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英国皇家医学院为救治急症患者提出更好方案（论文文献综述）
叶丽（盖娅丽丽）（Lily Gaia Ye）[1]（2021）在《论用艺术提升医学博物馆的公共性》文中研究表明博物馆不仅作为一个具有历史性、文化性和公共性的展示、教育和休闲的空间,同时也是一个公共文化服务的机构,它是现代语境下文化再生产必不可少的场域。随着社会进入信息数字化的生物医学的21世纪,博物馆正走向多元化的发展方向,尤其是在构建和提升博物馆公共性和民主性方面。博物馆的公共性是现代博物馆进行各项工作的基础,如何创生和提高医学博物馆的公共性就成为了本论文研究讨论的重点。全文主要以艺术的亲和性与数字科技的传播性为视角,以医学博物馆的历史演进、展览藏品、公众教育和公共空间的多重维度为切入点,论文分为六个部分展开研讨。首先,从回顾西方医学博物馆的产生、发展和演变开始,以医学知识的传承记载、人体标本的收藏保存和医学教育为主轴,总结医学博物馆在历史各个阶段的里程碑事件和重要医学发现。接着从回顾艺术与医学的交融演绎的关系入手,分析了艺术对医学的发展进步和传承的历史贡献,艺术品本身和博物馆治疗对人类身心健康和疾病的疗愈功效。其次,结合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即讯息”理论,拓展了医学博物馆改革的思维模式,讨论了如何在展品和展览空间的设计中注入艺术审美概念,探索运用多媒体、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等高新科技来提升医学博物馆对公众的吸引力,从而改善公众教育的可能性。然后,借鉴最前沿的重组教育的理念,分析了在医学博物馆的公众普及教育中如何形成新的学习生态系统,以自主导向的体验式、社会性和分散式学习为特征,创造出特殊的文化景观和开放的公共场域的新型医学博物馆空间,有效地达成普及健康卫生教育的重要职能。探究了在信息网络全球化的后真相时代,医学博物馆在公众健康教育方面不可替代的优势,提出了博物馆公共教育的策略。接着结合布尔迪厄“文化再生产”理论以公众化的视角,阐述了用艺术提升医学博物馆公共性,从而打破现有文化区隔的可能性,推演了艺术与医学的跨界融合将极大程度地推动医学博物馆的健康知识民主化的进程。最后,以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作为理论原点,首次提出了未来大医学艺术博物馆的概念,结合文化资本再生产理论探究在未来大医学艺术博物馆的再生产模式、路径及其在公众教育方面的策略,展望了未来大医学艺术博物馆对社会福祉和健康文化的贡献。希望该研究结果能为传统医学博物馆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一些理论参考,对医学博物馆的公共性和公众健康教育的发展和未来布局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李超[2]（2020）在《法律视域下的宋代医药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宋朝统治者自上而下的推动下,医药的法律与制度获得了全面发展。立法规制之下,形成了涵盖医者、医院与药品管理领域的完整制度。病者有其医,医者有其责,制药有其规。良性的医药秩序,是确保两宋时期三百余年间,医患关系总体平稳的重要原因。总体上讲,区别于以往以专题或个案的研究方法,全文系统性、全面性的研究了宋代通过立法手段,全面架构起医药管理秩序。医者、病者、医院、药商、药局等这些主体在宋代医药法律体系中遵循着各自的规范,有序运行。文章改变以往单纯从社会史、医药史的路径去解读宋代医药问题的研究方法,而是另辟蹊径从法经济学角度去观察、分析宋代的医药法律体系的积极效益与有限性价值。宋代通过法律构建了官府医者自中央到地方的准入体系,设置了对官府医者的遴选、考核、职责等具体制度。对官府医者而言,宋政府体制内的法律管控是官府医者行医合法性的保障,同时也是对其身份、地位的确认。宋政府通过法律建立了对编外医者的管控,强调其工作职责,工作流程,确立了宋代对执行公务职吏的“参公式”管理范式。宋政府通过法律设置了民间草泽医者、女性医者、僧道医者执医的合法性,并确认了国家对医术卓越者的赏识和任用,从而对民间向医风气的形成起到导向性的作用。法律管控下的宋代医者,各司其职,各守其责,形成了宋代相对平稳的医疗秩序。在宋代法律的引导下,民间渐渐形成了民风向医的风气,民众逐渐形成了对医者的信赖,促进了宋代独特的医患关系的形成。但是,在这种法律体制管控之下,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官府医者的公益属性、市场属性被淡化,甚至抹杀;医而入仕的法律政策,的确起到了引导社会向医的主流风气,但不可避免的成为一些士人投机钻营的契机;法律政策的不稳定,不连贯性,导致巫医坑害民众性命、钱财的事例不可能穷尽。宋代设置了自上而下的医疗机构体系,既有医疗管理机构,又有医学教育机构;既有综合性医院,亦有专科性医院;既有宫廷医院,亦有普通平民医院;既有地方医院,亦有军队专科医院;此外,更是设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官办药局。在宋代医疗体系的建构中,体现出政府的官方主导格局。在国家“信用背书”的前提下,宋代的医疗体系初步具有了实现“效率医疗”的基础性条件。但是,不容否认的是宋代的医药机构在制度落实中,的确出现了矫枉过正的现象;因制度缺乏整体性、延续性的必要设计,影响了医药机构发展的规模性、整体性格局。宋代对药材市场进行管控,从对药材市场“准入”关口严格把关,进而对药材税收进行调控,干预药材的对外贸易,打击假伪药材的泛滥。在确立国家对药材市场的主导管理的同时,客观上的确对药品质量的整体提高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宋代药业法律制度在落实中,的确出现了一些问题,以至于宋代药材走私现象、药材作伪现象并未禁绝。整体上看,在医药法律的调整下,宋代的医疗领域表现出崇尚医学、责任政府、社会福利以及政府理性等特点。宋代的医药在获得国家高度认可的同时,亦获得了医药法律的有利支撑,从而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格局。
梁翘楚[3]（2020）在《广州中医抗击“非典”口述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的:2002年末至2003年8月,“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又称“急性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简称“非典”）肆虐中国。“非典”疫情在广州流行期间,中医医务人员共同抗击“非典”,成绩斐然。广州中医的口述史料是了解和研究中医抗击“非典”史的重要途径。本研究在收集整理相关文献史料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抗击“非典”时期广州中医界典型人物有关抗击“非典”的口述史料,梳理广州中医界抗击“非典”的历程,进一步了解广州中医专家赴港抗非的情况,解读中医医务人员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的内涵。根据以上研究,分析广州中医抗击“非典”对于中医医务人员个人的影响,总结广州中医抗击“非典”的历史意义,彰显广州中医抗击“非典”的当代价值,为未来传承与发扬广州中医抗击“非典”经验提供借鉴。方法:1.口述史研究法依据口述史研究规范,对中医医生（含赴港专家）、护士、医院管理人员、“非典”患者、普通民众等多个群体开展口述访谈,同时向他们征集工作记录、手稿、照片等资料。采访完成后根据访谈录音听写出逐字稿,然后对逐字稿进行整理、归纳,运用“集体记忆”和“个体记忆”理论对逐字稿进行分析。2.文献调研法借助现有的广州抗击“非典”相关史料,全面查阅、搜集、整理各类年鉴,相关档案资料,检索CNKI、万方、读秀等数据库及互联网中“非典”相关论文、报道,收集相关专着、采访报道等文献史料。3.多学科综合研究综合利用口述史学、医学、社会学、文献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全面收集广州抗击“非典”史的相关资料,凝练广州中医抗击“非典”的基本轨迹,总结广州中医抗击“非典”的经验,分析广州中医抗击“非典”的历史意义及当代价值。成果:结合口述史料与文献史料,将中医医务人员的抗非历程分为“初发阶段”、“高发阶段”、“控制阶段”、“援外阶段”、“基本胜利”五个时间段进行回顾。通过医务人员的口述史料,分析医务人员建构的集体记忆和个体记忆,挖掘出作为集体记忆模式的“抗击‘非典’精神”具有“无畏”、“团结”、“奉献”“中医药自信”的内涵,而个体记忆的精神内涵呈现则分为“机遇”、“温暖”、“伤痛”、“幕后英雄”及“警觉”五种类型,分别解读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建构的原因。结论:广州中医抗击“非典”成功,对于医务人员而言,促使其敬畏生命、提高自我保护意识、提升工作能力等;对于中医界而言,推动中医药进入国家疫病防治体系、广东省走上“中医药强省”之路、中医进入香港公立医院系统和提升了中医药的国际地位;对于2019年末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而言,广州中医抗击“非典”的成功经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于当代中医抗击疫情殷鉴不远。
周娟[4]（2020）在《中世纪早期医学院的兴与亡 ——以蒙彼利埃和萨莱诺医学院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世纪大学是现代大学的源头,是现代大学宝贵的精神遗产。中世纪大学的发展经验可以为现代大学提供借鉴和参考。萨莱诺和蒙彼利埃医学院作为较为古老的两所医学院,处于中世纪医学院正式建立的早期阶段,两所医学院所处时代背景相当且地位相当,但是发展命运却迥然不同,本文基于大学办学的基本要素对二者进行了分析,并对其不同的命运发展轨迹进行归因分析,从而可以更清晰地洞察高等教育发展规律。本文首先梳理了两所医学院的起源和发展,分析了影响两所医学院起源建立的因素,从两所医学院的源头和发展中去把握两所医学院的历史演进过程。管理机制、培养机制以及学科建设是大学办学的主要因素,本文从这三个方面入手,对两所医学院进行系统分析。一是对两所医学院管理机制进行梳理分析,细分为行政管理、教师管理以及学生管理三个层次并从中分析异同,在蒙彼利埃医学院行政管理制度较为健全且有着发展较为充分的师生行会,而萨莱诺医学院的管理制度比较模糊且师生行会缺失;二是着眼于两所医学院的培养机制,从课程设置、学位体系等层面进行系统分析,两所医学院都有各自的课程体系和学位体系,但是相对于萨莱诺医学院来说,蒙彼利埃医学院的课程设置更为严谨和制度化,学位体系更为全面和系统化;三是聚焦于两所医学院的学科建设,从医学理论与教学、学科的发展完善以及医学院的作品等角度分析异同,两所医学院都有独特的医学理论和丰富的医学作品,作为最古老的医学机构——萨莱诺医学院的医学理论和作品更为丰富。但在学科建设中,萨莱诺医学院只有单一的医学学科,而蒙彼利埃医学院除了医学学科外,还有文学、法学学科的全面发展。文章最后对两所医学院不同发展命运进行归因分析得出结论。行会制度是大学的坚实基础,是否有完善的行会制度是决定医学院兴亡的关键一步;在此基础之上,完善的内部管理制度是支撑大学发展不可或缺的一个关键因素;除此之外,是否有足够丰富的学科结构也是影响医学院发展或消亡的一个关键选择。
王明明[5]（2020）在《家庭-社区-医院协同化救治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的应用研究》文中指出目的1.对行PCI术的STEMI患者门球时间（DTB）延误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找寻DTB延误时间的独立危险因素,为缩短延误时间提供临床参考依据。2.构建家庭-社区-医院协同化救治ACS的管理方案,初步验证治疗方案的可行性,以及对STEMI患者的救治效果。3.从二级预防角度出发,提高民众自护自救能力,为缩短STEMI患者症状出现到首次医疗接触时间、缩短DTB时间提供临床实践依据。方法1.针对STEMI患者救治延误时间进行相关因素分析选取2017年112月于镇江市某三级甲等综合医院急诊就诊的STEMI患者162例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符合2010年中国《STEMI诊断和治疗指南》,确诊为STEMI的患者;（2）年龄≥18岁;（3）急诊行PCI术。排除标准:（1）死亡或行心肺复苏的患者;（2）PCI术未成功开通血管的患者;（3）资料记录不全的患者。最终对符合纳入标准的121例研究对象,进行信息收集（年龄、性别、既往史、入院方式、入院时间、是否绕行急诊,入院时意识、心率、呼吸、血压、Killip分级、症状出现至首次医疗接触时间、入院-首次心电图时间、入院-抽血时间、门-药时间、首次心电图-决定PCI时间、决定PCI-知情同意时间、知情同意-启动导管室时间、DTB时间）,通过单因素分析及多因素两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STEMI患者DTB时间延误的独立危险因素。2.构建“家庭-社区-医院”协同化救治急性ST抬高型心肌梗死方案根据上述本地区2017年STEMI患者DTB延误时间的相关因素分析结果,针对单因素及独立危险因素,从家庭、社区、医院三方面进行改善,优化救治流程,制定能够缩短DTB时间的治疗护理措施,同时参照2015年中国ACS临床实践指南、2017年欧洲心脏病学会STEMI诊断和治疗指南及2018年中国高龄老年（≥75岁）ACS患者规范化诊疗及相关文献,初步构建家庭-社区-医院协同化救治急性冠脉综合征方案。3.“家庭-社区-医院”协同化救治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方案的应用研究采用类实验研究法,选取2019年16月在某市三级甲等综合医院急诊科就诊并曾接受过社区或医院培训教育的STEMI患者82例,根据纳排标准纳入63例STEMI患者作为干预组,采用协同化救治方案进行救治护理。选取2018年16月在某市三级甲等综合医院急诊科就诊的STEMI患者83例,根据纳排标准纳入61例STEMI患者作为对照组,采用常规救治方案进行救治护理。比较两组患者症状发作至首次医疗接触时间（FMC）、入院-首次心电图完成时间、入院-抽血时间、门药时间、首次心电图-决定PCI时间、决定PCI-知情同意时间、知情同意-启动导管室时间、DTB时间、症状发作至球囊扩张时间、院内病死率、住院天数、住院总医疗费用、30 d内非计划全因再入院率以及STEMI患者接受PCI比例。结果1.STEMI患者救治时间延误的相关因素分析结果162例STEMI患者中有121例患者行PCI术并符合纳入标准。其中DTB>90min者30例,占24.79%。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高血压史、糖尿病史、入院方式、症状出现-首次医疗接触时间、门药时间、首次心电图-决定PCI时间、决定PCI-知情同意时间、知情同意-启动导管室8个变量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有统计学意义的8个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高血压、入院方式、首次心电图-决定PCI时间、决定PCI-知情同意时间4项因素是STEMI患者DTB>90min的独立危险因素。2.构建“家庭-社区-医院”协同化救治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方案通过筛查研究区域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高危人群并建立健康管理档案,以家庭为单位,给予线上线下多途径多形式个性化健康教育;建立健全社区与急救中心、与胸痛中心之间的互联网信息传输技术及转诊流程;优化医院胸痛病人急诊预检分诊流程、胸痛病人抢救护理流程等,构建“家庭-社区-医院”协同化救治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方案。3.“家庭-社区-医院”协同化救治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方案的应用研究（1）对照组接受PCI比例为73.49%,干预组接受PCI比例为76.83%;对照组7例患者死亡,院内病死率为8.43%,干预组2例患者死亡,院内病死率为2.44%,经统计学分析,P>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124例行急诊PCI术的研究对象中,对照组与干预组在入院方式、症状出现-首次医疗接触时间、入院-首次心电图时间、决定PCI-知情同意时间、知情同意-启动导管室时间、DTB时间、症状出现-球囊扩张时间、经急诊救治时间、住院天数、住院医疗总费用10个变量比较,P<0.0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3）30 d内对照组有10例患者非计划性再入院,30 d内非计划全因再入院率为12.05%,干预组30 d内有3例患者非计划性再入院,30 d内非计划全因再入院率为3.66%,经统计学分析,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家庭-社区-医院”协同化救治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方案,以本地区STEMI患者救治延误的单因素及独立危险因素为出发点,结合最新指南及文献构建而成,努力减少患者因素及医务人员因素的延误时间。该方案以专科护士早期筛查为起点,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疾病相关知识及技能教育,运用互联网技术不断完善社区及医院间转诊、转运、绕行急诊、预检分诊、抢救配合等多个环节流程,充分发挥专科护士作用,同时也调动了家庭成员的积极性,使STEMI患者能得到最及时、最优化的治疗。初步应用该方案后结果显示:“家庭-社区-医院”协同化救治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的救治模式,可以缩短STEMI患者DTB时间、症状发作至球囊扩张时间,降低平均住院日数,减少住院费用,降低30 d内非计划全因再入院率。同时为区域内ACS高危人群进行针对性健康教育等二级预防,提升民众对疾病知识知晓率,使医院获得社会效益。
李方超[6]（2019）在《医疗事故罪中医疗过失行为研究》文中认为医学是救死扶伤的科学,是当今人类健康生活的保障,也是现代社会高速发展的基石。医务人员将医学科学运用于医治疾患,发动医疗行为对患者进行治疗,期间可能会发生对患者的身体甚至生命造成严重侵害的风险。当这一风险是由医务人员过失违反注意义务的行为导致之时,医务人员的行为便有可能被评价为医疗过失行为,在我国以医疗事故罪对该行为进行规制。医疗过失行为作为医疗事故罪的实行行为,刑法以明文规定的方式对其进行规制,不仅是为了保护患者的人身权利和正常的医疗管理秩序,也是在为医务人员的正当执业行为确定安全边界,即以罪刑法定原则为基础明确医务人员行为构成医疗事故罪的类型,从而保障医务人员进行正当执业行为的自由。为此,刑事实务中司法机关应当对医疗过失行为进行正确把握,明确该罪名所应当包括的构成要件要素,并以此对每个发生了侵害结果的医疗行为进行评价,从而实现对于医患双方正当利益的保障。而刑法学,特别是刑法教义学,基于刑法解释的方法对与医疗过失行为相关的刑法条文进行解释,将条文中高度简洁概括的文字转化为能够指导具体行为评价过程的结论,从而实现法条在司法实践中的正确适用。这也正是以刑法教义学的进路对医疗过失行为展开研究的核心价值。回顾我国医疗事故罪的判决,首先呈现出的问题便是判决数量过少,而与此同时暴力伤医类案件的判决数量却偏高,两相比较便能够轻易得出结论:发生了侵害结果的医疗行为多数不能够以刑事诉讼的方式获得评价,使得因此产生的矛盾得不到妥善解决并已经导致了更加恶性的结果。司法机关对于医疗过失行为的回避态度反映了我国医疗事故罪司法解释不完善、刑法相关理论储备不足的现实,二者互为表里。若力图对医疗过失行为相关的刑事实务现状加以改善,必须以刑法教义学的理论回应司法现存的问题。综合已知判决,目前我国司法机关对于医疗过失罪的判决存在着判决数量尤其是有罪判决数量过低、构成要件误用、过失判断不清、对于行为的认定过度依赖医疗鉴定结论以及倾向于仅对单独正犯进行处断等问题。从刑法教义学的角度出发,这些问题可以总结为注意义务的边界不明确、忽略监督过失的判断、因果关系判断被侵夺三个问题。在对医疗过失行为进行刑法教义学层面的研究之前,需要首先明确医疗行为的刑法地位问题,即医疗行为能否有可能被刑法评价为医疗过失行为而构成医疗事故罪。历史上虽然曾有学者主张或绝对或相对的“医疗行为非伤害说”,但不得否认的是从未有任何主要法域在司法实践中将医疗行为完全排除刑法评价之外。因此,医疗行为在发生侵害结果之时必然具有能够被评价为医疗过失行为的可能性,对医疗过失行为进行刑法教义学层面的研究当然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空间。然而,出现侵害结果的医疗行为并非只能以刑法进行评判,侵权法、行政法等部门法都有可能对医疗行为进行评价,且在缺乏必要构成要件要素之时该行为也只能以刑法以外的部门法来评判。刑法评价的发动意味着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也就意味着行为人的部分权利会被限制或剥夺。当代刑法学理论认为,在对行为进行是否成立犯罪的评价之前,需要确定刑法发动的必要性,即行为是否具有刑法上的意义。刑法以保护法益为基本目的,只有在刑法值得保护的法益被侵害之时,刑法才有发动的必要,否则刑法随意发动必然会侵害人权。这种判断早已成为刑事诉讼程序启动之前司法机关的习惯性操作,在大陆法系法域学界将之明确为前构成要件判断。由于我国《刑法》规定医疗事故罪是结果犯,医疗过失行为造成的结果成为入罪的重要标准,这恰恰是前构成要件判断的内容,因此以前构成要件作为对医疗过失行为是否具有刑法上的意义进行判断,应当成为刑法评价的第一步,也是医疗过失行为刑民边界的基本界分。此外,我国刑法学理论不同于其他法域,尤其是犯罪构成理论更具特色,与大陆法系法域的阶层式犯罪构成理论形成鲜明对照。虽然形式不同,但当“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和阶层式犯罪构成理论在个案中正确运用之时,其评价结果并不会产生本质不同。不仅如此,在医疗过失行为的判断中,尤其是对于刑事违法性的判断中,两套理论所判断的内容与方法也十分相近,因此对于医疗过失行为在犯罪构成层面所进行的理论研究所获的成果在两套理论的语境下都能够达到与既有判断方法的兼容。但考虑到阶层式犯罪构成理论具有层次清晰、方法明确的优点,以阶层式犯罪构成理论的语境对医疗过失行为进行研究将具有明显优势,也能够充分吸收大陆法系法域的先进理论成果。但凡过失行为,均以违反注意义务为要义,正是由于行为人对于注意义务的违反造成了结果的发生,才能够被刑法以过失行为所对应的罪名进行评价。因此,对于医疗过失行为进行研究,其核心之一便是对于医疗过失行为违反注意义务的情形进行明确。在新过失论看来,注意义务应当被拆分为主观的注意义务和客观的注意义务。因此,在新过失论的视野下,医疗过失行为是医务人员应当预见但未预见侵害结果和因果关系的基本部分并未能采取具有社会相当性的措施预防结果的发生或虽然预见仍因过失而未采取该预防措施以致结果发生的行为。医务人员是否履行了主观注意义务的行为在阶层式犯罪构成理论中应当在有责性层面进行判断。在意思责任论的立场下,医务人员应当对于具体的患者人身权利被侵害的结果以及因果关系的基本部分进行预见,预见的程度应当是具体预见而非新新过失论所主张的“危惧感”。注意义务的标准应当以医务人员个人的预见能力为标准,若根据医务人员的预见能力能够预见而实际并未预见,则医务人员便违反了主观的注意义务;而虽然根据医务人员的预见能力不能够预见,但该医务人员的预见能力低于一般医疗水平且具备一般医疗水平的医务人员有能力预见,则该医务人员依据原因上自由的行为之原理仍然违反了主观的注意义务。而医务人员履行客观注意义务的判断则应当采纳客观标准,若在相同客观具体情况下具有一般医疗水平的医生有能力履行注意义务而该医务人员未履行的,就应当认为该医务人员的行为违反了客观的注意义务。应当明确的是在大多数新过失论者看来,客观注意义务的判断应当以社会一般人的标准进行,而在医疗过失行为中医务人员履行客观注意义务的标准虽然以一般医疗水平为标准,但这并不意味着医务人员的法定义务高于一般人,而是在同样的情形下任何人均应当以具有一般医疗水平的医务人员的能力标准履行注意义务,否则其行为便难以具有社会相当性,或言之医疗过失行为中一般人的注意义务标准就是一般医疗水平标准,二者并无区别,否则便有损刑法适用的平等原则。而客观注意义务的具体内容则是智识的,难以高度概括的,其内容应当来自于医疗习惯、医疗常规、专科技术规范、法规以及先行为之中。医疗事故罪是典型的结果犯,医疗过失行为是医疗行为中负有注意义务的医务人员未能履行注意义务的行为导致患者人身权利受到侵害的行为。因此,只有在医务人员的行为与结果之间建立具有法律性的因果关系之时才能成立犯罪。也有学者将这一过程称为归责。应当看到因果关系的判断是在行为和结果经过定型判断后的判断过程,是对行为人进行责任归属的基础。但这一判断并不能够等同于有责性判断,因此应当在合法则的条件说判断的基础上采纳客观的相当因果关系说对于法律因果关系进行判断。相当因果关系说的理论已经突破了单纯的因果关系判断领域,涉及了归责层面的问题,在判断的效果上与客观归责理论并无本质不同。同时,客观归责理论在面对医疗行为领域复杂的实行行为之时,往往会因缺乏对行为的定型判断而出现问题。应当认为,对于医疗过失行为的因果关系判断应当以合法则的条件说与客观的相当因果关系说为判断路径,只有在以客观归责理论进行判断能够明显且快捷地得出否定性结论之时,客观归责理论的判断才具有意义。医疗行为与社会中其他常见的行为不同,绝大多数情况下需要通过分工协作来进行。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医疗行为的复杂性和精细程度远超以往,依靠医务人员个人便能够完成的医疗行为已经非常罕见,团队协作、分工治疗、监督指导等成为医疗行为中的常态,这其中最为常见的便是高级医务人员对于其他医务人员在医疗行为中的监督和指导。与其他过失行为同时正犯不同,医疗行为中的监督过失行为与被监督的医务人员的过失行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因果关系,这就造成了医疗行为中的监督过失并不能简单地以与直近过失相同的眼光来看待。在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很少出现关于监督过失的明确表述,但这并不意味着监督过失的原理被排除在我国语境之外。其实,我国《刑法》对于玩忽职守罪的处罚便已经有了监督过失的基本特征。其次,在已经出现的判决中已经有医务人员因实际上属于监督过失的过失行为被判处医疗事故罪的情况。监督过失的注意义务要求与直近过失最为明显的区别在对主观注意义务的预见对象范围不同,居于监督指导地位的医务人员应当对于监督指导不力的结果、被监督指导的医务人员行为产生的损害结果、因果关系的基本部分作出具体预见,其中对于监督指导不力的结果的预见本质上属于对过失行为引起结果的因果关系基本部分的部分内容的预见。此外,医疗行为中监督过失行为所违反的客观注意义务内容也必然与医疗行为中直近过失行为不同,虽然同样也来源于医疗习惯、医疗常规、专科技术规范、法规以及先行为之中,但由于行为人应当将这些客观的规则和先行为对于行为的要求应用于监督指导行为之中,因此客观注意义务的实际内容必然不同。此外,虽然有学者认为监督过失的理论应当建立于新新过失论的立场之上,预见的程度应当以医务人员具有“危惧感”为标准方可解释监督过失存在的合理性。但这一观点与意思责任原理相冲突。在对前述刑法教义学问题进行研究后,应当对医疗过失行为的认定路径进行梳理,以促进实务中司法机关对医疗事故罪的认定。结合前文的研究,应当进一步明确“严重不负责任”的内涵,进一步确立因果关系的判断要素以及探究医疗行为中监督过失行为的认定。如此,才能够以刑法教义学理论充分指导立法和实践,以期解决医疗事故罪刑事实务中存在的相关问题。
周燕[7]（2018）在《中缅传统医药合作项目的影响因素分析及对策研究》文中指出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缅甸对于我国的战略地位越发重要,为进一步增强两国的交流与合作,改善两国关系,医药卫生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中医药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内核,缅甸作为中国的邻国,受中华文化影响较深,同时华人人口占比较大,对于推行中医药合作,有着较为便利的条件。本文首先分析了中缅两国传统医药的发展历史。中国的传统医学,伴随着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一路发展下来,形成了自身独特的体系,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缅甸的传统医学,在草药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受中医药影响较深,两国传统医药的交流与合作,自古有之。在现阶段,中缅两国在药品贸易、人才交流、医药服务等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交流与合作,但是合作处于自由发展阶段,不够深入。通过实地访谈,了解中缅传统医药合作的现状及相关的影响因素。应用国际项目环境影响因素理论结合访谈所得资料制作调查问卷,根据问卷调查结果得出影响中缅传统医药合作的主要因素。其次对中缅传统医药合作项目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分析显示中缅传统医药合作项目存在中医药取材来源范围广泛、适合缅甸国情、中医药发展具有良好的资源优势及良好的科研优势等优势,存在中医药标准体系不够健全、标准化面临国际形势严峻、中医药产业化水平相对落后、技术优势不明显、中医药行业的吸引力匮乏、中医医疗机构数量不多、中医人才队伍后续力不足等劣势,以及存在中国、缅甸对传统医药的扶持力度均较大等的机会,缅甸经济增长较为缓慢、民众受教育水平低、缅甸的政治风险较高、我国中医药发展存在一定的滞后等威胁。最后对如何推进中缅传统医药合作项目,给出了一些对策。
郑言[8]（2018）在《中医学体制的近代转型研究 ——基于医学与国家关系的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西方医学的传入不仅为中国社会带来异质性的医学知识,而且改变着中国社会的医疗格局。尤其是中西医两种医学体系并存的局面,直接引发中西医学的比较和抉择问题。以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为基础的中医学在异质性的西医学面前表现出明显的颓势,尤其是西医学体制与本土政治的结合使其保有强劲的发展势头,严重挤压了中医学的生存空间。为了扭转被动的局面,中医界的焦点从最初对两种医学知识医理层面的比较转为对“废止中医”论的抗争,并为此进行了一系列模仿西医学体制的尝试。正是在这些探索中,近代中医学体制化才得以实现。本文以中医学体制的近代转型为研究对象,从其社团的组建、中医群体的职业化、学校教育的创办以及中医院的创建四个方面展开讨论,以近代中医学的整体发展为背景,重点考察其体制化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分析影响其体制转型的因素,以期呈现出较为完整的中医学体制化进程。除此之外,文章还考察了现代国家建设因素在中医学体制化进程中的作用,以此来探讨医学与国家的关系。文章主体由导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组成,其中正文部分包括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四个章节。第一章的主要内容是近代中医社团的体制化,主要包括对传统中医群体医疗以及交流模式的考察。通过对传统民间中医群体自组织形态的讨论,分别以构成其主体的“坐堂医”和“游医”为研究对象,呈现出传统医者在医疗活动中的个体性和分散性。传统社会中中医学一直被划归为“技”的范畴,医者行医水平的高低很大程度上是由其医术决定的,这就造成了医者对自己所掌握的医技（包括药方）持有一种保密心理。但是随着中医学理论的发展,金元时期出现的学派争鸣为传统中医群体的交流构建出新的模式,不仅加深了医者群体间的交流,而且极大地促进了中医学知识的发展。尽管学派的建立为医者的群体性活动提供了条件,但是由于它主要以医学理论和方法作为区分标准,缺乏维系学派持续运行的制度性保障,使得这些学派间的交流呈现阶段性和无序性。直到明代才正式出现了由医者创立的专业组织,代表着传统医者群体社团意识的觉醒。除此之外,西医社团体制在中国的根植为近代中医社团体制化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蓝本,尤其是中华博医会的创建,拉开了中国近代医学体制发展的序幕,其社团的组织机构及运行机制为中医社团体制化奠定了基础,《博医会报》的刊行成为医学知识交流的新平台。在西医社团体制的影响下,中国境内建立起为数不少的中医社团,文章选取在中医学体制化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的三个社团进行重点研究:包括中西医学研究会、神州医学总会和上海医界春秋社。组织方式和制度、组织结构系统及其运行机制在体制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组织结构变迁代表的是社团观念的转变。随着中医学在对抗“废止中医”论中的浮沉,一些中医社团也在不断地改变章程和进行改组,本文主要从考察这三个社团组织方式的变化背后带来的社团宗旨的改变进而分析中医群体价值的塑造。除此之外,医学刊物作为社团的喉舌,是其群体价值最直接的体现,文章在对上述社团的机关刊物进行内容分析的基础上,试图对其各自的办刊宗旨进行对比,进而分析各自在近代中医界的抗争中所起的作用。第二章主要探讨中医群体在致力于近代医学体制化进程中对自身职业化的诉求。传统官医群体的职业认同遵循着较为严格的制度,比如人才选拔制度、考核制度以及奖惩制度等,而且他们受制于专门的医政管理机构的管辖。从这个意义上说,官医群体的职业化比较完善。鉴于民医的个体性、分散性以及保密性,致使国家在其管理上长期缺位,民间行会制度也只是对开业医生群体有一定的约束作用。绝大多数民医的职业身份认同来自民众对其医术的认可,而其行医活动中的行为规范基本上是依靠医者的品德自律实现的。儒家德性价值在古代社会具有普遍性,医者将医术标榜为“仁术”,而以德性价值为基础的医德规范散见于各类医书中。近代医学传教士是职业医生的前身,随着传教事业的开展,传教与医疗活动逐渐分离开来,具有医学学位的专业医生成为医学传教活动的主要践行者。为满足中国民众对西医的需要,本土西医生的培养提上日程,西医群体职业化进程正式开始。在他们的意识里,医生作为一种职业不仅能为民众解除病痛,还关系到民族的复兴,承担着全民健康的重任。西医群体对自己的重新定位,是对医生职业的内涵和责任更深刻的认识。与西医职业化相伴随的是中医群体为争取行医合法权的论争,随着《医士管理暂行规则》以及《中医条例》的颁布,逐渐确立了中医在法律上的合法地位,中医职业化取得了重要成果。第三章是对近代中医教育体制化的研究,首先进行的是传统中医教育方式以及中医人才培养状况的梳理。传统中医教育分为官学教育和民间师徒制传承两种,虽然官学教育机构自南北朝时期被建立后一直处于完善中,学生入学制度、医学分科制度以及考试制度等都越来越细化和规范化,但是师徒相授方式没有被摒弃,依然在官学教育中占据一席之地。而且鉴于官学教育在培养人才数量上的局限性,民间师徒制传承是传统医学教育体制的主要内容。由于民医的个体性和流动性以及其“技”的归属,使其文字记载资料匮乏,我们只能从整体上把握师徒制的类型及特点,尤其对中医学知识的缄默特性与师徒制方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一方面表明师徒制度在中医学教育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对近代学校教育中存在的缺陷进行了探讨。中医在近代的式微,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因素造成的,尤其是近代中医在瘟疫治疗中的束手无策,致使其在国家卫生体系中失势,特别是民国时期公共卫生体制建设的提出,彻底将中医学医疗体系排除在外。源自西方的公共卫生概念成为社会的主流,为了实现全民医疗,国民政府提出创建“公医制度”的理念,并创办公立医科大学培养公共卫生人才。为了挽回发展颓势,中医界在力争学校教育合法权的同时开展了学校教育的各种尝试,并在中医学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中央国医馆的建立以及卫生署内中医委员会的设立,标志着中医行政管理体制化的实现。中医教育合法权在全国性的抗争活动中最终获得通过,中医纳入学制的章程被确定下来,中医学校教育合法权的争取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第四章的焦点是近代中医院体制化。首先从传统“家庭”式的诊疗空间着手考察,分析这种方式下医者与病人的关系以及传统公共医疗组织与社会救济的关系。其次通过分析国民对陌生空间的想象式建构,委托制与传统伦理秩序的交锋以及“家庭”对医院空间的渗透,梳理近代教会医院体制在中国社会的被接受过程。再次从托管制在医院模式中的运用以及作为医院体制核心的卫生制度入手,分析近代中医院体制在诊疗空间上的转变。最后对中医院与中医学校的关系进行简单探讨,当初嘉约翰创办博济医校是因为医疗人才的供不应求,也就是说是医院体制的建立促进了学校体制的发展。但是在中医学体制化进程中,二者的关系似乎是反过来的。中医学校教育合法权的争取是中医学体制化的核心内容,为此中医界进行了数次全国性的抗争,最后国民政府规定创办学校必须设立附属医院,于是中医院体制的建立在满足提供新式医疗的同时又被赋予协助中医学校取得合法权的责任。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近代中医学校与医院的关系是以院带学模式。随着医学体制化的深入,医院与学校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而且呈现出相互促进的发展倾向。结语部分对首先影响中医学体制近代转型的原因进行了总结,即所谓的双动力机制。一般认为学科体制化的动力机制有两种,即权威系统驱动模式和权力系统驱动模式,在实际的体制化过程中这两种模式同时存在,既需要权威系统的行动又需要权力系统的介入。二者的区别就在于,制度化了的权力是法定的、强制性的,权力系统代表的是官方的价值取向,而制度化了的权威则是非强制性的,代表的是系统成员内部的共同意志。推进中医学体制化进程的动力机制包括西医学体制的移植和国家公共卫生体制政策的制定。尤其是本土化了的西医学体制对中医学体制化的影响是直接的,加之它与政治的结合,使它成为阻碍中医学体制化的主要力量。政治权威对医学体制发展的影响在古代中国就表现得很突出,尤其是皇权政治在中医官学体制化中发挥着指导作用,甚至可以说传统中医学体制的建立就是为了满足皇权阶层的需求。近代国家对社会的改革诉求增大,公共卫生体制建设提上日程,鉴于中医学在群体预防层面的劣势,以及国家摒除旧思想、旧文化的政治目标,所以中医学在国家医疗体制中失势了。中医学被排除在国家公共卫生体制建设之外,这直接激发了中医界寻求改革的动力。中医学体制的近代转型是一种体制转向另一种体制,是并不是对原有体制的继承性发展,中医学体制化是一场革命性的变革。
张懿[9]（2017）在《医学生生命观教育研究 ——以石河子大学医学院、新疆医科大学为例》文中指出医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机结合,要求医务工作者既要有精湛的专业技能,又要有理性的生命情怀,而生命观就是生命情怀的坚强支点。医学生作为未来医学科研及临床工作的主力军和后备军,不仅要具有渊博的知识、扎实的医术,还应当学会从医学、社会、人类、道德、伦理等不同角度去思考、分析和解决问题,形成和谐、理性、人文的生命观和敦睦、良好、融洽的医患关系,成为德才兼备的人才,促进社会和谐。本研究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生命哲学、医学伦理学的相关理论来研究医学生生命观教育,通过对医学生生命观的概念界定、现状分析及其问题审视,理论与实证相结合,有针对性地提出进一步加强医学生生命观教育的对策和建议。全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介绍论文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方案以及本研究的难点和创新点。第二部分是理论及释义,阐述生命观教育的相关概念,梳理医学生生命观教育的5种基本理念,即:“敬畏生命”的生命论、“以人为本”的人道论、“医乃仁术”的美德论、“大医精诚”的义务论和“服务社会”的公益论。第三部分是医学生生命观教育的现状分析,以石河子大学医学院、新疆医科大学为例,结合问卷调查、频数分析等方法,对医学生的生命观及其教育现状进行统计整合,归纳其总体情况,并进行问题审视。第四部分为对策建议,结合实际调研结果,主要从医学生生命观教育的5个目标、5项内容、4点途径来提出实质性的生命观教育举措。以期通过本文的研究,对医学生的生命观教育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丁泽丽[10]（2017）在《近代中国红十字会公共卫生事业研究 ——以上海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近代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落后,环境脏乱、饮食不洁、卫生意识淡薄、医药技术滞后等,以致民众死亡率居高不下。红十字会以1863年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的成立为标志诞生。它脱胎于战争救护,最初未涉足公共卫生工作,因其践行人道主义的宗旨与公共卫生的理念不谋而合,公共卫生逐渐纳入红十字会的例行工作。中国红十字会在近代中国特殊卫生状况及人道主义宗旨的促使下,开始从事公共卫生事业。自晚清至民国终结,中国红十字会公共卫生事业历经奠基起步、迅速发展、砥砺前进、全面拓展四个阶段。红十字会卫生制度由“一概而论”发展为“分门别类”,卫生机构数量由“星星之火”发展为“燎原之势”,卫生人员培养由“医护包干”发展为“卫生人才”,业务内容由单一的“疫疠防护”发展为综合的“社会服务”。这四点勾勒出近代中国红十字会公共卫生事业四个阶段的演进轨迹。中国红十字会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疫病防治、卫生宣传教育、难民卫生、妇幼卫生四个方面。疫病防治自1912年开始正式纳入红十字会工作范畴,标志中国红十字会公共卫生事业的正式开始。为保证该项事业顺利进行,中国红十字设立常设公立医院及临时防疫医院,平时开展接种牛痘、注射时疫药水等预防工作,疫情肆虐时,设立时疫医院,派遣救疫队等展开救治工作。疫病防治工作的实施中体现了公共卫生的公共性:医权共享,惠及贫苦;防治兼施,以防为主;城乡渐进,由城及乡;医患共融,同御疫疠。卫生宣传教育工作自20世纪20年代方开始正式开展,战前的卫生教育主要为卫生理论教育,通过红十字人着文及《中国红十字会月刊》中的卫生“补白”向民众灌输疫病预防、饮食卫生、日常保健等卫生常识。战后,红十字会将理论与实践结合,沿袭战前卫生理论宣传的同时,开展难民卫生教育、红十字青少年卫生训练。难民卫生为抗战期间,中国红十字总会留沪人员组织中外慈善人士成立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开展的卫生工作。上海国际红十字会设立难民救济委员会、医务委员会等卫生组织的同时,联合中华医学会、工部局卫生处成立上海防疫会及难民卫生合作委员会,改善难民收容所环境卫生,开展难民疫病防治,注重难民饮食卫生等。1938年底,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的难民卫生工作相继停办后,由中国红十字总会接办医务委员会工作,直至沪地收容所解散,难民疏散。妇幼卫生工作至复员时期方真正落实,1936年中国红十字会设立妇女部,然因战争影响,徒有虚名,至复员后方名副其实。事实上,在此之前红十字会常设医院的接生工作,抗战期间上海国际红十字会设立的产科医院及开展妇幼身体检查等为复员期间的妇幼工作奠定了基础。复员后,中国红十字会依托各地分会医院、诊疗所、护士学校、产科学校开展此项工作,为保证工作有序进行,制订相关制度。经精心筹划后,各分会妇幼卫生工作有序进行,于妇女推进科学接生的同时,进行妇女卫生训练,于儿童设立儿童营养站,开展儿童健康竞赛等。经中国红十字会的努力及相关组织的协助,中国红十字会的各项公共卫生工作取得一定成就。在中国红十字会推进工作,发展公共卫生事业的历程中,随国内环境变化及红十字事业发展需要,公共卫生事业发生明显变化。其变迁特点主要为工作主体由“总会独揽”到“分会担当”,工作开展由“消极应战”到“主动出击”,工作方式由“单打独斗”到“社会参与”。中国红十字会的努力为其在推进近代中国公共卫生事业发展中争得一席之地,其传播国际公共卫生理念、引导中国公医制度确立、推进城市卫生工作深入、推动乡村公共卫生发展,对近代中国公共卫生事业具有重要意义。当然,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期间中国红十字会面临人力物力财力掣肘、房屋问题重重、卫生工作效力受限、红十字标志遭亵渎等困境。追其缘由,一方面由于近代中国天灾人祸频仍,中国红十字会以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救援各项灾难,力不从心,及近代中国对公共卫生事业不够重视,投入低;另一方面限于中国红十字会自身的组织局限。因此,中国红十字会在曲折中实现自身价值,推进近代中国公共卫生事业发展。
二、英国皇家医学院为救治急症患者提出更好方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英国皇家医学院为救治急症患者提出更好方案（论文提纲范文）
（1）论用艺术提升医学博物馆的公共性（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缘起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和文献综述 |
| (一)世界博物馆学的研究趋势 |
| (二)早期的医学博物馆馆藏研究推动了人文自然科学发展 |
| (三)医学博物馆学术研究概况 |
| (四)医学博物馆学术研究文献综述 |
| (五)艺术和医学的交融促进医学的发展和医学知识的传播 |
| 三、研究方法和论文构架 |
| 第一章 西方医学博物馆的历史演变 |
| 第一节 西方医学和医学史的记录和传承 |
| (一)史前医学时期 |
| (二)远古文明中的医学时期 |
| (三)古希腊医学时期 |
| (四、五、六)古罗马医学、中世纪医学、文艺复兴时期的医学时期 |
| (七)近现代医学时期 |
| (八)后现代医学时代 |
| 第二节 西方医学博物馆的产生、发展和演变 |
| 一、早期西方医学博物馆 |
| 二、大众人体解剖博物馆 |
| 三、卫生博物馆与健康博物馆 |
| 四、医学相关专科博物馆 |
| 五、西方医学史和医学博物馆沿革的历史时间轴 |
| 第三节 欧美医学博物馆的现状和困境 |
| 一、博物馆在当代被赋予了新的发展内涵 |
| 二、欧美医学博物馆现状 |
| 三、欧美医学博物馆困境成因分析 |
| 四、欧美医学博物馆发展状况对中国医学博物馆发展的启示 |
| 第四节 欧美博物馆与其瘟疫主题展 |
| 一、20 世纪流行传染性疾病的主题教育展与其博物馆 |
| 二、古老的黑死病与亚姆村瘟疫博物馆的建立 |
| 三、其它博物馆的瘟疫教育展 |
| 第二章 艺术和医学的共同演绎 |
| 第一节 对人体的研究是艺术与医学的永恒话题 |
| 一、艺术与医学的交融与萌芽:人体 |
| 二、艺术与医学的交汇与探究:人体解剖学 |
| 三、人体艺术的西方具象写实与东方抽象写意 |
| 第二节 世界名画里的人体和医学 |
| 一、名画中人物的疾病和健康状况 |
| 二、名画里反映出画家本人的身体疾病 |
| 三、名画里反映的医护病患关系 |
| 四、名画里记录着医学史中的重要事件 |
| 五、名画里记录的瘟疫 |
| 第三节 人体疾病和心理健康对艺术创作的影响 |
| 一、身疾心病对艺术家创作的影响 |
| 二、疾病对艺术创作影响的作用机制 |
| 第四节 艺术对人类身心健康的影响:博物馆处方与艺术治疗 |
| 一、博物馆处方和博物馆治疗 |
| 二、艺术是一种新型的古老治疗工具 |
| 三、艺术治疗的形式与主要方法 |
| 四、绘画治疗的理论基础与作用机制 |
| 五、艺术博物馆艺术治疗的有效性评估 |
| 第五节 艺术在医院和临床医学的应用 |
| 一、艺术有助于提升医务人员的人文修养 |
| 二、艺术在现代临床医学中的应用 |
| 三、医院空间环境的艺术化:绘画、雕塑、色彩和绿化等的治疗效果 |
| 第六节 生物医学艺术:艺术与医学融合的新趋势 |
| 一、欧美生物艺术的萌芽时期 |
| 二、欧美生物艺术的发展阶段 |
| 第三章 医学博物馆艺术化的路径 |
| 第一节 麦克卢汉的“媒介观” |
| 第二节 医学博物馆艺术化的重要手段:高新科技的应用 |
| 一、医学博物馆艺术化的内涵 |
| 二、医学博物馆的艺术化离不开科技化 |
| 第三节 人体和医学展品的标本固定和保存的艺术化 |
| 一、制成木乃伊(Mummification) |
| 二、蜜渍法(Mellification) |
| 三、古代防腐剂和福尔马林固定保存法(Formalin fixation) |
| 四、现代防腐剂:化学和物理方法综合使用(Embalming) |
| 五、人体冷冻(Cryogenics) |
| 六、塑化技术保存人体标本(Plastination) |
| 第四节 电子科技发展衍生人体艺术品:数字人体和数字解剖标本 |
| 一、人体生物医学标本的数字化 |
| 二、数码人体:电脑合成的三维人体 |
| 三、人体虚拟尸体解剖 |
| 四、3D-打印的人体器官标本 |
| 五、医学数字产品和数字艺术品 |
| 六、生物医学艺术作品 |
| 第五节 医学博物馆展陈设计的艺术科技化 |
| 一、围绕展品医学内涵和展览主题,强调知识性并突出审美感 |
| 二、展陈空间中的科技、医学和艺术的融合 |
| 三、应用数字医学标本和增强现实及虚拟空间:创造艺术化的虚拟场景 |
| 四、虚拟艺术的传播作用与意义 |
| 第六节 未来科技化的医学博物馆的表征 |
| 一、博物馆的线上数字展览 |
| 二、虚拟医学博物馆 |
| 三、博物馆的人工智能和医学智能博物馆 |
| 第七节 人体艺术标本和生物艺术品之伦理问题 |
| 一、东西方的生死观的讨论 |
| 二、海根斯塑化人体艺术的伦理道德问题 |
| 三、生物医学艺术的伦理问题与特点 |
| 第四章 医学博物馆的专业教育及公众教育 |
| 第一节 西方前沿的重组教育理念与博物馆教育改革 |
| 一、当代教育体制的问题和挑战 |
| 二、西方前沿的重组教育理念和学习网格模式 |
| 三、后真相时代博物馆教育的公信力 |
| 第二节 西方医学博物馆的专业教育 |
| 一、传授医学知识是医生的重要职责 |
| 二、医学博物馆是医学教学的重要课堂 |
| 三、人体解剖也是早期艺术家的专业课 |
| 四、医学博物馆专业教育的现状 |
| 第三节 西方医学解剖博物馆的公众教育 |
| 一、早期解剖博物馆的公众教育 |
| 二、公共卫生运动的兴起和公众卫生健康教育普及 |
| 三、现代医学博物馆的公众教育内容 |
| 四、医学博物馆的公众教育的现状与策略 |
| 第四节 医学博物馆不可替代的的公众教育特色 |
| 第五节 医学博物馆公众教育上面临的挑战 |
| 一、传统医学博物馆和现代医学博物馆的差别 |
| 二、医学博物馆公众教育上面临的问题 |
| 三、医学博物馆公众教育的意义 |
| 第六节 现代医学健康公众教育有关主题展的实例解析 |
| 一、心脏主题展 |
| 二、大脑主题展 |
| 三、人体解剖生理的公众教育:玻璃人和透明人人体模型 |
| 四、灵活机动的博物馆公众教育:微型主题展 |
| 五、人体生物科学技术内容主题展 |
| 第五章 拓展医学博物馆的公共性 |
| 第一节 消失的边界:艺术与医学的跨界融合与边界拓容 |
| 一、布尔迪厄的文化区隔理论与博物馆公共性的创生 |
| 二、当代艺术和博物馆的公共性 |
| 三、提升医学博物馆公共性的价值与实践意义 |
| 第二节 当代医学博物馆公共性应有的审美表征 |
| 一、生物艺术品和新标本艺术赋予新的审美特征 |
| 二、艺术再造医学博物馆现代展陈语境 |
| 三、艺术融入医学博物馆的公共空间与公共艺术 |
| 四、医学和艺术并行:医学艺术混合展 |
| 五、医学和艺术的融合:医学专家和艺术家合作 |
| 第三节 医学美术在传播医学知识和拓展公共性上的作用 |
| 一、医学美术的传播力:一图胜过千百字 |
| 二、医学插图展现艺术家和医学的完美融汇 |
| 三、超级写实主义雕塑表现人体医学的科学细节 |
| 四、医学三维动画展示生命和疾病的机制 |
| 第四节 提升医学博物馆公共性是一个系统工程 |
| 一、用普惠美学思想指导医学博物馆公共性的建设 |
| 二、医学博物馆工作人员需要多学科专业的培训 |
| 三、数字时代展陈设计中文化再生产的新模式 |
| 四、建构新型博物馆教育模式与加强公众健康知识的传播 |
| 五、医学博物馆需融合市场经济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博物馆运营模式 |
| 第五节 解析公共性的典型案例:惠康医学博物馆 |
| 一、惠康信托基金会和惠康典藏博物馆 |
| 二、惠康典藏博物馆的公共性的表征之一:公众参与共建文化民主 |
| 三、惠康典藏博物馆的公共性的表征之二:当代艺术融合医学艺术 |
| 四、惠康典藏博物馆公共性的表征之三:分享主义与资源共享 |
| 五、惠康典藏博物馆公共性的表征之四:公共性和精英性共存 |
| 第六章 走向未来的大医学艺术博物馆 |
| 第一节 大医学艺术博物馆概念的界定与意义 |
| 一、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溯源 |
| 二、大医学艺术博物馆概念形成的背景 |
| 三、大医学艺术博物馆的概念的界定及其内涵 |
| 四、大医学艺术博物馆的多元化的特点 |
| 第二节 大医学艺术博物馆作为公共性的文化空间生产 |
| 一、增强大医学艺术博物馆的公众影响力 |
| 二、大医学艺术博物馆公众影响力的作用机制 |
| 三、加强医学艺术博物馆公共性的审美表征 |
| 第三节 大医学艺术博物馆的线上线下的运作机制 |
| 一、线上大医学博物馆的运作机制 |
| 二、大医学艺术博物馆智能化的管理系统 |
| 三、医学健康普及的不仅是医学科学也是社会文化 |
| 四、大医学艺术博物馆为中心的社区文化健康与福祉联盟 |
| 第四节 大医学艺术博物馆建设的(SWOT)可行性分析 |
| 一、机会与威胁分析(OT)主要是对环境和时势的分析 |
| 二、优势与劣势分析(SW)主要是对自身优势和劣势的评估 |
| 三、博物馆企业家在大医学艺术博物馆的作用与职能 |
| 第五节 构建大医学艺术博物馆的策略 |
| 一、打造大医学艺术博物馆的特色品牌 |
| 二、寻求艺术家和医学博物馆的跨界合作 |
| 三、寻求医学专家和医学博物馆的跨界合作 |
| 四、大医学艺术博物馆与医学机构及博物馆的合作 |
| 五、大医学艺术博物馆的主题展要围绕公众关心的健康话题 |
| 六、大医学艺术博物馆社教部门的规划要反映新时代的述求 |
| 七、大医学艺术博物馆要应用在多元文化空间生产的管理思维 |
| 八、大医学艺术博物馆需要寻求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的国际合作 |
| 结束语 |
| 附录一 、欧美十大医学博物馆 |
| 附录二、图版索引(按前后顺序)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文章 |
| 后记与致谢 |
| 附件 |
（2）法律视域下的宋代医药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来源及意义 |
| 二 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目标、方法和内容 |
| 四 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宋代的官府医者 |
| 第一节 翰林医官院医官 |
| 一、翰林医官院医官的遴选 |
| 二、翰林医官院医官的职责与考核 |
| 三、翰林医官院医官的编制与员额 |
| 四、翰林医官的迁转 |
| 第二节 宋代的太医局医官 |
| 一、太医局教师及医官的遴选 |
| 二、太医局医官的基本教学职责 |
| 第三节 宋代的尚药局医官 |
| 一、尚药局医官的遴选 |
| 二、尚药局医官的迁转 |
| 第四节 宋代的御药院医官 |
| 一、御药院医官的员额编制 |
| 二、御药院医官的医药职责与法律责任 |
| 三、御药院医官的迁转 |
| 第五节 宋代地方医官 |
| 一、宋代地方医官的员额设置与配套制度 |
| 二、宋代地方医官的遴选 |
| 三、宋代地方医官注重实效的考核 |
| 第六节 宋代的军医 |
| 一、宋代专职军医类型 |
| 二、宋代军队临时辅助医员的基本类型 |
| 三、小结 |
| 第七节 法经济学视野下宋代对医官管理的效益分析 |
| 一 从立法目的角度分析法律效益 |
| 二 从立法时机角度分析法律效益 |
| 三 从立法技术角度分析法律效益 |
| 结语 |
| 第二章 宋代处于特殊地位的医者 |
| 第一节 执行公职的编外医者 |
| 一、宋代法医 |
| 二、宋代为病囚治病的医人 |
| 第二节 宋代儒医 |
| 一、宋代儒医现象释源 |
| 二、宋代发展儒医的法理基础 |
| 三、宋代对儒医的选任 |
| 四、法律对宋代儒医的影响 |
| 第三章 宋代民间医者 |
| 第一节 宋代民间草泽医 |
| 一、宋代民间草泽医的出众医技 |
| 二、宋代对草泽医的擢拔 |
| 三、小结 |
| 第二节 宋代僧道医 |
| 一、宋代的僧医 |
| 二、宋代道医的治疗特色与医疗对象 |
| 三、宋政府对僧医、道医的擢拔与奖励 |
| 小结 |
| 第三节 宋代的女性医者 |
| 一、宋代女性医者的分流 |
| 二、宋代女性医者的价值在司法领域获得肯定 |
| 三、法律制度下宋代女性医者的生存空间 |
| 第四节 宋代的巫医 |
| 一、宋代巫医释源 |
| 二、宋代法律猛烈打击下的巫医 |
| 三、宋代法律夹缝中生存的巫医 |
| 四、宋代法律治理巫医的实际效果 |
| 第五节 宋代法律对民间医者管控效益的实现途径 |
| 一、强调法律的行为激励功能 |
| 二、汲取法律的动态效益 |
| 第四章 宋代医者被信仰现象与宋代医患关系问题研究 |
| 第一节 宋代医者“被信仰”现象研究 |
| 一、宋代医者形象“被信仰”现象概述 |
| 二、宋代法律促使医者“被信仰”合法化 |
| 三、宋代医者形象“被信仰”的原因分析 |
| 第二节 宋代的医患关系问题研究 |
| 一、宋代医患关系的基本特点 |
| 二、宋代医者群体的特点 |
| 三、宋代医患关系的法律性质界定 |
| 四、法律调整下的宋代医患关系的现代价值 |
| 第五章 宋代医药机构研究 |
| 第一节 宋代的医药行政管理机构 |
| 一、礼部祠部司和太常寺医案的医疗行政管理职能 |
| 二、翰林医官院的医事管理职能 |
| 第二节 宋代的医药教学机构 |
| 一、太医署的设置及职能 |
| 二、太医局的沿革及基本格局 |
| 三、太医学的设置及基本制度模式 |
| 第三节 宋代的医院体系 |
| 一、综合性门诊医院的体系格局 |
| 二、宫廷医院的体系设置 |
| 三、贫民日常住院、养护机构的基本特色 |
| 四、地方性兽医专科医院的设立与发展 |
| 五、军队医院设立的基本格局情况概述 |
| 六、行业性医院——病囚院的基本制度分析 |
| 第四节 宋代医药机构体系的整体特点分析 |
| 一、宋代医院惠及整个社会,官方主导地位加强 |
| 二、宋代医院数量增多,出现了医院的职能区分且管理规范 |
| 三、宋代贫民医院兼具医疗与济贫的功能 |
| 四、宋代医学教育引导宋代社会的向医之风 |
| 五、宋代医院职能重叠 |
| 六、宋代医院建设缺乏延续性 |
| 七、宋代一些医院表现出强烈的非专业色彩 |
| 第五节 宋代官药局运转制度有限性的法经济学分析 |
| 一、宋代官药局的诞生背景 |
| 二、官药局的法律成本分析 |
| 第六章 宋代对药业的法律管控 |
| 第一节 宋代药业发展的基本格局 |
| 一、宋代药业情况概述 |
| 二、宋代药材的供给来源 |
| 三、宋代药材的用途 |
| 第二节 宋代对药材市场的法律管控 |
| 一、宋代药材市场准入法律制度 |
| 二、宋代药材的税收法律制度 |
| 三、宋代药材对外贸易法律制度 |
| 四、宋代疫病时期对药材的法律管控 |
| 五、宋代国内药业的广告和商标制度 |
| 第三节 法经济学视野下宋代假药治理的法律效益分析 |
| 一、注重发挥药业法律的行为激励效益 |
| 二、注重利用法律对药材全流程监控,动态化监管 |
| 三、注重发挥药业法律的威慑功能 |
| 四、注重发挥药业法律的产权效益 |
| 五、注重对官办药局制度化监控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展现出国家的“尚医”特征 |
| 二、展现出国家的“责任”特征 |
| 三、展现出国家的“福利”特征 |
| 四、展现出国家的“理性”特征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3）广州中医抗击“非典”口述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广州中医抗击“非典”历程 |
| 第一节 初发阶段(2003年1月31日前) |
| 第二节 高发阶段(2003年2月1日～3月31日) |
| 第三节 控制阶段(2003年4月1日～30日) |
| 第四节 援外阶段(2003年5月1日～31日) |
| 第五节 基本胜利(2003年6月1日后) |
| 第二章 广州中医的集体记忆 |
| 第一节 “无畏”的记忆内涵 |
| 第二节 “团结”的记忆内涵 |
| 第三节 “奉献”的记忆内涵 |
| 第四节 “中医药自信”的记忆内涵 |
| 第三章 广州中医的个体记忆 |
| 第一节 “机遇”的记忆内涵 |
| 第二节 “温暖”的记忆内涵 |
| 第三节 “伤痛”的记忆内涵 |
| 第四节 “幕后英雄”的记忆内涵 |
| 第五节 “警觉”的记忆内涵 |
| 第四章 中医抗击“非典”的影响与意义 |
| 第一节 中医抗击“非典”对个人的影响 |
| 第二节 中医抗击“非典”的历史意义 |
| 第三节 中医抗击“非典”的当代价值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参与课题情况 |
| 致谢 |
| 附件 |
（4）中世纪早期医学院的兴与亡 ——以蒙彼利埃和萨莱诺医学院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及意义 |
| 一、研究的问题 |
| 二、研究的意义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 |
| 一、中世纪医学院 |
| 二、萨莱诺医学院 |
| 三、蒙彼利埃医学院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相关研究 |
| 三、述评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两所医学院起源与发展的比较 |
| 第一节 中世纪医学院建立的背景 |
| 一、经济背景 |
| 二、社会和文化背景 |
| 三、宗教背景 |
| 第二节 中世纪第一所医学院:萨莱诺的起源与发展 |
| 一、多种传说下萨莱诺的起源 |
| 二、官方法令的颁布:萨莱诺的发展 |
| 第三节 比肩萨莱诺的顶级医学院:蒙彼利埃的起源与发展 |
| 一、多元文化与教会影响下:蒙彼利埃的起源 |
| 二、丰富学科与教师行会建立:蒙彼利埃的发展 |
| 第四节 两者起源与发展的比较 |
| 一、多元文化的交汇:两所医学院的共同摇篮 |
| 二、师生行会发展的异同奠定了医学院不同的发展基础 |
| 第二章 两所医学院管理机制的比较 |
| 第一节 医学院的行政管理 |
| 一、萨莱诺:在政策干预下进行行政管理 |
| 二、蒙彼利埃:行政管理初具体系 |
| 第二节 医学院的教师管理 |
| 一、政府干预:萨莱诺医学院的教师管理 |
| 二、制度化章程:蒙彼利埃医学院的教师管理 |
| 第三节 医学院的学生管理 |
| 一、制度缺乏:萨莱诺的学生管理 |
| 二、制度建立:蒙彼利埃的学生管理 |
| 第四节 两者管理机制的比较 |
| 一、蒙彼利埃的行政管理更为制度化和组织化 |
| 二、蒙彼利埃的教师管理更为制度化且自主化 |
| 三、蒙彼利埃的学生管理更为系统化 |
| 第三章 两所医学院培养机制的比较 |
| 第一节 医学院课程的设置与内容 |
| 一、萨莱诺:逐步探索课程内容 |
| 二、蒙彼利埃:逐步体系化的课程结构与授课方式 |
| 第二节 医学院的学位体系 |
| 一、萨莱诺的学位体系:依托官方法令进行宏观管理 |
| 二、蒙彼利埃的学位体系:逐步建立学位等级体系 |
| 第三节 两者培养机制的比较 |
| 一、蒙彼利埃的课程设置更为制度化且科学化 |
| 二、蒙彼利埃的学位系统更为完善且制度化 |
| 第四章 两所医学院学科建设的比较 |
| 第一节 医学院的医学理论与教学 |
| 一、萨莱诺:由重视医学实践转向医学理论 |
| 二、蒙彼利埃:医学理论和医学实践并重而行 |
| 第二节 医学院学科的发展 |
| 一、萨莱诺:医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 |
| 二、蒙彼利埃:医学学科发展完善且其他学科建立发展 |
| 第三节 医学院的作品 |
| 一、萨莱诺:医学作品丰富且影响久远 |
| 二、蒙彼利埃:“外科之父”及其着作 |
| 第四节 两者学科建设的比较 |
| 一、两所医学院在医学实践和理论上取舍不同 |
| 二、蒙彼利埃在医学学科之外发展了其他学科 |
| 第五章 发展或消亡:两所医学院不同命运的归因分析 |
| 第一节 是否有坚实的师生行会 |
| 第二节 是否有系统的内部管理制度 |
| 第三节 是否有丰富的学科结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家庭-社区-医院协同化救治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的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注释表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急性冠脉综合征概述 |
| 1.1.2 文献回顾 |
| 1.1.3 文献述评 |
| 1.2 研究设计 |
| 1.3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第2章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2.1 技术路线 |
| 2.2 STEMI患者救治延误时间相关因素分析 |
| 2.2.1 研究对象 |
| 2.2.2 研究方法 |
| 2.2.3 统计学方法 |
| 2.3 构建家庭-社区-医院协同化救治方案 |
| 2.3.1 建立家庭-社区-医院协同化救治团队 |
| 2.3.2 实施线上线下健康教育,缩短患者因素延误时间 |
| 2.3.3 前移急救措施,缩短院前急救延误时间 |
| 2.3.4 完善信息化急诊预检分诊,缩短分诊延误时间 |
| 2.3.5 完善STEMI患者抢救护理流程,缩短抢救延误时间 |
| 2.4 家庭-社区-医院协同化救治方案的应用研究 |
| 2.4.1 研究类型 |
| 2.4.2 研究对象及方法 |
| 2.4.3 评价指标 |
| 2.4.4 数据录入及统计学分析 |
| 2.4.5 研究质量控制 |
| 2.4.6 伦理学原则 |
| 第3章 结果与分析 |
| 3.1 STEMI患者救治时间延误相关因素分析结果 |
| 3.1.1 STEMI患者发病基本特征 |
| 3.1.2 STEMI患者DTB时间分布 |
| 3.1.3 影响STEMI患者DTB时间延迟的单因素分析 |
| 3.1.4 影响STEMI患者DTB时间延迟的多因素分析 |
| 3.2 应用家庭-社区-医院协同化救治方案的研究结果 |
| 3.2.1 研究对象接受PCI比例的比较 |
| 3.2.2 研究对象一般资料比较 |
| 3.2.3 研究对象急诊救治时间比较 |
| 3.2.4 研究对象救治效果比较 |
| 3.2.5 研究对象结局指标比较 |
| 第4章 讨论 |
| 4.1 STEMI患者救治时间延误的相关因素讨论 |
| 4.1.1 STEMI患者DTB时间分布情况 |
| 90min的独立危险因素'>4.1.2 STEMI患者DTB>90min的独立危险因素 |
| 4.2 构建家庭-社区-医院协同化救治方案讨论 |
| 4.3 家庭-社区-医院协同化救治方案对STEMI患者治疗效果的影响 |
| 4.3.1 STEMI患者的发病特征 |
| 4.3.2 对STEMI患者急诊救治时间的影响 |
| 4.3.3 对STEMI患者救治结果的影响 |
| 4.3.4 对STEMI患者救治结局的影响 |
| 4.4 家庭-社区-医院协同化救治方案的应用价值 |
| 4.5 研究的创新性和局限性 |
| 4.5.1 研究的创新性 |
| 4.5.2 研究的局限性 |
| 第5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成果 |
| 附录 |
（6）医疗事故罪中医疗过失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语表 |
| 案例表 |
| 立法表 |
| 导言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一、国外医疗过失行为相关立法与研究回顾 |
| 二、医疗过失行为相关国内相关立法与研究回顾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医疗过失行为认定偏差及理论梳理 |
| 第一节 医疗过失行为构成要素分析 |
| 一、注意义务的违反 |
| 二、因果关系的建立 |
| 三、部分构成监督过失 |
| 第二节 医疗事故罪认定现状 |
| 一、医疗事故罪司法数据分析 |
| 二、医疗事故罪典型案例分析 |
| 第三节 医疗过失行为认定偏差 |
| 一、注意义务边界不明 |
| 二、因果关系判断简单 |
| 三、监督过失判断缺失 |
| 第四节 医疗过失行为理论梳理 |
| 一、注意义务理论梳理 |
| 二、因果关系理论梳理 |
| 三、监督过失理论梳理 |
| 小结 |
| 第二章 医疗过失行为中注意义务的判断 |
| 第一节 医疗过失行为中注意义务构成之审视 |
| 一、新旧过失论之争 |
| 二、基于新过失论的医疗过失行为注意义务解构 |
| 第二节 医疗过失行为中医疗损害结果预见义务的限制 |
| 一、医疗损害结果预见义务的定位和责任基础 |
| 二、医疗过失行为中主观注意义务的边界 |
| 第三节 医疗过失行为中客观注意义务的限制 |
| 一、违反客观注意义务的阶层定位厘清 |
| 二、医疗过失行为客观注意义务来源之厘清 |
| 小结 |
| 第三章 医疗过失行为中因果关系的判断 |
| 第一节 医疗过失行为中因果关系构成审视 |
| 一、因果关系理论之争 |
| 二、医疗过失行为中因果关系构成之解构 |
| 第二节 医疗过失行为中事实因果关系的证成 |
| 一、医疗过失行为中事实因果关系的机能 |
| 二、医疗过失行为中事实因果关系的成立与修正 |
| 第三节 医疗过失行为中法律因果关系的限制 |
| 一、医疗过失行为中相当因果关系成立进路 |
| 二、医疗过失行为中客观归责理论之取舍 |
| 小结 |
| 第四章 医疗过失行为中监督过失的判断 |
| 第一节 医疗过失行为中监督过失的实存与基础 |
| 一、医疗过失行为中监督过失的实存性 |
| 二、医疗过失行为中监督过失的责任基础 |
| 第二节 医疗行为中监督过失的成立条件 |
| 一、刑法处断医疗行为中监督过失的客观前提 |
| 二、医疗过失行为中监督过失的注意义务构成 |
| 三、医疗过失行为中监督过失的判断基准 |
| 小结 |
| 第五章 医疗过失行为判断标准的运用 |
| 第一节 违反注意义务的判断规则 |
| 一、对于“责任”的文意解释 |
| 二、医务人员为何负担“责任” |
| 三、医务人员负有何种“责任” |
| 四、如何认定医务人员无“不负责任”之情形 |
| 五、何为“严重”不负责任 |
| 第二节 因果关系的判断规则 |
| 一、何时应当判断因果关系 |
| 二、如何确定因果关系的判断范围 |
| 三、合法则条件说的判断 |
| 四、法律因果关系的判断 |
| 五、例举复杂因果流程中因果关系的认定 |
| 第三节 监督过失的判断规则 |
| 一、何时应当判断监督过失 |
| 二、应当认定为“严重不负责任”的监督指导行为 |
| 三、例举排除监督过失之情形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后记 |
（7）中缅传统医药合作项目的影响因素分析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 |
| 1.2 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的目的 |
| 1.2.2 研究的意义 |
| 1.3 论文的主要内容及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理论支持及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1 理论支持 |
| 2.1.1 相关概念 |
| 2.1.2 项目管理理论 |
| 2.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2.1 国外研究现状 |
| 2.2.2 国内研究现状 |
| 第三章 中缅传统医药发展、合作状况研究 |
| 3.1 中国传统医药的发展与传播 |
| 3.1.1 中国传统医药的发展 |
| 3.1.2 中国传统医药的传播 |
| 3.2 缅甸传统医药的发展与传播 |
| 3.2.1 缅甸传统医药的发展 |
| 3.2.2 缅甸传统医药的传播 |
| 3.3 中缅传统医药合作的历史 |
| 3.4 中缅传统医药合作项目的访谈调查及结果 |
| 3.4.1 访谈记录资料结果汇总 |
| 3.4.2 访谈记录以及搜集上来的详细资料的总结归纳与分析 |
| 3.5 中缅传统医药合作项目的问卷调查及结果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缅传统医药合作项目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
| 4.1 中缅传统医药合作项目的优势分析 |
| 4.1.1 传统医药取材来源广泛,价格亲民,较为适合中缅两国的国情 |
| 4.1.2 传统医药资源丰富,发展具备良好的资源条件 |
| 4.2 中缅传统医药合作项目的劣势 |
| 4.2.1 传统医药标准体系不够健全,标准化面临国际形势严峻 |
| 4.2.2 传统医药产业化水平不高,科研能力较弱,缺乏明显的技术优势 |
| 4.2.3 传统医药医疗机构数量不多,人才队伍后续力不足 |
| 4.3 中缅传统医药合作项目面临的机会 |
| 4.3.1 我国历来重视传统医药的发展,政策性利好因素较多 |
| 4.3.2 缅甸经济、社会均有一定的发展,政府出台一系列政策改善民生,为中缅传统医药合作项目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契机 |
| 4.3.3 国家、地区鼓励和支持传统医药走出去战略,中缅两国对传统医药认可度较高 |
| 4.4 中缅传统医药合作项目面临的威胁 |
| 4.4.1 缅甸经济增长较为缓慢,民众受教育水平低 |
| 4.4.2 缅甸存在很高的政治风险 |
| 4.4.3 我国政策性支持力度有待进一步增强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缅传统医药合作项目发展对策 |
| 5.1 发挥优势 |
| 5.1.1 加强传统医药研发力度,稳步推进中缅传统医药贸易的发展 |
| 5.2 克服劣势 |
| 5.2.1 进一步加快传统医药标准化体系的建设 |
| 5.2.2 做好适应传统医药发展的人才队伍培养 |
| 5.3 利用机会 |
| 5.3.1 做好顶层设计,支持传统医药走向缅甸 |
| 5.4 规避威胁 |
| 5.4.1 加大宣传,提高传统医药在缅甸国民中的认知和理解 |
| 5.4.2 继续加强医学教育交流合作,妥善处理与缅甸的关系 |
| 5.4.3 巩固传染病地方病控治合作,增进双方交流与合作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的主要结论 |
| 6.2 本文的不足及未来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访谈提纲 |
| 附录2:调查表 |
（8）中医学体制的近代转型研究 ——基于医学与国家关系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从个体到群体：近代中医社团体制化 |
| 1.1 传统中医群体的自组织形态 |
| 1.1.1 “坐堂医”与“游医”交织的医疗网络 |
| 1.1.2 学派构建出的交流网络 |
| 1.1.3 一体堂宅仁医会的组织运行 |
| 1.2 近代医学社团的创办 |
| 1.2.1 中华博医会的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 |
| 1.2.2 《博医会报》与医学知识的交流 |
| 1.2.3 中华博医会的影响 |
| 1.3 中医群体的价值塑造 |
| 1.3.1 中西医学研究会与西医知识的传播 |
| 1.3.2 神州医学总会与中医职业利益的争取 |
| 1.3.3 上海医界春秋社与中医学术的唤醒 |
| 1.4 中医学刊物与医学知识的交流与宣传 |
| 1.4.1 《中西医学报》与医学知识的交流 |
| 1.4.2 《神州医药学报》与中医学术的整理 |
| 1.4.3 《医界春秋》与中医合法地位的争取 |
| 1.5 小结 |
| 第二章 从自律到他律：近代中医职业化 |
| 2.1 传统中医职业身份的认同与管理 |
| 2.1.1 官医与医政管理机构 |
| 2.1.2 民医行为规范与行会 |
| 2.2 近代医生的职业化 |
| 2.2.1 传教士医生的双重身份 |
| 2.2.2 专业医生与职业化伦理规范 |
| 2.2.3 自由职业群体与中医职业意识 |
| 2.3 行医资格与中医职业化 |
| 2.3.1 《医士管理暂行规范》与中医行医资格 |
| 2.3.2 中央国医馆与中医管理 |
| 2.3.3 《中医条例》与执业规范化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从师徒制到学校制：近代中医教育体制化 |
| 3.1 传统官学教育体制与师徒制 |
| 3.1.1 “学在官府”制度与中医官学教育 |
| 3.1.2 师徒制与中医人才培养 |
| 3.1.3 中医学缄默特性与师徒制 |
| 3.2 近代西医教育体制与公共卫生建设 |
| 3.2.1 西医教育体制的移植 |
| 3.2.2 公医人才的培养与西医教育 |
| 3.2.3 中医公共卫生意识的觉醒 |
| 3.3 中医学校教育体制化 |
| 3.3.1 利济医学堂模式 |
| 3.3.2 中医学校教育合法权的争取 |
| 3.3.3 构建中医学科体系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从家庭到医院：近代中医院体制化 |
| 4.1 传统家庭式的诊疗空间 |
| 4.1.1 “家庭”空间的营造 |
| 4.1.2 社会救济与传统公共医疗组织 |
| 4.2 近代医疗空间的转换 |
| 4.2.1 教会医院与国民想象式空间的建构 |
| 4.2.2 委托制与传统伦理秩序的交锋 |
| 4.2.3 “家庭”对医院空间的渗透 |
| 4.3 中医院之设 |
| 4.3.1 托管制度与医院模式 |
| 4.3.2 卫生制度的引入 |
| 4.3.3 以学兴院与以院带学模式 |
| 4.4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9）医学生生命观教育研究 ——以石河子大学医学院、新疆医科大学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三、国内外的现状述评 |
| （一）国内研究现状及分析 |
| （二）国外研究现状及分析 |
| 四、研究方案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目标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五、难点及创新点 |
| （一）本研究的难点 |
| （二）本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理论及释义 |
| 一、相关概念释义 |
| （一）生命 |
| （二）生命观 |
| （三）生命观教育 |
| 二、医学生生命观教育的基本理念 |
| （一）“敬畏生命”的生命论 |
| （二）“以人为本”的人道论 |
| （三）“医乃仁术”的美德论 |
| （四）“大医精诚”的义务论 |
| （五）“服务社会”的公益论 |
| 第三章 医学生生命观教育现状分析 |
| 一、问卷调查情况综述 |
| （一）调查目的 |
| （二）问卷设计 |
| （三）调查实施 |
| （四）分析方法 |
| 二、医学生生命观调查结果分析 |
| （一）医学生生命观状况调查与分析 |
| （二）医学生生命观教育状况调查与分析 |
| 三、医学生生命观教育问题审视 |
| （一）医学生生命观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二）医学生生命观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
| 第四章 医学生生命观教育对策建议 |
| 一、树立科学的教育目标 |
| （一）珍爱生命，提高生命质量 |
| （二）尊重人性，实现全面发展 |
| （三）理性同情，修炼道德品质 |
| （四）履行义务，提升职业素养 |
| （五）维护公平，促进社会和谐 |
| 二、构建丰富的教育内容 |
| （一）“活出精彩”的生命存在观教育 |
| （二）“迎难而上”的生命境遇观教育 |
| （三）“服务人类”的生命价值观教育 |
| （四）“道法自然”的生命和谐观教育 |
| （五）“超越有限”的生命归宿观教育 |
| 三、拓展有效的教育途径 |
| （一）“心脑同治”，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 |
| （二）“回归生活”，提高生存技能，指导生涯发展 |
| （三）“上医医国”，投身公益事业，实现人生共赢 |
| （四）“直面生死”，观摩生命起点，温暖临终关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导师评阅表 |
（10）近代中国红十字会公共卫生事业研究 ——以上海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红十字会公共卫生事业的演进 |
| 第一节 红十字会公共卫生事业兴起的社会背景 |
| 一、近代中国的公共卫生状况 |
| 二、红十字会的人道主义宗旨 |
| 第二节 红十字会公共卫生事业的演进历程 |
| 一、奠基起步阶段：1904-1918 年 |
| 二、迅速发展阶段：1919-1936 年 |
| 三、砥砺前进阶段：1937-1945 年 |
| 四、全面拓展阶段：1946-1949 年 |
| 小结 |
| 第二章 红十字会疫病防治工作 |
| 第一节 红十字医疗机构 |
| 一、常设公立医院 |
| 二、临时防疫机构 |
| 第二节 防治行动与成效 |
| 一、总会于沪期间（上）：沪地治疫 |
| 二、总会于沪期间（下）：赴外救疫 |
| 三、总会离沪期间：沪地分会防疫 |
| 第三节 疫病防治中的公共性 |
| 一、医权共享 惠及贫民 |
| 二、防治兼施 以防为主 |
| 三、城乡渐进 由城及乡 |
| 四、医患共融 同御疫疠 |
| 小结 |
| 第三章 红十字会卫生教育工作 |
| 第一节 抗战爆发之前：宣传卫生理论知识 |
| 一、印发红十字卫生书籍 |
| 二、红十字人的卫生理论教育 |
| 三、《中国红十字会月刊》上的卫生“补白” |
| 第二节 抗战爆发之后：理论与实践共进 |
| 一、卫生理论宣传的继承与发展 |
| 二、战时上海难民卫生教育 |
| 三、红十字青少年卫生训练 |
| 小结 |
| 第四章 红十字会难民卫生事业 |
| 第一节 难民收容所环境卫生 |
| 一、难民云集与所内环境卫生 |
| 二、环境卫生机构的成立 |
| 三、卫生整饬行动的开展 |
| 四、改善效果与行动分析 |
| 第二节 难民疫病防治 |
| 一、疫病流行概况 |
| 二、组设疫病防治机构 |
| 三、预防措施及成效 |
| 四、救治行动及成效 |
| 第三节 难民饮食卫生 |
| 一、收容所自来水供应 |
| 二、改良难民膳食标准 |
| 三、变更标准与终止给养 |
| 小结 |
| 第五章 红十字会妇幼卫生工作 |
| 第一节 红十字会妇幼卫生工作的背景与筹备 |
| 一、妇婴卫生工作的“当务之急” |
| 二、妇婴卫生工作的“前车之鉴” |
| 三、妇女生活指导部的“名副其实” |
| 第二节 妇女卫生工作的开展与成果 |
| 一、红十字医疗机构的科学接生 |
| 二、红十字妇女卫生训导 |
| 三、工作方式及成效分析 |
| 第三节 红十字儿童卫生工作——以儿童营养供给为中心 |
| 一、设立儿童营养站 |
| 二、儿童健康调查 |
| 三、营养供给与成就 |
| 小结 |
| 第六章 红十字会公共卫生事业评析 |
| 第一节 红十字会公共卫生事业变迁的特点 |
| 一、工作主体：由“总会独揽”到“分会担当” |
| 二、工作开展：由“消极应战”到“主动出击” |
| 三、工作方式：由“单打独斗”到“社会参与” |
| 第二节 红十字会公共卫生事业的作用 |
| 一、传播国际公共卫生理念 |
| 二、引导中国公医制度确立 |
| 三、推进城市卫生工作深入 |
| 四、推动乡村公共卫生发展 |
| 第三节 红十字会公共卫生事业的困境与成因 |
| 一、红十字公共卫生事业的困境 |
| 二、红十字公共卫生事业困境的成因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科研成果 |
| 后记 |
四、英国皇家医学院为救治急症患者提出更好方案（论文参考文献）
- [1]论用艺术提升医学博物馆的公共性[D]. 叶丽（盖娅丽丽）（Lily Gaia Ye）.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2]法律视域下的宋代医药问题研究[D]. 李超. 河北大学, 2020(03)
- [3]广州中医抗击“非典”口述史研究[D]. 梁翘楚.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20(06)
- [4]中世纪早期医学院的兴与亡 ——以蒙彼利埃和萨莱诺医学院为例[D]. 周娟. 湖南师范大学, 2020(12)
- [5]家庭-社区-医院协同化救治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的应用研究[D]. 王明明. 江苏大学, 2020(02)
- [6]医疗事故罪中医疗过失行为研究[D]. 李方超. 吉林大学, 2019(10)
- [7]中缅传统医药合作项目的影响因素分析及对策研究[D]. 周燕. 昆明理工大学, 2018(04)
- [8]中医学体制的近代转型研究 ——基于医学与国家关系的分析[D]. 郑言. 山西大学, 2018(04)
- [9]医学生生命观教育研究 ——以石河子大学医学院、新疆医科大学为例[D]. 张懿. 石河子大学, 2017(01)
- [10]近代中国红十字会公共卫生事业研究 ——以上海为中心[D]. 丁泽丽. 苏州大学, 201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