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势与东北亚安全模式的选择

一、均势与东北亚安全模式的选择（论文文献综述）

范为^[1]（2020）在《东亚地区中美关系的结构性析论（2010-2020）》文中研究指明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中美两国在东亚地区的权势转移日益显现,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定位经历了从“利益攸关方”到“战略竞争者”的重大转变,并开始实施趋向于对华“遏制”的战略。中美两国不断加剧的战略竞争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中美关系走向的负面猜测。随着权势转移进程的持续,中美两国是否会滑向摩擦、冲突甚至新冷战的危险境地?在权势转移态势最为明显的东亚地区,中美关系又将具有怎样的结构状态?这样的结构状态是会持续胶着的存在下去,还是存在破解的可能?这些问题是本文探讨东亚地区中美关系结构的落脚点和切入点。目前,以结构理论的视域考察中美关系仍然存在着重结构轻能动的问题。静态的结构决定论在东亚中美关系研究中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国际关系领域中独特和传统的层次分析法也进一步割裂了结构与能动融合的可能。长久以来,国际关系领域关于结构与能动的研究基础是隐含在分析层次的研究规范之下的。人、国家、体系的分析层次一经确定下来,便成为了国际关系学科独特的研究方法,这个方法从本体论与认识论上有别于其他学科,因而被广泛的应用在探讨国际社会中各种层出不穷的问题上。但是,较少学者以质疑国际关系层次分析研究方法的角度来化解主客观对立、弥补结构单元之间的鸿沟。受此影响,中美关系的研究也难脱桎梏。以结构理论以及层级分析研究方法探讨这一重要关系的着作汗牛充栋,但能弥合中美关系研究范畴中的结构能动对立的较为少见。受国际关系领域中“实践转向”的影响,本文以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为理论依托,从场域、惯习、实践三者的闭合循环关系出发,提出一个解释东亚地区中美关系结构的分析框架,即场域位置关系、国家惯习、国家实践三个维度的解析框架,区域场域与国家实践藉由国家惯习这一中介概念达成了相互建构的融合关系,而东亚地区的中美关系结构在本质上归属于这一理论范畴。因此,本文借由场域理论同时结合国际关系领域中对结构特性的一般性划分构建了一个外在的分析框架;借由场域、惯习、实践三者的关联性构建了一个内在的分析框架。通过外在框架,东亚地区中美关系结构可以划分为权力关系结构、地缘关系结构、领域关系结构、实践关系结构。通过内在的分析框架可知,东亚地区的中美关系互动总是在上述场域中进行的。场域是按照特殊的逻辑规则、资本以及由此产生的位置关系构成的等级制结构。在场域中,国家依据资本与惯习进行策略选择,彼此间的互动构成内在的具有等级制的位置关系。例如在东亚场域中中美权力结构对应的是“守成国”与“崛起国”的位置关系;地缘结构对应的是海陆“两分”的位置关系;领域结构对应的是安全经济“二元”的位置关系。场域中位置关系在形成过程中深受惯习影响,惯习尤其对国家能动者的策略选择产生重要的影响。如在权力结构中受权势转移惯习影响对华实行竞争性经济策略的美国;在地缘结构中受海权惯习影响实行介入东亚地缘策略的美国,与受主权惯习影响实行近海防御策略的中国;在领域结构中受防御现实主义、同盟起源惯习影响实行同盟保障策略的美国,与受“以经促政”惯习影响实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策略的中国。尽管在场域位置关系与惯习双重作用下形成的各关系结构对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较为不利,但中美两国可以发挥国家能动者的实践作用,开启反思性思考与监控,避免结构所带来的固有逻辑,例如避开权力结构中的“修昔底德”陷阱,建构“容纳”型的中美关系结构。通过上述理论探讨与现实分析,本文认为,在“大国无战事”的时代,科技与规则是相较于暴力与战争更为有效的竞争工具。中国没有意愿与美国发生冲突或进行新一轮冷战。美国也应该采取符合自身现实的对华战略,重新提振自身经济、惠及世界贸易。如果中美两国都沿着这个方向进行实践,那么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东亚会迎来一个中美之间以规则赢取领域实力融合的时代;一个避免挑起地缘争端,化解冲突性惯习的时代;一个“守成国”容纳“崛起国”时代。

王云鹏^[2]（2020）在《文在寅政府时期美韩同盟的“离心化”态势》文中研究指明自2017年美国特朗普政府和韩国文在寅政府进入执政周期以来,随着朝鲜半岛地区局势的变化,再加上美韩双方在在国家利益和领导人理念方面的差异,美韩同盟出现了明显的“离心化”趋向。本文聚焦于文在寅政府时期美韩同盟调整和演变的新动向,系统梳理双方在各领域的政策分歧,探析美韩同盟“离心化”态势出现的原因,并进一步分析其对东北亚地区安全结构的影响。美韩同盟的“离心化”态势主要表现为美韩双方在韩国自主权、对华政策、对朝政策、军事合作、经贸合作、民族情绪等方面的分歧。受美国综合国力相对下降和韩国综合国力相对上升的影响,韩美同盟的非对称性趋于弱化,从而降低了同盟关系中美国对韩国的主导性。在对华政策方面,美韩在对华战略定位和对华政策方面显现出明显的分歧。特朗普政府在战略认知上将中国定义为“修正主义国家”和“战略竞争对手”,①而文在寅政府将中国定义为战略合作伙伴,并努力修复因“萨德”受损的中韩关系。在对朝政策方面,双方之间的分歧较往届政府更加明显,具体表现在解决朝核问题的时效和手段等问题上。在军事合作方面,美在韩敏感军事设施的部署、驻韩美军的军费分摊是双方矛盾的集中点。在经贸合作领域,随着韩国对美国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美韩双方在经贸问题上的分歧也逐渐凸显出来。以“美国优先”着称的特朗普倡导“公平贸易”的商人思维,迫使韩国在外贸问题上对美国妥协。在民族情绪方面,文在寅执政时期韩国民众的反美情绪不断高涨,加剧了美韩同盟的离心化倾向。美韩同盟“离心化”态势出现的原因可以从地区、国家、个人三个层次加以分析。在地区层次,朝鲜半岛局势呈现出明显的缓和态势是美韩同盟“离心化”的重要外部因素。特别是美朝和韩朝之间都放弃之前的敌视政策,开始通过对话、经济和人文交流等手段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使美韩同盟的战略重要性下降。在国家层次,美韩两国的立场和战略目标分歧是同盟离心化的根源所在。作为全球大国,美国始终从维护其全球霸权和地区秩序主导权的角度在朝鲜地区进行战略部署。而韩国不仅身处半岛地区,而且作为地区领土、历史纠纷的当事国,看待美韩同盟的出发点是自身的安全保障。这一视角差异决定了双方难以在根本利益达成一致。在个人层次上,文在寅和特朗普执政风格和理念矛盾助力了同盟“离心化”的态势,不仅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理念与文在寅的“进步派”理念存在矛盾,而且特朗普“以实力说话”的霸道作风与文在寅“和平、平等”理念也相悖离。总体来看,美韩同盟的诸多分歧和“离心化”态势并未完全动摇美韩同盟的整体结构和稳定,但美韩同盟是东北亚安全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再调整的过程必然引发东北亚安全结构的变化。一是美国的地位有所下降,表现为在美韩同盟中对朝政策的主导地位下降和对盟友日、韩的管理能力减弱;二是中国在东北亚安全结构中的支柱作用凸显,表现为在解决朝核问题上的影响力增强和对日、韩的影响力增强;三是韩国“平衡者”角色增强,表现为其在韩美朝、韩美中两组三边关系中的平衡作用;四是朝鲜在东北亚安全结构中地位有所上升,表现为其自身参与谈判筹码的增强和与中国、俄罗斯等大国互动的频率和效果显着提高两个方面。

于红丽^[3]（2020）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研究》文中提出从冷战结束以后,亚太地区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就开始持续上升。美国作为国际体系的主导国,自然愈发重视亚太地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国际体系开始发生深刻变革,亚太地区的战略地位被空前重视。为应对国内外危机,美国开始调整其全球战略。奥巴马政府推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宣称要把全球战略的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其目标是通过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同盟体系和伙伴关系网络,加大亚太地区军事投入,参与并主导亚太地区的经济贸易合作,以保证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利益,防止崛起大国对美国主导权的挑战。“亚太再平衡”战略出台的背景,是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在冷战结束后首次遭到质疑。为了确保美国的领导地位,美国开始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全面重视对其造成挑战的亚太地区。这一战略也是此后特朗普强化对华竞争的先声,是中美关系进行深度调整的前兆。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的实质,也是奥巴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延伸和发展。相比较特朗普“印太”战略推进进程的尚未完成,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显得更加完整,且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深入研究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可以让我们更客观理性地认识特朗普“印太”战略的实质。同时,对于我们有效应对美国亚太战略带来的挑战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深入系统地研究了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出台的背景、目标、实施、评价及影响,分析了美国亚太战略的实质,以及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与特朗普总统新“印太”战略的联系与区别,论述了中国应对美国亚太战略的战略与对策。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背景分析,主要分析了国际体系的深刻变革和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形成。首先,研究了全球国际体系出现的转型取向和亚太地区国际地位的上升,以及美国的相对性衰落和中国的结构性崛起对于全球以及亚太地区的战略影响。其次,梳理了冷战后到奥巴马政府之前的美国的亚太战略,意在阐述美国亚太战略的连续性。最后,论述了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酝酿过程,分析了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从“重返亚太”到“转向亚太”,再到“亚太再平衡”所经历的演进过程。第二章,“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标与依托。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标是巩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权力主导,拓展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利益,扩展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价值观影响。为实现上述战略目标,美国拥有强大的综合国力、牢靠的同盟体系和霸权威望等战略资源可资利用。第三章,“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奥巴马政府为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战略举措。首先,美国军事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提高美军在亚太地区“反拒止”和作战能力,降低对其他地区的战略介入。其次,巩固美国的亚太辐辏安全体系。其中包括优化美国亚太同盟体系,重塑安全伙伴网络等。最后,打造亚太地区多边合作新体系。力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深化与东盟的全方位合作,扩展在本地区内的价值观同盟。第四章,“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评价。首先,对“亚太再平衡”的本质进行了分析,认为其是“离岸平衡”战略传统的延续和“选择性干预”战略的强化,是两者的战略复合。其次,评价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成效,认为美国取得了一定的战略红利,但并没有达到既定目标,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且付出了巨大战略成本。最后,分析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系列国内国际反响,美国国内、亚太地区国家和全球其他地区国家对该战略有着差别化的反应。第五章,“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遗产”与启示。“亚太再平衡”战略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中国持续崛起的势头没有发生改变,导致美国对华战略认知更趋消极。特朗普政府在同样重视亚太地区的前提下,改变了战略实践的风格与方式。美国对华战略思维更趋“冷战化”,放弃了“离岸平衡”的做法,更强调单边性质的强力施压,更重视军事手段的使用,其实质是对“亚太再平衡”战略否定之否定的加强版。“亚太再平衡”战略对我国因应“印太”战略提供了战略启示,我国应对美国对华认知有着清醒的认识,对美国的战略限度有着明确的判断,坚持核心国家利益的底线思维,坚定不移地发展国家实力,进一步加强经略周边以对冲美国的战略压力。

游启明^[4]（2020）在《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鉴于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以及中美关系的全局性影响,理性把握并因应美国的对华政策或战略,应成为中国在由富到强进程中重点关注的事项之一。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改变了对华战略认知,抛弃了冷战后的接触或对冲中国政策,提出了对华战略竞争新政策宣示,并从单边、双边以及多边层面着手,在政治、经济和安全多个领域,推进了该政策。面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新现实,本文从理论层面将战略竞争进行定位后,依据政策或战略研究的逻辑,探讨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背景、目标、资源依托、实施表现、特点、效能、发展趋势以及中国因应等问题。战略竞争是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类型之一。虽然主流国际关系研究范式提出了不同的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理想战略,但整体上缺乏一个系统的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学框架,并探讨每种战略类型的实质。在借鉴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依据对崛起国地位追求的承认或蔑视、对崛起国实力增长与运用的容纳或限制这两个标准,本文将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分为对冲、竞争、顺应与鸵鸟四种类型。采取对冲战略时,霸权国会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以此想软化后者的崛起意图,但它也会对崛起国的实力增长与运用采取限制措施;实施顺应战略时,霸权国既会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也不会限制后者的实力增长与运用;采用鸵鸟战略时,霸权国不愿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也不想限制后者的实力增长与运用。当霸权国对崛起国进行战略竞争时,不仅意味着它会打压崛起国在由富到强过程中所产生的地位追求热情,维护自身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还预示着霸权国会采用各种手段,努力限制崛起国运用实力的方式与范围,甚至会采取措施打乱崛起国的发展进程,从源头上打消崛起国对自身的潜在挑战。既有研究强调战略竞争的互动层面,本文则突出战略竞争的工具层面,把战略竞争视作霸权国主动进行的战略布局,认为它的本质是蔑视崛起国的地位追求热情,限制崛起国实力的增长与运用。对霸权地位与认同的维护、对崛起国意图与实力的恐惧、对国内政治发展的回应等因素,会综合作用于霸权国竞争战略的出台。战略遏制是战略竞争在冷战时期的表现形式,应避免将此种特定历史时空下的战略类型作为判断战略竞争的标准,从而忽视战略竞争的实质。除了需要合理把握战略竞争与战略遏制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外,还应该注意霸权国可能会从领域、层次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竞争战略子类型或呈现出各异的战略竞争强度,而这些都需要在实践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历史与现实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促使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出台。长期经营与护持霸权的战略实践,使美国拥有了较强的霸权护持意识,这很容易使其从零和视角看待中国的崛起;特朗普政府对接触或对冲中国政策的失望,对国内“对华政策大辩论”的战略回应,以及对“极限施压”中国的战略自信,也激励其对华进行战略竞争;中美相对实力差距缩小给美国带来的恐惧,中国奋发有为外交给美国带来的焦虑,以及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给美国带来的恐慌,也刺激特朗普政府想通过战略竞争政策来缓解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战略压力。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质,是既蔑视中国不断增长的国际地位,也限制和延缓中国实力的运用与持续增长,以维持自身的霸权地位。在政治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抵消中国的地区影响力、维护自身在印太地区的优势地位、强化对地区盟友的管理、转移国内政治矛盾并为自己捞取政治利益。在经济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规锁中国发展势头、制衡“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保持美国经济优势等。在安全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政策,挤压中国安全空间、强化对华军事威慑、维护自身战略声誉并转移同盟成本。尽管美国正出现相对衰落,但美国依然保有较强的软硬实力,这为其提供了多样的对华战略竞争备选手段。为打压中国的地位追求,限制中国实力的增长与运用,特朗普政府从多层面、宽领域实施了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单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主动挑起了贸易摩擦,在科技、贸易、金融以及人文交流等方面施压中国,想以此压制中国对美国的经济追赶势头,尽管两国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但依然不能忽视美国经济施压的可能;特朗普政府还介入了中国香港、西藏、新疆以及台湾事务,挑战“一个中国”原则,以此想分散中国的战略精力,甚至扰乱中国的发展进程;特朗普政府也提升了国防投入,提出了新的防务理念,加大了对网络、太空以及核领域的布局,以此想发起对华军事“抵消战略”,保持对华军事优势。双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不但借助“朝核问题”,加大了对中国周边的布局,增加了中国的地缘风险;而且还在设法离间中俄关系,以此想塑造于美有利的“战略三角”关系;并且也强化了同日本、韩国等东亚盟友的关系,以此想借助同盟的实力制衡中国。多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不仅推出了“印太”战略,想借助美日印澳四方对话机制,平衡中国的地区影响力,制衡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还试图通过拉拢东盟,强化同越南、菲律宾等盟友和伙伴关系,制衡中国的地区发展;也在积极借助美日欧三边协调、“毒丸条款”等机制或方式,在全球层面挤压中国发展。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表现出了竞争目标的压制性、竞争领域的全面性、竞争手段的激进性以及竞争主体的国家性等特征。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安全带来了一定的战略压力,但其并未有效实现所设定的政策目标,甚至还给自身带来了消极影响。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存在不少困境。譬如:国内政治极化的加剧,制约了美国的政策执行;地区盟友和伙伴不愿在中美之间明确选边站,使美国无法获得足够的地区支持;中国和平发展的实践,使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缺乏“合法性”等。依据文章所提框架,展望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发展趋势,本文认为,短期内特朗普政府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风险在加大,经过一段时期后美国可能会对中国进行以“竞合”为主的战略对冲,而美国顺应中国崛起的可能性则比较小。中国需要理性因应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第一,中国需要形成一套应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思维框架,为实施具体的应对方略提供战略指导。对此,首先中国需要继续坚持和平发展。通过发展做好自身的事情,为应对美国霸权施压新格局打下牢固的基础;通过和平发展提升中国崛起的“绩效合法性”,为更多国家带去发展机遇,软化美国对中国发展的恐慌,降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合法性”。其次,中国也需要保持战略自信。既不悲观也不盲目自信地处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而是从自身正当利益出发,在尊重美方合理利益的基础上,积极型塑中美关系发展。譬如,中国可以为中美互动提供一套以“合作共赢”为核心原则的“中国倡议”,并从经济、政治以及安全等方面具体优化中美互动。最后,中国还需要坚持战略底线,敢于同特朗普政府挑衅中国核心利益的行为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通过斗争使美方形成一个理性客观的对华预期。第二,在上述战略思维主导下,中国应该从多方面着手,具体应对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例如,中国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进程,为应对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竞争政策打下实力基础;中国可以稳步发展同俄罗斯、欧盟、日本以及印度等国的伙伴关系,缓解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竞争压力,并借助伙伴关系软化美国对中国的认知;中国还需要从“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出发,主动实施战略示善、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等,营造一个友善的周边环境,防止特朗普政府借助周边事态施压中国。

李丹丹^[5]（2020）在《冷战后东北亚国家的安全困境及中国面临的挑战》文中研究说明东北亚地区不仅地理位置优越,还富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近代以来,在西方列强的入侵下,东北亚地区内中国的主导能力随之瓦解。二战以后,东北亚地区逐渐形成了以苏联和美国为主导的南北对峙局面,中国则处于“中苏朝北三角”阵营中。冷战结束后苏联解体,苏联时期的主体国家——俄罗斯已经无力主导东北亚局势,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由此形成了一超三强的格局。而由于东北亚地区国家间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有本质上的差别,导致区域内各国缺乏明显的地域认同而陷入地区性的安全困境。安全困境在世界地域政治上较为常见,这种带有国家意志的行为容易形成恶性循环,最终引起区域内的军备竞赛,由此引发军事冲突和对抗。当今时代的主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作为如今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国仍然将按照这一主题来实现和平崛起。而未来东北亚地区如何构建多变安全机制,中国如何为自己营造安全的外部环境,这些都是中国发展中需要面临的难题。本文以此为切入点,介绍了选题的背景和意义,并梳理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简要解释了国家安全困境的概念,并介绍了本次研究中应用到的基础理论;指出东北亚国家的安全困境呈现美国介入东北亚地区防务、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对抗突显和大国冲突潜在发生的特点,同时还出现了军备竞赛、军事同盟、领土争端和美朝核矛盾不断的新特点;针对冷战后东北亚国家的安全困境的成因,研究中选择从政治层面、经济层面、安全体系和社会层面等角度入手进行分析;同时引出本文研究中的另一个重要研究点——中国面临的挑战和应对,研究发现中国当前面临着“中国威胁论”盛行、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和朝鲜半岛核导问题复杂化的难题,这些外在因素显然已经影响了我国当前的和平崛起和长远发展;结合当前我国提出的“和平崛起”战略,必须要将这些负面因素的影响降到最低,研究中提出了努力消除“中国威胁论”的负面影响、发展与俄罗斯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推进东北亚地区各国的合作与互信的应对策略。未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影响力还将不断扩大,本次研究的成果可以为中国在东北亚地区和平崛起提供一定的参照。

徐银婷^[6]（2020）在《非对称与相对对等：朝韩和解中的实力对比因素分析》文中认为朝鲜半岛的长期分裂,使统一的过程充满了困难和挑战,因此朝韩曾寻求先达成和解,以此作为统一的的前提和基础,并进行了几次有益的尝试。那么,是哪些因素导致和解的失败,又是哪些因素是推动朝韩达成真正和解所不可或缺的,其中是否有共性的因素在发挥作用呢?本文认为,朝韩之间的实力对比是影响朝鲜半岛和解统一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实力对比,不仅是指韩国和朝鲜自身国家实力的比较,还包括两国在不同时期可以倚重的外部力量支持,只有综合考虑这两方面才能形成朝韩真实、全面的实力对比情况。由于文章篇幅有限,本文主要就70年代初及金大中和卢武铉政府时期朝韩的和解尝试进行论述,分析实力对比变化对双方和解的影响,以从不同的视角探讨当前朝鲜半岛上的新变化能否推动朝韩之间真正的和解。70年代初,朝韩第一次进行和解尝试,除了国际形势缓和带来的影响以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朝韩之间实力的相对对等。在实力相对对等的状态下,双方都有能力保障体制/国家的安全,彼此的军事行动和冲突挑衅行为得到相互克制和制约,为展开平等对话提供安全信心。概言之,就是实力相对对等→安全保障→安全信心→防御性措施。但是由于在冷战的大环境下,朝韩双方的和解意愿都不强烈,只是为了缓解大国关系改善所带来的安全压力所作出的暂时性选择,当双方就安全达成基本的共识之后,根本的对立冲突关系又开始显现。而且韩国推动和解的真实目的之一是寻求打破实力平衡结构,最终实现以韩国的强大实力为后盾的统一,实力相对对等的状态随着韩国实力的增强,没有得到持久的延续,导致朝韩失去了由缓和走向和解的重要前提。80年代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朝韩在和解统一问题上的自主意愿和自主能力都不断加强,但是即便是金大中和卢武铉时期推行对朝包容政策,都无法真正推动朝韩和解的达成。从实力角度来看,就在于朝鲜半岛的实力结构开始处于南强北弱的非对称状态。面对强大的韩国以及更强大的美国盟友的支持,朝鲜始终处于国家生存和体制安全受到威胁的安全缺失中,韩国单方面积极推动与朝鲜的对话互动,无法消除朝鲜对韩国真实意图和合作行为的质疑和猜忌,从而采取对抗性措施以防范可能的颠覆行为。特别是当韩国对朝鲜采取强硬政策时,“朝鲜崩溃”、“和平演变”等言论使朝鲜对韩国的意图从质疑猜忌转变为恐惧,从而采取“超强硬”的对抗性措施来反抗韩国的“吞并”。概言之,就是实力非对称→安全缺失→质疑猜忌/恐惧→对抗性措施。长期的安全缺失,使朝鲜追求极端且最经济有效的“非均势核威慑”,但是朝鲜落后的经济水平和科学技术,不仅无法有效支持朝鲜的“核事业”,反而使之成为导致朝韩和解失败、恶化朝鲜与国际社会关系的关键因素。2018年以来,朝鲜半岛出现新的历史性的缓和形势。这既与文在寅政府继承“阳光政策”,推行以建立“和平与繁荣的朝鲜半岛”为核心的对朝政策密切相关,同时,朝韩实力对比从极度非对称开始重新向相对对等转变,也为朝韩进行和解互动提供了重要前提。韩国发展速度逐渐趋缓,国家实力难以有大幅度的提升。而朝鲜经过长期的积累,已经成为事实上的拥核国家,更重要的是,朝鲜承诺停止核导试验,分阶段实现无核化,并将发展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寻求国家的正常化发展。这就意味着,短期内,朝鲜仍会依靠一定的核力量与韩国进行对话合作。核力量巨大的杀伤力和心理威慑力使朝鲜的军事实力大大提升,美国和韩国在考虑对朝鲜的军事行动时也将更加谨慎,朝鲜在感知到国家和体制安全能够得到有效保障后,极大地增加了与韩国进行和解互动的安全信心。从长期来看,朝鲜将从依赖极端力量向国家力量的正常发展转变,文在寅政府的经济合作导向,以及周边国家对与朝鲜开展经济合作的欢迎,都将极大缓解朝鲜的经济困境,激发朝鲜的经济潜力。同时,朝鲜的转变也将有利于缓解国际社会的制裁和孤立,获得一定的政治力量。总的来说,朝鲜半岛实力极度非对称的结构已经被打破,朝韩双方在心理和力量上的差距都逐渐缩小,无论是哪一方都难以在和解统一进程中发挥单边主导作用,从这一角度来看,更有利于双方在平等基础上展开和解合作。虽然美国因素、朝核问题的不确定性仍然阻碍着朝韩之间的和解,这就需要各方摒弃“零和”思想,抓住朝鲜半岛上已经出现的有利变化,共同推动朝核问题的解决与朝韩和解统一进程的发展。

邢亚杰^[7]（2020）在《主体间性视域下的东北亚安全合作研究》文中指出东北亚区域合作呈现跛脚态势,国家间呈现“重经济、轻安全”的合作现状。在东北亚国家间对安全的核心关切下,长期存在的安全困境、安全互信共识的缺乏使得区域安全合作难以深入。国家是东北亚安全合作的核心主体,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互关系有着特有的发展状态。从主体间性视角出发,东北亚区域安全合作受权力结构与敌对或友好模式的支配,在这两个核心变量的作用下,东北亚安全合作发展历程如何演变?东北亚安全合作面临什么主体间性困境?未来又该如何有效推进东北亚安全合作?围绕这些问题,本文正文论述共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体间性与安全合作的形成。在哲学史上,主体间性经过存在关系、认知关系、交往关系三种形态,结合物质结构与观念结构综合作用产生安全互动,选取权力结构与友好或敌对模式为核心变量。在“强-强”、“强-弱”、“弱-弱”的权力结构下,国家间的友好或敌对模式不同,形成的安全合作各不相同。第二部分,东北亚安全合作的主体间性分析。用主体间性的分析框架具体分析东北亚安全合作,东北亚区域经过“强-弱”、“强-强”的多次变迁,国家之间的友好或敌对模式有稳定性,安全合作多为主-从式的双边类型。在如今的安全合作中,主动式的安全合作时常发生,其中,传统安全议程多以双边形式进行,多边安全合作集中在非传统安全议程。各个时期的区域安全合作形态不一,但仍存在安全合作由大国主导、共有安全认知缺乏、安全合作水平低的共性。第三部分,当今东北亚区域安全合作的主体间性困境。受权力结构与友好或敌对模式的作用,当今东北亚国家这一主体之间的安全合作困难重重。主导国之间追求权力与权力自我约束的矛盾、权力的单向性与多边安全合作的矛盾共同决定了主导国间的存在困境。在认知关系中,主导国之间身份认知差异以及区域内难以破除的恐惧均衡造成认知困境。存在困境与认知困境共同作用域交往困境,参与国之间难以避免安全合作主导国之争,且多参与者之间难以展开有效合作。第四部分,未来推进东北亚安全合作的可能路径。东北亚区域安全合作机遇与挑战并存。面对东北亚地区客观存在的权力竞合与观念模式,本文提出树立互惠原则、培育合作性偏好、构建区域“我们感”三条路径,以增强国家间的共同命运感,实现东北亚区域国家自我安全向共同安全、主-从安全合作向主动性安全合作的转变。

申达宏^[8]（2019）在《21世纪以来的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研究》文中认为21世纪以来,世界格局不断变幻,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朗。亚太地区凭借飞快的发展速度和雄厚的经济实力逐渐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东北亚地区则是亚太地区的主要组成部分。作为东北亚地区的重要国家,俄罗斯所面临的地缘现实和自身利益需求决定了俄罗斯要采取相应的东北亚政策。俄罗斯的东北亚政策是其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必须予以重视并加以研究。21世纪以来的俄罗斯东北亚政策是在中、美、日等世界大国在东北亚地区战略利益和地缘政治诉求错综复杂的国际背景下,俄罗斯立足本国国情实际,既注重现实利益,又考虑长远发展,制定的涵盖政治、经济、安全等多方面内容在内的全方位策略。在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策略方面,俄罗斯的政策主要强调自己是该地区的重要成员之一,并能为地区事务发挥作用,防止被排斥在地区事务之外。在东北亚地区的经济策略方面,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的核心是凭借其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某些经济优势,参与东北亚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带动其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经济发展。在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策略方面,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的核心是通过发展双边关系,保证俄罗斯东部边境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同时积极参与该地区的各种安全对话与合作,保证东北亚局势的稳定,保证俄罗斯不被排斥在地区安全事务之外。虽然普京在其三个任期内对俄罗斯的东北亚政策进行过微调,但是对东北亚国家外交政策的总体思想没有变,那就是在依托欧亚地缘优势,在实用灵活的平衡外交基础上,通过加强与东北亚国家的合作,积极参与到东北亚国家事务中,最终达到重振俄罗斯大国地位的目的。梅德韦杰夫在总统任期内基本上秉持延续了普京的东北亚政策思想。近二十年的实践证明,普京的东北亚政策颇有成效,主要表现在:俄罗斯与中国建立起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使中俄的合作关系愈加稳固;俄罗斯与日本构筑了建设性伙伴关系,这必将推动两国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对朝韩双方奉行平衡外交,加强了俄罗斯在东北亚地区的发言权;与蒙古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确保了俄罗斯南部的安全与稳定。虽然还有一些因素制约着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的实施,但随着俄罗斯国内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外交战略的适当调整,制约因素会逐渐好转,俄罗斯与东北亚各国的互利合作会不断加强。俄罗斯是中国最大的邻国,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尤其是东北亚政策对中国有着重要的影响。西伯利亚和远东是俄罗斯参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要地区,在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的推动下,俄罗斯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将使我国获得战略拓展新空间、能源进口新基地以及区域经济发展新动力。

张国健^[9]（2018）在《冷战后东北亚地区均势研究》文中认为冷战结束后,两极均势格局瓦解,强大的实力赋予了美国超级大国的地位,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的霸权战略继续向东北亚地区延伸,通过强化美日、美韩同盟的军事同盟,维持朝鲜半岛现状以保证其在东北亚的军事力量,从而保障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影响力,但是东北亚地区的中、俄两个大国逐渐崛起,成为了美国推行霸权难以逾越的阻力,这使得美国转而在其霸权战略上不得不带有均势的色彩,即维持东北亚地区的均势,防范该地区出现任何一个可以跟美国匹敌的国家,从总体上看,东北亚地区在美国“隔岸平衡手”的作用下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均势。近年来,由于东北亚地区权力结构的变化,美国的霸权地位相对削弱,地区性力量不断崛起,使得美国的霸权均势受到挑战,中美俄三角关系逐渐成为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上的核心,以中美俄三角关系为核心的多极均势趋势逐渐代替原有霸权均势,但受到美国追求霸权和单极格局的影响,也使得东北亚地区多极均势也受到了一定的阻力。

黄亚雯^[10]（2017）在《冷战后韩国东北亚均衡外交研究 ——卢泰愚至卢武铉时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韩国在东北亚地区具有重大的地缘政治战略价值,其外交政策也是亚太研究的热点。韩国的外交政策在冷战时期完全依附美国,冷战结束后,大国关系的缓和给韩国外交提供了更多的发挥空间,韩国也顺势走上了均衡外交的道路,从卢泰愚时期的北方外交,到卢武铉时期的均衡者外交,韩国的均衡外交越来越明显。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韩国在后冷战时期放弃一边倒的外交,转而推行均衡外交?卢泰愚至卢武铉时期的韩国均衡外交对东北亚地区的国际关系产生了何种作用?对中韩关系的发展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为了解释上述问题,本文以均势理论为研究基础,基于均势理论在后冷战时期对小国外交战略逐渐增强的影响力,阐述了均势理论对小国外交战略的塑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分析韩国均衡外交形成动因的三个分析变量。分别是（1）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最大化是均衡外交的根本目的;（2）民族观念:历史地缘因素形成的民族观念是均衡外交的文化动机;（3）国际环境:大国斗而不破是均衡外交的环境基础。本文就以此作为研究韩国均衡外交的基本分析框架。根据上述分析框架,笔者认为,韩国在后冷战时期转而实行均衡外交的原因有三个方面。第一、韩国作为地缘政治边缘地带的小国,感受到强烈的生存压力,为了缓和国家脆弱性,谋求国家利益最大化,这是均衡外交的根本目的。第二、朝鲜半岛特殊的地缘政治地位使韩国民族在历史上就形成了平衡大国权势的外交智慧,近代以来韩国彻底沦为日本殖民地,二战结束又使韩国臣服于美国的权势之下,这种历史记忆激发了韩国对大国的矛盾心态,韩国的迅速崛起刺激了民族主义情绪,民众渴望韩国成为经济繁荣、外交独立、并且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强国,这些都为均衡外交提供了文化动机。第三、大国关系的斗而不破,冷战的结束使东北亚地区格局出现转变,两极格局变成了四强并立,大国在东北亚地区尤其是朝鲜半岛存在各种利益矛盾,近年来在东北亚地区中美二元对立格局也逐渐形成,这都给韩国推行均衡外交提供了现实环境的基础。韩国的均衡外交给东北亚地区的国际关系带来了一系列影响,它提升了韩国的政治经济地位,推动了中韩关系的持续改善,促进了东北亚朝多极化的方向发展。但是,近些年来均衡外交也面临着巨大困境,中韩关系结构性矛盾凸显,朝核与萨德使东北亚陷入安全两难,韩国均衡外交逐渐中止,这对均衡外交及中韩关系的进步形成了严峻的考验。

二、均势与东北亚安全模式的选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均势与东北亚安全模式的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1）东亚地区中美关系的结构性析论（2010-2020）（论文提纲范文）

（2）文在寅政府时期美韩同盟的“离心化”态势（论文提纲范文）

（3）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冷战后东北亚国家的安全困境及中国面临的挑战（论文提纲范文）

（6）非对称与相对对等：朝韩和解中的实力对比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7）主体间性视域下的东北亚安全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21世纪以来的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冷战后东北亚地区均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冷战后韩国东北亚均衡外交研究 ——卢泰愚至卢武铉时期（论文提纲范文）

四、均势与东北亚安全模式的选择（论文参考文献）

• [1]东亚地区中美关系的结构性析论（2010-2020）[D]. 范为. 吉林大学, 2020(01)
• [2]文在寅政府时期美韩同盟的“离心化”态势[D]. 王云鹏. 山东大学, 2020(02)
• [3]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研究[D]. 于红丽. 吉林大学, 2020(08)
• [4]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D]. 游启明. 吉林大学, 2020(06)
• [5]冷战后东北亚国家的安全困境及中国面临的挑战[D]. 李丹丹. 延边大学, 2020(05)
• [6]非对称与相对对等：朝韩和解中的实力对比因素分析[D]. 徐银婷. 南京大学, 2020(08)
• [7]主体间性视域下的东北亚安全合作研究[D]. 邢亚杰. 吉林大学, 2020(08)
• [8]21世纪以来的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研究[D]. 申达宏.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9(01)
• [9]冷战后东北亚地区均势研究[D]. 张国健. 燕山大学, 2018(09)
• [10]冷战后韩国东北亚均衡外交研究 ——卢泰愚至卢武铉时期[D]. 黄亚雯. 山东大学, 201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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