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卡莱尔与中国文化

一、托马斯·卡莱尔与中国文化（论文文献综述）

吴兴娟^[1]（2021）在《马克思恩格斯对“封建社会主义”的批判及其当代意义》文中提出“封建社会主义”是19世纪30-40年代盛行于欧洲的一股社会思潮。它作为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延续,其实质反映的是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封建社会主义”的理论渊源、阶级基础、主要观点、反动实质以及与“僧侣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揭露与批判,一定程度上肃清了这股错误的社会思潮对人民群众思想的侵蚀。及时澄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封建社会主义”的差别,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指明了方向。具体而言,本论文的研究内容主要有五个部分。导言部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选题背景和选题意义:基于目前的国际国内环境,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对“封建社会主义”的批判有助于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思维与方法同错误的社会思潮作斗争,从而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二是对国内外学界对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封建社会主义”的相关研究予以归纳,总结学界对“封建社会主义”相关研究的思想材料及其研究的不足之处。三是说明了本研究采取的主要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第一章对“封建社会主义”是什么、其代表人物及其基本观点以及“封建社会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进行了概述。“封建社会主义”作为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延续,它的思想内核是封建主义,反映的是封建贵族和其他一切守旧阶级的价值诉求。“僧侣的社会主义”作为“封建社会主义”神圣化的表现,反映的是神圣化的贵族——僧侣阶级的利益。“封建社会主义”的产生具有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此外,“封建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也对其产生与传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第二章主要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封建社会主义”的动因及过程。“封建社会主义”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马克思恩格斯推进共产主义事业的进程,对共产主义事业具有哪些方面的干扰以至于让马克思恩格斯对其展开激烈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在哪些着作中对这一思潮进行了批判以及经历了怎样的批判过程进行了分析,本章重在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封建社会主义”的文本挖掘与分析,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这一思潮过程中的思想发展历程。第三章较为详细地探析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封建社会主义”批判的主要内容。本章是本文的核心内容,旨在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封建社会主义”的阶级基础、理论渊源、主要观点、反动本质等内容的揭露与批判了解马克思恩格斯自身的思想建构以及了解马克思恩格斯批判思想的深邃理论精华。“封建社会主义”的产生具有特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封建贵族阶级构成了“封建社会主义”的核心力量。僧侣阶级作为神圣化的贵族,是其帮凶。而从各阶级中分化出来的堕落分子,即流氓无产者构成了“封建社会主义”在下层社会中的代言人和群众基础。“封建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完全继承了中世纪封建主义以及教会思想,抄袭了空想社会主义中的一些抨击资本主义的话语,以及吸收了德国的哲学和文学思想。因此,“封建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以及阶级基础决定了其必然坚持封建君主专制、唯心史观、泛神论思想以及封建主义特权观的思想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对“封建社会主义”在观点上表现出的虚假性、反民主性、反科学性、反革命性、反社会性等特点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和揭露,使其反动本质暴露无遗。第四章主要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封建社会主义”的当代价值。本章主要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对“封建社会主义”批判给当今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社会主义的发展带来怎样的实践价值以及对当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等的方法和理论指导意义。总之,研究较为全面地呈现了“封建社会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环境、代表人物及其主要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对其进行批判的动因、内容及价值;紧扣马克思恩格斯对“封建社会主义”批判力求进行整体性研究;从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各方面去探讨马克思恩格斯对“封建社会主义”批判内容;将马克思恩格斯对“封建社会主义”的理论批判与实践斗争相结合,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封建社会主义”的当代价值。

黄秋硕^[2]（2020）在《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文中提出丁韪良（W.A.P.Martin）任清政府同文馆总教习和京师大学堂西总教习等职,前后从事职业教育40年,其一生汉学成就突出表现为六个方面。第一,丁韪良在近代西方人文学科方法影响下,重视对儒释道文化的释读,肯定颇多。丁韪良是美国汉学史上真正依据中国典籍并结合考察社会实际而释读儒释道文化的第一人。第二,丁韪良高度评价中华民族“壮丽的文学丰碑”;热衷向西方传递中华文化、中国观念和中国形象,促进了中国文学在美国的传播。在美国早期汉学发展史上,丁韪良称得上是中国文学研究与译介的拓荒者与奠基人。第三,丁韪良热情颂扬与推介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并以明确的近代化理念,在西方汉学史上,第一次梳理从鸦片战争到中华民国诞生之前的中国近代史。丁韪良是这个时期中国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人,因此他的相关记述,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第四,丁韪良翻译大量西学论着,侧重于近代化新兴学科与实用知识,大多是对西方科技、法律、经济等领域专着的首次翻译,其对相关理论、概念、名词及内容等方面的汉语表述,对中国近代相关新兴学科之构建,均具有创新与借鉴意义,丁韪良汉译西学论着,同样具有重要汉学意义。第五,丁韪良创办中文期刊《中西闻见录》与《新学月报》,大力传播“实学”,不仅对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对推动汉学研究往更高层次发展,也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第六,丁韪良作为汉学研究机构北京东方学会首任会长,倡导以“自由思辨精神”来研究汉学的一切领域。北京东方学会在拓展汉学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学术创新等方面,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并很大程度上脱离了西方宗教的负面影响。丁韪良也存在种种弱点与不足,这应更多地从他所处时代的历史条件和历史局限性的角度加以说明。在美国早期汉学发展史上,美国汉学的开创、奠基与初步发展,主要是由清代美国来华汉学家们完成的。丁韪良称得上是汉学发展史上一位成绩卓着的巨匠。其在中学西渐与西学东渐双向文化交流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和产生的积极影响,不仅值得充分肯定,至今仍有实际借鉴意义。

曹晋彰^[3]（2019）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研究》文中指出中国的文化产业研究已经完成了概念启蒙和边界探索,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然而,对基本问题的追索和基础理论的构建却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文化产业研究在学术合法性上仍然潜伏着深刻的危机。除了实践与操作层面的“怎么做”,文化产业研究还应更加关注历史与逻辑层面的“是什么”问题,以及价值与合法性层面的“为什么”问题。文化生产理论构成了文化产业研究的基础理论。首先,文化产业是人类文化生产的一个历史阶段和一种特殊形态,因此对于文化生产的探究更具普遍性和基础性;其次,二十世纪西方对于文化生产问题的诸多理论探索,为文化产业研究提供了基础性的学术资源。对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的系统研究,可以为中国文化产业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也可以为建立文化产业研究与其它人文社会学科之间的联系提供一个契入点,将有助于强化文化产业研究的学术合法性、推动文化产业学科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所谓“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是指,那些主要产生或流行于西欧和北美的有关文化生产问题的各种理论资源和话语形式。其外延在时间贯穿整个二十世纪、在空间上则涉及德法英美等多个理论传统,因此很难确定一条清晰的边界。即便如此仍然可以通过几个标志性事件把握其轮廓,第一是二三十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法兰克福学派的诞生,第二是五六十年代英国文化研究的兴起与“文化主义”的兴盛,第三是七八十年代以来后结构主义的兴起与“后现代”的到来。在内涵方面,“文化生产”既可以指“文化的生产”,也可以指“文化性的生产”。传统人文社会学科多将“文化”当作一个“实体”,因而所谓文化生产就指“文化的生产”;二十世纪中后期以来的文化理论则将“文化”当成一个观念,因而文化生产主要指“文化性的生产”,包含所有产生“意义”的行为和过程。严格来说,“文化的生产”是“文化性的生产”的一个特例。另外,文化生产还代表了一种与传统人文主义文化观念相对立的文化观察方式,即“从生产视角来看文化”。“文化生产”或“以生产视角看文化”,通常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传统论题和重要标志。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问题的讨论多具有“碎片”性质,并没有形成一种“文化理论”,但是他们对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研究,却开启了对于文化之“生产性”问题的严肃经济学讨论。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并未将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成熟起来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贯彻到文化问题上,但是历史唯物主义却是二十世纪西方诸多文化生产理论的共同方法源头,如何将历史唯物主义应用于文化问题仍然是一个极具张力的课题。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生产理论仍然处于探索之中。历史唯物主义的首要任务便是对文化之自主性的反驳。有必要通过对文化的观念史反思,去揭示文化自主性神话的历史性,从而为文化祛魅,为构建文化生产理论扫清障碍。然而,文化的自主性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艺术自律性”观念,艺术是现代文化概念的核心对象和重要原型,“艺术”的历史实际上构成了文化的“史前史”。主流艺术史和艺术理论仍将艺术当成一个自然之物,对艺术概念不加反思、不加批判地使用,已经成为理解艺术的最大障碍。因此,有必要先对艺术展开一番观念史反思,从而把握艺术自律性的历史形成原理及其影响。现代“艺术”概念的形成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在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取得了独立,其次在启蒙运动背景下诞生了古典美学,最后随着浪漫主义运动和唯美主义运动艺术逐渐走向神话,从而奠定了我们当前的艺术观念。当然,艺术的神话在二十世纪也不断遭到攻击和破坏,其中最重要的便是艺术实践上的先锋派和艺术理论上的分析美学。文化的观念史远比艺术更为复杂。现代文化概念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抽象的观念复合体,具有很强的批判性和自反性。现代文化概念从十九世纪中后期至二十世纪前期逐渐形成,并发展为人文社会学科领域里的一个重要理论工具。现代文化概念是在特定的时间一空间框架之中形成的,尤其与现代性和民族主义密切相关。文化还是为了应对宗教衰落而发起的各种现代神话制造运动的产物,文化是一种现代神话,体现了人类深处对于神话的需求和依赖。以卡西尔为代表的对于人类神话的哲学反思,为理解文化提供了一个极佳视角;阿多尔诺的“启蒙辩证法”、罗兰·巴特的“神话修辞术”以及麦克卢汉的“媒介环境学”等,则将这种神话思维转化为了一种文化观察方法,为破解文化神话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工具。文化概念本身即是对个人生存和社会发展之理论反思的结果。文化观念的历史,也是一部“关于文化的理论”以及“文化理论”的历史。总体来看,二十世纪的文化理论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分别为萌芽期（1900-1950）、发展期（1950-1980）和拓展期（1980-2000）。1950年前后开始的有意识的文化理论系统构建,包含三股重要的思想潮流,分别是来源于德国哲学和美学传统的批判理论、脱胎于英国文化主义文学批评传统的文化研究以及混合了中欧语言学、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符号学和法国人类学的结构主义及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是联系三股潮流的重要纽带,也是贯穿文化理论发展始终一种主线。三股潮流在1980年代之后趋于融合,共同消解于“后现代主义”的新情境之中。文化理论开始被运用于诸多人文社会学科,并引发了广泛的“文化转向”,“文化”开始逐渐占据人文社会学科领域的中心位置。在此过程中,“生产”也逐渐从文化理论的一种边缘视角,转变成为了一种具有颠覆性的理论方法取向。文化生产理论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伴随着整个文化理论的发展而逐渐凸显出来。当前对于文化生产的研究或者说以生产视角进行的文化研究,包含了四个学科传统或四条主要路径,即社会学路径、历史学路径、传播学路径以及经济学路径。像哲学—美学、文学批评—艺术理论、语言学—符号学以及历史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传播学等人文社会学科,至二十世纪都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学术传统;虽然它们都对文化问题有所讨论、也为文化理论的生长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但是文化却几乎总是处于边缘和从属地位;文化要么被纯化为代表古老神圣价值的抽象标签,要么被泛化为囊括所有“人造物”的巨大口袋,要么被简化为经济基础或政治基础之上无足轻重的附属物。直至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文化理论的拓展为传统人文社会学科提供了新视角、新方法和新工具,并引发了广泛的“文化转向”、涌现出了诸多以文化为中心的新研究。不同于各种人文主义或经济主义式的传统文化研究,新的文化研究以“生产视角”和“历史视角”来严肃地看待文化。1900年前后的大约一百年是人类文化生产急剧产业化的阶段,文化生产在技术形态、传播媒介、市场受众、产业组织以及权力关系等方面都发生了关键性变革。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化生产理论某种程度上正是对这个剧烈变革转型的回应。在二十世纪的诸多西方文化生产理论家之中,尤以瓦尔特·本雅明、雷蒙德·威廉斯、埃德加·莫兰和皮埃尔·布尔迪厄四位最为重要,他们分别代表了文化生产研究的四重视角,即技术视角、大众视角、组织视角和权力视角。其中,本雅明的切入点是生产技术,可实现高效生产的机械复制技术成为主导,这是文化生产转向文化产业最为重要的条件,构成了现代文化生产的重要基础;威廉斯的切入点是逐渐主导人们日常生活的新文化形态——大众文化,这是由文化生产方式变革所引起的重要文化变革,是现代文化生产的主要呈现形式;莫兰的切入点则是产业组织,伴随着市场框架内日益加强的专业化、资本化和组织化,生产与创造之间的矛盾愈加突出,生产创造的辩证法成为现代文化生产的核心矛盾;布尔迪厄关注的是人类文化—象征实践背后的权力关系,通过文化生产场模型的构建以及对象征炼金术的揭露,布尔迪厄致力于构建一种关于文化生产的政治经济学。通过对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的方法源头、观念前提、理论语境以及文化生产研究的四种路径和四重视角的系统梳理,可以得出:第一,历史唯物主义是文化生产理论的重要方法基础,也应是人们观察文化的基本视角;第二,文化生产理论的核心原理,在于文化生产与文化神话的矛盾关系;第三,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视角,可以对文化之历史进行重述,并为西方文化生产的历史演进制定一个基本分析框架;第四,现代文化产业既是文化生产的一种特殊组织形态,也是一种高效的神话制造机制;最后,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可为当前的文化产业研究打开更加广阔的空间。

范小娟^[4]（2019）在《哈罗德·布鲁姆文学批评理论在中国的接受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西方文论界,美国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具有重要地位,其理论在中国“旅行”的30年间,国内的译介呈现了由隐到显的动态过程。从最初被“遮蔽”到经典地位的确立,多个维度的考评都映证了其在中国产生的巨大影响。同时,国内对布鲁姆的身份归属问题存在多重阐释。本文并不试图将其划入某一特定学派,而主张将其理论界定为修正主义批评理论。本文从布鲁姆理论在中国文论界影响最大的三个观点,即他的大文学观、误读理论和经典观入手,考察布鲁姆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布鲁姆文学观是一种大文学观,其在国内遭遇困境,但仍有少数学者予以关注;作为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石,误读理论在国内得到广泛接受与认同,产生了变异的诸种形式,形成“中国化”的误读理论;以审美和精英主义为立场的经典观在国内形成了顺向阐释与逆向思考的双向并行,实现了中国文论的扩充,并对外国文学研究产生了延伸性影响。以上理论在中国的不同境遇源于深层次的文化动因。一方面,这是接受者根据中国本土语境的需要进行选择的结果。完全不同的文化宗教环境使学界回避或排斥布鲁姆以宗教、理论、文学的同质互渗为基础的大文学观,而误读理论与80年代后文学“主体性”思潮的契合、经典观背后的英美文化研究与中国当代文化研究的相通则是促成两者经久不衰的深层动因。另外,接受主体的“前理解”与“期待视野”也主导着接受的程度。误读理论、经典观与国内学者“前理解”中传统文论与批评的积淀之间存在着内在的沟通,理论的相通或趋同促成了视域的融合。而大文学观的跨学科性与其中渗透的宗教背景远远超越了学界的“期待视野”,大文学观的“受阻”势所必然。统观布鲁姆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可以检视整个西方文论接受中的“得”与“失”。从根本上说,对布鲁姆的接受是以建设中国文论为宗旨的,这与中国现当代文论的发展阶段和诉求相关。在这一语境下,国内接受布鲁姆的全过程都显现了本土意识的在场:接受中的多元化阐释是对文本“召唤结构”的填补,也是对布鲁姆“本土化”的建构,体现了接受者与文本积极的交互作用。因此,现有的大部分接受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布鲁姆在中国的接受仍然存在着某种错位。表现为研究趋于定型化简单化、普遍主义倾向、现实针对性的缺乏等。针对诸种错位,应当通过强化批判意识、西方文论的“还原与语境化”等现实策略实现理论的修正与重构,引导接受者以理性平等的姿态、以对话沟通为目的进行接受和研究,形成良性并有益于中国文论的接受活动。

刘赛雄^[5]（2018）在《H.G.威尔斯社会小说的失范主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赫伯特·乔治·威尔斯是英国爱德华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不仅产量高,而且内容涵盖广,涉及科学、文学、政治、历史、生物、社会学等诸多领域。其中,威尔斯依靠亦幻亦实的科学幻想作品,让他获得“科幻界的莎士比亚”的美誉,凭借对社会现实予以讽刺表达的社会小说,让他赢得“狄更斯继承人”的美称,加上晚期对世界范围内的前瞻性创作,更是被郭沫若评为“百科全书式的天才”。威尔斯的社会小说继承了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优秀传统,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从1900年前后起创作了一系列社会讽刺小说,描绘了英国转型期的社会状况,记述了许多小人物既令人心酸又令人发笑的坎坷历程。本文以社会学理论中的“失范”为切入口,采用文本细读的研究方法,从生态失范、经济失范、教育失范和道德失范等四个方面入手,深入探讨威尔斯《爱情与路维宪先生》、《吉普斯》、《托诺-邦盖》和《波里先生传》等四部社会小说,展示了作家对工业文明转型时期英国社会失范状况的书写,并从时代影响、家庭背景和个人经历三个方面分析失范主题的书写缘由,进一步考察作家对良序社会的探索途径。威尔斯出身于“经济困顿”的中下层资产阶级家庭,在机缘巧合和自身努力下接受了一段有限的初等教育。十四岁的时候,迫于生活的压力离开学校,走上了药店学徒和布店学徒的谋生之路。十八岁的时候,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进入梦寐以求的大学,开始学习科学知识。毕业留校任教后,开始尝试写作,从此走上了专职作家的道路。这一艰难的成长历程不仅锤炼了他的品格,磨砺了他的意志,还为他今后各类作品,尤其是社会小说的创作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原始素材。在威尔斯笔下,几乎所有社会小说的主人公都是“缺少教育机会的受害者”,反映了当时社会背景下中下层资产阶级的生存状况。作为在工业革命中发展起来的世界强国,英国从君主立宪制确立的时候开始,不断推行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充分发展了国内的自由资本主义,但同时也加剧了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和社会的贫困问题,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都发生了重大变革。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威尔斯继承现实主义小说的优良传统,深刻地思考着英国转型时期社会失范的问题,具有令人深思的哲理性和批判性。威尔斯的四部社会小说对转型社会中失范主题的书写,主要体现在生态、经济、教育和道德等四个方面。在生态方面,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英国正处于工业文明迅猛发展的时期,自然环境的状态、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均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威尔斯从失谐的乡村、失衡的城镇和失序的都市等三方面描绘了生态失范的景象。在经济方面,工业文明给英国带来了繁荣昌盛,也带来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大变革。在此社会背景下,经济关系开始变得复杂和功利化,威尔斯从欺诈式的生产、悖论性的流通和炫富性的消费等三个方面揭露了经济失范的状况。在教育方面,1870年英国《初等教育法》颁布后,政府开始广设公立学校,逐步普及初等义务教育,然而在威尔斯的笔下折射出不成熟的自我教育、氛围缺失的家庭教育和职能缺位的国民教育等失范状况。在道德方面,受重商主义、功利主义盛行的社会环境影响,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出现滑坡,情感关系出现异化。威尔斯通过小说人物冷漠的亲情、功利的爱情和虚伪的友情等三个方面,展示当时社会背景下道德失范的现状。可以说,威尔斯社会小说对社会失范问题的书写,既反映了英国转型时期的社会状况,又预示着英国旧的社会结构面临着解体的风险。威尔斯社会小说创作于爱德华时代,这在英国历史上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社会转型时期。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整个社会的规范体系和价值体系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社会结构呈现失范的状态。如何实现良序社会的转型发展,这是威尔斯毕生不断探索和努力追求的问题。威尔斯个人成长经历、小说人物思想无不体现了其探索良序社会的愿望和过程,具体表现在对科学教育的反思、费边社会主义的探索及道德认同与社会规范整合愿景等三个方面。在科学教育的反思上,威尔斯是努力走出宗教束缚的“离经叛道者”,成为一名接受科学教育的底层“幸运儿”,并最终成为反思科学进步的“科幻小说家”。在费边社会主义的探索上,威尔斯曾加入费边社,作家从路维宪的幻想、马斯特曼的挣扎到尤尔特的妥协等情节,向读者展示出当时费边社会主义者只希望在政治上妥协,没有在经济、社会变革、未来筹划等方面显示出自己的决心与努力,呈现出一种政治上的空想,他的政治构序之路也只能就此作罢。在道德认同与社会规范整合愿景上,威尔斯通过路维宪的抉择、吉普斯的回归、乔治的省悟及波里的救赎等小说人物的不同结局,最终转向了对道德规范的探寻之路,从而实现自我的认识,最终回归德性的精神发展。在这一系列的社会小说中,威尔斯以充满调侃的口吻介绍了英国世纪之交的社会失范状况,也婉转地表达了他自己历经时代裂变后的忧思隐衷。他创造性继承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揭露出时代的黑暗面,批判社会各领域中的失范现实,与同时代作家一道书写那个时代的“焦虑”。威尔斯并不追求“詹姆斯式”的语言表达上的精致美感,而是忠实于社会现实,“指出个体遭遇的变幻莫测与随机性”,传达出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写实旨趣。他的最大贡献并非为社会失范的英国开出救世良方,而是为“爱德华盛世”号准了脉搏。威尔斯煞费苦心所精心构筑的失范结构,对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和中国转型时代的文化建设而言,具有重要的文学意义和现实意义。

高杨^[6]（2018）在《小说与文化：雷蒙·威廉斯的小说批评研究》文中认为雷蒙·威廉斯是20世纪英国着名的文化理论家、文学批评家,也是英国文化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的学术生涯以文学为肇始,此后的研究虽然转向文化领域,但他始终念念不忘文学对他的学术启蒙。而在文学中他尤其对小说情有独钟,他认为小说似乎是调整现实冲突的唯一合适的形式。小说对威廉斯来说既是创作的对象,也是批评的对象。虽然威廉斯本人的小说成就微乎其微,但他对英国小说的发展始终抱有浓厚的兴趣。他在剑桥开设过英国小说的相关课程,并把课程讲义集结成《英国小说:从狄更斯到劳伦斯》出版,该书也是他小说批评理论的集大成之作。他还主持过小说系列研讨会。《文化与社会》、《漫长的革命》、《乡村与城市》、《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中都不乏威廉斯小说批评的洞见。1971年又出版了专门论述乔治·奥威尔的论着《奥威尔》。威廉斯的小说研究成果如此丰厚,小说创作激情也从未减退,如此看来,如果威廉斯研究领域缺少专门的小说批评研究,那无疑是相当遗憾的。因此,本文以威廉斯的小说批评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英国小说:从狄更斯到劳伦斯》、《乡村与城市》、《奥威尔》等重要小说论着的细读来深入分析威廉斯文化思想观照下的小说批评。威廉斯的小说研究始终是在其文化理论的框架下进行的,换句话说,威廉斯的小说观与文化观是深度契合的。他把文化视为整体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强调小说应该创造和判断一种整体生活方式的性质。他致力于建构一种所有人参与创造并共享的共同文化,这是建立共同体的前提,同时也强调小说需要一个真正的共同体,构成这种共同体的个人不是只通过一种关系,而是通过许多种互相勾连的关系连在一起,这一观点也与他“个人与社会相统一”的文化观互生互映。他重视感觉结构在文化分析中的重要作用,并认为小说必须处理好一个社会的感觉结构,由此才能呈现出真实可感的共同生活。他呼吁文化应该介入现实,在全面认识现实的基础上为解决社会弊病献力献策,同时他也认为小说比其他文本在全面真实地反映现实上更有可为。一言以蔽之,威廉斯对小说的认知可以用“新现实主义”来概括,即小说是对于现实的某种确定感知和对于相互关系的某种确定认识。它的重点并不像传统现实主义那样强调某种与先在现实的第二顺序关联或者某种确定的构成模式,而是一种兼收并蓄的理论。威廉斯主张融合传统现实主义和个人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精华,主张个人与社会的统一,要求小说在整体上把握住现实社会和各种犬牙交错的关系的本质,这样才能在改造社会与建构社会的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从而促进社会整体的进步。威廉斯通过详论狄更斯、乔治·艾略特和哈代来展开他对19世纪英国小说的研究。威廉斯认为狄更斯的伟大在于创造了一种新型小说,这种小说揭示了一种新的社会现实,即城市大众文化的经验以及对这种决定性经验的回应。狄更斯用戏剧化的手法展现了他那个时代的城市生活,并有意识地创造复杂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便是他小说的独特之处。威廉斯把乔治·艾略特的天才归结为:她把个人的需求与欲望和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艾略特笔下的往昔乡村不仅有田园般的舒适与宁静,也有被我们忽略了的乡村混乱。社会和经济关系的变化不容置疑地挺进英国乡村,它对乡村的整体生活方式和个人行为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种把个人和社会结合起来的做法颇为威廉斯赏识。而哈代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在情感上,他把乡村英国的旧式传统作为亲身经历过的故乡和故乡情结来看待;在理智上,他又能以智识的眼光在变化的时代下对旧式传统加以审视和探究。哈代不仅展现了人们在乡村社会转型中的痛苦,更有意识地把个人经历放在整个社会的发展中进行考察,这与威廉斯本人的小说观是深度契合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于英国小说来说是一个转折点,英国小说在此节点上分裂成两条道路,即个人小说和社会小说。分裂的主要原因即是外部现实和各种关系都发生了本质变化。面对此种情势,威廉斯认为小说家更应该在积极的、连续不断的经验的压力和结构之下,利用各种有效的表现形式去建构生活,创造小说的结构形式。威廉斯正是以此为标准来考察20世纪英国小说的。威廉斯认为,康拉德的海洋丛林小说道出了人性、道德、忠诚、传统在逐渐物化的时代下的重要性,但作品中的共同体却只是一个抽象和字面意义上的特殊共同体,与真实完整的社会系统相去甚远。威廉斯笔下的劳伦斯以两种身份呈现出来,作为社会批评家的劳伦斯最重要的贡献便是他建构共同体的观念,这远比毁誉参半的性本能观念更具价值,也更贴合威廉斯本人的共同文化与共同体建构的观念。而作为小说家的劳伦斯,其成就与局限亦取决于小说是否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可知共同体,共同体中的各种关系是否表现得丰富而清晰。威廉斯对奥威尔的态度经历了从同情到敌视的转变,主要原因在于奥威尔对人类社会复杂整体性的认知过于简单,并由此反映到小说中导致“整体”和“关系”的不在场。另外,奥威尔的政治立场,尤其是对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的偏见也令威廉斯不快。对任何一位思想人物的周全评价都离不开对其思想渊源及思想遗泽的考察。因此,本文亦论述了威廉斯与利维斯、威廉斯与伊格尔顿的学术传承关系,并比较三人在小说批评方面的异同。以利维斯为代表的剑桥学派传统与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是威廉斯学术研究的两个挥之不去的思想资源。于小说批评而言,利维斯从扞卫精英文化的立场出发,尤其强调小说家深入观察生活的能力和小说中体现出来的深刻的道德关怀,以此来提升公众的辨识能力,从而守护并延续英国文化的传统。威廉斯则始终高举民主文化的大旗,强调小说中建构可知共同体的重要性,从而为建立现实世界的已知共同体寻找可行的途径。伊格尔顿是威廉斯的门下高徒,他的小说观同样具有现实主义倾向,但他又明显对现实主义有些不耐烦。说到底,他认为小说的目的应该是改变生活而不是模仿生活,这也是他不接受利维斯和威廉斯所认同的那个人道主义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根本原因。与威廉斯不同的是,伊格尔顿始终对小说的技巧与形式问题重视有加。并且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伊格尔顿在小说批评的过程中除了关注书页上的文字展现出来的现实生活之外,还注意关注构建出这些文字的历史力量,并时时不忘文字背后隐含的政治权力关系。

李军锋^[7]（2018）在《想象西方：近代文学中的域外城市镜像研究》文中指出近代文学中的西方城市形象是中西文明碰撞和交流语境下晚清精英知识分子的认知和想象,是中西关系的晴雨表。作为一种对“他者”的想象,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西方社会现实的客观描绘。但这种描绘并不是本土文明对异域城市准确无误的真实反映,这中间有着诸多的情感因素和想象过程。在这种复杂的认知想象过程中,不管是对其肤浅化或丑化认知,还是理想化想象,或者理性客观的体认,都反映了近代社会知识精英在对西方社会“集体想象”中寄寓对西方城市的认知或理解,对自身文明的评价和对中西关系的态度。因此,近代文学中的西方城市本身就是一面镜子,既可以让我们看到中华文明是如何利用“本土”的文化资源去建构“异域城市”的,也可以看到其中误读的成分;既可以看到不断变迁的异域文明形象在中西文化史上是如何被利用的,也可以看到其中的理性与非理想因素。在晚清知识精英笔下,西方城市不仅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他者”,也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效仿对象和榜样力量。每一位晚清知识分子在面对着一个个发达的域外城市之时,个人体验意识与民族家国情感必然会交织在一起,这就使得异域城市呈现出复杂的文化意蕴。在近代文学有关域外书写的不同文体中,诸多晚清使官和知识分子对他们建构的异域城市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首先是城市景观的表象,即异域城市中的建筑风貌、街道布局,行人容貌等成为作家们描述的对象;其次是发达的科技文明、文化教育、名胜古迹、公共文化空间以及反映城市文明特质的伦理道德、民俗风情、异域行人的衣食住行等;最后是反映城市或社会政治制度的表征,如海关、议会、政党以及华人状况的描绘。当然每种文体在书写域外城市过程中其侧重点是不同的,如近代诗歌更多展现的是域外风土人情的人文景观;近代游记注重描绘的是西方发达的科技文明、文化教育以及政治制度;近代小说侧重呈现的是在西方城市文明前国人的心理感受与行为举止。因此,本论文以1840年作为开端,至1917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作为结束的时间节点,通过对近代文学中诗歌、游记、小说的具体研读,揭示出不同作家在其作品中对西方城市的认知差异,探讨他们在面对不同西方城市景象时所表现出的不同态度和情感倾向,以及背后所折射出的深层文化意蕴。总之,近代文学中的西方城市展现出本土化、奇异化、妖魔化以及理想化的复杂特征,折射了晚清知识分子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西方城市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中既是欧洲列强侵略中国的载体,也是近代晚清学习的榜样。同时,近代文学中反映异域城市的游记、诗歌、小说等文体,因其内容上的异域情调、叙事策略的本土化、语言上的简练易懂等特点,在民间传播更为广泛,其影响也较为深远。这些不同文体所建构的“异托邦”城市体现了晚清知识分子对西方城市的多元化认知和想象,也体现了在民族危机严重情况下中国知识分子集体无意识的家国情怀,对于建构自己理想的独立民族国家有着重要借鉴意义。

蔡乾^[8]（2017）在《思想史语境中的17、18世纪英国汉学研究》文中指出本文结合思想史研究的路径、文献学的考证和分析、比较文学形象学和文化研究的视角与方法,对17、18世纪英国汉学研究成果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依靠史料方面的深入发掘,并结合地理、贸易、宗教、文化等方面的相关研究以及同时段欧洲大陆各国汉学成果进行补益和参照,在一个较为宏大的视野中探讨以往被学术界所低估的专业汉学阶段之前的英国汉学所取得的成果。更试图在钱锺书、范存忠、陈受颐等前辈学人研究的基础之上有所补充、修正和推进,来探究英国汉学产生时期的历史语境。在具体人物的思想观念中理解和分析具体的汉学文本或问题,从产生汉学着作的动态社会历史和知识文化背景中把握汉学家思想观念的转折和变化,尽力展示英国汉学学科体系奠基、并协助英国文化从古典走向现代的过程。从而把握本时段英国汉学的知识体系和思想脉络,并更客观和充分地认识其意义和价值。本文的主体部分共分为五章。绪论部分总结学术成果、理清本文研究思路。第一章首先回顾和分析了“中国”（China）一词的确立过程,即“契丹和中国是否为同一个国家”这一英国汉学研究起点问题形成的历史语境、讨论与验证过程以及产生的影响,为后文的研究勾勒了历史的背景。第二章的视线转向“中国风尚”时期英国人对瓷器、茶叶和园林艺术这些同生活密切相关的器物和实体的研究,探索它们蕴含的中国文化因素对英国社会习俗进步的促进。第三章对英国汉学中的汉语研究进行梳理,重点探讨“普遍语言”观念影响下的汉语研究与18世纪欧洲语言观转变后汉语落后观念的形成。第四章讨论英国学者对中国文学的译介和评论,并对译介水平与特点、文学评论“以中证西”的论证模式和比较视野的初步形成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第五章中集中研究英国学者对中国宗教和社会的相关研究,内容涉及宗教、伦理道德、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讨论。本文注重将“中国风尚”、“普遍语言”观念、“中国年代学争论”、“礼仪之争”、“英国自然神论”、“古今之争”、“爱尔兰启蒙运动”等思潮和事件结合进论述之中,以探索同英国汉学发展密切相关的思想和历史动态所起到的不可忽视的作用。纵观本时段的英国汉学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其走过了一条由名到实,从语言基础到文学、艺术审美批评,再到深涉文明核心的伦理道德、宗教、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讨论的道路。进而可以总结出本时段英国汉学研究的特点:其研究既同欧洲大陆汉学有着紧密的联系,又存在着独立的学术思考和立场诉求,并在强烈实用主义精神的影响下,促进了英国现代观念的形成。

王维玉^[9]（2017）在《中西美学视域中的中国经验与英雄形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新世纪以来,随着大国崛起及民族主体意识的复兴,从中国经验或实践出发来建构中国话语似乎在诸多学者那里都达成共识。就文艺学、美学学科而言,中国经验作为起点同样是一条值得深化与细致考量的路径。那么,中国经验、经验及审美如何链接?实际上,作为范式转换意义上的中西方美学发展趋势已有症候。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艺术经验（经由形式）、美感（经由无功利特性之彰显）的形而上提升,直至被纳入哲学体系,因审美与现实的渐趋脱离,现代以来受到西方政治美学,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及神话、宗教美学等经验及其形态回归视角的多重批判。而中国美学从王国维开始,就对西方美学的先验理性表示怀疑,而宗白华对传统审美经验与西方异质性的强调,朱光潜对审美经验之孤立绝缘缺陷的持续修补都令人印象深刻。李泽厚以积淀范畴将康德的先验经验化,其间既有实践理论,也有传统的践行观念,及至结合杜威的“经验”建立“情本体”论,更是彰显出富有民族特色的审美经验形态。上世纪90年代以来,审美意识及巫性美学、政治美学及生活美学的兴起,尤其是王斑、骆冬青等学者将审美契入中国革命年代中现实经验,探讨情感是如何得以塑造,形象何以崇高,从精神到肉体的诸多路径,让人有很深刻的现实感、情境感与中国经验感,更是为我们的审美经验及其形态研究拓展了思路。基于上述范式转型背景,回到古希腊,“经验”本义是指一种“尝试行为”,并富含“冒险”意味。而“美”可以指一切愉悦、吸引人以及令人赞赏的事物,及“用于对说话、行为和生活等的包含肯定意义的评价”,这里的美与善是可以互相通用的。所以审美经验是指那种冒险性、尝试性且具有肯定性评价的行为及其多种形态。实践与经验在此意义基本一致。沿此界定,我们会发现中国近代以来的中国经验其实就是一种冒险、尝试行为,亦即一种具有创业性质的英雄行为,并呈现多种形态。因而上世纪初梁启超的过渡时代论很值得思考。在梁氏看来,过渡时代的混杂现实亟需或渴望英雄出现,以其勇武与智慧,走出此过渡时代,并为国民别择出“最良合宜之归属地”。以近代以来中国过渡时代发展历程观之,此过渡时代经由政治、经济、文化,至今似乎仍没有完成。在此过程中,英雄经验及其形态乃过渡时代中国经验的集中体现,中国美学的经验重构,我们可由英雄经验及其表现形态考察入手,从经验的理论重构与个案展开两个方面来看:首先就理论重构而言,既然审美经验是一种具有肯定性评价的、冒险的、尝试行为,而此肯定性评价,又包含美与善的双重含义,那么可基于经验及其形态的如何审美展开及正向价值的终极指向两个维度进行考察,故审美经验重构就包括三个问题:经验的内涵界定,形态展开及终极指向。首先,审美经验是一种具有肯定性评价的尝试行为,近代以来中国过渡时代特质及英雄实践的现实,提供了中国美学建构中经验维度重构的前提。就经验的审美展开而言,检视英雄观念变迁,我们会发现近代以来中国英雄观念承续了中西传统影响下的三种英雄形态:神性英雄、才性英雄与凡性英雄,此三类英雄形态既有历时性递变意味,也是一种互渗性的空间化并存。神性英雄主要在革命年代以“人的神化”为核心观念所导致的革命宣传力量,应该说对革命年代的人心激发、氛围营造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到建国后大跃进尤其是文革时期领袖崇拜,却走向了极端,给社会带来极大混乱,对国人造成极大伤害。凡性英雄体现在普通民众的生存情感依托方面,传统人伦世情的坚守在百姓日常生活中仍然起着极大的作用。才性英雄则主要在知识分子和文化思考者那里体现得明显,如何在现实经验基础上,经由实践而达自由之境,值得反思。就价值指向而言,鬼神和宗教信仰的情感与想象寄托,人伦世情的家园感依偎,践行中渐达的自由,乃是当下人们生存的三种价值指向。其次就个案展开而言,新门神画在人的神化观念及现代西方写实性绘画技法等因素影响下,出现了以工农兵人物形象为主角的新门神画,其间彰显出神道设教及其情感激发、信仰催生的审美因素,对革命胜利有促进作用,建国后到达非理性的极端,对国家、社会造成巨大灾难;新时期以来商人与金刚为主角的门神画,则反映了拜物教的新样态,显示出从神道设教、商品拜物教到虚构形象之际对准宗教式自由的渴望。凡性英雄在贾樟柯电影中有所表现:改革初期物质匮乏但坚守道德的底层民众,改革深入时期面对体制应对出现的将传统情义与物质利益获取有效结合的时代新人,再到近年来面对社会不公等具有传统侠义传统及家园伦理观念的人物形象,显示出凡性英雄的多重面相。“千年英雄”苏东坡事件源于世纪之交法国《世界报》的选评,基于不同立场,《世界报》的文人英雄、林语堂《苏东坡传》的快乐天才及我们才性英雄的不同定位,展示出近代以来全球化语境下对英雄苏轼的不同理解,然而也许才性英雄的解读,才是基于近代以来英雄现实与传统互动的合宜阐发。总之,论文考察了近代以来中国英雄及其经验的审美演绎,对经验之冒险、尝试行为的强调,及其间审美展开及价值指向之多重形态的观照,力求做出较有新意的阐发,对中国美学经验维度进行了贴合现实的重构,旨在以中国经验尤其是英雄经验及其形态为研究视角,为中国美学的话语建构提供参照。

丁大刚^[10]（2017）在《理雅各中国典籍翻译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理雅各中国典籍翻译研究》以巴赫金和福柯的话语概念为理论基础,建立了一个译者话语系统,把理雅各的话语分为一般话语、翻译话语和翻译即话语,以“忠实”、“对等”、“释译”和“重译”等翻译话语为主线,贯穿考察理雅各的翻译,目的是揭示理雅各如何以话语为策略,从事翻译的话语实践。具体而言就是,理雅各在其翻译中施加了哪些意识形态,以及他的一般话语、翻译话语和翻译即话语三者如何“共谋”,促进中西文化的互释与会通,进而阐释理雅各在这一翻译过程中对待中国文化传统的态度变化及其自身思想的转变。文章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依据理雅各的一般话语考察其翻译人生。在19世纪英国在华传教史、英国汉学史和翻译史的观照下,主要从“人”和“书”两个方面建构影响理雅各典籍翻译的社会文化网络。第二,综合考察理雅各的翻译和翻译话语。基本上以时间为线索,把理雅各的翻译分为中文译述、《中国经典》、《中国圣书》和纯文学翻译。他的中文译述主要是为传教服务,但同时也体现了与中国文化的互动,反映了理雅各的“适应主义”传教策略和“比较护教论”。《中国经典》至今仍可视作中国典籍翻译的标杆,从其翻译过程、翻译特点和影响可资佐证,但也存在一些诸如经书的排序和版本的问题,其中渗透着理雅各的主体意识。《中国圣书》的翻译使中国古代经典在比较宗教的视域下得以神圣化,也使儒教和道教的观念借着“圣书”的名誉在西方得以传播。翻译纯文学作品是理雅各与中国古代经书的一种互文式阅读体验,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晚年生活的心境和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变化。在此综合考察的基础上,总结理雅各的翻译思想。第三,在梳理忠实、对等、确当翻译、释译等译论的基础上,把理雅各的翻译话语放在整个翻译史的框架内,视其翻译论述为一种话语策略,并以他对“性善”、“上帝”、“道”等概念的翻译为例,探讨他在翻译中施加了哪些意识形态。理雅各以“人性趋向善”来译注孟子的“性善”,一方面表现出调和儒耶人性论的意图,另一方面表现出他借助孟子的性善论阐发自己非国教信仰的宗教立场和后千禧年主义的神学思想与世界观。这一翻译实践反映了其“忠实”翻译话语背后的不忠、不信。“God”与“上帝”看似对等的翻译,实则是一种话语实践,是理雅各人为建构的结果。借助这一建构,理雅各不仅在学术的领域解决了译名之争,也在客观上促使儒教在西方得以发明。理雅各翻译儒家之“道”的多样化选词和翻译道家之“道”采取音译转写的方式,一方面想表达儒家之“道”丰富的道德、政治和形而上的内涵,另一方面意欲传递道家之“道”语义的模糊性和思想的神秘性。这一翻译实践是对其所理解和论述的确当翻译的违背,恰恰是一种释译。第四,在“重译”话语的观照下,重点论述理雅各对《论语》的修订和《中庸》的重译,尤其是修订《论语》译本时对孔子的重新认识和评价,重译《中庸》时对“中庸”和“诚”两个概念的重新解读和翻译,其中反映出理雅各思想的转变。其根本原因在于理雅各浸润中国文化已久以及与中国人交往而在一定程度上受其同化和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以上论述说明理雅各的中国典籍翻译并非简单的文字转换,而是意味着意义的再生产和文化的再现。在21世纪的今天重新阅读理雅各的翻译,我们要看到它的思想史价值,以及对中西文化交流的意义,从而寻找中国思想进入西方的更有效途径。

二、托马斯·卡莱尔与中国文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托马斯·卡莱尔与中国文化（论文提纲范文）

（1）马克思恩格斯对“封建社会主义”的批判及其当代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2）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3）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哈罗德·布鲁姆文学批评理论在中国的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H.G.威尔斯社会小说的失范主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小说与文化：雷蒙·威廉斯的小说批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想象西方：近代文学中的域外城市镜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思想史语境中的17、18世纪英国汉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中西美学视域中的中国经验与英雄形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理雅各中国典籍翻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托马斯·卡莱尔与中国文化（论文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对“封建社会主义”的批判及其当代意义[D]. 吴兴娟. 贵州师范大学, 2021(09)
• [2]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D]. 黄秋硕.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3]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研究[D]. 曹晋彰. 山东大学, 2019(02)
• [4]哈罗德·布鲁姆文学批评理论在中国的接受研究[D]. 范小娟. 浙江大学, 2019(07)
• [5]H.G.威尔斯社会小说的失范主题研究[D]. 刘赛雄. 湘潭大学, 2018(12)
• [6]小说与文化：雷蒙·威廉斯的小说批评研究[D]. 高杨. 吉林大学, 2018(04)
• [7]想象西方：近代文学中的域外城市镜像研究[D]. 李军锋.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8)
• [8]思想史语境中的17、18世纪英国汉学研究[D]. 蔡乾. 福建师范大学, 2017(08)
• [9]中西美学视域中的中国经验与英雄形态研究[D]. 王维玉. 上海师范大学, 2017(05)
• [10]理雅各中国典籍翻译研究[D]. 丁大刚. 上海师范大学, 20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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