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务之急:增加货币供应量（论文文献综述）
柏栋皓[1]（2020）在《我国经济虚拟化对高货币化率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货币化率指标是由Mckinnon于1973年提出,用来衡量一国在一定时期内金融深化程度。在过去近三十年间,我国货币化率几乎一直处于高速增长状态。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我国货币化率更是出现了畸高的增长态势,这不禁让国内外众多经济学者担忧货币超发、通货膨胀以及金融危机等问题。同时,近年来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出现了脱实向虚的现象,相较于实体经济的长期低迷,我国虚拟经济呈现出快速发展态势。一方面,以金融业以及房地产业为主的虚拟经济部门所创造的GDP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日益增多,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另一方面,金融危机之后我国虚拟经济部门的自我循环趋势日益加剧,大量货币资金流向虚拟经济部门并在其中空转套利。因此,本文结合上述两个重要经济现象,尝试从经济过度虚拟化的角度探究其对我国高货币化率的影响,为引导我国经济更好地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依据,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以及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在我国高货币化率的背景下探究了近年来不同层次的货币增幅情况,并结合同期虚拟经济部门快速发展的态势,认为我国持续畸高的货币化率与当前的经济虚拟化密不可分。其次,本文从逻辑上分析了经济虚拟化对高货币化率的影响机制,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源于虚拟经济特殊的创造GDP机制。本文通过对比实体经济部门发现,虚拟经济部门可以通过货币直接创造GDP,其创造机制脱离了物质生产的过程,导致虚拟经济部门创造的GDP仅占其使用资金的很小比例。这就意味着虚拟经济部门单位货币创造GDP的效率相对较低,从而认为虚拟经济部门创造GDP占比的增多必然会带来货币化率的提高,历史的相关数据以及模型推导也支持了本文这一判断;二是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严重阻碍了我国货币资金的传导机制。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虚拟经济部门与实体经济部门的利润率差值开始凸显。大量货币资金出于逐利性而偏好流向以金融业以及房地产业为主的虚拟经济部门,并在系统内部空转套利,导致我国实体经济部门实际货币供应量减少,进而影响了全社会的货币流通速度。并根据货币数量方程式得出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必然增加货币需求,从而促使我国货币化率进一步升高。为了更好地验证这一结论,本文通过建立VAR时间序列模型对此进行了计量分析。从脉冲响应结果图可知,我国房地产贷款余额、商业银行同业存放额以及证券市场总市值的增加都会对我国货币流通速度产生显着地负向冲击,且在初期尤为剧烈。同时,从方差分解图中可知,上述三个变量对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的持续下降也具有充分的解释力度,实证结果符合本文预期。最后,本文为了更好地引导我国经济运行减缓过度虚拟化,使虚拟经济回归到服务实体经济本质职能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主要包括以下三点:（1）优化银行信贷流向,缓解实体经济融资困难;（2）完善金融机构监管机制,严禁资金在金融系统空转套利;（3）加强对房地产市场调控,避免土地住房过度货币化。
王冕[2]（2020）在《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及其组合有效性的实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财政和货币政策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在长期调控过程中,经济社会形成了一个有序的政策传导机制,将政策传导到实体经济中并产生了预期的政策效果。但自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产能过剩等结构性问题突出,社会全面开展供给侧改革,各种经济问题亟待解决,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配合以实现最优的经济效益成为当务之急。因此本文对我国财政政策及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效应进行了深度分析,以明确政策与宏观经济间的作用关系。首先,采用交叉回归分析及格兰杰检验等方法分析了财政支出政策及税收政策的周期性和有效性,结果发现:我国的财政政策中,政府支出政策呈现出顺周期性,税收政策呈现出逆周期性。然而顺周期的财政政策无法有效稳定宏观经济波动,抵御风险能力弱,因此政府要做出相应的调整,首先要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其次,可以改进财政政策决策机制,另外预算管理体系的完善也至关重要。然后,本文基于TVP-VAR模型,对比分析货币供应量同比增速和名义利率这两种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对宏观经济的作用机制,得到以下结论:在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方面,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名义利率的调控更为稳健;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面,名义利率对实体经济增长的调控效应也比较显着,数量型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周期则显得过长,因此已不适宜单独作为调控宏观经济的货币中介指标。然而需要指出,目前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及利率走廊机制搭建尚未完成,在现阶段的经济转型时期,单一的货币政策工具未必能达到多重宏观调控目标,中介目标应向混合型中介工具倾斜,在提升货币供应量有效性的基础上,加快建立健全完善的利率市场化体系。最后通过构建VAR模型,对我国不同经济形势下财政货币政策组合进行识别,并对财政货币政策有效性进行研究,主要得出以下几点结论:两大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密切,经济下行伴随着“松财政、紧货币”的政策组合,经济上行伴随着“紧财政、松货币”的政策组合;扩张性财政政策在短期可刺激经济增长,长期会因“挤出效应”、赤字过多有损经济增长,扩张的货币政策短期有助于经济增长,但长期也会导致物价上涨,损害经济增长。然而需要指出,现阶段使用单一的政策不能实现多重调控目标,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对经济运行至关重要,因此在政策制定时要全面衡量政策目标及效果,并在政策实施部门之间建立互联互通机制。
张莹[3]（2020）在《系统性风险情境下中国货币政策稳定化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全球金融危机（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GFC）的爆发引发了对稳定化政策（Stabilization Policy）的反思,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对货币政策稳定化效应的重新评估。危机前,学术界和货币政策制定者对货币政策的共识是只需盯住价格稳定,而不必对信贷和资产价格等金融因素进行应对。GFC的爆发令他们重新考虑金融体系的复杂性和作用。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的动态演进是永恒的存在。这一反思是颠覆性的,GFC爆发前的主流经济理论建立在理性预期假说和有效市场假说之上,认为金融市场是完全的,不存在金融摩擦,从而稳定化效应分析并未考虑金融体系风险因素。然而,金融体系会内生地产生系统性风险,经济上行时期,金融部门通过提高杠杆率和过度风险承担（Risk-taking）造成系统性风险的积聚,增加了信贷供给,也推动了经济周期的繁荣,此时系统性风险往往被低估;而经济下行期,系统性风险显现,金融部门陷入普遍的去杠杆和避免风险承担,信贷供给减少,进一步放大了衰退,极端情况便是金融危机。随着对系统性风险的深入认识,传统货币政策稳定化效应的分析和结论难以直接应用于危机后的政策实践,中央银行面临货币政策无法有效稳定经济的困境。这是由于传统货币政策稳定化效应分析的一个前提条件是金融体系稳定,而当系统性风险的演进使得金融体系功能遭受破坏时,需要重新评估货币政策稳定化效应。本文正是研究这一问题,以期完善货币政策稳定化框架,有效实现经济金融的稳定。本文首先归纳传统货币政策稳定化分析的理论框架,得出GFC爆发前货币政策稳定化框架的共识为,中央银行通过政策利率、公开市场操作、借贷便利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四种工具影响短期利率,通过新古典和非新古典两大类作用机制影响总需求,实现价格的中长期稳定以及价格稳定与产出稳定之间的短期权衡,以实现社会福利水平的最大化。其次,通过定义和描述系统性风险情境,并将其引入传统货币政策稳定化效应分析的理论框架,发现,第一,对金融稳定目标的忽视导致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的积聚,加速系统性风险情境的形成;第二,在系统性风险情境下,传统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阻塞,既无法切断宏观-金融之间的正反馈机制而实现金融稳定,也无法传导至实体经济而实现产出和价格稳定;第三,在系统性风险情境下,传统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空间有限;第四,根据引入金融中介和金融风险的IS-MP模型,系统性风险情境下,金融中介信贷供给减少,传统货币政策产出稳定化效应弱化。再次,本文开发时变的修正CRITIC赋权法,构建了时变权重的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度量方法。根据此方法,构建中国金融压力指数（CFSI）,并结合中国数据,根据中国的特征事实和马尔科夫区制转换向量自回归模型（MS-VAR）识别系统性风险情境,并对不同经济金融区制（正常时期和系统性风险情境）下货币政策稳定化效应进行评估,得出:在正常时期,货币政策稳定化效应基本与传统经济理论论证的一致;而在系统性风险情境下,传统货币政策对稳增长和稳价格的影响弱化。最后,为有效实现货币政策稳定化效应,本文对后危机时代货币政策稳定化框架相关调整进行总结,得出货币政策稳定化框架重构的趋势是:第一,在稳定化目标中增加对金融稳定的考虑;第二,进行货币政策工具创新,扩大稳定化工具箱;第三,完善货币政策稳定化作用机制以实现金融稳定和实体经济稳定。这为关于如何提高系统性风险情境下中国货币政策稳定化效应提供借鉴。本文的研究表明,一方面,中央银行应当将金融稳定纳入货币政策稳定化框架,创新货币政策工具、完善稳定化作用机制,以更加有效地实现系统性风险情境下货币政策稳定化效应。另一方面,政策之间的协调应该得到加强,货币政策需要增进与宏观审慎政策、财政政策之间的协调,后两者与货币政策同样作为稳定化政策,在金融稳定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结合使用宏观审慎政策和财政政策来降低风险,使得货币政策更有效地发挥稳定化政策作用,实现宏观经济稳定,提高社会福利水平。
石凯[4]（2020）在《经济虚拟化与实体经济发展 ——影响机理、统计测度和实证研究》文中指出目前,许多研究文献将2008年的金融危机归因于美国经济的过度虚拟化,2010年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提出再工业化战略,要重塑美国工业的辉煌,然而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007年的12.8%进一步下滑至2016、2017年的11.74%和11.6%,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却已恢复到危机爆发前水平。同样,中国也面临日益突出的“脱实向虚”、“重虚轻实”的窘迫局面,在实体经济增速低迷的同时虚拟经济却呈现出过度繁荣。2019年3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中,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又再一次提到,着力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不能让资金空转或者“脱实向虚”。因此,对经济虚拟化问题的系统研究和科学衡量是关系到我国经济深化改革和发展的一项迫切任务。2014年,在全国虚拟经济研讨会中,南开大学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欣教授认为,当前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有四大核心问题,一是虚拟与实体的定义与统计刻画,二是两者的运行机制,三是两者良性互动的数量标准,四是虚拟经济发展过度或者不足的理论模型检测。有鉴于此,本文以经济虚拟化发展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机理、统计测度和实证分析为中心目标开展研究工作,拟首先从宏观经济理论分析框架中揭示经济虚拟化对实体经济运行机制的影响,然后建立经济虚拟化程度测度的系统核算指标体系,并以此数据为基础实证探析两者之间的良性合理关系。具体来说,本研究做了以下几个主要方面的工作。第一,回顾和梳理了研究文献,把握虚拟经济概念的由来与发展,了解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相关的理论,并归纳虚拟化对实体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成果。通过理论回顾和文献综述,提出问题,分析问题,为后文的研究奠定基础。第二,提出了将资金虚拟化流向因素纳入经典的宏观经济模型,拉姆齐（Ramsey）模型之中,在微观个体优化和动态一般均衡的框架下,通过推导演绎和数值模拟,分析虚拟化发展对实体经济各变量的影响机理和作用路径,为后文的测度分析和实证研究提供宏观经济理论依据。第三,以SNA（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MFS（Monetary and Financial Statistics）和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准则为指导,在科学性、统一性、层次性和可行性要求下,从虚拟经济、实体经济以及经济虚拟化程度三个层面构建了测度指标体系。然后,依据公开数据资料和调研文献,对该指标体系进行了测算实践,并对虚拟经济核算的未来工作进行了展望。第四,以机理分析得出的推论为指导,以指标体系的测算数据为基础,采用门限回归、非参数回归等统计计量模型,实证研究了经济虚拟化对实体经济,以及实体经济各构成成分的影响规律。第五,探寻和归纳了我国经济近些年来表现出虚拟化与实体经济发展不均衡的主要原因,并选取成因的代理指标为自变量,经济虚拟化程度数据为因变量,进行了相应的实证检验。第六,根据全文研究分析,对过度虚拟化发展问题的有效调控和治理,以及促进我国虚拟化进程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和启示。本文的研究开展结合了宏观经济学、数理经济学、金融学、统计学、国民经济统计核算、计量经济学等多个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从理论分析到统计测度,再到实证研究,形成对经济虚拟化与实体经济发展关系的较为详细、系统的分析。创新之处重点体现在:首先,拓展并优化了现有宏观经济模型的应用,把虚拟化因素有效融合其中,取得了符合现实经济意义的解释效果;其次,对经济虚拟化问题的测度不是以单一、替代指标进行刻画,而是在现行国民经济核算的基础上构建了系统的测度指标体系,并进行了较为详尽的统计实践测算;第三,将理论机理、统计测度数据与计量模型结合起来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对计量模型的设计和选择,探寻了经济虚拟化对实体经济运行的作用规律,以及两者之间良性互动的合理界限。综观全文,得出的主要研究结论有:第一,虚拟经济一词最初由我国学界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提出,由马克思的虚拟资本衍生为虚拟经济,迄今在涵义和范畴上仍存有许多分歧。基本达成共识的观点有,虚拟经济以实体经济为基础,同时又具有相对独立的运行特征,心理预期在虚拟经济价格决定系统中起着关键作用,虚拟经济发展不足或者经济过度虚拟化发展,都会对实体经济运行产生影响。第二,通过纳入资金虚拟化流向因素的拉姆齐（Ramsey）模型,分析结论显示:在其它外生参数给定的条件下,资金转化实体投资效率提高,或者资金虚拟化流向程度降低,产出水平也会随之而上升;资金转化效率的改变,对消费水平的作用路径,短期会受到虚拟经济“财富效应”的影响,但最终消费水平由产出水平决定。第三,虚拟经济的概念还未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之中,虚拟经济有关内容的准确测度还有很多困难。但是虚拟经济的核算可以在现行SNA、MFS和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等体系下进行融入归并,它可以对现行核算体系的一些不足之处进行完善和补充。本文设计了虚拟经济、实体经济以及经济虚拟化程度测度的核算指标体系,并进行了实践测算,结果显示,相比于一些代理度量指标,测度指标体系与相关概念、范畴更贴近,对经济现象的反映更详尽、系统。第四,通过门限回归、非参数回归等计量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显示经济虚拟化发展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机制是一种非线性关系,存在一定的阈值范围,数据测算来看,大致在者虚实规模之比1.4:1的位置。保持在合理范围内,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才具有良性互动关系。其次,从资金流向角度来看,资金的“脱实向虚”程度提高对实体产出和实体投资具有“挤出效应”,而对对消费的影响路径是一种近似先升后降的关系。实证结果有效验证了理论机理分析中得出的相关推论,从而使本文的结构体系形成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第五,就我国经济而言,近些年呈现的问题是虚拟化快速发展而导致虚实背离加剧的不均衡局面,其背后的原因主要有: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远低于虚拟经济,货币供应量的快速增长为虚拟经济市场提供了流动性支撑,金融和实体之间结构性的不匹配。实证结果表明,实体投资回报率下滑,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上升和结构性问题的恶化,将促进经济虚拟化发展和虚实偏离程度的加剧。虚拟经济有着与实体经济不同的运行规律,脱离实体需求的自我循环特征极易导致过度虚拟化的产生,造成整个经济系统的脆弱性,因此自其概念一提出以来就和危机联系紧密,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又再次成为研究的热点。然而,虚拟经济系统本身的复杂性,加之危机的重复性发生,告诫我们离认清经济规律的本质还有很长的距离。通过本文研究,带来的建议和启示是:要正确认识经济虚拟化发展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充分完善相关理论研究,建立健全虚拟经济统计核算体系,深入探析“脱实向虚”的经济根源,从而才能促进虚拟经济发展与实体经济需求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防范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对一国经济带来的风险与危害。后续的研究是关注经济虚拟化发展水平与经济危机之间的关联性,建立监测指标体系,为经济虚拟化的过度膨胀导致危机产生的可能提供预警参考。
李秀萍[5]（2019）在《中国高货币之谜探究》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我国的广义货币供给量M2持续走高,截至2018年底已高达183万亿元,伴随着超高的广义货币供给量,M2/GDP的比值也从1990年的0.32上升到2018年的2.03左右。然而,如此高的经济货币化水平却没有出现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反而出现通货紧缩的趋势,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经济增速更是出现不断下滑的趋势,着名的经济学家麦金农形象的将这种现象称为“高货币之谜”（Mckinnon 1993）。就我国的货币化水平是否偏高的问题,国内外学者们都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如何深度解读我国的M2/GDP比率是否偏高问题,成为理解当前中国经济问题的关键。基于此,本文将系统地对我国的高货币化之谜成因进行深入探究。就我国的M2/GDP水平是否偏高的问题,国内外学者们都给出了不同的解释:经济货币化进程说、货币沉淀说、金融抑制说、外汇储备说、储蓄率高、不良贷款率高、产业结构、收入差距、社会保障程度不完善、金融市场不发达等,这些解释都有不同程度的说服力,也存在一定的关联性。我们知道,M2从理论上是指基础货币通过银行信贷循环创造派生后形成的广义货币量,即货币创造需要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共同参与,而货币流向则需要地方政府和企业等经济主体的参与进而对GDP产生贡献。本文基于货币的信贷传导机制分析,通过理论和实证发现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地方政府行为对高货币之谜的产生有重要影响,为我国高货币之谜的研究提出了新的分析视角,也为推动我国的经济发展提出了理论支撑和政策支持。本文以博弈论和产业经济学学科为指导,采用规范和实证分析相结合、静态与动态相结合、比较与系统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央行行为、商业银行行为、地方政府的行为与高货币之谜的关联性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的分析。我们的研究思路在于:首先,通过国际比较分析发现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和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影响了M2/GDP的水平,构建起央行独立性对高货币之谜的影响机理;其次,从博弈论角度出发,在央行独立性基础上引入商业银行和地方政府的信贷传导机制,研究央行独立性、商业银行和地方政府的信贷行为之间的关联性和互动机理;然后,通过分析商业银行的行为,发现商业银行的存款竞争行为以及资产负债表的结构性扩张影响了M2的增加,从而间接推高了M2/GDP水平,并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验证了结论;再次,通过分析地方政府的行为,发现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和助推信贷错配的行为影响了M2/GDP水平的升高,通过数理模型分析构建地方政府行为影响高货币之谜的机制,并通过实证分析进一步探讨其因果关系;最后,根据理论和实证结果提出一些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结论有:第一,央行独立性和货币政策稳定性影响M2/GDP水平。本文首先通过横向和纵向比较,从国际上看央行独立性较强的国家M2/GDP变动相对平稳,从时间上看每一次货币政策冲击都会引发中国M2/GDP水平的攀升。理论结果也表明央行的独立性与货币政策稳定性直接影响了商业银行和地方政府的助推信贷投放行为,最终导致M2/GDP水平的不断升高。央行独立性和货币政策稳定性的提升,可以通过以下几种路径:一是优化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的人员结构,使得中央银行在货币供给方面的决策权得以加强;二是提高中央银行的行政级别,使其可以自主实施货币政策,兼顾币值稳定和经济增速;三是可以将政策目标多元化,单一的追求经济增长容易导致通货膨胀和金融不稳定,且通过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不是长久之策,容易引发更大的风险。第二,商业银行的存款竞争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行为影响M2/GDP水平。首先,根据中央银行关于广义货币的统计口径,通过测算可以看到广义货币的快速增长可以用广义货币中的准货币部分高速增长来解释,而准货币的高速增长又可用公众的储蓄存款的增长来解释。基于此,本文首先通过博弈论解释广义货币M2的增长,以便给中国的“高货币之谜”提出一种新的分析视角。其次,通过对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影响广义货币供给进行微观机理分析,认为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结构性扩张会影响广义货币供给,利用2005-2017年的季度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结构性扩张对广义货币供应量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成为推高M2/GDP的重要因素。在金融市场逐步完善下,有效监管金融机构的存款竞争行为,防止恶性竞争成为当务之急;拓展公众的投资渠道,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引导直接融资模式的发展;加强商业银行资产负债业务的管理,提高资产端的资金利用效率,从而有效缓解M2/GDP比值过高的现状。第三,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和助推信贷错配的行为成为推高M2/GDP的重要因素。首先,本文通过构建包含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动态数理模型,以地方政府的晋升激励与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来解释货币之谜,发现地方政府在锦标赛制度的晋升机制下,对于土地财政的依赖一定程度上促进了M2/GDP水平的升高。其次,通过构建包含异质性企业、地方政府和中央部门的三阶段动态数理模型,从理论上解释了在面对经济冲击时,当前的晋升体制如何扭曲了地方政府的行为,导致货币政策失效,并通过城市面板数据实证验证了这一假说。未来,重塑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建立多指标、多角度衡量官员晋升的制度,不再以经济增长为单一考核指标,会一定程度上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使得信贷错配效应得到缓解。总体而言,与现有的文献相比,本文基于货币的信贷传导机制角度,通过分析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地方政府行为对高货币之谜的影响机制进行了系统性的分析和探究。本文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创新:（1）构建高货币之谜的系统性分析框架。本文基于货币的信贷传导机制,通过货币源头——中央银行——货币循环——商业银行——信贷投放——地方政府——企业的链条,以三大经济主体的互动模式展开,并分别分析各行为主体在货币循环和创造过程中的作用机理,系统论证高货币之谜的产生机制,为后续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2）研究视角的创新。本文从经济主体的行为角度出发,首先从中央银行独立性和货币政策稳定性出发研究高货币之谜产生机制,然后通过分析商业银行和地方政府的行为进一步对高货币产生机制进行了系统性分析;（3）研究方法的创新。本文以博弈论和产业经济学等学科为基础,构建相关数理模型和实证分析,通过对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地方政府的行为机理进行剖析和验证,从而对高货币之谜的产生机制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薛涵予[6]（2019）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既汲取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金融思想的精华,也继承了自中国革命时期至党的十八大前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同时结合现代金融理论,根据新时代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与时俱进地创新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地将它运用到具体的金融工作当中。实践证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是推动新时代中国金融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将原理和现实相结合,使真理和价值相统一,以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强调稳中求进,守正创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以经济为本源,以改革促发展,以市场为机制,以人民为中心,以开放为重点,以治理为手段,以安全为底线,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体。它以原则,方法,对象,目标等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指导体系,它融合传统和现代,协调主体和客体,兼顾国内和国际,突出重点和难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主要欲解决金融安全和效率问题。为抵御金融风险,我国金融必须服务实体经济,始终将人民利益摆在第一位,加强对外开放与合作,完善监管与法治;为提高金融效率,我国金融必须深化体制改革,让市场为配置资源起决定性作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本文试图通过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相关内容的阐述和论证,展现一个完整的思想形成过程,并且详细说明根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需要采取哪些有效的措施,指导我国金融工作,解决实际金融问题。我认为,当代世界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极其复杂,中国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国内推行着“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金融工作面临着重大的风险与挑战。在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金融体制也亟待全面深化改革,此时研究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李雄师[7]（2020）在《汇率不确定条件下的中国—东盟产能合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布雷顿森林体系后,各国逐步放弃固定汇率制度,转而采用浮动汇率制度。全球汇率变动由此不断加大,成为影响一国经济内外均衡的重要变量。汇率问题也因此逐渐成为国际金融研究领域和各国经济决策部门的重要关切点。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看,汇率作为开放市场条件下的重要价格,是影响全球资源配置的重要杠杆和连接国际市场的纽带,其变动对国际产业分工的地位及合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我国经济面临发展模式、发展动力的转变,其中至关重要的内容就是要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化解我国部分行业的过剩产能并为优势产能寻找出口。东盟国家是我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出海口和重要通道,与我国有着深厚的地缘关系、紧密的经济联系和较强的产业互补性,自然成为我国国际产能合作的重点区域。当在国内区域间进行产能合作时,产能合作企业不会面临汇率不确定问题;而当进行国际产能合作时,汇率不确定将对其产生重要影响。中国—东盟产能合作受到汇率不确定怎么样的影响,成为未来中国—东盟经济合作,特别是中国—东盟产能合作中亟需回答的问题之一。本文在总结归纳国内外相关文献最新发展的基础上,依据“问题提出—现实考察—理论分析—实证分析—政策启示”的逻辑层层递进,对汇率不确定条件下的中国—东盟产能合作进行研究,得到了以下主要研究结论:第一,汇率不确定变化确实会对企业的国际产能合作决策产生重要影响。汇率不确定的变化会改变企业对外商品输出及产业转移合作的产能生产率阈值,表明汇率不确定的变动会导致企业在国际产能合作时的难度变化,进而对企业国际产能合作的决策行为产生影响。在这一过程中,沉没成本所导致的“实际刚性”具有关键作用。第二,汇率不确定变化的方向来源对汇率不确定与国际产能合作的关系具有重要影响。由本国货币波动引起的汇率不确定变化与由外国货币波动引起的汇率不确定变化对国际产能合作的影响不同。本国货币供应量波动性上升或外国货币供应量波动性下降所导致的汇率不确定变化,会使得本国企业所有类型的产能生产率阈值提升,本国企业对外产能合作的利润将减少、难度增加,本国生产企业需要有更高的产能生产率才会愿意从事相应的生产活动;而外国货币供应量波动性上升或本国货币供应量波动性下降所导致的汇率不确定变化,会使得本国企业所有类型的产能生产率阈值都下降,本国企业对外产能合作的利润将增加、难度减少,本国生产企业需要较低的产能生产率就会愿意从事相应的生产活动。因此,在研究汇率不确定与产能合作的关系时,不仅要关注汇率不确定变化的幅度大小,同时还要关注汇率不确定变化的方向来源。第三,就汇率不确定对国际产能合作规模的影响来看,虽然汇率不确定变化对商品输出和产业转移合作产能生产率阈值影响的方向相同,但影响的程度不一致。在汇率不确定条件下,商品输出与产业转移合作间存在的替代效应,使得汇率不确定变化对商品输出及产业转移合作规模的影响呈现出复杂的结果,从而导致了汇率不确定与国际产能合作规模关系的复杂性。第四,从汇率不确定条件下中国—东盟产能合作的实证分析看,其结果表明:汇率不确定与中国对东盟的商品输出是负相关关系,汇率不确定与东盟对中国的商品输出也是负相关关系;而汇率不确定与中国对东盟产业转移合作的关系不显着,汇率不确定与东盟对中国产业转移合作是正相关关系。这一实证结果与本文理论模型所预测的当汇率不确定变化的幅度较小且主要来源于人民币时的结果相一致。这一实证结果表明本文的理论模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能够适用于解释汇率不确定条件下的中国—东盟产能合作。最后,在政策建议方面。基于理论和实证分析,具体到我国对东盟的产能合作中,本文从宏观层面提出:稳步推进我国汇率市场化改革、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健全外汇市场建设、加强与东盟国家在汇率及货币政策沟通协调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我国企业的生产率水平提升的建议;从中观层面提出:进一步为中国—东盟产能合作提供便利化和做好相关转移产业布局及规划的建议;从微观层面提出:提高国际产能合作企业的汇率风险防范意识、加强产能合作企业对汇率风险评估及预警的能力并充分利用各类汇率风险规避及防范手段的建议。
张楫[8]（2019）在《金融风险、国际贸易收支影响汇率机制研究》文中提出汇率变动影响国家经济稳定,而国际收支与汇率关系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本文以研究国际收支与汇率的关系为出发点构建两国模型。在模型中居民可以自由贸易进行商品交换,但无法用外币计价的金融产品直接进行交换,金融机构充当中间角色进行金融资产交换,同时吸收居民贸易产生的不平衡。因此我们从国际收支两面展开讨论,一方面经常账户项目下的贸易收支会对汇率造成影响,而金融机构自身的需求可以对贸易的不平衡进行吸收调节,由此金融机构的需求对国际贸易收支影响汇率的机制具有调节作用;另一方面,由于本文是以国家为单位进行考量,所以研究资本金融项目对汇率的影响可以转化为研究金融机构需求对汇率的影响,而金融机构的需求是受到其承担的风险程度影响的,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转化为金融风险通过影响金融机构的需求来影响汇率。第三章本文对金融风险进行界定,并选取货币市场风险、股票市场风险与债券市场风险作为风险衡量的指标;以美国为例,研究三大指标通过影响国家金融需求（即资本金融账户）来影响汇率的事实;同时对贸易收支情况影响汇率的直接效应进行展现,对贸易收支影响汇率中金融项目起到的调节削弱作用进行大胆求证假设;在第四章中,本文结合前三章研究成果,根据土耳其、巴西、阿根廷以及中国经验来推断出汇率变动表象下的深层原因,即经济结构、经济政策与外债结构等基本面因素才是汇率与国际收支变动的根源所在。同时结合中国国情特殊性来将香港离岸金融市场充当中国与他国之间的“金融机构”,并分析其影响人民币汇率的机制。第五章本文选取29个经济体,研究其与美国之间出口收支、金融风险对本国汇率影响关系,经过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调节效应模型设定以及OLS、GMM回归我们得出以下结论:金融风险影响汇率变动的渠道有两种,一种是直接效应,即金融风险本身的货币市场风险、利率风险以及股票市场波动风险都会对汇率产生相应影响,其中货币市场风险对汇率的影响最大;从直接效应中我们可以发现,相对于股市,债券市场波动与汇率存在着高度相关的关系;另一种是加入金融机构需求后的中介效应,而对比前面可以发现股票市场风险影响汇率的中介效应更为明显。关于国际贸易收支影响汇率变动渠道,一种是直接效应渠道,即净出口变量对该国汇率具有显着负相关影响,当净出口需求增大时,本币会出现升值,汇率会下跌;而当净出口需求减少时,则意味着市场上,本币出现贬值,汇率会上升;另一种为金融项目所代表的金融需求的调节效应,我们将净出口与金融项目的交互项带入方程中发现交互项显着,且金融项目对净出口对汇率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削弱作用;由于金融项目所代表的一国金融机构的金融需求具有吸收贸易不平衡的作用,因此如果贸易净出口增加,贸易收支净流入增多,本币将会升值,而此时由于金融需求的调节平衡作用,他将对净出口影响汇率产生削弱,本币的升值效果也会受到影响。金融项目在国际贸易收支影响汇率的过程中起到的是一种反向调节、平衡调节的作用。最后在本文的验证金融风险、贸易收支对汇率影响方程中,我们可以发现二者对汇率存在着显着关系,且结果具有很强稳健性。此外,对中国的分析中我们发现,中国国情特殊,其在岸资本金融账户尚未完全开放,因此香港离岸金融市场是中国实现国内外资本自由流动的重要渠道;对香港离岸金融市场而言,其股票市场波动、离岸人民存款规模以及债券市场风险对于人民币汇率的变动意义至关重要,实现逐步有层次的资本金融账户开放、离岸在岸市场的联动是中国资本发展、外汇维稳的关键所在。而对国际社会而言,防备金融风险的关键在于提高金融机构乃至国家的抗风险能力;实现国际收支自主平衡、结构优化是我们共同目标,国际收支中资本金融账户与经常账户紧密相连,改善汇率和国际收支现状最根本的解决方法应该立足于国家经济结构、经济政策。
张兴隆[9]（2019）在《我国国库现金管理创新发展研究》文中认为建立完善的国库现金管理制度是一项复杂且庞大的工程,不仅要求确保政府时刻有足够能力支付到期承诺,还要求保证政府以最佳成本收益的方式持有现金,并且要与政府债务管理、货币政策实施和金融市场发展等很好融合。国库现金管理的发展与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政府债务管理、金融市场发展、现金流量预测能力等因素息息相关,是政府现金管理能力的综合体现。我国的国库现金管理随着2001年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而萌芽,因2006年《中央国库现金管理暂行办法》印发而破土,受2017年《关于全面开展省级地方国库现金管理的通知》的滋养而发展壮大。经过近二十年的不懈努力,我国国库现金管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管理制度基本建立,操作程序日趋规范,管理工具不断丰富,有效盘活了结构性财政盈余资金,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益,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降低国库现金余额、平抑现金短期波动的作用。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国库现金管理仍处于较初级水平,面临着国库现金余额持续高企且大幅波动、管理工具较为单一、国库现金流量预测精确度不高、财政库底目标余额管理制度尚未建立等问题。因此,系统梳理我国国库现金管理发展的历史脉络,总结取得的成绩及经验,全面分析当前存在的问题,并探究背后深层次的成因,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国库现金管理创新发展提出完善建议,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充分考虑国库现金管理是实践性很强课题的特点,本文重点开展了以下研究:一是以关键改革为基准点将我国国库现金管理分为四个阶段,对各个阶段国库现金管理的历史背景、改革的动因、主要特点等进行梳理,总结了我国国库现金管理取得的成绩,并着重分析了存在的突出问题。二是创新性地从政府部门间合作关系、财政管理体制和国库现金管理制度设计三个层次,对我国国库现金管理现存问题的成因进行深入分析,探究制约我国国库现金管理发展的关键症结。三是对我国国库现金流量预测和财政库底目标余额预测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在预测方法上进行创新。四是归纳总结了西方发达国家国库现金管理的经验做法,并系统提出改进完善我国国库现金管理的政策建议。本文内容共分为7章,即绪论、国库现金管理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基础、我国国库现金管理的发展历程及存在问题、我国国库现金管理存在问题的成因分析、基于组合算法的国库现金流量预测与财政库底目标余额测算、国库现金管理的国际经验借鉴、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我国国库现金管理的发展历程及存在问题,通过对我国国库现金管理发展的历史脉络进行梳理,分析开展国库现金管理改革的动因、总结取得的成绩及仍存在的问题,并结合本文的研究重点对国库现金管理认识的3个误区进行辨析。我国国库现金管理存在问题的成因分析,从3个层次对我国国库现金管理现存问题的成因进行深入分析,提出国库现金管理操作与货币政策实施相互杂糅、国库现金流量预测制度不完善和财政库底目标余额制度缺失是亟需解决的成因。基于组合算法的国库现金流量预测与财政库底目标余额测算,主要是为了解决我国国库现金流量预测准确度不高和财政库底目标余额制度缺失的问题,通过“SARIMA模型+基于递归神经网络的长短期记忆模型（LSTM）”、“SARIMA模型+基于混沌遗传算法的支持向量回归模型（SVRCGA）”与单一SARIMA模型预测绩效的比较,分析各模型预测结果的效果。本章还使用扩展的Miller-Orr模型对2016年至2018年我国财政库底目标余额水平进行了测算。国库现金管理的国际经验借鉴,通过对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发达国家国库现金管理机构设置、账户体系、操作流程、国库现金流量预测及财政库底目标余额设置等方面进行详细介绍,总结提炼出一般共性的做法,为我国完善国库现金管理制度提供借鉴和参考。根据我国国库现金管理现存问题的复杂成因,并充分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本文提出:科学设定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库现金管理上的职责,为避免政策目标不一致性,建议由财政部门独立负责国库现金管理的市场操作;深化我国预算管理体制改革,细化预算编制、强化预算执行,从根源上减少导致国库现金余额高企和大幅波动的因素;进一步完善国库现金流量预测制度,实现逐日精准预测,建立财政库底目标余额制度,保持国库现金余额水平基本稳定;丰富我国国库现金管理投融资操作工具,提升政府管理国库资金的综合能力;进一步完善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优化国库单一账户体系等政策建议。与已有的研究成果相比,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在于:一是系统分析了国库现金管理存在问题的成因并提出配套改革建议。创新性地从政府部门间合作关系、财政管理体制和国库现金管理制度设计三个层次对我国国库现金管理存在问题的成因进行深入分析,找到了制约我国国库现金管理创新发展的关键症结,并在充分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系统提出了完善我国国库现金管理的政策建议,使本文具有较好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二是对国库现金流量预测和财政库底目标余额测算的方法进行了有益探索。本文在对现有研究关于国库现金流量预测的模型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充分考虑相比于传统的单一模型和算法,以模型互补为基础的组合算法具有更较强的非线性拟合和泛化能力的特点,创新性地采用多模型组合算法对我国国库现金流量和财政库底目标余额进行了预测,即利用SARIMA模型分别与基于递归神经网络的长短期记忆模型（LSTM）和基于混沌遗传算法的支持向量回归模型（SVRCGA）进行组合,并通过绩效评价证明:SARIMA+LSTM模型、SARIMA+SVRCGA模型的预测绩效均比单一SARIMA模型的预测绩效要好,说明组合算法在国库现金流量预测和财政库底目标余额预测上更具优势。本文的不足之处:一是中央国库现金管理与地方国库现金管理的协调机制。目前,我国中央财政和地方省级财政均开始了国库现金管理,但是全国层面的国库现金管理协调机制尚未建立。如何实现中央和地方国库现金管理政策目标的一致性、市场操作的协同性,加强对地方财政国库现金管理风险的控制,都具有重要研究意义。二是各级政府财政库底目标余额的设定问题。受可收集到的公开数据所限,本文在进行国库现金流量预测和财政库底目标余额测算时,没法进一步细化到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因我国中央国库、各地方国库存在较大差异,因此细化对中央国库和各地方国库现金流量预测和财政库底目标余额水平的预测具有重要意义。
刘波[10]（2018）在《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管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增长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如何实现三期叠加的平稳转换,关系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伴随着金融体系的迅速膨胀、金融创新加速和融资渠道多样化,金融体系风险和不稳定性在不断积累和逐步凸显,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市场以及影子银行体系都可能成为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导火索。第五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九大报告均强调“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防范系统性风险已经上升为治国理政的核心问题。每一轮危机都发端于膨胀时期所埋下的隐患,在经济繁荣时期,流动性供给充足,经济主体过度加杠杆,流动性配置结构性失衡,风险加速积累。当流动性趋紧或者某一金融机构出现危机时,所积累的风险逐步显现,系统性风险迅速形成并蔓延,之前看似繁荣和稳健的金融体系顷刻之间崩塌。事实证明,原有的政策框架在防范系统性风险上是乏力的,尤其是仅通过货币政策实现“物价稳定+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的可行性较低,由此推出了宏观审慎政策。货币政策是基于宏观经济总体运行状况,从总量上调控资金供给,但在结构上调整资金配置存在不足。宏观审慎政策不仅可以在时间维度上平滑流动性供给,也可以在空间维度上抑制流动性过度集中,能在结构上校正资金配置。由于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目标存在不一致、传导机制和渠道存在叠加,两者并不满足丁伯根法则。所以,在实践操作中,需要协调两者之间的不一致。本文试图结合中国的实际,回答“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为什么要协调、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规则如何设计、协调规则的政策效应如何”3个问题。历史经验表明,宽松的货币政策往往是危机的前奏,如果资金配置立足于服务实体经济发展,而不是投机炒作,爆发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就会降低。回答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为什么要协调,首先要明晰货币政策调控在系统性风险形成中的作用,货币政策是如何助长资产泡沫、行业风险和区域风险。本文将资金配置的结构性失衡总结为“脱实向虚”、“差序格局”与“圈层效应”,并以2005-2017年的宏观经济数据为样本,通过向量自回归和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验证了3种效应的存在,为制定宏观审慎政策提供现实依据。我国的金融风险既有宏观成因,又有微观病灶。对解决就业问题有突出贡献的中小微企业、涉农企业长期存在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过度强调担保,忽视了潜在的风险,信贷资金“财政化”,导致“两高一剩”行业、僵尸企业能持续获得贷款,进一步加速了风险积累。在信贷资源配置和利率定价中,并非完全遵循市场机制,尤其是商业银行的市场势力和地方融资平台、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阻滞了利率传导渠道,导致信贷资源持续向少数领域、行业和企业集中。因此,本文从利率传导的微观层面切入,分析系统性风险在微观层面的成因。结合我国上市行业银行的微观经营数据,测算样本银行的市场势力,通过分组估计的方式验证了市场势力和预算软约束对利率传导的阻滞作用。在分析货币供应量调控和利率调控对系统性风险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管理的规则。本文认为,与数量型货币政策下的麦克勒姆规则和价格型货币政策下的泰勒规则一样,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管理也需要遵循政策规则。因此,结合我国货币政策转型的现实,以广义信贷/GDP作为金融稳定的监控指标,将其嵌入混合货币政策规则中,并采用状态空间模型估计参数。进一步,结合IS曲线、菲利普斯曲线和金融资产需求方程构建随机模拟模型,评估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管理的政策效应。最后,总结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社会的金融改革实践,结合我国经济金融形势与金融改革进展,给出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管理的建议。
二、当务之急:增加货币供应量（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当务之急:增加货币供应量（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经济虚拟化对高货币化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 文献综述 |
| (一)国外文献综述 |
| (二)国内文献综述 |
| (三)文献述评 |
| 三 研究思路与论文框架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框架 |
| 四 创新点与不足 |
| (一)创新点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相关基础理论研究 |
| 一 货币化率概述 |
| 二 虚拟经济相关概念概述 |
| (一)虚拟经济内涵 |
| (二)房地产的虚拟性 |
| (三)虚拟经济的功能 |
| 三 货币、虚拟经济以及实体经济三者关系 |
| 四 货币流通速度相关理论研究 |
| (一)货币流通速度概念概述 |
| (二)经济虚拟化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机制 |
| (三)货币流通速度对货币化率的影响机制 |
| 第三章 我国虚拟经济发展与高货币化率的现状分析 |
| 一 我国货币化率增长趋势及其分析 |
| (一)货币化率增长趋势 |
| (二)货币化率增长的结构性分析 |
| 二 虚拟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
| (一)金融业发展现状 |
| (二)房地产业发展现状 |
| (三)虚拟经济发展评述 |
| 第四章 经济虚拟化对高货币化率的影响—基于虚拟经济创造GDP机制的分析 |
| 一 虚拟经济创造GDP机制对货币化率的影响分析 |
| 二 虚拟经济创造GDP机制对货币化率的影响理论推导 |
| 三 虚拟经济创造GDP机制对货币化率影响的对比分析—基于中国与美国 |
| 第五章 经济虚拟化对高货币化率的影响—基于虚拟经济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分析 |
| 一 经济虚拟化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 |
| (一)房地产业资金沉淀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 |
| (二)“金融空转”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 |
| 二 经济虚拟化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实证分析 |
| (一)实证分析 |
| (二)实证总结 |
| 三 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对货币化率升高的影响分析 |
| 第六章 相关政策建议 |
| 一 优化融资渠道,缓解实体经济融资困难 |
| 二 建立完善监管机制,防止资金在金融系统空转套利 |
| 三 加强房地产行业宏观调控,避免土地住房过度货币化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及其组合有效性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3 财政货币政策组合理论基础 |
| 1.4 论文结构安排 |
| 第2章 财政政策熨平经济波动有效性的研究 |
| 2.1 研究方法 |
| 2.2 实证分析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有效性的研究 |
| 3.1 研究方法 |
| 3.2 实证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宏观经济政策组合的识别与有效性分析 |
| 4.1 研究方法 |
| 4.2 实证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结论及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系统性风险情境下中国货币政策稳定化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系统性风险相关研究 |
| 1.2.2 货币政策稳定化效应研究 |
| 1.2.3 小结 |
| 1.3 研究路线与主要内容 |
| 1.4 贡献与不足 |
| 1.4.1 边际贡献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传统货币政策稳定化效应的理论框架 |
| 2.1 稳定化目标 |
| 2.1.1 中长期稳定化目标:价格稳定 |
| 2.1.2 短期稳定化目标:价格稳定和产出稳定的权衡 |
| 2.2 稳定化工具 |
| 2.2.1 政策利率 |
| 2.2.2 公开市场操作 |
| 2.2.3 借贷便利 |
| 2.2.4 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
| 2.3 稳定化作用机制 |
| 2.3.1 新古典传导渠道 |
| 2.3.2 非新古典传导渠道 |
| 2.4 小结 |
| 第3章 系统性风险情境下货币政策稳定化效应的弱化 |
| 3.1 系统性风险和系统性风险情境 |
| 3.1.1 系统性风险概述 |
| 3.1.2 系统性风险情境 |
| 3.2 稳定化目标的弱化 |
| 3.2.1 被忽视的稳定化目标:金融稳定 |
| 3.2.2 货币政策稳定化目标与系统性风险情境 |
| 3.3 稳定化作用机制的阻塞 |
| 3.3.1 稳定产出和价格方面的阻塞 |
| 3.3.2 稳定金融体系方面的阻塞 |
| 3.4 稳定化工具空间的压缩 |
| 3.4.1 零下限约束导致“流动性陷阱” |
| 3.4.2 传统稳定化工具难以应对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 |
| 3.5 稳定化效应的弱化——引入系统性风险的IS-MP分析 |
| 3.5.1 模型构建 |
| 3.5.2 模型分析 |
| 3.6 小结 |
| 第4章 中国系统性风险和货币政策稳定化效应的现实考察 |
| 4.1 中国系统性风险的量化分析——基于金融压力指数 |
| 4.1.1 系统性风险的识别和量化 |
| 4.1.2 中国金融压力指数的构建 |
| 4.2 中国货币政策稳定化效应的特征事实 |
| 4.2.1 稳定化目标 |
| 4.2.2 稳定化工具 |
| 4.2.3 稳定化作用机制 |
| 4.2.4 稳定化效应 |
| 4.3 小结 |
| 第5章 系统性风险情境下中国货币政策稳定化效应的实证检验 |
| 5.1 模型构建和变量选取 |
| 5.1.1 模型构建 |
| 5.1.2 变量选取 |
| 5.2 模型估计 |
| 5.2.1 变量平稳性检验 |
| 5.2.2 MS-VAR模型形式确定 |
| 5.2.3 估计结果 |
| 5.3 计量结果分析 |
| 5.4 小结 |
| 第6章 系统性风险情境下提升中国货币政策稳定化效应对策选择 |
| 6.1 稳定化目标的重构 |
| 6.1.1 金融稳定的涵义 |
| 6.1.2 如何将金融稳定纳入稳定化目标 |
| 6.2 稳定化工具的创新 |
| 6.2.1 大规模资产购买政策 |
| 6.2.2 前瞻指引 |
| 6.2.3 负利率政策 |
| 6.3 稳定化作用机制的完善 |
| 6.3.1 大规模资产购买政策的传导渠道 |
| 6.3.2 前瞻指引的传导渠道 |
| 6.4 小结 |
| 第7章 结论和启示 |
| 7.1 结论 |
| 7.2 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4）经济虚拟化与实体经济发展 ——影响机理、统计测度和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价值 |
| 1.2.1 学术价值 |
| 1.2.2 应用价值 |
| 1.3 研究目标、思路与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1.4 研究方法 |
| 1.5 难点问题与可能的创新 |
| 1.5.1 难点问题 |
| 1.5.2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2.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 |
| 2.1 关于虚拟经济研究的回顾与评述 |
| 2.1.1 虚拟经济概念的由来和发展 |
| 2.1.2 虚拟经济理论研究的发展 |
| 2.1.3 虚拟经济理论的应用研究 |
| 2.1.4 虚拟经济测度的相关研究 |
| 2.2 实体经济的相关研究综述 |
| 2.2.1 实体经济理论回顾 |
| 2.2.2 实体经济测度综述 |
| 2.3 经济虚拟化及其与实体经济关系的研究综述 |
| 2.3.1 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的发展基础 |
| 2.3.2 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具有反作用 |
| 2.3.3 虚拟经济独立于实体经济发展,经济呈现虚拟化特征 |
| 2.4 本章小结 |
| 3.虚拟化发展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机理分析 |
| 3.1 问题提出 |
| 3.2 经济循环系统中虚拟化现象的描述 |
| 3.3 宏观理论模型下虚拟化对实体经济影响的机理分析 |
| 3.3.1 宏观模型的选择与基本设计 |
| 3.3.2 模型的求解 |
| 3.3.3 均衡状态分析 |
| 3.3.4 虚拟化程度变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机理和作用路径 |
| 3.3.5 关于机理分析的几点启示 |
| 3.4 数值估算与模拟分析 |
| 3.4.1 生产、消费函数的选择与动态方程的具体形式 |
| 3.4.2 参数取值与说明 |
| 3.4.3 数值估算与模拟 |
| 3.5 本章小结 |
| 4.经济虚拟化统计测度的理论分析 |
| 4.1 相关文献中虚拟化度量的方法与存在的问题 |
| 4.1.1 单一指标 |
| 4.1.2 多指标 |
| 4.1.3 虚拟变量 |
| 4.1.4 建立测度指标体系的构想 |
| 4.2 经济虚拟化测度的理论探讨 |
| 4.2.1 从虚拟资本到虚拟经济、再到虚拟化 |
| 4.2.2 从国民经济核算看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 |
| 4.2.3 经济虚拟化测度的要点概念归纳 |
| 4.3 虚拟化测度体系的基本框架构成分析 |
| 4.3.1 虚拟经济测度的基本框架 |
| 4.3.2 实体经济测度的基本框架 |
| 4.3.3 经济虚拟化测度的基本框架 |
| 4.4 本章小结 |
| 5.虚拟化测度指标体系的建立与实践 |
| 5.1 测度指标体系构建的指导原则 |
| 5.1.1 准则依据 |
| 5.1.2 测度体系构建和统计指标选取的原则 |
| 5.2 测度指标体系的设立 |
| 5.2.1 测度指标体系的构建 |
| 5.2.2 虚拟经济测度体系 |
| 5.2.3 实体经济测度体系 |
| 5.2.4 经济虚拟化程度的测度体系 |
| 5.3 指标体系的测算实践 |
| 5.3.1 测算实践的难点说明 |
| 5.3.2 虚拟经济测度指标的实践 |
| 5.3.3 实体经济测度指标的实践 |
| 5.3.4 经济虚拟化发展水平的测度实践 |
| 5.3.5 资金虚拟化流向程度的测度实践 |
| 5.4 本章小结与展望 |
| 5.4.1 本章小结 |
| 5.4.2 关于虚拟经济核算研究的展望与探索 |
| 6.虚拟化对实体经济发展影响效应的实证研究 |
| 6.1 虚拟化对实体经济发展的促进论与阻碍论 |
| 6.1.1 虚拟化对实体经济发展的促进论 |
| 6.1.2 虚拟化对实体经济发展的阻碍论 |
| 6.2 实证研究综述与存在问题分析 |
| 6.2.1 现有实证研究综述 |
| 6.2.2 现有实证研究存在的问题分析 |
| 6.3 实证模型选择与设计 |
| 6.3.1 非参数和半参数回归的基本原理与流程 |
| 6.3.2 门限回归的基本原理与流程 |
| 6.4 虚拟化发展对实体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4.1 实证分析所要论证的主要结论归纳 |
| 6.4.2 数据整理与基本描述 |
| 6.4.3 经济虚拟化发展水平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
| 6.4.4 资金虚拟化流向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
| 6.4.5 资金虚拟化流向对消费的影响 |
| 6.4.6 资金虚拟化流向对投资的影响 |
| 6.5 本章小结 |
| 7.促进虚拟化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的现实思考 |
| 7.1 我国经济虚拟化与实体非均衡发展的几个主要原因 |
| 7.1.1 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远低于虚拟经济 |
| 7.1.2 货币供应量的快速增长 |
| 7.1.3 金融业和实体经济之间存在结构性问题 |
| 7.2 虚实发展失衡与其主要影响因素的因果关系验证 |
| 7.2.1 对各影响因素的逐步回归分析 |
| 7.2.2 对残差项的进一步拟合 |
| 7.3 促进虚拟化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的思路和对策 |
| 7.4 本章小结 |
| 8.结论、建议与研究展望 |
| 8.1 全文主要结论归纳 |
| 8.2 建议与启示 |
| 8.3 不足与研究展望 |
| 8.3.1 存在的不足 |
| 8.3.2 进一步的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5）中国高货币之谜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高货币之谜的理论基础 |
| 1.1.2 高货币之谜追本溯源 |
| 1.1.3 高货币之谜影响中国经济增速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 1.4 主要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图 |
| 1.4.1 主要研究内容 |
| 1.4.2 技术路线图 |
| 1.5 研究方法 |
| 1.6 可能的困难与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中国高货币之谜相关研究 |
| 2.1.1 高货币之谜产生原因 |
| 2.1.2 高货币化之谜潜在风险 |
| 2.1.3 高货币化之谜演进趋势 |
| 2.2 中央银行独立性与高货币之谜 |
| 2.2.1 国内研究进展 |
| 2.2.2 国外研究进展 |
| 2.3 商业银行行为与高货币之谜 |
| 2.3.1 商业银行存款行为与高货币 |
| 2.3.2 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与高货币 |
| 2.3.3 商业银行信贷投放与高货币 |
| 2.4 地方政府行为与高货币之谜 |
| 2.4.1 地方土地财政与晋升机制 |
| 2.4.2 信贷资源错配与高货币 |
| 2.5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高货币之谜产生的理论机制分析 |
| 3.1 广义货币增速与经济增速不匹配效应 |
| 3.1.1 传统货币数量理论适用性 |
| 3.1.2 经济增速放缓机制 |
| 3.2 货币政策冲击不对称效应 |
| 3.2.1 外部冲击影响货币当局的反应机制 |
| 3.2.2 货币当局的稳增长约束机制 |
| 3.3 信贷传导机制阻滞效应 |
| 3.3.1 商业银行的风险规避机制 |
| 3.3.2 地方政府的助推信贷机制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央行独立性与高货币之谜:影响机理 |
| 4.1 引言 |
| 4.2 研究假说 |
| 4.3 理论模型 |
| 4.3.1 中央银行反应函数 |
| 4.3.2 商业银行反应函数 |
| 4.3.3 地方政府反应函数 |
| 4.4 结果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商业银行行为与高货币之谜:影响机理 |
| 5.1 引言 |
| 5.2 存款竞争与高货币供给 |
| 5.2.1 基础模型 |
| 5.2.2 拓展模型 |
| 5.3 资产负债表扩张影响货币供给 |
| 5.3.1 微观机理分析 |
| 5.3.2 实证分析 |
| 5.3.3 计量结果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地方政府行为和高货币之谜:影响机理 |
| 6.1 引言 |
| 6.2 数理模型 |
| 6.2.1 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 |
| 6.2.2 锦标赛机制助推高货币 |
| 6.3 实证分析 |
| 6.3.1 数据与实证模型 |
| 6.3.2 基本回归结果 |
| 6.3.3 稳健性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相关研究成果 |
| 致谢 |
（6）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一)研究的缘由 |
| (二)研究的理论意义 |
| (三)研究的实际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综述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目标、研究内容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内容 |
| (三)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文献分析法 |
| (二)逻辑推理论证法 |
| (三)定性分析法 |
| (四)比较分析法 |
| 五、研究重点和创新点 |
| (一)本文的研究重点 |
| (二)本文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金融思想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根本依据 |
| 一、马克思的金融思想 |
| 二、恩格斯的金融思想 |
| 三、列宁的金融思想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历史发展构成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历史资源 |
| 一、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1925-1949) |
| 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1949-1978) |
| 三、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1978—1992) |
|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的金融思想(1992-2002) |
| 五、进入二十一世纪初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2002 年—2012 年) |
| 第三节 现代金融理论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重要的理论借鉴 |
| 一、货币基础理论 |
| 二、信用理论 |
| 三、利息与利率理论 |
| 四、货币均衡论 |
| 五、货币政策理论 |
| 六、开放金融理论 |
| 七、金融危机理论 |
| 八、金融创新理论 |
| 第二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 |
|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金融工作 |
| 一、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工作(1925-1927 年) |
| 二、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工作(1928-1934 年) |
| 三、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工作(1937-1945 年) |
| 四、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工作(1945-1949 年) |
|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党的金融工作 |
| 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 年)党的金融工作 |
| 二、社会主义改造至改革开放前(1953-1978 年)党的金融工作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至十八大以前党的金融工作 |
| 一、金融体制的初步改革和金融业务的初步改组 |
| 二、金融体系的加强和巩固 |
| 三、金融行业进一步发展和壮大 |
| 第四节 十八大以来党的主要金融工作 |
| 一、深化金融市场化改革 |
| 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
| 三、加大金融开放程度 |
| 第三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形成的国内背景 |
| 一、经济结构亟待转型升级 |
| 二、金融业“脱实向虚”问题日益严重 |
| 三、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面临三大攻坚战 |
| 四、为实现金融强国梦需做好战略规划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形成的国际背景 |
| 一、20 世纪80 年代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 |
| 二、美元霸权局面仍然持续 |
| 三、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速 |
| 四、国际金融体系现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
| 第四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 |
| 第一节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关于我国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 |
| 一、关于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论述 |
| 二、关于发展普惠金融的论述 |
| 三、关于发展绿色金融的论述 |
| 四、关于发展科技金融的论述 |
| 五、关于金融安全的论述 |
| 六、关于深化金融改革的论述 |
| 七、关于国际金融的论述 |
| 八、关于必须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的论述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主要内容 |
| 一、金融要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思想 |
| 二、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思想 |
| 三、正确处理市场调节和政府宏观调控的关系的思想 |
| 四、积极发展普惠金融的思想 |
| 五、扩大金融对外开放的思想 |
| 六、完善全球金融治理的思想 |
| 七、维护金融安全的思想 |
| 八、必须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的思想 |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主要内容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基本特征和重要价值 |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基本特征 |
| 一、金融宏观与微观相配合 |
| 二、金融以经济为基础,以政治为导向 |
| 三、金融以实体经济为主,虚拟经济为辅 |
| 四、金融改革与开放相结合 |
| 五、金融供给与需求相平衡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重要价值 |
| 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理论价值 |
|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实践价值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的有关研究积累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7）汇率不确定条件下的中国—东盟产能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2.1 国际产能合作 |
| 1.2.2 汇率不确定性 |
| 1.3 研究思路、内容与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的主要内容与结构安排 |
| 1.3.3 本文的研究方法 |
| 1.4 创新、难点与不足之处 |
| 1.4.1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1.4.2 本文的研究难点 |
| 1.4.3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和文献综述 |
| 2.1 关于国际产能合作的文献综述 |
| 2.1.1 国际产能合作理论溯源 |
| 2.1.2 我国国际产能合作研究成果综述 |
| 2.1.3 中国—东盟产能合作的相关文献综述 |
| 2.2 有关汇率不确定对商品输出影响的文献综述 |
| 2.2.1 国外相关文献综述 |
| 2.2.2 国内相关文献综述 |
| 2.3 有关汇率不确定对产业转移合作影响的文献综述 |
| 2.3.1 国外相关文献综述 |
| 2.3.2 国内相关文献综述 |
| 2.4 关于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文献综述 |
| 2.5 新新贸易理论的文献综述 |
| 2.6 相关文献述评 |
| 2.7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东盟产能合作与汇率不确定性的现实考察 |
| 3.1 中国—东盟产能合作的发展历程及现状考察 |
| 3.1.1 中国—东盟产能合作发展历程及现状考察——商品输出视角 |
| 3.1.2 中国—东盟产能合作发展历程及现状考察——产业转移合作视角 |
| 3.1.3 中国—东盟产能合作的重点领域分析 |
| 3.2 中国—东盟国家汇率不确定性的演变考察 |
| 3.2.1 中国—东盟汇率制度考察 |
| 3.2.2 中国—东盟汇率变动考察 |
| 3.2.3 中国—东盟汇率不确定性的衡量与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汇率不确定条件下产能合作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1 模型设定 |
| 4.1.1 消费者效用最大化问题 |
| 4.1.2 生产企业利润最大化问题 |
| 4.1.3 产能生产率和企业生产决策的关系 |
| 4.1.4 产能生产率阈值的求解 |
| 4.2 汇率不确定性变化对产能生产率阈值的影响分析 |
| 4.2.1 汇率不确定性变化对非初次产业转移合作生产企业产能生产率阈值的影响 |
| 4.2.2 汇率不确定性变化对初次产业转移合作生产企业产能生产率阈值的影响 |
| 4.3 汇率不确定性对商品输出和产业转移合作规模的影响 |
| 4.3.1 产业转移合作视角 |
| 4.3.2 商品输出视角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汇率不确定与中国—东盟产能合作关系的实证分析 |
| 5.1 汇率不确定与中国—东盟产能合作关系的场景分析 |
| 5.1.1 场景1:当汇率不确定的变动幅度较小且主要来源于人民币时 |
| 5.1.2 场景2:当汇率不确定的变动幅度较大且主要来源于人民币时 |
| 5.1.3 场景3:当汇率不确定变动的幅度较小且主要来源于东盟国家货币时 |
| 5.1.4 场景4:当汇率不确定的变动幅度较大且主要来源于东盟国家货币时 |
| 5.2 基于商品输出视角的汇率不确定与中国—东盟产能合作关系分析 |
| 5.2.1 计量模型设定 |
| 5.2.2 数据来源及说明 |
| 5.2.3 实证估计及结果分析 |
| 5.3 基于产业转移合作视角的汇率不确定与中国—东盟产能合作关系分析 |
| 5.3.1 计量模型设定 |
| 5.3.2 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
| 5.3.3 实证估计及结果分析 |
| 5.4 实证结果综合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
| 6.1 研究结论 |
| 6.2 政策启示 |
| 6.2.1 宏观层面的政策启示 |
| 6.2.2 中观层面的政策启示 |
| 6.2.3 微观层面的政策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8）金融风险、国际贸易收支影响汇率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金融风险相关研究综述 |
| 1.2.2 金融风险影响汇率相关文献综述 |
| 1.2.3 资本金融项目影响汇率相关研究综述 |
| 1.2.4 贸易收支影响汇率相关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结构安排 |
| 1.4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2 金融风险、国际贸易收支影响汇率理论基础 |
| 2.1 汇率均衡理论 |
| 2.2 两国汇率均衡模型 |
| 3 金融风险、国际贸易收支影响汇率机制研究 |
| 3.1 金融风险衡量 |
| 3.1.1 货币市场风险的衡量 |
| 3.1.2 股票市场风险的衡量 |
| 3.1.3 债券市场风险的衡量 |
| 3.2 金融风险对汇率影响机制研究 |
| 3.2.1 货币市场风险影响汇率机制分析 |
| 3.2.2 股票市场风险影响汇率机制分析 |
| 3.2.3 债券市场风险影响汇率机制分析 |
| 3.3 国际贸易收支影响汇率机制研究 |
| 3.4 本章小结 |
| 4 金融风险、国际贸易收支与汇率变动影响——国际比较 |
| 4.1 土耳其经验 |
| 4.2 巴西与阿根廷经验 |
| 4.3 综合基本面分析 |
| 4.4 中国经验 |
| 4.4.1 离岸市场金融风险衡量 |
| 4.4.2 香港离岸金融风险影响汇率机制 |
| 4.5 本章小结 |
| 5 金融风险、国际贸易收支对汇率影响实证分析 |
| 5.1 实证方法与思路介绍 |
| 5.1.1 中介效应模型 |
| 5.1.2 广义矩估计方法 |
| 5.1.3 计量思路 |
| 5.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3 实证分析 |
| 5.3.1 金融风险影响汇率机制实证分析——中介效应 |
| 5.3.2 国际贸易收支影响汇率实证分析 |
| 5.3.3 金融风险、国际贸易收支对汇率影响实证分析 |
| 5.4 计量小结 |
| 6 结论与政策性建议 |
| 7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我国国库现金管理创新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相关文献综述 |
| 1.2.2 国内相关文献综述 |
| 1.2.3 研究综评 |
| 1.3 内容安排 |
| 1.4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数据来源 |
| 1.5 本文的创新点 |
| 1.5.1 系统分析了国库现金管理存在问题的成因并提出配套改革建议 |
| 1.5.2 对国库现金流量预测和财政库底目标余额测算的方法进行了有益探索 |
| 1.6 下一步研究方向 |
| 1.6.1 中央国库现金管理与地方国库现金管理的协调机制 |
| 1.6.2 各级政府财政库底目标余额的设定问题 |
| 第2章 国库现金管理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基础 |
| 2.1 国库现金管理相关基本概念 |
| 2.1.1 国库的含义 |
| 2.1.2 国库的运行模式 |
| 2.1.3 国库现金的口径及构成 |
| 2.1.4 国库现金管理的内涵 |
| 2.1.5 财政库底目标余额制度 |
| 2.1.6 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 |
| 2.2 本文研究范围的界定 |
| 2.2.1 国库现金管理的资金范围 |
| 2.2.2 国库现金管理的层级 |
| 2.3 国库现金管理的理论基础 |
| 2.3.1 公共财政理论 |
| 2.3.2 公共选择理论 |
| 2.3.3 制度经济学理论 |
| 2.3.4 委托代理理论 |
| 2.3.5 货币价值理论 |
| 第3章 我国国库现金管理的发展历程及存在问题 |
| 3.1 我国国库现金管理的发展沿革 |
| 3.1.1 传统国库现金管理阶段(2001年以前) |
| 3.1.2 国库现金管理萌芽阶段(2002年-2006年) |
| 3.1.3 中央国库现金管理阶段(2006年-2014年) |
| 3.1.4 中央国库与省级国库现金管理联动阶段(2014 年以后) |
| 3.2 我国国库现金管理取得的成绩 |
| 3.2.1 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不断深化 |
| 3.2.2 国库现金管理的制度体系较为健全 |
| 3.2.3 国库现金管理水平大幅提升 |
| 3.2.4 国库现金流量预测水平不断提高 |
| 3.2.5 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收益 |
| 3.3 我国国库现金管理存在的问题 |
| 3.3.1 国库现金管理操作规模偏小,国库现金余额依然很高 |
| 3.3.2 国库现金管理操作工具较单一 |
| 3.3.3 国库现金流预测的精准度不高 |
| 3.3.4 尚未建立财政库底目标余额制度 |
| 3.3.5 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国库现金管理的协调性有待提高 |
| 3.4 对国库现金管理认识误区的辨析 |
| 3.4.1 问题1:完全否定国库现金余额高具有的正面意义 |
| 3.4.2 问题2:国库现金余额等于财政盈余 |
| 3.4.3 问题3:将国库现金余额持续高企归咎于国库现金管理不力 |
| 第4章 我国国库现金管理存在问题的成因分析 |
| 4.1 政府部门间合作紧密度不高 |
| 4.1.1 财政部门与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责需进一步理顺 |
| 4.1.2 财政收支信息在相关部门间共享不及时 |
| 4.2 财政管理体制仍需完善 |
| 4.2.1 预算管理精细化程度有待提高 |
| 4.2.2 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需进一步深化 |
| 4.2.3 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关系正处调整期 |
| 4.3 国库现金管理制度设计还不健全 |
| 4.3.1 国库现金流量预测机制不完善 |
| 4.3.2 国库现金管理与政府债务缺乏协调 |
| 4.3.3 国库现金管理的投融资市场还不成熟 |
| 4.4 我国国库现金管理问题成因的解决路径思考 |
| 4.4.1 采用组合算法开展国库现金流量预测和库底目标余额测算 |
| 4.4.2 从国际先进经验中寻找借鉴与启示 |
| 第5章 基于组合算法的国库现金流量预测与财政库底目标余额测算 |
| 5.1 国库现金流量预测的方法和模型选择思考 |
| 5.1.1 国库现金流量预测的方法选择 |
| 5.1.2 本文对国库现金流量预测模型使用的思考 |
| 5.2 模型设计及选择 |
| 5.2.1 模型选择及算法原理 |
| 5.2.2 绩效评估指标确定 |
| 5.2.3 数据来源及预处理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3.1 短期国库现金收入预测结果分析 |
| 5.3.2 短期国库现金支出预测结果分析 |
| 5.3.3 短期财政库底目标余额预测结果分析 |
| 5.3.4 国库现金流量预测的进一步讨论 |
| 5.3.5 研究结论 |
| 5.4 财政库底目标余额的测定 |
| 5.4.1 Baumol模型的应用 |
| 5.4.2 Miller-Orr模型的应用 |
| 第6章 国库现金管理的国际经验借鉴 |
| 6.1 美国的国库现金管理 |
| 6.1.1 国库现金管理相关法律 |
| 6.1.2 国库现金管理的机构 |
| 6.1.3 国库现金管理的发展阶段 |
| 6.1.4 国库现金流量预测制度 |
| 6.2 英国的国库现金管理 |
| 6.2.1 国库现金管理的机构 |
| 6.2.2 国库现金管理的账户体系 |
| 6.2.3 国库现金流量预测 |
| 6.2.4 国库现金管理的操作 |
| 6.2.5 国库现金余额管理 |
| 6.2.6 国库现金管理与相关政策目标的协调 |
| 6.3 澳大利亚的国库现金管理 |
| 6.3.1 国库现金管理的机构 |
| 6.3.2 国库现金管理的账户 |
| 6.3.3 国库现金流预测 |
| 6.3.4 国库现金余额管理 |
| 6.3.5 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6.4 国外国库现金管理的借鉴与启示 |
| 6.4.1 财政部下设机构专职负责 |
| 6.4.2 确定合理的现金管理目标 |
| 6.4.3 建立完善的国库单一账户制度 |
| 6.4.4 建立准确的现金流量预测机制和财政库底目标余额制度 |
| 6.4.5 注重国库现金管理与货币政策的协同合作 |
| 6.4.6 具备丰富的市场化投融资操作工具 |
| 第7章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我国国库现金管理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
| 7.1.2 应将我国国库现金管理操作同货币政策实施相独立 |
| 7.1.3 厘清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库现金管理上的职责分工 |
| 7.1.4 组合算法在国库现金流量预测和财政库底目标余额预测上更具优势 |
| 7.1.5 我国财政库底目标余额呈上升趋势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科学设定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库现金管理上的职责 |
| 7.2.2 深化我国预算管理体制改革 |
| 7.2.3 进一步完善国库现金流量预测制度 |
| 7.2.4 建立财政库底目标余额制度 |
| 7.2.5 丰富我国国库现金管理投融资操作工具 |
| 7.2.6 优化完善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 |
| 附表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10）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选题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概念界定 |
| 1.2.2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文献计量分析 |
| 1.2.3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的动因 |
| 1.2.4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的方案 |
| 1.2.5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内容和结构安排 |
| 1.4 研究方法 |
| 1.5 论文的创新点 第2章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机理分析 |
| 2.1 转型背景下的货币政策 |
| 2.1.1 政府导向与市场机制结合的利率体系 |
| 2.1.2 数量型与价格型混合的货币政策规则 |
| 2.2 我国宏观审慎政策的进展 |
| 2.2.1 “巴塞尔Ⅲ”中国化 |
| 2.2.2 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
| 2.2.3 宏观审慎评估体系 |
| 2.3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的可行性 |
| 2.3.1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目标的兼容性 |
| 2.3.2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传导机制的兼容性 |
| 2.4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框架与机制 |
| 2.4.1 协调管理中的核心问题 |
| 2.4.2 协调管理的框架构建与机制设计 |
| 2.5 本章小结 第3章 货币供应量调控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研究 |
| 3.1 货币供应量调控中的结构性失衡 |
| 3.2 结构性失衡在系统性风险积累中的作用 |
| 3.2.1 “脱实向虚”与资产泡沫 |
| 3.2.2 “差序格局”与行业风险 |
| 3.2.3 “圈层效应”与区域风险 |
| 3.3 结构性失衡的检验模型 |
| 3.4 结构性失衡的实证研究 |
| 3.4.1 描述性统计与单位根检验 |
| 3.4.2 “脱实向虚”检验模型的估计 |
| 3.4.3 “差序格局”检验模型的估计 |
| 3.4.4 “圈层效应”检验模型的估计 |
| 3.5 本章小结 第4章 利率调控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研究 |
| 4.1 利率传导渠道的阻滞与系统性风险积累 |
| 4.1.1 利率传导渠道阻滞的原因分析 |
| 4.1.2 利率传导渠道阻滞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 |
| 4.2 利率传导模型的构建 |
| 4.2.1 数据来源与变量定义 |
| 4.2.2 利率传导的实证模型 |
| 4.3 利率传导的实证研究 |
| 4.3.1 市场势力、利率市场化与利率传导 |
| 4.3.2 预算软约束、银行性质与利率传导 |
| 4.4 本章小结 第5章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的规则设计 |
| 5.1 货币政策目标的选择与宏观审慎管理的协调管控 |
| 5.1.1 货币政策目标定位与协调管理的基础 |
| 5.1.2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协调管理的思路 |
| 5.2 协调管控下的货币政策规则 |
| 5.2.1 含逆周期机制的混合货币政策规则 |
| 5.2.2 状态空间模型与混合货币政策规则估计 |
| 5.3 混合货币政策规则的参数估计 |
| 5.3.1 数据处理与描述性统计 |
| 5.3.2 状态空间模型的参数估计 |
| 5.4 本章小结 第6章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的动态模拟研究 |
| 6.1 动态模拟的理论模型 |
| 6.1.1 家庭部门 |
| 6.1.2 厂商部门 |
| 6.1.3 货币政策部门 |
| 6.2 动态模拟的基本框架与参数赋值 |
| 6.2.1 双支柱协调管理的动态模拟框架 |
| 6.2.2 动态模拟模型的参数赋值 |
| 6.3 基于不同混合货币政策规则的政策效应比较 |
| 6.3.1 逆周期机制的政策效应 |
| 6.3.2 不同政策力度下的政策效应比较 |
| 6.4 本章小结 第7章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的国际经验与政策建议 |
| 7.1 政策协调的基本思路 |
| 7.1.1 总量与结构相协调 |
| 7.1.2 从旁观者转向局内人 |
| 7.2 政策协调的制度安排 |
| 7.2.1 中央银行的角色定位 |
| 7.2.2 金融监管框架的选择 |
| 7.3 协调管理的政策建议 |
| 7.3.1 机会平等的资金配置 |
| 7.3.2 激励相容的监管规则 |
| 7.3.3 畅通无阻的信息沟通 |
| 7.3.4 知行合一的规则执行 结论 参考文献 致谢 附录 A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四、当务之急:增加货币供应量（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经济虚拟化对高货币化率的影响研究[D]. 柏栋皓. 河南大学, 2020(02)
- [2]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及其组合有效性的实证研究[D]. 王冕. 吉林大学, 2020(08)
- [3]系统性风险情境下中国货币政策稳定化效应研究[D]. 张莹. 辽宁大学, 2020(01)
- [4]经济虚拟化与实体经济发展 ——影响机理、统计测度和实证研究[D]. 石凯.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5]中国高货币之谜探究[D]. 李秀萍. 东南大学, 2019(01)
- [6]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研究[D]. 薛涵予. 兰州大学, 2019(02)
- [7]汇率不确定条件下的中国—东盟产能合作研究[D]. 李雄师. 广西大学, 2020(06)
- [8]金融风险、国际贸易收支影响汇率机制研究[D]. 张楫. 武汉大学, 2019(06)
- [9]我国国库现金管理创新发展研究[D]. 张兴隆. 中央财经大学, 2019(08)
- [10]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管理研究[D]. 刘波. 湖南大学, 201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