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WTO后企业文化的诚信建设

一、加入WTO后企业文化中的诚信建设（论文文献综述）

杜娟^[1]（2021）在《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并购的迅速发展以及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也逐步由绿地投资向外资并购为主转变。在外资并购中,无论是对于我国企业还是外资企业,驰名商标均体现出巨大的价值及多元的功能,存在加强乃是特别的保护需求。我国企业引进外资的目的与外资进入我国市场的目的往往是不同的。我国企业希望通过引进外资带来先进的技术或是经营管理经验;外国投资者则是希望并购能够进一步帮助其拓展中国市场和销售渠道,或利用中国市场的成本优势拓展产能、延展产品生产线。如何在双方的合作中实现互利共赢至关重要。首先,我国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的表现是动态的。在早期的外资并购中,由于国内企业对驰名商标潜在价值认识不足,涉及的驰名商标价值未得到公正评估、驰名商标被外方无偿使用、驰名商标受到外方排挤退出市场,以及驰名商标归属权丧失,成为了外资并购中我国企业驰名商标流失的主要情形。在经历了早期驰名商标流失的阵痛之后,我国企业已经意识到保护自身驰名商标的重要性,但是这种保护更主要集中于企业进行外资并购的准备阶段。在外资并购协议的签订阶段,如何科学设置我方驰名商标保护的有关条款至关重要。此外,在科学有效的并购协议签订之后,一旦外资企业不执行并购协议,合资企业经营运转不佳,最后致使我国驰名商标流失,是近年来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的新生情形。其次,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的背后,存在多方面的原因。第一,从宏观政策层面来说,我国利用外资产业结构政策对指导我国引进与利用外资、规范与管理外资的产业方向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导致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外商投资在我国享有“超国民待遇”的情况持续了较长一段时间。第二,无论是我国国内的反垄断法还是有关规制外商投资的立法,均有不足之处。就反垄断法而言,一方面,我国关于外资并购中涉及驰名商标反垄断审查的标准仍待完善;另一方面,在实践中,商务部在否决可口可乐收购汇源一案的理由之中,亦未提及避免我国驰名商标流失这一因素。就外资立法而言,《外商投资法》第二十二条明确了我国对于外国投资者和外商投资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第三十三条涉及在外资并购中的经营者集中问题,第三十五条正式引入了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但是均是概括性的规定,缺乏系统性、可操作性的跟进规则,距离保证制度的有效运作和实施仍存在改进空间。第三,就我国目前缔结的双边投资条约而言,存在着知识产权利益衡平关照不足的现象,尤其体现在对于侵害我国企业知识产权利益的规制不足。第四,从企业层面来说,在商定并购协议条款的过程中,我国企业缺乏确立专门的驰名商标保护条款或是附件的意识。同时,我国企业存在未能通过尽职调查识别恶意收购,以及忽视对于己方驰名商标价值评估的情况。而跨国公司则往往通过低估中方商标价值,冷藏、淘汰或是淡化中方企业拥有的驰名商标,以及限制开发和独享的方式,削弱我国企业驰名商标的市场竞争力,致使这些驰名商标在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中“被市场规则淘汰”。如果一份并购协议的条款可能致使我国企业驰名商标流失,那么至少从知识产权资源保护的视角来看,企业双方的利益未能达到平衡,即外国投资者与我国企业的利益处于失衡状态。再次,鉴于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表现与成因的复杂性,在解决该问题时需遵循以下导向。外资并购中的驰名商标保护自然有其重要性,在外资并购发展中驰名商标不断流失的情形下,更有着紧迫性。然而,这种保护也需有适度性。外资并购从本质上来说是企业之间进行交易的行为,企业自身的事务应当由企业自身决定。但是,涉及驰名商标的外资并购,不仅关乎我国企业自身利益,还会影响国家产业安全利益,甚至是消费者的利益。外资并购中的驰名商标流失,将会致使相关主体的利益受到影响,从而产生利益失衡的情形。因此,为了实现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相关主体的利益平衡,我国企业在进行外资并购时,应当充分调查外国投资者的并购动机,找寻相对公平正义内涵。一方面,利益与公平、正义价值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外资并购过程中,对于驰名商标如果能够进行科学合理的价值评估,将会有助于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保护的“相对公平”。另一方面,在涉及驰名商标的外资并购中,无论是我国的国内法,还是我国与他国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都应努力实现知识产权保护中的利益平衡。最后,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解决我国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问题的建议。第一,尽管我国《反垄断法》中的企业合并控制规则已经有所改进,但在外资企业合并控制方面仍有改进空间。巴西经济保护和管理委员会在高露洁棕榄收购巴西科里诺斯一案中的审查决定,以及南非竞争法庭在雀巢收购辉瑞一案中的相关裁决,均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第二,明确外资并购中涉及驰名商标反垄断审查的标准。例如,反垄断审查应当明确,外资企业完成外资并购,是否会在获得我国驰名商标的情况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带来负面效应。第三,建立一个从产业政策制定部门和宏观经济部门负责维护、再到多部法律和产业政策法规共同作用的法律法规体系,发挥法律的整体合力。第四,从外资立法层面而言,我国目前的外资立法仍有细化完善的空间。一方面,外资立法应当引导规范外商投资方向,建立健全市场竞争机制。另一方面,外资立法宜引导规范外资并购行为,明确外资并购安全审查标准。第五,区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合作战略上宜有所区别。完善我国已经签署或是正在谈判的双边投资条约,加强对于侵害我国企业知识产权利益行为的规制。第六,我国企业应当科学设置外资并购协议中的驰名商标保护条款,完善外资并购协议中关于驰名商标利用和保护的规定;通过尽职调查避开外国投资者恶意收购,正确分析外国投资者选择我国企业作为并购目标的真实目的,理性评价外国投资者;通过价值评估明确自身驰名商标价值,综合采用多种不同的评估方法,以求最终确定的评估价值能最大限度地接近被评估的驰名商标的真实投资价值。

夏元宵^[2]（2020）在《“一带一路”战略下我国民营企业国际化发展模式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民营经济已经撑起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更是深化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实现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现代化,完成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的影响下和国际贸易格局深刻的调整下,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以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石,以深度整合国际市场、促进国际经济要素自由高效流动、推动全球资源高效配置为目的,联动亚欧非沿线国家经济政策融合,共同打造政治、经济、文化的利益共同体。我国民营企业从改革开放之初的零起步到如今占比GDP60%的重大突破,经历了四十多年的艰辛成长。在中国经济进入新时代,民营企业家更应深刻认识到在新的国际和国内经济背景下,我国民营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推动全面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等诸多历史性机遇和挑战。全球经济衰退、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政府对民营企业国际化发展的支持不足、民营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有限等都是阻碍民营企业国际化主要因素。本文通过分析我国有代表性民营企业如:华为集团、传化集团、华立集团、雅戈尔集团等国际化发展模式,来探索“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发展模式和趋势研究。从机遇与挑战并存视角,提出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模式实现的路径,一是国际化模式规避部分全球性常规问题,二是传统型国际化模式高效地推进我国对外政策落实,三是时代型模式能跳跃性地提高民营企业的竞争力。

戴洪涛^[3]（2020）在《中国家族企业传承的模式变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旨在通过对国内外家族企业传承的相关模式经验进行总结分析,试图从现代经济学视角提出适合中国家族企业传承的变革模式。家族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改革开放的重要参与者和建设者。从现实情况看,在未来五到十年,中国家族企业将普遍面临接班问题。但从全球范围看,家族企业的传承往往具有很高的失败率,国内外的事实深刻的表明传承对于中国家族企业群体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此,着力从理论上破解中国家族企业的传承难题是当前一个不容回避的重大难题。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笔者发现理论界对于家族企业传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管理学、商科等领域,从现代经济学视角对家族企业传承的研究还比较缺乏。因此,笔者力图在创新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下,从共有产权相关理论的视角,对中国目前普遍存在的三种传承模式提出相应的变革策略。并结合互联网新科技区块链技术的相关应用,有针对性的提出融合区块链技术思想的中国家族企业传承变革的新模式。为了更好的完成研究目的,本文主要使用案例研究的方法,通过大量国内外案例的分析进行深入的提炼和归纳。并结合中国家族企业传承的现实困境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这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的主要结论包括,通过对中国家族企业发展的系统总结,笔者认为中国家族企业目前的传承主要集中在一代创始人到二代继承人的阶段。这一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决定了家族企业创始人在企业传承的作用是极为关键的。而通过对国外诸多家族企业传承的案例分析,笔者认为家族企业的传承模式是多种多样的。即便是同一个国家同一个领域的家族企业传承的模式也有很大不同,这体现了企业传承具有高度的独特性。另外,虽然继承的产权设计非常重要,但从各国的实践来看并没有一个统一或者标准的产权设计模式可供选择。具体的传承模式之间本身并没有优劣之分。因此,本文的另一个结论认为,不管是家族企业二代继承还是内部培养抑或是聘用外部职业经理人,这三种模式都有可取之处,具体选择何种模式为主要依赖于家族企业创始人的决策。而对于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第四种传承模式,笔者在理论层面进行了一定探索。但是否选择使用区块链技术,或者区块链技术如何使用,这些问题还要由企业自己来决定。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区块链技术目前还处于发展阶段,其自身在应用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但区块链技术已经展现出了巨大和深远的应用前景。这也启示中国的家族企业家要高度关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趋势,善于利用新技术新理念来为企业的发展服务。

张堂云^[4]（2019）在《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WTO《政府采购协议》（简称GPA）是WTO管辖的一项诸边贸易协议,由各缔约方自愿签署,旨在促进政府采购自由化和国际化。加入GPA是为了履行中国对WTO的承诺,自2007年年底向WTO提交加入GPA申请书以来,中国已提交了6份出价清单。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更是向世界宣告要“加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GPA进程”。政府采购作为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被作为一种非关税贸易壁垒用于保护国内经济。加入GPA将是一把“双刃剑”,在为中国企业进入国际政府采购市场提供入场券的同时,也意味着会面临政府采购信息泄密、政府采购市场被瓜分和政府采购功能削弱等安全威胁。伴随着加入GPA进程的加快,确保政府采购安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然而,国内外现有政府采购安全研究略显单一,缺乏系统性,围绕加入GPA对现有政府采购安全的影响亟待展开深入研究。为此,本研究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国家总体安全观”为指导,在深入阐释政府采购安全内涵以及政府采购安全维度、设计GPA框架下政府采购安全测度指标体系、剖析政府采购安全的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尝试基于系统视角构建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保障机制。遵循“理论阐释——实证检验——对策探索”的基本思路,利用“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运行”的自行调研数据、全国层面、省层面及产业层面的宏观统计数据、WTO官方网站数据、OECD国民账户数据、中企联和企业家协会发布的《中国100大跨国公司》数据、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数据,以及中国政府采购网站发布的资料等,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法律文本比较法、调研访谈法、案例分析法、多元回归分析和联立方程模型等方法,对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问题展开系统研究,主要内容和结论如下:首先,界定了政府采购安全的内涵,阐释了政府采购安全构成及内在逻辑。在缕析安全和政府采购概念的基础上,探索性地把政府采购安全界定为“在政府采购市场开放的条件下,政府采购主体在实施政府采购行为的过程中能够有效消除和化解潜在风险、抵抗外来冲击,以确保政府采购功能目标能够不受侵害,并得以最大程度实现的客观状态”。政府采购安全的本质是对政府采购相关主体利益的维护,相关利益的多维诉求属性决定了政府采购安全必须是一个涵盖多维目标的体系结构,在综合归纳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把政府采购安全细分为政府采购制度安全、市场安全和政策功能安全,并对这种细分进行了理论阐释。其次,对中国政府采购发展脉络进行了系统梳理,试图全面考察中国政府采购的客观状态。在制度层面,政府采购法律法规体系、采管分离的政府采购管理体制、全链条采购监管体系初步建立;在市场层面,采购总规模持续增长,货物、服务和工程三类项目的采购总量呈上升的趋势,采购结构日趋合理,已初步形成了集中采购和分散采购相结合的采购模式,建立了以招投标为主,包含竞争性谈判、询价等多元化的采购方式;在实践中,构建了反腐倡廉、保护环境、扶持不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功能体系,并取得一定成效。第三,构建了政府采购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该指标对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安全冲击程度进行了刻画,还分析了冲击形成的原因。政府采购安全评价在加入GPA前和加入GPA后是不一样的,加入GPA前是对政府采购面临安全冲击的预测性评价,而加入GPA后是对政府采购安全度的监测。在加入GPA前,政府采购制度安全主要通过国内政府采购制度与GPA规制在核心条款上的差异甚至是冲突进行刻画;政府采购市场安全从名义开放程度、“本土偏好”程度和国际竞争力三个二级指标和10个三级指标进行衡量;政府采购功能安全主要是通过GPA规制的政策空间与中国出价清单中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排除来刻画。据此对加入GPA前政府采购面临的安全冲击进行预测性评价发现,中国政府采购制度与GPA在价值目标、基本原则、适应范围、采购方式和救济制度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政府采购名义开放程度高、“本土偏好”程度低、产业国际竞争力尤其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与GPA缔约方相差甚远。造成上述安全冲击的原因主要在于:中国政府采购制度与GPA存在差距、市场开放机会不均等、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发挥空间受限、政府采购专业人才匮乏,以及中国的国货意识淡薄等。针对加入GPA后政府采购安全度的监测,本研究构建了一套指标体系,包括3个二级指标和“国外供应商投诉率”等在内的13个三级指标,并根据专家评定基于AHP法对各指标进行赋权。第四,探索性构建了政府采购安全影响因素理论模型,并利用微观调研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在梳理、归纳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阐述了政府采购制度安全、市场安全和功能安全影响因素,以及三种安全内在的逻辑关系,创新性构建了政府采购安全影响因素模型。囿于数据的限制,本研究利用自行调研的微观数据,构建多元回归和联立方程模型,对政府采购安全的影响因素、机制及政府采购安全各维度的交互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完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明晰的政府采购主体责任、健全的供应商约束机制和规范的政府采购流程,有利于提高政府采购制度安全度。（2）企业国际竞争力、政府采购电子化水平、政府采购政策功能体系、中国自主创新能力,以及掌握GPA缔约方政府采购情况的详细程度,对政府采购市场安全具有正向影响。（3）政府采购功能目标、实施细则、政策功能的责任部门设置及政策功能绩效评价体系,均对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安全产生明显正向影响。（4）政府采购市场安全与制度安全、制度安全与功能安全、市场安全和政策功能安全均存在双向联动关系,除了政策功能安全对市场安全存在负向影响外,其他均为正向影响。（5）三种安全的交互影响关系在不同区域差异明显;东、中、西三个区域制度安全与政策功能安全存在双向正影响,但中部地区的影响要大于东西部地区;东、中、西部三个区域市场安全对政策功能安全有正向影响,均不显着;西部地区政策功能安全对市场安全存在正向影响,而东、中部地区政策功能安全对市场安全存在负向影响。（5）针对是否列入GPA出价清单而言,列入GPA出价清单对制度安全、市场安全和功能安全三者调节效应大于未列入GPA出价清单的地区。最后,构建集制度、市场和功能三位一体的政府采购安全保障体系。以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针对加入GPA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安全冲击,结合政府采购安全影响因素的实证结论,在借鉴GPA缔约方先进经验的基础上,为了实现政府采购安全总目标,建议:在制度层面,需要树立“物有所值”的政府采购制度目标理念,完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规范政府采购管理流程,争取参与国际采购规制制定的话语权;在市场层面,需要调整出价策略,谨慎国有企业出价范围,积极参与国际政府采购市场竞争,积累国际采购经验,提升企业跨国经营能力;在政策功能层面,坚持以问题为导向调整政策功能,完善政府采购实施细则,恢复政府采购技术创新政策功能。除此之外,政府采购安全保障还离不开国际化的政府采购专业人才。

孙鹏^[5]（2019）在《我国绿色流通发展机理及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绿色流通是在绿色发展理念下以资源集约、环境友好、可持续为主要目标的多环节流通活动。回顾流通活动发展的历史,从简单商品流通到社会化商品流通,再到社会化大流通,更多无形的、柔性的、没有物质形态的、更高级的要素被纳入流通过程,原来以实物流转为主体的商流分流为商流、物流、信息流、价值流等要素,共同支撑起现代市场经济下的商品流通。随着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流通规模不断扩大,流通速度也不断提高,流通活动不再是经济发展某一领域的分支,而是构成了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从而更多反映着当前经济发展模式、发展阶段的特征。同时,流通活动进一步与绿色经济相融合并逐步显现出绿色发展的特征,进而逐步演变成绿色流通活动。当前,国内外学者对绿色经济相关领域的研究已汗牛充栋,但内容分散、观点片面,同时与可持续发展、低碳发展、生态经济、循环经济等理论相互交织、概念难以区分,至今尚未形成一套能够集各家绿色理念为一体的完整的绿色流通理论,这为研究和构建绿色流通理论预留了发展空间。在此背景下,如何从现有绿色经济理论和学说中提炼绿色思想,将绿色发展理念与流通经济有效融合,构建出可以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绿色流通理论,并从理论和实证视角考察我国绿色流通发展的综合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为达成研究目的,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全面了解绿色流通相关理论的研究现状和前沿热点,在此基础上对绿色流通理论的核心思想、定义等进行提炼。通过定性分析法,围绕绿色发展这一主线,分析研究绿色流通的特征、环节、发展要求等内容,尝试回答绿色流通是什么、怎样发展等问题。运用数学分析,如熵值法、计量统计、灰色关联度分析等数量研究方法,对我国绿色流通实践整体、各环节、各子系统的发展水平和关联关系进行测度、检验,分析影响绿色流通发展水平快速提升的关键因素。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有:（1）绿色流通并不等同于绿色经济,绿色流通是基于绿色发展理念的流通,绿色经济在总体上包含绿色流通,而绿色流通奠定了绿色经济的形成基础,两者呈现相互包容和促进的关系。（2）绿色流通理论是建立在诸多理论基础上的综合学说。绿色商流、绿色物流运行子系统,信息流、资金流、潜在价值流绿色支撑系统构成了绿色流通活动的主要内容。效率、和谐、循环、低耗、可持续是绿色流通的实践要求。（3）绿色消费驱动是绿色流通的主要驱动机理,政府行为、市场机制、技术进步、资源约束等对绿色流通形成倒逼机制,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绿色流通活动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4）2000年至2016年间,我国绿色流通实践整体水平呈总体上升、局部波动态势,制造业结构转型、外商投资进入、绿色发展理念推广、国际金融危机及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后的大规模经济刺激等因素,都对不同阶段的绿色流通实践产生影响。（5）我国绿色流通实践子系统、主要环节的绿色化改进空间和作用规模存在差异,初次生产资料流通环节因产能过剩拉长了资本流通时间,同时与再次生产资料环节联系不紧密弱化了资源循环利用的绿色传导效应,生活资料流通环节中能源消耗、物流总成本、商业成本等因素制约了绿色转型,说明我国的绿色消费驱动正处于从第二向第三阶段转型的过程。上述研究拓展了绿色流通的研究范畴,对绿色流通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更为全面的考察。最终,本文以绿色发展为价值判断基础,聚焦提炼各理论中的绿色发展共识,将绿色发展理念有机融入到流通经济学之中,构建了以人与自然之间要素流转的绿色流通循环为基础的绿色流通理论框架。研究导出以绿色消费驱动绿色流通的发展机理,论证了市场经济规律对推进绿色流通实践的基础性作用,证明了绿色流通活动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的必要性。构建了能够反映我国绿色流通实践整体水平以及各环节、各子系统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使得定期测度我国绿色流通发展成果成为可能。形成了以绿色商流和绿色物流的运行系统以及信息流、资金流、潜在价值流的绿色支撑系统为基础的绿色流通分析框架,为流通经济中各子行业的绿色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徐耀强^[6]（2017）在《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研究 ——基于企业道德建设视角》文中研究说明在我国,近年来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已经取得一定成果,但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研究的系统性还十分不够。本研究基于国内外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研究和实践的现状,基于企业道德建设视角,综合运用思想政治教育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伦理学、文化学、法学等不同学科的理论和知识,对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基本理论、思想渊源、价值表现、行动路线以及绩效优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是一个正在建构的概念。本研究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基本构成包括3大要素:责任管理对象、管理主体和管理环境:企业社会责任管理必须遵循的4项基本原则是:以价值为目标的原则、以人本为中心的原则、以融入为路径的原则以及以能力为依托的原则;企业社会责任管理具有社会性、科学性、系统性、综合性、交互性、动态性和艺术性等7大特征;并从本源论、边界论、目的论以及方法论的角度和高度,对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基础理论进行了科学划分和理论建构。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行为动机,可以将其归因为利他主义动机、利己主义动机、互利主义动机以及规则主义动机等4大类;其行为类型可归纳为道德驱动、经济驱动、政府驱动、社会驱动等4种类型;其动力合成是一个复杂的多元要素博弈、生成的过程,其中社会期望是“导航器”、态度取向是“发生器”、企业能力是“加速器”。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观念演进是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的统一。本研究从相关的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两个角度,对诞生于20世纪初的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社会责任思想的发展演进过程进行了系统回顾和梳理;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特别是曾经作为我国古代统治阶级管理思想的儒家、道家、墨家、法家思想所蕴含的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思想进行了深入挖潜和梳理;此外还从思想教育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律学、伦理学、管理学的多维度、跨学科的理论知识对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思想进行了当代学术诠释。企业社会责任管理具有股东价值、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等多重重大价值。股东价值主要体现为企业的业绩贡献度、品牌知名度和顾客忠诚度;社会价值主要体现为其对国家发展的价值、对社会和谐的价值以及对员工成长的价值;生态价值主要体现为其对生态修复的贡献、对资源利用的贡献以及对污染治理的贡献。进而提出这样的观点: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既是一种约束因素,更是企业在市场经济中获得自由的一种必要途径。本研究深入探讨了责任管理体系架构建设,并创造性地提出了责任管理推进策略的“五融入”模式,特别是在菲利普·科特勒、南希·李描述的路径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企业界最新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首次总结凝练提出了公益事业宣传、公益事业关联营销、企业的社会营销、企业的慈善行为、社区志愿者活动、社会责任采购、社会责任投资、社会责任审计、清洁发展机制以及可持续消费等10个可供企业选择的实践形式。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也是一个“投入一产出”系统,故而也有一个管理绩效问题。本研究从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绩效标准、绩效评价、绩效改善等3个方面对此进行深入的探讨,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绩效优化的基本路径。

樊婧^[7]（2016）在《文化产业补贴的国际法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国际法视野下,对文化产业补贴问题的探讨可以分别从文化领域、贸易领域和人权领域展开。本文研究文化产业补贴的国际法问题,主要着眼于文化产业补贴与国际法的相符性问题。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这一议题具体包括以下四个具体问题,第一是前置问题——文化产品的定性,其次是核心问题—文化产业补贴的合法条件,再次是例外问题——文化产业补贴的例外规则,最后是宏观上的相关规则之间的冲突及其解决问题。本文第一章对文化产业补贴的基本问题予以阐释。至今,理论和实践中对“文化产业”含义尚未达成一致,具体包括哪些门类亦存在差异。由于“文化”和“创意”原本丰富的内涵,再加上“产业化”,因而更难界定,并且这一概念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变化。因此本文首先对“文化产业”和“补贴”进行了界定,并论述了文化产业补贴的理论依据,这是本文研究的起点。其次,从文化、贸易、人权三个角度系统总结了文化产业补贴规则的国际法渊源,文化领域主要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和促进文化表达多样性公约》中成员方实施文化政策措施权利的规范；贸易领域的渊源,主要包括贸易规范中的一般贸易原则对文化产业补贴的规制,以及其中的补贴规范对文化产业补贴的规制；人权领域的渊源主要是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规定的文化权利。最后对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说明。这些内容奠定了本文的研究基础。第二章分析了文化产品的定性问题,即对文化产品是属于货物还是服务。由于贸易领域货物与服务补贴规则的不一致,并且界分货物和服务是判断适用何种法律规则的前置问题,因而有必要对文化产品的货物和服务定性问题进行探讨。尽管货物与服务的定性问题不是文化产品独有,但是此进行深入分析会发现,文化产品定性问题较之一般产品的分类更为复杂：文化产品通常具有货物和服务的双重属性,货物和服务的融合现象在文化产品领域更加明显。因而适用一般分类标准即有形性标准,对文化产品来说有失公平。本文提出了现有法律规则框架下的应对策略,并提出了日后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规则的统一这一可能的发展趋势下的建议。第三章研究了文化产业补贴的合法性问题。主要包括三节的内容,由于补贴更多的与贸易相关,因此前两节的内容分别讨论了贸易法视域下货物贸易规则与服务贸易规则与文化产业补贴问题,第三节对文化、贸易、人权规则下文化产业合法补贴的条件进行总结。在文化法视域下,《文化多样性公约》赋予了成员国采取一种相对宽泛的文化补贴的权利,其标准是“直接文化影响标准”,不论这些补贴是给予货物还是服务,给予商品还是生产者,给予国内的还是国外的文化产品。贸易法视域下,文化产业补贴的认定、类型及合法的条件问题是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在GATT中,需符合国民待遇原则第3.8条例外的条件和《SCM协定》的条件；在GATS中,虽然缺乏如货物贸易领域那样明确的补贴规则,但是应当符合一国在GATS中关于国民待遇和市场准入的承诺,以及考察是否做出了有关文化产品补贴的最惠国待遇豁免的例外。以直接补贴的形式仅仅给予其国内文化产业生产者的补贴,尽管可能对外国同等的生产者造成歧视,可以基于GATT第3.8（b）条的规定而被免责；以间接形式进行的税收减免等优惠措施,则需要符合国民待遇原则,不能对国内文化产品实施更优惠的税收措施而造成对外国同类产品的歧视。在人权法视野下,《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的相关规定对文化产业补贴具有一定的间接规范作用。其中的“表达自由”要求对一国对文化产业补贴措施提出了限制,具体而言,一国在实施文化产业补贴措施时,应当基于相对客观、公正的标准进行,不得通过该措施间接干预公民的表达自由。第四章探讨文化产业补贴的例外规则,是从例外角度看待文化产业补贴问题,按照范围的从大到小,具体包括三种例外形式：一是文化产业的总体例外（cultural industry exception, CIE）,二是一般例外规则的例外,三是补贴规则的例外。文化产业补贴的例外规则作为文化产业补贴问题的抗辩理由。本章通过分析,发现了尽管“文化例外”失败,但是“文化产业例外”产生萌芽并在FTAs中发展。指出贸易规则的一般例外规则中与文化产业相关的包括公共道德例外和国家珍宝例外。其中,“公共道德”的适用关键在于“必要性”的认定；而“国家珍宝”例外的新发展表明其适用于文化产业核心部门的可能性。第五章论述了文化产业补贴的相关规则之间冲突及其解决问题。面对这些可能的冲突,本研究有必要对相关规则的冲突及其解决做出阐释。就冲突的内容来看,包括管辖权的冲突和法律规则的冲突。而在这些冲突的背后,究其本质,是立法目标的冲突以及不同国家在文化产业领域利益的冲突。本章通过研究发现,对于《文化多样性公约》与人权领域相关公约的关系,公约第2条规定公约的指导原则,明确了公约与人权的关系。对于WTO规则和《文化多样性公约》的关系,通过对争端解决机制的考察可以发现实践中WTO争端解决机制仍然成为当事方最有可能选择的机制；而由于公约第20条规定的模糊性,使得二者的关系不甚明朗,因而文化产业补贴最好的办法依然是遵守贸易协定中的相关规定。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最后着眼于中国视角下我国文化产业补贴与国际法的相符性问题。本章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定义、范围,《《SCM协议》框架下我国文化产业补贴的认定、类型,我国文化产品的货物或服务属性,以及我国在GATS中与文化产业补贴有关的承诺及保留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我国文化产业补贴政策措施的现存问题,部分措施具有构成专向性和可诉性补贴的可能性,甚至构成禁止性补贴。并结合本文的研究成果,从国内法和国际法两个角度为我国文化产业补贴规则的发展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从国内法角度应当依据我国的国际法义务对相关规则进行清理,分阶段、有步骤地废、改、立；从国际法角度应当具有一定的前瞻视野,汲取国外先进经验和我国的教训,争取文化产业例外和文化产业补贴的保留,为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适合的国际法环境。

曲阳^[8]（2014）在《中庸型领导对组织领导力发展的影响及演化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领导力一直是组织和战略研究的热点话题。当前环境不确定性的增加一方面降低了管理预测的效力,一方面却对企业家和组织的领导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基于中国传统哲学和领导力发展的理论前沿,本研究聚焦于“中国情境下个人领导力如何转化为组织领导力”的研究问题,理论探讨了中庸型领导的内涵及维度,以及中庸型领导向组织领导力转化的路径及作用方式。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华为和海尔两家企业及其领导者的质化研究,验证了本文的理论框架,识别了组织领导力发展的演化机制。本研究的发现和结论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第一,本研究提出了中庸型领导的概念。所谓的“中庸型领导”是指在领导过程中以中庸思想和中庸管理哲学为信仰和指导的高层领导者。通过理论推导和案例验证,本研究发现中庸型领导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分别是中庸型价值观、中庸型思维方式和中庸型行为方式。具体而言,中庸型价值观是中庸哲学的体现,主要表现为“诚信”。中庸型思维方式是对问题和事物认识的感知方式,主要表现为“整合”和“平衡”两个维度。中庸型行为方式是对问题的处理行为,主要表现为“学习”、“授权”和“合作”三个维度。这三个层面六个维度构建了“中庸型领导”的理论框架,为领导理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第二,本研究发现中庸型领导通过三种双元能力来形成组织领导力。通过理论梳理和案例研究发现,中庸型领导促进了企业学习双元能力、情境双元能力和关系双元能力的形成,进而推动了企业人力资本、组织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提升,实现了个人领导力向组织领导力的转化。其中,企业的学习双元能力不仅表现为传统的探索性学习和开发性学习之间的平衡,还表现为企业在个体学习和集体学习之间的平衡；企业的情境双元能力主要表现为企业在控制与授权、法治与德治之间的平衡；企业的关系双元能力则主要表现为企业在正式沟通与非正式沟通、合作与竞争之间的平衡。第三,组织领导力的三个维度之间存在协同演化机制。研究发现,组织领导力并不是企业人力资本、组织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简单加总,而是三者在协同演化的过程中逐渐走向融合和匹配的结果。具体而言,人力资本的提升,为企业的组织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形成奠定了微观基础；而企业组织资本的形成,有利于企业人力资本向不同的方向发展,并促进了企业社会网络规模的不断扩大；随着企业社会资本的积累,企业更容易吸引优秀的人才加入,从而提升组织人力资本,同时还有利于企业在不同的架构下选择相适应的网络资源,进而提升企业的组织资本。第四,中庸型领导对组织领导力的影响无先后顺序但存在间断性均衡。研究发现,企业组织领导力在形成过程中呈现了间断均衡的特点,在中庸型领导和双元能力的作用下,组织领导力中的人力资本、组织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形成并非齐头并进,而是在协同的过程中逐渐走向匹配。但人力资本、组织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形成并没有呈现必然的先后顺序,而是一种动态演化的过程。本文的理论价值和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基于中国传统哲学提出了更加本土化的概念——中庸型领导,并从理论上将其划分为中庸型价值观、中庸型思维方式和中庸型行为方式三个方面,并进一步将中庸型价值观从诚信维度、中庸型思维方式从整合和平衡两个维度、中庸型行为方式从学习、授权和合作三个维度进行了解构,从而丰富了有关领导力的理论研究。第二,识别并验证了双元能力在中庸型领导和组织领导力生成之间的关键作用。本研究从学习、情境和关系三个方面拓展了双元能力的理论外延,构建了中庸型领导、双元能力和组织领导力发展之间的逻辑关系,识别了双元能力在中庸型领导转化为组织领导力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丰富了个人领导力如何转化为组织领导力的研究。第三,识别了组织领导力形成的演化机制及间断均衡。本文发现在中庸型领导和双元能力的推动下,组织领导力的各维度并非齐头并进,而是在协同演化的过程中通过间断均衡的方式逐渐实现匹配。这一方面弥补了有关组织领导力作为整体构念研究的不足,另一方面丰富了组织领导力的细致研究。本论文主要包括六章内容。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介绍了研究背景、核心问题、研究内容与方法等内容。第二章为文献综述,重点阐述了本论文选题的理论情境和基础,明确了本文的理论和知识基础。第三章是对中庸管理哲学的阐释,并阐述了其中的核心价值、方法论等几个核心问题。第四章为理论推演部分,对中庸型领导的个人领导力与企业的组织领导力之间的演化机制进行理论推导。第五章为案例研究部分,以华为和海尔为代表性案例,进一步验证了理论框架。第六章为结论与展望,并提出本研究存在的局限性及未来研究方向。

陈向军^[9]（2005）在《民营科技企业诚信营销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加强企业诚信治理是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一项重大课题。本文以民营科技企业为研究对象,在整合管理学、企业理论、制度理论、商业伦理理论及系统理论等多学科知识的基础上,运用规范研究、实证分析及比较研究等方法对民营科技企业主动开展诚信营销的运行机制、管理体系及相关策略进行了系统研究。本文主要分为实证分析、理论研究与对策探讨三部分。实证分析主要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考察和其他相关资料对民营科技企业实施诚信营销的情况提出一些基本的价值判断, 为后面的理论研究和对策探讨奠定基础,并对诚信营销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 理论研究主要分析了诚信营销的成本与效应、诚信营销环境、诚信营销评价标准与指标体系以及诚信营销管理; 对策探讨主要从内外结合两个方面分析了促进民营科技企业提升诚信营销水平的有效途径。在实证分析中,主要通过实际调查,了解与验证针对民营科技企业实施诚信营销提出的一些基本问题,得出一些基本结论。认为,民营科技企业对诚信营销重要性的认识不够深刻,缺乏主动地将诚信意识贯彻到企业营销全过程的自觉性,诚信营销大都停留在“只说不做”的状况; 绝大多数企业诚信营销的机制不健全,诚信营销管理普遍弱化; 企业诚信营销的开展受到内外部两方面多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同时对诚信营销的内涵、要求及特征进行了分析,认为诚信营销是民营科技企业快速发展的必然选择。在理论研究中,着重对诚信营销的相关理论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诚信营销作为企业的一种营销行为,能够为企业发展带来巨大的经济、社会及政治效应,但同时需要有很高的成本投入; 诚信营销的力度取决于企业内外部因素相互作用的力量,诚信营销的评价需要有合理的评价标准与指标体系; 诚信营销需要企业建立符合诚信规范的决策支持模型并加强对诚信行为的控制,同时要树立危机意识,强化对营销中非诚信行为的管理。这种理论与方法上的论证丰富和发展了市场营销理论,为广大民营科技企业实施诚信营销提供了理论与实践指导。在对策探讨中, 采用辩证唯物主义与系统论的思想,在实证分析与相关理论研究的

刘桂芳^[10]（2005）在《TOM户外集团并购过程中的人力资源整合》文中研究表明随着全球范围内企业并购浪潮的风起云涌,并购整合尤其是并购过程中的人力资源整合越来越成为影响并购成功率的关键因素。TOM户外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TOM户外）是隶属于香港和记黄埔旗下TOM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于2002年10月。TOM户外集团通过快速并购中国各地区的14家户外媒体公司,成为中国目前最大的户外媒体公司,为客户提供从户外媒介咨询、及设计到购买、制作、监察等全方位的户外媒体服务。本报告从TOM户外集团成立、并购和整合的历史出发,通过分析中国户外广告市场特征和TOM户外集团发展过程的三个阶段,总结探讨了TOM户外集团在并购过程中的人力资源整合特点,我们认为:TOM户外并购成功的关键在于高度重视人力资源整合,良好的人力资源整合策略和整合机制、选择合适的并购整合人员和管理队伍、全程持续的沟通和文化融合对于TOM户外并购成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同时,文章也对于此次报告研究的问题进行了延伸,提出了并购过程中的人力资源整合模型,我们认为人力资源整合必须贯穿于并购前、并购中、并购后和并购后融合等各个阶段,并归纳总结了并购各阶段人力资源整合的具体工作内容和工作原则。我们希望针对TOM户外集团并购过程的人力资源整合研究可以为其它有着相同问题的企业带来借鉴作用,也为人们研究并购的课题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二、加入WTO后企业文化中的诚信建设（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加入WTO后企业文化中的诚信建设（论文提纲范文）

（1）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一带一路”战略下我国民营企业国际化发展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家族企业传承的模式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我国绿色流通发展机理及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研究 ——基于企业道德建设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7）文化产业补贴的国际法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中庸型领导对组织领导力发展的影响及演化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民营科技企业诚信营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TOM户外集团并购过程中的人力资源整合（论文提纲范文）

四、加入WTO后企业文化中的诚信建设（论文参考文献）

• [1]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问题研究[D]. 杜娟. 吉林大学, 2021(01)
• [2]“一带一路”战略下我国民营企业国际化发展模式研究[D]. 夏元宵. 武汉轻工大学, 2020(06)
• [3]中国家族企业传承的模式变革研究[D]. 戴洪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4]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问题研究[D]. 张堂云.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2)
• [5]我国绿色流通发展机理及路径研究[D]. 孙鹏.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9(03)
• [6]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研究 ——基于企业道德建设视角[D]. 徐耀强.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7)
• [7]文化产业补贴的国际法问题研究[D]. 樊婧. 武汉大学, 2016(01)
• [8]中庸型领导对组织领导力发展的影响及演化机制研究[D]. 曲阳. 南开大学, 2014(07)
• [9]民营科技企业诚信营销研究[D]. 陈向军. 华中科技大学, 2005(05)
• [10]TOM户外集团并购过程中的人力资源整合[D]. 刘桂芳. 清华大学, 20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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