百年学术史论(1913-2013)(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南戏学术史的存在事实与研究的学理依据 |
二 南戏学术史的研究现状与治史范式 |
三 南戏学术史的叙史范畴 |
第一编 学术之“势”:南戏在现代学术整体中的进路与呈现 |
第一章 传统至现代的滥觞:从“一个失去的环节”到近代研究范式的初建 |
第一节 蓄意的空白:古代南戏研究巡礼 |
一 双重的枷锁:视为“小道”的戏曲与“重北轻南”的曲学思维 |
二 空白的生成:片面、破碎而单一的古代南戏学术史 |
第二节 剧变与契机:学术语境的现代转型与南戏研究的近代化转向 |
一 调试与顺化:经学的退席与晚近的学术转关 |
二 价值的重估:“小说界革命”与民间通史文艺社会价值的凸显 |
三 社会到学术:近代教育体制的建立与民间文艺学理价值的发掘 |
四 底色与分化:民俗学背景中生成的近代南戏研究 |
第三节 学人与学科:第一代戏曲学人与近代南戏研究范式的初建 |
一 大家之师:吴梅的曲体研究与现代南戏学谱的编织 |
二 以治经法以治曲:姚华的曲本考订与南戏辑佚之风的肇始 |
三 史述与“现代性”:王国维的戏曲史书写与近代南戏研究范式的生成 |
第二章 剧学中的意义凸显:内外向的双重探原与研究的专门化 |
第一节 双向的体认:戏曲艺术成就的世界认同与学术价值的专学化 |
一 “整理国故”运动的发起与通俗文艺研究的深入 |
二 海外演出的热潮与传统戏曲的世界性认同 |
三 现代戏曲教育研究机构的建立与专业学术期刊的创办 |
第二节 内向的搜求:剧目曲文的辑佚与的南戏学科肌理的构建 |
一 从青木正儿到郑振铎:姚华之后的践行者 |
二 钱南扬、赵景深与冯沅君:南戏辑佚三大家 |
三 宗志黄与“休休”:学案中遗落的重要缺页 |
第三节 外向的理路:“印度戏剧输入说”的生发与南戏史述模式的完型 |
一 默转潜移的学术语境:晚近佛学的复兴到中印比较文艺研究的兴起 |
二 文化地缘的阐释依据:“文化移动论”的建构至“印度水路”的描绘 |
三 专门化的另一条路径:“输入说”的衍化与现代南戏史述模式的完型 |
第三章 “一元”与“多元”:二十世纪下半叶研究的转型与重构 |
第一节 政治与文艺:戏剧及其研究发展进程中的二次蜕变 |
一 政治主体性的逐渐渗透:从“革命文学”的论争到左联的文艺理论实践 |
二 被立定的方向:《讲话》的发表与文艺对政治范畴的体认 |
三 转变的酝酿:戏曲创作与批评方式的变革与第二次的研究转向 |
第二节 “坚守”与“失落”的临界:《琵琶记》大讨论的因果及学史意义 |
一 “讨论”的起因:遗产价值的阐述与戏曲自我发展的实际需求 |
二 对学术主体性的坚守:“大讨论”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迎合与疏离 |
三 无力抗争的学术失落:从短暂的高峰向政治一元化的滑落 |
第三节 对传统的追忆与解构:新时期的学科发展与理念更迭 |
一 历史的回溯:传统、系谱与学术共同体 |
二 后现代的逻辑:交叉、解构与多元化 |
第二编 史述之“度”:南戏学术概念及范畴的历史言说 |
第四章 “格局”与“视角”:史着中的南戏书写 |
第一节 “格局”的映现:文学史中的南戏 |
一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确立的过程与最初的标尺 |
二 政治修辞与模式固化:“十七年”及之后文学史中的南戏 |
第二节 “视野”的表达:戏曲史中的南戏 |
一 从青木正儿到周贻白:“文”史与“剧”史的胶着与渐进 |
二 专题与视角:通史的分野与多元化的视阈 |
第五章 自我范畴的确认:关于南戏史的研究 |
第一节 南戏形成之时间:史料解读方式变化而导致的差异与“前移” |
一 “古于北曲”的模糊推定 |
二 “徐说”与“祝说”的择取 |
三 “酝酿期”的折衷与兼容 |
四 “宣和、淳熙之前”的推移与假设 |
第二节 南戏源起之地点:“一点”与“多点”的争执 |
一 “温州源起说”的渊源及确立 |
二 “多点起源说”的提出与争议 |
第三节 南戏艺术之源头:众说纷纭的迷雾 |
一 宋杂剧说 |
二 诸宫调说 |
三 傀儡戏说 |
四 民间剧曲说 |
五 宗教仪式说 |
第四节 南戏的发展与流变:一度失去的“中间” |
一 元代南戏研究的误区与纠正 |
二 南戏声腔流变研究的停滞与发展 |
第五节 南戏历史的下限:界断的难明与合法性的质疑 |
一 以元明代季更迭为界限 |
二 以创作主体的身份为依据 |
三 以昆剧的兴起为标志 |
四 “演进期”的界限代替 |
第六章 “史述”与“名定”:“史述”中的称谓释读与南戏学科概念的嬗递 |
第一节 碎片下的逻辑:古人对南戏名称的记载及其背后的概念认知 |
第二节 分蘖式的关联:南戏名称的近代审视与南戏概念的立体化重构 |
第三节 整合中的正名:辨证中的概念群集与南戏学科意义的完全形成 |
第三编 审视之“维”:现代南戏研究的空间与层次 |
第七章 研究的“基本面”:作为文献的南戏 |
第一节 剧本文献的发现与南戏史研究的深入 |
一 《永乐大典戏文三种》的流回及其文献价值 |
二 南戏地方戏文本的发掘与新的研究视点 |
第二节 曲谱、曲选的发掘与南戏辑佚的进展 |
一 《九宫正始》、《寒山堂曲谱》的发现与戏文辑佚的阶段性完成 |
二 明曲选的整理、刊行与新时期的南戏辑佚 |
第三节 文物形态的泛起与研究领域的再延伸 |
一 现代文史研究中的文物传统与戏曲文物学的先声 |
二 刘念兹等人的田野工作与南戏文物概念的成型 |
三 文物视阈下南戏研究领域的延展及分化 |
第八章 表演的形态与场域:作为舞台艺术的南戏 |
第一节 传统曲学的末梢:以“曲唱”为主体的音乐研究 |
一 吴梅的曲律研究与古典曲学“音乐性”的传承 |
二 从“曲律”到《曲体研究》:吴梅的学脉与南戏曲体研究的系统化 |
第二节 从“场上”到“舞台”:现代剧场理论的介入与“舞台艺术”概念的成型 |
一 学人的剧场实践与现代南戏“演剧”研究的萌生 |
二 “排场”与“作场”:传统知识体系中南戏演出形制的解读 |
三 西方剧场艺术视阈下“舞台艺术”概念的确立及研究的发展 |
第九章 “日常”与“非日常”的空间:作为社会结构与行为的南戏 |
第一节 向上的路标:上层建筑“机能”的解读与社会结构中的南戏 |
第二节 向下的指针:南戏研究向“民间立场”的回归与内化 |
一 溯源与回归:“民间性”话语的内置与研究理念的民俗学回摆 |
二 田仲一成笔下的祭祀与演剧:南戏与乡村组织及民俗行为的同质化 |
余论:南戏学术史的形态与研究的“走出去”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本人出版或公开发表的论文及参与课题 |
附录一 :南戏研究发展年谱(1913-2012) |
附录二 :百年南戏研究文献索引(1913-2012) |
后记 |
(4)改革开放以来党内集中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论文创新点摘要 |
导论 |
一、论文选题的依据和研究意义 |
(一)选题缘由 |
(二)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论文研究方法 |
(一)文献阅读法 |
(二)比较分析法 |
(三)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方法 |
四、论文结构及创新点 |
(一)论文结构 |
(二)创新点 |
第一章 党内集中教育的基本理论 |
一、党内集中教育的一般理论 |
(一)党内集中教育的基本定义 |
(二)党内集中教育的指导要求 |
(三)党内集中教育的主要内容 |
(四)党内集中教育的主要特征 |
(五)党内集中教育的主要功能 |
二、党内集中教育的理论基础 |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建设和党的教育理论 |
(二)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建设和党的教育理论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开展党内集中教育的必要性 |
一、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要求 |
(一)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需要 |
(二)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是保持党的纯洁性的需要 |
二、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是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优良传统 |
(一)党内集中教育汲取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 |
(二)改革开放之前党内集中教育在加强党的建设上成效显着 |
(三)改革开放之后党内集中教育在加强党的建设上开创新局面 |
三、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是党回应时代诉求的客观需要 |
(一)党内集中教育提高党应对“四个考验”的能力 |
(二)党内集中教育提高党化解“四个危险”的能力 |
(三)党内集中教育提高党所必需的“四自能力” |
四、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是解决党的建设两大历史性课题的重要途径 |
(一)党内集中教育有助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
(二)党内集中教育有助于提高党的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党内集中教育的历史回顾 |
一、党的十八大之前党内集中教育开展情况 |
(一)全面整党活动 |
(二)“三讲”教育活动 |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 |
(四)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 |
(五)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
(六)创先争优活动 |
二、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集中教育开展情况 |
(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
(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
(三)“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党内集中教育所取得的主要成就 |
一、党内集中教育推进党的思想建设 |
(一)党内集中教育推进党的理论武装工作 |
(二)党内集中教育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俱进 |
二、党内集中教育推进党的组织建设 |
(一)党内集中教育完善民主集中制建设 |
(二)党内集中教育巩固党的基层组织基础 |
(三)党内集中教育强化干部队伍建设 |
(四)党内集中教育促进党员队伍建设 |
三、党内集中教育推进党的作风建设 |
(一)党内集中教育端正党的思想作风 |
(二)党内集中教育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 |
(三)党内集中教育改进党的工作作风 |
(四)党内集中教育优化党的领导作风 |
(五)党内集中教育纯洁干部生活作风 |
四、党内集中教育促进党的反腐倡廉建设 |
(一)党内集中教育促进干部清正 |
(二)党内集中教育促进政府清廉 |
(三)党内集中教育促进政清气正 |
五、党内集中教育推进党的制度建设 |
(一)党内集中教育高度重视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 |
(二)党内集中教育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 |
第五章 改革开放以来党内集中教育的成功经验 |
一、开展党内集中教育要坚持方向性与现实性相统一 |
(一)开展党内集中教育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
(二)开展党内集中教育要体现时代特征 |
(三)开展党内集中教育要结合党内实际 |
二、开展党内集中教育要坚持限定性与灵活性相统一 |
(一)开展党内集中教育要做好顶层设计 |
(二)开展党内集中教育要尊重基层首创精神 |
(三)开展党内集中教育要实现上下良性互动 |
三、开展党内集中教育要坚持普遍性与针对性相统一 |
(一)开展党内集中教育要突出重点对准焦距 |
(二)开展党内集中教育要把普遍要求和分类指导有机结合 |
(三)开展党内集中教育要敞开大门相信群众 |
四、开展党内集中教育要坚持时效性与可持续性相统一 |
(一)开展党内集中教育要明确教育目标 |
(二)开展党内集中教育要实现知行合一 |
(三)开展党内集中教育要坚持从严从实 |
(四)开展党内集中教育要推行建章立制 |
第六章 改革开放以来党内集中教育存在的问题分析 |
一、党内集中教育存在的一般性问题 |
(一)党内集中教育存在开展不平衡现象 |
(二)党内集中教育存在形式主义现象 |
(三)党内集中教育存在问题整改不彻底现象 |
二、缺乏长效机制建设是党内集中教育存在的突出问题 |
(一)党内集中教育动员机制不完善 |
(二)党内集中教育执行机制不到位 |
(三)党内集中教育考评机制不健全 |
(四)党内集中教育整改落实机制不完备 |
(五)对党内集中教育常态化认识不充分 |
第七章 建立党内集中教育长效机制的思考 |
一、建立党内集中教育长效机制的重要性 |
(一)建立长效机制可以固党内集中教育成效之根本 |
(二)建立长效机制可以保党内集中教育成效之长久 |
(三)建立长效机制可以解党内集中教育成效之症结 |
二、建立党内集中教育长效机制的前提条件 |
(一)建立党内集中教育长效机制的政治基础 |
(二)建立党内集中教育长效机制的实践要求 |
(三)建立党内集中教育长效机制的逻辑前提 |
(四)建立党内集中教育长效机制的根本保障 |
三、建立党内集中教育长效机制的具体措施 |
(一)建立党内集中教育领导管理机制 |
(二)建立党内集中教育运作预警机制 |
(三)建立党内集中教育保障激励机制 |
四、建立党内集中教育长效机制需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
(一)处理好集中教育与经常性教育的关系 |
(二)处理好抓“关键少数”与全体党员的关系 |
(三)处理好思想建设与制度建设的关系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作者简介 |
(5)中国城市法治发展可比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一、问题的提出与界定 |
二、文献综述 |
三、研究意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第二章 我国城市法治发展可比的基础 |
第一节 城市与法治发展 |
一、城市革命与制度变迁 |
二、城市与法治生成 |
三、城市法治发展的特点 |
第二节 西方城市法治发展的演进史 |
一、古希腊城邦:法治的源泉 |
二、中世纪自治市:法治的兴起 |
三、近现代城市:法治的发展 |
四、小结 |
第三节 我国城市法治发展的特殊性 |
一、我国法治的兴起 |
二、城市法治发展的特点 |
三、城市法治发展的路径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我国城市的法治发展模式 |
第一节 构建型法治的形成原因 |
一、历史因素:城市的权力基因 |
二、体制因素:官僚的社会统治 |
三、社会因素:单位制的城市管理 |
四、思想因素:极端现代主义的影响 |
第二节 构建型法治的运作模式 |
一、城市法治发展的现实基础 |
二、城市法治建设的具体方式 |
三、影响城市法治发展的因素 |
第三节 比较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
一、构建型法治比较的必要性 |
二、构建型法治比较的可行性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我国城市法治发展可比的内容 |
第一节 可比内容的形成 |
一、法治视野下的城市生活 |
二、我国法律权威的生成条件 |
三、法治指数的共性 |
第二节 权力制约的可比路径 |
一、我国权力制约的困境 |
二、重新认识权力 |
三、权力制约的地方实践 |
第三节 权利实现的可比路径 |
一、变异的权利实现路径 |
二、重新认识权利 |
三、权利实现的地方实践 |
第四节 法治建设工作方式的可比路径 |
一、比较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
二、比较工作方式的重要性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结语 |
参考文献 |
一、着作文献 |
二、期刊文献 |
三、硕博士论文 |
四、外文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附件 |
(6)通州范氏家族文学与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导论 |
一、研究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内容 |
四、研究方法 |
第一章 通州范氏家族文学谱系 |
一、家族谱系简表 |
二、家族人物小传 |
三、家族着述知见 |
四、家族文学脉络 |
五、家族独特之处 |
第二章 通州范氏家族文化生态 |
第一节 世变时风 |
一、社会政治深刻影响 |
二、家族成员与世推移 |
三、文学思想与时俱进 |
第二节 地域文化 |
一、襟江负海的地理位置 |
二、蒸蒸日上的文教事业 |
三、繁富多元的艺文成就 |
第三节 家族氛围 |
一、重视教育 |
二、文化联姻 |
三、诗歌唱酬 |
四、文学切磋 |
五、文献积累 |
第三章 范仲淹对通州范氏家族文化精神的影响 |
一、家族意识 |
二、社会担当 |
三、艺文修养 |
四、家风传承 |
五、教育心志 |
六、立身品节 |
第四章 铨曹特精衡鉴,林壑独励风裁——晚明范凤翼研究 |
第一节 范凤翼诗文集版本及作品流传研究 |
一、作品版本 |
二、后世流传 |
第二节 范凤翼诗歌创作研究 |
一、直面现实,题材丰富 |
二、陶写性情,真挚感人 |
三、雄奇阔大,自然流畅 |
四、各体兼备,求新求变 |
第三节 范凤翼刻书考论 |
一、刻书考 |
二、刻书论 |
第四节 范凤翼非“东林人物”辨 |
一、政治作为 |
二、社会交往 |
三、立身原则 |
四、党争态度 |
第五节 范凤翼的结社活动及其社集特征 |
一、范凤翼结社活动考 |
二、范凤翼结社活动论 |
第五章 翩翩浊世佳公子,只属扬州范十山——清初范国禄研究 |
第一节 范国禄着述版本及流传考述 |
一、范国禄诗集版本及其流传 |
二、范国禄文集版本及其流传 |
三、范国禄诗文总集及其流传 |
四、范国禄杂着版本及其流传 |
第二节 范国禄书刻序言考述 |
一、对了解范氏刻书内容提供了具体材料 |
二、对确定范氏刻书时间提供了可靠信息 |
三、对评价范氏诗文成就提供了多重借鉴 |
四、对了解范氏生平遭遇提供了重要旁证 |
五、对深化清初文人研究提供了宝贵文献 |
第三节 通州文学总集的开山之作——范国禄《狼五诗存》考述 |
一、编纂过程 |
二、选录对象 |
三、编排体例 |
第四节 范国禄诗学思想研究 |
一、功能论 |
二、创作论 |
三、主体论 |
第五节 范国禄诗歌研究 |
一、生平际遇 |
二、诗歌题材 |
三、艺术风格 |
第六节 范国禄词学研究 |
一、词学活动 |
二、词学思想 |
第七节 范国禄交游考述 |
一、遗民志士 |
二、当朝官吏 |
三、布衣文人 |
第六章 能教天下翕然变,岂谓其文穷始工——晚清范当世研究 |
第一节 范当世着述版本考述 |
第二节 范当世诗学思想研究 |
一、瓣香前哲无休歇 |
二、有我在,有当时在 |
三、积气成华人群卑,变幻吐纳云烟垂 |
四、几个审美范畴 |
第三节 范当世诗歌艺术研究 |
一、以文为诗,无施不可 |
二、多方师承,风格鲜明 |
三、崇尚新奇,独树一帜 |
四、锻炼字句,多用典故 |
第四节 论杜甫对范当世诗歌创作的影响 |
一、范当世诗歌对杜诗的引用与借鉴 |
二、诗歌主题一脉相承 |
三、技巧风格隔代响应 |
四、相似的创作背景和命运经历 |
第五节 范当世悼亡文学研究 |
一、吴氏其人,德艺双全 |
二、沉痛哀悼,愧悔由衷 |
三、追忆过往,深情缅怀 |
四、图画遗照,广泛徵咏 |
五、迫改初衷,不忘故人 |
第六节 范当世、姚倚云婚姻研究 |
一、成婚始末——好事多磨、一波三折 |
二、家庭生活——孝悌传家、满室春和 |
三、夫妻感情——志同道合、如鼓琴瑟 |
四、社会交往——身份多元、相得益彰 |
五、教育之业——前赴后继、矢志不渝 |
第七节 范当世交游考述 |
一、刘熙载 |
二、张裕钊 |
三、吴汝纶 |
四、李鸿章 |
五、陈三立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7)清末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中传统文化选择的价值趋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一) 研究缘由 |
(二) 研究意义 |
二、研究综述 |
(一) 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
(二) 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
三、概念界定 |
(一) 传统文化选择 |
(二) 中学国文教科书 |
(三) 价值趋向 |
四、研究方案 |
(一) 研究对象 |
(二) 研究思路 |
(三) 研究方法 |
五、创新与不足 |
(一) 创新之处 |
(二) 不足之处 |
第二章 清末“中体西用”文化选择下中学堂国文教科书价值趋向的近代化转型 |
第一节 清末民族危机在传统文化选择过程中的意识更迭 |
一、教育现状迫使对传统文化选择的“文化反省” |
二、新教育思想催促对传统文化选择的“文化自觉” |
三、革新举措导致对传统文化选择的“文化断层” |
第二节 清末中学堂国文教科书在传统文化选择近代化过程中的历史踪迹 |
一、中国古代传统文学教材与近现代语文教科书的同源异流 |
二、编审制与首部国文教科书对传统文化选择的制度与现实回应 |
三、中学国文教科书相对缩水与传统文化选择差异的深层呈现 |
第三节 清末国文课程在传统文化选择中文学服膺于实用的价值趋向 |
一、修身科和国文科的渐次导入与传统经学教育的价值趋向转型 |
二、“范文学教育”向“文学教育”课程体系转型的价值趋向 |
三、“八目教育”定位近代国文课程对传统文化选择的基本规格 |
第四节 清末国文教科书中传统文化选择的价值凝结 |
一、吴曾祺版《国文教科书》的基本情况 |
二、吴曾祺版《国文教科书》的内容统计和数据分析 |
三、吴曾祺版《国文教科书》的文本透视 |
本章小结 秋风不惊堂前雁 夕阳仍恋路旁鸦 |
第三章 民国时斯“现代多元”文化选择下中学国文教科书价值趋向的现代化转型 |
第一节 民国期间革新气象与传统文化选择的重构轮回 |
一、新教育制度的确立与传统文化现代化选择的“文化巩固” |
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与传统文化现代化选择的“文化狂飙” |
三、三十年代文化思想的繁荣与传统文化现代化选择的“文化重构” |
第二节 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在传统文化选择现代化过程中的历史踪迹 |
一、中国近代教科书的成长与中国现代语文教科书发展的波澜壮阔 |
二、国审制和首部现代语文教科书对传统文化选择的制度与现实回应 |
三、中学国文教科书的多样繁荣与传统文化选择纵深发展的深层呈现 |
第三节 现代语文课程在传统文化选择上文学服膺于科学的价值趋向 |
一、传统文化选择中的“问题之争”与语文课程早期的大众化方向 |
二、传统文化选择的“运动之兴”与语文教育早期的科学化路径 |
三、“修身”的演进与民国时期教科书科学化的反思 |
第四节 民国时期国文教科书中传统文化选择的价值凝结 |
一、叶圣陶版《国文百八课》的基本概况 |
二、叶圣陶版《国文百八课》的内容统计和数据分析 |
三、叶圣陶版《国文百八课》的文本透视 |
本章小结 孔雀东南飞 五里一徘回 |
第四章 清末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中传统文化选择价值趋向的当代启示 |
一、清末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是现代语文教科书传统文化选择的历史之鉴 |
二、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价值趋向是语文教科书传承民族文化的根本 |
三、兼容多元文化价值趋向且凝结民族之魂是语文教科书未来发展的方向 |
四、基于严凌君语文教育读本的思考 |
结语 历史:过去—现在——未来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8)新中国文学新人培养机制研究 ——从文学研究所到鲁迅文学院(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第一章 共和国意识形态和文学制度设计 |
第一节“文学大一统”时代里的“文学新人” |
第二节“文化领导权”语境下的“新人培养”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文学研究所创办溯源 |
第一节 文研所与延安鲁艺 |
一、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和特别优待 |
二、师资队伍和招生方式 |
三、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 |
四、尝试改变办学方式 |
第二节 文研所与高尔基文学院 |
一、文研所对高尔基文学院的借鉴 |
二、文研所对高尔基文学院的“创新” |
第三节 文学研究所与丁玲 |
一、为何选择丁玲? |
二、创办文学研究所 |
三、主政文研所的厄运 |
四、平反后的丁玲与文研所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文学研究所的建立和发展 |
第一节 文研所的筹备与成立 |
一、文研所的筹备 |
二、文研所的成立与倒掉 |
第二节 文讲所的恢复与鲁迅文学院的成立 |
一、文讲所的恢复 |
二、鲁迅文学院的成立 |
第三节 鲁院的办学环境 |
一、朴素而典雅的鼓楼东大街 |
二、艰苦而有趣的朝阳区党校和职工大学 |
三、素雅而偏远的八里庄 |
第四节 鲁院的学习风气 |
一、活跃的课堂 |
二、多彩的课外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不同办学时期新人培养的情况 |
第一节 文学研究所时期 |
一、文研所招生特点 |
二、在办学中发展 |
第二节 文学讲习所时期 |
一、停办之前的文讲所 |
二、恢复工作以后的文讲所 |
第三节 鲁迅文学院时期 |
一、进修班:八十年代鲁院办学形式 |
二、与高校合作办学 |
三、多样化办班:九十年代鲁院的招生办学 |
四、高研班:新世纪鲁院的招生办学 |
第四节 不同时期的对比与渐变 |
一、文研所时期 |
二、文讲所向鲁院过渡时期 |
三、九十年代 |
四、新世纪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新人培养的方法和途径 |
第一节 文学研究所时期 |
一、理论学习 |
二、社会实践 |
第一节 文学讲习所时期 |
一、文讲所前期 |
二、文讲所后期 |
第三节 鲁迅文学院时期 |
一、八十年代 |
二、九十年代及新世纪初期 |
三、新世纪高研班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鲁院文学新人培养的成效与影响 |
第一节 从对作家队伍的影响到体制的认可和学员的评价 |
一、对中国当代作家队伍的建设的影响 |
二、体制的认可和学员的评价 |
第二节 从小鲁院到大鲁院:地方对鲁院培养模式的复制 |
一、各地对鲁院的模仿和复制 |
二、文学院院长联席会议 |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鲁迅文学院新人培养的未来趋势及其对策 |
第一节 一种新的理论的生成:创意写作视域下的文学新人培养 |
一、文学新人培养的可行性 |
二、中国创意写作方兴未艾 |
第二节 一个新的培养路径:可借鉴的爱荷华大学创意写作系统 |
一、爱荷华大学创意写作的发展成就 |
二、鲁院借鉴创意写作的基础与前景 |
本章小结 |
附录 |
一、鲁院更名后开展的文学活动 |
二、历届高研班学员名单 |
三、鲁迅文学院讲义一览表 |
四、鲁迅文学院历届主要负责人任职简表及简历 |
五、鲁迅文学院主要授课教师名单 |
六、史料 |
七、鲁迅文学院建院六十周年访谈录 |
八、鲁迅文学院办班名录(1950年—2014年) |
九、鲁迅文学院学员问卷调查 |
主要参考文献 |
一、着作 |
二、期刊 |
后记 |
致谢 |
(9)改革开放以来湖南高等教育发展研究(1978-) ——基于若干重要问题的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及其研究意义 |
二、选题研究时限及相关概念的界定 |
三、研究现状及述评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五、创新之处与不足 |
第一章 改革开放以来湖南高等教育的历史演进 |
第一节 湖南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生态 |
一、根基:改革开放前湖南高教发展的历史概况 |
二、氛围:“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社会生态的确立 |
三、压力:改革开放初湖南人才缺乏的严峻事实 |
四、保障:制定多方位推进高教发展的法律法规策 |
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来湖南高等教育的历史演进 |
一、湖南高教的拨乱反正时期(1978—1984) |
二、湖南高教的探索改革时期(1985—1991) |
三、湖南高教的深化改革时期(1992—1998) |
四、湖南高教的“弯道超车”时期(1999—至今) |
第二章 湖南高校办学定位探究——兼论特色人才之培养 |
第一节 办学定位:湖南高校发展之“瓶颈” |
一、高等教育发展的问题丛生 |
二、办学定位:湖南高等教育发展之“瓶颈” |
第二节 办学定位与人才培养 |
一、办学定位:一种历史的动态系统 |
二、典型案例:湖南大学的人才培养特色 |
第三节 湖南高校办学定位中的问题表征——基于18所本科院校发展规划文本的分析 |
一、发展规模上“求大、求全” |
二、发展目标上“求高、求综” |
三、学科发展上“大干、快上” |
四、专业设置上“模仿、趋同” |
第四节 湖南高校办学定位之路径选择 |
一、基本要求:精准适中 |
二、湖南高校办学定位之可行路径 |
第三章 湖南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湖湘文化互动探析 |
第一节 湖南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之互动发展 |
一、高等教育与经济增长的逻辑关联 |
二、湖南高校资源地理分布的描述 |
三、经济视域下湖南高校存在问题及其归因 |
四、“两型社会”背景下高等教育发展之路径 |
第二节 湖南高等教育与湖湘文化的交互耦合 |
一、湖湘文化及其内涵 |
二、湖湘文化与湖南高等教育的交互耦合 |
第四章 湖南高等教育与社会流动关系探究 |
第一节 社会流动的相关理论阐释 |
一、社会流动的概念 |
二、社会流动的类型 |
三、社会流动的功能 |
第二节 高等教育与社会流动的宏观解析 |
一、高等教育与社会流动的关系 |
二、建国以来高等教育与社会流动关系的历史变迁 |
第三节 湖南高等教育与社会流动的微观探析——以湖南理工学院(岳阳师专)为例 |
一、确定调查对象的依据 |
二、三个典型案例分析 |
第五章 湖南高等教育公平问题探析 |
第一节 公平及高等教育公平的涵义 |
一、公平的涵义 |
二、高等教育公平的意蕴 |
第二节 湖南高等教育不公平的现状考察 |
一、高等教育不公平之表征 |
二、湖南高等教育的起点不公 |
三、湖南高等教育的过程不公 |
第三节 湖南高等教育公平路径之构建 |
一、国家政策层面 |
二、民众自身层面 |
第六章 湖南高等教育之比较分析:若干指标的对比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前、后湖南高教发展之比较 |
一、教育属性:从“政治属性”转为“多重属性” |
二、人才培养:从“专才”转向“通才” |
三、战略地位:从“从属地位”转为“战略地位” |
四、管理体制:从“高度集中”转向“自主办学” |
五、发展模式:从“粗放式”转向“内涵式” |
六、投资方式:从“统收统支”转向“成本分担” |
第二节 湘鄂赣高等教育之比较分析:若干指标的对比 |
一、湘鄂赣三地比较之缘由 |
二、湘鄂赣高等教育若干指标之比较 |
第三节 改革开放以来湖南高等教育发展之特征 |
一、起步晚,发展快,高校数量多,教育总量大 |
二、民办高校创办最早,发展迅速,影响全国 |
三、湖南女性高等教育颇具特色,走在全国前列 |
四、湖南高等教育与湖湘文化良性互动 |
五、湖南高等教育与湖南经济发展稳步协调 |
第七章 改革开放以来湖南高等教育发展的绩效探析 |
第一节 湖南高等教育发展宏观成效之表征 |
一、形成主动适应经济发展要求的学科体系 |
二、高校地理布局日趋合理,与经济发展基本协调 |
三、高等教育各项改革齐头并进,有序推进 |
四、师资队伍不断壮大,教师素质显着擢升 |
五、高校创新能力与社会服务能力双提升 |
第二节 湖南高等教育发展绩效的微观解析——以吉首大学为例 |
一、选择吉首大学的理由阐释 |
二、吉首大学办学绩效之描述 |
第三节 湖南高等教育发展成效评价 |
一、湖南高等教育发展之整体评估 |
二、湖南高等教育取得辉煌业绩之缘由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10)英语中的汉语借词研究 ——接触语言学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内容 |
1.4 研究方法 |
1.5 论文结构 |
第二章 英语中的汉语借词研究概览 |
2.1 借词定义 |
2.1.1 借词的术语 |
2.1.2 借词的界定 |
2.2 国内汉语借词研究 |
2.3 国外汉语借词研究 |
2.4 小结 |
第三章 接触语言学视域下的借词理论 |
3.1 接触语言学简介 |
3.1.1 术语来源 |
3.1.2 研究历史 |
3.1.3 概念界定 |
3.2 借词理论综述 |
3.2.1 Whitney 的“借用等级”论 |
3.2.2 Saussure 的借词“外部要素”论 |
3.2.3 Sapir 的借词“文化”论 |
3.2.4 Bloomfield 的借词“二元”论 |
3.2.5 Haugen 的借词“复制再生”论 |
3.2.6 Weinreich 的借词“社会”论 |
3.2.7 Cannon 的借词“同化等级”论 |
3.2.8 Thomason & Kaufman 的借用“触变类型”论 |
3.3 小结 |
第四章 前借词研究 |
4.1 国内刊物翻译策略:归化 |
4.2 国外刊物翻译策略:异化 |
4.3 原因与对策 |
4.4 小结 |
第五章 词典借词研究 |
5.1 音译借词 |
5.2 混合借词 |
5.2.1 派生 |
5.2.2 复合 |
5.3 义借词 |
5.3.1 引申 |
5.3.2 仿译 |
5.4 小结 |
第六章 后造词研究 |
6.1 英语新造词 |
6.2 英汉新造词 |
6.3 汉语新造词 |
6.4 小结 |
第七章 结语 |
7.1 研究总结 |
7.2 研究启示 |
7.2.1 对汉语英译的启示 |
7.2.2 对词汇教学的启示 |
7.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致谢 |
四、“三讲”教育带来我院的巨变——十七项历史性突破(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共产党原初价值理念实现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D]. 王增国. 中国矿业大学, 2018(09)
- [2]南天兴学—云南私立五华文理学院研究[D]. 白亚辉. 云南大学, 2018(01)
- [3]南戏百年学术史论(1913-2013)[D]. 浦晗. 苏州大学, 2018(12)
- [4]改革开放以来党内集中教育研究[D]. 乔仁桂.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2017(07)
- [5]中国城市法治发展可比性研究[D]. 李乾. 华南理工大学, 2016(05)
- [6]通州范氏家族文学与文化研究[D]. 陈晓峰. 扬州大学, 2015(04)
- [7]清末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中传统文化选择的价值趋向研究[D]. 吴婷婷. 陕西师范大学, 2015(03)
- [8]新中国文学新人培养机制研究 ——从文学研究所到鲁迅文学院[D]. 刘业伟. 上海大学, 2015(02)
- [9]改革开放以来湖南高等教育发展研究(1978-) ——基于若干重要问题的探析[D]. 刘小华. 湖南师范大学, 2014(09)
- [10]英语中的汉语借词研究 ——接触语言学视角[D]. 陈胜利. 苏州大学, 201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