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道德律（论文文献综述）
唐皇凤,董大仟[1]（2021）在《中国共产党百年政党伦理建设的历史经验探赜——基于价值、制度和主体的三维解读》文中研究指明伦理道德的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集中体现,加强马克思主义政党伦理建设是维护党的社会形象、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增强党长期执政正当性的基础性和根本性建设。中国共产党的政党伦理建设贯穿于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的百年历程,构建出合乎共产党执政规律和中国实际的政党伦理体系,为百年大党永葆青春活力提供了有力支撑。以赓续共产主义道德为内核,始终确保百年大党伦理建设根本目标不偏移;以实现社会制度的公平正义为原则持续优化制度伦理,不断夯实百年大党伦理建设的制度保障;以塑造伦理认知、深化伦理认同、强化伦理自觉为路径,有效强化百年大党伦理建设的内在支撑。这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政党伦理建设的历史经验,也是百年大党能够长期有效执政的根本政治保证。
任静[2]（2020）在《马克思群众观研究》文中指出马克思群众观是马克思关于科学认识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正确处理与群众关系的基本看法和根本观点,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群众立场是马克思的根本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更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立场,是马克思主义先进性的重要表现。坚定群众立场,牢固群众观点,坚持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遵循。从理论上讲,研究马克思群众观可以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为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供理论依据和理论支撑,从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从实践上讲,研究马克思群众观,可以发挥其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指导作用,从而有利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本文重点从以下几方面对马克思群众观进行了探究:第一,研究马克思群众观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借鉴。一是从历史维度探寻马克思群众观产生的时代背景,19世纪30至40年代的欧洲,伴随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增长而来的还有无产阶级生存状况的恶化,这导致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尖锐斗争和工人运动的兴起,马克思在关注广大劳动群众的生存状况的同时,也看到了他们蕴藏的巨大力量。二是从理论维度探寻对马克思群众观的形成产生影响的社会思想,欧洲的人文主义精神、启蒙思想家的“民权理论”、德国古典哲学的“主体”思想、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遗产都为马克思群众观的形成提供了思想材料。第二,研究马克思群众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本文使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并结合马克思的相关文本梳理了马克思群众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总结提炼出了马克思在各阶段的群众思想。本文认为马克思群众观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孕育萌发、初步形成、发展成熟和深化发展四个阶段。一是孕育萌发时期,即从少年时代到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时期。这一时期马克思对群众仅仅是情感上的关怀,虽然树立了为人类幸福而工作的理想信念,认识到了人的自我意识的重要作用,也意识到了物质利益的重要性,但是此时的马克思依然信奉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二是初步形成时期,即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与恩格斯合作完成《神圣家族》。这一时期,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影响下完成了对黑格尔的清算,提出了人类解放问题,并将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赋予了无产阶级,明确提出了群众是历史的主体这一论断。三是发展成熟时期,即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共产党宣言》的发表。这一时期,马克思完成了对旧哲学的彻底清算,形成了科学的实践观点,在唯物史观基础上阐述了群众观,并实现了马克思群众观与工人运动的直接结合,对欧洲的工人革命运动起到了理论指导作用。四是深化发展时期,即从《法兰西阶级斗争》到《哥达纲领批判》。这一时期,马克思群众观在革命实践中得到丰富发展,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得到科学论证,并对人类解放历程进行了探索,第一次区分了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发展阶段,表明了实现群众解放的阶段性和长期性。这一部分通过对马克思群众观发展脉络的梳理,为揭示马克思群众观的内容提供了历史支撑和理论线索。第三,研究马克思群众观的主要内容。一是剖析马克思群众观的核心概念是群众,本文认为马克思的群众概念指的是由从事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人组成的推动历史发展的群体,这一群体的具体构成会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不断变动,所以群众是一个不断变动的历史范畴。二是阐释群众在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认为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但是群众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而是受制于一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而且马克思肯定了历史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三是将群众解放作为其理论的最终归宿,指明了群众解放的依靠力量、领导力量、实现路径,科学预见了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第四,研究马克思群众观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意义。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坚持马克思群众观的基本观点,并在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将马克思群众观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群众观,形成了丰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群众观点。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群众观的基础上,将马克思群众观应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中,在指导党的伟大事业的同时进一步丰富了这一思想,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这一思想将一以贯之地指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步和发展。
邱曼丽[3]（2020）在《政治责任法治化研究》文中提出政治责任在民主政治背景下才彰显其价值。作为“责任”的一个特殊领域,其界定需要从“责任”的人性、社会、语义立体结构中探求真谛。人性起源赋予了责任以道德高度;社会起源给予责任以角色定位;语义起源是人性、社会起源的外在丰富表达。责任内涵与外延需要结合这三方面要素进行全面阐述,即是人们在道德性追求中形成的、作为社会成员应当担当的行为及后果。从主体论、价值论、认识论的视角分析,责任的内涵具有自律性、目的性、正当性。从外延看,广义上的责任包含了责任动机、目的,以及实现责任的行为和最终结果（包括对不利后果的承担）。政治责任实际上是责任内涵在政治领域的延展和转化。虽然对政治责任的理论探讨与责任学说相伴相生,但只有到了近代,经由马基雅维利、洛克、韦伯等思想家的不断丰富和阐释,才逐渐从责任理论中分离出来。政治责任的特殊性在于适用领域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但本质上依然继承了责任自律性、目的性、正当性的特点。政治责任内涵是基于人民（或人民的代表机构）的信任,通过选举产生或由逐级授权而产生的自愿为人民谋福祉的官员担当的、通过正当行使权力而实现人民的权益。当违背这一初衷,必须承担调整或丧失权力的不利后果。如果说政治责任逐步从道德责任中分离,是政治责任趋向独立的第一次分化:那么政治责任法治化,就是权力强化制约的第二次升华。政治责任法治化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体现,是将官员对人民的承诺通过代表人民意志的法律赋予其强制性,即法律所规范的权力必须以实现人民的委托为终极归宿。法治虽有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之分,但政治责任是以权力正当性为本质属性的,这与法治的“权力制约”理念具有高度一致性,其法治化已然具有了实质法治的内涵。同时,政治责任法治化必须符合法治的形式要件,并受制于法治的局限性。政治责任中如下方面并不适合实现精准法治化:从静态法治层面,政治责任中的道义部分;政治责任中主观决断部分。从动态法治层面,直接政治责任宪法化不接受全面的司法审查,间接政治责任行政化后,责任追究亦排除司法审查;只有在政治责任执行中,司法审查才能全面介入,但对责任人员的处置,司法权同样采取了避让的态度。政治责任法治化是除去上述“不宜部分”的领域。政治责任法治化包括“政治责任的目的要求、责权配置（职责）、责任履行（程序）、责任实现、责任追究等各个方面”。表现出政治直接授权关系法治化、间接授权关系法治化、政治责任执行法治化等不同形态。政治责任法治化的模式,主要包括政治原生责任从“规范——价值”向法律义务“行为——结果”的形态转换,次生责任从“价值关联”向“事实关联”转换。直接授权产生对人民的原生政治责任,其法治化形态表现为宪法功能,宪法原则,宪法规范,具体包括目的责任、职责责任;次生政治责任在宪法中表现为提起弹劾或者罢免。在行政法中的政治责任主要转换为行政法的功能,行政法的原则,行政法的规范,包括目的责任、职责责任以及政治执行责任的行政法形态;对于违反行政法中的责任条款,往往引发行政问责或者行政诉讼。政治责任法治化首先需要构建理论框架,为法治化的实践探索夯实理论基础。古典自然法学和马克思主义法学从不同视角诠释了政治责任法治化的主要动因。古典自然法学通过先验预设来构建理论体系,从霍布斯、洛克到卢梭,逐步形成了建立在民主、自由、平等基础上的“契约论”思想。虽然这是存在于人们思想深处的“观念契约”,却是维护人民权利的强大精神盾牌,更是官员对人民负责的有力理性约束。所以,人民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利而授权给（政府）官员,而（政府）官员行使权力的正当性即是“实现人民委托”,这也正是官员政治责任之所在。这种关系上升为体现人民意志的法律,才能以国家强制力防止强权对人民的背叛。法治是对（政府）官员“人性之恶”的提防和戒备。古典自然法学思想所论证的法治必要性,其核心理念是“以法治制约权力”,运行始终不背离人民的意志。从根本上讲,就是“政治责任法治化”的必要性。马克思设想了一个维护和实现整个社会共同体利益的社会构想,即由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打碎和铲除代表少数人利益的国家机关,国家职能由能够为社会承担责任的勤务员来行使。马克思认为代表制是实现社会利益的现实选择,公共职位的有限性决定了“委托—代理”关系的合理性。人民对少数官员的授权旨在实现人民的整体利益,这说明权力以实现人民的利益为终极目的。马克思对官员背离对人民的责任怀有高度警惕之心。他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提出了一切公务员对人民负责的思想。并赋予人民选举权和罢免权,这说明实现责任是权力正当性之所在。虽然马克思没有直接提出“政治责任法治化”的思想,但他提出了法律的应然定位:法律以保障人民的自由为归依,以规范职责实现为使命。政治--行政二分奠定了政治责任法治化的基本框架。威尔逊在《行政学之研究》中指出“行政任务源自政治”;古德诺完成了“政治与行政二分”的理论构建,“国家意志的表达功能和国家意志的执行功能”是他对政治与行政关系的最经典表述。但政治与行政的区分只是古德诺理论的起点,其主旨是实现二者的协调,这证明了政治与行政的不可分离。及至韦伯构建的“官僚制”将政治—行政二分法实施于国家治理实践中。政治家负责决策,而文官（行政官员）负责执行;政治家对自己的行为要承担政治责更任,而文官依据角色定位承担职务责任。政治与行政的关系是密切关联基础上的相对分离,这分化出了具有一定规律性、技术性的行政管理领域,同时行政管理的技术性特征,为实现法律规制提供了可能,也为法治化创造了空间。我国的公务员分类改革对“领导类与非领导类”公务员作了区分,而政府领导类公务员中的“选任”的领导干部与“委任”的领导干部体现出以决策为主或兼有执行的特点。但二者之间的连带性更为突出,政治性也更为鲜明。中西方政治与行政官员（领导干部）的关联性,昭示了行政所具有的政治属性,这使“依法行政”成为政治责任法治化的形态之一。政治宪法学与行政法理论铺垫了政治责任法治化的实施路径。政治宪法学论证了宪法的政治属性,即宪法作为政治与法学的交接地带,兼具政治与法律的双重属性,这为政治责任宪法化作了充分论证。德国公法学家施米特在其政治宪法学中,提出宪法以政治要素为基础,以法治性要素为表现形式。政治的模糊性不可避免的导致宪法规范的抽象性,还有一部分政治行为极具变动性,无法纳入到法治框架之中。英国宪法学家表达了基本类似的观点。着名的宪法学家J.A.Q.Griffith指出政治与法律不能相互替代,政治有其自身特点。政治宪法调整不断变化的政治对象,宪法的规范性具有模糊的特征。其后继者Adam Tomkins对政治宪法学的规范性有了更深入的阐述,强调官员的责任制是政治宪法的核心。而政治学者R ichard Bellamy更直接的在规范化层面上论证政治宪法。政治宪法以规范性为表现形式,因为政治性隐于规范背后,使规范无法完全明确化。除了对宪法规范的模糊性有所认知,西方政治宪法学没有清晰描述政治责任法治化的规范形态,但仍然指出了政治责任宪法化的可行路径。我国的政治责任法治化思想源于西方,同时更加强调宪法中政治因素的规范性,着力构建驯化权力的规范体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忽视政治性。处于政治与法的结合点,政治性与规范性在不同历史时期、在哪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是相互更替的,学者用“宪法出场,革命退场”来表达。而行政法学作为行动的宪法学,是宪法理念的落实。西方行政法理论虽然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阶段,但“控权”始终是主基调,核心是如何更好的运用公共权力以实现其担当的责任。我国的行政法理论表现为价值目标从“为人民服务”论,到着重“权力调控”的“控权论”、再到强调创新手段方式的“公共服务论”的转变,表现出“目的—手段—目的实现”的理论演变轨迹,强调行政权力必须是以实现公共权益为目标。政治责任法治化研究必须扎根于实践生活,从实践中提炼可行的法治化模式和路径。政治责任法治化实践与各国法治建设同时起步。当法治信仰者高举着“权力制约”旗帜、把“权力关进法治牢笼”作为努力的目标时,不经意间忽视了“权力制约”背后更深层次的目的—政治责任法治化问题。政治责任法治化在各国的实践已远远走在了理论之前,缺失的是对实践的理论总结,以及形成成熟理论后对实践的进一步指导。实践发展为理论生成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已经到了对实践进行理论提炼、总结的恰当时机。作为具有代表性的转型国家,俄罗斯构建了本国官员政治责任的法治化体系。其中官员的宪法责任以总统、总理、地方高级官员的职责设定为表现形式的原生责任,而次生责任在宪法中体现为因违反职责而引发宪法责任的追究,主要表现为针对总统、总理的弹劾;地方高级官员责任追究体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可由总统直接追究责任、由选民召回。除此,在行政法律中对其他官员的政治责任（或政治责任的执行引发的责任）设定、程序保障、责任追究等作出了规定。美国是西方法治国家的代表,将官员区分为政务官员和事务官员,建立了完备的文官制度。政务官员是政治责任的主要承担者,而事务性官员既要承担自政务官员分流的政治责任,也要承担政治责任的执行责任。美国通过完善的法治体系,规范政治责任及其追究。在美国宪法中,赋予了总统广泛的职责,如不履行政治责任,将对之进行弹劾。按照授权关系形成了下级对上级负责、最终向行政首长负责,行政首长向议会负责、最终向选民负责的责任链条,违背相应的责任,会受到相应的责任追究。我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议行合一的权力结构,反映在责任领域,形成了党政二元责任体系。政治责任表现为原生责任,包括目的责任、职责责任或执行责任的法治化转化;或不履行上述责任后产生的次生责任的法治化形态。在原生责任方面,具体的法治形态是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形成了以根本法为塔尖,以主干法为塔身,以大量的具体规范为塔基的金字塔型结构。在党内法规体系中,《党章》中的政治责任规范主要宣示政治立场和政治目标,明确重大政治决策权。在一系列《条例》中,涉及各级党组织权限范围内的政治决策权及履职规则。在其他党的具体规范中,规定了政治责任履行的具体规则。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宪法》确立了政治责任法治化的基本框架;各个领域行政法中官员的政治责任（直接由各级人大选举产生的除外）由上级逐级授权产生,形式如具有鲜明政治责任决策特点的授权立法、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表现为行政决策）等。在次生责任方面,党内法规中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以下简称《问责条例》）规定重要干部履行政治责任的问责主体、问责事由与处置方式,具有鲜明的政治特征;国家法律中,对宪法责任的违反由罢免机制予以保障;行政领域对政治责任的违反表现为对官员的行政问责或受到行政处分;而对于政治责任执行中产生的责任主要是行政诉讼引发的司法责任。政治责任在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中的形态有联系亦有区别,二者设定和调整主体不同、设定程序不同、内容存在差异、承担后果不同;联系表现为两类政治责任具有演化关系、责任形态相包含、责任标准相补充。当前,我国政治责任法治化存在的主要问题存在于两个领域,一是宪法责任追究领域,罢免制度作用虚化、理由不明、程序性规定单薄等;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罢免制度法治机制缺失、法治化的范围不清、法治化程序保障不足。而在党政融合领域政治责任法治化方面,则面临领导干部（官员）职责设定主体竞合、职责边界不清,责任追究责任主体重合、追责界线不清等问题;其原因主要是政治责任法治化制度保障未能适应执政方式转型的需要,政治责任法治化水平未能适应国家治理体系的需要。政治责任法治化的路径,从宏观到微观、从抽象到具体,主要思路:从价值维度,实现从政治正当向法律正义的转变。正当性作为政治的核心价值,需要借助于法律正义的配置功能予以实现。政治正当性向法律正义的转换,经过“正义”这样一个中间转化概念,按照“正当性—正义—法律正义”的路径完成转化。从规范维度,实现从政治规范向法律规范的转变。原则层面从政治原则向法律原则的转换,包括:从“权力合法性”向“行为合法性”转变,从“权责一致”向“权利义务统一”的转变,从“人民主权”向“人权保障”的转变。规则层面调整对象的转变,包括:主体从“人民”向“公民”的转变,客体从“政治行为”到“职责行为”的转变,内容从“权力责任”向“权利义务（职权职责）”的转变。从实践维度,实现从“多数决”向“司法决”的转换。多数决原则是政治决策的基本原则,而司法审查是政治责任法治化运行的主要方式。从“多数决”向“司法决”的转变路径,以司法的政治性为前提,以立法为桥梁,以司法的法治性为保障。
王艳卓[4]（2020）在《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就职宣誓是现代国家重要的政治仪式,体现着国家法制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水平。纵观人类社会就职宣誓的发展历程,就职宣誓是伴随着人类的精神生活所发展起来的政治现象,是就职宣誓主体对就职宣誓对象的承诺和担当,它体现了道德信仰、法律信仰和政治信仰的深度融合。近年来,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不断发展,中国国内很多地区和部门都在陆续举行公务员就职宣誓活动,各地党政机关和基层组织逐渐涌现出的就职宣誓实践活动已逐渐被人民群众认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在193个联合国会员国中,有177个国家的宪法规定相关公职人员就职时须宣誓效忠宪法。”由此可见,就职宣誓制度已然形成了国际惯例和政治共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当时由于中国共产党处于极其艰难的革命条件,尤其是在极端恶劣的白色恐怖下,很多党员迫于环境压力入党宣誓都是秘密进行的,更不可能公开的进行就职宣誓,所以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最初的就职宣誓是入党宣誓,入党宣誓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前身和基础。为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发展需要以及真正实现依法治国的宏伟目标,2018年3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修正第二十七条,增加“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依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内容,这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就职宣誓并将就职宣誓上升到宪法层面,这不仅体现了宪法的权威,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激励和教育国家公职人员忠于宪法,增加履职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因此,宪法宣誓是就职宣誓的最高表现形式。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及其中央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国共产党的地方各级领导机关是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和它们所产生的委员会,正如党中央所判断,中国能否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取决于“关键少数”,而“关键少数”就是指广大党员干部,加之绝大多数国家公职人员的政治面貌是中共党员,因此,国家工作人员的就职宣誓其实质就是党员干部的就职宣誓。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面临“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的严峻挑战,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党章》为基本遵循,不断制定和修订了近百部党内法律法规,极大的完善了党内法规体系建设。所以,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的就职宣誓能够实现全面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有机结合,通过党员干部的就职宣誓能够更好的建设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和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构成的法治治理体系,真正落实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共同推进以及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及其法治社会的一体建设。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第一大党,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干部遍布国家党政机关、高校、企业等各个行业和各个领域,因此,就职宣誓主体也涵盖从中央到基层各类群体、组织和机构。另外,在就职宣誓主体上相比较于西方就职宣誓而言具有广泛性,由于就职宣誓在中国尚属新生事物,可以说目前仍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阶段。因此,当前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的就职宣誓还存在就职宣誓主体法律意识薄弱、就职宣誓客体及对象不明确、就职宣誓程序及仪式不规范以及就职宣誓配套机制尚不健全等问题,这样就需要构建完善的就职宣誓体系及其配套机制加以保障,进而使党员干部的就职宣誓能够得到具体的贯彻落实以及具有可操作的推进路径,这将对于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程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论文主要依托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法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等相关知识,通过文献研读、历史比较、多学科交叉、实证分析等方法,对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起源发展、基础理论、发展历程、必要性、现状分析及推进路径等内容做综合分析阐释。论文主要依据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就职宣誓在实践活动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建立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学习机制、监督机制、追责机制和保障机制,有针对性地探讨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推进路径,进而构建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长效机制。大体上论文主要分为六章:第一章为绪论部分。这一部分主要介绍党员干部就职宣誓论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国内外学者关于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研究现状、撰写论文所采取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撰写论文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与创新之处等,第一部分内容为全篇论文的展开奠定了重要基础。第二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理论概述。这一部分主要从宣誓的内涵及其起源出发,分别对就职宣誓的内涵及其发展、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内涵进行界定,从马克思主义人民主权思想理论、干部队伍建设理论、政治参与思想理论、法治建设思想理论以及通过对西方主权在民、宪政思想、政治合法性思想的借鉴,深刻探究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理论基础。第三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必要性论述。这一部分主要是阐述中国实行就职宣誓体现了全面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统一,通过就职宣誓这一政治活动能够重塑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和责任担当,就职宣誓能够传承健康向上的政治文化,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同时就职宣誓能够全面提升党的各方面建设,即党的政治、纪律、作风、思想、组织和制度建设,进而将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工程向纵深发展,并最终有利于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民主政治发展进程。第四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发展历程。通过对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发展历程梳理,就职宣誓呈现出从入党宣誓到宪法宣誓的发展脉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入党宣誓是就职宣誓的最初表现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就职宣誓处于曲折发展阶段,随着国家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就职宣誓实践活动不断向前发展,特别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宪法宣誓变成了就职宣誓的最高表现形式。论文在此基础上深入探究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特殊性。第五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现状分析。结合中央国家机关、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就职宣誓、地方基层组织、高等学校以及各行各业党员干部的就职宣誓现状,发现目前党员干部存在就职宣誓主体法律意识薄弱,就职宣誓制度过于宏观、就职宣誓程序不规范、就职宣誓违誓机制缺失以及就职宣誓配套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并具体分析其原因。第六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推进路径。这一部分通过参考和借鉴国外就职宣誓制度对中国就职宣誓主体、就职宣誓对象、就职宣誓程序等方面进行了明确和规范,并提出具体的就职宣誓推进路径。通过营造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宣传氛围、构建线上线下党员干部学习机制以及具体落实《党员干部培训工作条例》来确立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学习机制;通过国家层面的巡视监督和监察监督、基层组织的党内监督与纪检监督、社会层面的群众监督与舆论监督来完善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监督机制;通过制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考评考核条例、实施党员干部就职宣誓违誓追责办法来构建党员干部就职宣誓违誓责任机制;依托“五大体系”和“四大机制”健全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配套机制。
王国龙[5]（2020）在《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经验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必依法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而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必须在“依规治党”上做文章、下功夫。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在于依规治党,这是新时代提升中国共产党建设科学化水平的应有之义和基本进路。考察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依规治党相关研究,虽然党的十八大之前有了初步研究,但关于依规治党主要问题的研究却是在党的十八大之后不断涌现,并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但我们还应看到:研究主要集中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依规治党,对改革开放以前、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探索时期的党的规矩意识以及演变史缺乏应有的全面系统的梳理,从中国共产党近百年历史发展的宏大视野下分析依规治党历史经验的成果还不多见;过去的研究视角相对单一,缺少时代化的视野,缺乏对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比较研究。这就为我们从整体性视角对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发展进行系统梳理、历史经验进行全面总结提供了学术研究空间。本文紧紧抓住“依规治党”这一核心概念,按照“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怎么做”的基本逻辑,系统梳理依规治党的历史发展。在此基础上,努力做到加强从党近百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对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基本经验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研究。对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经验的学术研究,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根本方法的基础上,本文还尝试运用文献研读法、比较研究法、调查研究与典型案例分析法等方法,按照“四个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历史与现实结合、整体与个体结合、归纳与演绎结合）的基本原则,系统梳理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发展,结合其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深刻阐明依规治党在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的关键性作用。围绕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经验这一研究主题,本课题研究确定了基本逻辑思路和价值导向:分析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在历史发展阶段过程中的基本内容、开展依规治党的基本形式、依规治党在当时所起到的作用,通过对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经验的分析与借鉴,阐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主要着力点,为新时代政党治理视域下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提供理论支撑和对策建议。着力厘清依规治党的基本问题,构建研究依规治党的分析框架,这是本课题研究的首要问题。文章认为,明确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科学内涵,是展开依规治党研究的逻辑起点,也是把握依规治党内在机理的客观前提,更是完善依规治党的必然要求。文章始于对依规治党的基本内涵进行界定,分析其本质、基本特性及与依规治党相关命题的三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依规治党的主体、客体、介体、环体等要素构成,分析依规治党的价值意义,为进一步考察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发展历程以及新时代进一步加强依规治党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从整体上对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进行历史考察,这是分析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基本经验的前提条件。依规治党是中国共产党按照党的规矩进行自身治理的一个过程,是时代和实践的产物。考察依规治党的历史进程,必须结合党所处的特殊时代背景、肩负的特殊历史使命来进行。文章依据不同历史时期客观实践的变化和发展,将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发展历程主要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依规治党（1921-1949）、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依规治党（1949-1978）、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依规治党（1978-2012）以及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依规治党（2012-）四个阶段。通过这四个阶段的划分,更好地了解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实践活动,更加清晰认识和科学把握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经验。在梳理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进程的过程中,提出了“五个相结合”的基本经验分析逻辑理路,为进一步详细考察依规治党历史经验提供了基本遵循。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这是梳理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进程得出的一条基本经验。文章集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制度治党和思想建党的理论与实践,得出思想建党是依规治党的重要基础、制度治党是依规治党的基本保障之结论。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良性互动的关节点在于:必须坚持人民中心以促进群众利益实现;牢记党的使命以推动民族复兴实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实现党的整体发展。坚持内容建设与形式规范相结合,这是梳理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进程得出的一条基本经验。文章集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依规治党内容建设与形式规范的理论与实践,认识到党的规矩内容是依规治党的内在本质、党的规矩形式是依规治党的外在表现。坚持内容建设与形式规范良性互动的关节点在于:在内容建设中丰富完善党规体系;在形式规范中增强党规辨识度;坚持成文党规和传统惯例的互动衔接;把握党规内容建设和形式规范的实践性。坚持科学立规与严格执规相结合,这是梳理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进程得出的一条基本经验。文章集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科学立规和严格执规的理论与实践,得出科学立规是依规治党的必要前提、严格执规是依规治党的关键所在之结论。坚持科学立规与严格执规相结合的关节点在于:必须坚决维护党章的根本地位和最高权威;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党内法规清理是依规治党的重要环节;坚持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协调衔接。坚持抓“关键少数”与引领“最大多数”相结合,这是梳理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进程得出的一条基本经验。文章集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抓“关键少数”与引领“最大多数”的理论与实践,认识到抓住“关键少数”是依规治党的重点、引领“最大多数”是依规治党的基础。坚持抓“关键少数”与引领“最大多数”相结合的关节点在于:发挥领导干部“关键作用”;凝聚普通党员“最大合力”;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健全干部管理机制。坚持党内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这是梳理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进程得出的一条基本经验。文章集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党内监督与外部监督的理论与实践,认识到党内监督是依规治党的本质要求、外部监督是依规治党的重要保障。坚持党内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的关节点在于:严格党内监督以夯实党规监督之基;丰富外部监督以拓展党规监督之维;以维护党规权威确保党规监督效果;积极培育监督文化以增强监督意识。进入新时代,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面临着中国法治道路日益坚定、社会治理体系不断完善、政党领导力量不断增强等方面的新机遇,同时面临着部分党员规矩意识不强、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不健全、部分党内法规执行不到位等方面的新挑战。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新时代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建设必须以古鉴今、以史资政,在汲取历史经验中开启依规治党新征程。新时代加强依规治党,需要从以下六个方面着力:以思想建党厚植依规治党思想根基;在制定与执行中完善党的规矩体系;以法治能力提升增强党员主体作用;在党内外监督中健全党的监督体系;以规矩权威为依规治党提供政治保证;以规矩信仰为依规治党提供文化氛围。
于瑶[6]（2020）在《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人无德不立,官无德不为,国无德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问题可谓是时代所需、现实所急、党之所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员领导干部的政德观及其培育问题,强调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新时代只有切实做好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工作,才能不断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从政道德境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锻造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党员领导干部队伍。本文针对新时代如何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问题,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进路,在思想基础研究、历史经验反思和现实境遇关照的基础上,从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三个层面系统勾勒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实践理路,给新时代如何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问题以积极的理论回应和现实回应。第一章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基本问题。主要内容包括政德及政德观的涵义,政德观培育的要素及特征,政德观培育的现实意义等。本文认为,对政德的涵义,可以从三个维度加以把握:从主体维度看,政德是“从政之德”;从内容维度看,政德是“为政之德”;从功能维度看,政德是“用权之德”。政德以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价值取向,主要功能在于规范公权力的行使。政德观是对政德的态度和看法,它由一定的政治信仰统摄,通过从政行为表现出来,体现了党员领导干部对一定政德规范认同、遵循和践履的自觉性。从应然层面看,党员领导干部应当树立以“为公”为价值方向的政德观。政德观培育是一种特殊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将应然层面的、以“为公”为价值方向的政德观转化为党员领导干部实然的政德观的实践活动。政德观培育包含培育主体、培育内容、培育方式、培育保障和培育环境等要素,具有意识形态性、人民性、时代性和系统性等特征。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有助于锻造德才兼备的高素质领导干部队伍,形成讲政德立政德的党风政风,引领崇德向善的社会文明风尚。第二章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基础。本文认为,思想基础分为“灵魂”、“根基”和“源流”三个层次。新时代培育政德观,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又要有民族风格和发展眼光。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纲领,新时代培育政德观,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思想为灵魂。中国优秀传统官德文化和官德培育思想是中国古代先贤政治智慧的结晶,在传承中积淀成为党员领导干部从政心理结构的一部分,是新时代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根基。历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用中国话语体系解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承继前人思想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丰富着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是新时代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源流。第三章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经验借鉴。主要梳理了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期间政德观培育的发展历程。经历了过渡时期的良好开端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曲折探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政德观培育逐渐向更加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经验主要有: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主导作用,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方向,将理论教育与实践锻炼相结合,发挥制度的激励和约束作用,重视环境对政德观的塑造作用。第四章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积极举措与现实挑战。进入新时代,政德观培育在一系列积极举措下取得了很多阶段性成果,主要表现在:其一,培育主体重视程度增强;其二,培育内容愈加广泛深入;其三,培育方式趋于多样化;其四,培育保障制度不断更新;其五,培育环境在调适中得以改善。但是,仍然存在诸多挑战,主要表现在:其一,政德观培育诸要素尚未并轨,缺乏统一的顶层设计和明确的负责部门,存在整体合力不足问题。其二,培育内容缺乏针对性设计,尚未对政德教育或者政德观培育的具体内容作出明确的规范和说明,理论界也没有形成共识。其三,培育方式存在路径依赖下的低效性弊端问题,单向教条式的灌输难以对党员领导干部形成足够的吸引力,“口号式”的提要求往往让政德教育流于形式。其四,培育保障制度实施机制不健全,选择执行、片面执行、变通执行,甚至不执行等制度执行不力问题依然突出。其五,外部场域环境存在干扰因素,“四风”问题、官僚主义问题、新形式主义问题仍旧存在,各种社会思潮错杂交织,滋生出不少干扰性、对抗性、破坏性因素。第五章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逻辑遵循与目标原则。本文认为,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有其内在的逻辑遵循,这种逻辑从理论、现实、实践三个向度展开,表现为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德观培育的重要论述为指导、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培养高素质党员领导干部、以实现政德观培育诸要素的同频共振为方法论要求三个方面,三者分别构成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的理论逻辑、现实逻辑和实践逻辑。理论逻辑明确指导思想,现实逻辑定位目标方向,实践逻辑解锁原则要求,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应当以引导党员领导干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为目标,遵循主体维度的组织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内容维度的时代性内容与继承性内容相融合、方式维度的理论教育与实践淬炼相统合、保障维度的教育引导与制度约束相耦合、环境维度的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整合等原则,以实现政德观培育的高质量发展。第六章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实践路径。本文认为,可以从五个方面对新时代的政德观培育进行加强和优化。第一,整合政德观培育主体,实现主体间良性互动。一方面是培育实施者之间的互动,要求党组织加强集中统一领导,从顶层设计入手,将政德观要求嵌入干部教育、选任、监督、考核、惩处等各个环节,引导各要素协同向政德观培育聚集。另一方面是培育实施者与培育对象之间的互动,尊重党员领导干部的主体性,调动党员领导干部主动修养政德的积极性。第二,优化政德观培育内容,契合新时代培育目标。培育内容要兼顾“政”和“德”两方面的个性,既要讲求政治性,也不能脱离人文性,本文认为,可以从政治观、权力观和修身观三个维度构建政德观培育内容体系,分别契合新时代“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政德观培育目标。其中,政治观反映了党性原则的基本要求,是政德观培育的主导性内容;权力观反映了权力行使的基本要求,是政德观培育的主体性内容;修身观反映了个人品德的基本要求,是政德观培育的基础性内容。培育政治观,要重点抓好政治理想教育、政治理论教育、政治忠诚教育、政治担当教育、政治纪律教育。培育权力观,重点要抓好宗旨意识教育、责任意识教育、实干意识教育、法治意识教育、廉洁意识教育。培育修身观,应当重点抓好集体主义道德观教育、传统修身文化教育、艰苦奋斗优良传统教育、人文精神教育、清廉家风教育。第三,创新政德观培育方式,提升政德教育实效。可采取的措施有:一是丰富理论教育形式以充分透彻说理,二是强化政德实践锻炼以力促知行合一,三是加强网络平台建设以发展线上教育,四是发挥榜样示范效应以消解情感困惑。第四,加强政德观培育保障,健全政德赏罚机制。通过落实“以德为先”的选拔任用制度、细化“奖优扬善”的考评激励制度、完善“失德必查”的监督问责制度,将“以德为先”的干部评价标准贯穿从“入口”到“出口”的全过程,形成政德观培育制度保障的闭环,实现政德观培育与赏罚回报之间的良性互动。第五,澄清政德观培育环境,注入场域动力支持。通过淬炼端正严明的党风政风,多措并举繁荣发展政德文化,实施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全社会价值观共识,提高全社会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程度,不断防范、过滤、削减政德观培育环境中的干扰性、破坏性、对抗性因素,以持续净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为政德观培育注入场域动力支持。总之,本文认为,政德观培育是一个多要素、复杂的系统工程,系统整体功能的优化有赖于各环节的整体推进和诸要素的协同发展。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需要从顶层设计入手,实现培育主体、培育内容、培育方式、培育保障、培育环境等各要素的同向而行。
连昆[7]（2020）在《习近平政德观研究》文中指出关于习近平政德观研究,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展开:一是从广义层面,对习近平政德观所涵盖的国家治理道德、政府行政道德、政党执政道德和官员从政道德等四方面进行研究;二是从狭义层面,以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为核心要义,对领导干部从政道德进行研究。本文主要从狭义层面对习近平政德观进行研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非常注重领导干部政德建设。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郑重提出:领导干部要讲政德。政德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立政德,就是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至此,习近平政德观核心思想正式形成。习近平政德观,作为新时代领导干部从政道德观念与规范,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它根植于马克思主义政德观、中国传统政德思想和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萌发于习近平关于“为官四要”的重要论述;提出于习近平关于“官德”科学内涵的界定;形成于习近平关于“立政德”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政德观,蕴含丰富的伦理思想,其本质要求凸显于“三个维度”:明大德是政治维度要求,即明政治信仰之德、政治忠诚之德、政治使命之德;守公德是宗旨维度要求,即守为民之德、为公之德、公权之德;严私德是律己维度要求,即严于清正廉洁、严于克己慎独、严于家教家风。其伦理特质突出表现为“四个合一”:党和人民利益的合一、党性与德性的合一、德治与法治的合一以及知信行的合一。其时代价值彰显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从理论上,系统提出了新时代党执政的德性要求,完整构建了新时代党德政的价值坐标,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伦理思想;从实践上,为新时代领导干部政德培育指明了修养方法,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明确了伦理路径,为世界政党治国理政提供了善治智慧。
秦澎润[8]（2020）在《新时代大学生党员党性修养研究》文中指出新时代,作为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使命,这就要求全体党员不断增强党性,提高党性修养。大学生党员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生力军,是保证党的机体始终充满活力的重要因素,肩负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任,其党性修养的水平不仅关乎他们自身的全面发展,更关系到历史使命的实现。因此,新时代大学生党员必须具备高度的党性修养水平,做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本文以新时代大学生党员党性修养为论题,从大学生党员党性修养的相关概念出发,结合新时代的世情、国情、党情,论证了新时代加强大学生党员党性修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依据相关理论,提出了提升新时代大学生党员党性修养水平的路径。本文除绪论外共分为三章,第一章探讨了新时代大学生党员党性修养的理论基础和基本要求。在厘定党性和党性修养概念的基础上,阐释了党员党性修养和新时代大学生党员党性修养的基本内涵。提出新时代加强大学生党员党性修养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党性修养理论为基础,同时还要遵循中国共产党党章上有关党员党性修养的相关要求。第二章分析了新时代大学生党员党性修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首先,从应对复杂执政环境的要求、保持中国共产党党员先进性要求、完成我国新时代任务必然选择和解决大学生党员党性修养问题的迫切要求等角度,分析了加强大学生党员党性修养的必要性。其次,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氛围已经形成、高校党的建设工作更加制度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的感召以及高等教育更加符合大学生成长成才规律等四个方面,论证了加强大学生党员党性修养的可行性。第三章重点研究了提升大学生党员党性修养水平的路径。首先应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指导,修好大学生党员的“心学”。还要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理论学习、慎独自律、实践锻炼等方法,优化网络环境、社会环境、校园环境,完善大学生党员的考评制度、监督问责制度、党性教育制度等管理制度,切实提高大学生党员党性修养水平。
翟子夜[9]（2020）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文化底蕴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凝结升华的、以社会主义价值取向为核心的、以中华民族基本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为基础的多种价值原则的浓缩与统一,其生成拓展也是一个动态的历史变迁过程,正是以历史演进为发展背景和拓展根源,以文化演进为本质显现和发展动力,以人类主体性演进为价值续接和拓展方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积淀,实现多种优秀文明成果的多层聚合,并在新时代不断进行内涵和外延的创新发展。可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成拓展,既有历史文化的延续性,也有时代发展的既定性,既有社会实践的开放性,又有价值理论的传承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因此彰显出强劲的历史文化张力和巨大的历史文化价值,必将极大影响我们的生活样态、感知方式、价值取向和表现形式。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践行还面临这一高级的社会意识形式没有更好转化为社会心理的现实问题,民众价值自觉和政府主导教育传播的双向沟通还需要进一步强化。解决这一问题,更需要充分发挥历史文化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历史穿透力和实践创造力,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历史文化底蕴中充分汲取养料,形成某种理念、某种要素、某种资源、某种载体、某种背景,潜移默化融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方面面,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各个环节,不断提升每个国人的主动参与性和自主选择性,真正让社会大众在日常生活中认知并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文旨在一方面梳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文化底蕴,把握其历史发展脉络,研究各类历史文化样态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这无疑对发掘其精神根柢、探寻其实践途径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理论意义。另一方面,本文力图通过历史的维度、文化的维度、实践的维度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阐释和解读,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拓展和践行作方向上的引导和内涵上的更新,更深层次为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更多的践行素材和学理支撑,进一步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历史文化底蕴有机融入到社会大众的价值观认同过程,潜移默化地转化为社会心理,转化为社会大众日常意识,切实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巨大实践力量。
高军龙[10]（2019）在《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研究》文中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的场合,从不同的视角,根据不同的内容,以不同的方式多次强调了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勇于担当和坚决履行的政治责任。在着力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新时代,研究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非常重要和必要。何为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从何而来”?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何以实现?这些问题无疑需要理论界、学术界进行深入思考和系统阐释。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的概念厘定,是本研究的逻辑起点。在多视角对“责任”“政治责任”“新时代”等相关概念界定的基础上,界定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的概念及其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责任政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的关系。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生活中所出现的责任,是党和人民所赋予的、党员领导干部所负担的、能够“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应为政治行为,以及没有践行或没有践行好应为政治行为时所承担的实际所为政治行为带来的否定性后果。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本质上不仅是主动与被动相统一的责任,还是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责任,更是“应然”与“实然”相统一的责任。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的产生与发展有着深厚的思想渊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责任思想是其理论来源,中国传统的政治责任思想是其思想资源,域外政治责任思想是其思想借鉴。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党员领导干部始终都以强烈的政治担当与责任担当诠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以实干践行使命。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员领导干部通过履行宣传并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政治责任、履行让中国人民“站起来”的政治责任、担当政治上“做老实人”的政治责任,推动了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的实现。改革开放以来,党员领导干部通过履行传承并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政治责任、履行让中国人民“富起来”的政治责任、担当政治上对党忠诚老实的政治责任,推动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的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进入了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被赋予了新的内容。为了更好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在实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进一步压实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政治责任、落实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的政治责任、履行让中国人民“强起来”的政治责任、落实坚决执行新时代党的政治路线的政治责任、进一步担当在政治上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责任。通过对十八大以前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和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具体内容的分析与梳理,探寻到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具有更加鲜明的政治性、更能体现广泛的群众性、具有更强的意识形态性、具有更强的溯及力、更凸显一定的限度性、更能体现普遍的支配性。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的原则是指政治责任实现所依据的准则。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的实现体现为政治责任的履行和政治责任的承担。因而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的原则应从履行责任与承担责任两个层面进行分析。具体而言,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权力制约的原则、党务公开原则等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的基本原则,以推动责任的履行。倘若部分党员领导干部不履行或未履行好自身的政治责任,就必然会在全面贯彻和落实“依规依纪、实事求是”“失责必问、问责必严”“权责一致、错责相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集体决定、分清责任”等新时代政治问责原则的基础上,接受问责,承担相应的否定性后果,即承担责任。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的原则事关政治责任目标的实现。无论是对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基本原则的坚持,还是对新时代政治问责原则的贯彻与落实,都必然会通过推动和督促党员领导干部担当与履行好政治责任的方式,促使“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产主义等政治责任目标的实现。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最终要落脚在责任的实现上。在具体的责任实现过程中,无论是对政治责任的担当与履行,还是在不履行或未履行好责任时对否定性后果的承担,都需要责任主体、责任客体、责任介体、责任环境四要素的相互配合、形成合力。具体而言,需要通过责任主体路径,充分发挥作为责任主体的党员领导干部的主导作用;通过责任客体路径,充分调动作为责任客体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通过责任介体路径,发挥作为责任介体的党的监督制、问责制以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保障和桥梁作用;通过责任环境路径,发挥作为责任环境的党内良好政治生态的熏陶、内化作用。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从理论层面上看,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的实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责任思想,创新升华了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思想,在理论上批判了自由主义和党内政治虚无主义;从实践层面上讲,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的实现,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维护党的领导权威,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的实践中实现党的初心和使命,有利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道德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道德律（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共产党百年政党伦理建设的历史经验探赜——基于价值、制度和主体的三维解读（论文提纲范文）
| 一、政党伦理建设的科学内涵和分析框架 |
| 二、赓续共产主义道德：百年大党伦理建设的价值导向 |
| 三、优化制度伦理：百年大党伦理建设的基本保障 |
| 四、塑造主体伦理：百年大党伦理建设的内在支撑 |
| 五、基本结论 |
（2）马克思群众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目的和意义 |
| 1.1.1 选题目的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文献分析法 |
| 1.3.2 阶级分析法 |
| 1.3.3 理论与实践结合法 |
| 1.4 创新点 |
| 第2章 马克思群众观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借鉴 |
| 2.1 马克思群众观形成的时代背景 |
| 2.1.1 工业化大生产的发展伴随着无产阶级生存状况的恶化 |
| 2.1.2 阶级斗争的发展促进无产阶级发展壮大 |
| 2.1.3 工人运动的兴起凸显群众的力量 |
| 2.2 马克思群众观的理论借鉴 |
| 2.2.1 欧洲人文主义精神 |
| 2.2.2 启蒙思想家的“民权”理论 |
| 2.2.3 德国古典哲学的“主体”思想 |
| 2.2.4 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 |
| 第3章 马克思群众观的形成与发展 |
| 3.1 马克思群众观的孕育萌发 |
| 3.1.1 为人类幸福而工作的理想信念 |
| 3.1.2 自我意识的觉醒 |
| 3.1.3 从追求“精神自由”到关注贫困群众的“物质利益” |
| 3.2 马克思群众观的初步形成 |
| 3.2.1 初步阐释群众是政治主体 |
| 3.2.2 发现人类解放的主体——无产阶级 |
| 3.2.3 初步对群众主体地位做全面论证 |
| 3.2.4 明确提出群众是历史主体 |
| 3.3 马克思群众观的发展成熟 |
| 3.3.1 把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归结为“实践” |
| 3.3.2 在唯物史观基础上阐述群众观 |
| 3.3.3 马克思群众观与工人运动的直接结合 |
| 3.4 马克思群众观的深化发展 |
| 3.4.1 马克思群众观在革命实践总结中得到深化发展 |
| 3.4.2 马克思群众观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得到科学论证 |
| 3.4.3 人类解放历程的探索 |
| 第4章 马克思群众观的主要内容 |
| 4.1 群众的内涵 |
| 4.1.1 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群体 |
| 4.1.2 群众是从事实际活动的现实的人 |
| 4.1.3 群众是不断变动的历史范畴 |
| 4.2 群众在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
| 4.2.1 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 |
| 4.2.2 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
| 4.2.3 群众创造历史的条件 |
| 4.2.4 历史人物的作用 |
| 4.3 群众的解放 |
| 4.3.1 消除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象是实现群众解放的前提 |
| 4.3.2 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群众是实现群众解放的依靠力量 |
| 4.3.3 无产阶级政党是实现群众解放的领导力量 |
| 4.3.4 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群众解放的路径 |
| 4.3.5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群众解放的最终目标 |
| 第5章 马克思群众观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及实践意义 |
| 5.1 马克思群众观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
| 5.1.1 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
| 5.1.2 群众利益高于一切的工作标准 |
| 5.1.3 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
| 5.1.4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
| 5.1.5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
| 5.2 马克思群众观中国化的实践意义 |
| 5.2.1 群众主体地位得到凸显 |
| 5.2.2 群众利益得到保障 |
| 5.2.3 依靠群众创造了历史伟业 |
| 5.2.4 群众路线得到贯彻落实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3）政治责任法治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一、问题的缘起: 法治建设的倒逼效应 |
| 二、研究基础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五、体例安排 |
| 第一章 基本范畴分析 |
| 第一节 责任的起源 |
| 一、责任的人性起源 |
| 二、责任的社会起源 |
| 三、责任的语义起源 |
| 第二节 责任的界定 |
| 一、责任的内涵分析 |
| 二、责任的外延分析 |
| 三、责任与义务范畴辨析 |
| 第三节 政治责任 |
| 一、政治责任的界定 |
| 二、政治责任与相关范畴辨析 |
| 三、政治责任的分类 |
| 四、政治责任的评估 |
| 第二章 政治责任法治化及其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政治责任法治化 |
| 一、政治责任法治化的界定 |
| 二、政治责任法治化的范围 |
| 三、政治责任法治化的形态 |
| 第二节 政治责任法治化的动力:法治理论中的权力制约思想 |
| 一、古典自然法学理论中关于政治责任法治化的阐释 |
| 二、马克思主义法学对政治责任法治化的阐释 |
| 第三节 政治责任法治化的支撑:政治与行政的二分 |
| 一、政治与行政的分离及相关性分析 |
| 二、政治与行政二分的实践 |
| 第四节 政治责任法治化的规范:政治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理论 |
| 一、政治宪法学与规范表达 |
| 二、行政法理论与职责规范 |
| 第三章 国外官员政治责任法治化实践 |
| 第一节 转型国家的代表——俄罗斯的政治责任法治化 |
| 一、俄罗斯官员的主要范围 |
| 二、俄罗斯官员政治责任法治化的主要形态 |
| 第二节 西方法治国家代表——美国的政治责任法治化 |
| 一、美国官员的主要范围 |
| 二、美国官员政治责任法治化的主要形态 |
| 第四章 我国官员政治责任法治化的实践探索 |
| 第一节 我国领导干部政治责任法治化的现状 |
| 一、领导干部政治责任在党内法规中的主要内容 |
| 二、领导干部政治责任在国家法律中的体现 |
| 三、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中政治责任的关系 |
| 第二节 我国领导干部政治责任法治化的问题及原因 |
| 一、政治责任法治化的契入:宪法责任追究及问题 |
| 二、政治责任法治化的深化:党政融合政治责任法治化的反思 |
| 第五章 政治责任法治化的实现路径 |
| 第一节 政治责任法治化的价值维度 |
| 一、正当性是政治的核心价值 |
| 二、法律正义与职责配置 |
| 三、政治正当性向法律正义的转换 |
| 第二节 政治责任法治化的规范维度 |
| 一、政治原则向法律原则的转换 |
| 二、从政治规则向法律规则的转换 |
| 第三节 政治责任法治化的实践维度 |
| 一、政治责任实践——民主决策与多数决原则 |
| 二、政治责任法治化运行与司法审查 |
| 三、从“多数决”向“司法决”的转变 |
| 结论 ——一个难点,一个起点 |
| 一、追本溯源: 从哪里来?向哪里去? |
| 二、理论构建: 为什么?做什么?怎么做? |
| 三、法治实践: 寻找共性,探求规律 |
| 四、曲径探幽: 一个关于法治理想的未尽话题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4）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创新与不足 |
| 1.4.1 论文创新 |
| 1.4.2 论文不足 |
| 第2章 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的理论概述 |
| 2.1 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的相关概念 |
| 2.1.1 就职宣誓的内涵及其发展 |
| 2.1.2 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的内涵 |
| 2.1.3 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的特征 |
| 2.2 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的理论基础 |
| 2.2.1 人民主体思想理论 |
| 2.2.2 干部队伍建设理论 |
| 2.2.3 法治建设思想理论 |
| 2.2.4 西方政治思想借鉴 |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的必要性 |
| 3.1 就职宣誓体现全面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统一 |
| 3.1.1 就职宣誓是依法治国和依宪治国的统一 |
| 3.1.2 就职宣誓是依规治党和依法执政的融合 |
| 3.2 就职宣誓可以重塑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和责任担当 |
| 3.2.1 就职宣誓重塑党员干部的政治信仰 |
| 3.2.2 就职宣誓体现党员干部的使命担当 |
| 3.3 就职宣誓能够传承党内政治文化并净化政治生态 |
| 3.3.1 就职宣誓传承健康向上的党内政治文化 |
| 3.3.2 就职宣誓营造党内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
| 3.4 就职宣誓可以促进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工程向纵深发展 |
| 3.4.1 就职宣誓全面提升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 |
| 3.4.2 就职宣誓全面推进党的组织建设、纪律建设和作风建设 |
| 3.5 就职宣誓能够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民主政治发展进程 |
| 3.5.1 党员干部就职宣誓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
| 3.5.2 党员干部就职宣誓促进民主政治发展进程 |
| 第4章 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的发展历程 |
| 4.1 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的演变脉络 |
| 4.1.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就职宣誓的最初表现阶段 |
| 4.1.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1978):就职宣誓的曲折发展阶段 |
| 4.1.3 改革开放新时期(1978-2012):就职宣誓的探索推广阶段 |
| 4.1.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2012—今):就职宣誓的最高表现阶段 |
| 4.2 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的重要意义 |
| 4.2.1 党员干部就职宣誓是从严治党下的中国道路 |
| 4.2.2 党员干部就职宣誓是政党治理下的中国方案 |
| 4.2.3 党员干部就职宣誓是政党执政下的中国智慧 |
| 第5章 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的现状分析 |
| 5.1 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当前现状 |
| 5.1.1 中央机关党员干部的就职宣誓 |
| 5.1.2 地方省市党员干部的就职宣誓 |
| 5.1.3 高等学校党员干部的就职宣誓 |
| 5.1.4 国有企业党员干部的就职宣誓 |
| 5.1.5 其他行业党员干部的就职宣誓 |
| 5.2 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存在问题 |
| 5.2.1 就职宣誓人员法律意识薄弱 |
| 5.2.2 就职宣誓相关规定尚需规范 |
| 5.2.3 就职宣誓监督机制尚不完善 |
| 5.2.4 就职违誓责任机制尚未构建 |
| 5.2.5 就职宣誓配套机制尚不健全 |
| 5.3 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的制约因素 |
| 5.3.1 部分党员干部的公信力缺失 |
| 5.3.2 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存在短板 |
| 5.3.3 政府职能仍需要进一步转变 |
| 第6章 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的推进路径 |
| 6.1 提高就职宣誓党员干部法律法规意识 |
| 6.1.1 积极营造党员干部就职宣誓法律氛围 |
| 6.1.2 加强就职宣誓党员干部法律法规培训 |
| 6.1.3 推进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的有效衔接 |
| 6.2 完善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 |
| 6.2.1 借鉴国外类似制度 |
| 6.2.2 规范就职宣誓制度 |
| 6.3 确立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的监督机制 |
| 6.3.1 国家层面的巡视监督与监察监督 |
| 6.3.2 法规层面的党内监督与纪检监督 |
| 6.3.3 社会层面的群众监督与舆论监督 |
| 6.4 建立党员干部就职违誓制度的责任机制 |
| 6.4.1 制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考评考核条例 |
| 6.4.2 实施党员干部就职宣誓违誓追责办法 |
| 6.5 健全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的保障机制 |
| 6.5.1 积极推进“五个体系”培养高素质就职宣誓党员干部队伍 |
| 6.5.2 健全“四大机制”确保就职宣誓党员干部队伍的制度保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5）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缘起及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依规治党基本问题探讨 |
| 一、依规治党的科学内涵 |
| (一) 依规治党的概念厘定 |
| (二) 依规治党的基本特性 |
| (三) 依规治党的相关命题 |
| 二、依规治党的要素构成 |
| (一) 依规治党的主体 |
| (二) 依规治党的客体 |
| (三) 依规治党的介体 |
| (四) 依规治党的环体 |
| 三、依规治党的价值意义 |
| (一) 有利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 |
| (二) 有利于规范社会价值导向 |
| (三) 有利于引导社会行为规范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考察与经验分析框架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演进(1921--1949) |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流变(1949-1978) |
|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发展(1978-2012) |
| 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新进展(2012-) |
| 五、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基本经验分析的逻辑理路 |
| (一) 秉承刚柔并济,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 |
| (二) 秉承体用合一,坚持内容建设与形式规范相结合 |
| (三) 秉承知行统一,坚持科学立规与严格执规相结合 |
| (四) 秉承重点全面并行,坚持抓“关键少数”与引领“最大多数”相结合 |
| (五) 秉承内外良性互动,坚持党内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 |
| 第三章 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 |
| 一、思想建党是依规治党的重要基础 |
| (一) 坚持思想建党以增强依规治党的思想自觉 |
| (二) 坚持思想建党以增强依规治党的行动自觉 |
| 二、制度治党是依规治党的基本保障 |
| (一) 维护制度的严肃性 |
| (二) 增强制度的系统性 |
| 三、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良性互动的关节点 |
| (一) 坚持人民中心以促进群众利益实现 |
| (二) 牢记党的使命以推动民族复兴实现 |
| (三)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实现党的整体发展 |
| 第四章 坚持内容建设与形式规范相结合 |
| 一、党的规矩内容是依规治党的内在本质 |
| (一) 建立以党章为核心的规矩体系 |
| (二) 逐步健全党内法规体系 |
| 二、党的规矩形式是依规治党的外在表现 |
| (一) 倡导中国气派 |
| (二) 走向规范之路 |
| 三、内容建设与形式规范良性互动的关节点 |
| (一) 在内容建设中丰富完善党规体系 |
| (二) 在形式规范中增强党规辨识度 |
| (三) 坚持成文党规和传统惯例的互动衔接 |
| (四) 把握党规内容建设和形式规范的实践性 |
| 第五章 坚持科学立规与严格执规相结合 |
| 一、科学立规是依规治党的必要前提 |
| (一) 同党所处时代党的历史任务相融合 |
| (二) 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融合 |
| 二、严格执规是依规治党的关键所在 |
| (一) 在真抓实干中严格执规 |
| (二) 在考核奖惩中严格执规 |
| 三、科学立规与严格执规良性互动的关节点 |
| (一) 坚决维护党章的根本地位和最高权威 |
| (二) 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
| (三) 党内法规清理是依规治党的重要环节 |
| (四) 坚持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协调衔接 |
| 第六章 坚持抓“关键少数”与引领“最大多数”相结合 |
| 一、抓住“关键少数”是依规治党的重点 |
| (一) 领导干部带头讲政治 |
| (二) 领导干部带头讲规矩 |
| 二、引领“最大多数”是依规治党的基础 |
| (一) 全程全域严格党员标准 |
| (二) 共产党员必须严守党纪 |
| 三、抓“关键少数”与引领“最大多数”良性互动的关节点 |
| (一) 发挥领导干部“关键作用” |
| (二) 凝聚普通党员“最大合力” |
| (三) 加强理想信念教育 |
| (四) 健全干部管理机制 |
| 第七章 坚持党内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 |
| 一、党内监督是依规治党的本质要求 |
| (一) 党内监督覆盖全体党员 |
| (二) 不断完善党内监督制度 |
| 二、外部监督是依规治党的重要保障 |
| (一) 外部监督倒逼恪守初心 |
| (二) 不断完善党的监督体系 |
| 三、党内监督与外部监督良性互动的关节点 |
| (一) 严格党内监督以夯实党规监督之基 |
| (二) 丰富外部监督以拓展党规监督之维 |
| (三) 以维护党规权威确保党规监督效果 |
| (四) 积极培育监督文化以增强监督意识 |
| 第八章 新时代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建设 |
| 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面临新机遇 |
| (一) 西方政党制度深陷困境 |
| (二) 中国法治道路日益坚定 |
| (三) 社会治理体系不断完善 |
| (四) 政党领导力量不断增强 |
|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面临新挑战 |
| (一) 部分党员规矩意识未树牢 |
| (二) 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不健全 |
| (三) 部分党内法规执行不到位 |
| 三、在汲取历史经验中开启依规治党新征程 |
| (一) 以思想建党厚植依规治党思想根基 |
| (二) 在制定与执行中完善党的规矩体系 |
| (三) 以法治能力提升增强党员主体作用 |
| (四) 在党内外监督中健全党的监督体系 |
| (五) 以规矩权威为依规治党提供政治保证 |
| (六) 以规矩信仰为依规治党提供文化氛围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四、论文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基本问题 |
| 一、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相关概念 |
| (一) 党员领导干部 |
| (二) 政德与政德观 |
| (三) 政德观培育 |
| 二、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要素 |
| (一) 培育主体 |
| (二) 培育内容 |
| (三) 培育方式 |
| (四) 培育保障 |
| (五) 培育环境 |
| 三、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特征 |
| (一) 意识形态性 |
| (二) 人民性 |
| (三) 时代性 |
| (四) 系统性 |
| 四、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现实意义 |
| (一) 锻造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队伍 |
| (二) 形成讲政德立政德的党风政风 |
| (三) 引领崇德向善的社会文明风尚 |
| 第二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基础 |
| 一、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灵魂 |
| (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思想 |
| (二) 列宁的相关思想 |
| 二、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根基 |
| (一) 中国古代官德的主要内容 |
| (二) 中国古代官德培育的方法 |
| (三) 中国古代官德培育的保障 |
| 三、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源流 |
| (一) 毛泽东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 (二) 邓小平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 (三) 江泽民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 (四) 胡锦涛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 (五) 习近平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 第三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经验借鉴(1949-2012) |
| 一、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 |
| (一)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良好开端 |
| (二)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曲折探索 |
| (三) “左”倾思想影响下的迂回波折 |
| 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大的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 |
| (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三届四中全会时期的恢复发展 |
| (二)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时期的积极推进 |
| (三) 党的十六大到十八大时期的继续发展 |
| 三、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历史经验 |
| (一) 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主导作用 |
| (二) 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方向 |
| (三) 将理论教育与实践锻炼相结合 |
| (四) 发挥制度的激励和约束作用 |
| (五) 重视环境对政德观的塑造作用 |
| 第四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积极举措与现实挑战 |
| 一、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积极举措 |
| (一) 培育主体重视程度增强 |
| (二) 培育内容愈加广泛深入 |
| (三) 培育方式趋于多样化 |
| (四) 培育保障制度不断更新 |
| (五) 培育环境在调适中改善 |
| 二、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现实挑战 |
| (一) 政德观培育诸要素尚未并轨 |
| (二) 培育内容缺乏针对性设计 |
| (三) 培育方式存在低效性弊端 |
| (四) 培育保障制度实施机制不健全 |
| (五) 外部场域环境存在干扰因素 |
| 第五章 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逻辑遵循与目标原则 |
| 一、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逻辑遵循 |
| (一) 理论逻辑: 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德观培育的重要论述为指导 |
| (二) 现实逻辑: 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培养高素质党员领导干部 |
| (三) 实践逻辑: 以实现政德观培育诸要素的同频共振为方法论要求 |
| 二、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目标 |
| (一) 国家层面的目标——明大德 |
| (二) 社会层面的目标——守公德 |
| (三) 个体层面的目标——严私德 |
| 三、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原则 |
| (一) 主体维度: 组织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 |
| (二) 内容维度: 时代性内容与继承性内容相融合 |
| (三) 方式维度: 理论教育与实践淬炼相统合 |
| (四) 保障维度: 教育引导与制度约束相耦合 |
| (五) 环境维度: 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整合 |
| 第六章 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实践路径 |
| 一、整合政德观培育主体,实现主体间良性互动 |
| (一) 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主导作用 |
| (二) 重视发挥党员领导干部的主体作用 |
| (三) 建立政德观培育的联动协作机制 |
| 二、优化政德观培育内容,契合新时代培育目标 |
| (一) 培育政治观,引导党员领导干部“明大德” |
| (二) 培育权力观,引导党员领导干部“守公德” |
| (三) 培育修身观,引导党员领导干部“严私德” |
| 三、创新政德观培育方式,提升政德教育实效 |
| (一) 丰富理论教育形式,充分透彻说理 |
| (二) 强化政德实践锻炼,力促知行合一 |
| (三) 加强网络平台建设,发展线上教育 |
| (四) 发挥榜样示范效应,消解情感困惑 |
| 四、加强政德观培育保障,健全政德赏罚机制 |
| (一) 落实“以德为先”的选拔任用制度 |
| (二) 细化“奖优扬善”的考评激励制度 |
| (三) 完善“失德必查”的监督问责制度 |
| 五、澄清政德观培育环境,注入场域动力支持 |
| (一) 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二) 建设健康积极的社会文化环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博士在读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录 当前S省领导干部政德状况问卷调查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习近平政德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 |
| 1.2.2 国外研究 |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及创新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创新点 |
| 第二章 习近平政德观的生成历程 |
| 2.1 政德观的内涵界定 |
| 2.1.1 政德观的内涵 |
| 2.1.2 政德观的伦理意蕴 |
| 2.2 习近平政德观的理论渊源 |
| 2.2.1 马克思主义政德观 |
| 2.2.2 中国传统政德思想 |
| 2.2.3 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 |
| 2.3 习近平政德观的发展阶段 |
| 2.3.1 习近平政德观的萌发 |
| 2.3.2 习近平政德观的提出 |
| 2.3.3 习近平政德观的发展 |
| 第三章 习近平政德观的内涵特质 |
| 3.1 明大德 |
| 3.1.1 明政治信仰之德 |
| 3.1.2 明政治忠诚之德 |
| 3.1.3 明政治使命之德 |
| 3.2 守公德 |
| 3.2.1 守为民之德 |
| 3.2.2 守为公之德 |
| 3.2.3 守公权之德 |
| 3.3 严私德 |
| 3.3.1 严于清正廉洁 |
| 3.3.2 严于克己慎独 |
| 3.3.3 严于家教家风 |
| 3.4 习近平政德观的鲜明特质 |
| 3.4.1 党和人民利益的合一 |
| 3.4.2 党性与德性的合一 |
| 3.4.3 德治与法治的合一 |
| 3.4.4 知信行的合一 |
| 第四章 习近平政德观的时代价值 |
| 4.1 理论价值 |
| 4.1.1 系统提出了新时代党执政的德性要求 |
| 4.1.2 完整构建了新时代党德政的价值坐标 |
| 4.1.3 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伦理思想 |
| 4.2 实践价值 |
| 4.2.1 为新时代领导干部政德培育指明了修养方法 |
| 4.2.2 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明确了伦理路径 |
| 4.2.3 为世界政党治国理政提供了善治智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8）新时代大学生党员党性修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目的及意义 |
| 0.1.1 选题目的 |
| 0.1.2 选题意义 |
| 0.2 研究现状 |
| 0.2.1 国内研究现状 |
| 0.2.2 国外研究现状 |
| 0.3 研究方法 |
| 0.3.1 问题导向法 |
| 0.3.2 文献研究法 |
| 0.3.3 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方法 |
| 0.4 创新之处 |
| 1 新时代大学生党员党性修养的理论基础和基本要求 |
| 1.1 新时代大学生党员党性修养的相关内涵 |
| 1.1.1 党性 |
| 1.1.2 党性修养 |
| 1.1.3 新时代党员党性修养 |
| 1.1.4 新时代大学生党员党性修养 |
| 1.2 马克思主义的党性修养理论 |
| 1.2.1 马克思恩格斯的党性思想 |
| 1.2.2 列宁的党性修养思想 |
| 1.2.3 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思想 |
| 1.3 党章上关于党员党性修养的基本要求 |
| 1.3.1 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 |
| 1.3.2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
| 1.3.3 不断加强党的理论知识学习 |
| 1.3.4 自觉遵守党规党纪 |
| 2 新时代大学生党员党性修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
| 2.1 新时代大学生党员党性修养的必要性 |
| 2.1.1 应对复杂执政环境的时代要求 |
| 2.1.2 保持中国共产党员先进性的要求 |
| 2.1.3 完成我国新时代任务的必然选择 |
| 2.1.4 解决大学生党员党性修养问题的迫切要求 |
| 2.2 新时代大学生党员党性修养的可行性 |
| 2.2.1 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氛围已经形成 |
| 2.2.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的感召 |
| 2.2.3 高校党的建设工作更加制度化 |
| 2.2.4 高等教育更加符合大学生成长成才规律 |
| 3 新时代提升大学生党员党性修养水平的路径 |
| 3.1 大学生党员应修好“心学” |
| 3.1.1 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 |
| 3.1.2 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
| 3.1.3 加强遵守党规党纪意识 |
| 3.1.4 塑造纯洁高尚的道德品质 |
| 3.2 加强大学生党员党性修养的方法 |
| 3.2.1 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 |
| 3.2.2 理论学习的方法 |
| 3.2.3 慎独自律的方法 |
| 3.2.4 实践锻炼的方法 |
| 3.3 优化大学生党员党性修养环境 |
| 3.3.1 守好大学生党员党性修养网络环境 |
| 3.3.2 优化大学生党员党性修养社会环境 |
| 3.3.3 营造大学生党员党性修养的校园环境 |
| 3.4 完善大学生党员党性修养的管理制度 |
| 3.4.1 以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为依据 |
| 3.4.2 创新大学生党员党性教育制度 |
| 3.4.3 完善高校党支部党员考评制度 |
| 3.4.4 健全大学生党员监督与问责制度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9）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文化底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研究主要创新 |
| 第一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文化解析 |
| 第一节 历史之维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成 |
| 一、历史的演变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成拓展 |
| 二、历史实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成发展的基础和源泉 |
| 第二节 文化之维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成 |
| 一、中国核心价值观念在文化转型重构进程中的流变 |
|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根脉和本质显现 |
| 第三节 实践之维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成 |
| 一、核心价值观念变迁中实践主体性的价值接续 |
|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基础和践行方向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历史文化资源的三重视野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主流资源和精神积淀 |
| 一、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主要特征 |
| 二、中国传统价值观中具有现代品格的特质精神 |
| 三、中国传统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联系 |
| 第二节 西方近代价值观的历史意义和局限性 |
| 一、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危机和文化转型的要求 |
| 二、西方近代价值观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重要影响 |
|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西方近代价值的批判与借鉴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的学理支撑和价值引导 |
| 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交融 |
| 二、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
| 三、马克思主义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学理支撑 |
| 四、马克思主义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实践指引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接力探索 |
|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初步探索 |
| 一、革命价值取向的“初始化”积淀 |
| 二、核心价值观念实现路径的有益探索 |
| 三、红色革命文化价值旨趣的重要影响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核心价值观念的逐步显现 |
| 一、建设导向和革命导向交互作用下的社会价值更迭 |
| 二、核心价值理念的凸显——富强、公平、民主、法治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进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进一步凝结 |
| 一、改革开放下对核心价值重构的强烈诉求 |
| 二、社会主义价值导向的精准定位 |
|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重点要求的提出 |
| 四、社会主义价值观念核心取向的确立 |
| 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生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构建和新时代深化拓展 |
| 第一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优秀文化基因的历史性聚合 |
| 一、国家层面的聚合 |
| 二、社会层面的聚合 |
| 三、个人层面的聚合 |
| 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层面的内在机理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思路 |
| 一、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引和社会主义本质属性要求 |
| 二、历史文化的深厚积淀和文化功能特性的有效整合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规律和原则要求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需求和人民群众的价值诉求 |
| 第三节 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深化与实践延伸 |
| 一、新时代宏观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新的战略视野 |
| 二、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拓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践行的现实挑战和实现路径 |
| 第一节 新时代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路径的反思与解析 |
| 一、新时代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挑战 |
| 二、从“五项因素公式”理论分析社会意识形式与社会心理的关系 |
|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社会心理的双渠道培育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机融入和“隐性”转化 |
| 一、融入主导文化建设,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引领力 |
| 二、融入社会价值涵育,凝聚大众价值共识 |
| 三、融入时代新人培育,增强公共理性精神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10）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分析 |
| (二)国外研究现状分析 |
| (三)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研究现状的反思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 (一)拟采用的研究方法 |
| (二)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的学理概述 |
| 第一节 基本概念界说 |
| 一、“责任”概念的语义分析 |
| 二、“政治责任”概念的界定 |
| 三、“新时代”概念的界定 |
| 第二节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界说 |
| 一、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的涵义 |
| 二、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与相关概念的关系分析 |
| 第二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的理论来源、思想资源及借鉴 |
| 第一节 理论来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责任思想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信仰思想 |
|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向人民群众负责的思想 |
| 三、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政治目标责任的相关论述 |
| 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党内问责思想 |
| 第二节 思想资源:中国传统的政治责任思想 |
| 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 |
| 二、修身正己、廉洁奉公的思想 |
| 三、儒家大同思想 |
| 第三节 思想借鉴:域外政治责任思想 |
| 一、古希腊时期的政治责任思想 |
| 二、近现代时期的政治责任思想 |
| 三、当代西方兴起的政治责任思想 |
| 第三章 十八大以前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的具体体现 |
| 第一节 党员领导干部在实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中的政治责任 |
| 一、履行宣传并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政治责任 |
| 二、履行让中国人民“站起来”的政治责任 |
| 三、担当政治上“做老实人”的政治责任 |
| 第二节 党员领导干部在实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中的政治责任 |
| 一、履行传承并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政治责任 |
| 二、履行让中国人民“富起来”的政治责任 |
| 三、担当政治上对党忠诚老实的政治责任 |
| 第四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在实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的政治责任及其特征 |
| 第一节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在实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的政治责任 |
| 一、进一步压实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政治责任 |
| 二、落实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的政治责任 |
| 三、履行让中国人民“强起来”的政治责任 |
| 四、落实坚决执行新时代党的政治路线的政治责任 |
| 五、进一步担当在政治上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责任 |
| 六、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主动意义上的政治责任间的关系 |
| 七、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被动意义上的政治责任 |
| 第二节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的主要特征 |
| 一、具有更加鲜明的政治性 |
| 二、更能体现广泛的群众性 |
| 三、具有更强的意识形态性 |
| 四、具有更强的溯及力性 |
| 五、更能凸显一定的限度性 |
| 六、更能体现普遍的支配性 |
| 第五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的原则与目标 |
| 第一节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的基本原则 |
| 一、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 |
| 二、权力制约原则 |
| 三、党务公开原则 |
| 第二节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问责原则 |
| 一、依规依纪、实事求是的原则 |
| 二、失责必问、问责必严的原则 |
| 三、权责一致、错责相当的原则 |
| 四、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 |
| 五、集体决定、分清责任的原则 |
| 第三节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的目标 |
| 一、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
| 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
|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 四、实现共产主义 |
| 第六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的实现之道 |
| 第一节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实现的主体路径 |
| 一、进一步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素质 |
| 二、大力加强党员领导干部的道德修养 |
| 三、进一步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 |
| 四、进一步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能力 |
| 第二节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实现的客体路径 |
| 一、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 |
| 二、大力增强人民群众的监督意识和监督能力 |
| 第三节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实现的介体路径 |
| 一、全面贯彻和落实党的监督制和问责制 |
| 二、始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
| 第四节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实现环境的路径选择 |
| 一、坚持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 |
| 二、构建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运行机制 |
| 三、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 |
| 第七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实现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
| 第一节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实现的理论价值 |
| 一、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责任思想 |
| 二、创新升华了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思想 |
| 三、在理论上批判了自由主义 |
| 四、在理论上批判了党内政治虚无主义 |
| 第二节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实现的实践意义 |
| 一、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维护党的领导权威 |
| 二、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的实践中实现党的初心和使命 |
| 三、有利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
| 四、有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 |
四、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道德律（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共产党百年政党伦理建设的历史经验探赜——基于价值、制度和主体的三维解读[J]. 唐皇凤,董大仟. 江苏社会科学, 2021(05)
- [2]马克思群众观研究[D]. 任静. 辽宁大学, 2020(07)
- [3]政治责任法治化研究[D]. 邱曼丽. 中共中央党校, 2020
- [4]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研究[D]. 王艳卓. 吉林大学, 2020(01)
- [5]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经验研究[D]. 王国龙. 山东大学, 2020(08)
- [6]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研究[D]. 于瑶. 山东大学, 2020(12)
- [7]习近平政德观研究[D]. 连昆. 长沙理工大学, 2020(07)
- [8]新时代大学生党员党性修养研究[D]. 秦澎润. 辽宁大学, 2020(01)
- [9]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文化底蕴研究[D]. 翟子夜. 黑龙江大学, 2020(04)
- [10]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研究[D]. 高军龙. 江西师范大学, 201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