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早期反帝爱国思想的形成与演变

一、郭沫若早期反帝爱国思想的形成和演进（论文文献综述）

孙珊^[1]（2021）在《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早期传播研究（1899-1927）》文中研究指明开放包容、敢为人先的上海,作为工人阶级的发祥地和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诞生地具有重要的代表性意义。选取上海区域作为个案,在翔实的史料基础上深入探究了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理论基础、历史背景、实践进程以及传播的主体、载体、途径、内容等,归纳总结了上海地区早期传播的特征与启示,阐述了上海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进程中的地位影响及其在中国革命面貌改观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以上对于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启示。上海地区具备得天独厚的经济政治环境、思想文化生态、工人阶级基础等条件,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创造了中国其他地区未能提供的区域优势,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播种、开花、结果成为近代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芸集在上海的知识分子和仁人志士引介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剩余价值、阶级斗争以及苏俄革命建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列宁主义等内容,为马克思主义在上海广泛而深入的传播立下汗马功劳。尤其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新型知识分子积极投身马克思主义传播活动,从纷然杂陈的主义中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改造和救国救民的思想武器,开启了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上海工人运动和中国革命的探索之路,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地位演进产生了深刻影响。简言之,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早期传播实践,推动了诸多“开疆拓土”般事件率先在上海发生,如首个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首部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起草、首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和新型工会组织的诞生、“外国语学社”“上海大学”等培养革命干部学校的涌起、担任中共一大等重要会议的召开地以及13年的中共中央驻地等,取得了卓越的传播效果和辉煌的历史成就。故而,上海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伟大历程的起点,是当仁不让的中国“红色之城”和中国共产党“初心之地”。基于传播学理论,结合历史文献学、区域史学、传播学等研究方法,对马克思主义在上海地区的早期传播进行整体性研究,分析归纳了传播进程中呈现的显着特征,具体表现为传播主体的开创性与多元性并进、传入渠道的多面性与差异性并发、传播内容的实用性与选择性并举、传播途径的多样性与互动性并存、传播过程的演进性与辐射性并向等,彰显了上海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引领开拓性品质。诚然,由于客观条件限制和探索经验缺乏,马克思主义在上海地区的早期传播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历史局限。譬如在传播内容上,上海早期传播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理解还较为肤浅,理论准备有所欠缺;在传播载体途径上,多重传播方式的综合作用虽使得马克思主义得以广泛传播,但通过报刊、着作、演讲集会、平民夜校等途径学习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毕竟是少部分工农群众,有机会参加夜校的工人数量极少,且工人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在传播深度和广度上尚有欠缺;在传播话语上,虽早期传播者注重理论的通俗化、口语化传播,但还存在力度不够、尚未满足民众需求等状况。然而瑕不掩瑜,历史局限的存在固然不能遮挡或否定上海地区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发挥的突出作用以及取得的辉煌成就。上海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全国前列的地区之一,为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回望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早期传播历程,更为明晰其作出的开创性历史贡献:极大提升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力,促进马克思主义成为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影响最巨大、成果最为丰硕的思想文化,为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精神支柱和现代文化体系的初步建立奠定基础;培育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者,促进上海工农学运动的发展,推动了党团组织的建立,指导引领了中国其他地区的传播活动及其党团组织建立,彰显了历史、理论与实践三重逻辑的辩证统一。在总结影响、特征、效果和局限的基础上,从恪守主义信仰、彰显理论魅力;坚持多维建构、创新话语体系;满足社会需要、强化实践支撑;坚持主客互动、精英大众并行;培植文化土壤、创设传播语境;强化媒介功用、协同传播方式等方面提炼并阐述了早期传播所带来的现实启示。概言之,从初心之地上海探寻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历史进程和逻辑必然,为巩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主流意识形态提供历史依据与学理支撑,是继承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路径探索征程中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

雷靖雯^[2]（2021）在《玫瑰经霜 ——论冰心“十七年”时期的文学活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冰心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位文学生命力十分旺盛的女作家,“五四”的惊雷把她震上文坛后,她便执着地守在文学的园地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虽然学界常常将研究的目光聚焦于“五四”和新时期这两个时期,但是介于这两个时期之间,具有重要转折作用的“十七年”时期并不应该被忽视。“十七年”时期冰心的文学活动是丰富多样的,这与此时期她的统战对象身份、家庭身份、作家身份等多重身份密切有关。以身份问题作为冰心“十七年”时期文学活动研究的重要突破口,对不同身份下的文学活动进行梳理,进而思考冰心融入文坛的方式和策略,可以不断地接近与探索出一个更为立体复杂的冰心形象,挖掘出冰心在文化转轨中建构自我的人生智慧。这种圆融练达的人生智慧实际上为20世纪中国文学提供了一种宝贵的文学经验,即面对时代的变局作家如何去调整自我来适应新的环境,如何在时代的大潮中经受千锤百炼最终成就自我。论文一共分为三章。引言部分主要介绍选题的缘起、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第一章主要探讨的是冰心的归国问题。此章根据《冰心年谱》《冰心书信集》《冰心评传》《冰心全传》等相关资料,结合自己的考辨,梳理了女作家冰心艰难的归国历程,分析出是冰心浓厚的国族认同思想与事业意识的合力作用让她毅然选择归国。此章还对冰心先后创作的两部阐释自己归国问题的作品《回国以前》和《空巢》进行分析,不仅印证上述分析出的归国原因,而且对《回国以前》中冰心超越个人经验而书写的海外知识分子爱国精神,与《空巢》中体现出的生命意识进行挖掘。第二章主要研究冰心“十七年”时期的身份问题,在多重身份中分析冰心的女性意识。“十七年”中,统战对象身份下的冰心以自己从事统战工作的见闻为写作素材,通过坚持不懈地创作来恢复自己女作家的身份,彰显自己的女性独立意识与事业意识。家庭身份下的冰心在丈夫、儿子、三弟都被打成右派后,一方面成了家庭中的支柱,另一方面并未间断创作仍参与社会活动,完成了自我从母职承担向社会公共性承担的过渡升级。尽管“十七年”时期冰心有着多样化的身份,但是她理想的身份还是作家,最终在频繁的作协会议与大量的时事散文写作中冰心重新确立了自己女作家的身份。第三章主要研究冰心的文学活动,分析冰心在创作、评论、翻译活动中的不同样态,探究冰心融入文坛背后的策略,思考她创作方向调整和自我形象建构中所蕴含的人生智慧。“十七年”时期,虽然冰心采取了自我检讨的生存策略,创作了具有政治表态色彩的时事散文来融入文坛。但是,作为一位有着艺术追求的女作家,冰心以艺术淡化政治,创作了《樱花赞》《一只木屐》《海恋》等具有极高艺术性的时代美文。在时代政治与个人思想的罅隙间,冰心巧妙地借助文学评论来彰显自己文学家的艺术涵养,并通过处于边缘化的文学翻译活动表达内心深处对“爱的哲学”的渴望,给人以别样的文学启示。“十七年”时期,冰心将自己的创作方向调整到受意识形态影响较小的儿童文学领域,接续起自己以往的儿童书写,在作家与读者、评论家合力作用下建构起自己具有经典化的儿童文学家形象。结语部分,纵观冰心女作家的一生,在历史的长河中思考“十七年”时期的文学活动对冰心成为“文坛祖母”所起的承上启下作用,强调“十七年”时期的文学活动研究对丰富冰心形象所起的重要意义。在冰心与现代作家面对文化转折时的不同样态对比中,在冰心与张爱玲、庐隐、林徽因、丁玲等女作家不同命运的思考中,体味冰心圆融练达的人生智慧,沉淀冰心“十七年”时期的文学活动为20世纪中国文学提供的宝贵文学经验。

罗玉娇^[3]（2021）在《吕振羽对唯物史观的运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吕振羽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运用唯物史观考察历史是他工作的具体表现,也是他历史观的外化。为进一步发展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吕振羽以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和毛泽东的历史观等作为理论渊源,结合当时的时代需要,集革命与学术为一体,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对历史进行了考察研究。吕振羽对历史的考察历经了萌芽、初创、形成、发展、深化等阶段。他在历史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广泛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现象。吕振羽在文化史和民族史方面的研究体现他在考察历史的过程中对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这一辩证原理的运用。他对中国古代社会分期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我国经历了原始社会时期、奴隶制度时期、封建社会时期到近代时期,并对每一阶段的起始时间进行了界定。除此之外,他还对“苏联模式”和“经济危机”进行了讨论,这些都体现了吕振羽在历史研究中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原理的运用。吕振羽提出的“殷商奴隶说”,以及对中国古代哲学政治思想的探讨和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都体现了他运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来考察历史。吕振羽在他的着述中,也一直致力于研究人民的历史,并对群众与领袖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既体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指出个人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吕振羽运用唯物史观考察历史所体现的史学思想以及史学方法论对我们当前历史研究具有不可估量的启示意义。面对当面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现状,史学工作者在史学研究中要努力克服史学研究碎片化的现象。对历史进行考察的过程中,要坚持史学研究的科学性、实践性,要致力于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结合,注重遵循考据与义理相结合的方式来考察历史。作为史学工作者,面对纷繁复杂的史学工作要讲究通变结合,通专结合,重视历史研究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以求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较大的发展。

辛欣^[4]（2021）在《1644-1949《楚辞·九歌》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汉代以来,历代诸家对于《楚辞·九歌》的研究从未止歇,无论是从义理、词章,还是考据,亦或文化思想方面,都做了相当多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通观来看,这些研究或是裹挟于《楚辞》学史之下不够深入或深讨细节于《九歌》的具体篇章而不够宏观,或仅仅呈现于某一个作家的《九歌》研究中较为局限,因此,针对《九歌》研究这一命题始终未形成一个单独的学术体系,更未能从宏观、微观、纵横性对比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本文以时间为线索,沿着学术思潮发展的走向,以1644年即清代以来《楚辞·九歌》研究为核心,分成上、下两编,上编为清代古典学术总结期的《楚辞·九歌》研究;下编为古典向现代学术转型期的《楚辞·九歌》研究,具体则以清代前期、清代中期、清代晚期、清末民初以及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的《九歌》研究几个方面进行探寻,对清以来三百年的《楚辞·九歌》研究进行梳理与评述,以期揭示出不同时段研究之特征、变化,发现其内在规律。本论文除绪论外包括五章内容。其各章内容如下:绪论部分介绍了清代以来《楚辞·九歌》研究的缘起与探究意义,并回顾综述了近40年学术界关于清初、清中期、清末的《九歌》研究现状,针对其不足提出了展望,最后阐述本文的研究方法、研究路线、重难点以及创新点。第一章清代前期的《楚辞·九歌》研究。主要分为明末清初与康雍时期两个时间节点进行探讨。明末清初的遗民诸老如钱澄之、王夫之等人将故国之思寄托于论注《楚辞·九歌》之中,抒发对故国的眷恋,且面对理学的空疏弊象,以考经证史之法,以经世致用为宗旨治学研屈。康雍时期,统治阶级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有所转变,忠孝节义之观念与程朱理学的教义依然处于思想的正统地位,一些理学名臣如李光地、林云铭等人,通过涉足楚辞研究,意欲以注骚来宣达性理、提倡儒学,发挥了性理道德和自我意识的观念。清代前期的《楚辞·九歌》的研究与其所处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在楚辞学术史上呈现出具有清初时代印记的鲜明特点。第二章清代中期的《楚辞·九歌》研究。主要以乾嘉考据学派研究为主,同时兼有文脉一派。乾嘉两朝,研屈学者如蒋骥、戴震、胡文英、王念孙父子等人凭借考据学训诂、考证的方法,以谦逊质朴、谨严务实的治学态度融汇于楚辞学研究中,其中不乏大家之作。乾嘉朴学的繁荣也促进了《楚辞·九歌》研究新发展,在整个楚辞学史上呈现鼎盛之态。此时期也出现了主张文脉一脉的学者,如屈复、刘梦鹏、陈本礼,他们在研究中更加专注于文本自身的探究,从《楚辞》的章法入手,对文章的脉络进行梳理,从而避免了文气的割裂,能够更好地阐释篇旨文义。清代中期的楚辞研究善于运用乾嘉考据学理论和章句文脉之论进行治骚,对楚辞学发展进一步演绎,呈现出与清代前期完全迥异的精神风貌,成就楚辞学史上辉煌鼎盛之时。第三章清代晚期的《楚辞·九歌》研究。面对“西学东渐”的影响,仍有一些学者用行动、思想和着述坚守古人之成规,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守住中国古典传统的血脉和精义。在对《楚辞·九歌》的注疏中,刘熙载用《艺概》传播了中国传统的文艺学理论、俞樾以《俞楼杂纂》承接并阐扬了乾嘉考据学、王闿运的《楚辞释》则秉持今文经学的公羊学主张。三人作为古典的士大夫,通过对楚辞学的探究使旧调重新演绎,共同奏响出传统楚辞学的嫋嫋余音,与近代中后期的求新、求变的学术思潮遥相呼应,使传统楚辞学继续前行,在中国楚辞史上留下光辉的一笔。第四章清末民初的《楚辞·九歌》研究。此时的楚辞学生发了巨大的历史性新变。随着“西学东渐”思想的不断传播,近代西方的地理学、政治学、哲学、戏剧理论、文艺理论等学术理论、学术主张被逐渐纳入到我国的学术浪潮中。支持新学的一派代表如马其昶、刘师培、王国维、梁启超等学者用新的文学理论和开阔的思维方式,拓展出前所未有的治骚视野,使楚辞学研究在近代后期至现代学术的背景下呈现出与时俱进、辉光日新的繁荣景象,更使《楚辞·九歌》在此时期展现出中西交融、新意迭起的全方位的新变特征,在中国楚辞史中大放异彩,奏鸣出时代焕化的嘹亮凯歌,并且承前而启后,为“五四”以后的现代化楚辞学发展创造条件,开辟新境,是中国楚辞史上极具冲击力的关键一环。第五章“五四”以后的《楚辞·九歌》研究。此时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迅速,学术思想在延续着近代“西学东渐”思潮的基础上加入了民主科学等进步理论。《楚辞·九歌》的研究在上一阶段基础上继续开拓,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更加丰硕的多元化局面。在闻一多、郭沫若、刘永济、游国恩等人的努力下,它既有完全继承传统乾嘉考据学风的研究内容,又有传统与现代相结合,更有充分吸收西学思想的《九歌》研究着作的出现。因此,此时期的楚辞学发展可谓是对近代楚辞学研究之余续与拓展。

LEE W00NG^[5]（2020）在《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文中提出日据时期韩国文坛和社会对外国文化的吸收主要侧重于通过日本输入西方文学和文物。在如此之情况之下,部分韩国文人将中国文学作为外国文学,即世界文学的一个构成部分进行了积极的吸收,并试图以此来推动韩国近代文学的发展。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之目的在于,以中国现代文学作为借鉴,来建构韩国近代文学,同时建立反帝反封建的近代民主社会。近代转换期的中国现代文学肩负着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以文学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以文学革命、革命文学、抗战文学为中心展开。包含日据时期（1910年-1945年）和解放时期（1945年-1948年）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同样也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使命,以近代化和解放独立国家为目标指向,经历了胎动期、发展期、深化及停滞期和复兴期的发展过程。本论文分析该时期在韩国发表的196篇批评,进行解释。胎动期为1920年代前半期,在该时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正式开始。梁建植、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在该时期开始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与批评。梁建植在1920年11月号至次年2月号《开辟》上翻译发表了日本研究者青木正儿的<以胡适氏为中心的中国之文学革命>,此文是20世纪上半期韩国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最早一文。之后,梁建植继续发表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译文及他所写的批评,十分积极地翻译了戏曲、诗歌、小说等作品。192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留学的李允宰在留学期间发表了有关中国社会、政治形势的政论以及介绍中国罗马字运动的文章,并翻译发表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李东谷强调借鉴中国新文学建构运动中的思想改革与文学改革,以之作为他山之石。梁明参考胡适的新文学建构理论,则主张通过韩文的语文改革开展新文学建构。以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为中心的胎动期批评主要在1920年至1924年之间展开,以翻译日人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和中国本土文学革命的评论开始。其目的在于打倒封建旧思想和旧制度,从而建设近代社会、建构近代文学。该时期韩国批评家们特别关注胡适的文学革命理论与主张,翻译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和<谈新诗>,另外,多数当时的戏剧、诗歌、小说等被翻译。该时期发表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有20余篇,《每日申报》上连载的梁建植译<人形之家>（中文名为《玩偶之家》）以《娜拉（（?））》（永昌书馆,1922）之名出版,李相寿译《人形之家》（汉城图书,1922）也出版。发展期为1920年代后半期至1930年代前半期,该时期留学过中国大学的批评家们非常活泼地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从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多样的批评观点上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该时期主要批评家有柳基石、丁来东、金光洲、李陆史、金台俊等。柳基石以1925年2月在《基督新报》上发表<墨子与基督>为始,发表了许多无政府主义观点的文艺观,并在韩国最早翻译了鲁迅的<狂人日记>。丁来东和李陆史正式开启了对鲁迅文学的相当深度的批评,金光洲发表了以中国现代戏剧和电影为中心的批评。如此,20世纪上半期中发展期成为韩国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最活泼的时期,该时期发表的中国文学批评数量达到100多余篇,另外,开辟社还出版了《中国短篇小说集》（1929）。深化及停滞期为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之间。该时期,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毕业生们开展了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然后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相当萎缩了。金台俊从1930年代前半期开始进行社会主义观点的批评,接着他裵澔、李明善等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出身的批评家以大学为中心开展了讲台上的中国文学批评。从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以前,他们发表的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共计30余篇,而从中日战争爆发至解放之间发表的不分观点的所有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仅有30余篇。复兴期为1945年8月解放至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之间。解放之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再次迎来复兴时期,在此短暂的5年之间韩国文坛共发表了 42篇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除了在前阶段开始继续活跃的丁来东、金台俊、李明善等之外,尹永春开展了活跃的批评活动。该时期,李明善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集》（宣文社,1946）、《鲁迅杂感文选集》（未出版,1949）,金光洲·李容珪共译的《鲁迅短篇小说集》（1·2辑）（首尔出版社,1946）,尹永春的《现代中国诗选》（青年社,1947）,《现代中国文学史》（鸡林社,1949）等诸多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着作也纷纷出版。对以梁建植为中心的第一代批评家的192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学界从“翻译、翻案与近代文体的实验”,“经过日本的同时代性中国现代文学译介”,“殖民地知识分子悲伤的现实和理想主义的世界创造”以及“韩国近代中国翻译文学史的奠基”等方面高度评价了其积极意义。与梁建植同时期,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批评家为建构近代思想以及近代社会体制,非常关注中国的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新文化运动,并将其介绍到韩国社会及文坛。在他们之后,1930年代以来,曾在中国留学并接受学术训练的丁来东、李陆史、金光洲、金台俊等批评家们正式开始了学术性、系统性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的批评并不仅仅局限于日本研究者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他们深刻思考祖国的解放和新国家的建设,并以此为视角来看待中国现代文学。之后,在解放时期尹永春也是同样为了新国家的建设从基督教的视角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了批评。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肩负着反帝反封建之历史使命的近代转换期,推动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文学实践的通道:以建设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社会和建构近代文学为目的的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展开,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通过译介和批评中国新文学运动来追求韩国社会的思想革命和近代文学建构;第二、通过文学批评知识分子对殖民地现实的愤怒和内在抵抗的表达:虽然在日本帝国主义强迫之下韩国的知识分子不能公开反对或抵抗日帝,但他们通过批评半殖民地情况下的中国现代文学,迂回地表露出对帝国主义的抵抗和批判精神;第三、通过小说和戏曲来追求以平民文学为中心的近代指向和近代文学建构:从封建时代传统文学的贵族文学脱皮,关注以俗文学、民间文学为中心的平民文学。虽然日人研究者们关注以小说和戏曲为中心的中国平民文学,但他们注重元曲、明清小说等古典文学。梁建植以来韩国的批评家们继续关注以小说、戏曲和新诗等平民文学为主的中国现代文学;第四、对近代文体的实验及对语文改革的影响:韩国的言文一致运动比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开始得更早,但中国的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近代韩语语文规范化的确立。1917年发表的李光洙的《无情》已相当达成言文一致,但到1940年代横写、韩文专用等问题还没完成。韩国批评家们借鉴中国罗马字制定运动,想推动韩语语文改革;第五、在文学的想象空间再现的理想乡的精神世界与新国家建设的理想和实践: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在批评空间展现出他们对祖国解放和独立的理想以及建设新国家的理想。他们从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基督教信仰等自己的批评观点,通过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展现出建设新国家的理想;第六、对正义和博爱的追求以及爱国精神的表达等:韩国的批评家们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展现出真正的爱国精神。他们基于人的尊严和自由,超越狭隘和歪曲的爱国主义,追求正义和博爱的终极价值。抗日运动期间独立运动家们展现的精神不仅仅局限于反日,反而他们主张了弱小民族的联合来共同推动反战、反帝国主义以及恢复世界正义和维护东亚和平。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文坛及社会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是指向解放、独立国家建设和近代民主社会建设的文学实践。其核心的文学精神是‘抵抗与批判’,通过抵抗与批判来追求的终极价值是正义与博爱的恢复。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指向对殖民统治的间接抵抗和近代文学及近代社会建设,也包含着祖国解放以及新国家建设的理想。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韩国批评家们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之意味并不局限于单纯的文艺批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批评是知识分子应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文学实践。该文学实践的基本精神是对社会不义和压抑人的尊严的‘抵抗与批判’,并且对歪曲的现实之抵抗与批判追求的终极指向是‘正义和博爱的实现’,即人本身的尊严价值。

李想^[6]（2020）在《比较文学视野下的抗日叙事研究 ——以当代中朝韩抗日主题书写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历史上,日本对中国和朝鲜半岛的侵略是中朝韩三国人民的共有记忆,长久的艰苦奋战、受尽压迫的痛苦、社会的动荡不安都让抗战的历史刻骨铭心。而在浴血奋战过程中,整个民族奋起反抗的面貌、无数英雄烈士不畏牺牲的抗战故事,展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情操,成为了最振奋民族心和爱国心的宝贵精神财富。于是记录呈现这段可歌可泣历史的文学主题应运而生,抗日叙事成为了中朝韩共有的、且重要的文学主题。随着历史的前进和时间的推移,战争中的残忍、迷惘、恐惧、伤痛也伴随这段民族成长的记忆一同浮现。抗日叙事的面貌也随之愈加丰富和饱满。对当代中朝韩抗日叙事的比较研究,不仅是丰富完善整个东亚抗日叙事体系研究的重要内容,也对深化抗日叙事的历史精神,加强在抗日战争认识问题上的互补互识具有重要意义。纵观中朝韩当代抗日叙事的总体情况,在不断发展中交叉形成了相同的抗日叙事主题,其不仅呈现出具体的书写特征,也反映了深刻的时代性和政治社会性。中朝共有的全民抗日和领袖抗日主题、革命成长主题是两国抗日叙事中具有鲜明政治性和时代性的部分,中朝韩所共有的英雄抗日、抗日伤痛、理念指向主题有着不同的书写特征,并在发展中不断出现新变化。而社会政治环境的改变所带来的中韩历史复原主题不断涌现,丰富了抗日叙事的面貌,更鲜明地反映了抗日叙事主题与时代的深刻联系。围绕以上主题,并结合具体文本的分析,本文以西方叙事学后经典派侧重的对文本与历史语境的交互作用为主要视域开展比较文学平行研究,开展宏观把握与微观分析两个层面上的比较研究,在宏观把握层面以探讨共性和特性为主,并以社会历史批评的视角探究其背后的社会历史政治等原因。在微观分析上,运用主题学、文学治疗学、文学心理学等相关的理论结合文本细读的方法比较具体作品的异同之处。中国和朝鲜在领袖领导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历史语境下,形成了全民抗日与领袖抗日两大重要主题,又在长期的积累中形成了各侧重一方的特点,并分别通过构筑“全民”与“领袖”的形象凸显这两大相对的主题。这种具有鲜明比照性的特点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政治、文化原因。而在这种语境下,形成了中朝抗日叙事主题相较于韩国的另一大特征鲜明的主题,革命成长主题。最具代表性的是母亲与儿童的革命成长。这一主题的书写具有典型的范式化特征,最大化地凸显了中朝抗日文学的特色和抗日战争的意义,却也模糊了成长本位主题的概念和内涵。同时,这种政治文化语境影响下形成了中朝韩对英雄抗日主题的不同书写特征。中国所强调的以人民利益为上的集体英雄主义在后期的发展中并不否定个人英雄主义的存在;韩国凸显民族主义的个人英雄主义并不与集体英雄主义相对立;而朝鲜的集体英雄主义以对领袖的忠诚为最高标准。在这种英雄理念的影响下,中国与韩国抗日英雄叙事在本质上都书写了“义”之意,与朝鲜抗日英雄叙事中突出“忠”的泛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朝鲜的抗日英雄都成为了“忠臣”式英雄。于是,朝鲜的抗日叙事主题基本上围绕了“领袖-忠臣”这一范式展开,形成了具有朝鲜特色的抗日叙事结构。中朝韩之间鲜明的意识形态差异直接导致了抗日叙事中理念指向主题的不同呈现,在复杂的抗战背景下,在作者个人经历与创作视角以及创作语境的共同影响下,形成了强烈的理念指向性和理念的差异性,并直接影响了具体作品的叙事结构。随着抗日叙事的不断发展和社会政治语境的改变,抗日伤痛与历史复原成为了新世纪抗日叙事的主流主题。以“慰安妇”及历史惨案为题材的抗日叙事的不断出现,与外交政治语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反映了中韩在面对抗日伤痛问题上的新视角和新姿态,完全不用于以往围绕阶级伤痛和反战叙事的书写。而历史复原主题作品的不断出现,展现了国家政治话语的包容度和开放度,反映了人们对历史事实的反思和发展性的历史意识,在国家和民间两个层面不断丰富抗日叙事的内涵。通过比较和梳理可以看出,朝鲜抗日叙事以“领袖-忠臣”的形态凸显出独具朝鲜特色的抗日叙事特征,其主题也集中于呈现领袖形象和“忠臣”式英雄的一片丹心,具有体系化、划一式,集中展现,形式庞大的特征,在主题的深入性和丰富性上有所缺失。韩国的抗日叙事整体上呈现出凸显民族主体性和历史叙事性,也带有明显的市场化、大众化文化性特征。中国的抗日叙事发生了鲜明的变化,从以阶级为纲的抗日叙事到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日叙事、南京大屠杀叙事、“慰安妇”叙事等,显现出视角的多元化发展和主题的多样性变化。抗日叙事主题的不断变化发展始终反映了其不可忽略的时代性,必须在深刻的社会政治环境中予以考察。本论文只是从宏观比较视域上对当代中朝韩抗日叙事进行比较研究的一次尝试,以期填补相关研究的空白,并希望可以为抗日叙事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路径。文中一定存在着欠缺深度等不足,希望今后可以继续深入开展相关研究,拓展其深度和广度。

刘后德^[7]（2020）在《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文中研究表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历史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它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也逐渐出现了一些偏差,在“文革”中更是遭遇严重挫折。新时期中国历史学的再定向再出发,是从否定“文革”开始的。它起自政治批判,成于学术反思。它针对“文革”,但绝不限于“文革”。这种专业层面的更深入阶段的拨乱反正在1979年表现得极为典型。在这一年,伴随着全社会思想解放的氛围,历史学呈现出与“文革”时期彻底决裂的姿态。将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一度成为当时整个中国史学界的主流追求。这一追求在中国历史学的理论探讨层面、古代史研究部分和近代史研究领域都有着鲜明的体现。而它在1979年表现得特别集中,并在1979年度走向高潮。那时的中国历史学存在一种明显倾向,即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研究模式,特别是“文革”时期畸形的研究状况,针锋相对地开展再认识、再纠正。这一趋向深刻影响了之后的史学研究面貌。人们首先就统摄整个研究局面的理论部分进行有针对性的纠偏匡谬。从理论根源和实践经验两方面重新理解和认识“阶级观点”,从而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根本塑造当时史学面貌的指导思想,是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界所获得的最大理论共识。此时,笼统的阶级观点得到重新审视:一切以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理论作为史学研究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极端做法也得到纠正;历史的全部内容绝不仅仅只有阶级之间的冲突,也不是所有的阶级斗争都可以纳入“革命”的范畴;阶级斗争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根本动力或唯一动力的尊崇地位受到挑战,诸如生产力、生产斗争或矛盾斗争的合力等历史发展要素的重要性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强调;阶级考察之外的广阔历史空间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阶级批判之余的丰富历史遗产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学者们不再简单一律地套用阶级分析作为研究模具,而是积极倡导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来把握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以往用阶级观点打量一切,言必称“阶级”的不正常状况大为改观。还有,深入反思教条主义、公式主义的危害,也是1979年史学界所获得的重要理论成果。一切唯本本是从,照搬简易公式的惯常做法遭到批评。在理论阐释与史料求真的结合方面,脱离史实进行虚、假论述的做法受到抵制。它们逐渐被诸如“论从史出”或“史论结合”等主张所平衡。还有一些因固守个别论断、预设某种前提而未曾从根本打破僵局的问题研究也开始得到触动。以上变化归结到一点就是,面对任何问题,人们都转而尝试通过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得出自己的独立认识。此时,史学与政治的关系也开始在反省中得到重新定位。人们一致反对炮制“影射史学”以作政治工具的行为,并且通过重新诠释“古为今用”的内涵,以尝试进一步明确史学之于政治的价值功用及合理边界,尊重学术探索的独特规律,纠正违背学术自由的做法,从而扞卫历史学应有的生存空间和独立的价值尊严。1979年,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也出现了针对以往的认识局面进行剧烈调整的整体倾向。首当其冲的是,作为“五朵金花”之一的农民战争史所存在的研究偏向受到检讨。农民战争所蕴含之消极作用的集中凸显,成为1979年中国历史学在专题研究领域所经受的最大冲击。在这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上,“阶级观点”受到研究实践的重新检验。人们注意到,农民战争在社会生产和秩序稳定等方面存在不容回避的破坏作用。曾经化约为中国古代历史的真正内容或全部内容的农民战争,其价值地位因这种阻碍历史进步的消极因素存在而受到削弱。与此同时,农民本身难以抗拒愚昧落后的封建思想,在经由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分析中遭到集中剖析。进而,农民及其领袖不能摆脱具有负面作用的皇权主义、平均主义等思想,预示了农民战争的最终结果只能是催生出又一个大同小异的封建政权。随着农民战争在变革封建制度方面的革命性作用遭到质疑,其价值作用至多不超出改朝换代的范围,甚至客观上有着维护和延续封建统治的认识开始出现。由于人们拒绝沿用简单张贴阶级标签的做法,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评判泛化倾向被遏制,中国古代历史中一些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代表性人物得到重新评价。作为封建帝王的秦始皇残暴专制等负面因素被集中展露;作为思想文化领域代表性人物的孔子,其礼制、教育等方面的积极价值重新凸显;作为农民起义领袖的李自成,难以摆脱天命思想束缚,即使最后取胜也必然成为封建皇帝,而不可能具有无产阶级领袖那样的进步特征和成就,这样一种宿命般的历史结局在讨论中被强调。此外,在中国社会形态及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上,由于人们对固定一种学说、服从一种认识的垄断局面多有不满,古史分期领域遂有诸说并起,从而颠覆了之前郭沫若等人所主张的战国封建说一家独尊之局面。由此,“魏晋封建说”、“西周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等不同论见纷纷出现。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这一思潮,在1979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表现的最为充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关键节点上的典型认知呈现出“过山车”般的翻转。比如,曾经作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典型的义和团运动受到集中质疑。该运动被认定为具有盲目排外、愚昧迷信等特点,甚至存在受清廷利用而“奉旨造反”的过程和行为,其对内反封建的革命性质和对外的反帝作用及价值都出现较大争议。再者,针对以往卖国之定性,在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洋务运动作为近代工业化肇始的标志性作用开始得到积极肯定。在企业管理、规模化机器制造、引进利用外资技术等方面,洋务运动所带来的进步影响;抗击外部势力经济侵略和军事侵略,构筑自身近代化的经济和国防基础,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和长远价值;拉开大规模学习西方先进文明的序幕,形成开放、理性的进取精神,以及在整体上开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化进程的重要意义,都得到有力阐释。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从单纯依托目的初衷或阶级进行定性分析,开始向重视客观效果的考察方面倾斜。还有,对于被批软弱妥协且“阻挡人民革命”的戊戌变法运动,学者在现代性视野下重新将其定义为,一场由资产阶级发起的,旨在通过制度革新以挽救家国危亡的进步运动。其爱国主义价值,借鉴先进制度进行资本主义改革的宝贵尝试,以及改革过程中所推动实现的启蒙解放等,都开始得到更多学者的认同。该运动的改良主义定性开始动摇,资产阶级维新派对抗封建顽固派,以及推行资本主义制度,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进步作用越发得到肯定。1979年,是中国历史学进行再调整的关键年份,是“文革”时期史学向改革开放史学过渡的转捩点。它以反思姿态挺立于两种史学研究样式转换的紧要关头,通过一系列史学认识的再纠正实现了浴火重生。显而易见,研究样态的根本转变需要借助史实的订正,研究方法及理论指导的校准,但更仰赖于观念层面的透彻省悟。在追求学术独立和求实精神方面的启蒙重塑,是这一特殊年份留于后世的最醒目价值。与此同时,就学科本身而言,经过1979年前后学界在思想观念、理论方法、价值立场等方面的及时调整,历史学得以迅速转入新的发展阶段。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为之后研究内容从较为单一的政治史向着结合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延伸,以及研究范式和研究重心从革命史向现代化叙事转变,奠定了基础。同时,它还孕育了几种研究趋向。比如重建史实真相,考求真实;再次确认坚持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宏观研究,偏重线索规律的合理化梳理;或者吸收借鉴西方理论方法重建历史叙事等。它们都在反思以往研究弊端的基础上呈现出多元竞发的态势。细致的文献梳理,结合对“文革”前后及当时中国历史学研究取向的综合对比,以期最大限度地呈现当时史学研究领域深刻调整的思想史价值,以及为新时期史学研究健康发展奠定重要基础的学术史意义。选取1979年这一独特的年份作为研究对象,可以充分彰显其年代史学层面的蕴涵;史学界通过积极拨乱反正以响应国家改革开放的号召,体现出中国历史学在参与历史中创造历史的传统致用色彩;以“颠倒”求“反正”,尽可能地释放出了解放思想的能量,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从一个极端倒向另一极端的危险。因此,反思学术研究的偏向,仅仅通过“翻烙饼”的方式进行显然是不够的。准确拿捏1979年中国历史学承上启下的衔接作用,充分衡估这一时期史学研究所具有的转折过渡意义,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尤其是在清除畸形的“文革史学”那样的研究生态,为此后学术转型奠定基本格局方面,很有必要进行专门探讨。如果说1949年,崭新的中国历史学依靠政治得以确立,那么1979年,就是中国历史学在反求诸己的背景下实现学科化重生、专业化再造的又一次开始。从学术发展的长远角度看,它不啻于共和国史学的“第二次开国”。

杨竹芸^[8]（2020）在《个体青少年时期政治观的形成研究 ——基于275名中共党史人物的统计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要求全党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树立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然而,从个体政治观形成发展变化的过程来看,一个人要形成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却是一个艰难而复杂的过程。个体政治观是社会政治关系中的政治行为个体所形成的对以国家为中心的社会政治现象的根本观点和基本态度。个体青少年时期政治观的形成,是处于青少年时期的个体,在一定政治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下,在个体利益和需要的基础上,通过一定的政治实践活动,确立一定的政治观点和政治态度。中共党史人物是指近现代以来对于党的历史和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产生重要影响、做出卓越贡献的人物。党史人物具有不同于普通个体的政治特点,其青少年时期政治观的形成过程具有一般规律与共性特点。研究中共党史人物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形成对于新时代的党员形成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观无疑极具启示价值。以《中共党史人物传（精选本）》中所列275名党史人物在青少年时期政治观的主要内容与形成过程为例证,探寻与把握个体政治观在一定时期内形成、发展、变化的特点与规律,尤其使用统计分析法,基于275名党史人物的数据统计,绘制表格进行计量分析,如此就构成了文章的基本框架,篇章结构如下:第一章考察党史人物青少年时期政治观形成过程中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历史发展条件及其决定作用、制约作用、影响作用,以及求学、参军从戎、进行业务工作与革命事业的个体人生经历。党史人物青少年时期政治观的形成一方面受到近现代中国历史背景的制约与影响,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另一方面与个体人生经历密切相关,充分体现出不同个体的独特性。第二章主要探讨党史人物青少年时期政治观的形成阶段与变化过程。党史人物青少年时期政治观的形成分为三个阶段。辛亥革命前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影响,从中国社会传统政治观念中汲取营养;辛亥革命后受西方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影响;五四运动时期通过分析比较各种社会思潮,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确立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从个体年龄阶段来看,经历了儿童少年阶段政治心理的萌发与政治情感的产生,青年阶段初期政治观点的形成与政治认识的发展,以及青年阶段中后期政治理想的确立与政治观的最终完善三个不同层次的变化过程,是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第三章具体梳理了党史人物青少年时期政治观形成的主要内容结构,包括唯物史观、阶级观、国家观、政党观、群众观等的变化与提升。唯物史观的形成,从接受或转向唯物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到继承发展唯物史观并树立共产主义信仰。阶级观的形成,从萌发朴素的阶级意识,到学习研究系统的阶级斗争理论,领导阶级斗争。国家观的形成,从形成关于国家的意识,产生朦胧的爱国情怀,再到逐渐建立无产阶级国家观。政党观的形成,既受到西方政党制度与资产阶级政党理论的影响,又与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紧密相连。群众观的形成,是在斗争实际中从崇尚英雄转为重视群众作用,坚持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第四章分析党史人物青少年时期政治观形成过程的外部影响因素与内化途径。党史人物青少年时期政治观的形成受到家庭环境的直接影响、学校教育的关键影响、书籍报刊的重大影响、政治人物的示范影响、政治事件和政治思潮的催化影响、政治团体和政治组织的互动激励。在外部因素的促进推动下,通过社会观察、政治实践、职业探索、理论学习等途径,内化形成个体政治观。第五章总结党史人物青少年时期政治观形成过程的理论启示与现实意义。从对于促进个体政治观形成发展的理论启示来看,个体政治观的形成既是客观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也是不断改造主观世界的长期过程;青少年时期是个体政治观形成的关键时期,而个体正确树立政治观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政治观教育。从对于新时代强化个体政治观教育的现实意义来看,必须紧扣个体政治观形成的时代特点,抓住个体政治观形成的时间节点,加强政治观教育内容的培育与引导,注重外部影响因素与学习实践途径相结合。

张晓芳^[9]（2020）在《“秋瑾文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秋瑾是近代民主主义革命家,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1907年就义于绍兴轩亭口。牺牲不久,文艺界便出现了以秋瑾为题材的时评杂感、诗、词、散文、传记文学、小说、戏剧、曲艺、话剧,二十世纪下半叶,又出现了影视剧等,一百多年来不曾消歇,成为近现代,乃至当代的一种文艺现象。本文的研究对象便是这些以秋瑾为题材的文艺创作。本文的核心议题在于:“秋瑾文艺”创作何以经久不衰?“秋瑾文艺”的书写者们以何种艺术手法来塑造秋瑾形象?秋瑾艺术形象的发展演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以文艺类型为纲,以时间为轴,对秋瑾题材的文艺作品分门别类地进行了研究,探讨了不同文艺作品的艺术手法及社会价值,“秋瑾文艺”的书写者们对秋瑾的“改编策略”及背后的书写逻辑。贯穿全文的是社会思潮与文化演进影响下的秋瑾形象的演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秋瑾文艺”的创作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这便是“秋瑾文艺”的内在书写逻辑,也因此,每个时代呈现出的秋瑾的艺术形象各不相同。晚清民国时期,“秋瑾文艺”推动着社会变革,秋瑾的艺术形象也初次偏离了历史真实,文艺作品中的秋瑾,一面是女学和新学的倡导者,一面是“男女革命”的受害者形象。民国初年,在表彰革命先烈的纪念活动中及辛亥革命的旗帜下,秋瑾的革命功绩得到了承认,其形象也实现了由弱女子向革命先烈的跨越,并成为妇运的一面旗帜和党派斗争的缓和剂。抗战时期,为了动员全民抗战,在民族大义的书写立场下,秋瑾“女革命家”的事迹被广为颂扬,“秋瑾文艺”成为启蒙与救亡的革命范本。20世纪80年代以来,秋瑾女革命家的身份在人性解放的思潮下得以重置,增添了“女性”“母性”等内涵,为其大义之举增添了悲壮的色彩,但却偏离了基本史实。秋瑾的形象在历史的因缘际会中经多重合力而形成,可以说,时代的需要造就了秋瑾的艺术形象,在动态演变中,秋瑾的形象不断转换新生,文艺作品中的秋瑾形象正代表了秋瑾在国人心中的形象。“秋瑾文艺”创作反映出了文艺的社会属性,这也是“秋瑾文艺”的使命与担当。

汪书路^[10]（2019）在《吕振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中提出吕振羽是我国着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全面、客观研究吕振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既具有理论意义也具有现实意义。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研究吕振羽,不仅可以丰富吕振羽的学术思想研究,拓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领域,而且还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为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参考。吕振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探寻救亡图存的道路上,吕振羽经过对各种思潮的反复对比、实践,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革命信仰。自此,他通过成立协会、创办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利用课堂传播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不断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为党的事业培养了一批人才。其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改造中国传统史学和中国近代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对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作出了重要贡献,提出了史学研究应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辩证法。其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研究革命年代中国学术界的热点历史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吕振羽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开创性地提出“殷商奴隶论”“西周封建论”,进而为得出“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论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还对中国民族历史基本问题进行考察,认为中国人种主要来源于“蒙古人种”以及“马来人种”这两大类;同时考察中国各民族历史发展的基本情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内容。其四,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吕振羽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分期问题的基础上分析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问题,得出中国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结论,从而对近代中国的革命任务有着清晰认识,即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是彻底反对帝国主义,根本消灭封建势力。他考察了国外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以及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法则,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两个时期的同时过渡”理论。在中国文化问题方面,吕振羽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读儒家、道家、佛家文化,认为中国文化发展要辩证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同时要善于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防止文化闭关主义和文化贩运主义。吕振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是:传播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发展进程,运用马克思主义解答中国社会热点问题,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是结合历史研究回答重大现实问题,二是积极参与思想论战扞卫马克思主义,三是运用丰富语言传播马克思主义;带给我们的启示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成为忠贞的信仰者,必须汲取优秀传统文化,必须持续推进理论创新,必须着力解决时代问题。

二、郭沫若早期反帝爱国思想的形成和演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郭沫若早期反帝爱国思想的形成和演进（论文提纲范文）

（1）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早期传播研究（1899-1927）（论文提纲范文）

（2）玫瑰经霜 ——论冰心“十七年”时期的文学活动（论文提纲范文）

（3）吕振羽对唯物史观的运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1644-1949《楚辞·九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比较文学视野下的抗日叙事研究 ——以当代中朝韩抗日主题书写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7）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论文提纲范文）

（8）个体青少年时期政治观的形成研究 ——基于275名中共党史人物的统计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9）“秋瑾文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吕振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文提纲范文）

四、郭沫若早期反帝爱国思想的形成和演进（论文参考文献）

• [1]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早期传播研究（1899-1927）[D]. 孙珊. 华东师范大学, 2021
• [2]玫瑰经霜 ——论冰心“十七年”时期的文学活动[D]. 雷靖雯. 信阳师范学院, 2021(09)
• [3]吕振羽对唯物史观的运用研究[D]. 罗玉娇. 西南科技大学, 2021(09)
• [4]1644-1949《楚辞·九歌》研究[D]. 辛欣.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5]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D]. LEE W00NG. 山东大学, 2020(08)
• [6]比较文学视野下的抗日叙事研究 ——以当代中朝韩抗日主题书写为中心[D]. 李想. 延边大学, 2020(05)
• [7]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D]. 刘后德. 山东大学, 2020(10)
• [8]个体青少年时期政治观的形成研究 ——基于275名中共党史人物的统计分析[D]. 杨竹芸. 武汉大学, 2020(04)
• [9]“秋瑾文艺”研究[D]. 张晓芳.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10]吕振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D]. 汪书路. 武汉理工大学,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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