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推进新时期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论文文献综述）
孙亦馨[1]（2021）在《新时代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问题研究》文中认为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后文简称《正处》）的讲话中,毛泽东首次明确地、系统性地提出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对解决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各种复杂矛盾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改革开放后,党的历代领导集体根据形势的发展对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理论进行了进一步探索,用加快经济建设、加强法制建设、改进思想教育、提高网络治理能力等方式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积累了丰富经验。十八大以来,社会环境、政治形势、主要矛盾、外部条件等方面都发生着巨大变化,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呈现出许多新的时代特征,人民内部矛盾的内涵及其处理方法也具有了新的特点。通过分析反映新时代人民内部矛盾的典型案例,可以看出新时代人民内部矛盾具有关联性和聚合性增强、经济利益矛盾依然突出、民生矛盾呈上升趋势、权利意识觉醒与维权理性不足的矛盾凸显、网上网下相互作用使矛盾处理难度加大、新闻传媒对矛盾的影响扩大等特点。究其原因,除了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不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这一总根源外,还有国家治理存在短板的客观原因和社会心理冲突的主观原因。因此,我们不仅要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深层次根源,还要从国家治理和社会心理两方面发力,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降低因矛盾激化而出现恶性事件的频率,凝聚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强大合力。正确处理新时代人民内部矛盾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有利于维护改革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也有利于推动国家治理能力进一步提高。为了降低人民内部矛盾带来的消极影响,党和政府要积极探索处理新时代人民内部矛盾的长效机制,完善利益平衡机制化解矛盾根源,畅通民意表达机制缓和对立情绪,构建事前防控机制遏制矛盾萌芽,落实思想教育机制摸清思想动态,优化矛盾应对机制防止矛盾激化。
孙新生[2]（2021）在《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演进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较好克服了革命时期注重个人、家庭、宗族、朋友等小群体利益的传统社会特殊主义价值观的侵蚀,新中国成立后执掌全国政权而来的权力腐蚀,以及改革开放后实行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特别是新旧体制机制转轨过程中腐败大量增加的挑战。这是如何实现的呢?不少学者认为,1978年前主要靠群众运动反腐,1978年后主要靠制度反腐。但这种观点忽略了的是,改革开放前不仅有群众运动反腐,也制定了大量法律法规和制度机制,组建了纪委、监委等反腐败机构,逐步建立了腐败惩治的权限、规则和程序,而且群众运动都是中共中央直接发动、组织的,除文化大革命外都是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控制开展的,群众运动中都有制度建设环节,违纪违法人员的处理也是由专门机构进行。在改革开放后的反腐败实践中,除不开展群众运动外,大多数制度规则、程序、机构都延续了新中国成立早期及革命时期确立的制度框架。将改革开放前后的反腐败实践分别界定为运动反腐、制度反腐的二分法,割裂了两个时期的历史联系,同时也忽视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确立的拒腐防变体制机制,而这恰恰是建国后拒腐防变的逻辑起点和实践基础。本文在将拒腐防变放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中进行检视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拒腐防变,关键在于其是高度制度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自成立起就注重用制度化的方式拒腐防变,同时虽经历曲折反复但总体上较好地处理了制度化和群众参与的辩证关系,将群众参与逐步纳入制度化轨道,可以说制度化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拒腐防变的主线。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初步探索期,确立了思想建党优先、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等原则框架。在这些原则框架下,通过延安整风运动确立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确立从思想和作风问题抓起,防止这些问题演化为腐败问题的管党治党思路,使党员干部改变源自传统农业社会的观念和特质,接受马克思主义公共利益至上的普遍主义价值观,自觉做到不想腐。确立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建立专门干部选拔机构,将自上而下的领导考察与自下而上的群众考察结合起来,从选人用人的源头遏制腐败。严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制度,建立反腐败专门机构,严格实施党的纪律,及时纠正党员的小错误、清除党员队伍中的腐化分子,使大多数党员既不敢腐也不能腐。通过井冈山工农兵民主政治、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廉政实践等,对群众参与、民主监督的制度化方式进行探索,初步将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与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结合起来。新中国成立早期是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探索深化期。针对全国执政后腐化现象大幅增加的现实,将整风整党运动与执行纪律、整顿干部、清理组织、反对腐败结合,深化了延安整风运动模式;相继建立纪委、监委等反腐败专门机构,其组织机构、职责范围、领导体制、工作规则与程序等为1978年后纪委恢复重建提供了基本框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信访制度等为群众监督以及参与反腐败提供了制度化途径。但对党内贪污腐化特别是科层化管理体制滋生的官僚主义等隐性腐败,中央领导层在反腐败以自上而下的制度化方式为主还是以自下而上的群众参与为主上分歧越来越大,拒腐防变制度化和群众参与的张力逐步凸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成为群众参与制度化和反制度化的分水岭。改革开放新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恢复发展期。中国共产党将拒腐防变重新纳入制度化轨道,探索在不开展群众运动条件下拒腐防变的路径,对群众参与的规模和数量进行规范限制,更多依靠党和国家体制特别是专门机构自上而下反腐。其中,1983年整党确立了自上而下的整风整党模式;党和国家领导体制、领导机构改革,国家公务员制度等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价格改革、财政管理改革等经济领域改革,以及规范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行为,构建起防治腐败的制度机制;恢复重建后的纪委确立三项主要任务、五项基本权限、双重领导体制、纪委监察局合署办公体制,基础性反腐败法律法规逐步形成体系,在“两案”审理、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中注意区分纪律问题与法律问题,并在理念、规则和程序上探索党纪和国法的衔接,推动腐败惩治走上法制化轨道。但在拒腐防变制度化迅速提高的同时,群众参与逐渐边缘化,群众反腐与制度化的反腐体制对接不顺畅,党委政府与民间社会在反腐问题上不时出现紧张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是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加速推进期。针对制度执行不力、腐败问题滋生蔓延的挑战,中国共产党以制度执行力建设为突破口,坚持制度完善和制度执行相统一、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相统一、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强力正风肃纪反腐、全面从严治党,使党的纪律、作风建设规定和腐败惩治法律法规落实落地,有力维护制度权威、遏制腐败蔓延势头。同时,通过畅通群众信访举报机制,构建群众网上曝光、舆论发酵、执纪执法部门追查相结合的监督方式,并通过巡视将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与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结合起来,特别是明确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与群众监督等各种监督结合起来,构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进一步理顺拒腐防变制度化和群众参与的关系,在拓宽群众制度化参与途径、将群众监督整合进拒腐防变制度化格局上取得重要进展。回顾百年拒腐防变历程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以制度化为主线,在思想教育、组织机构、惩治腐败、权力监督等制度化上都取得了不少历史经验。在新征程上,必须传承好这些宝贵经验,坚持和完善思想教育制度化,在党的领导下自上而下有控制、有步骤整风整党,将思想教育与整顿干部、执行纪律、建设组织结合起来,使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制度治党的过程、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思想建党的过程;坚持和完善组织机构制度化,任人唯贤,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强化反腐败专门机构;坚持和完善腐败惩治制度化,将制度制定和制度执行结合起来,依规依纪依法惩治腐败,将严惩腐败作为教育、制度的支撑和后盾;坚持和完善权力监督制度化,将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与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结合起来,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拓宽群众参与的制度化渠道,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为中国共产党抵御各种腐败因素的侵蚀、长期执政奠定坚实基础。
李辰洋[3]（2021）在《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二字一直是贯穿习近平系列讲话的关键词。从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到强调党员干部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再到要求全党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等等,习近平的这些论述都始终围绕“人民”展开,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本文将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作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梳理、概括、归纳、总结,并对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理论特质和重大意义进行剖析阐释。论文共分为九个章节。第一章,导论。本章分为五节,主要论述了研究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缘由和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根据对已有研究的分析和研判提出本文的研究方法,同时介绍了文章预期的创新点并对研究的基础概念进行了概括界定,从整体上奠定了文章研究的基本框架。第二章,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相关阐释。本章分为四节,主要论析了论文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即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时代背景、社会条件。同时,从思想渊源和思想直接来源两方面论述了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理论来源,从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和西方人本思想两方面论述了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文化根基和理论借鉴。第三章至第七章,习近平关于人民主体、人民立场、人民利益、人民共享、人民幸福的论述。这是本文研究的主体部分,将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纵向展开,首先梳理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人民主体、人民立场、人民利益、人民共享、人民幸福论述的历史发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重点归纳总结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在上述几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从而深刻剖析其中展现的重要价值和时代内涵,最后根据习近平相关论述总结提出坚持人民主体、站稳人民立场、保障人民利益、推进人民共享、实现人民幸福的路径措施。第八章,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理论特质和重要意义。以前述章节的分析和论述为基础,深刻总结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展现出的理论特质和重大意义。第九章,结论。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是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条主线,对这一重要论述的系统性研究进一步实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群众性转化和现实性内需的紧密结合,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实现的必然需要。
艾野[4]（2021）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全面依法治国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提出依法治国是人文社科领域研究的焦点内容和重要命题,是我国法治建设的新方向,关系着国家的兴衰和社会的长治久安。随着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到来,新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光辉成果,极大地改变了社会及人们的对法治的意识和认知,推动了世界领域的法治文化交流,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建设法治中国的重要战略部署。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思想的研究,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的整体把握、法治体系的完善和我国未来的法治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标志着依法治国被赋予了时代的内涵,对我国法治发展有重大意义。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代。强调要继续坚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申和明确了全面依法治国是一场治国理政的深刻革命。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党和人民在社会的不断发展中探索出一条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制度体系,并将《决定》定为我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法治是人类社会发展进化的永恒追求,也是总结前人经验后作出的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坚持依法治国就是将其动态的治理理念和方式融入社会主义发展的进程之中,将其时代内涵淋漓尽致地发挥到我国建设的每一个阶段中。依法治国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建设中的地位和治国理政的作用。本文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的发展与实践研究为目标,深入地研究了依法治国的发展历程。牢牢把握习近平提出的“十一个坚持”对我国法治发展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的依法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人类社会法治文明发展规律。这是对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理论研究的重要推动,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和法治中国建设指明方向。本文多学科交叉研究法、历史分析法和理论和实际相统一法,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视角高度概述了全面依法治国的发展与实践,对依法治国的理论渊源进行系统整理,并对新时代依法治国理论的主要内容、成就、特征、经验、优势、挑战和完善路径进行了全面研究,努力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理论的发展与实践研究提供理论素材。本文主要分为七个部分组成,具体来讲:第一部分,绪论。重点分析论文的研究基础及研究效用,通过剖析与本研究相关的理论成果,形成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整体认识,并总结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为研究提供理论参考。理清研究的思路,阐述研究方法,从而搭建本研究的基本架构,总结研究成果,分析研究创新点及存在的不足之处。第二部分,是依法治国的基本理论概述。本章节首先从法治相关的概念进行概述,分别对法治、法制、人治、德治以及它们之间的区别进行系统分析。其次从依法治国的内涵入手,对依法治国进行了整体概述,对其理论、核心和本质特征分别进行了论述。从整体的机构上为后续的研究做了理论铺垫。第三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理论的思想基础与理论渊源。这一部分首先,深入了解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法治思想,阐述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为依法治国提供了理论依据,并提出了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的时代价值。有利于我们准确的认识法治思想来源。其次,研究列宁斯大林对法制的探索和教训,研究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法治的形成与失败的教训,这部分能有效地为我国法治实践提供依据。之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法治思想进行研究,对我国法治从无到有进行整体分析。最后从我国的传统法治入手,分别对古代法制思想、近代社会法制思想展开论述。阐述了我国古代、近代法治的弊端与发展,从而对新时代依法治国产生启示作用。第四部分,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入新时代。本章是该论文的核心部分。首先深入地对新时代依法治国理论地进行了概述,从新时代依法治国理论的形成、主要内容两个方面进行论述。其次,对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成就进行论述,这部分以法治过程中的实质转变为主要成就的依据,通过向更好的方式转变、更具体的实践操作、更先进的治理模式和更高的目标作为成就的主要表现。最后,从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特征展开论述,明确依法治国在新时代的主要特征、深化时代赋予的内涵。第五部分,阐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理论的历史地位与实践价值。本章首先阐述了新时代依法治国的历史地位,它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发扬,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补充和丰富。其次阐述了新时代依法治国理论的实践价值,分别从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以及人类的法治文化的角度对新时代依法治国进行了有效的定位和评价,从而体现出其在我国社会发展全过程中的价值。第六部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的基本经验和优势。在基本经验上,以法为主要研究目标,分别对其与党、权、民主、依规治党的关系进行研究。在现实生活中,党的领导、权力、民主自由、法规制度都与法无法分割,其之间的关系也是相互监督、促进和相统一的。国外法治实践的经验对中国而言是宝贵的,但对经验的学习依然要建立在我国的发展实际上,没有国情为基础的借鉴学习所得到的结果可能与所想背道而驰。在优势上,依法治国发挥出了我国的制度优势。党的领导是我国制度优势的最大体现,人民主体、以德治国、人人平等和中国实际出发都是依法治国的在新时代的优势,依法治国确保人民的主体地位和公平正义,德治与法治相结合是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的最优结合,保持中国实际为基本准则才能把握依住依法治国的优势和未来法治发展的前景。第七部分,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理性思考。理性的分析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所要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正视存在的问题,是促进依法治国再进步的最佳途径。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给依法治国带来了一定的影响,这是机遇也是挑战,更是对依法治国潜力深层挖掘的契机。通过理性思考,从八个方面完善新时代依法治国的路径,集中地将“十一个坚持”主要内涵融入新时代依法治国的实践当中,从而将问题和挑战转化为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强大动力。总之,通过系统地研究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全面依法治国,论文主要提出以下创新观点:一是提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理论时代内涵,从社会发展中蕴含的古今的哲学智慧体现出中国特色、中国经验和中国实践。二是提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理论面临的问题和对策,从社会主要矛盾、法治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和新时代依法治国完善路径,深入研究我国依法治国理论的发展与实践。三是从新时代依法治国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和实践逻辑的阐释,为国家的发展建设提出科学的指南和正确的价值引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刘华超[5]（2021）在《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研究》文中提出纵观世界政党政治340余年的历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170余年的历史,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强弱都是政党生存与发展乃至执政长久与否的关键驱动。从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世界上一些政党丧失执政地位的深刻历史教训表明,无论是通过和平选举手段上台执政的政党,还是通过革命手段夺取政权的政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都会因执政理念僵化、执政基础萎缩、执政方式落后等造成执政能力的退化。政党的执政能力退化不仅会引发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危机,甚至会带来丧失执政地位的危险。中国共产党作为百年大党、作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需要以史为鉴,认真思考和高度重视政党执政兴衰的“历史周期率”问题。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党只有始终围绕党的建设主线,不断提升执政能力,才能有效化解和抵御执政风险与挑战,有效应对“黑天鹅”与“灰犀牛”事件,避免犯颠覆性错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源自于历史,是人民的选择,但这绝不意味着一劳永逸。当前,党执政所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种风险”说明,党的执政安全问题仍然突出。党能否破解政党执政兴衰存亡的“历史周期率”难题,跳出政党执政的“塔西佗陷阱”、社会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陷阱”等,仍然需要接受时代地拷问和检验。因此,在世情国情党情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是巩固和维护党执政地位的关键所在和重中之重。党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百年大党,从创建到执政,其执政理念、执政方式都在因时代进步而不断发展创新和改进完善。党的执政基础、执政地位也随之日益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更是结合党执政面临的新形势、新变化、新情况、新问题、新风险、新考验,进一步创新和发展党的执政理念,完善党的执政方式,持续厚植党的执政基础。同时,基于党对所处历史方位的科学判断,创造性地提出了“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重大论断,要求全党要时刻牢记初心使命,不断推进自我革命,全面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增强党的执政本领,积极推进党的执政转型。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既具有政党的一般属性和功能,又具有其自身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执政转型是一个事物的一体两面。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促进党的执政转型,党的执政转型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因此,考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执政转型,一是必须清楚政党与执政党、党的领导与执政、党的领导能力与执政能力、党的建设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充分认识和把握“三大规律”。二是必须要围绕执政能力的三大核心构成要素不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三大核心构成要素之中,创新执政理念是党执政能力建设的灵魂,意在重点解决为谁执政的问题;厚植执政基础是党执政能力建设的根基,旨在明确靠谁执政的问题;完善执政方式是党执政能力建设成效的具体体现,主要回答怎样执政的问题。三是必须要十分清楚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理论根基和出发点。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是其理论根基和出发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成果。总体而言,首先从理论层面理清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理论、基本内涵和构成要素等,对弄清党为什么能够长期执政、靠什么进行长期执政,以及如何在未来继续长期执好政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执政,若从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局部执政活动算起,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的执政能力建设（1927-1949）,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以后的执政能力建设（1949-1978）;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1978-2012）;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2012-）。从大革命失败到新中国成立,是党的局部执政时期。在这22年的局部执政实践当中,党积累了丰富的局部执政经验和党的建设经验,为党执政培养和储备了一批难得的执政人才,为党执政作了充分准备和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在党22年局部执政实践当中,由于长期以农村为基础开展革命武装斗争,它部分地塑造了党在意识形态和执政信念上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对党执政后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至党的八大召开,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经济快速得到恢复发展、社会秩序日趋稳定,党的执政地位日益稳固,党的执政取得显着历史性成效。党的八大系统总结了执政7年以来的经验与不足,明确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向。但是,随后由于党内“左”的指导思想日益发展和对党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误判,以致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于是,通过频繁开展群众政治运动、消灭党内外的“阶级敌人”,也就成为了当时党治国理政的重要任务和主要方式。特别是从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在阶级斗争和群众政治运动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党和国家权力被过分集中,党作为执政党的权力逐渐发生异化,政党国家化倾向日趋明显,并最终演变为以党代政。后又经两年徘徊时期,在异化的阶级斗争思维和运动思维支配下,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被严重削弱,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遭受了重大挫折和损失。究其根源在于,一是由于此前党长期处于农村严酷的革命斗争环境之中,党在全面执掌国家政权以后,仍习惯于运用革命战争年代对敌的阶级斗争思维和运动方式进行治国理政。二是作为执政党,出于巩固新生人民政权与执政地位的需要,党希望能够简单通过继续保持自身的革命性质、品质和精神,发扬优良革命传统,来彻底完成社会革命任务。但作为执政党,用革命战争年代消灭阶级敌人的激进方式,来解决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既是缺少执政经验的表现,也是执政能力有所不足的表现。其最终带来的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合理有序发展,而是“左”的错误思想在党内外的滋长蔓延。其直接表现即是阶级斗争和群众政治运动被过分强化和不适当运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它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期,也标志着党的执政和执政能力建设进入了新的转型发展时期。党在改革开放前经历的重大执政挫折,使党坚定了推进改革开放的信念。通过关于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通过拨乱反正,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路线。同时,它也使党充分认识到,只有牢牢抓住党的建设主线,才能把党建设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勇于自我革命、人民衷心拥护、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改革开放以来,党鉴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因民主与法制被践踏而付出的沉重代价,以及国外一些执政党因执政能力下降而丧失执政地位的经验教训。结合当时国内外不断变幻的执政环境与形势,党希望能够通过不断推进深化改革、创新执政理念、完善执政方式、巩固执政基础,提升执政能力,来正确处理和规范党与政府的关系,并逐步推进党由习惯于运用革命战争年代消灭阶级敌人的激进思维和方式治国理政的党,向注重实现“四个自我”,崇尚法治和制度之治,领导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党转型。于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党便开始着力恢复和重建党和国家各项制度,并更加注重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其目标就是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和树立强有力的国家法律与制度权威,并用完善的制度和科学的法制体系规范权力运行,压缩权力的寻租空间,真正确保权为民用和实现依法、科学、民主执政,同时确保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制度化、法制化。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新的执政环境、执政考验,新时代对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如何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提出了新的要求。党在已有丰富执政经验和充分汲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因执政能力下降而丧失执政地位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从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出发,适时提出了“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重大论断。这不仅是党在新时代对执政面临“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的积极回应,更是积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执政转型的最好体现。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党结合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重大转变,仍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实际,立足基本国情,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围绕新时代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这条主线,积极创新党的执政理念、厚植的党执政基础、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增强党的执政本领,继续深入推进党的执政党转型。新时代,党领导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其最终旨归在于要彻底杜绝“左”的泛政治化运动对党和国家制度与法律法规的任意践踏,更加强调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和制度体系,注重一体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共同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进而实现制度治党、制度治国与制度治权的“制度之治”。与此同时,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党科学、依法、民主执政,就是要彻底改变以往几乎完全由党和政府包揽主导一切,过多依靠党和政府政策与科层官僚化部门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和行政命令进行治国理政的方式。旨在突出强调党作为执政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的核心作用,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和网络化治理主体的横向协同与纵向垂直联动。因此,新时代党作为执政党,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需要更加注重团结各方力量画出最大同心圆、满足多元诉求、维护各方利益,更加主动采取通过共同协商、拓宽参与渠道、倾听人民声音、科学制定政策、强化执行监督等,以此来不断保障和满足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通过考察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经验得失可以发现,一个政党能否实现长期执政、有效执政,关键在于这个政党能否因时代变化而不断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进而合理有效地推进自身的适应性变革。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由于其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特殊角色担当,在充分汲取党以往执政经验和教训,以及国外一些政党特别是苏联共产党因执政能力退化而丧失执政地位的深刻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新时代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一是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守党的执政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执政底色,是推进执政转型的动力,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真谛。二是要积极变革执政体制,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其中,完善党的监督权力运行的制约机制是保障,强化规范权力运行的政党体制是旨归,构建引导权力运行的舆论体制是导向。三是要准确把握内外情势,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为此,新时代党要始终坚持把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相统一,要始终树立改革创新和自我革命的行动自觉和坚持科学发展是第一要务的使命担当。同时,还要建构科学考评体系,锻造党的执政人才。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人”就是党政各级领导干部。增强各级党政干部的执政能力,锻造党的执政人才队伍,就是要始终坚持新时代的好干部标准,不断健全干部能力考评指标体系、完善干部能力考核评价方式、科学运用干部能力考评结果,以便形成良性循环的选才用才氛围和政治生态,让真正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人脱颖而出。最后,要始终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坚定正确执政方向。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必须做到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全面增强政治建设的自觉性与坚定性,不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用制度保障发挥党的领导的最大优势。只有这样,党才能不断提高新时代治国理政的综合能力和水平、更好地把握两个大局,进而才能顺利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王国龙[6]（2020）在《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经验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必依法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而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必须在“依规治党”上做文章、下功夫。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在于依规治党,这是新时代提升中国共产党建设科学化水平的应有之义和基本进路。考察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依规治党相关研究,虽然党的十八大之前有了初步研究,但关于依规治党主要问题的研究却是在党的十八大之后不断涌现,并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但我们还应看到:研究主要集中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依规治党,对改革开放以前、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探索时期的党的规矩意识以及演变史缺乏应有的全面系统的梳理,从中国共产党近百年历史发展的宏大视野下分析依规治党历史经验的成果还不多见;过去的研究视角相对单一,缺少时代化的视野,缺乏对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比较研究。这就为我们从整体性视角对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发展进行系统梳理、历史经验进行全面总结提供了学术研究空间。本文紧紧抓住“依规治党”这一核心概念,按照“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怎么做”的基本逻辑,系统梳理依规治党的历史发展。在此基础上,努力做到加强从党近百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对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基本经验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研究。对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经验的学术研究,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根本方法的基础上,本文还尝试运用文献研读法、比较研究法、调查研究与典型案例分析法等方法,按照“四个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历史与现实结合、整体与个体结合、归纳与演绎结合）的基本原则,系统梳理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发展,结合其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深刻阐明依规治党在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的关键性作用。围绕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经验这一研究主题,本课题研究确定了基本逻辑思路和价值导向:分析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在历史发展阶段过程中的基本内容、开展依规治党的基本形式、依规治党在当时所起到的作用,通过对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经验的分析与借鉴,阐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主要着力点,为新时代政党治理视域下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提供理论支撑和对策建议。着力厘清依规治党的基本问题,构建研究依规治党的分析框架,这是本课题研究的首要问题。文章认为,明确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科学内涵,是展开依规治党研究的逻辑起点,也是把握依规治党内在机理的客观前提,更是完善依规治党的必然要求。文章始于对依规治党的基本内涵进行界定,分析其本质、基本特性及与依规治党相关命题的三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依规治党的主体、客体、介体、环体等要素构成,分析依规治党的价值意义,为进一步考察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发展历程以及新时代进一步加强依规治党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从整体上对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进行历史考察,这是分析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基本经验的前提条件。依规治党是中国共产党按照党的规矩进行自身治理的一个过程,是时代和实践的产物。考察依规治党的历史进程,必须结合党所处的特殊时代背景、肩负的特殊历史使命来进行。文章依据不同历史时期客观实践的变化和发展,将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发展历程主要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依规治党（1921-1949）、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依规治党（1949-1978）、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依规治党（1978-2012）以及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依规治党（2012-）四个阶段。通过这四个阶段的划分,更好地了解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实践活动,更加清晰认识和科学把握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经验。在梳理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进程的过程中,提出了“五个相结合”的基本经验分析逻辑理路,为进一步详细考察依规治党历史经验提供了基本遵循。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这是梳理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进程得出的一条基本经验。文章集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制度治党和思想建党的理论与实践,得出思想建党是依规治党的重要基础、制度治党是依规治党的基本保障之结论。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良性互动的关节点在于:必须坚持人民中心以促进群众利益实现;牢记党的使命以推动民族复兴实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实现党的整体发展。坚持内容建设与形式规范相结合,这是梳理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进程得出的一条基本经验。文章集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依规治党内容建设与形式规范的理论与实践,认识到党的规矩内容是依规治党的内在本质、党的规矩形式是依规治党的外在表现。坚持内容建设与形式规范良性互动的关节点在于:在内容建设中丰富完善党规体系;在形式规范中增强党规辨识度;坚持成文党规和传统惯例的互动衔接;把握党规内容建设和形式规范的实践性。坚持科学立规与严格执规相结合,这是梳理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进程得出的一条基本经验。文章集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科学立规和严格执规的理论与实践,得出科学立规是依规治党的必要前提、严格执规是依规治党的关键所在之结论。坚持科学立规与严格执规相结合的关节点在于:必须坚决维护党章的根本地位和最高权威;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党内法规清理是依规治党的重要环节;坚持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协调衔接。坚持抓“关键少数”与引领“最大多数”相结合,这是梳理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进程得出的一条基本经验。文章集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抓“关键少数”与引领“最大多数”的理论与实践,认识到抓住“关键少数”是依规治党的重点、引领“最大多数”是依规治党的基础。坚持抓“关键少数”与引领“最大多数”相结合的关节点在于:发挥领导干部“关键作用”;凝聚普通党员“最大合力”;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健全干部管理机制。坚持党内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这是梳理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进程得出的一条基本经验。文章集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党内监督与外部监督的理论与实践,认识到党内监督是依规治党的本质要求、外部监督是依规治党的重要保障。坚持党内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的关节点在于:严格党内监督以夯实党规监督之基;丰富外部监督以拓展党规监督之维;以维护党规权威确保党规监督效果;积极培育监督文化以增强监督意识。进入新时代,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面临着中国法治道路日益坚定、社会治理体系不断完善、政党领导力量不断增强等方面的新机遇,同时面临着部分党员规矩意识不强、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不健全、部分党内法规执行不到位等方面的新挑战。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新时代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建设必须以古鉴今、以史资政,在汲取历史经验中开启依规治党新征程。新时代加强依规治党,需要从以下六个方面着力:以思想建党厚植依规治党思想根基;在制定与执行中完善党的规矩体系;以法治能力提升增强党员主体作用;在党内外监督中健全党的监督体系;以规矩权威为依规治党提供政治保证;以规矩信仰为依规治党提供文化氛围。
李艳营[7]（2020）在《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农村社区治理规则变迁研究》文中指出规则是实现农村社区有效治理的基础,每个历史阶段的农村社区有着不同的治理规则,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的治理规则目的都是实现社区有效治理,满足人民利益需求,因此随着社会发展变迁,农村社区治理规则也在不断发展变迁。对农村社区治理规则变迁进行研究利于我们在动态中把握治理规则变迁的规律特征,完善当前农村社区治理规则甚至预测治理规则变迁方向,实现农村社区更有效治理。农村社区有效治理需要什么样的治理规则,是我们探索的主要问题。从治理规则的内涵和外延来看,治理规则不仅包含治理规则本身的内容,还包含治理规则由谁制定即治理规则制定主体,甚至是治理规则所要发挥的功能。本文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探索分析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农村社区治理规则,分别以新中国成立之初至改革开放时期、改革开放至21世纪初、21世纪以来为节点,对农村社区治理规则的类型变迁及其特征、治理规则的制定主体变迁及其特征、治理规则的功能变迁三个维度进行了研究,发现我国治理规则不断从“单一的国家法”向“多样化治理规则”过渡;从“国家制定为主”向“多元主体共同制定”变迁;从强化“基层政权稳定”向强化“合作共治”方向发展。并提炼出农村社区治理规则变迁是一种合作型制度变迁模式,变迁的动因主要包括国家阶段性治理目标、农村社会环境变化、理性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动机;治理规则变迁的特征,即从国家制定到多元主体协商制定、从国家建构到国家建构与乡村内部创制相结合、从对人的束缚到对人解放;治理规则变迁的内在机理,即弹性与张力中的规则供需动态平衡。通过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农村社区治理规则变迁的整体分析,发现农村社区治理规则变迁的内在本质是农村社区居民自由发展的解放亦或束缚。而实现新时代农村社区有效治理,其治理规则要满足新时代农村社区治理新要求,即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相结合、国家正式法与民间法相融合、法治基础上治理规则的多样化、灵活性。其实每个历史阶段的农村社区都有其相适应的治理规则,没有一成不变的最优治理规则,因为治理规则总是在不断发展变迁、优胜劣汰的,只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治理规则越来越能保障人的自由、满足人的需要,越来越接近善治目标的实现。
李丽[8]（2020）在《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法治要良好运行,健全完备的制度体系和公民深厚的法治观念是其必要条件,法治观念是推动法治发展的精神支撑和动力。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的培育既是农村法治社会有效建立的根本所在,也是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的基础环节,更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必然要求。然而与国家法治化进程相比,农民的法治观念还明显不适应法治社会的要求,农民法治观念培育也愈显无力和低效。现实抵牾催促着我们对农民法治观念培育进行反思和检视,以实现新时代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良性质变。缺乏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只有明晰基本理论问题,才能进一步把握培育农民法治观念的精髓和理想进路。法治是一种成熟、多元而独特的文化品格和制度框架,作为上层建筑,根植于社会现实土壤的中国法治必然彰显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内涵。法治观念是法治的个体观念表达,是个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现象与法治规律的主观心理感受和把握,是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能动反映和内在自觉。法治观念包含法治认知、法治情感、法治意志三个相互关联又逐层递进的结构要素。新时代中国农民的法治观念是指农民个体所具备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道路相适应的主观心理感受和内在自觉。新时代农民法治观念培育是培育者与农民的双向互动,既包括培育者的法治教育引领过程,又包括农民自主建构过程,是二者的有机统一。农民法治观念培育应包含培育主体、培育内容、培育方法、培育环境四要素,遵循法治知识的传授与教育、法治实践的体悟与认同,法治环境的联动与耦合的培育机理。我们对农民法治观念的内在结构、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要素和运行机理的理论解答,搭建起了新时代农民法治观念的培育架构和模型。新时代农民法治观念培育指向的“农民”是生活在广大农村地区的整体意义上群体,拥有广义的外延范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判断,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的伟大战略规划,新时代背景为农民法治观念培育提供了新际遇。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的培育既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必然要求,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农民法治观念的提升为现代化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内生动力,也为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创造了条件。理论概括是把握事物本质规律的重要方式,任何一项研究都离不开理论的指引。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应以马克思主义的法治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学说、农民教育思想作为其理论成长点和根基,并提取绵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基因,借鉴西方的成熟学说。这些理论成果为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提供了强有力的学理依托。历史是真理之母。新时代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研究应链接历史,感悟历史经验对现实的启迪与昭示。改革开放是我国法治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起点。1978年以来,我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经历了准备阶段（1978年——1985年）、起步阶段（1986年——1996年）、展开阶段（1997年——2011年）和新时期（2012年——至今）。脉络的梳理使得培育经验愈加清晰,四十多年来,农民法治观念培育始终把坚持党的领导作为根本遵循;采取“送法下乡”模式,将农村纳入现代法治建设的轨道;紧抓依法治村,建立村民自治制度,为农民践行民主法治观念提供制度平台;坚持德、法共治,发挥思想道德教育在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助推作用;开展农村立法、司法、执法建设,注重农村法治建设为农民法治观念培育带来的积极影响。透过历史之境,总结培育经验,为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提供历史参照与借鉴。疑乃思之始,问乃学之端。问题是创新的起点,是实践的指引,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最优良的方法论传统和最鲜明的方法论特征。新时代农民的法治观念既有积极表现,也确实存在不足,主要表现为法律知识不断丰富,但法治认知模糊;法治期待产生,但司法认同度不高;守法观念形成,但依法办事观念欠缺。农民法治观念培育在新时代的开展并非一帆风顺,面临着农民主体性的缺场,“唯培育者为主体”倾向;培育内容多以法律知识为中心,忽视法治的价值内涵;培育多采用单向度灌输式方式,忽视法治实践与交往互动;各培育主体未形成有效合理,农村普法机制运行不畅;农村法治建设不完善,培育微观环境不佳等多维度困境和挑战。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层面全面、深入、辩证地挖掘问题根源,能深化我们对新时代农民法治观念培育本质和规律的认识。研究当前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现实抵牾,有利于定位化解矛盾的着力点,为构建新时代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理路提供现实指引。在这样一个革故鼎新的伟大时代,我们必须顺应时代发展和社会变革的新要求,呼唤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回归和彰显,探究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路向。理论、历史、现实像是三盏明灯,照亮了我们前进的道路。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必须坚持培育的社会主义方向、主体间性原则和本土化原则,以完善农村法治建设、促进农民全面自由发展为根本目标,以提高农民法治认知、强化法治情感体验、增强法治信任、培养法治思维为具体目标,构建多层次培育目标体系。根据农民心理发展特点,农村培育环境与资源,结合农民法治需求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价值取向,培育应采用“唤起民众”式培育法、法治实践体验法、生活化培育法,重点培育农民的法律至上观念、权利保障观念、依法办事观念、权力制约观念。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可遵循以下路径开展:发挥党政的主导作用,扩大社会主体的参与范围,凸出重点农民群体的培育工作,明晰各培育主体责任,共同构建“党政、社会、农民”协同联动的培育大格局;通过完善农民法治观念培育机构设置、加紧队伍建设、强化经费保障、健全评估体系完善农村普法机制,增强法治宣传教育实效;让农民在各类法治活动中,在依法治村的实践中,在纠纷处理解决中深化民主法治实践,提升农民法治体验;通过完善农村法治建设、推进农业现代化大发展、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构建“一核三治”的乡村治理新格局等途径优化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乡土环境。
李元勋[9]（2019）在《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研究》文中认为脱胎于“政社合一”人民公社体制的村民自治,是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推进国家民主化进程的时代背景下萌发起来的,是一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家力量介入高位推动的中国特色的基层直接民主形式,是乡村治理的主体框架和核心内容及有效方式,是基层群众自治在农村的民主实践和伟大创举。改革开放之初,这种发韧于农村的由村民创造的民主改革实践,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得以推广。国家逐步通过立法形式对这种民主形式进行了制度化设计,形成了一套科学、完备的村民自治法律体系,使之上升为制度化的基层民主形式和在法制化、制度化的轨道上运行。同时又从法律层面上保障了亿万农民的合法权益,真正实现了村民当家作主。村民自治作为一种治理方式不可能一成不变,它是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现实状况的变迁作出与时俱进的调整,因此在不同历史时期,村民自治的实现形式甚至文字表述都会发生某些变化。20世纪末至本世纪初实现了从村民自治向乡村治理话语体系的转变。进入21世纪后,随着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社区建设的推进,十八大后要求探索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形式,特别是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健全“自治、德治、法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便成为重要的政策话语,实现了从自治到共治的转变。通过对改革开放40年来农村基层民主发展与具体实践的梳理和研究,总结概括出了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的成效与基本经验。本论文共包括六个部分,由绪论和正文五章组成。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本论文的研究缘起及意义,核心概念的界定,相关文献综述,研究方法、重点、难点和可能创新之处,并梳理了本论文的理论渊源。第一章是村民自治的萌生。本章对村民自治产生前的乡村治理作了梳理与分析;对其产生的背景作了深度剖析,这些背景主要包括宽松的政治环境、包产到户的推行、社会结构和文化基础的变化等因素。梳理了村民自治兴起的过程,从建立第一个村委会到在全国的普及,村民自治组织在广大农村得以全面建立。第二章是村民自治的发展。本章对村民自治活动的发动和村民自治的发展作了论述,这一时期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的颁布为起点的,主要是开始建章立制,推进村民自治达标示范活动,与村民自治相关的一些规章制度得以完善、村务公开的广泛开展和选举模式的创新。第三章是村民自治的深化。1998年《村组法》正式颁布实施,村民自治实践全面推行,进行了世纪之交“真枪实弹”的选举;在新农村建设战略提出背景下,村民自治面临新挑战,农村社区建设不断开展与推进,村民自治制度建设逐步规范和选举方式方法不断创新。第四章是村民自治的提升。在这一时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以村民自治为主体框架和核心内容的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和实践场域,开启了对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开始了对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探索。中共十八大首次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要求广大基层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基层民主协商,各地在这一精神的指导下开始了对基层民主协商的探索与实践。在进入新时代和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背景下,针对“三农”问题,党中央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开启了对“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模式的探索和实践。第五章是村民自治的成效和历史经验。从总体上来看,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经过40年的发展,成效显着,制度化、规范化不断加强,各项民主机制体制逐步完善,农民的各项民主权利基本得以实现。通过考察村民自治40年的进程得出了最基本的经验:就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理有机结合,始终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尊重农民首创精神,与时俱进、不断探索,坚持问题导向,循序渐进推动制度革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层民主发展道路。
陈诚[10]（2020）在《政治文明语境下中国协商民主的优势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协商民主的理念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行,与中国久已存在的协商民主实践完全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①她以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理论为指导,植根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总结自民主革命时期以来党领导协商民主的历史经验,使协商民主在推进民主革命的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顺利恢复国民经济,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国协商民主以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理论为指导,这是我国协商民主发展的显着优势。马克思政治文明理论的本质是让绝大多数人民享有民主,在当代中国,民主具有两种形式,即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他们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因此,马克思关于政治文明的思想始终指导着我国协商民主的发展。马克思对人类思想史作出的最大贡献之一是创立了唯物史观,马克思政治文明思想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之上的,唯物史观内在的规定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是为了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民主。协商民主作为中国两种民主形式之一,自然也是为了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民主。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政治文明思想,领导人民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使人民享有民主从理论变为现实,列宁强调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必须要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政治文明建设必须要有法制保障。列宁倡导并促成了中国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中国共产党探索协商民主的开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政治文明思想指导下,根据中国国情创立了新民主主义政治文明理论,探索了新民主主义政治文明的两种实现形式,即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紧密结合,集中体现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三三制政权中,并指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新民主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价值取向。为协商建立新中国、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得到了传承和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思想,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地位,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深刻阐述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特征是人民当家做主,他设计了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方略是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进一步推进了协商民主的发展。江泽民明确提出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是中国民主的两种形式,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首次提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概念,推进了协商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胡锦涛积极倡导党际关系和谐,推进了协商民主的程序化建设,为政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习近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思想、中共几代领导人政治文明思想,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显着特征是大力发展协商民主,习近平详细论述了发展两种民主形式,把人民当家作主落到实处的重要性。并不断加强协商民主的制度建设、程序建设和实践推进,取得了显着的成效。①理论的科学性和彻底性是中国协商民主的显着优势。在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指导下的中国协商民主理论一直强调,这是绝大多数人享有的民主,这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所决定的。而西方协商民主的理论来源,不论雅典民主还是希腊民主抑或卢梭的民主共和理论均是少数人的民主,广大的基层群众是排除在民主之外的,西方协商民主理论是为弥补代议制民主的不足而产生的,本质上还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民主。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西方协商民主的本质区别,是中国协商民主的最大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这是中国协商民主的独有优势。中国有其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文化基因,由此形成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天下为公、兼容并蓄,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就国家和社会事务进行广泛的民主协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体现的关于和的理念、和而不同的理念和思维方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更新发展,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精神给养和文化底蕴。中国协商民主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西方协商民主相比,优势明显。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继承了雅典民主、古希腊民主和协商的文化传统,但在非理性代议制民主文化冲击下,传统文化渐渐失去了昔日的风采,一个文化根基薄弱的理论是难以支撑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理论强调无产阶级政党要加强对政治文明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领导是中国协商民主健康有序发展的根本优势。纵观世界上其他国家,尽管学者们着书立说,大力倡导发展协商民主,但至今尚未见到有任何国家的执政党在执政实践中切实贯彻协商民主的理念,也未见到哪个国家的竞选者把协商民主作为竞选口号。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执政为民的理念。进入新时代,习近平进一步强化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不仅重视人民的选举权利,更重视人民持续参与日常政治生活的权利,把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完美结合,大力倡导和持续推进协商民主,坚持人民在协商民主中的价值中心地位、利益中心地位、实践中心地位,并把它贯彻到党治国理政的全过程。协商民主的发展,促使党的执政方式发生新变化,推进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理论强调民主必须制度化法律化,没有制度和法律保障的民主是难以为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和体制优势集中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形成了自上而下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协商民主,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达到的。国外协商民主虽然倡导者众多,但是基于理论探讨为主,实践操作层面还处于零散状态,制度化只是局部的,个案的,缺乏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中国协商民主首先是从高层协商开始的,新中国的建立,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民族、各阶层人士经过广泛协商的结晶,并由此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人民政协成为中国协商民主的专门机构,使高层协商实现了常态化发展,高层协商就全国而言主要有政协协商、政党协商、人大协商,并延伸到省、市、县。1987年中共十三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协商制度,经过多年实践,社会协商逐步规范有序;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城市基层民主开始启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村民自治的兴起,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在创新中不断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形成了自上而下、全覆盖、广泛多层制度化协商民主体制机制,并形成了以国家宪法法律为保障、国家政治制度和各项具体制度为规范、政策文件为支撑的协商民主制度体系和程序规范,有较大的制度和体制优势。认识并继续完善发展中国协商民主的优势,有利于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二、推进新时期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推进新时期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论文提纲范文）
（1）新时代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和意义 |
| (一)选题依据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学术界研究现状 |
| (一)相关学术成果概况 |
| (二)学界研究内容及观点 |
| (三)目前学术界研究的不足之处 |
| 三、主要内容与基本框架 |
| (一)主要内容 |
| (二)基本框架 |
| 四、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点 |
| 第一部分 党和国家领导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探索与实践 |
| 一、建国初期毛泽东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探索与实践 |
| (一)实事求是,正确区分两类矛盾 |
| (二)有的放矢,恰当方法解决矛盾 |
| (三)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的“枫桥经验” |
| 二、新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探索与实践 |
| (一)邓小平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探索与实践 |
| (二)江泽民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探索与实践 |
| (三)胡锦涛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探索与实践 |
| 三、新时代习近平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探索与实践 |
| (一)树立人民中心意识,抓好基层矛盾化解 |
| (二)铁腕反腐持续发力,解决党群干群矛盾 |
| (三)提高网络治理能力,营造清朗网络环境 |
| 第二部分 新时代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阐释及突出表现 |
| 一、新时代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阐释 |
| (一)“新时代”的界定及时代背景 |
| (二)新时代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内涵 |
| 二、新时代人民内部矛盾的突出表现 |
| (一)基于劳资关系的人民内部矛盾 |
| (二)基于干群关系的人民内部矛盾 |
| (三)基于司法公正的人民内部矛盾 |
| (四)基于医患关系的人民内部矛盾 |
| (五)基于网络舆情的人民内部矛盾 |
| (六)基于环境问题的人民内部矛盾 |
| 第三部分 新时代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特点及产生原因 |
| 一、新时代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特点 |
| (一)人民内部矛盾关联性、聚合性增强 |
| (二)经济利益矛盾依然突出 |
| (三)民生矛盾呈上升趋势 |
| (四)权利意识觉醒与维权理性不足之间的矛盾凸显 |
| (五)网上网下相互作用增加矛盾处理难度 |
| (六)新闻传媒对人民内部矛盾的影响扩大 |
| 二、新时代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主要原因 |
| (一)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
| (二)国家治理存在短板 |
| (三)社会心理问题凸显 |
| 第四部分 正确处理新时代人民内部矛盾的必要性与着力点 |
| 一、正确处理新时代人民内部矛盾的必要性 |
| (一)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 |
| (二)维护改革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 |
| (三)推动国家治理能力进一步提高 |
| 二、正确处理新时代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着力点 |
| (一)贯彻落实重大战略举措 |
| (二)改善国家治理 |
| (三)培养健康社会心态 |
| 第五部分 建立正确处理新时代人民内部矛盾的长效机制 |
| 一、完善利益平衡机制,化解矛盾根源 |
| (一)改革收入分配制度 |
| (二)健全利益补偿机制 |
| 二、畅通民意表达机制,缓和对立情绪 |
| (一)规范信访工作机制 |
| (二)巩固诉求表达机制 |
| 三、筑牢事前防控机制,遏制矛盾萌芽 |
| (一)改进矛盾排查预警机制 |
| (二)构建网络舆情分析机制 |
| 四、落实思想教育机制,摸清思想动态 |
| (一)实施思想动态分析机制 |
| (二)贯彻思想教育引导机制 |
| 五、优化矛盾应对机制,谨防矛盾激化 |
| (一)整合矛盾纠纷联动调解机制 |
| (二)严格责任落实与追究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2）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特色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无产阶级政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特殊性要求 |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阶级国家和政党腐败根源的分析 |
| 一、腐败植根于私有制 |
| 二、腐败源于国家和社会的异化 |
| 三、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政权本质上是廉洁政治 |
| 第二节 列宁的探索和国外无产阶级政党、国家拒腐防变的历史困境 |
| 一、非无产阶级思想侵蚀的挑战 |
| 二、权力腐蚀的挑战 |
| 三、制度化不足的挑战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问题的提出 |
| 一、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拒腐防变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
| 二、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的主线是制度化 |
| 三、拒腐防变制度化和群众参与辩证关系的处理是影响拒腐防变历史进程的重要变量 |
| 四、本文的核心概念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早期探索(1921 年至1949 年)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原则框架 |
| 一、思想建党优先:化解党的组织先进性和广泛性的矛盾 |
| 二、民主集中制:避免家长制和极端民主化两个极端 |
| 三、党的群众路线:克服官僚主义、民粹主义两种倾向 |
| 第二节 延安整风运动与思想教育的制度化 |
| 一、中国共产党思想教育的早期实践 |
| 二、党组织的发展壮大与清理整顿 |
| 三、延安整风运动确立思想改造、思想拒腐的典型范式 |
| 第三节 组织机构制度化的三大要件 |
| 一、基层组织建设 |
| 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 |
| 三、反腐败专门机构和党的纪律的实施 |
| 第四节 拒腐防变群众参与的制度化 |
| 一、井冈山的工农兵民主政治 |
| 二、苏维埃反贪污浪费工作中的群众参与 |
| 三、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民主监督和廉政实践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新中国建立早期拒腐防变制度化的探索深化(1949 年至1965 年) |
| 第一节 全国执政后拒腐防变形势的变化 |
| 一、党内贪污腐化、违法乱纪、道德堕落现象较革命时期大幅增加 |
| 二、正在形成的科层化国家管理体制预防显性腐败与滋生隐性腐败的双重性 |
| 三、毛泽东和刘少奇、邓小平对拒腐防变制度化与群众参与关系的认识分歧 |
| 第二节 50 年代初整风整党对延安整风模式的深化 |
| 一、整风与整顿干部、执行纪律结合 |
| 二、整党与清理党员、组织建设结合 |
| 三、整风整党与“三反”等反腐败运动结合 |
| 第三节 纪委、监委等反腐败专门机构的建立 |
| 一、组织机构的建立和发展 |
| 二、职责范围的框定 |
| 三、领导体制的变革 |
| 四、基本工作规则与程序的建立 |
| 第四节 拒腐防变群众参与的制度化和反制度化 |
| 一、人民监督制度的建立和实施 |
| 二、社教运动:群众参与制度化和反制度化的分水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后拒腐防变制度化的恢复发展(1978 年至2012 年) |
| 第一节 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拒腐防变制度化的历史必然性 |
| 一、放弃群众运动反腐 |
| 二、腐败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 |
| 三、邓小平的拒腐防变制度化思想 |
| 第二节 1983 年整党确立自上而下的整风整党模式 |
| 一、与日常工作结合,不开展运动 |
| 二、整党中的一切问题由相关党组织讨论解决 |
| 三、严格控制打击面,防止“左”的偏向 |
| 四、审慎稳妥纯洁组织、清理队伍 |
| 第三节 各领域改革和拒腐防变制度构建 |
| 一、党和国家领导体制、领导机构改革 |
| 二、国家公务员制度等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
| 三、价格改革、财政管理改革等经济领域改革 |
| 四、规范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行为 |
| 第四节 反腐败专门机构和反腐败法制化 |
| 一、纪检监察机构的重建 |
| 二、基础性反腐败法律法规的系统构建 |
| 三、“两案”审理、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中对党纪和国法问题的区分 |
| 四、党纪与法律的衔接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时代拒腐防变制度化进程的加快推进(党的十八大以来) |
| 第一节 制度执行不力的表现、根源和后果 |
| 一、制度执行不力的表现 |
| 二、制度执行不力的根源 |
| 三、制度执行不力的后果 |
| 第二节 习近平的拒腐防变制度化思想 |
| 一、坚持制度完善和制度执行相统一 |
| 二、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 |
| 三、坚持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相统一 |
| 四、坚持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 |
| 第三节 作为制度执行典范的中央八项规定 |
| 一、中央八项规定是一个制度体系 |
| 二、中央八项规定的主要特点是执行有力 |
| 三、中央八项规定体现了自上而下组织监督和自下而上群众监督的结合 |
| 第四节 腐败惩治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 |
| 一、打破“刑不上大夫”的潜规则 |
| 二、创新审查调查方式,提高办案效率 |
| 三、构建形成国内反腐与国际反腐的闭环 |
| 第五节 巡视制度的调整改进 |
| 一、提升巡视权威 |
| 二、巡视重在发现问题 |
| 三、巡视拓宽了群众参与反腐败的制度化渠道 |
| 第六节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
| 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强化公权力监督的重要制度创新 |
| 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解决了反腐败的三大难题 |
| 三、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反腐败纳入法治化轨道 |
| 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对监委的赋权与限权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历史经验 |
| 第一节 思想教育制度化 |
| 一、必须加强党员干部思想改造,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基础 |
| 二、必须将思想教育与整顿干部、执行纪律、建设组织相结合 |
| 三、整风整党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自上而下有控制、有步骤进行 |
| 四、必须将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结合起来 |
| 第二节 组织机构制度化 |
| 一、必须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筑牢拒腐防变的基层基础 |
| 二、必须坚持任人唯贤,从源头上防治腐败 |
| 三、必须加强反腐败专门机构建设,做到赋权与限权相结合 |
| 第三节 腐败惩治制度化 |
| 一、必须时刻警惕不利环境中的干扰因素,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 |
| 二、必须坚持制度制定和制度执行相结合,完善防治腐败的制度机制 |
| 三、必须坚持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相结合,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惩治腐败 |
| 第四节 权力监督制度化 |
| 一、必须处理好拒腐防变制度化与群众参与的关系,将群众参与纳入制度化轨道 |
| 二、必须坚持以党内监督为主导,自上而下党内监督与自下而上群众监督相结合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3）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现状及述评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4 研究方法与创新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的创新点 |
| 1.5 研究的基本概念界定 |
| 1.5.1 人 |
| 1.5.2 人民 |
| 1.5.3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 |
| 2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时代背景及理论概述 |
| 2.1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时代背景 |
| 2.1.1 和平与发展的大环境 |
| 2.1.2 经济政治格局的大变化 |
| 2.1.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
| 2.1.4 习近平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 |
| 2.2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社会条件 |
| 2.2.1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现实基础 |
| 2.2.2 改革开放的实践进入关键期 |
| 2.2.3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期 |
| 2.3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理论来源 |
| 2.3.1 思想渊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人民思想 |
| 2.3.2 直接来源: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民思想 |
| 2.4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论述的文化根基与理论借鉴 |
| 2.4.1 文化根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 |
| 2.4.2 理论借鉴:西方历史发展中的人本思想 |
| 3 习近平关于人民主体的论述 |
| 3.1 人民主体论的历史发展 |
| 3.1.1 毛泽东人民主体思想及其实践 |
| 3.1.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民主体思想的发展实践 |
| 3.2 习近平关于人民主体主要内容的论述 |
| 3.2.1 人民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受益主体 |
| 3.2.2 人民是权力运行的监督主体 |
| 3.2.3 人民是文艺事业的参与主体 |
| 3.2.4 人民是新时代的“阅卷”评价主体 |
| 3.2.5 人民是“四个伟大”新征程的推动主体 |
| 3.3 习近平关于人民主体重要价值的论述 |
| 3.3.1 人民主体地位是党政治灵魂的集中体现 |
| 3.3.2 人民主体地位是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根本着力点 |
| 3.3.3 人民主体地位是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源泉 |
| 3.4 习近平关于实现人民主体地位路径的论述 |
| 3.4.1 坚持人民至上理念 |
| 3.4.2 激发人民的创造精神 |
| 3.4.3 着力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
| 4 习近平关于人民立场的论述 |
| 4.1 人民立场论的历史发展 |
| 4.1.1 毛泽东人民立场论的历史发展 |
| 4.1.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民立场的发展演变 |
| 4.2 习近平关于人民立场基本内容的论述 |
| 4.2.1 加快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稳固人民立场的物质基础 |
| 4.2.2 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指引党的人民立场的科学发展 |
| 4.2.3 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艺术增强人民立场的思想底蕴 |
| 4.2.4 加强意识形态工作构建党的人民立场的话语体系 |
| 4.2.5 精准扶贫脱贫工作中推动党的人民立场落地落实 |
| 4.3 习近平关于人民立场价值意蕴的论述 |
| 4.3.1 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内在要求和本质体现 |
| 4.3.2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尺度和标准 |
| 4.3.3 人民立场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使命追求 |
| 4.3.4 人民立场指明了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未来走向 |
| 4.4 习近平关于巩固人民立场实践路径的论述 |
| 4.4.1 加强和完善新时代党的领导各项体制机制 |
| 4.4.2 履行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
| 4.4.3 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夯实人民立场主体责任 |
| 4.4.4 用发展的观点创新人民立场的时代内涵 |
| 5 习近平关于人民利益的论述 |
| 5.1 人民利益论的历史发展 |
| 5.1.1 毛泽东人民利益思想的历史发展 |
| 5.1.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民利益思想的历史发展 |
| 5.2 习近平关于人民利益基本内容的论述 |
| 5.2.1 把握新时代经济发展大逻辑保障人民经济利益 |
| 5.2.2 健全政治制度体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利益 |
| 5.2.3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保障人民文化利益 |
| 5.2.4 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社会民生利益问题 |
| 5.2.5 倡导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保障人民生态利益 |
| 5.3 习近平关于人民利益价值内涵的论述 |
| 5.3.1 实现人民利益体现了党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观 |
| 5.3.2 实现人民利益凸显了人民群众获得感的美好体验 |
| 5.3.3 实现人民利益促进了公民个体到社会整体的全面均衡 |
| 5.4 习近平关于实现人民利益具体途径的论述 |
| 5.4.1 树立人民利益至上的政治价值观 |
| 5.4.2 推进从严治党压实为民服务责任制 |
| 5.4.3 建立合理科学的人民利益评价体系 |
| 5.4.4 营造有利于实现人民利益的政治生态 |
| 6 习近平关于人民共享的论述 |
| 6.1 人民共享论的历史发展 |
| 6.1.1 毛泽东人民共享思想的初显与贡献 |
| 6.1.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民共享思想的历史发展 |
| 6.2 习近平关于人民共享主要内容的论述 |
| 6.2.1 共享的主体是全体人民 |
| 6.2.2 共享领域和内容要涉及人民发展的各方面 |
| 6.2.3 共享是人民共同建设和享有 |
| 6.2.4 共享要在人民健康和安全领域持续加码 |
| 6.2.5 共享要坚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 |
| 6.3 习近平关于人民共享基本特征的论述 |
| 6.3.1 人民共享权利的公平性 |
| 6.3.2 人民共享过程的共建性 |
| 6.3.3 人民共享自身的科学性 |
| 6.4 习近平关于人民共享重要价值的论述 |
| 6.4.1 坚定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信心和决心 |
| 6.4.2 传播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共享发展理念 |
| 6.4.3 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的理想追求和使命初心 |
| 7 习近平关于人民幸福的论述 |
| 7.1 人民幸福论的历史发展 |
| 7.1.1 毛泽东人民幸福思想的历史发展 |
| 7.1.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民幸福思想的历史发展 |
| 7.2 习近平关于人民幸福基本内容的论述 |
| 7.2.1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
| 7.2.2 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
| 7.2.3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 |
| 7.2.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
| 7.3 习近平关于人民幸福论重要价值的论述 |
| 7.3.1 为人民谋幸福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
| 7.3.2 为人民谋幸福是党的根本宗旨的最集中的体现 |
| 7.3.3 为人民谋幸福是实现中国梦和解决新矛盾的需要 |
| 7.3.4 为人民谋幸福是提升人民幸福生活质量的科学指导 |
| 7.4 习近平关于实现人民幸福措施保障的论述 |
| 7.4.1 坚持党的领导是重要前提 |
| 7.4.2 明确人民的多样化需求是实践指向 |
| 7.4.3 营造各方联动的社会环境是基本保障 |
| 7.4.4 筑牢美好生活的坚实基础是根本遵循 |
| 8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理论特质及重大意义 |
| 8.1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理论特质 |
| 8.1.1 突出人民性,以清醒头脑保持对人民重要性的认识为前提 |
| 8.1.2 注重根本性,以着力实现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为重点 |
| 8.1.3 强调权益性,以坚决扞卫人民各项基本权利为保障 |
| 8.1.4 着眼现实性,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为抓手 |
| 8.1.5 指明方向性,以净化社会风气坚定人民理想信念为导向 |
| 8.1.6 明确实践性,以创新社会治理提高基础设施建设为根基 |
| 8.1.7 凸显规范性,以强化纪律制度约束实现人民安定团结为目标 |
| 8.1.8 秉承时代性,以不懈奋斗创造幸福为全体人民的最终归宿 |
| 8.2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重大意义 |
| 8.2.1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理论意义 |
| 8.2.2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现实意义 |
| 9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4）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全面依法治国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意义 |
| 1.1.1 理论意义 |
| 1.1.2 现实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与难点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论文难点 |
| 第2章 依法治国的相关概念 |
| 2.1 系列概念 |
| 2.1.1 法治 |
| 2.1.2 法治与人治 |
| 2.1.3 法治与德治 |
| 2.1.4 法治与法制 |
| 2.2 依法治国的内涵 |
| 2.2.1 依法治国的概述 |
| 2.2.2 依法治国的理论基础 |
| 2.2.3 依法治国理论的本质特征 |
| 2.3 依法治国的核心 |
| 2.3.1 依宪治国 |
| 2.3.2 依法执政 |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理论的思想基础与理论渊源 |
| 3.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法治思想 |
| 3.1.1 马克思恩格斯的法治思想 |
| 3.1.2 列宁斯大林对法制的探索和教训 |
| 3.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依法治国理论 |
| 3.2.1 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开端 |
| 3.2.2 从法制到法治建设 |
| 3.2.3 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提出 |
| 3.2.4 依法治国理论体系的建立 |
| 3.3 中国传统法制思想 |
| 3.3.1 中国古代法制思想 |
| 3.3.2 中国近代法制思想 |
| 第4章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入新时代 |
| 4.1 新时代依法治国理论的概述 |
| 4.1.1 新时代依法治国理论的形成 |
| 4.1.2 新时代依法治国理论的主要内容 |
| 4.2 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成就 |
| 4.2.1 从治国基本方略转变为全面推进 |
| 4.2.2 从形式法治到实质法治 |
| 4.2.3 从依法管理向治理现代化 |
| 4.2.4 从依法治国到法治中国建设 |
| 4.3 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特点 |
| 4.3.1 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全面性 |
| 4.3.2 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创新性 |
| 4.3.3 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性 |
| 4.3.4 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科学性 |
| 第5章 新时代依法治国理论的历史地位与实践价值 |
| 5.1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理论的历史地位 |
| 5.1.1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 |
| 5.1.2 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
| 5.1.3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理论的理论地位 |
| 5.1.4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理论的现实意义 |
| 5.2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理论的实践价值 |
| 5.2.1 新时代依法治国为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有力保障 |
| 5.2.2 新时代依法治国是民主政治建设的最集中体现 |
| 5.2.3 新时代依法治国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前提 |
| 5.2.4 新时代依法治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
| 5.2.5 新时代依法治国为人类法治文化贡献了中国智慧 |
| 第6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的基本经验和优势 |
| 6.1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的基本经验 |
| 6.1.1 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党与法的关系 |
| 6.1.2 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法与权的关系 |
| 6.1.3 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民主与法治的关系 |
| 6.1.4 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关系 |
| 6.1.5 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立足国情与借鉴中外法治经验的关系 |
| 6.2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的优势 |
| 6.2.1 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最大特色和优势 |
| 6.2.2 以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为力量源泉和重要保障 |
| 6.2.3 以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客观要求 |
| 6.2.4 以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为实现路径 |
| 6.2.5 以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为重要原则 |
| 第7章 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理性思考 |
| 7.1 新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
| 7.1.1 法治发展不平衡制约了整体法治水平的提升 |
| 7.1.2 法治发展不充分难以发挥法治的功能 |
| 7.1.3 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对依法治国的影响 |
| 7.2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的完善路径 |
| 7.2.1 科学立法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关键 |
| 7.2.2 严格执法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 |
| 7.2.3 公正司法是现代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防线 |
| 7.2.4 全民守法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基础 |
| 7.2.5 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 |
| 7.2.6 依法治国、依法治党、依法治军全盘考虑 |
| 7.2.7 全面贯彻改革、发展、稳定相统一 |
| 7.2.8 国家、地方、个人协调一致共同发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攻读成果 |
| 致谢 |
（5）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基本评析 |
|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理论阐释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相关概念与内容 |
| 一、政党与执政党 |
| 二、党的领导与执政 |
| 三、党的领导能力与执政能力 |
| 四、党的建设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主要构成要素 |
| 一、党的执政理念 |
| 二、党的执政基础 |
| 三、党的执政方式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党建设理论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政党建设理论 |
| 二、列宁的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理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的执政能力建设(1927-1949) |
| 第一节 土地革命时期培养党的革命斗争能力 |
| 一、依靠正确革命政策巩固根据地政权 |
| 二、党的革命策略正确源于调查研究 |
| 三、党的正确领导是革命斗争胜利之本 |
| 第二节 抗战时期局部执政增强党的执政信心 |
| 一、指导中国革命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
| 二、抗战时期局部民主执政实践影响深远 |
| 三、思想与组织建设并重是党的建设特色 |
| 第三节 解放战争时期锻炼和提升党的执政能力 |
| 一、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制定实施政策 |
| 二、建立新型人民政权终结民国政治逻辑 |
| 三、围绕工作重心转移提升党的执政能力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以后的执政能力建设(1949-1978) |
| 第一节 全面探索时期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背景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尚未彻底完成 |
| 二、新中国安全依然在遭受着严重威胁 |
| 三、整党和党的建设任务艰巨且刻不容缓 |
| 第二节 革命化执政理念内蕴于党的执政能力 |
| 一、必须以革命手段解决革命未竟事业 |
| 二、革命化思维根植于党的灵魂深处 |
| 第三节 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考验党的执政能力 |
| 一、合理运用阶级斗争有助巩固执政基础 |
| 二、“以阶级斗争为纲”则有损执政之基 |
| 第四节 “左”的运动严重弱化党的执政能力 |
| 一、政治运动仅适用于战争年代与特殊时期 |
| 二、“运动主义”必然践踏法制与正常秩序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1978-2012) |
| 第一节 党执政能力建设转型发展的时代背景 |
| 一、改革开放初期“拨乱反正”是当务之急 |
| 二、国内政治风波与苏东剧变带来执政危机 |
| 三、新世纪急需创新发展理念解决执政难题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初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确立党的基本路线坚守执政为民理念 |
| 二、更加关注民主与法制在执政中的作用 |
| 三、改革限制社会主义发展的执政体制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高拒腐防变能力 |
| 二、提出践行“三个代表”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
| 三、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推进党的执政方式转型 |
| 第四节 新世纪新阶段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以“党的建设科学化”锻造新型政党 |
| 二、坚持“以人为本”巩固党的执政之基 |
| 三、强调一体推进科学、民主和依法执政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2012-) |
| 第一节 新时代加强党执政能力建设的背景 |
| 一、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
| 二、一个“转化”与两个“没有变”是最大国情 |
| 三、党同时面临“四大考验”与“四种危险” |
| 第二节 、创新执政理念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坚持创新和发展党的执政理念 |
| 二、明确以提升党的政治能力为统领 |
| 三、坚决以提高党的法治能力为重心 |
| 第三节 厚植执政基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坚持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 |
| 二、坚持以增强党的思想引领能力为支柱 |
| 三、强调以提升党的群众工作能力为基础 |
| 第四节 完善执政方式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强化以提升党的应急处突能力为先手 |
| 二、增强以抓落实与改革攻坚能力为保障 |
| 三、注重以制度规范和改进党的全面领导 |
| 四、把全面依法治国与特色民主协同推进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启示 |
| 第一节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守党的执政理念 |
|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执政底色 |
|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执政转型动力 |
|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民主政治真谛 |
| 第二节 积极变革执政体制,完善党的执政方式 |
| 一、完善监督权力运行的制约机制是保障 |
| 二、强化规范权力运行的政党体制是旨归 |
| 三、构建引导权力运行的舆论体制是导向 |
| 第三节 准确把握内外情势,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
| 一、注重把坚持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相统一 |
| 二、树立改革创新和自我革命的行动自觉 |
| 三、始终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的使命担当 |
| 第四节 建构科学考评体系,锻造党的执政人才 |
| 一、健全的干部能力考评指标体系是基础 |
| 二、完善的干部能力考核评价方式是关键 |
| 三、科学的运用干部能力考评结果是目标 |
| 第五节 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坚定正确执政方向 |
| 一、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 |
| 二、全面增强政治建设的自觉性与坚定性 |
| 三、不断坚持完善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体系 |
|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相关成果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缘起及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依规治党基本问题探讨 |
| 一、依规治党的科学内涵 |
| (一) 依规治党的概念厘定 |
| (二) 依规治党的基本特性 |
| (三) 依规治党的相关命题 |
| 二、依规治党的要素构成 |
| (一) 依规治党的主体 |
| (二) 依规治党的客体 |
| (三) 依规治党的介体 |
| (四) 依规治党的环体 |
| 三、依规治党的价值意义 |
| (一) 有利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 |
| (二) 有利于规范社会价值导向 |
| (三) 有利于引导社会行为规范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考察与经验分析框架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演进(1921--1949) |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流变(1949-1978) |
|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发展(1978-2012) |
| 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新进展(2012-) |
| 五、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基本经验分析的逻辑理路 |
| (一) 秉承刚柔并济,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 |
| (二) 秉承体用合一,坚持内容建设与形式规范相结合 |
| (三) 秉承知行统一,坚持科学立规与严格执规相结合 |
| (四) 秉承重点全面并行,坚持抓“关键少数”与引领“最大多数”相结合 |
| (五) 秉承内外良性互动,坚持党内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 |
| 第三章 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 |
| 一、思想建党是依规治党的重要基础 |
| (一) 坚持思想建党以增强依规治党的思想自觉 |
| (二) 坚持思想建党以增强依规治党的行动自觉 |
| 二、制度治党是依规治党的基本保障 |
| (一) 维护制度的严肃性 |
| (二) 增强制度的系统性 |
| 三、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良性互动的关节点 |
| (一) 坚持人民中心以促进群众利益实现 |
| (二) 牢记党的使命以推动民族复兴实现 |
| (三)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实现党的整体发展 |
| 第四章 坚持内容建设与形式规范相结合 |
| 一、党的规矩内容是依规治党的内在本质 |
| (一) 建立以党章为核心的规矩体系 |
| (二) 逐步健全党内法规体系 |
| 二、党的规矩形式是依规治党的外在表现 |
| (一) 倡导中国气派 |
| (二) 走向规范之路 |
| 三、内容建设与形式规范良性互动的关节点 |
| (一) 在内容建设中丰富完善党规体系 |
| (二) 在形式规范中增强党规辨识度 |
| (三) 坚持成文党规和传统惯例的互动衔接 |
| (四) 把握党规内容建设和形式规范的实践性 |
| 第五章 坚持科学立规与严格执规相结合 |
| 一、科学立规是依规治党的必要前提 |
| (一) 同党所处时代党的历史任务相融合 |
| (二) 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融合 |
| 二、严格执规是依规治党的关键所在 |
| (一) 在真抓实干中严格执规 |
| (二) 在考核奖惩中严格执规 |
| 三、科学立规与严格执规良性互动的关节点 |
| (一) 坚决维护党章的根本地位和最高权威 |
| (二) 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
| (三) 党内法规清理是依规治党的重要环节 |
| (四) 坚持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协调衔接 |
| 第六章 坚持抓“关键少数”与引领“最大多数”相结合 |
| 一、抓住“关键少数”是依规治党的重点 |
| (一) 领导干部带头讲政治 |
| (二) 领导干部带头讲规矩 |
| 二、引领“最大多数”是依规治党的基础 |
| (一) 全程全域严格党员标准 |
| (二) 共产党员必须严守党纪 |
| 三、抓“关键少数”与引领“最大多数”良性互动的关节点 |
| (一) 发挥领导干部“关键作用” |
| (二) 凝聚普通党员“最大合力” |
| (三) 加强理想信念教育 |
| (四) 健全干部管理机制 |
| 第七章 坚持党内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 |
| 一、党内监督是依规治党的本质要求 |
| (一) 党内监督覆盖全体党员 |
| (二) 不断完善党内监督制度 |
| 二、外部监督是依规治党的重要保障 |
| (一) 外部监督倒逼恪守初心 |
| (二) 不断完善党的监督体系 |
| 三、党内监督与外部监督良性互动的关节点 |
| (一) 严格党内监督以夯实党规监督之基 |
| (二) 丰富外部监督以拓展党规监督之维 |
| (三) 以维护党规权威确保党规监督效果 |
| (四) 积极培育监督文化以增强监督意识 |
| 第八章 新时代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建设 |
| 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面临新机遇 |
| (一) 西方政党制度深陷困境 |
| (二) 中国法治道路日益坚定 |
| (三) 社会治理体系不断完善 |
| (四) 政党领导力量不断增强 |
|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面临新挑战 |
| (一) 部分党员规矩意识未树牢 |
| (二) 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不健全 |
| (三) 部分党内法规执行不到位 |
| 三、在汲取历史经验中开启依规治党新征程 |
| (一) 以思想建党厚植依规治党思想根基 |
| (二) 在制定与执行中完善党的规矩体系 |
| (三) 以法治能力提升增强党员主体作用 |
| (四) 在党内外监督中健全党的监督体系 |
| (五) 以规矩权威为依规治党提供政治保证 |
| (六) 以规矩信仰为依规治党提供文化氛围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农村社区治理规则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综述及评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创新之处与不足 |
| 一、概念界定及基本理论概述 |
| (一)农村社区治理规则 |
| 1.农村社区的内涵及类型 |
| 2.农村社区治理规则 |
| 3.农村社区治理与治理规则的关系 |
| (二)治理规则类型、制定主体及功能:农村社区治理规则的分析维度 |
| 1.既有研究中农村社区治理规则的探讨 |
| 2.本项研究中对农村社区治理规则的分析维度 |
| (三)理论基础:制度变迁理论 |
| 二、农村社区治理规则的类型变迁及特征 |
| (一)改革开放前:国家建构型治理规则 |
| 1.主要类型表现:宪法基础上的法律法规及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
| 2.主要特征:政治权威性、管理行政性 |
| (二)改革开放后至21世纪初:国家社会共生型治理规则 |
| 1.主要类型表现: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自治章程及村规民约 |
| 2.主要特征:行政指导下的自治性与集体经济基础上的封闭性 |
| (三)21世纪以来:多元主体协商共治型治理规则 |
| 1.主要类型表现:民主协商治理规则 |
| 2.主要特征:包容性、透明性 |
| 小结:“单一的国家法”向“多样化治理规则”过渡 |
| 三、农村社区治理规则的制定主体变迁及其特征 |
| (一)改革开放前:治理规则由党领导下的国家主体制定 |
| 1.制定主体:党组织和国家政府 |
| 2.主要特征:高度集权性、行政性 |
| (二)改革开放后至21世纪初:治理规则由国家与村民自治组织合作制定 |
| 1.制定主体:国家、村委会、村民 |
| 2.主要特征:双向互动性 |
| (三)21世纪以来:治理规则由多元主体合作制定 |
| 1.制定主体:政府、社区组织、社会组织、个人 |
| 2.主要特征:多元互动性 |
| 小结:从“国家制定为主”趋向“多元主体共同制定” |
| 四、农村社区治理规则的功能变迁 |
| (一)改革开放前:保障基层政权稳定 |
| 1.政治秩序:构筑国家政治认同 |
| 2.经济层面:保障经济集体所有、国家统一经营 |
| 3.管理服务:实现人民公社集中管理服务 |
| (二)改革开放后至21世纪初:重点拓展放权社会中的村民自我管理能力 |
| 1.政治层面:促进农村民主政治发展 |
| 2.经济层面:扩展村民集体经济自主发展权 |
| 3.管理服务:增强村民自我管理服务权 |
| (三)21世纪以来:重点保障党领导下多元主体共治的治理格局 |
| 1.政治层面:加强基层政治整合功能 |
| 2.经济层面:保障社区经济分类治理、多样化经营 |
| 3.管理服务:促进社区形成共建共治共享机制 |
| 小结:从强化“基层政权稳定”向强化“合作共治”方向发展 |
| 五、农村社区治理规则变迁的制度变迁总结 |
| (一)变迁模式:合作型制度变迁 |
| (二)农村社区治理规则变迁的动因 |
| 1.国家层面:国家阶段性治理目标与决策 |
| 2.社会层面:农村社会环境变化 |
| 3.个人层面:理性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动机 |
| (三)农村社区治理规则变迁的特征 |
| 1.规则制定主体:从国家制定到多元主体协商制定 |
| 2.规则生成机制:从国家建构到国家建构与乡村内部创制相结合 |
| 3.规则功能:从对人的束缚到对人的解放 |
| (四)治理规则变迁内在机理:弹性与张力中的供需动态平衡 |
| 小结:走向“善治”的农村社区治理规则 |
| 六、探讨与反思:农村社区治理规则变迁的内在本质及新时代农村社区有效治理规则 |
| (一)内在本质:对农村社区居民自由发展的解放或束缚 |
| (二)新时代农村社区有效治理规则的基本要求 |
| 1.新时代农村社区有效治理亟需新的治理规则 |
| 2.新时代农村社区有效治理规则的新要求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8）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 |
| 第2章 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基本问题概说 |
| 2.1 法治观念的透析 |
| 2.1.1 法治观念的界定 |
| 2.1.2 法治观念的结构 |
| 2.2 新时代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界定 |
| 2.2.1 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含义 |
| 2.2.2 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要素 |
| 2.2.3 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机理 |
| 2.2.4 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新时代际遇 |
| 2.3 新时代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思想溯源 |
| 2.3.1 理论根基: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 |
| 2.3.2 文化基因:中国农民培育的相关理论 |
| 2.3.3 西学借鉴:西方法治教育的相关理论 |
| 第3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历史回溯 |
| 3.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历史进程 |
| 3.1.1 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准备阶段(1978 年——1985 年) |
| 3.1.2 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起步阶段(1986 年——1996 年) |
| 3.1.3 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展开阶段(1997 年——2011 年) |
| 3.1.4 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新时期(2012 年——至今) |
| 3.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经验总结 |
| 3.2.1 党的领导是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根本遵循 |
| 3.2.2 “送法下乡”是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主要模式 |
| 3.2.3 村民自治为农民践行民主法治观念提供了制度平台 |
| 3.2.4 思想道德教育是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助推器 |
| 3.2.5 注重农村法治建设为农民法治观念培育带来的积极影响 |
| 第4章 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现实检视 |
| 4.1 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实效 |
| 4.1.1 法律知识不断丰富,但法治认知模糊 |
| 4.1.2 法治期待产生,但基层司法认同度不高 |
| 4.1.3 守法观念形成,但依法办事观念欠缺 |
| 4.2 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中存在的问题 |
| 4.2.1 农民法治观念培育呈现“唯培育者主体”倾向,农民主体性缺场 |
| 4.2.2 农民法治观念的培育以法律知识为中心,忽视了法治的价值内涵 |
| 4.2.3 农民法治观念多采用单向度灌输式培育,法治实践与交往互动重视不足 |
| 4.2.4 农民法治观念培育未形成有效合力,农村普法机制运行不畅 |
| 4.2.5 农村法治建设不完善,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微观环境不佳 |
| 4.3 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困境的根源剖析 |
| 4.3.1 社会层面:“半熟人社会”的乡土社会结构 |
| 4.3.2 经济层面:“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利弊考量 |
| 4.3.3 政治层面:“非利益捆绑”的村镇关系 |
| 4.3.4 文化层面:传统乡土法文化的掣肘 |
| 第5章 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基本对策 |
| 5.1 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原则 |
| 5.1.1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
| 5.1.2 坚持主体间性原则,凸显农民主体地位 |
| 5.1.3 坚持法治观念培育与乡村“本土资源”相结合 |
| 5.2 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目标 |
| 5.2.1 全局性的根本培育目标安排 |
| 5.2.2 系统性的具体培育目标设定 |
| 5.3 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内容 |
| 5.3.1 以农民需求为导向的法律法规普及 |
| 5.3.2 凸出对法治价值内容的教育与引导 |
| 5.4 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方法 |
| 5.4.1 “唤起民众”式培育法 |
| 5.4.2 法治实践体验法 |
| 5.4.3 生活化培育法 |
| 5.5 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具体路径 |
| 5.5.1 明晰培育主体,推进党政、社会、农民协同联动 |
| 5.5.2 完善农村普法机制,增强法治宣传教育实效 |
| 5.5.3 深化农民法治实践,提升农民法治体验 |
| 5.5.4 优化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环境,营造良好氛围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附录一:新时代农民法治观念状况调查问卷 |
| 附录二:新时代农民法治观念培育访谈提纲 |
（9）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研究价值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相关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可能创新之处 |
| 六、本研究的理论基础 |
| 第一章 村民自治的萌生 |
| 一、1949-1978 年乡村治理的简要回顾 |
| (一)农民协会和乡—村政权组织 |
| (二)合作化时期的乡村治理 |
| (三)人民公社体制下的乡村治理 |
| 二、村民自治产生的背景 |
| (一)宽松的政治环境 |
| (二)包产到户的推行 |
| (三)农村管理出现组织真空与公共权力缺位 |
| (四)社会结构和文化基础的变化 |
| 三、村民自治组织的逐步建立 |
| (一)人民公社体制改革与第一个村委会的成立 |
| (二)由点到面建立村民委员会 |
| (三)民主选举的初步探索:“海选” |
| 第二章 村民自治的发展 |
| 一、村民自治制度化的初步探索 |
| (一)《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的颁布 |
| (二)“莱西会议”促进村级组织的健全 |
| (三)初步建章立制 |
| (四)民主选举的进一步探索 |
| 二、开展村民自治达标示范活动 |
| (一)推进达标示范活动的急迫性 |
| (二)开展达标示范活动的进程 |
| (三)村民自治达标示范活动的成效 |
| 三、村民自治制度化的推进 |
| (一)村民代表会议制度的完善 |
| (二)村务公开的广泛开展 |
| (三)选举模式的创新 |
| 第三章 村民自治的深化 |
| 一、村民自治的全面实践 |
| (一)《村组法》正式颁布实施 |
| (二)世纪之交“真枪实弹”的选举 |
| (三)依法罢免民选村官 |
| (四)民主选举中暴露的问题 |
| 二、制度化建设的逐步完善 |
| (一)从国家到地方对制度的逐步规范 |
| (二)民主选举的进一步规范与超越 |
| (三)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的推进与创新 |
| 三、新农村建设战略下的村民自治实践 |
| (一)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村民自治的挑战 |
| (二)农村社区建设的开展 |
| (三)农村社区建设的实践成效 |
| 第四章 村民自治的提升 |
| 一、基层协商民主的探索 |
| (一)乡村治理现代化对协商民主的诉求 |
| (二)基层协商民主理论的提出 |
| (三)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 |
| 二、探索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 |
| (一)探索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背景 |
| (二)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实践 |
| (三)探索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成效 |
| 三、“自治、德治、法治”合一的乡村治理探索 |
| (一)治理有效提出的背景 |
| (二)打造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 |
| (三)“三治合一”治理模式的实践 |
| 第五章 村民自治的成效与历史经验 |
| 一、村民自治的成效 |
| (一)丰富了社会主义民主形式、推动着中国政治发展 |
| (二)村民自治的法制保障不断完善 |
| (三)民主实践不断规范 |
| (四)村民民主参与意识、法制观念增强 |
| 二、村民自治的历史经验 |
| (一)党的领导是村民自治发展最根本的政治保障 |
| (二)依法治理是村民自治发展的法理基础 |
| (三)充分尊重农民首创精神和主体地位 |
| (四)顺应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是村民自治发展的动力 |
| (五)推进村民自治始终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博士期间学术成果 |
（10）政治文明语境下中国协商民主的优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一) 关于国内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二) 关于国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三、研究方法及可能的创新之处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理论优势: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思想对中国协商民主的宏观指导 |
| 一、马克思政治文明思想: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指南 |
| (一) 马克思政治理念文明思想 |
| (二) 马克思政治制度文明思想 |
| (三) 马克思政治行为文明思想 |
| (四) 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政治文明的价值归属,是发展协商民主终极价值的指针 |
| 二、列宁政治文明思想:指导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展的行动纲领 |
| (一) 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建立巴黎公社类型的民主共和国 |
| (二) 政治意识文明建设必须以科学理论为指导 |
| (三)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必须要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 |
| (四)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党际关系的探索 |
| 三、毛泽东政治文明思想:中国协商民主发生发展的指导思想 |
| (一) 毛泽东对适合当时中国国情的政治文明理论的探索 |
| (二) 探索实现中国新民主主义政治文明的路径 |
| (三) 新民主主义政治文明蕴含着两种民主形式 |
| (四)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新民主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价值取向 |
| 四、邓小平政治文明思想:协商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指针 |
| (一) 政治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
| (二)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特征:人民当家做主 |
| (三) 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方略: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
| (四) 政治文明建设的根本路径:调动党内外的积极性 |
| 五、习近平政治文明思想:推进协商民主快速发展的理论指导 |
| (一) 坚持党对政治文明建设的领导 |
| (二) 大力发展协商民主是新时代政治文明建设的显着特征 |
| (三) 发展协商民主,构建和谐党际关系 |
| (四) 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政治文明建设思想的终极价值 |
| 六、和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比较优势 |
| (一) 西方协商民主的理论向度 |
| (二) 中国协商民主的理论向度 |
| (三) 中国协商民主理论的比较优势 |
| 第二章 文化优势:中国协商民主的深厚文化底蕴 |
| 一、“和而不同”理念是当代中国协商民主形成的重要历史文化根源 |
| (一) 以和为贵、和而不同是中华文化的根本特征和基本价值取向 |
| (二) 中华民族“和而不同”文化的多重意蕴 |
| (三) “和而不同”的文化基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支撑 |
| (四) 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提供了文化滋养 |
| 二、中国古代政治传统中的协商因子赋予当代中国协商民主本土化的内涵 |
| (一) 中国古代时间轴意义上的“政治协商” |
| (二) 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传统政治中民主因素和协商因子产生的基石 |
| (三) 中国古代的政治协商传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启示 |
| 三、当代中国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人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创造 |
| (一) 从民本思想到社会主义民主,人民成为国家的真正主人 |
| (二) 从多元协商意识到社会主义协商制度,协商民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独特优势 |
|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历史传承性和当代创新性 |
| 四、和西方文化的比较优势 |
| 第三章 领导优势:中国协商民主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 |
| 一、中国两种民主形式的创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实践经验的积累 |
| (一)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发展协商民主积累了丰富经验 |
| (二)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展的基本经验 |
| 二、以人民为中心:党的执政理念的新发展 |
| (一) 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的深化 |
| (二) 党的群众路线在新时代的新发展 |
| (三) 以党内协商民主推进协商民主的发展 |
|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党的执政方式的新变化 |
| (一) 协商民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高度契合 |
| (二) 协商民主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 |
| (三) 人民政协: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渠道 |
| 四、和国外执政党执政理念的比较优势 |
| 第四章 制度和体制优势:中国协商民主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
| 一、体制优势:中国协商民主自上而下多层次发展 |
| (一) 高层协商体制:常态化发展 |
| (二) 社会协商:逐步走向规范化 |
| (三) 基层协商:在发展中寻求创新 |
| 二、制度和法律优势:中国协商民主稳步发展的内在支撑 |
| (一) 高层协商的制度和法律保障 |
| (二) 中国特色社会协商的制度和法律保障 |
| (三) 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和法律保障 |
| 三、文明互鉴:中外协商民主的个案比较研究 |
| (一) 西方协商民主的个案研究 |
| (二) 中国协商民主的个案研究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以来科研情况 |
| 致谢 |
四、推进新时期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代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问题研究[D]. 孙亦馨. 齐鲁工业大学, 2021(02)
- [2]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演进研究[D]. 孙新生.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02)
- [3]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研究[D]. 李辰洋.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2)
- [4]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全面依法治国理论与实践研究[D]. 艾野. 吉林大学, 2021(01)
- [5]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研究[D]. 刘华超. 山东大学, 2021(11)
- [6]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经验研究[D]. 王国龙. 山东大学, 2020(08)
- [7]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农村社区治理规则变迁研究[D]. 李艳营.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2)
- [8]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研究[D]. 李丽. 武汉理工大学, 2020(01)
- [9]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研究[D]. 李元勋.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4)
- [10]政治文明语境下中国协商民主的优势研究[D]. 陈诚. 扬州大学, 2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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