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果研究的社会学逻辑

一、因果研究的社会学逻辑（论文文献综述）

王慧^[1]（2021）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文中研究指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基于学术史的考察专业:政治学理论指导教师:马雪松教授20世纪80年代,詹姆斯·马奇与乔罕·欧森从组织理论的立场将长期受到忽视的制度和制度分析带回政治科学的主流议程,大批学者由此汇聚到新制度主义这面旗帜下并开启了新的研究篇章,以至有人开始高呼:“现在我们都是新制度主义者了”!然而,新制度主义的强劲发展一度令置身于制度结构之中的行动者黯然失色,制度被赋予了更多的约束性功能,其本身蕴含的使动意味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在此背景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迎来观念转向的浪潮,众多学者纷纷加入观念议题的讨论。这一变化对制度分析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表现为各个流派愈益关注观念,更为关键的是,以观念和话语为理论基石的建构制度主义得以兴起。如此一来,新制度主义的观念研究或观念转向议题进入了政治学的中心地带与前沿领域。“观念很重要”似乎已经人尽皆知,但要问观念究竟是什么却又出现聚讼纷纭、人云亦云的局面,所以从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有必要首先为观念这一核心概念确立基本的分析维度。观念是各类行动与社会变革的先导,因而观念一直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同课题,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都从不同角度论述观念的重要性。就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而言,很多学者为观念的界说付出了努力,综合来看,包含类型、层次、要素、形式在内的观念的划分都可以归纳为观念的结构要素,表示观念孕育于特定的政治背景、经济基础、制度结构及社会关系网络,具有鲜明的结构性特征。观念无法凭空产生或存续,需要依附于特定的行动者并经由传播观念的话语、叙事、框架等呈现机制才能切实发挥作用。观念与制度的内在关联是贯穿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研究的核心主线。从辩证的立场来看,观念即是制度,制度即是观念。本文从两个角度论述观念等同于制度的观点。从既定结果来看,某些观念性要素具有制度的属性,从转化过程来看,某些行动者的观念可以转化为实际的制度和政策。观念影响制度的生成、维系和变迁,制度也会影响观念的生成、维系和变迁,但这两条进路又有着本质区别与研究侧重。观念议题回归新制度主义并不是政治科学领域观念与制度相结合的首次尝试,而是有其深刻根植的历史脉络,观念与制度同等重要以及密切互动的观点可上溯至古希腊的政治研究。以观念复归作为切入点并扩大分析视域可以发现,观念研究在政治学的历史发展中经历了兴起、衰落、复兴的转折时期,对其加以考察有助于理解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转向的前因后果。传统政治学研究中观念与制度相互交织在一起,旧制度主义虽然部分承袭了此前观念研究的传统,但偏向于对制度和观念予以宏观探讨与静态描述,旧制度主义的局限以及随后大行其道的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主导了观念研究的衰落,不过这一时期仍然产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念性成果。观念的复兴发生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仅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分支。聚焦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转向,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均从不同程度和不同角度加深了对观念的理解,但各个流派的观念转向有其独特性。建构制度主义代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观念维度上取得的突出成就,其与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建构主义有着特殊的渊源,这一流派的分析基础包括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二元性或双重性,不确定性,利益与制度的观念建构,观念与制度的路径依赖。建构制度主义仍处于发展过程中,遵循建构逻辑而依次成长起来的观念制度主义、话语制度主义、修辞制度主义和沟通制度主义均可被视为其内部的取向。理论的变革无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与回应,脱离现实的理论往往是空洞的和盲目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发生观念转向的关键原因在于,既有的制度分析框架无法为某些现实议题提供合理的解释。基于这样的认识,如何看待和理解这种转向可从理论与现实两个方面加以思考。一方面,观念转向促使各个流派加强对话交流与认同意识,缓和了各流派之间的理论张力,随着观念研究的逐渐深化,制度分析的视野得到相应的拓展。另一方面,比较政治研究离不开对规范和价值问题的讨论,在这个意义上立足日常经验反思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转向带来的深刻启示时,有必要审视观念与制度的正当性,好的观念和好的制度是任何文明社会都应努力追求的目标。结构制约能动,能动生产结构,人类文明演进的根本动力最终落脚于行动者。如何更好地建构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并使由行动者建构的制度更好地发挥约束和使能作用,是一项需要加以认真和审慎探索的课题。

王纲^[2]（2021）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评价视域下第二课堂的学生行为研究》文中指出在我国新时代的高等教育发展背景下和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中,思想政治教育承担了前所未有的任务,是坚持社会主义教育方向的重要教育领域。大学生第二课堂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登上高校教育舞台,经过三十多年发展,成为集思想政治教育、校园文化传承、综合素质培养、学生管理载体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教育手段。随着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学科的发展,大学生第二课堂作为思想政治教育重要途径的作用和意义日益明确,其理论基础、顶层设计、制度建设、组织保障等方面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第二课堂以实践性、灵活性、隐蔽性、多样性等特点在人才培养中承担着思想政治教育阵地的重要角色。人的发展是长期的过程,是复杂因素的结果,教育作为一种人类活动,对其结果的评价是历史性、世界性的难题,特别是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中,如何对人的思想、品格、素质等隐性特质的评价使得思想政治教育评价成为研究的重点和难点。思想政治教育评价既是面向思想政治教育本体的外在测评判断体系,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对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研究主要解决评价的理论基础、指标体系和应用价值等问题。在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理论和方法的长期探索中,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然而在当今信息和数据的时代,社会和学生对评价有了更多的述求和期待,如同人类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每位科学家以追求和证实因果关系为毕生志愿,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也必须回答这一“百年树人”的难题。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出,实践是认识世界的方法,也是人的本质特征。第二课堂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活动,也是学生认识世界、认识社会、认识自我的实践活动,要认识实践这一过程导致的结果,必须从认识实践这一过程入手。思想政治教育是解决思想内化与外化的方法和途径的科学,行为是思想外化的最直接表现,探索思想政治教育如何影响学生的行为的规律和特征,能直接回答思想政治教育的结果。“知、情、意、行”是心理学研究的四个基本领域,认知、情绪、意志最终都会通过行为进行表现,也只有行为才能真正被外界和自我感知和认识。综合以上理论基础和指导,本文在思政教育评价的视角下,进行第二课堂学生行为的研究,掌握新时期背景下第二课堂学生行为的形态、规律、影响等特征,探索行为研究用于思政教育评价及学生评价的途径与方法。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评价重点是对学生思想素质的评价,对学生思想素质的评价转化为对学生第二课堂行为的评价,对第二课堂行为的评价必须依靠具有说服力的参照体系,最具有说服力的参照体系是学生的成长发展,因此,在把握学生第二课堂行为规律和特征的基础上,理论和实践论证行为与学生成长发展的关系是本文的重点。学生第二课堂行为纷繁复杂,这是在以前的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研究中,人们难以涉足的原因之一。而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不但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行为这一复杂现象的基础和数据,也为我们提供了思路和分析方法,符合了当今社会对论证的科学化、数据化、显性化思维方式的要求和期待,进而将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引入到教育学、社会学研究的常用思路和方法领域。当然在当今数据为王的时代中,人们对教育研究的新制度主义、绩效主义的倾向,使哲学、社会学界对以数据研究和归纳研究为方法的因果关系推导和评价体系多有批判,吸取这些批判研究的精华,注重理论论证和实验的严谨,以行为物理研究方法为基础,建立符合逻辑理论的数学模型和关系,体现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本色,从而使第二课堂行为研究成为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研究的有益补充和支撑。本文第一章主要介绍在思想政治教育评价视域下,学生第二课堂行为研究的目的和意义,以及本研究的思路和创新点。第二章介绍第二课堂学生行为研究的理论基础,从理论分析上解决为什么行为研究可以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成效评价的有机组成部分。第三章是在理论框架下对第二课堂学生行为的现实分析,形成适合这一特定教育活动的行为研究理论。第四章介绍建立第二课堂学生行为研究的一般规律和原则框架,讨论行为研究的一般范式。第五章以实际案例和数据为基础介绍如何运用以上原理呈现第二课堂学生行为的基本情况,并分析行为对学生成长发展的影响。第六章阐述第二课堂学生行为的思政教育评价价值,在此基础上提出思政教育评价体系的构建思路和工作机制。

高超^[3]（2021）在《Meaning on the Move: Synthesizing Cognitive and Systems Concept of Culture英汉翻译实践报告》文中认为本翻译实践报告选自美国社会学家Matthew Norton的论文Meaning on the Move:Synthesizing Cognitive and Systems Concept of Culture（“意义嬗变:文化的认知和系统概念的综合”）。该论文通过明确文化以及在认知和环境之间进行意义转换的符号学机制的特征,提供一种能够协调文化认知概念和系统概念的理论。该文本是社会学文本,专业性强、逻辑严谨。在案例分析中,结合文本特点,笔者首先分析了社会学专业术语的翻译。其次从词汇层面进行分析,使用词性转换法、词义引申法和增词法。最后从语态转化法和逆序法的角度分析句子层面的翻译。本翻译实践报告旨在丰富社会学领域的翻译实践成果,为日后此类文本的翻译提供一定的方法和策略。

李小花^[4]（2020）在《游戏中的幼儿世界 ——种儿童哲学的视角》文中指出本论文以3～6、7岁幼儿的游戏为研究对象,从儿童哲学的视角,运用游戏、自我、社会学、自然哲学等相关理论,采用哲学思辨和逻辑实证相结合的方法,首先对相关研究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分析,然后深入幼儿园、社区、家庭,在自然情境中对幼儿的游戏进行观察、录像、访谈,搜集和分析了大量实证资料。在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基础上,对游戏与幼儿世界观（包括自我观、社会观、自然观）形成发展的关系、游戏促进幼儿世界观形成发展的过程,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分析论述,进而得出了几点独到新颖的结论。本论文共分为三大部分,包括五章、绪论和结语:第一部分包括绪论和第一章。该部分在廓清问题的提出、研究目的与意义、文献述评、研究内容、研究思路与方法、论文框架与创新之处的基础上,着重从理论上研究了游戏、幼儿与儿童哲学,论述了游戏的本质、特征和类型、幼儿观、儿童哲学的内涵和外延及其在本研究中的价值,还在总体上探讨了游戏与幼儿世界观的形成和发展之间的关系。从儿童哲学视角出发,将幼儿世界观分为幼儿自我观、幼儿社会观和幼儿自然观。第二部分是本论文的核心,包括第二、第三、第四章。这部分主要从世界观的三个内容展开,分别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论述了游戏与幼儿自我观、社会观、自然观形成发展的关系,以及游戏促进其形成发展的过程。第二章“游戏与幼儿自我观的形成发展”,主要探讨了幼儿自我观的内涵与外延;个体自我观发展的过程;幼儿自我观形成发展的特点;并结合笔者亲自参与或观察的幼儿“自我取向”游戏实例,重点分析了游戏促进幼儿自我观形成发展的过程。第三章“游戏与幼儿社会观的形成发展”,主要分析了幼儿社会观的内涵及外延;幼儿社会观与社会的辩证关系;幼儿社会观的主要特点;并结合笔者亲自观察的幼儿“社会取向”游戏实例,重点探讨了游戏促进幼儿社会观形成发展的过程。第四章“游戏与幼儿自然观的形成发展”,主要探析了幼儿自然观的内涵与外延;在梳理人类自然观发展史的基础上,分析了幼儿自然观形成发展的特点;并基于笔者亲自参与或观察的幼儿“自然取向”游戏实例,着重探讨了游戏促进幼儿自然观形成发展的过程。第三部分包括第五章和结语。第五章“游戏是幼儿的整个世界”,总结了本研究的如下结论:1.游戏是幼儿的存在方式。2.游戏不仅能促进幼儿世界观（包括自我观、社会观、自然观）的形成和发展,而且是其形成发展的最佳途径。3.幼儿在游戏中发现了自我、发现了社会、发现了自然,发现了世界。4.以上结论对幼儿教育带来了诸多启示。本论文的创新之处有3点:1.视角新。从儿童哲学的视角出发研究游戏于幼儿世界观形成发展的价值,具有创新意义。2.内容新。虽然研究幼儿游戏的人很多,但国内外鲜见有人研究幼儿的世界观,更鲜见有人研究游戏是如何促进幼儿世界观的形成和发展的。3.观点新。本研究中关于“游戏是幼儿的存在方式”的观点、关于“幼儿自我观、社会观、自然观形成发展的特点”的观点和“游戏促进幼儿自我观、社会观、自然观形成发展的过程”的观点,均具有创新性。本论文的不足在于:理论性不够强、哲学意味不够浓厚;幼儿游戏的实证资料搜集得不够全面;对当前幼儿游戏教育实践观照不足;关于“游戏促进幼儿自然观形成发展的过程”的探讨较为薄弱。

孟辉^[5]（2020）在《社会科学解释的话语语境模型研究》文中指出社会科学解释是否是真正的科学解释,一直是关乎社会科学合法性的关键问题,也是社会科学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以自然科学解释的标准来判断社会科学解释,最终只能得到一种二选一的对立结果:一种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只有程度上的不同,社会科学可能沦落为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另外一种是,因为无法达到自然科学解释的标准,社会科学解释并不是真正的科学解释,或者不具备自然科学标准的那部分社会科学将不再具有合法性,社会科学将面临分裂的危险。而现有的科学解释模型大多源于自然科学,这些解释模型背后体现的“主体-世界”二元关系,只适合于恒定的自然世界,无法应对变化的社会世界。这些解释模型既无法涵盖社会科学解释中的规范性问题,也无法真正给出社会科学解释力的来源,很难适用于社会科学解释。因此,从自然科学方法论的视角,试图把自然科学解释模型作为社会科学解释问题的解决方案是行不通的,我们需要从认识论的层面来寻找一条能够模型化社会科学解释和说明社会科学解释力来源的新进路。为此,本研究将语境维度引入社会科学解释研究中,在融合语境主义的语境本体论和范戴克话语与语境关系理论两种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由话语构成的、不依赖主体性的话语语境,进而把“主体-世界”的二元关系转化为话语、话语语境和世界的三元关系。作为话语与世界之间中介,话语语境不仅控制了话语的产生和理解,而且其与外在世界之间体现了规范性的关联,避免了“主体-世界”二元关系的局限。由此,我们可以从话语语境这一新的视角,在认识论层面重新审视理论、现象和外在世界三者之间的关系。在话语语境中,社会现象不再属于外在世界,而是和社会科学理论一样作为话语形成了社会科学的话语语境。由于话语语境没有主体性依赖,所以我们可以在无须假定主体认知不变或者外在世界恒定的情况下构建一个社会科学解释的话语语境模型。该模型不仅与自然科学解释兼容,而且可以对社会现象不可重复、主体认知不稳定、社会科学的规范性以及社会科学解释力来源等问题提供一种合理说明。本文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由引言和第一章组成。引言主要论述了社会科学解释问题产生的背景和原因。第一章,主要阐述了话语语境的本体地位和非主体性依赖,结合范戴克的语境理论重构了“主体-世界”的二元关系:话语与世界不再是一种直接的关系,与世界直接作用不是话语而是话语语境,解释则是话语语境稳定和演化的重要动力;运用话语语境控制话语的观点说明了观察和现象的话语语境本质,二者都是话语语境与外在世界作用的结果,话语语境控制了观察的方向和焦点。第二部分,由第二、三、四章组成,这部分主要是在话语语境基础上构建一个社会科学解释的话语语境模型,并从规范性视角来说明社会科学的解释力问题。第二章,阐述了构成社会科学解释模型所需的两个形式条件:模型的可计算变量和现象语境化表征的条件;第三章,主要完成了社会科学解释话语语境模型的构建工作。首先,阐述了社会科学话语语境的基本结构,论述了可计算变量和社会结构性要素可以说明社会现象的不可重复性和观察视角等问题。其次,用金融学案例分析论证了社会科学话语语境的合理性。第三,区分了行动和行为,阐述了行动的话语语境本质,行动只有在话语语境中才具有意义,而社会科学解释就是通过包含规范性的可计算行动变量集重构社会现象的过程;第四章,论述了话语语境视角下经验、概念和规范三者之间的关系,经验在话语语境中获得了显现,而概念只有在规范性的指引下才能进入外在世界,话语语境与外在世界之间是一种规范性的关联关系。社会科学解释体现的是规范性的合理性而非普遍性,通过社会科学解释,社会科学话语语境向社会世界输出了规范性,这点正是社会科学解释力的重要来源。第三部分,由第五、六章组成。第五章,主要运用话语语境的方法模型化历史解释,得到的历史解释话语语境模型是社会科学解释话语语境模型的重要案例论据。历史解释中的连续性话语体现了历史认识的逻辑,与安克斯密特的叙事实体或者核心主题中的历史实体不同,解释模型蕴含的话语实体具有和自然科学理论实体一样的解释和描述功能,可以作为历史解释合法性的重要证据;第六章,主要阐述了话语语境模型对社会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社会与个体之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争、社会科学的“价值无涉”等社会科学哲学重要问题的意义。最后,探讨了话语语境对认识论、知识论以及方法论等方面的影响和意义,展望了一种具有主体间性特征的话语语境主义的可能性。

代瑞婷^[6]（2020）在《基层治理中的民间规范研究 ——基于规范法学视角》文中研究指明规范是思维结构和社会现象相互结合的统一体。法律科学的使命是阐释法律现象,这不仅仅限于体系内的逻辑关系,还需要将法律规范放置于社会现实中,也就是使规范和事实结合成规范——逻辑的相互关系。当前,学界对基层治理中民间规范的研究主要属于宽泛意义上的法社会学范畴,即主要在经验事实层面展开,而忽视民间规范的规范定位,这导致民间规范在基层治理中无法充分发挥作用。民间规范作为基层治理不可或缺的制度供给,在社会学层面的研究远远不够,还需要在规范性层面予以论证,这必然涉入法哲学的讨论。因此,将民间规范放置于规范法学视域下是对民间规范规范定位较恰当的回应。基层治理的发展呈现从“国家”到“社会”的重心转移、从“管理”到“治理”的理念更新,以及从“一治”到“多治”的模式升级。民间规范作为基层治理的制度供给之一,形成的内生型契合“基层”、外生型遵循“治理”,且顺应基层治理的发展逻辑。制度、动力、意识作为基层治理的三维要素,相互协作,分别发挥着前提、核心和基础之作用。然而,民间规范在基层治理中面临着嵌入性制度呈现、规范互嵌实效欠缺、民间规范处于悬置状态等三种问题。将民间规范放置于规范法学视阈内是多元基层治理模式和以治理民生化为导向的政策设计的内在要求,规范法学符合民间规范的契约本质,其核心范畴“惯习”、“承认规则”分别契合民间规范的实践性与规范性。规范法学视域下对民间规范的渊源进路予以反思,渊源进路实则属于法社会学视域,呈现体系性特征,但是这种体系性是沟通、系统意义上的体系性,并不具有理论上的规范性,因此,民间规范在该模式下呈现民间法与民间规范的概念冲突、社会事实与制度事实描述的混淆、命题与因果关系的混乱等问题。因此,在规范法学视域内,实现民间规范理论提升,并对民间规范进行规范定位。在实现理论提升基础上,回归实践,促进民间规范现代价值的转换,完善中央立法、地方立法和民间规范的三层治理制度体系的完善,以及民间规范最大限度整体性预防化解基层纠纷的作用的发挥。

丁伟航^[7]（2020）在《区域共识的制度化 ——多案例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长期以来,对区域制度和区域治理的研究在国际关系理论中一直都占有一席之地。区域作为沟通国家和全球的桥梁,这一桥梁的实质性作用是“建构”。而区域和国家、区域和全球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相互建构的。国家作为行动者通过国际互动建构区域性社会结构,区域性社会结构反过来也约束并建构着国家的利益和认同。区域可以理解为一种由观念建构的制度化结构。观念往往是行动的理由,而非行动的原因,由于存在这一理由,所以因果性因素才会产生具体的作用。如果没有这类“前提理由”,同样的“因素”就无法产生同样的因果性效应。因此,强调观念或共有观念在建构区域制度中的作用是本文的理论基础,研究区域共识的制度化是本文的核心。为研究区域共识的制度化,本文主要采用了以社会学为主体的建构主义方法,强调主体间性和社会事实等概念。此外,考虑到建构主义的理论局限,还借鉴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历史比较制度分析等方法。为深入剖析这一过程,研究选取了危机管理、共同利益、国际协调和集体意向四个变量,并就这四个变量间的建构或因果关系进行了充分论证。其中,与“危机管理”相关的概念如“临界点、决定性事件、外部刺激、共同威胁与共同命运”等;“国际协调”一般包括“国际谈判、多边会议”等;与“集体意向”相关的概念如“主体间性、共有观念、集体承诺、集体理性与互信”等。基于这四个变量,本文提出以下假设:1.区域共识的制度化主要发生在由霍布斯无政府文化向洛克式无政府文化和康德式无政府文化转化的过程中,也可以理解为从“对抗性”共识走向“竞争性”或“合作性”共识,这一过程是国际实践与互动建构的结果。2.区域内各行为主体就某一问题达成合作的集体意向,才能进一步建构区域制度性事实。3.区域共识的制度化是指在区域国际社会中,各国基于共同利益和危机管理的需要,通过国际协调建构集体意向;在达成集体意向后,继续经国际协调建构为国际制度,国际协调贯穿整个制度化进程。4.区域共识的制度化,一般从小规模的成员国为代表的次区域共识开始,逐渐由核心扩散至边缘。或曰,次区域性国际制度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扩展为区域/跨区域性国际制度。为便于观察区域共识的制度化进程,以及四个变量在不同案例中的异同,我们在充分综述各类区域性/全球性国际制度案例的基础上,将依据“次区域–区域/跨区域–全球”分三个维度。首先,在“跨区域”扩展至“全球”这一维度,我们分别选取了“欧洲协调–国际联盟–联合国”和“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这两组案例进行比较分析。其次,在“次区域”扩展至“区域”这一维度,我们重点以“法德煤钢联营–西欧联盟–欧共体–欧洲联盟”这一典型的区域制度化进程为样本。第三,在“次区域”维度,分别选取了三个制度化空间较大的案例,即维谢格拉德集团,上合组织和“东盟+”制度群。这三个维度不仅用于验证研究变量和假设,还将为区域共识的制度化提供多种可能性。通过对变量的论证和案例的考察,得出结论如下:首先,区域共识的制度化之一般经验基本上是与研究假定一致的。其中,共同利益是区域共识形成与发展的前提;危机管理为区域共识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为制度化进程提供了机遇;国际协调是区域共识的形成与制度化之必要途径;集体意向是制度化的初始状态。若要实现制度化,各行为主体间必须先形成集体意向。其次,区域共识是区域社会在三种无政府文化（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间转换的产物,是国家互动建构的结果,是区域内国家间共有的观念结构;区域共识是国家间在相互依赖条件下形成的共识,并以此为基础推动区域共识的制度化。第三,关于区域共识的制度化,还有以下影响因素如区域大国、行为体的数目、功能外溢、相互依赖程度等。最后,区域层面比全球层面更容易达成共识,也更容易制度化。研究区域共识的制度化有助于丰富区域主义理论,有助于更好地保障“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过程中的国际制度建设,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制度化建设提供制度“接口”。

戴巍巍^[8]（2020）在《“家国”思想的秩序机制研究》文中提出“家国”思想是中国传统社会稳定而有序的行为期待化简机制。社会系统理论认为,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源于人的“期待”多样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失望”可能,即社会的复杂性与偶在性,伴随着这种复杂性与偶在性的生产,人的行为会逐渐趋向于实现一种能够使自己的期望得以实现的选择——“有序性”由此产生,“有序”在实现期望的同时也会产生新的“期望”与新的“可能”,于是,在复杂性不断生产的环境下,人就会越来越倾向于“本能的”寻找一种能够“化简”社会不确定性与失望可能的方法,这种方法并非必须来自于本人的行为体验,它应该更简单、更具有可重复性,即以他人的选择作为自己选择的依据,这就是人在面对社会复杂性与偶在性时所产生的选择结构——“选择之选择”。当这种结构获得大多数体验关系之外的第三方认可时,即“制度化”之后,它就成为一种在多数的人群中被“遵守”的、面对行为期待的“复杂性化简机制”。社会系统理论认为,整体意义上的“社会”由不同的社会子系统组成,它包括但不限于思想、文化、艺术、法律、宗教等,每一种社会子系统的分化、运行都遵循着社会发展的一般逻辑——源于复杂性与偶在性的生产,且每一种社会子系统的演进都与其他子系统相联系——交互性,于是可以认为,每一种社会子系统的分化与演进都同时来源于系统内部与外部的互动,并不断生产出新的“复杂性”与“偶在性”。对“家国”思想的观察同样符合社会学的一般判断,作为生发于中国文化土壤中的思想体系,“时间维度”、“社会维度”与“事实维度”的交互使其不断内生出行为期待的复杂性,也不断需要面对在环境交互体验中实现“选择化简”的功能性要求。此外,子系统的演进并不会使社会整体失去其“独立存在”的意义,一种稳定而有序的化简机制,或称一种秩序状态——无论宗教、巫术、法或力量等——都会面对环境复杂性增加所带来的新的化简机制的挑战。“法”是人类发现的最为有效的选择结构,当然,法的表述是多样的,其功能性的表达方式也是多样的,在时间维度上观察“法”,是了解社会结构一般类型的有效进路。“家国”思想是中国人对社会进行观察与体验的总结,她包括了对“人”、“家”与“国”的情感认知,也包括了在与环境交流过程中的行为体悟。首先,传统文化中的个人、家与国不仅是对“自然”状态的描述,更是一种社会化的总结,它指向“亲情”、指向“关系”,也指向“伦理”,“家国”在中国文化中不仅仅是“领域”,更是“场域”,是一种社会功能的集合。其次,社会化的“家国”除了满足“生育”与“互助”的功能,还表征了一种生存活动的范围与一种情感寄托的载体;其三,在围绕“亲情”与“关系”而形成的思想体系中,“孝”与“易”突出的体现了“家国”思想的精神核心——伦理本位,与功能目的——兼容进化。“家国”思想是一种不断进化的思想体系,她有着鲜明的民族性、地域性与历史性特征。对“家国”思想的经验观察可以从中国历史的远古期——夏、商、周时代开始,这是中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社会转型的时期,也是传统文化脱离“鬼神巫术”,进入理性哲学时代的开始。首先,夏、商时期的神话传说中包含三个主要的思想倾向——天命神权、五行相续与“人”之有为,这突出表现了中国文化在源头上对“人”与“现实”的重视。周代是中国伦理观念的成型期,也是宗法制度的发展期,社会思想不仅强调对“天”的遵从,也将“天”具象化为“祖”与“宗”,从而在淡化了“神”的权威的同时强调了“人”的力量;其次,春秋战国时期是“家国”思想的诞生期,社会精英思想中的“家国”理念伴随着“贵族”文化向“平民”文化的传递获得了更为广泛的认同,人的行为开始在“家国”思想的干涉下形成独具中国文化特质的选择结构,“儒”更以其独立的姿态与信仰——尊天配德与无讼不争——催生并推动了这种继之于“礼”的秩序。第三,萌芽于商、周,诞生于春秋、战国的“家国”之序自始便源于一种集“百家相合”的思想体系,“家国”之“理”是“德”、是“仁”、也是“礼”,是一种对习惯的默认,一种对道德的追求,更是一种对规范的遵守,在经历了两汉、魏晋、隋唐的大融合与大发展之后,“家国”思想终于在两宋时期由理学家们塑造成一种成熟的、包容的、进化的规范体系。“家国”思想的规范结构表现为:一般的一致性行为期待。社会系统理论认为,社会复杂性与偶在性的生产最终会导致认知类型的分化,即认知期待与规范期待,这种趋势是为了适应社会的演进,但也同时促进了复杂性的增长,于是“化简”的功能需求就成为社会体验的焦点。规范的结构化是为了以一种选择之选择代替亲自体验过程中的偶在性生产,同时,它会在体验者中产生一种“成功选择”的意义传递,这就强化了已有的化简结构,也造成了意义的同一化传递——规范的一般性特征。在“家国”思想的社会学观察过程中,这种“一般化”趋势以“仁”的意象获得表达,她不但满足了卢曼就“角色”与“程式”在一般化机制上的功能性判断,更在“人格”与“价值”上表现出“超越理论”的一般化能力,这当然是传统文化的独特性使然,同时也是“家国”思想功能性的独特注释。“不一致性”是指不同的同一化机制之间自然会产生的抵触与排斥,在卢曼的理论中,这是“必然”。当然,它也出现在“家国”思想的同一化进程中,但这种不一致性并没有造成期待结构的崩溃,它在中国文化的环境中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被弱化以致消弭,这种“方式”就是“家国”思想中蕴含的“中庸”与“伦常”。“家国”秩序是一种稳定而有序的进化机制。秩序的进化以社会进化的一般理论为进路,卢曼认为社会的发展依赖于复杂性与偶在性的生产,这种生产当然发端于人的生理能力的进化,但在社会获得一定程度的复杂性之后,社会主要的复杂性生产机制就不再源于“自然”,而是源于社会交互的体验,于是一种更具社会属性的复杂性生产机制成为了“进化”追求的目标。不同的化简机制在面对社会复杂性时会抱持不同的“态度”,“宗教”的“漠视”机制虽然也会形成一种稳定而有序的期待结构,但它“无法”也“无意”于社会复杂性的生产,也就无法实现对社会进化的促进与推动,“法”是一种具备“兼容性”的化简结构,它能够通过“专业化”与“程序分化”实现对社会复杂性的同一化传递,并能够在“兼容”不同化简机制的作用过程中实现对复杂性与偶在性的生产。传统中国社会的期待结构是“家国”思想,她不但实现了社会的功能分化,实现了“礼法规范”的专业化与职业化,更以其独特的“包容性”品质表达着中国传统社会的稳定与有序,从“思想”而始的“家国”精神凸显了中国文化中的“以人为本”,凸显了“人人和谐”,更凸显了中国独有的进化机制——“家国之序”。

秦玉洁^[9]（2020）在《政治类文本中隐性信息的翻译 ——《民粹主义与民主危机-（卷1）概念和理论》（第一至三章）的翻译实践报告》文中研究说明本篇翻译实践报告选取《民粹主义与民主危机——（卷1）概念和理论》的第1章、第2章,以及第3章的部分内容进行撰写,这三章主要讨论了民粹主义的概念性问题,对于相关领域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笔者围绕文本的突出特点——隐性信息进行翻译实践报告的撰写。隐性信息在原文本中主要体现在词汇、词组和句子三个层面。在整个的翻译过程中,笔者对隐性信息采取显化的翻译策略,灵活运用意译等翻译方法,以及引申、增译和转换等翻译技巧对隐性信息进行翻译。通过此次翻译实践报告的撰写,笔者对政治领域的相关概念知识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对翻译理论的学习更加深入。基于近些年来的国际局势,多了解各国政治事件是非常必要的,笔者希望本篇翻译实践报告能够吸引更多人关注国际政治局势。同时,该报告可以为隐性信息的研究提供一些新颖的观点,对将来从事相关领域的译者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谢扬真^[10]（2020）在《大卫·布鲁尔的“强纲领”理论研究》文中认为科学技术日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知识水平提升的革命性力量,并深刻而广泛地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和日常生活等所有领域。人类正逐渐向知识经济社会过渡,未来社会将以知识为核心进行系统建构,科学技术将成为决定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本论文以大卫·布鲁尔的“强纲领”理论研究为主题,旨在深化科学知识的理论研究,并结合时代背景提供有限的现实关照。知识论是哲学理论中最为核心的板块之一,因此这就决定了有大量学者对其的关注和研究。在早期时期,西方国家主张知识的本真和纯粹,而随着时间的流失和演变,直到上世纪中期后,以布鲁尔“强纲领”为代表的这一观点的出现,对之前的知识论主张进行了优化和调整,并对其思想进行了抨击和批判,在该思想中认为“一切知识都是相对的、由社会建构和决定的”。“强纲领”的提出标志着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诞生,实现了科学社会学研究从非认知科学社会学向认知科学社会学的转变。布鲁尔认为,“强纲领的‘强’是指所有知识都包含了永远无法消除或者超越的社会维度”。所以可以发现,这一思想的出现更多的是主张社会学维度来分析科学知识,同时要按照其原则严格执行。但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强纲领”的相对主义立场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点不仅招致了不少学者的批评和质疑,也使理论的创新发展遭遇了极大困境。本论文基于学界以上研究背景和研究基础,阐明大卫·布鲁尔“强纲领”形成的社会背景及其理论来源,打牢理论建构的逻辑基础;然后从“强纲领”的四个信条及其与相对主义、经验主义的关系系统阐释“强纲领”理论的主要内容,并从相对主义问题、理论内部矛盾问题、科学合理性问题三个切入点剖析其理论困境;最后对大卫·布鲁尔“强纲领”思想进行理论评析,并预测其未来走向。

二、因果研究的社会学逻辑（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因果研究的社会学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1）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2）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评价视域下第二课堂的学生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Meaning on the Move: Synthesizing Cognitive and Systems Concept of Culture英汉翻译实践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4）游戏中的幼儿世界 ——种儿童哲学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5）社会科学解释的话语语境模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基层治理中的民间规范研究 ——基于规范法学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7）区域共识的制度化 ——多案例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家国”思想的秩序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政治类文本中隐性信息的翻译 ——《民粹主义与民主危机-（卷1）概念和理论》（第一至三章）的翻译实践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10）大卫·布鲁尔的“强纲领”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因果研究的社会学逻辑（论文参考文献）

• [1]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D]. 王慧. 吉林大学, 2021(01)
• [2]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评价视域下第二课堂的学生行为研究[D]. 王纲. 电子科技大学, 2021(01)
• [3]Meaning on the Move: Synthesizing Cognitive and Systems Concept of Culture英汉翻译实践报告[D]. 高超.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4]游戏中的幼儿世界 ——种儿童哲学的视角[D]. 李小花.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3)
• [5]社会科学解释的话语语境模型研究[D]. 孟辉. 山西大学, 2020(11)
• [6]基层治理中的民间规范研究 ——基于规范法学视角[D]. 代瑞婷. 辽宁师范大学, 2020(02)
• [7]区域共识的制度化 ——多案例比较研究[D]. 丁伟航.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7)
• [8]“家国”思想的秩序机制研究[D]. 戴巍巍. 吉林大学, 2020(08)
• [9]政治类文本中隐性信息的翻译 ——《民粹主义与民主危机-（卷1）概念和理论》（第一至三章）的翻译实践报告[D]. 秦玉洁. 大连外国语大学, 2020(08)
• [10]大卫·布鲁尔的“强纲领”理论研究[D]. 谢扬真. 湘潭大学, 2020(02)

标签：新制度主义理论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社会学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