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科技工作者工作压力状况的实证分析与启示（论文文献综述）
朱芬[1]（2021）在《科学家人文精神及其价值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在造就人类社会发展与福化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背离问题。面对科技发展的双重效应,科技哲学领域研究者们从不同视角进行了溯源和追问。对科学活动主体的人文精神反思亦成为其中重要一环。以萨顿、斯诺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就深刻意识到,科学危机的本质在于陷入工具理性的陷阱,消除其社会根源的现实出路在于给科学一种“向善”的导引和约束。而这一点不可能由科学自身来完成,需要充分发挥科学家人文精神的作用和功能。研究科学家人文精神及其价值,有助于揭示科学的人文蕴含和人性意义,增强研究者对人文学科的价值认同,加深和促进包括科研人员在内的普通大众对科学“增进人类福祉”这一崇高使命的理解。另一方面,尽管我国已发展成为科技大国,但国家和人民对于有家国情怀、有温度、顶天立地的科学家的需求没有变化。特别是在当下,随着科技向善、人是目的等主流价值观在各种组织的兴起,科学家人文精神研究更是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与使命。研究综合运用文献分析、内容分析、社会网络分析、语义网络分析、扎根理论、对比分析等质性和量化手段,以420位杰出科学家传记和127位中国当代青年科技精英的访谈为分析素材,基于科学家内部视角窥探和提炼了科学家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涵及其对于科研创新活动的积极作用,力图揭示科学家科学活动的丰盈影响因素,打破公众对科学家单一的刻板印象,为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提供多元路径参考。具体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简要分析了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通过呈现和描述当前中国科学家整体的精神面貌及国内大力倡导和弘扬科学家精神的时代背景,指出研究科学家人文精神及其价值既是一种时代需求,也有其现实必要性。其次,对与研究相关的一些基本概念进行了界定和辨析,并基于国际上代表性学术观点,将科学家人文精神界定为认识层面的人文学科素养、态度层面的科学道德良知和价值层面对人类的终极关怀。第三,对杰出科学家人文精神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杰出科学家人文精神主要表现在深厚的人文艺术修养、纯粹的求知和探索动机以及促进人类福祉的普世情怀。同时研究还分析了人文精神在拓宽认知边界、启迪灵性思维、净化创造心境以及唤醒道德良知等方面的积极影响。第四,在文化和时代语境的双重考量下,进一步挖掘当代中国青年科技精英人文精神的内涵和意义。研究发现,当代中国青年科技精英人文精神主要体现为报国为民的家国情怀、信实不欺的诚信态度、执着不懈的求索精神、团结合作的协同精神以及兼济天下的奉献意识;并进一步从动力推进、道德约束、境界提升和价值导引四个方面探析了其内在机制。第五,重新思考了科学家人文精神的内涵和价值。基于两次实证分析结果,研究从科学活动主体的人性、科学社会功能中的人性、科学文化传统中的人性三个方面论证了“科学家人文精神本质是一种人性关切”的基本观点,并深入分析了其在丰富科学家文化精神追求、推动科技创新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无用”之用。同时,基于科学家人文精神作用受到客观条件制约以及人文与科学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的差异,分析了科学家人文精神促进科技创新的有限性。并探讨了大科学时代的科学家应当如何在追求科学进步和促进人类福祉之间保持平衡和张力。最后,通过辩证分析涵养中国科学家人文精神的现实环境,针对性地提出了对策和建议。研究的创新在于通过综合实证分析和理论思辨方法,从具体微观的科学实践活动中提炼并剖析了科学家人文精神的内涵及价值。研究的核心结论是:科学家人文精神本质是一种人性关切,在丰盈科学家文化精神追求的同时,帮助科学家跳出旧有范式制约、辩证把握科学的本质规定,从而引导和启发科学家从负责任角度为人类活动提出睿智而中肯的建议。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深远的影响,它使科学家在更高的层次上思考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世界的关系。这种上位思考也直接关系着科学发现与创造的能力。同时研究也指出应恰如其分地认识科学家人文精神影响的有限性。只有充分认识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在促进人类福祉上的相通性和一致性,真正实现二者的有机融合,才能促进科技与社会的实质进步与发展。
宋晓娟[2]（2021）在《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社区是居民基于中意而结成的共同体。就私人生活而言,居民可能以个体或家庭的形式存在,但受房屋产权、物理位置、身份地位等因素影响,居民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被纳入社区组织。同一社区空间内的组织之间共享社区环境与服务对象,甚至还可能存在成员重叠。居民之间、居民与社区组织之间、社区组织相互之间彼此依赖,休戚与共。生物学领域将不同种属按某种厉害关系生活在一起叫做共生,社会学领域也逐渐做出了相似的现象解释,而社区则成为了最常见的共生关系发生域,有鉴于此,本文采用共生理论来透视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社区管理的重心几经调整。但到本世纪之初,城市社区问题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看得见且管得着但不愿管的现象仍很普遍。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独具中国特色的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应运而生。就社会管理传统下的网格化管理（2004-2012）而言,其主体、资源和运行方式均源自于政府,因此从主质参量来看,其与政府管理方式同质,是后者向社区的进一步下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改革。作为社会的微观构体,城市社区的实践有了新的发展,在网格化管理强化的同时开始注重治理主体的培育,实践创新的单位则以区、街道为主。以2013年至2015年连续三年的年度“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及提名成果中的城市社区为样本,经NVivo11软件分析得出,这三年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重点依次是:减负增效、三社联动和政社互动。从共生理论视角来看,城市社区的实践由同质延伸转向了异质化发展。研究共生行为模式的四个关键变量发现,社区有少量的异质治理主体存在,这些主体在通过党政主导的相关项目产生互动,互动中的物质信息交流以单向为主,互动的结果是非政府主体增殖能力的提升。变量数据表明,这一时期城市社区的共生行为模式属于偏利共生。实践步入近几年（2016至今）后,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单位由区、街道转向了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与社区治理要素又都取得了新的发展。从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来看,自2016年到新冠疫情暴发前,中国城市社区的网格化管理延续着常态化发展,核心在于对以往实践的进一步深化和对已有问题的探索性解决;新冠疫情暴发后,网格化管理承接了社区疫情防控的重要使命,实践方式做了一些应急性调整与“补漏”式改进。就社区治理要素的发展而言,以民政部在2018年选出的101个优秀社区工作法（已对最新进展做了补充）为样本,经NVivo11软件研究发现,城市社区以协商共治为整体目标导向,形成了多主体参与、资源整合共享的治理格局,发展出了多样化的治理实践方式。从共生行为模式的四个核心变量来看,城市社区生成了丰富的治理主体,这些主体发起了多样化的共治活动,活动中的物质信息呈多方多向流动,最终导向了驻区组织的非同步化发展,由此可见,此阶段的城市社区共生行为模式属于非对称性互惠共生。在中国城市社区持续发展的过程中,“问题”似乎始终未曾远离。每一次新实践在解决旧问题的同时也会伴随着新问题的产生,而新问题又成为了实践再次创新的动力。目前,非对称互惠共生的城市社区实践面临诸多问题,对称互惠共生是其进化方向。从非对称互惠共生到对称互惠共生的发展需要实现共生单元、共生界面与共生条件的多重转变,对称互惠共生的理想固然美好,但这一转变过程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基于当下的城市社区实践现状,结合实践所面临的问题,中国城市社区要想完成这一转变,首先需要实现社区网格化管理与治理要素的充分发展与深度融合。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初衷是强化政府对内部层级部门间网络的管理能力。城市社区治理要素发展的实质是社区内公私合作程度的提升与基层党政部门对公私合作网络管理能力的提高。在学者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和威廉·D.埃格斯的语境下,公私合作程度与网络管理能力是理解网络化治理的两个维度。对比理论植根的实践来看,中国城市社区与美国社会的发展规律有异曲同工之处。有鉴于此,本文提出网络化治理是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与治理要素双维度发展的最终指向,是城市社区进一步发展的目标。共生理论认为,动力与阻力是影响共生关系进化的两个重要因素,要想推动共生关系发展必须提升动力,消解阻力。网络化治理是城市社区实现对称互惠共生理想状态的技术工具,形塑网络化治理的动力同时也是推动主体增容（共生单元）、强化组织互动（共生界面）、加速物质信息流动（共生条件）之力;阻力则主要是由社区组织的互动方式（共生界面）与组织性质（共生单元）决定的。研究发现,动力因素主要有三个:党政领导力、利益驱动力和科技支撑力。这些动力并非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共同发挥作用的。单一治理网络可以由多种动力来形成,但通常只有一种动力在发挥主导作用。综合比较前面所有的样本社区及笔者所调研的其他社区,笔者发现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长青街道城建社区的动力因素最为全面,且已初步推进了网络化治理建设。以城建社区为例,本文从实践层面剖析了这些动力因素导向网络化治理的运作过程。此外,本文以形塑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系统的“向心力”中的最高施力方（基层党组织）领导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中的“离心力”为例,剖析了形塑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系统的内在张力。中国城市社区向网络化治理发展的动力与阻力明晰之后,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寻强化动力、消解阻力之方法。价值冲突是主体间张力背后更深层次原因。价值理念是影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根本因素。共生（共生除可以是一种主体间形态外,还可以是组织行为的先导,即价值）是人类社会的原价值,是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价值理念。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是以社区非对称性互惠共生行为模式为基点的,所以前者的实施路径也是后者的发展路径,换言之,共生单元、共生界面和共生条件三个共生行为模式的核心要素（“成果配置”是共生关系最终呈现出的结果）也是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实施路径的基本面向。有鉴于此,本文从共生价值体系（价值理念）、治理组织建设（共生单元）、治理行动选择（共生界面）和科学技术支撑（共生条件）四个方面探寻了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实施路径。
程显扬[3]（2020）在《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健康,不仅是关乎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更是关乎到国计民生的重要因素。毫不夸张地说,一个健康良好的国民群体是任何国家实现发展与繁荣的坚固地基。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十九大报告中同样写明:“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要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更是在开篇即提出:“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实现国民健康长寿,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同样的,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步伐的加快,国民对于健康的需求水平正在不断提升,对于健康需求的层次同样在持续上升且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健康服务业是21世纪的新兴医疗体系,通过革新医疗模式而构建的以健康为核心而非以疾病为核心的新型医疗体系,包括先进理念、前沿技术、标准培训认证和管理运营组成的覆盖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的系统性工程。正如1996年世界卫生组织（WHO）提出的21世纪的医学是从“疾病医学”向“健康医学”发展;从重治疗向重预防发展;从针对病源的对抗治疗向整体治疗发展;从重视对病灶的改善向重视人体微生态的平衡改善发展;从群体治疗向个性化治疗发展;从生物治疗向身心综合治疗发展;从强调医生作用向重视病人（健康生活方式）作用发展。在医疗服务方面,则是以疾病为中心向以人的健康生命质量为中心发展,以延长生命绝对值向以延长有生产力的健康寿命和青春寿命发展等等。归根结底,就是医学服务的重心从“治已病”向“治未病”转移。以人民健康为研究对象与实践目标的健康医学,将是未来医学发展的方向,也是新型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宏观环境的变革为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加快发展健康服务业,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改善民生福祉和提高全民健康素质的必然要求,是推动经济结构优化调整的重要举措,对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非凡意义。中国的健康服务业已经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因此,有必要对其的发展历史、发展现状与发展成就进行相对系统完整的梳理,在总结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与重大机遇的基础上,科学分析影响其发展的各种因素,同时结合国外的先进经验。特别是在当前的特殊背景下,尝试提出中国健康服务业未来的发展前景与相关建议。首先,本文以两份关键性政府文件作为分界点,将中国健康服务业划分为初创发展阶段（1949—2013）、规划阶段（2013—2017）和快速发展阶段（2017至今）。借助最新的研究成果,从规模和分类两个角度对中国健康服务业的发展现状进行了简要叙述。同时,总结了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所取得的六大基本成就,即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产业路径逐渐清晰;医疗卫生服务覆盖面扩大,重心下沉渐成趋势;健康管理与促进服务产业链初步形成;商业健康险市场规模持续增长;融合发展纵深推进,幸福产业焕发活力;区域健康服务业高地初显,示范效应良好。并揭示了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所存在的五项基本问题,即医疗服务结构与总量方面仍存在诸多不足;健康管理与促进服务整体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健康保险服务发展乏力且存在壁垒;健康服务业相关支撑产业缺少核心竞争力与政策保障;科技创新转化难且信息孤岛问题依然存在。其次,本文在充分考量中国的基本国情与健康服务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构建健康服务业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将国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人均个人现金卫生支出、14岁以下人口比重、65岁以上人口比重、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以及是否实施了新医改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实证结果表明,上述各变量皆有利于推动中国健康服务业的发展。而且,收入水平、个人医疗消费支出、政策规划与人口老龄化对于健康服务业发展的影响程度较大。在此基础上,结合各影响因素在中国的客观现实,针对经济发展水平、政策规划、人口年龄结构、城镇化水平、科技创新和疾病谱变化对于中国健康服务业产生影响的主要表现形式和影响方式进行了深入说明。最后,本文系统论述了在外部不确定性增加的条件下,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前景,即后疫情时代防控常态化为健康服务业发展带来了新契机,新基建与双循环格局为健康服务业发展带来了新机遇和人口老龄化为健康服务业发展带来了新红利。并且,在对国际经验进行比较总结的基础上,从多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唐源[4]（2021）在《心理资本、工作投入和知识分享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文中指出当前国际国内市场竞争环境复杂多变,“贸易战”和“技术垄断”现象愈演愈烈,创新人才成为国与国间竞争的关键因素。创新人才是企业创新的基础来源,企业只有在创新实践中发现和培养人才,在创新事业上汇聚和召唤人才,在创新活动中锻炼和挖掘人才,大力造就和培养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的创新型科技人才。我国高新技术企业还存在国外大量“卡脖子”技术,急需在当前激烈竞争环境中取得应对国外的核心创新能力。员工创新是企业创新的基础和主体,是最重要的创新构成要素。高新技术企业的员工具有高素质、高创新性、和自我实现愿望强烈等特点,在促进企业创新方面有着其他传统企业员工无法比拟的优势,他们分布于企业中技术研发、行政管理、后勤服务、市场营销和品牌推广等各个部门,是最能知晓企业短板、发展问题和识别创新机会的创新单元,如何让企业能最大限度的开发和利用个体员工成为“问题发现”、“机会识别”和“突破创新”的关键触发器,就必须尊重员工、了解员工个性心理和激发员工创新心理,要利用好心理资本规律,使高新技术企业员工自发自愿参与到企业的各个层次的创新行为。员工创新行为研究领域逐渐成为广大学者近年来研究的一个热点,大部分国际国内学者从单变量或者多变量视域分析员工创新行为的个人、团体或者组织的影响机制,本研究的研究视角是从组织行为学视角和环境动态论视角结合来探究员工创新行为的作用机理,进一步延伸员工创新行为的研究视野,深度分析了高新技术企业员工创新行为的新状况,探讨了如何通过员工心理资本的提升促进其创新行为。目前,已有研究文献关注到心理资本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但对心理资本如何作用于员工创新行为的内在机理及其具体作用情境,现有文献对该问题鲜有深入和展开研究,而且在现有的理论研究中,其研究结论有不一致的地方,尤其是在某些具体研究问题还存在一定的分歧。本文在借鉴国内外相关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以心理资本理论、工作要求—资源理论、双元创新理论、资源基础理论、知识管理理论和等视角,紧密围绕“心理资本如何影响员工创新行为”这一基本问题,建立“心理资本—工作投入—员工创新行为”、“心理资本—知识分享—员工创新行为”双重路径理论框架,目的是探讨心理资本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影响路径,本研究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对其展开了深入的探究工作:首先,本研究选取了高新技术企业员工为研究对象,在现有文献资料的梳理基础上,初步形成了心理资本与员工创新行为关系的分析框架,提出了本研究的初始假设命题:心理资本中任务型、学习型、关系型和创新型四个心理资本均能提升员工创新行为。其次,基于文献探讨建构理论模型,本文以心理资本为切入点,引入工作投入、知识分享两个变量,在当前的现实和理论背景下,架构了心理资本和员工创新行为二者的研究假设和概念模型,同时对心理资本、工作投入、知识分享、员工创新行为概念进行了讨论,对这几个变量的现有研究维度进行了划分,同时进一步探讨了各个变量的测量方法,为进一步挖掘心理资本对高新技术企业员工创新行为影响机制做好铺垫。再次,把双元创新理论、资源基础理论、知识管理理论、工作要求-资源理论和心理资本理论整合到统一模型中进行研究,进一步提出研究假设。最后,在前面主效应和中介效应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当下国际国内情景,引入了环境动态性（技术动态性和市场动态性）变量作为情景边界进行考察,从环境动态性的视角考察在差异化情境下心理资本、工作投入和知识分享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是否存在差异。通过多元回归分析方法进行了实证分析检验,最终形成了环境动态性（技术动态性和市场动态性）影响心理资本、工作投入、知识分享与员工创新行为关系的调节效应模型和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通过研究得出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心理资本对员工创新行为主效应得到检验。心理资本及包含的四个维度对员工创新行为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作用。第二,工作投入和知识分享的中介作用假设得到验证。工作投入及其三个维度（身体、情感和认知）对高新技术企业员工创新行为有显着的影响效果。工作投入在心理资本对员工创新行为之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知识分享及其两个维度对员工创新行为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知识分享在心理资本对员工创新行为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工作投入和知识分享在心理资本对员工创新行为之间存在链式中介效应。第三,环境动态性的调节效应得到检验。环境动态性在心理资本与工作投入和知识分享对员工创新行为有显着调节作用:其中技术动态性在工作投入对员工创新行为有正向调节作用,技术动态性负向调节知识分享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技术动态性也负向调节心理资本通过知识分享对员工创新行为的间接影响。市场动态性在工作投入对员工创新行为起着负向调节作用,市场动态性在知识分享对员工创新行为起着正向调节作用,市场动态性负向调节了心理资本通过工作投入对员工创新行为的间接影响,市场动态性正向调节心理资本通过知识分享对员工创新行为的间接影响。本文的创新点如下:第一,本研究打破原有文献和概念的局限,从组织行为学和环境动态性双重视角,丰富了员工创新行为研究领域。本研究以高新技术企业员工为研究对象,对心理资本的内涵重新进行界定,并利用本土心理资本的维度及量表,进一步挖掘心理资本的时代内涵对新时代员工创新行为的作用,填补目前国内量表开发的不足,尤其是国内量表的实证方法成果还较缺乏,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第二,本研究将工作投入和知识分享两个中介引入研究框架,探究二者在心理资本与员工创新行为中的作用,揭示心理资本对员工创新行为的作用机理和影响路径,建立了“心理资本—工作投入—员工创新行为”,“心理资本—知识分享—员工创新行为”双重中介主要研究脉络,并提出“心理资本—工作投入—知识分享—员工创新行为”的链式中介作用路线,弥补了现有研究的不足。第三,现有文献较少从环境动态性视角来关注心理资本对员工创新行为的作用情景,基于当前国际国内现实情景,引入环境动态性（技术动态性和市场动态性）作为调节变量,通过实证检验,探究其在心理资本、工作投入、知识分享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调节作用和被调节的中介作用,使研究更具有全面性和连续性。为员工创新行为在不同情景下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这一研究拓展了现有心理资本对员工创新行为作用研究的纵深度,为高新技术企业在不同技术动态性和市场动态性下提升员工创新行为提供了科学的管理方法和实践指导。
张晋[5]（2020）在《幼儿园亲师关系质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学前教育改革的日益深入,“提优增质”,聚焦质量成为促进儿童发展,适应国家教育改革,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核心价值诉求。自幼儿入园后,教师成为儿童发展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他人,教师与家长间相互作用构成儿童发展的中间系统。其中,亲师关系质量是学前教育质量的重要构成,是制约中间系统发挥作用的关键要素。然而,在实践层面中,亲师间缺乏有效互信的合作关系。家长往往以“赤字视角”（deficit lens）被看待,众多家庭优秀的文化资源、生活经验被忽视,家庭位于决策边缘,扮演着“听众”角色,近些年,甚至出现了较为严重的亲师信任危机;新任教师认为与家长相处是职业初期所面临的最大困难,熟手教师则把家长工作问题视作为工作不满的主要来源之一。关系质量为评定亲师关系,建立有效亲师关系提供了重要的视域借鉴。自上世纪末,关系营销学领域兴起对关系质量的研究热潮后,关系质量逐步在企业管理、人际关系管理等领域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并形成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然而,在教育学,尤其是学前教育学领域中,关于关系质量的研究屈指可数。这为本研究提供了可为空间。那么,为什么要关注幼儿园亲师关系质量?如何理解与评定幼儿园亲师关系质量?实然层面幼儿园亲师关系质量发展如何?哪些因素影响着幼儿园亲师关系质量,其作用机理如何?如何进一步优化与保障幼儿园亲师关系质量?为了回应这些问题,本研究借鉴管理学、社会学研究成果,遵循实然与应然的逻辑理路,运用混合研究范式,并用建构主义与实证主义研究范式来对亲师关系质量进行探究与验证。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研究内容:第一,探寻幼儿园亲师关系质量的本真。这一部分主要是解决如何理解与评定幼儿园亲师关系质量的问题。通过理论演绎与经验归纳,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方式来初步建构幼儿园亲师关系质量模型。理论演绎借助文献法,通过对已有管理学、社会学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汲取学理养分。经验归纳通过对22名幼儿园教师、管理者与家长进行深度访谈收集数据,对数据进行三级编码,归纳出亲师关系质量的结构、影响因素与影响结果。从而,建构出幼儿园亲师关系质量TCS模型,亲师关系质量结构包括信任（trust）、承诺（commitment）与满意度（satisfaction）,影响因素包括效能感知、信息对称、相似性与共情能力等,影响结果包括关系持续愿望、沟通效率、口碑传播与问题解决方式。第二,考察幼儿园亲师关系质量的实然状态。围绕TCS模型,自编家长版与教师版《幼儿园亲师关系质量问卷》,分别在重庆市、湖北省、安徽省、江苏省、辽宁省、山东省、广东省范围选取2120名家长、1349名教师作为调研对象,采用纸质问卷收集数据。结果发现,家长与教师亲师关系质量总体平均值均高于临界值3.00,这表明调研范围内幼儿园亲师关系质量处于较高水平。家长与教师亲师关系质量在园所等级上存在显着差异,并且随着园所等级越高,家长与教师亲师关系质量水平越高。家长与教师亲师关系质量在园所性质上不存在显着差异,这说明公、民办园亲师关系质量水平接近。家长与教师关系质量在年龄班上不存在显着差异,这说明各个年龄班亲师关系质量水平接近。家长与教师亲师关系质量在学历上存在显着差异,并且伴随着学历的提升,亲师关系质量呈现出小幅度下降。家长与教师亲师关系质量在收入水平上不存在显着差异,这说明亲师关系质量并未因收入而存在差异。第三,验证幼儿园亲师关系质量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借助《幼儿园亲师关系质量问卷》,分别在重庆市、湖北省、安徽省、江苏省、辽宁省、山东省、广东省范围选取2120名家长、1349名教师作为调研对象,采用纸质问卷收集数据。结果发现,家长信任倾向、家长信息对称水平、相似水平与亲师关系质量的相关性达到中等程度正相关,家长对教师效能感知、家长共情能力与亲师关系质量的相关性达到高度正相关,且均达到显着性水平。家长信任倾向、家长对教师效能感知、信息对称、相似性以及家长共情能力是问题解决方式与口碑效应的正向预测因子。当在影响因素与问题解决方式以及口碑效应关系中,加入家长关系质量作为中介变量后,家长关系质量未对家长对教师效能感知、家长共情能力与问题解决方式产生中介效应,对家长信任倾向、相似性与信息对称产生显着的中介效应,家长信任倾向、相似性与信息对称通过家长关系质量对问题解决方式产生更显着的影响。家长信任倾向、家长对教师效能感知、相似性、信息对称与家长共情能力对口碑效应的间接效应值变大,并且均达到显着性水平。据此判断,家长亲师关系质量对影响因素与口碑效应关系的中介效应明显,影响因素通过家长关系质量将更加显着地影响口碑效应。教师信任倾向、相似性与亲师关系质量的相关性达到中等程度正相关,教师对家长效能感、信息对称水平、共情能力、工作成就感以及幼儿园组织氛围与亲师关系质量的相关性达到高度正相关,且均达到显着性水平。教师信任倾向、教师对家长效能感知、信息对称、相似性、教师共情能力、教师工作成就感、组织氛围是关系持续愿望与沟通效率的正向预测因子。当在影响因素与关系持续愿望以及沟通效率关系中加入关系质量作为中介变量后,教师信任倾向、教师对家长效能感知、信息对称、相似性、教师共情能力、工作成就感以及幼儿园组织氛围对关系持续愿望与沟通效率的间接效应值变大,并且均达到显着性水平。据此判断,教师亲师关系质量对影响因素与关系持续愿望及沟通效率关系的中介效应明显,影响因素通过关系质量将更为显着地影响关系持续愿望与沟通效率。第四,优化与保障幼儿园亲师关系质量。基于实证调研结论,提出进一步优化与保障亲师关系质量的对策与建议。应树立双边性、公平性、动态性与增值性的关系理念,从营造和谐的幼儿园组织氛围、构建透明对称的信息共享机制、建构亲师关系冲突解决机制以及聚焦教师家园沟通能力发展入手优化与保障亲师关系质量。综上所述,本研究聚焦亲师关系,借鉴关系质量这一视域,为科学评定有效亲师关系提供重要启示。运用混合研究范式,将建构主义与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相结合,发现并验证亲师关系质量模型,掌握幼儿园亲师关系质量的发展状态。基于实证研究结论,从发展理念与具体操作路径的角度提出亲师关系质量优化建议。
梁炜[6]（2020）在《科技创新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文中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经济发展的显着特征。这一特征,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思路、经济政策以及宏观调控提供了现实基础和实现依据。在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诸多要素中,科技创新至关重要。经验证明,科技创新是保持经济长期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所在,是实现国家实力跃迁的重要基础,也是抵御“黑天鹅”“灰犀牛”等公共事件和保持经济社会平稳运行的重要保障。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制约科技创新的诸多制度藩篱不断被破除,创新活力得到有效激发,中国科技实力迈上了新的台阶,已经具备实现跨越发展、成为世界科创中心的基础和条件。然而从现实表现来看,科技创新“红利”释放不足,未能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应有的支撑作用,主要表现为:科技进步贡献率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低,关键核心技术依然受制于人,产学研脱节现象仍然存在,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相对缓慢,产业结构升级迟缓,产业链长期处于“低端锁定”状态。总体来看,科技供给不能有效满足发展需求,技术供给和技术需求存在结构性矛盾,形成了“科技进步陷阱”。当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孜孜以求的目标时,对科技创新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机理分析、问题辨识,以及基于转型背景下的对策研究,成为了本论文的初衷和目标。本论文首先构建了一个科技创新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对其逻辑机理进行系统性分析与阐释,同时分别提出科技创新支撑生产效率提升、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发展方式转变的三个研究假说;其次,运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对1990-2017年中国科技创新现实表现进行了测度,并提出了改进的DEA分析方法——综合数据包络分析方法CDEA（Comprehensive Data Envelope Analysis）,使用该方法对2013-2017年中国科技创新绩效进行了评价,在评价的基础上厘清现阶段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再次,分别从生产效率、经济结构、发展方式的角度对科技创新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传导机制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最后,探讨转型背景下提升科技创新支撑度的对策建议。本论文的主要贡献有:（1）在分析框架方面,基于新时期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阶段转换的大背景,初步搭建了科技创新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将科技创新与效率提升、结构变迁、发展方式转变纳入同一个逻辑框架中,从而对科技创新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原理和机制做系统性分析;同时构建了四阶段的科技创新全链条模型,分别从过程和结果角度对科技创新的内涵进行界定。（2）在测度方法方面,借鉴人工智能领域的计算方法,创新性地对传统DEA方法进行改进,构建CDEA模型,力图克服DEA孤立分割优化目标的片面性,以综合性、全面性的视角对创新绩效做出评价。（3）在对策建议方面,基于国际创新环境变化、中国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阶段转换的现实背景,按照系统性、协调性、耦合性的原理,构建科技创新“模式—路径—政策”的“三位一体”转型策略,该体系的核心在于“转型”,逻辑层级在于“路径”实施是“模式”选择的实现形式,同时又为“模式”提供了保障手段,同样的“政策”制定是“路径”实施的实现形式,同时又为“路径”提供了保障手段。经济发展的落脚点在于追求人类最终价值的实现,这是经济研究哲学高度的不断跃升,也是经济实践文明演进的不断进步,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经济发展的高级状态。本论文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为科技创新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一个逻辑自洽的分析框架,探索科技创新有力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症之药”,在新的起点上,通过因势利导的发展思维、道路和决策,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走上强国之路,同时为世界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中国方案”。
向伟[7]（2020）在《新时代高校辅导员素质及提升策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多年以来,辅导员制度在我国高校逐步得到发展与完善,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辅导员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他们担负着培育社会主义人才的重要责任,承担着引领大学生健康成长成才的光荣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尤其强调教师队伍建设对于高校人才培养的战略意义。2018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指出,建设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育人水平高超的高素质教师队伍是大学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高校要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在教育公平、学生资助、就业创业等方面要有新举措。这些规定对新时代高校辅导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建设一支高素质的高校辅导员队伍,已成为一项极为迫切的重要任务。那么,什么是新时代高校辅导员的素质?怎样实证分析新时代高校辅导员的素质结构?怎样科学评估新时代高校辅导员的素质现状?如何有效提升新时代高校辅导员的素质?带着这些问题,本文以高校辅导员素质的内涵、素质结构为逻辑起点,始终把围绕“是什么?怎么样?为什么?怎么办?”作为本文的研究脉络,对新时代高校辅导员的素质进行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全文除了绪论和结语之外,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高校辅导员素质研究的理论依据。本文的理论依据主要包括三个部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习近平立德树人教育观和素质建构理论。其中,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南,习近平立德树人教育观为本研究确立了新的时代坐标,素质建构理论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学借鉴。第二部分:初步建构新时代高校辅导员素质结构模型。高校辅导员素质结构如何,不同学者提出了不同的学术观点。本部分首先聚焦新时代高校辅导员的素质特征词,通过关键行为事件访谈法、内容分析法初步提炼出58项高校辅导员素质特征词,并在此基础上对高校辅导员素质进行了理论建构,最后得出新时代高校辅导员的素质包括了育人情感与价值观、育人学识、育人能力、育人品质、育人个性与动机五个初始维度。第三部分:正式编制与确定高校辅导员素质测评问卷,并对各维度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索。将收集整理的58项高校辅导员素质特征词,编制成《新时代高校辅导员素质测评问卷》,并对此进行质量检验。通过第一次施测对测评问卷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信效度检验结果表明,新时代高校辅导员的素质主要由六个维度组成,包括:育人情感与价值观、育人个性与动机、育人学识、育人能力、育人心理素质和育人身体素质,这比之前理论建构的维度多出了一个。经过进一步的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新时代高校辅导员六维度结构模型比较稳定,具有较高的信效度。第四部分:使用自编的《新时代高校辅导员素质测评问卷》对当前我国高校辅导员的素质现状进行了实证考量。对辅导员的素质测评采用了辅导员自我评价与大学生他评相结合的调查方式,调查结果表明:新时代高校辅导员的整体素质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但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育人情感与价值观是新时代高校辅导员的硬核素质;其二,育人心理素质是新时代高校辅导员素质的优势所在;其三,育人学识是新时代高校辅导员素质的主要弱项;其四,科学研究能力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能力是新时代高校辅导员育人能力的两大短板;其五,育人身体素质欠缺主要聚焦于高校辅导员的睡眠质量上;其六,育人个性与动机偏差集中体现在辅导员的创新性上。最后,本研究还发现新时代高校辅导员的素质评价存在性别、工作年限、专业、年级、评优与否等人口学差异。第五部分:本研究从两个方面对新时代高校辅导员的素质现状进行原因探析。一方面,分析新时代高校辅导员素质呈现良好发展态势的原因,主要从国家宏观层面、学校中观层面和个人微观层面进行多视角的阐述;另一方面,有针对性地分析高校辅导员存在素质偏差的主要原因,文章从国家、学校等外部要素和个体自身的内部要素进行了深入的剖析。第六部分:立足本次的研究调查结论,文章最后从新时代高校辅导员素质的六个维度入手,以国家层面、学校层面和辅导员个人层面为结构框架,提出了相关的建议与对策。其中,提出了新时代高校辅导员素质培养的六点建议,它们分别为:优化辅导员育人情感与价值观、提升高校辅导员的育人心理素质、补足高校辅导员育人学识的短板、强化高校辅导员的育人能力、培育高校辅导员的育人个性与动机、重视提升高校辅导员的育人身体素质。
崔仕绣[8]（2020）在《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研究 ——障碍及其克服》文中指出定罪与量刑的重要性无分轩轾。作为刑事审判的重要组成部分,量刑结果与量刑程序的适正直接反映刑事审判质量和刑罚目的之实现情况,乃为规范司法量刑活动的必然要求和健全公正、高效廉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应有之义。着眼于我国长期存在的量刑失衡和量刑歧异现象,在认真总结司法实践经验和回应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有力关切的基础上,地方法院和科研院所的积极探索和果敢试错,最终与中央层面宏观政策形成耦合,一场“由下至上、由点及面、有浅入深、由外到内”的量刑规范化改革得以在全国范围内统筹部署并逐层推进。历经十余年砥砺前行,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攻坚克难,在确立科学的量刑方法和量刑步骤、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增强量刑实践可操作性和可预测性、构建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缩减量刑差异以及提升裁判质量和司法权威等方面效果卓着。然而,在肯定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本土经验”的基础上,还需正视当前量刑规范化改革深入推进阶段存在的诸多障碍。除了长期盘踞的报应刑本位刑罚目的观对法官量刑实践的影响外,冗杂细密的量刑规则不免造成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过度限缩,缺乏专职化改革统领机构同样导致以量刑规则和具体情节设置为研究对象的实证研究缺乏持续性和周期性,加之规则建制层面过度机械化倾向和量刑程序改革的不尽完备,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仍需克服障碍、踵事增华。本文立足于对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蕴涵探询、脉络梳理与经验总结,在对量刑规范化改革所涉之论理支撑的论析基础上,围绕我国量刑规范改革的现存障碍,结合域外国家和地区量刑改革的可取经验,有针对性地展开指导观念、实体和程序侧面的完善举措之探讨,旨在促进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行稳致远、进而有为。全文除导论、结论外,共分六章。第一章是对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概述,乃是对本文论述对象的明确。首先对量刑内涵、量刑规范化的产生背景和量刑规范化改革实际蕴含加以剖析,进而对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终而对各阶段改革经验加以凝练。量刑是法官在规范指引下,秉持法律理性与朴素良知,对具体个案和行为人的逻辑论证动态过程。鉴于日益显着的量刑偏差、滞后的“估堆式”量刑方法以及民众对公正、透明量刑程序的强烈期盼,量刑规范化命题得以孕育和发展。随后,旨在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完善量刑程序、促进量刑公正的量刑规范化改革始得部署,并历经了探索试错、局部试点、全面推行和深入推进四个阶段,不仅使“地方法院的微观规范量刑探索”与“中央司法改革的宏观制度决策”形成“共振”,确立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量刑方法,还初步形成实体规范与程序规范的协同发展格局,加强了理论与实践层面有关量刑规范化与刑罚裁量权、量刑统一化与刑罚个别化等辩证统一关系的理解。第二章是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理论探讨,乃是本文研究的论理支撑。首先是对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秉持之刑罚理论的探讨。在刑罚价值方面,不仅需要对刑罚可能造成司法资源浪费和过度或错误发动而折损公民权利等负价值进行控制,还要对刑罚保护公民自由、国家秩序和公平正义等方面的正价值加以弘扬。此外,法官基于何种刑罚目的进行裁量,是实现量刑公允、降低量刑歧异的重要前提,因此还需要明确刑罚之目的。在阐明报应理论、预防理论和综合理论的差异和不足后,并合主义刑罚目的之妥适与必要得以明确。在罪刑均衡理论的立法、司法实现方面,要始终坚持罪质与刑质、罪量与刑量、罪度与刑度之均衡,并通过量刑规范化改革提高量刑方法与步骤的科学性、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刑罚理论之探讨进而衍生出对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功能探究和理念反思,前者包括对无根据量刑偏差的消除、规范化量刑思维的培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以及相对独立量刑程序的完善,后者则包含体现改革基本价值的公正理念、调和各方诉求的和谐理念、体现改革工作实效的效率理念和凸显实质正义的人权理念。第三章是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现存障碍,乃是研究主体亟待解决的问题归纳,包括指导理念、领导机制、规则建制和程序延伸层面所面临的改革阻碍。首先是指导观念层面,当前我国刑事司法过于强调“惩前”而忽略“警后”的报应刑本位刑罚目的观,难以调动社会同犯罪作斗争的积极性,更有碍于人权保障目的之实现。其次是领导机制层面,仅依靠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三庭,实难应对具有极高时效性、复杂性和专业性要求的量刑规范化改革重任,亦不利于量刑实证调研的持续性推进。再次是规则建制层面,随着《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和《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二）（试行）》等文件的相继出台,不免使法官“迷失”于细密化的量刑规则之中,加之量刑规范间存在的多义性冲突,同样令法官疲于计算各罪量刑起点和各个情节对基准刑的增减幅度。最后是程序延伸层面,畸高的量刑建议采纳率不仅引发控方“胜诉结局”的价值倾向和裁判权向检察机关让渡的担忧,还可能导致量刑辩护的乏力甚至无效;量刑听证制度尚在规范依据、实施模式和理论支撑等方面存在不足;用语刁钻或解释片面的量刑裁判说理,徒增民众理解量刑结果之难度,无益于息诉服判;当前指导性案例制度援引效果不佳,同样引发理论与实务界关于构建量刑判例制度的思考。第四章是有关完善我国量刑规范化指导观念的探讨,乃是对研究主体指导观念层面障碍之破除。该部分首先对域外国家和地区量刑改革指导观念的演进脉络加以梳理和介评,进而探索我国规范化量刑观念的革新路径。相比之下,美国量刑改革指导理念经历了“直觉驱动”下的“康复矫治主义”刑罚观向“规则武断”下的“机械主义”刑罚观之过渡,最终形成参考性量刑指南体制下的“衡平主义”刑罚观,突出对量刑规范的简化和对法官量刑酌处权的保护;英国则是在普遍遵循先例的前提下,形成允许量刑结果“偶然偏离”的量化量刑格局;德国采用“幅的理论”以消解个案中罪责补偿和特殊预防的矛盾冲突,并以此建立“双轨制刑事制裁体系”;日本量刑改革以行情约束模式为征表,要求法官依据司法经验和司法判决形成的量刑准则,并作出不超越相对确定的刑罚裁量幅度的判罚。鉴于域外国家和地区量刑改革指导观念的发展沿革,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应舍弃纯粹报应主义和纯粹功利主义的本身弱点,形成“报应为主、预防为辅”的刑罚目的观。其中,在凸显报应为主的实质正义要求之余,还需兼顾特殊预防为辅的刑罚个别化要求,而基于对我国刑法第61条量刑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考量,纯粹的一般预防目的除了存在超过报应限度的可能外,并不能在量刑阶段予以体现。第五章是完善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实体侧面的举措,乃是对研究主体实体层面障碍之破除。在对域外国家和地区量刑改革实体层面的可取经验充分论析基础上,从我国专职化量刑规范化改革领导机制的建构、量刑规则的优化设置和量刑基准的确立程式等方面,论述了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深入推进阶段实体侧面的完善举措。一方面,英美两国专职委员会在员额配置、机构组成和日常管理等方面优势显着,既可在及时收集、分析和研判量刑数据的基础上,预估犯罪趋势并适时调整量刑政策,又能确保稳定的财政支持和量刑改革学理研讨的充分开展。另一方面,德国虽无专职量改机构,但却通过构建完备的量刑法律框架,引导法官科学行使自由裁量权和强化上诉法院量刑审查,来实现量刑均衡目的。因此,基于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和司法机关的特殊性质,我国有必要设置统领量刑规范化改革的专职机构,以便于制定和修改量刑指导意见、整合量刑数据并进行实证研究、获取稳定经费保障和开展周期性量刑培训等。此外,在员额构成上除了要包含卓富司法实践经验的法官、检察官,还应聘请法学院校和科研院所的资深法学专家和具有丰富刑事辩护经验的律师。最后,在量刑规则的优化设置层面,不仅要立足时效性与可适性对量刑规则进行完善,突出其与量刑法律基本原理、量刑规律的契合,还要着眼于司法效率的提高,对量刑规则进行适度简化,突出量刑规范化统领机构的规则解释功能,防止细密化、机械化的量刑规则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过度限缩。第六章完善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程序侧面的举措,乃是对研究主体程序层面障碍之破除。首先展开对域外国家和地区量刑改革进程中程序侧面合理经验的介评与论述,进而依次从我国量刑建议制度的优化、量刑说理的渐次升级、量刑听证的模式创制、人工智能刑事量刑辅助系统的风险防控和其他方面,分步展开完善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程序侧面的具体措施。域外国家和地区的量刑程序改革经验显示,美国的量刑听证程序和量刑数据系统,不仅为法官提供全面获取量刑信息的便捷途径,更符合信息搜集和刑期预判之要求。而英美德三国对量刑裁判说理、量刑建议和上诉复审的重视,无不体现出程序侧面防止法官恣意行使裁量权之努力。此外,日本裁判员制度、被害人参与制度和量刑判例数据系统,也展现出提升量刑合理性、社会认同度和民众司法参与度等方面的优势。因此,在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深入推进阶段,在优化量刑建议制度方面,要尤其注意建立量刑信息的遴选机制、促进控辩双方的量刑参与、强化检方量刑建议的说理、发挥人工智能技术支持以及创新量刑建议考评机制;在量刑裁判说理方面,既要注意实质内核的判罚证立与裁判认同,注重对量刑步骤的载明、相关情节的辨别和不同量刑情节作用力的述明,还要注意形式肌底的经验表述与繁简适度,经过法官精炼、简洁的裁判说理,让社会公众从简练的说理论证中体会各量刑情节和幅度的动态调节过程;在量刑听证程序的模式创制方面,应正视我国与英美法系国家的法源差异,设计符合我国司法实际的量刑听证程序;在人工智能刑事量刑辅助系统的风险防控方面,应深刻认识到科技革新助力于司法实践的不可逆转趋势,把握法院信息化建设和人工智能重大战略机遇,同时防范功能定位和技术迟滞等风险,合理运用智能化资讯科技辅助法官量刑。最后在量刑程序改革的其他方面,不仅要在量刑参与层面不断完善被害人参与制度,规范其参与量刑之形式和提出意见之内容,还要在可操作性层面探索“准判例”量刑参考系统的构建可能,根据各地区、各审级刑事审判需要,整理刑事判例的量刑部分,给予法官从事类案裁判的参考和指引,完善多方参与的量刑程序建制,扩大社会参与量刑实践的参与度,提高量刑辩护的有效性。
李淑敏[9]（2020）在《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科学普及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作为全世界最重视科普的国家之一,我国科普工作的成效和公民的科学素养仍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其中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存在不足。深刻认识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工作的意义与作用,借鉴发达国家相关实践经验,广泛调研我国科学家进行科学传播活动的现状与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设性意见,对激励我国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和提高公众科学素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探讨了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相关理论问题。研究表明,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其对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影响也日益广泛,对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提出了更高要求。特别是当代高科技发展具有较大不确定性,给人们的生活也带来诸多风险,重构了科学家与社会公众的关系,科学传播的重心逐步从成熟的科学向形成中的科学转变,需要科学家以更大的力度参与科学传播,也对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提出了新的挑战。如转基因、疯牛病等争议性事件强化了人们对科技、科学家的不信任,在新媒体不断发展的新形势下,传统媒体力量受损,新媒体传播也导致更多的假新闻、新闻泡沫,科学家的社会形象也趋于复杂化和多样化。论文从后真相理论、STS关于科学民主化等相关思想出发,认为公众理解科学、公众参与科学和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随着“形成中的科学”成为科学传播的重要对象,科学、技术、社会、文化的传统边界日益模糊,要加强科学家与公众、媒体及决策者等的平等沟通,重建公众对当代科学的理解和信任。本文以欧洲国家为主要对象,对国外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状况和典型案例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随着公众理解科学运动30多年的发展,科学家在科学传播中的重要作用得到充分重视,促进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逐步成为重要的公共政策,科学家被鼓励与科学共同体之外的社会行动者对话。这主要体现在各国政府、研究委员会、高等教育机构、其他学会组织（如英国皇家学会、维康信托基金等）,以及欧洲委员会这些政策主体促进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实践和相关政策中。同时,本文结合国外相关调研,对欧洲等国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状况与问题,以及对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培训等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并揭示了对促进我国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相关启示。针对我国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现状与问题,本研究以我国科研机构以及高校科研人员为对象,进行了随机抽样的问卷调查。调查发现,我国科学家对于科普的参与意愿较强,这与2006年以来我国推进《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20）》的实践有密切关系。但我国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也存在不少问题和障碍。主要是:1)科学家群体对具有不确定性的科学（以及正在形成中的科学）的传播的重视不足,能力不强。2)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在时间和精力上存在较大制约;3)缺乏对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激励机制;4)需要加强对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培训和指导。对比我国与英国科学家参与科普的不同现状,本文从多个方面探讨了影响我国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主要因素,如传统科学观的广泛影响、缺乏对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制度激励、科学家科学传播的能力不足,以及社会参与动力不足、对话机制缺失等。在理论研究、比较分析和和实证调研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促进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相关建议。特别是强调要不断更新科学的观念,梳理符合当代科学发展特点的科学观,加强对具有不确定性科学议题的传播和对话,建立多元化的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激励机制,提升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能力,倡导负责任科学传播的理念,以重建社会对科学以及科学家的信任。
叶善青[10]（2020）在《精准生态扶贫研究 ——对2020年后我国扶贫战略的思考》文中研究说明减贫和生态文明建设是人类社会需长期面对的现实问题。2020年我国即将打赢的脱贫攻坚战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作为还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世界人口最多的多民族发展中国家,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以及相对贫困问题还将长期存在。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生态资源短缺约束加剧,我国的贫困和扶贫实践也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和问题:传统的以制度改革、开发战略为主的扶贫成效开始放缓;过度的扶贫开发伴随着生态环境破坏问题日益凸显;现行标准下脱贫人口获得资源相对困难;生态环境恶化、自然灾害和疫病交织而导致的返贫现象增多;传统的“开发式扶贫”与近年的“精准扶贫”在基层实践中逐步呈现出一定的矛盾和冲突;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和丰富的物质生活需求对传统的开发扶贫、精准扶贫提出了更高要求等。以上这些都亟需我们寻求一条新的扶贫途径。顺应当前的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本文在系统梳理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等理论和实证方法,将减贫与生态建设结合起来研究,提出应走因地制宜、低碳循环、持久效率、包容发展的精准生态扶贫新路,力求为处于脱贫攻坚决胜期的当下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我国如何推进扶贫事业提供一种新思路。论文立足于我国传统开发扶贫实践和2020年脱贫攻坚后的经济社会发展背景,剖析了我国开展精准生态扶贫的现实动因及具备的条件;运用规范研究与实证分析、比较分析与综合分析、共性分析与特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论证了生态贫困与生态环境脆弱存在的交互影响关系;探析了生态贫困类型、成因、辨识方法以及精准生态扶贫的作用机理,揭示了生态贫困存在“生态环境不良致贫型”“功能角色束缚致贫型”“工业化进程中资源耗竭致贫型”“制度缺失性致贫型”等四种主要类型,从新的角度为精准化识别扶贫对象提供了靶向引导,也为精准生态扶贫政策制定提供参考。论文在分析我国精准生态扶贫现有探索成效和存在问题以及借鉴国外开展针对性生态减贫经验的基础上,构建了精准生态扶贫的理论框架,设计了“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的生态扶贫治理体系和运行机制,并提出了基于资源禀赋开展针对性、差异化的生态扶贫措施建议,以为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协同开展减贫与生态保护服务。精准生态扶贫战略的提出,是现有精准扶贫实践和传统扶贫开发理论的发展,其现实依据是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和生态贫困问题的存在,理论基础在于正确处理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价值取向在于创新包容低碳可持续发展,实现路径是基于资源禀赋生态治贫发展,基本要求在于通过资本、劳动力、技术、制度等要素保障,协调政府、市场和社会多方力量消除生态贫困地区人与生态环境不良关系,实现生态环境建设与经济发展相协同,根本目标在于将“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推动生态贫困人口脱贫致富,享有美好生活。
二、我国科技工作者工作压力状况的实证分析与启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我国科技工作者工作压力状况的实证分析与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1）科学家人文精神及其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科学与人文的结合是科技发展的必然趋势 |
| 1.1.2 人文精神关乎科学家科学活动的价值向度 |
| 1.1.3 当代中国急需塑造科学人才的人文精神 |
| 1.2 研究现状及评述 |
| 1.2.1 杰出科学家人文精神的研究 |
| 1.2.2人文浸润与科学成就的相关性分析 |
| 1.2.3 人文精神助力科学活动的机理探索 |
| 1.2.4 缺乏结合科学实践的微观实证研究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1 丰富对科学家人文精神的学理性认识 |
| 1.3.2 更深层次理解和推进科技与社会发展 |
| 1.4 研究方法、技术路径与创新之处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径 |
| 1.4.3 创新之处 |
| 第2章 科学家人文精神的概念厘清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辨析 |
| 2.1.1 科学家与杰出科学家 |
| 2.1.2 人文与人文精神 |
| 2.1.3 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 |
| 2.2 代表性观点 |
| 2.2.1 科学家的人文学养 |
| 2.2.2 科学家的道德良知 |
| 2.2.3 科学家的人类关怀 |
| 2.3 理论基础 |
| 2.3.1 马克思主义: 人论 |
| 2.3.2 萨顿: 科学人文主义 |
| 2.3.3 劳斯: 科学是一种文化 |
| 第3章 杰出科学家人文精神的实证分析 |
| 3.1 基于传记内容的杰出科学家人文精神探索 |
| 3.1.1 杰出科学家的选定 |
| 3.1.2 以学术评传和自传为研究素材 |
| 3.1.3 研究范式的考量 |
| 3.1.4 内容分析为主要研究方法 |
| 3.1.5 数据处理 |
| 3.2 杰出科学家人文精神主要表现的研究结果 |
| 3.2.1 深厚的人文艺术素养 |
| 3.2.2 纯粹的求知探索动机 |
| 3.2.3 增进人类福祉的宇宙情怀 |
| 3.3 杰出科学家人文精神影响的研究结果 |
| 3.3.1 拓宽认知疆域 |
| 3.3.2 启迪灵性思维 |
| 3.3.3 激发创造动能 |
| 3.3.4 引领价值追求 |
| 3.4 讨论: 人文艺术熏陶让科学家更优秀? |
| 第4章 当代中国青年科技精英人文精神的实证分析 |
| 4.1 基于访谈文本的当代中国青年科技精英人文精神探析 |
| 4.1.1 青年科技精英的选取 |
| 4.1.2 以Wiley人物专访为分析文本 |
| 4.1.3 扎根理论为研究方法 |
| 4.1.4 数据处理 |
| 4.2 中国当代青年科技精英人文精神内涵的研究结果 |
| 4.2.1 报国为民的家国情怀 |
| 4.2.2 信实不欺的诚信态度 |
| 4.2.3 坚持不懈的探索精神 |
| 4.2.4 跨界互动的协作精神 |
| 4.2.5 兼济天下的奉献意识 |
| 4.3 中国当代青年科技精英人文精神影响的研究结果 |
| 4.3.1 动力推进 |
| 4.3.2 道德约束 |
| 4.3.3 境界提升 |
| 4.3.4 价值引导 |
| 4.4 讨论 |
| 4.4.1 中国人文的“为道”与西方人文的“为学” |
| 4.4.2 科学家镜像评价与真实自我之间的反差 |
| 第5章 科学家人文精神的审思 |
| 5.1 科学家人文精神本质是一种人性关切 |
| 5.1.1 科学活动主体的人性 |
| 5.1.2 科学社会职能中的人性 |
| 5.1.3 科学文化传统中的人性 |
| 5.1.4 出发点与落脚点:人 |
| 5.2 科学家人文精神的价值分析 |
| 5.2.1 让科学家“高出”自己 |
| 5.2.2 增进科学活动的上位思考和德性考量 |
| 5.2.3 为科技创新提供价值引领和精神支撑 |
| 5.2.4 推动人类持续发展和文明进步 |
| 5.3 科学家人文精神积极作用的有限性 |
| 5.3.1 科学家人文精神价值的发挥受到历史与境的影响 |
| 5.3.2 认识论差异决定了人文精神对科学创造作用的有限性 |
| 5.3.3 方法论差异决定了人文精神对科学创造作用的有限性 |
| 5.4 为学还是为道?当代科学家应当具备怎样的人文精神? |
| 5.4.1 当代科学发展的新特征——步入大科学时代 |
| 5.4.2 大科学时代凸显科学家社会责任与伦理道德 |
| 5.4.3 大科学时代科学家还需要“为科学而科学”吗? |
| 5.4.4 追求科学卓越和促进人类福祉在大科学时代不可偏废 |
| 第6章 科学家人文精神培育提升的现实环境及对策建议 |
| 6.1 有利环境 |
| 6.1.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 |
| 6.1.2 科学家精神得到大力弘扬 |
| 6.2 制约因素 |
| 6.2.1 工具理性的蔓延张扬 |
| 6.2.2 重理轻文的教育格局 |
| 6.2.3 科技体制的内在缺陷 |
| 6.2.4 科学家人性形象传播不足 |
| 6.3 培育途径 |
| 6.3.1 注重好奇心和求知欲的早期引导和激发 |
| 6.3.2 重视科学后备人才伦理道德的贯通式培育 |
| 6.3.3 变革教育模式中科学与人文的过度对立 |
| 6.3.4 塑造科学家形象时坚持以人为本 |
| 6.4 提升对策 |
| 6.4.1 鼓励科学家的人文艺术浸润 |
| 6.4.2 增强科学家科研的内在探索动机 |
| 6.4.3 重视良好学术生态的营造与建设 |
| 6.4.4 加大国家层面的呼吁与弘扬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取得的其他研究成果 |
（2）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以社区网格化管理为关注热点的社区管理研究 |
| (二)以社区网络化治理为前沿议题的社区治理研究 |
| (三)社区由网格化管理向网络化治理的发展研究 |
| (四)共生理论的发展及其应用研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一)研究的创新点 |
| (二)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一、核心概念 |
| (一)城市社区 |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 |
| (三)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 |
| (四)共生 |
| 二、理论基础 |
| (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 |
| (二)治理理论 |
| (三)共生理论 |
| 三、分析框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同质下延: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兴起 |
| 一、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缘起 |
| (一)城市社区管理的初始历程 |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初创形态(2004) |
| (三)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初步成长(2005-2012) |
| 二、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同质化下延分析 |
| (一)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主体多数属于体制内 |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资源主要来自于政府 |
| (三)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运行推进了政策执行 |
| 三、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成效与限度 |
| (一)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成效 |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限度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偏利共生:网格化管理强化与治理主体培育 |
| 一、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新探(2012 年末-2015) |
| (一)2013 年城市社区的新实践:减负增效 |
| (二)2014 年城市社区的新实践:三社联动 |
| (三)2015 年城市社区的新实践:政社互动 |
| (四)2013-2015 年城市社区新实践的总特征 |
| 二、中国城市社区偏利共生行为模式研判 |
| (一)共生单元具备:少量的异质治理主体存在 |
| (二)共生界面生成:党政主导的相关项目设立 |
| (三)共生条件满足:单向为主的物质信息交流 |
| (四)共生成果配置:非政府主体增殖能力提升 |
| 三、中国城市社区实践新探的成果与困境 |
| (一)城市社区实践新探的成果 |
| (二)城市社区实践新探的困境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非对称互惠共生:网格化管理新突破与治理要素新发展 |
| 一、近年来中国城市社区的新实践(2016-至今) |
| (一)近年来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新突破 |
| (二)近年来城市社区治理要素的新发展 |
| (三)近年来城市社区新实践的整体特征 |
| 二、中国城市社区非对称互惠共生行为模式剖释 |
| (一)共生单元具备:丰富的治理主体生成 |
| (二)共生界面生成:多方发起的活动开展 |
| (三)共生条件满足:多向的物质信息交流 |
| (四)共生成果配置:组织间非同步性进化 |
| 三、近年来中国城市社区实践的收效与问题 |
| (一)近年来城市社区实践的收效 |
| (二)近年来城市社区实践的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导向对称互惠共生:城市社区前行的目标、动力与阻力 |
| 一、网络化治理:中国城市社区进一步发展的目标 |
| (一)对称互惠共生:城市社区发展的理想状态 |
| (二)网络化治理:实现理想状态的工具设计 |
| (三)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系统结构 |
| (四)网络化治理系统结构建构的基础条件 |
| 二、中国城市社区向网络化治理发展的动力 |
| (一)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党政领导力 |
| (二)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利益驱动力 |
| (三)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科技支撑力 |
| 三、中国城市社区向网络化治理发展的阻力 |
| (一)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中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 |
| (二)目标和利益冲突下委托代理关系的内在张力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实现路径 |
| 一、共生: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价值理念 |
| (一)价值冲突是主体间张力背后更深层次原因 |
| (二)价值理念是影响城市社区治理的根本因素 |
| (三)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共生价值体系 |
| 二、丰富共生主体: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组织建设 |
| (一)在双向需求导向下,选择刚性约束 |
| (二)在目标需求导向下,采用弹性约束 |
| (三)在利益需求导向下,实施有效激励 |
| 三、完善共生界面: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行动选择 |
| (一)以协商为基础,形成主体间的共识共信 |
| (二)以共治为主线,强化主体间的共担共监 |
| (三)以共享为旨归,推动全主体的双维进化 |
| 四、优化共生条件: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技术支撑 |
| (一)以用户为中心,建设治理网络平台 |
| (二)以平台为依托,联通社区治理主体 |
| (三)以问题为导向,健全运行保障体系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
| 1.3.2 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 |
| 1.3.3 横向比较与纵向比较相结合 |
| 1.4 文章结构与研究思路 |
| 1.4.1 文章结构 |
| 1.4.2 研究思路 |
| 1.5 主要创新点与不足 |
| 1.5.1 主要创新点 |
| 1.5.2 不足 |
| 第2章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2.1 国外研究现状 |
| 2.1.1 健康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1.2 健康服务业的政策研究 |
| 2.1.3 健康服务业发展模式与机制研究 |
| 2.2 国内研究现状 |
| 2.2.1 健康服务业的基本界定 |
| 2.2.2 健康服务业的现状研究 |
| 2.2.3 健康服务业的政策研究 |
| 2.2.4 健康服务业发展模式与机制研究 |
| 2.3 研究评述 |
| 第3章 健康服务业发展理论分析 |
| 3.1 基本概念 |
| 3.1.1 健康 |
| 3.1.2 健康服务业 |
| 3.2 相关理论 |
| 3.2.1 健康需求理论 |
| 3.2.2 健康人力资本理论 |
| 3.2.3 产业生命周期理论 |
| 3.2.4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
| 3.3 理论模型与指标体系 |
| 3.3.1 健康服务业发展影响因素理论分析 |
| 3.3.2 理论模型构建 |
| 3.3.3 指标体系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历程与现状 |
| 4.1 中国健康服务业的发展历程 |
| 4.1.1 中国健康服务业的初创发展阶段(1949—2013) |
| 4.1.2 中国健康服务业的规划阶段(2013—2017) |
| 4.1.3 中国健康服务业的快速发展阶段(2017至今) |
| 4.2 中国健康服务业的发展现状与基本成就 |
| 4.2.1 中国健康服务业的规模 |
| 4.2.2 中国健康服务业的分类 |
| 4.2.3 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取得的基本成就 |
| 4.3 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存在问题分析 |
| 4.3.1 医疗服务结构与总量方面仍存在诸多不足 |
| 4.3.2 健康管理与促进服务整体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 |
| 4.3.3 健康保险服务发展乏力且存在壁垒 |
| 4.3.4 健康服务业相关支撑产业缺少核心竞争力与政策保障 |
| 4.3.5 科技创新转化难且信息孤岛问题依然存在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
| 5.1 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5.1.1 模型构建 |
| 5.1.2 变量选取 |
| 5.1.3 结果分析 |
| 5.2 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影响因素深入说明 |
| 5.2.1 经济发展水平 |
| 5.2.2 政策规划 |
| 5.2.3 人口年龄结构 |
| 5.2.4 城镇化水平 |
| 5.2.5 科技创新 |
| 5.2.6 疾病谱变化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健康服务业发展的国际比较 |
| 6.1 世界健康服务业的发展概况与背景 |
| 6.1.1 世界健康服务业的发展概况 |
| 6.1.2 世界健康服务业的发展背景 |
| 6.2 主要发达国家健康服务业的发展与创新经验 |
| 6.2.1 美国 |
| 6.2.2 德国 |
| 6.2.3 加拿大 |
| 6.3 对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的启示 |
| 6.3.1 坚持政府引导,加强规划引领 |
| 6.3.2 突出科技创新,助力产业升级 |
| 6.3.3 加快集群发展,增强辐射带动 |
| 6.3.4 优化要素配置,补齐发展短板 |
| 6.3.5 支持开放发展,融入国际分工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前景与对策建议 |
| 7.1 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前景 |
| 7.1.1 后疫情时代防控常态化为健康服务业发展带来了新契机 |
| 7.1.2 新基建与双循环格局为健康服务业发展带来了新机遇 |
| 7.2 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对策建议 |
| 7.2.1 多渠道并用与多元化并重,缓解医疗服务总量与结构矛盾 |
| 7.2.2 以提高生存质量为主线,构造健康管理与促进服务生态体系 |
| 7.2.3 实施构造完备的监管与政策,消除相关机制体制障碍 |
| 7.2.4 着力解决科技成果转化动力不足问题,坚持创新驱动与产业融合 |
| 7.2.5 推动健康服务业新业态发展,促进相关产业彼此联动 |
| 7.2.6 转变既往思想观念,树立积极老龄化的观念 |
| 7.2.7 促进传统中医药学科思想复兴,促进相关产业健康发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4）心理资本、工作投入和知识分享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问题提出与研究目标 |
| 1.2.1 问题提出 |
| 1.2.2 研究目标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内容与创新点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创新点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员工创新行为 |
| 2.1.1 员工创新行为的内涵 |
| 2.1.2 员工创新行为的维度划分 |
| 2.1.3 员工创新行为影响因素探究 |
| 2.1.4 员工创新行为研究评述 |
| 2.2 心理资本 |
| 2.2.1 心理资本的内涵 |
| 2.2.2 心理资本的维度划分 |
| 2.2.3 心理资本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2.4 心理资本研究评述 |
| 2.3 工作投入 |
| 2.3.1 工作投入的内涵 |
| 2.3.2 工作投入的维度划分 |
| 2.3.3 工作投入的相关研究 |
| 2.3.4 工作投入研究评述 |
| 2.4 知识分享 |
| 2.4.1 知识分享的内涵 |
| 2.4.2 知识分享维度划分 |
| 2.4.3 知识分享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4.4 知识分享研究评述 |
| 2.5 环境动态性 |
| 2.5.1 环境动态性的内涵 |
| 2.5.2 环境动态性的维度 |
| 2.5.3 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 |
| 2.5.4 环境动态性研究评述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心理资本对员工创新行为理论模型构建 |
| 3.1 心理资本与员工创新行为的理论基础 |
| 3.1.1 心理资本理论 |
| 3.1.2 工作要求-资源模式 |
| 3.1.3 知识管理理论 |
| 3.1.4 双元创新理论 |
| 3.1.5 资源基础理论 |
| 3.2 前期研究状况和下步需要探讨的问题 |
| 3.2.1 现有文献多集中于员工创新行为对组织绩效的影响研究 |
| 3.2.2 心理资本视角展开研究将是后续研究的热点 |
| 3.2.3 工作投入和知识分享对员工创新行为的作用引起关注 |
| 3.2.4 环境动态性被引入员工创新行为研究领域 |
| 3.3 心理资本对员工创新行为影响的作用机理 |
| 3.3.1 心理资本与工作投入关系的相关研究 |
| 3.3.2 工作投入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 |
| 3.3.3 心理资本对知识分享的关系 |
| 3.3.4 知识分享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 |
| 3.3.5 工作投入和知识分享两个变量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关系 |
| 3.3.6 环境动态性的调节效应关系 |
| 3.4 心理资本对员工创新行为概念模型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4.1 心理资本与员工创新行为主效应假设 |
| 4.1.1 心理资本与员工创新行为 |
| 4.1.2 心理资本四个维度与员工创新行为 |
| 4.2 工作投入和知识分享的中介作用和链式中介作用假设 |
| 4.2.1 工作投入的中介作用 |
| 4.2.2 知识分享的中介作用 |
| 4.2.3 工作投入与知识分享的链式中介作用 |
| 4.3 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和被调节的中介作用假设 |
| 4.3.1 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 |
| 4.3.2 环境动态性被调节的中介作用 |
| 4.4 研究假设汇总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研究设计与方法 |
| 5.1 调查问卷设计方法 |
| 5.1.1 研究对象 |
| 5.1.2 问卷结构 |
| 5.1.3 问卷设计 |
| 5.2 变量测量 |
| 5.2.1 员工创新行为的测量 |
| 5.2.2 心理资本的测量 |
| 5.2.3 工作投入的测量 |
| 5.2.4 知识分享的测量 |
| 5.2.5 环境动态性的测量 |
| 5.2.6 控制变量 |
| 5.3 数据分析方法 |
| 5.3.1 信度分析 |
| 5.3.2 效度分析 |
| 5.3.3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3.4 多元回归分析 |
| 5.3.5 Bootstrap分析 |
| 5.3.6 结构方程模型(SEM) |
| 5.3.7 共同方法偏误检验(CMB) |
| 5.3.8 PROCESS宏 |
| 5.3.9 稳健性检验 |
| 5.4 预调研和因子分析 |
| 5.4.1 项目分析 |
| 5.4.2 因子分析 |
| 5.4.3 信度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实证分析与结果讨论 |
| 6.1 描述性统计的结果 |
| 6.1.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1.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2 信度检验与因子分析 |
| 6.2.1 信度检验 |
| 6.2.2 因子分析 |
| 6.3 收敛效度及区别效度的结果 |
| 6.3.1 收敛效度 |
| 6.3.2 区别效度 |
| 6.3.3 模型拟合度 |
| 6.4 共同方法偏误检验(CMB)的结果 |
| 6.5 假设检验结果与分析 |
| 6.5.1 心理资本对员工创新行为的主效应检验与分析 |
| 6.5.2 工作投入在心理资本与员工创新行为间的中介效应检验与分析 |
| 6.5.3 知识分享在心理资本与员工创新行为间的中介效应检验与分析 |
| 6.5.4 双重并列中介效应检验与分析 |
| 6.5.5 链式中介效应检验与分析 |
| 6.5.6 环境动态性的调节效应检验与分析 |
| 6.5.7 环境动态性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与分析 |
| 6.6 稳健性检验 |
| 6.7 实证研究结果汇总 |
| 6.8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贡献与实践启示 |
| 7.2.1 理论贡献 |
| 7.2.2 实践启示 |
| 7.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7.3.1 研究局限 |
| 7.3.2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调查问卷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成果 |
（5）幼儿园亲师关系质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提出 |
| (一)亲师关系质量是影响儿童发展的核心要素 |
| (二)亲师间缺乏有效互信的合作关系 |
| (三)关系质量为建立有效亲师关系提供视域借鉴 |
| 二、概念界定 |
| (一)亲师关系 |
| (二)关系质量 |
| (三)亲师关系质量 |
| 三、文献综述 |
| (一)关系质量 |
| (二)亲师关系质量 |
| (三)研究述评与启示 |
| 四、研究设计 |
| (一)研究范式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三)研究问题与假设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五)研究重难点 |
| (六)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幼儿园亲师关系质量模型建构研究 |
| 第一节 幼儿园亲师关系质量模型的理论演绎 |
| 一、幼儿园亲师关系质量的理论探源 |
| 二、幼儿园亲师关系质量的意蕴探析 |
| 第二节 幼儿园亲师关系质量模型的质性探寻 |
| 一、研究设计 |
| 二、研究结果 |
| 三、TCS模型阐释与讨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幼儿园亲师关系质量结构及其量表编制 |
| 第一节 家长亲师关系质量结构及其量表编制 |
| 一、“家长亲师关系质量问卷”的设计与编定 |
| 二、研究对象的选取 |
| 三、“家长亲师关系质量问卷”的项目分析 |
| 四、“家长亲师关系质量问卷”的因素分析 |
| 五、“家长亲师关系质量问卷”的信效度检验 |
| 六、讨论与结论 |
| 第二节 教师亲师关系质量结构及其量表编制 |
| 一、“教师亲师关系质量问卷”的设计与编定 |
| 二、研究对象的选取 |
| 三、“教师亲师关系质量问卷”的项目分析 |
| 四、“教师亲师关系质量问卷”的因素分析 |
| 五、“教师亲师关系质量问卷”的信效度检验 |
| 六、讨论与结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幼儿园亲师关系质量的发展状况 |
| 第一节 教师亲师关系质量的发展状况 |
| 一、研究设计 |
| 二、结果分析 |
| 三、讨论 |
| 第二节 家长亲师关系质量的发展状况 |
| 一、研究设计 |
| 二、结果分析 |
| 三、讨论 |
| 第三节 教师与家长亲师关系质量状况比较 |
| 一、亲师关系质量总体状况比较 |
| 二、亲师关系质量的人口学变量差异比较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教师亲师关系质量模型验证与分析 |
| 第一节 教师亲师关系质量概念模型的提出 |
| 一、教师亲师关系质量的影响因素 |
| 二、教师亲师关系质量的结构维度 |
| 三、教师亲师关系质量的影响结果 |
| 四、教师亲师关系质量模型的提出 |
| 第二节 数据收集与样本概况 |
| 一、数据收集 |
| 二、数据分析方法 |
| 第三节 信度与效度分析 |
| 一、信度分析 |
| 二、效度分析 |
| 第四节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一、关系质量影响因素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二、关系质量影响结果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第五节 方差分析 |
| 一、关系质量影响因素的方差分析 |
| 二、关系质量影响结果的方差分析 |
| 三、教师关系质量影响因素的方差分析结果讨论 |
| 四、教师关系质量影响结果的方差分析结果讨论 |
| 第六节 相关结果分析 |
| 一、影响因素与教师关系质量的相关结果分析 |
| 二、影响结果与教师关系质量的相关结果讨论 |
| 三、影响因素与教师关系质量的相关结果讨论 |
| 四、影响结果与教师关系质量的相关结果讨论 |
| 第七节 中介效应分析 |
|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
| 二、各个变量的相关分析 |
| 三、统计分析过程 |
| 四、中介效应结果 |
| 第八节 教师亲师关系质量中介效应结果讨论 |
| 一、关系质量影响因素、关系质量、关系持续愿望的关系讨论 |
| 二、关系质量在影响因素与关系持续愿望间的中介作用讨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家长亲师关系质量模型验证与分析 |
| 第一节 家长亲师关系质量模型的提出 |
| 一、家长亲师关系质量的影响因素 |
| 二、家长亲师关系质量的结构维度 |
| 三、家长亲师关系质量的影响结果 |
| 四、家长亲师关系质量模型的提出 |
| 第二节 数据收集与样本概况 |
| 一、数据收集 |
| 二、样本概况 |
| 第三节 信度与效度分析 |
| 一、信度分析 |
| 二、效度分析 |
| 第四节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一、关系质量影响因素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二、关系质量影响结果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第五节 方差分析 |
| 一、关系质量影响因素的方差分析 |
| 二、关系质量影响结果的方差分析 |
| 三、家长关系质量影响因素的方差分析结果讨论 |
| 四、家长关系质量影响结果的方差分析结果讨论 |
| 第六节 相关分析 |
| 一、影响因素与家长关系质量的相关分析 |
| 二、家长关系质量与影响结果的相关分析 |
| 三、影响因素与家长关系质量的相关结果讨论 |
| 四、家长关系质量与影响结果的相关结果讨论 |
| 第七节 中介效应分析 |
|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
| 二、各个变量的相关分析 |
| 三、统计分析过程 |
| 四、中介效应结果 |
| 第八节 家长亲师关系质量中介效应结果讨论 |
| 一、关系质量影响因素、关系质量、问题解决方式的关系讨论 |
| 二、关系质量在影响因素与问题解决方式间的中介作用讨论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幼儿园亲师关系质量保障 |
| 第一节 幼儿园亲师关系质量保障的理念澄清 |
| 一、关系双边性 |
| 二、关系公平性 |
| 三、关系动态性 |
| 四、关系增值性 |
| 第二节 幼儿园亲师关系质量保障的优化路径 |
| 一、营造和谐的幼儿园组织氛围 |
| 二、构建透明对称的信息共享机制 |
| 三、建构亲师关系冲突解决机制 |
| 四、聚焦教师家园沟通能力发展 |
| 第三节 幼儿园亲师关系质量保障的教育建议 |
| 一、高度重视亲师关系质量保障 |
| 二、优化多样化的亲师关系情境 |
| 三、发挥“家园社”间的协同作用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一、研究回溯 |
| 二、研究不足 |
| 三、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幼儿园亲师关系质量访谈提纲 |
| 附录2 :幼儿园亲师关系质量调查问卷 |
| 后记 |
（6）科技创新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和组织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分析框架 |
| 1.4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述评 |
| 2.1 关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文献综述 |
| 2.1.1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演变 |
| 2.1.2 经济发展质量的内涵 |
| 2.1.3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
| 2.2 关于科技创新的文献综述 |
| 2.2.1 科技创新的内涵 |
| 2.2.2 科技创新的绩效评价 |
| 2.2.3 科技创新模式 |
| 2.3 关于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质量关系的文献综述 |
| 2.3.1 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数量的关系 |
| 2.3.2 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质量的关系 |
| 2.4 现有文献述评及对论文的启示 |
| 第三章 科技创新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分析 |
| 3.1 科技创新的内涵界定 |
| 3.2 从高速度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逻辑分析 |
| 3.2.1 支撑高速度增长的传统增长动能式微的态势描述 |
| 3.2.2 从高速度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形成条件 |
| 3.2.3 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及特征 |
| 3.3 科技创新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机制 |
| 3.3.1 科技创新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般逻辑机理 |
| 3.3.2 支撑机制Ⅰ:基于生产效率的视角 |
| 3.3.3 支撑机制Ⅱ:基于经济结构的视角 |
| 3.3.4 支撑机制Ⅲ:基于发展方式的视角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科技创新的绩效评价 |
| 4.1 中国科技创新情况的历史考察 |
| 4.1.1 科技创新指数的测度 |
| 4.1.2 1990-2017年中国科技创新特征事实的基本描述 |
| 4.2 中国科技创新绩效的评价方法和模型的建立 |
| 4.2.1 综合数据包络分析方法CDEA模型的构建 |
| 4.2.2 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
| 4.3 现阶段中国科技创新的绩效评价分析 |
| 4.3.1 科技创新投入对科技创新产出的效率评价 |
| 4.3.2 科技创新系统的阶段效率评价 |
| 4.3.3 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质量的贡献评价 |
| 4.4 近年来科技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生产效率视角下科技创新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机制分析 |
| 5.1 科技创新促进生产效率提升的理论逻辑 |
| 5.2 计量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5.2.1 模型构建和指标选取 |
| 5.2.2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3 实证分析 |
| 5.3.1 全国面板数据回归 |
| 5.3.2 区域面板数据回归 |
| 5.3.3 经验解释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经济结构视角下科技创新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机制分析 |
| 6.1 科技创新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机制 |
| 6.2 计量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6.2.1 模型构建和指标选取 |
| 6.2.2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3 实证分析 |
| 6.3.1 全国面板数据回归 |
| 6.3.2 地区面板数据回归 |
| 6.3.3 经验解释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发展方式视角下科技创新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机制分析 |
| 7.1 科技创新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的理论机制 |
| 7.2 计量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7.2.1 模型构建和指标选取 |
| 7.2.2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7.3 实证分析 |
| 7.3.1 全国面板数据回归 |
| 7.3.2 地区面板数据回归 |
| 7.3.3 经验解释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以科技创新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
| 8.1 模式转型 |
| 8.1.1 模式转型的主要思路 |
| 8.1.2 “一体”——国家科技创新制度体系 |
| 8.1.3 “两翼”——中心城市与产业转型升级合纵 |
| 8.1.4 “三方”——“研—产—区”三方联动机制 |
| 8.1.5 “四协同”——政府、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市场的充分融合对接 |
| 8.2 路径转型 |
| 8.2.1 路径转型的主要思路 |
| 8.2.2 科技创新主体的转型 |
| 8.2.3 科技创新任务的转型 |
| 8.3 政策转型 |
| 8.3.1 政策转型的主要思路 |
| 8.3.2 创新政策转型 |
| 8.3.3 产业政策转型 |
| 8.3.4 财税政策转型 |
| 8.3.5 金融政策转型 |
| 8.3.6 人才政策转型 |
| 8.3.7 对外政策转型 |
| 8.4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和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
| 9.1 结论 |
| 9.2 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
| 附录 :CDEA模型求解程序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7）新时代高校辅导员素质及提升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之处 |
| 五、相关概念的界定 |
| 第一章 新时代高校辅导员素质研究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
|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发展概况 |
| 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主要内涵 |
| 三、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条件 |
| 四、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启示 |
| 第二节 习近平立德树人教育观 |
| 一、习近平立德树人教育观的主要内容 |
| 二、习近平立德树人教育观的启示 |
| 第三节 素质模型建构理论 |
| 一、素质模型建构的主要类型 |
| 二、素质模型建构的方法与技术 |
| 三、素质模型理论对本研究的启示 |
| 第二章 新时代高校辅导员素质结构的初步探索 |
| 第一节 新时代高校辅导员素质特征词的提取及模型的初构 |
| 一、行为事件访谈法和扎根理论概述 |
| 二、行为事件访谈对象的基本资料 |
| 三、行为事件访谈提纲的确定 |
| 四、行为事件访谈资料的收集过程 |
| 五、新时代高校辅导员素质结构的初步确立 |
| 第二节 新时代高校辅导员素质特征词的修订及其完善 |
| 一、内容分析法的概述 |
| 二、以《全国高校辅导员先进事迹选编》作为内容分析的蓝本 |
| 三、内容分析资料的获取过程 |
| 四、内容分析的研究结果 |
| 第三章 高校辅导员素质测评问卷的编制及关系特征探讨 |
| 第一节 新时代高校辅导员素质测评问卷的编制 |
| 一、高校辅导员素质测评初始问卷的具体条目 |
| 二、高校辅导员素质测评初始问卷的信效度检验 |
| 第二节 高校辅导员素质结构模型的确立及其相互关系的探讨 |
| 一、新时代高校辅导员素质结构模型的确立 |
| 二、新时代高校辅导员素质结构模型的相互关系 |
| 第三节 新时代高校辅导员素质的主要特征 |
| 一、政治性是新时代高校辅导员素质的首要特征 |
| 二、育人性是新时代高校辅导员素质的本质特征 |
| 三、多纬度是新时代高校辅导员素质的基本特征 |
| 第四章 新时代高校辅导员素质现状的实证考量 |
| 第一节 从辅导员的视角测评新时代高校辅导员素质现状 |
| 一、辅导员对新时代高校辅导员素质的总体评价 |
| 二、辅导员对新时代高校辅导员素质不同维度的评价 |
| 三、辅导员对新时代高校辅导员素质评价的差异性分析 |
| 第二节 从大学生的视角考量新时代高校辅导员素质现状 |
| 一、大学生对高校辅导员素质现状的总体评价 |
| 二、大学生对新时代高校辅导员素质不同维度的评价 |
| 三、大学生对高校辅导员素质评价的差异性分析 |
| 第三节 新时代高校辅导员素质测评的研究结论 |
| 一、育人情感与价值观是高校辅导员素质的硬核 |
| 二、育人心理素质是高校辅导员素质的优势所在 |
| 三、育人学识是新时代高校辅导员素质的主要弱项 |
| 四、科研能力和网络思政教育能力是育人能力的两大短板 |
| 五、育人身体素质欠缺主要聚焦在睡眠质量上 |
| 六、育人个性与动机偏差集中体现在创新性上 |
| 第五章 新时代高校辅导员素质的影响因素探析 |
| 第一节 新时代高校辅导员素质整体良好的原因探析 |
| 一、国家政策制度的顶层设计 |
| 二、学校相关举措的完善落实 |
| 三、辅导员知情行的协同促进 |
| 第二节 新时代高校辅导员素质偏差问题的具体分析 |
| 一、访谈对象与访谈提纲的确立 |
| 二、相关素质偏差问题的具体分析 |
| 第六章 新时代高校辅导员素质提升的建议与对策 |
| 第一节 优化新时代高校辅导员的育人情感与价值观 |
| 一、培育尊重与认同辅导员的良好社会氛围 |
| 二、学校应把好辅导员育人情感与价值观的招聘关 |
| 三、自我参与和自我反思相结合 |
| 第二节 提升新时代高校辅导员的心理素质 |
| 一、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 |
| 二、缓解辅导员压力源,开发心理资本 |
| 三、认知重构和社会链接相结合 |
| 第三节 补足新时代高校辅导员育人学识的短板 |
| 一、增设辅导员培养专业(方向) |
| 二、学校应加强辅导员的在职培训 |
| 三、端正学习态度和明确学习行为相结合 |
| 第四节 强化新时代高校辅导员的育人能力 |
| 一、科学规划国家政策制度 |
| 二、发挥学校辅导员考核制度的激励作用 |
| 三、提升科研能力和网络思政教育能力相结合 |
| 第五节 培育新时代高校辅导员的育人个性与动机 |
| 一、营造尊师爱生的评价文化 |
| 二、自我个性的修炼与完善相结合 |
| 第六节 提高新时代高校辅导员的身体素质 |
| 一、落实“健康中国”与“全民健身”国家战略 |
| 二、夯实学校的条件、经费与制度保障 |
| 三、提高健身意识和自觉健身行为相结合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8）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研究 ——障碍及其克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述评 |
| 三、主要内容与基本思路 |
| 四、研究方法、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概述 |
| 第一节 量刑规范化改革的蕴涵探询 |
| 一、量刑规范化的概念厘定 |
| 二、量刑规范化改革的蕴含剖析 |
| 第二节 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发展脉络 |
| 一、量刑规范化改革的探索试错阶段 |
| 二、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局部试点阶段 |
| 三、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全面推行阶段 |
| 四、量刑规范化改革的深入推进阶段 |
| 第三节 量刑规范化改革发展进程的经验总结 |
| 一、地方试错与学理论证推动改革发展 |
| 二、分阶段协同推进加快模式聚合 |
| 三、量刑规范化改革推动量刑制度不断完善 |
| 第二章 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量刑规范化改革的论理支撑 |
| 一、刑罚价值观 |
| 二、刑罚目的论 |
| 三、罪刑均衡理论 |
| 第二节 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功能探究 |
| 一、消除无根据量刑偏差 |
| 二、培养规范化量刑思维 |
| 三、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
| 四、完善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 |
| 第三节 量刑规范化改革的理念 |
| 一、公正理念突出改革基本价值 |
| 二、和谐理念调和改革各方诉求 |
| 三、效率理念体现改革工作实效 |
| 四、人权理念凸显改革实质正义 |
| 第三章 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现存障碍 |
| 第一节 指导观念层面:报应刑本位不利于人权保障 |
| 一、刑罚目的观影响法官量刑 |
| 二、报应刑本位有碍人权保障 |
| 第二节 领导机制层面:缺乏专门机构统领量刑规范化改革 |
| 一、最高法刑三庭统领量刑改革的职能有限 |
| 二、量刑实证调研缺乏周期性论证 |
| 三、“中央政策转向”与“地方经验凝练”对接不畅 |
| 第三节 规则建制层面:过度机械化倾向 |
| 一、量刑规则细密化压缩法官裁量空间 |
| 二、忽视量刑基准的学理价值 |
| 三、量刑规范适用存在多义性冲突 |
| 第四节 程序延伸层面:量刑程序改革任重道远 |
| 一、量刑建议实践效果不佳 |
| 二、量刑听证制度尚待明晰 |
| 三、量刑裁判说理流于形式 |
| 四、量刑判例体制尚待建制 |
| 第四章 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指导观念的完善 |
| 第一节 域外国家量刑改革指导观念的参考 |
| 一、美国:“直觉驱动”与“规则武断”的折衷 |
| 二、英国:“量化量刑格局”的发展成熟 |
| 三、德国:“幅的理论”与“双轨制刑事制裁体系”促进量刑均衡 |
| 四、日本:“行情约束模式”和“裁判员制度”降低量刑歧异 |
| 第二节 我国规范化量刑观念的革新 |
| 一、并合主义刑罚观之确立:报应为主、特殊预防为辅 |
| 二、法官量刑裁量权的合理释宽:公正优先、限权为辅 |
| 第五章 完善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实体举措 |
| 第一节 域外国家和地区量刑改革实体层面经验参考 |
| 一、美英:“独立量刑委员会”之效仿 |
| 二、美国:“合宪性质疑”与“量刑指南强制性降格”之警示 |
| 三、英国:“适度量化的量刑格局”之提倡 |
| 四、德国:“无量刑规则”之反观 |
| 第二节 专职化量刑改革领导机制的建构 |
| 一、设置专职化领导机构的必要性 |
| 二、本土化量刑改革领导机构建构思路 |
| 第三节 量刑规则的优化设置 |
| 一、侧重规则时效性与可适性的修改 |
| 二、规避规则适用的多义性冲突 |
| 三、规则效力转变构想:“强制性”到“实质参考性” |
| 第四节 量刑基准的确立程式 |
| 一、明确逻辑起始:量刑基准之确立原则与原理法则 |
| 二、明确择定机理:量刑基准之确定方法 |
| 第六章 完善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程序举措 |
| 第一节 域外国家和地区量刑改革程序层面的经验参考 |
| 一、美国:“量刑前报告”和“量刑听证程序”之比照 |
| 二、美英德:“裁判说理”、“量刑建议”和“上诉复审”制度之参照 |
| 三、美日:“量刑数据系统”与“量刑判例数据系统”之补强 |
| 四、日本:“裁判员制度”与“被害人参与制度”之融合 |
| 第二节 我国量刑建议制度的优化 |
| 一、坚持和优化我国量刑建议制度的意义 |
| 二、量刑建议的模式确证 |
| 三、完善量刑建议的形成机制 |
| 第三节 量刑说理的渐进升级 |
| 一、量刑裁判说理的法理与社会意义 |
| 二、实质内核:判罚证立与裁判认同的体现 |
| 三、形式肌底:经验表述与繁简适度的结合 |
| 第四节 量刑听证的模式创制 |
| 一、量刑听证的理性界说 |
| 二、量刑听证的价值分析 |
| 三、我国量刑听证制度的构建思路 |
| 第五节 人工智能刑事量刑辅助系统的建制 |
| 一、人工智能技术融入司法实践的时代特性 |
| 二、建制我国刑事量刑辅助系统的必要性 |
| 三、人工智能刑事辅助系统的风险防控 |
| 第六节 完善量刑程序的其他方面 |
| 一、量刑参与层面:被害人参与制度的完善 |
| 二、可操作性层面:“准判例”量刑参考系统的设想 |
| 三、量刑互动层面:多方参与的量刑程序建制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9）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方法与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论文结构安排 |
| 第2章 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理论分析 |
| 2.1 “科学传播”与“科学家”及相关概念分析 |
| 2.1.1 科学传播 |
| 2.1.2 科学家 |
| 2.2 当代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必要性 |
| 2.2.1 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意义: NCCPE的相关探索 |
| 2.2.2 提高公众科学素养的重要途径 |
| 2.2.3 加强对风险社会中的科学与技术的治理 |
| 2.2.4 推进科学决策中的民主机制建设 |
| 2.3 科学传播的新特征与新争论 |
| 2.3.1 后真相时代 |
| 2.3.2 STS的新发展: 审议转向 |
| 2.4 科学家在科学传播活动中与其他主体的互动机制 |
| 2.4.1 科学家与公众 |
| 2.4.2 科学家与决策者 |
| 2.4.3 科学家与媒体 |
| 第3章 欧洲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实践 |
| 3.1 欧洲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社会背景与政策措施 |
| 3.1.1 公众理解科学运动及科学家角色的转变 |
| 3.1.2 欧洲促进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政策实践 |
| 3.2 英国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两次大型调查 |
| 3.2.1 英国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态度与意向 |
| 3.2.2 英国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对象及活动 |
| 3.2.3 英国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困难与障碍 |
| 3.2.4 英国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动机及激励 |
| 3.2.5 英国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培训与需求 |
| 3.3 ESConet科学传播培训的实践 |
| 3.4 英国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实践的总结 |
| 第4章 中国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实证分析 |
| 4.1 问卷设计与调查方法 |
| 4.1.1 问卷内容设计 |
| 4.1.2 调查对象和范围 |
| 4.1.3 抽样方法 |
| 4.1.4 调查方式与调查时间 |
| 4.1.5 样本概述 |
| 4.2 中国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现状分析 |
| 4.2.1 中国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态度与意向 |
| 4.2.2 中国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对象及活动 |
| 4.2.3 中国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困难与障碍 |
| 4.2.4 中国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动机及激励 |
| 4.2.5 中国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培训与需求 |
| 4.3 中国与英国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对比分析 |
| 第5章 影响中国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主要因素 |
| 5.1 传统科学观的广泛影响 |
| 5.1.1 传统科学观所导致的对科学不确定性的忽视 |
| 5.1.2 传统科学观导致科学主义盛行 |
| 5.1.3 科学不确定与科学主义导致科学传播风险 |
| 5.2 缺乏对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制度激励 |
| 5.2.1 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缺少政策的支持 |
| 5.2.2 在有关科学的争议性事件中缺乏对话机制 |
| 5.2.3 科学传播社会参与动力不足 |
| 5.3 科学家的科学传播能力普遍不足 |
| 5.3.1 科学家缺乏面向公众沟通的技能 |
| 5.3.2 科学家与媒体之间存在刻板印象 |
| 5.3.3 科学家与公众之间存在信任危机 |
| 第6章 促进中国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对策建议 |
| 6.1 促进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思路转变 |
| 6.1.1 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新理念——科学创新与治理文化 |
| 6.1.2 科学传播中科学与人文并重 |
| 6.1.3 反思不确定性(正在形成中)科学知识的测量方法与普及 |
| 6.2 激励科学家参与治理-创新维度的科学传播 |
| 6.2.1 落实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绩效评估 |
| 6.2.2 破解后真相,重拾人们对科学家的信任 |
| 6.2.3 增强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社会、理论支撑 |
| 6.3 提升科学家科学传播能力 |
| 6.3.1 积极探索中国科学家科学传播培训的模式 |
| 6.3.2 建设涵育反思性内容的科学传播能力 |
| 6.3.3 走向负责任的科学传播能力建设 |
|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中文参考文献 |
| 外文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取得的其他研究成果 |
（10）精准生态扶贫研究 ——对2020年后我国扶贫战略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的结构框架与研究方法 |
| 一、结构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一、主要创新点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 |
| 一、贫困 |
| 二、减贫 |
| 三、生态贫困 |
| 四、精准生态扶贫 |
| 第二节 主要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理论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关理论 |
| 三、西方经济学的相关理论 |
| 第二章 精准生态扶贫问题的提出 |
| 第一节 精准生态扶贫是脱贫攻坚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
| 一、经济发展任务要求持续推进扶贫事业 |
| 二、经济增速放缓带来开发扶贫投入压力 |
| 三、区域发展不平衡要求深度贫困区脱贫加劲 |
| 四、社会结构分化需加大贫困群体的社会保障 |
| 第二节 精准生态扶贫是传统开发扶贫方略的升级方向 |
| 一、弥补传统开发扶贫的不足 |
| 二、具备创新包容低碳发展新特质 |
| 三、优化现有扶贫模式和体系 |
| 第三节 精准生态扶贫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客观需要 |
| 一、两者密切相关且具内在协同性 |
| 二、助推乡村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
| 三、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和谐发展 |
| 四、增强乡村内生发展动力 |
| 第四节 精准生态扶贫已具备实施条件和机遇 |
| 一、生态扶贫战略理念日渐清晰 |
| 二、生态扶贫政策调整日趋到位 |
| 三、生态扶贫实施环境日臻完善 |
| 四、生态发展与生态减贫已成为国际共识 |
| 第三章 我国生态贫困的现实与理论考察 |
| 第一节 贫困状况与生态环境条件 |
| 一、当前我国贫困状况 |
| 二、当前我国生态环境状况 |
| 第二节 生态贫困与生态环境脆弱关系的理论阐释 |
| 一、环境脆弱引发生态贫困论 |
| 二、生态贫困导致生态环境脆弱论 |
| 三、生态贫困和生态环境脆弱交互影响论 |
| 第三节 生态贫困与生态环境脆弱关系的实证分析 |
| 一、表现及特征比较 |
| 二、空间分布考察 |
| 三、耦合度评价 |
| 四、数据验证 |
| 第四节 生态贫困类型的划分 |
| 一、划分原则 |
| 二、划分依据 |
| 三、主要类型辨识 |
| 第五节 生态贫困主要类型的形成原因 |
| 一、生态环境不良致贫型的成因 |
| 二、功能角色束缚致贫型的成因 |
| 三、工业化进程中资源耗竭致贫型的成因 |
| 四、制度缺失性致贫型的成因 |
| 第四章 精准生态扶贫的实现机理与实践探索 |
| 第一节 精准生态扶贫的实现机理 |
| 一、生态环境内生变量化优化了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目标 |
| 二、绿色投入产出动力机制的构建驱动了生态经济增长 |
| 三、扶贫整体质量和效率的提高促进了经济效益的提升 |
| 第二节 精准生态扶贫的实践进程及成效 |
| 一、实践进展情况 |
| 二、典型实践案例 |
| 三、现有实践成效 |
| 第三节 精准生态扶贫的实践障碍 |
| 一、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依然存在矛盾 |
| 二、产业资本增值和产业项目选择不能满足需求 |
| 三、市场要素、社会及贫困群体人力资本作用不足 |
| 四、生态贫困基本情况不精准 |
| 五、生态扶贫资源配置体制机制还不完善 |
| 第五章 精准生态扶贫的国际经验启示 |
| 第一节 相关国家针对性生态扶贫举措 |
| 一、针对生态环境不良致贫型 |
| 二、针对功能角色束缚致贫型 |
| 三、针对工业化进程中资源耗竭致贫型 |
| 四、针对制度缺失性致贫型 |
| 第二节 国际针对性生态扶贫的基本经验 |
| 一、高效利用生态资源促进经济发展 |
| 二、保障生态贫困人口发展权益 |
| 三、注重市场减贫与社会减贫作用 |
| 四、立足区域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 |
| 第三节 国际经验对我国精准生态扶贫的启示 |
| 一、精准生态扶贫成效获得应立足资源禀赋选择适宜模式 |
| 二、精准生态扶贫动力激发需要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
| 三、精准生态扶贫区域协调要有统一的资源配置管理机构 |
| 四、精准生态扶贫有序实施重在制度的健全与保障 |
| 第六章 精准生态扶贫的战略导向 |
| 第一节 坚持生态资源开发利用与经济发展相协调 |
| 一、促进生态建设与扶贫开发良性互动 |
| 二、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布局 |
| 三、坚持生态扶贫与新农村建设相衔接 |
| 第二节 立足资源禀赋发展与因人施策相结合 |
| 一、基于区域禀赋因地制宜发展 |
| 二、因应家庭差异分类帮扶 |
| 三、区分贫困个体不同施策 |
| 第三节 发挥市场机制与社会多方力量作用 |
| 一、突出发挥市场作用 |
| 二、培育社会力量参与 |
| 三、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
| 第四节 完善生态扶贫制度设计和治理体系建设 |
| 一、优化顶层制度设计 |
| 二、科学搭建治理体系 |
| 三、创新精准运行机制 |
| 第七章 推进精准生态扶贫的措施建议 |
| 第一节 生态环境不良致贫型的主要措施 |
| 一、坚持“三生融合”,厚植生态资本 |
| 二、发展科技新能源产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
| 三、加强基础设施投入,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 四、推进劳动力转移,多举措提供就业机会 |
| 第二节 功能角色束缚致贫型的主要措施 |
| 一、科学合理开发利用生态资源 |
| 二、探索生态资源的价值转换渠道 |
| 三、优先发展生态服务业 |
| 四、深化发展现代化农业 |
| 五、积极发展特色禀赋产业 |
| 第三节 工业化进程中资源耗竭致贫型的主要措施 |
| 一、全面推进废旧资源再生利用 |
| 二、发展资源互补或替代的产业 |
| 三、推进生态复建工程 |
| 四、大力开发人力资源 |
| 五、加快新城镇、新农村建设 |
| 第四节 制度缺失性致贫型的主要措施 |
| 一、实施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
| 二、推进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
| 三、完善精准生态扶贫模式 |
| 四、健全财税金融支持政策 |
| 五、建立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四、我国科技工作者工作压力状况的实证分析与启示（论文参考文献）
- [1]科学家人文精神及其价值研究[D]. 朱芬.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21(09)
- [2]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D]. 宋晓娟. 吉林大学, 2021(01)
- [3]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研究[D]. 程显扬. 辽宁大学, 2020(07)
- [4]心理资本、工作投入和知识分享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D]. 唐源. 电子科技大学, 2021(01)
- [5]幼儿园亲师关系质量研究[D]. 张晋. 西南大学, 2020(04)
- [6]科技创新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与实证研究[D]. 梁炜. 西北大学, 2020(07)
- [7]新时代高校辅导员素质及提升策略研究[D]. 向伟.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8]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研究 ——障碍及其克服[D]. 崔仕绣.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9]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理论与实践研究[D]. 李淑敏.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20(06)
- [10]精准生态扶贫研究 ——对2020年后我国扶贫战略的思考[D]. 叶善青.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