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创业者的“寻租”陷阱(论文文献综述)
黄文武[1](2021)在《企业家精神视野中的大学革新》文中研究说明这是一个持续变革的时代,任何组织及个人的发展都处在时代变革的潮流之中,大学的发展也不例外。在大变革时代需要对大学革新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对大学过去发展历程中的辉煌与没落、此时此刻面对的挑战与机遇以及未来发展的种种可能性统筹思考。基于对创新创业时代大学的转型发展、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进程中“为改革而改革”、“为政府政策背书而改革”以及“以排名为导向建设‘双一流’”等问题的反思,促使我们思考大学究竟应该在一种什么力量和精神的引领与推动下才能实现我们所期盼的高质量发展。论文选择以“企业家精神”作为研究大学革新的概念工具和理论视角,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跳出经济学、管理学的视野,重新认识“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深刻内涵,彰显“企业家精神”对“大学革新”的解释力,进而探究“企业家精神”在推动大学革新中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研究的最终落脚点则在于揭示企业家精神在实践层面对大学革新所起到的具体作用,强调为了创造大学的未来需要特别重视以企业家精神引领大学革新,唯有激发企业家精神的力量以推动大学革新才能塑造大学的未来。研究首先基于“大历史观”的视野从纵向的维度考察从中世纪大学到现代创新创业型大学的历史进程中大学发展所展现出的企业家精神。基于历史的分析其目的在于强调对于以革新求生存图发展的大学而言,企业家精神不是外在于大学这一组织的,而是其本身持续发展应该具备的核心特征和品质。从历史的角度呈现企业家精神之于大学革新的意义和作用后,研究依据现实情景论证了企业家精神对于我们时代的大学革新之所以重要的原因。立足时代变革的大环境,强调当下的大学革新所涉及的技术变革和制度创新需要企业家精神;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企业家精神之于大学范式革命的重要性。在明确了企业家精神对大学革新的重要性,并对大学革新的过程从企业家精神的视角加以阐述后,需要追问的是大学革新需要怎样的企业家精神。研究则主要运用案例分析方法,从国家的企业家精神、组织的企业家精神和个人的企业家精神三个维度进行较为详细的阐释。在横向上从大学革新的丰富事例中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例来说明这三种企业家精神之于大学革新的意义,即为了更好地把握大学发展的未来,需要个人的、组织的、国家的企业家精神的共同作用。在理论层面充分阐述了“企业家精神”对于大学革新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后,研究的重点在于凸显企业家精神对大学革新在组织结构、制度、管理模式以及行动方式等实践层面的影响。企业家精神引领下的大学革新展现出一个更加开阔的视野,既超越组织发展历史/传统的范畴,又突破校园的围墙。企业家精神引领和推动大学革新实践就体现在激励学科知识生产和学术创业、加快学科-专业-产业链建设、促进大学创新创业治理以及推动大学创新创业社区建设等几个方面。同时,研究还结合当前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双一流”建设实践,分析企业家精神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发挥重要作用以更好地实现大学发展目标。当前,“双一流”建设在很大程度上由政府政策驱动,强调走向卓越的大学更应该重视企业家精神的引领,并从个人的企业家精神、组织的企业家精神和国家的企业家精神三个维度阐明了“企业家精神”之于“双一流”建设的作用。
郑国强[2](2021)在《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形成机理及效应研究》文中提出劳动力市场扭曲是中国市场化改革中的典型特征,主要体现为劳动力配置扭曲和劳动力价格扭曲两个方面。作为要素市场中的关键要素,劳动力是连接其他生产要素的重要纽带,知识、技术和管理等要素依附于劳动力本身,资本、土地和数据等要素需要通过劳动力才能实现激活和运转,劳动力市场的配置扭曲和价格扭曲必然对整个要素市场的配置和运行产生不利影响。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将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之一,并把实现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价格反应灵活作为今后要素市场化改革的主要目标,这意味着深化劳动力等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已经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在此背景下,探究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形成机理及其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效应,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本文的研究思路是:首先,通过对有关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理论和文献进行系统总结,归纳出劳动力市场扭曲形成的市场内生性因素和政策引致性因素,进而探寻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形成的理论机理;通过对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发展历程进行系统梳理,从中归纳出不同阶段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变化特征,进而探寻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形成的历史逻辑;通过对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程度的测度,并基于省级宏观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对影响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形成的制度性因素进行实证检验,进而探寻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形成的现实因素。其次,基于城市、企业以及个人三个层面的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位数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面板门槛模型、有序概率模型等计量方法,从生产率效应、创新效应以及创业效应等角度实证考察了劳动力市场扭曲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再次,基于微观调查数据,采用有序概率模型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模型等计量方法,从居民阶层认同和幸福感两个角度实证考察了劳动力市场扭曲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最后,根据研究结论给出中国劳动力市场化改革的相关建议。基于上述思路,本文的具体研究框架如下:第一章是绪论部分。本章主要阐明论文的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同时对论文中的相关概念、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以及创新点进行了论述。第二章是理论基础与相关文献综述。在理论基础方面,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对劳动力市场扭曲形成的理论机理进行梳理:(1)马克思有关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思想以及马克思的劳动力流动配置理论和劳动力工资理论。(2)西方经济学各流派关于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理论论述。文献综述部分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1)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形成原因。通过对既有文献的整理,本文对劳动力市场扭曲产生的市场内生性因素和政策引致性因素进行了总结。(2)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经济效应。主要包括有关劳动力市场扭曲“生产率效应”、“技术创新效应”以及“就业创业效应”的文献。(3)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社会效应。主要包括市场化改革和劳动力市场扭曲对社会阶层影响的文献。第三章对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历史演进和形成机理进行了分析。首先,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力市场化改革的演进历程进行了梳理,探究了相关政策要点以及劳动力配置扭曲和价格扭曲的时序变迁。其次,采用生产函数法和市场化指数法对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程度进行了测度,并分析了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区域特征和变化趋势。最后,从政府经济赶超行为与增长目标管理、官员晋升激励、户籍制度以及工会双重职能定位等视角对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形成的特殊制度性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并采用宏观省级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第四章是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经济效应。首先,考察了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生产率效应。采用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从城市层面实证检验了劳动力市场扭曲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其次,考察了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创新效应。采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从企业层面实证检验了劳动力市场扭曲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最后,考察了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创新效应。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从个体层面实证检验了劳动力市场扭曲对居民创业活动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第五章是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社会效应。以居民阶层认同的变化衡量社会阶层变迁,以居民幸福感间接衡量社会福利水平,并从这两个角度对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社会效应进行了考察。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实证检验了劳动力市场扭曲对居民阶层认同和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第六章是本文的研究结论和相关对策建议。
罗君名,吴光义[3](2020)在《社会分层、权控经济陷阱与改革出路》文中提出社会分层是对社会阶层结构的一种具象化描述。就现阶段而言,可以用可观测的、比较客观的且比较简洁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等标准来相对界定社会分层结构。与社会分层相对应的是上层控制及权控经济。此时,由于权力与市场的作用边界没有界定清楚,极易产生权力与市场功能错位、权力染指市场、资源配置低效等弊端,从而导致系统性的权控经济陷阱。权控经济陷阱的解除需要非常系统的改革方案设计,并牵涉社会重大利益关系调整,该利益关系调整从长期来看应当有利于中产阶层的崛起。需要有效界定权力与市场的关系;实施产权保护,还民权、事权于民众;遏制权力腐败与打击黑恶势力"保护伞";积极培育中产阶层等。
杜宏巍,许正中[4](2020)在《创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供给侧改革研究》文中认为国际政治经济环境趋于阶段性复杂,国内经济增速有所放缓,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经济破解国际竞争和国内压力的主动性战略抉择。理论研究与国际社会经验证明:在创新驱动阶段,创业经济是国民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抓手;制度系统是影响创业经济质量的关键要素。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创业经济制度经历了制度松动、制度允许、制度鼓励、系统支持、分类重点支持等五个发展阶段,创业经济质量随之发生波动。创业制度初期的不确定性增加了创业经济的波动性,但陆续推出的政策组合拳也在近年来有力提升了创业经济质量。经济转型发展阶段,进一步提升创业经济质量亟需破解权力体系这一瓶颈,重点对产权、资权、税权三项创业者基本权力进行规范与赋能。
王砚波,陈丹阳[5](2020)在《中美创业比较研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Wu等(2020)为中美创新创业(比较)研究提供了一个回顾、反思、融合与拓展的切入点。他们就创业中两个核心的不确定性——来源于市场与技术快速演化的不确定性以及来源于制度快速演化的不确定性——系统地总结了过去20年基于中国或美国场景的重要文献并就双方如何借鉴彼此的理论和研究范式提出了具体而有创意的操作建议。本文在该基础上就中美创新创业比较研究的学术目标以及实践过程中存在的潜在陷阱做出进一步的阐述。我们认为跨场景的比较研究是验证理论框架解释力边界的最佳方式之一。只有通过深入了解外部世界,才能更好地研究与诠释本国的实践与经验,以期在讲述有中国特色的独到故事的同时推进跨时间、跨制度、跨地缘的普适性理论机制构建。在实践中,学者要明晰基于一方实践而构建的理论的隐藏性的假设与边界条件。只有明晰这些假设与边界条件,我们才能更好地了解哪些理论机制与预测在跨境"移植"上有很强的相关性以及跨境解释空间拓展的潜力。
陈丽华[6](2020)在《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效应与机制研究》文中指出当前,我国―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在农村居民收入层面主要表现为收入差距扩大,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缓慢。更为严峻的是,农村居民之间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正表现出明显的代际传递趋势,长期的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分割使低收入群体子代难以拥有个人发展所需的优质资源和良好机会,向上流动通道被堵塞,容易―复制‖父代所处的低收入处境。收入差距扩大与阶层固化问题并存,将进一步加剧子代收入差距,导致农村低收入阶层从暂时贫困走向跨代贫困的恶性循环,陷入―贫困陷阱‖。代际收入流动性反映的是父代收入对子代收入的影响程度,通过促进代际收入流动可以达到动态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的目标。那么,要阻断农村居民跨代低收入传递,提升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将是必然应对。事实上,我国农村社会是典型的―关系型‖社会,在正式制度尚未完善的农村地区,社会资本作为非正式制度安排发挥着明显的生产效应、收入效应和财富效应,是农村居民分享信息和进行资源配置的替代机制。基于我国农村社会现实,本文从社会资本视角研究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问题: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效应怎么样?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机制是什么?社会资本对不同类型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机制是否有差异?本文遵循―理论研究——实证研究——政策研究‖的基本范式,以提升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为落脚点,聚焦社会资本如何影响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开展深入研究。理论研究部分阐释了社会资本影响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内在机理以及作用机制。实证研究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检验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效应,揭示社会资本影响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作用机制,对比分析社会资本影响不同类型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机制差异。政策研究依据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结论释放出的政策信号,提出精准提升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归纳如下:1.不同类型的农村居民社会资本拥有量以及代际收入流动性有明显差异。第一,低收入农村居民普遍存在社会资本的资本欠缺问题。社会资本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低收入农村居民社会资本拥有量明显低于高收入阶层。不同类型农村居民社会资本拥有量不同。―自雇佣型‖农村居民社会资本的平均拥有量高于―受雇佣型‖农村居民,―自雇佣型‖农村居民社会资本的平均拥有量为2.543,―受雇佣型‖农村居民社会资本的平均拥有量为2.122。―离土型‖农村居民比―离乡型‖农村居民拥有更丰裕的社会资本,―离土型‖农村居民社会资本的平均拥有量为2.272,―离乡型‖农村居民社会资本的平均拥有量为1.989。第二,本研究测算出我国农村居民代际收入弹性系数值为0.231。随着子代收入分位数的增加代际收入流动性逐渐提升。0.2分位数点代际收入弹性值为0.8分位数点代际收入弹性值的3.03倍,表明低收入阶层代际收入流动性远低于高收入阶层,容易陷入代际低收入传递陷阱。―自雇佣型‖农村居民代际收入弹性值为0.161,―受雇佣型‖农村居民代际收入弹性值为0.255,表明―自雇佣型‖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明显高于―受雇佣型‖农村居民。―离土型‖农村居民代际收入弹性值为0.213,―离乡型‖农村居民代际收入弹性值为0.340,意味着―离土型‖农村居民比―离乡型‖农村居民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更高。本研究结果指出,自主创业和合理有序的劳动力流动有助于提高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2.社会资本更有利于提升中等收入和中高收入阶层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第一,低收入农村居民面临―回报欠缺‖。父代社会资本对0.45分位点以下的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子代样本的收入存在正向影响但影响不显着,对0.45到0.85分位点的中等收入和中高收入阶层子代样本收入有正向显着影响,表明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农村居民存在社会资本回报欠缺问题。第二,社会资本影响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存在明显的分层效应。社会资本对0.4到0.85分位点的中等收入和中高收入阶层的代际收入流动性起到了显着促进作用。在0.4分位点以下,社会资本抑制了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但是随着分位点的增加这种抑制作用逐渐弱化。0.9分位点以上,社会资本表现出抑制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的趋势。该结论说明,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基数,有利于我国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保持较高水平。3.社会资本通过不同的间接路径影响不同收入水平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研究结果表明,全样本中信息交互这一中介效应不显着。职业选择为社会资本影响低收入组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中介变量,表现出遮掩效应,遮掩效应占比为73%,表明增强择业能力有助于低收入农村居民向上流动。教育获得是社会资本影响中低收入组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中介变量,中介效应占比为III 56%。教育获得是社会资本影响中等收入组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部分中介变量,中介效应占比为20.1%,该研究结果意味着培育农村人力资本是提高持续增收能力的有效途径。金融参与是社会资本影响中低收入组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中介变量,表现出遮掩效应,遮掩效应占比为15.6%,这一结果带来的政策启示是:提高中低收入组农村居民的生产经营能力和还款能力是提升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有力保障。4.社会资本对不同类型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机制不同。第一,―自雇佣型‖农村居民的社会资本对代际收入流动性有显着促进作用,―受雇佣型‖农村居民的社会资本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促进作用不显着。社会资本有助于两类农村居民子代求职以及教育获得,经检验中介效应不显着。第二,社会资本对―离土型‖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产生较弱的正向影响,有利于子代求职、教育获得以及金融参与。职业选择为社会资本影响其代际收入流动性的遮掩效应,遮掩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34.9%,该结论启示我们通过提升本地产业竞争力,增强本地非农就业农村居民择业能力,可以明显促进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社会资本对―离乡型‖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有阻碍作用,但有利于其子代求职和教育获得。教育获得表现为社会资本影响―离乡型‖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遮掩效应,遮掩效应的比重为14.6%,该结果表明,为―离乡型‖农村居民子代提供良好的受教育机会将有助于提升代际收入流动性。与现有研究成果相比较,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1.丰富了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研究。现有研究局限于检验社会资本能否影响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缺乏对具体影响机制的深入分析。本文着力于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形成的社会性诱因,聚焦于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的研究,从理论上揭示了社会资本影响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内在机理,指出了社会资本影响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基本路径。本文从理论上丰富了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研究,弥补了代际收入流动性研究的―社会化不足‖。2.验证了社会资本影响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作用机制。本文采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最新数据,考察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效应,基于理论分析结合实证检验,采用中介效应分析社会资本影响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作用机制,对社会资本影响不同类型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间接路径进行了比较研究,为提升现阶段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提供理论参考,为精准施策提供科学路径选择。3.结合农村居民就业分化趋势,比较研究社会资本影响不同类型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机制差异。本文充分考虑就业市场结构调整,正视农村居民非农就业分化趋势,按照农村居民非农就业的地域特点,分为―离土型‖和―离乡型‖农村居民。按照农村居民非农就业的职业特点,分为―受雇佣型‖和―自雇佣型‖农村居民。对不同类型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以及社会资本发挥影响作用的路径进行差异考察和比较研究,丰富和拓展了研究主体,为有针对性的动态调整农村居民收入分配格局释放了更多有效政策信号。
李倩[7](2019)在《外部知识获取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研究 ——一个链式中介模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企业对外部资源的利用已然成为了一种越来越普遍的现象,一些国家的企业用于外部研发的经费比例在逐渐增多,企业对外合作关系数量亦增加十分明显。技术的迅速发展,市场的瞬息万变,使得产品生命周期缩短,更新换代速度加快,单纯依靠企业自身研发活动的创新行为受到约束,企业逐渐转向外向的开放式创新。更多的企业开始注重加强外部知识获取战略,开放式创新成为企业实践与理论研究的热点。然而,外部知识是通过怎样的方式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并未得到清楚的回答。现有研究对外部知识获取与创新关系的分析,多从静态、孤立的角度探索企业外部资源对创新的作用。即便在开放式创新理论逐步得到关注后,研究者也极少关注到外部资源在企业内部的转化过程。理论上,资源基础观与动态能力可以很好的解释资源内部发展路径,但现有文献对外部引入资源如何与组织能力结合而形成具有价值性、稀缺性、难以模仿和不易替代的异质性资源解释依然不足。因此,单独利用资源基础观的理论,无法解释企业在获取外部知识后是如何完成内部发展,外部知识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理论上缺乏合理的解释,导致现有文献关于外部知识获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缺乏深入分析。在实证研究中,外部知识获取对企业创新影响的正向作用虽然得到广泛的认可,但有关影响机制的研究较少,体现在缺少对二者之间关系是否存在中介变量、什么中介变量的探讨不足。如何解释企业获取外部知识后的内部发展问题?企业获取的外部知识如何成为异质性资源而影响创新绩效?转型经济体中企业的外部知识获取战略的作用方式是否被制度环境左右?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将成为破解创新绩效研究的关键。围绕“外部知识获取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绩效”这一基本问题,本研究综合了资源基础观、动态能力理论、创新理论及制度理论,通过文献综述、理论推演和统计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尝试揭开外部知识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黑箱。在外部知识获取与创新绩效的概念模型中,引入了机会识别与企业内部研发活动两个有序的链式中介变量,制度环境作为调节变量。本研究认为,外部知识通过影响机会识别水平与内部研发活动,使得企业内部知识基础更新或重构,进而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同时,外部知识的内部发展过程受到制度环境的调节。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获取企业相关数据,样本覆盖了20个省份,4个直辖市。调查对象选取了部门经理及以上级别的管理人员,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上述观点。调研所获数据在信效度与同源方差等方面达到了统计分析的基本要求,随后对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回归分析与Bootstrap方法分析,检验假设,得到以下基本结论:(1)企业的外部知识获取行为有利于机会的识别,同时对企业内部研发活动有促进作用;(2)机会识别与企业的内部研发活动有利于企业创新产出,外部知识获取通过机会识别与内部研发活动间接作用于企业创新绩效,同时机会识别能够促进企业的内部研发活动,机会识别与内部研发活动构成有序的链式结构,中介了外部知识获取与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关系;(3)随着企业经营环境的改善,企业更倾向于将资源配置到生产性活动中,外部知识获取、机会识别对企业研发活动的正向作用均得到加强,但外部知识获取对机会识别的作用未受制度环境的影响。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通过对外部知识获取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理论分析,引入机会识别和内部研发活动这两个有序的链式中介变量到理论框架中,建立了外部知识获取影响创新绩效的新路径。以往的研究更加关注外部知识作为资源引入企业对创新的直接促进作用,将知识获取视为引起企业创新绩效的直接前因变量,缺乏对外部知识影响机制的探讨,探索机会识别与内部研发活动的中介作用是解决目前关于外部知识获取影响企业创新机理的有效方法;(2)丰富了动态能力视角下,企业外部知识转化的内在机理。外部获取的知识实际并不完全具备资源基础观对异质性资源的描述——价值性、稀缺性、难以模仿和不易替代,少有研究将资源基础观与动态能力理论结合来探讨并不完全具备异质性特征的资源如何通过动态能力转化为具有异质性特征的资源集。本研究基于资源基础观与动态能力整合的视角,引入机会识别与企业内部研发活动的链式中介,作为动态能力的微观基础,在企业获取外部知识后,通过整合外部资源与内部资源,形成了更新或重构的资源基础,进而影响企业的创新绩效;(3)通过分析制度环境(区域市场化指数)对外部知识获取与研发活动、机会识别与研发活动间的调节作用,加深了对企业外部知识获取作用的认识。国内的经济转型期特点决定了市场尚不成熟,各地区间的制度发展亦不均衡,制度的二元激励作用存在。在制度有差异的环境下,外部获取知识在影响企业创新过程呈现的不同并未得到深入讨论。本研究整合了开放式创新理论和制度理论,探讨了制度完善程度在企业利用外部知识过程中的影响,丰富了从制度视角对开放式创新理论的研究。
葛晶[8](2019)在《金融抑制对高学历劳动力错配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Jones and Romer(2010)通过构建“新卡尔多事实”发现数十年来劳动力受教育年限的迅速扩张并未带来相应工资水平的系统性下降,主要源于人力资本对TFP的促进作用抵消了要素边际收益递减效应。Jones and Romer(2010)的研究为一国(地区)经济如何实现持续增长提供了一个良好解释,也为新增长理论提供了一个正式基础。新增长理论强调了人力资本积累促进TFP提升在突破增长减速中的决定性作用,但该理论忽略了在制度扭曲下可能产生的人力资本配置问题,因而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典型化事实”的解释力度有所不足。自我国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得到了迅速扩张,教育受益率也相对稳定,但TFP却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波动。与此同时,源于50年代初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等历史遗留问题加以政治考虑,我国金融体系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制度性扭曲——金融抑制。这对于我国现阶段突破增长减速,实现高质量发展产生了严重的阻碍作用。鉴于此,本文从新经济增长理论出发,旨在解决两个关键性问题:(1)高学历劳动力规模扩张与教育收益率相对稳定的内在机制;(2)高学历劳动力规模扩张与TFP提升迷失的制度性根源。本文首先分析了我国技术进步偏向性以及公有制经济下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的人力资本价格形成机制,以此回答本文的第一个问题;其次,通过一个工业部门的厂商生产决策模型构建了金融抑制对高学历劳动力错配影响的研究框架,并提出研究命题;最后,进行了相应的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第一,本文旨在解决的两个关键问题是内在一致的。我国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扩张与教育收益率相对稳定实际上是一种高学历劳动力错配现象。教育收益率的相对稳定是由金融系统的制度性扭曲——金融抑制为国有企业带来的“利率租金”所维持,是以增加杠杆率、系统性风险发生的可能性等未来经济负担为代价的。金融抑制引发的高学历劳动力在所有制间、行业间、职业间以及教育资源错配(高学历劳动力教育期望错配),一方面,切断了高学历劳动力与创新工作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降低了高学历劳动力的技术适宜性,使其本身不具备胜任创新工作的能力,进而产生TFP损失。第二,金融抑制引发了高学历劳动力在所有制间的错配。国有企业经理人为获取信贷资源倾向于付出大量的管理费用(在职消费、与政府游说等行为),从而对企业创新效率产生拖累,而金融抑制引发高学历劳动力出现价格扭曲,使得创新动力较低的国有企业配置了过多的高学历劳动力。实证结果表明:在非行政垄断行业中,金融抑制对所有制间由规模相对价格扭曲产生的错配的影响作用更大,而在行政垄断行业中,则对技术相对价格扭曲产生的错配的影响作用更大。第三,金融抑制引发了高学历劳动力在行业间的错配。金融抑制导致实体部门的利润空间和要素回报率不断收窄,使得金融资本与高学历劳动力“脱虚向实”现象恶化,引发了高学历劳动力在行业间的错配。回归结果表明:(1)我国各地区第三产业,尤其是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规模普遍过大;(2)金融抑制通过第三产业规模对高学历劳动力边际产出产生了显着的抑制作用,证实了金融抑制是导致高学历劳动力在行业间的错配的原因。第四,金融抑制引发了高学历劳动力在职业间的错配。通过构建一个在垄断竞争环境下的个人职业选择模型发现,当金融抑制与垄断相结合时,高学历人才具有更低的创业意愿。经验证据进一步表明:(1)在自然垄断行业和行政垄断行业内,金融抑制对高学历人才创业意愿的抑制作用差距较小;(2)金融抑制所导致的创业预期收益损失大于放弃国有垄断企业高薪工作的机会成本对高学历人才创业意愿的影响作用。另外,源于金融抑制降低了高学历人才创业预期收益,垄断企业对人力资本的吸引力进一步增强,进而使得中小企业人力资本集聚效应下降,导致创业者陷入创业预期收益降低与创业意愿下降的恶性循环之中。可见,金融抑制是中国高学历人才创业意愿低下的根本性原因。第五,金融抑制引发了教育资源错配。在我国行政性集权与经济性分权相结合的经济发展模式中,中央(或上级)政府对地方政府采取通过经济指标考核的晋升制度,加强了地方政府对要素资源配置的干预动力,金融抑制便是我国地方政府规模扩大的一种表现。在这种背景下,社会高学历劳动力更倾向于通过行政职位权力进行寻租,而非从事生产性、创新性互动。实证结果发现:(1)国有行政人员具有更高的教育期望;(2)金融抑制显着拉大了民营企业成员和国有部门行政人才对接受大专及以上教育的期望程度,导致了我国教育资源错配;(3)金融抑制主要通过提升可获得的租金相对水平,而提高了行政人才的教育期望。本研究有助于拓展学术界对人力资本积累与配置相关问题的理论研究深度,并为我国制度有关完善金融制度、优化高学历劳动力配置、提升TFP,在新时期下突破增长减速困境、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依据,可能的创新之处有以下三点:(1)拓展了新增长理论研究框架。新增长理论强调了人力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从边际报酬递增解释了“新卡多事实”,但对人力资本配置的关注所有不足。本文从人力资本错配视角给予“新卡多事实”一个可能的新的解释,是对新增长理论研究框架的拓展和补充。(2)为审视金融抑制对宏观经济的不良影响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以往研究主要关注了金融抑制对物质资本错配的影响。本研究从高学历劳动力在所有制选择、行业选择、职业选择以及教育资源分配等多个现实问题切入,深入研究了金融抑制对高学历劳动力错配的影响。(3)为探寻我国创新“迷失”成因做出了边际贡献。以往研究主要从人力资源与创新工作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研究了我国的创新“迷失”问题,但鲜有文献关注到人力资本本身的结构问题,即人力资本是否有能力胜任创新工作。本文通过考察金融抑制对技术性人才和行政性人才教育期望的不同影响程度,发现金融抑制政策所代表的地方政府在经济干预中的过大权利正对社会人力资本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
李鹏飞[9](2019)在《基于嵌入悖论的创业网络结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创业活动是推动国民就业水平、增强微观经济活力、提高技术成果转化能力的重要力量,近年来我国全民创业活动呈现井喷态势。面对新创劣势和弱小劣势,创业网络是创业者发现创业机会、获得创业资源、快速适应经济转型、扩展生存空间以及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但网络嵌入过度会产生路径依赖、网络同质和冗余、网络冲突和机会主义行为等负面影响。基于网络嵌入性的双刃剑属性,形成了“嵌入悖论”的理论命题,不仅表现在关系嵌入层面的关系强度悖论,也表现在结构嵌入层面的网络多样性和网络开放性悖论。作为社会网络研究中的一个着名理论命题,在个体的工作网、讨论网、企业网络、集群网络、创新网络等领域多有涉及,但对网络嵌入悖论的现有讨论,在分析思路和方法上也存在诸多不足。创业网络领域仍集中于研究网络嵌入的正向作用,对负向作用关注不足,对网络嵌入悖论则鲜有研究,因此在创业网络领域讨论网络嵌入悖论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创业者在资源约束的前提下,面对网络嵌入悖论创业者如何配置网络结构,也具有显着的实践意义。小微企业早期创业活动中的网络嵌入悖论现象更加突出,所以选择该阶段的网络结构作为研究对象,希望解决三个研究问题:(1)创业者如何判断网络结构是否存在嵌入过度?(2)不同网络维度之间的相互作用对网络嵌入悖论的影响是否重要?(3)创业者如何配置同时具有悖论性质的网络结构?为此,以网络嵌入理论和创业网络理论作为理论基础,选择关系强度、网络多样性、网络开放性三个具有悖论性质的网络维度作为研究对象。在理论方面,根据创业网络要素的理论框架,建立“网络结构-创业者能力-创业绩效”的理论模型作为总体分析框架;在实证方面,根据非线性的竞争性中介模型、非线性调节模型、响应面分析模型和块变量模型,构建了“三级叠加、四级交互”的路径分析框架,通过调查问卷收集数据并采用Mplus7.4进行检验。对于研究问题一,借鉴ABC(Antecedent-benefit-cost)的分析框架,建立了三个非线性的竞争性中介模型(Modell)。分别以关系强度、网络开放性、网络多样性作为自变量,以创业能力和认知偏差作为竞争性中介变量、创业绩效作用因变量,分析单维度网络嵌入悖论。结果发现关系强度、网络开放性、网络多样性对于创业绩效的总效应都存在网络嵌入悖论,但各自的直接效应、间接作用和总效应存在差异。对于研究问题二,在Model1的基础上,分别建立三个非线性有调节的竞争性中介模型(Model2)。结果表明,网络多样性对关系强度始终都具有增强型调节作用、网络开放性对关系强度先具有削弱型调节作用后具有增强型调节作用、网络开放性对网络多样性则先具有增强型调节作用后具有削弱型调节作用。对于研究问题三,分别以创业能力、认知偏差和创业绩效作为因变量建立响应面分析模型(Model3-1)。结果发现,在总体上,关系强度与网络多样性的一致性、关系强度与网络开放性的一致性,有利于提高创业能力和创业绩效、降低认知偏差;反之,网络多样性与网络开放性的一致性,则会降低创业能力和创业绩效、提高认知偏差。在Model3-1和Model1的基础上,建立三个块变量的线性竞争性中介模型(Model3-2)。结果发现,创业能力和认知偏差分别在三个块变量与创业绩效之间具有竞争性中介作用。在Model 3-2和Model 2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块变量的线性有调节的竞争性中介模型(Model3-3)。结果发现,网络开放性对关系强度和网络多样性的一致性与创业绩效之间的直接效应、中介效应和总效应具有调节作用。
余泳泽,杨晓章,张明[10](2018)在《腐败监管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来自跨国(地区)的经验证据》文中研究说明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发展的关键节点,目前仍存在制度不完善、金融体系不成熟、政府政策偏差、政府官员的权力行使缺乏有效监督和腐败等系列问题,这严重阻碍了社会创新创业活动的进行。基于此,本文利用1996-2015年间世界191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对腐败监管与创新创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得出:(1)腐败监管的加强不仅能增加创新资金和人员投入,提高创新成果的产出,还可以为市场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从而减少企业的寻租行为,激发社会创造活力;(2)从异质性的角度来看,腐败监管的加强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创新创业活动影响更大,尤其对创新投入和产出的影响更为显着。而短期来看,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影响相对较小,且只对创新资金投入和非居民创新成果有显着的促进作用。此外,注册企业成本和时间的增加不利于创新创业活动的推进,而工业比重的增加有利于提高创新的投入和产出,但对创业则有负向的影响。
二、创业者的“寻租”陷阱(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创业者的“寻租”陷阱(论文提纲范文)
(1)企业家精神视野中的大学革新(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一) 选题缘由 |
1. 关于创新创业时代大学转型发展的审视 |
2. 对高等教育整体改革的再思考 |
3. 对“双一流”建设的反思 |
(二) 研究意义 |
1. 理论意义 |
2. 实践意义 |
二、 研究现状 |
(一) 关于企业家及企业家精神的研究 |
1. 关于企业家及企业家精神研究的整体性概述 |
2. 关于企业家及企业家精神内涵和类型研究的述评 |
(二) 关于大学革新的相关研究 |
三、 基本概念 |
(一) 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 |
(二) 大学革新 |
四、 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一) 研究目标 |
(二) 研究内容 |
(三)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五、 研究方法 |
(一) 方法论基础 |
(二) 研究方法 |
第一章 大学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 |
第一节 中世纪大学的兴起与企业家精神 |
一、 中世纪大学的制度构建 |
二、 中世纪大学中的教师与学生 |
三、 作为社会性组织的中世纪大学 |
第二节 现代大学的创立与企业家精神 |
一、 现代大学的早期发展 |
二、 洪堡与柏林大学的创建 |
三、 后洪堡时代现代大学的持续变革 |
第三节 研究型大学的崛起与企业家精神 |
一、 科研的兴盛与研究型大学典型模式的确立 |
二、 美国研究型大学中的本科教育改革 |
三、 走向服务社会的研究型大学 |
第四节 创业型大学的繁荣与企业家精神 |
一、 创业型大学中的商业性企业家精神 |
二、 制度性企业家精神与创业型大学的发展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大学革新为什么需要企业家精神 |
第一节 技术变革需要企业家精神 |
一、 教育和技术的赛跑 |
二、 教育技术革新需要企业家精神 |
三、 外部技术环境变革与大学的企业家精神 |
第二节 制度创新需要企业家精神 |
一、 大学制度构建中的企业家精神 |
二、 大学多重制度逻辑整合中的企业家精神 |
第三节 大学范式革命需要企业家精神 |
一、 范式与大学范式革命 |
二、 创新创业:大学转型发展的新范式 |
三、 以企业家精神推动大学范式革命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大学革新需要何种企业家精神 |
第一节 个人的企业家精神与大学革新 |
一、 哈珀的企业家精神与芝加哥大学的创建 |
二、 艾略特的企业家精神与哈佛大学的转型 |
三、 蔡元培的企业家精神与北京大学的再造 |
四、 特曼的企业家精神与斯坦福大学的崛起 |
第二节 组织的企业家精神与大学革新 |
一、 麻省理工学院的组织企业家精神与创业型大学的兴起 |
二、 香港科技大学的组织企业家精神与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崛起 |
三、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组织企业家精神与“全球性知识企业”的塑造 |
第三节 国家的企业家精神与大学革新 |
一、 美国的国家企业家精神与世界一流大学的积聚 |
二、 以色列的国家企业家精神与创业国度中的大学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企业家精神如何促进大学革新 |
第一节 以企业家精神激励学科知识生产和学术创业 |
一、 企业家精神与学科建设中“学术创业”的兴起 |
二、 学科建设中知识生产与学术创业的统筹 |
三、 企业家精神引领下的学科知识生产与学术创业整合 |
第二节 以企业家精神加快学科-专业-产业链建设 |
一、 企业家精神助推学科-专业-产业链创建 |
二、 企业家精神与学科-专业-产业链的协同治理 |
三、 大学学科-专业-产业链的发展趋势 |
第三节 以企业家精神促进大学创新创业治理 |
一、 大学治理:从正当到绩效 |
二、 创新创业能力建设:大学有效治理的关键 |
三、 为创新创业而治理:企业家精神推动大学治理模式变革 |
第四节 以企业家精神推动大学创新创业社区建设 |
一、 大学创新创业社区的内涵及其演进 |
二、 大学创新创业社区的组织架构与运行模式 |
三、 以企业家精神协同推进大学创新创业社区建设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以企业家精神引领“双一流”建设 |
第一节 国家的企业家精神与“双一流”建设 |
一、 提升政府政策运行效能:政策工具的动态整合 |
二、 掌舵而不是划桨:包容性治理理念下的“府-学”关系重塑 |
三、 建设创新创业型国家:创建以大学为中心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 |
四、 重塑高等教育系统:以新发展格局引领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
五、 塑造企业家式政府角色:从官僚主义行为转向企业家行为 |
第二节 组织的企业家精神与“双一流”建设 |
一、 加强创新创业教育,培养创新创业型人才 |
二、 以商业性企业家精神塑造新型“产-学”关系,增强大学资源创生能力 |
三、 社会性企业家精神助推社会创业实践,突出大学社会责任感意识 |
四、 企业家精神引领大学自我建构与革新,实现组织创新创业范式转型 |
第三节 个人的企业家精神与“双一流”建设 |
一、 以企业家思维代替排名思维,促进大学从优秀走向卓越 |
二、 整合组织领导中的多重企业家角色,扩展大学社会关系网络 |
三、 创建组织特色发展模式,形成大学独特竞争优势 |
四、 科学制定组织战略规划,形塑大学未来发展愿景 |
本章小结 |
结束语 |
一、 论文完成的主要工作 |
二、 创新之处、研究反思与展望 |
(一) 创新之处 |
(二) 研究反思与展望 |
主要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致谢 |
(2)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形成机理及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现实意义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1.3.1 市场扭曲的内涵 |
1.3.2 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定义 |
1.3.3 劳动力市场扭曲的表现形式 |
1.4 研究方法 |
1.5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1.5.1 研究思路 |
1.5.2 研究内容 |
1.6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相关文献综述 |
2.1 马克思关于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理论 |
2.1.1 马克思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思想 |
2.1.2 马克思的劳动力流动配置理论 |
2.1.3 马克思的劳动力工资理论 |
2.2 西方经济学关于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理论 |
2.2.1 新古典学派的均衡价格工资理论与职业竞争理论 |
2.2.2 新制度学派的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 |
2.2.3 新凯恩斯学派的效率工资理论与“局内人-局外人”理论 |
2.2.4 新剑桥学派的社会经济因素理论 |
2.2.5 激进经济学派的劳动力市场扭曲理论 |
2.3 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相关文献综述 |
2.3.1 劳动力市场扭曲的成因 |
2.3.2 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经济效应 |
2.3.3 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社会效应 |
2.3.4 文献评述 |
第3章 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历史演进和形成机理 |
3.1 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历史演进 |
3.1.1 劳动力市场的初步发育阶段(1978-1991 年) |
3.1.2 劳动力市场的加速发展阶段(1992-2002 年) |
3.1.3 劳动力市场的相对成熟阶段(2003-2012 年) |
3.1.4 劳动力市场的深化改革阶段(2013 年至今) |
3.2 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的测度与现状分析 |
3.2.1 生产函数法 |
3.2.2 市场化指数法 |
3.3 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形成机理与实证分析 |
3.3.1 形成机理分析 |
3.3.2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3.3.3 实证分析 |
3.3.4 本节小结 |
第4章 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经济效应 |
4.1 劳动力市场扭曲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 |
4.1.1 问题的提出 |
4.1.2 理论机制分析 |
4.1.3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4.1.4 实证结果分析 |
4.1.5 本节小结 |
4.2 劳动力市场扭曲与企业创新 |
4.2.1 问题的提出 |
4.2.2 理论机制分析 |
4.2.3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4.2.4 实证结果分析 |
4.2.5 本节小结 |
4.3 劳动力市场扭曲与居民创业 |
4.3.1 问题的提出 |
4.3.2 理论机制分析 |
4.3.3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4.3.4 实证结果分析 |
4.3.5 本节小结 |
第5章 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社会效应 |
5.1 劳动力市场扭曲与居民阶层认同 |
5.1.1 问题的提出 |
5.1.2 理论机制分析 |
5.1.3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5.1.4 实证结果分析 |
5.1.5 本节小结 |
5.2 劳动力市场扭曲与居民幸福感 |
5.2.1 问题的提出 |
5.2.2 理论分析 |
5.2.3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5.2.4 实证结果分析 |
5.2.5 本节小结 |
第6章 主要结论及对策建议 |
6.1 主要结论 |
6.2 对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 |
致谢 |
(3)社会分层、权控经济陷阱与改革出路(论文提纲范文)
1 社会分层及其特征 |
2 权控经济陷阱 |
3 改革出路 |
(4)创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供给侧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一、研究缘起 |
二、中国创业经济的制度演进与质量评价 |
(一)中国创业制度演化进程 |
(二)中国创业经济质量评价 |
三、创业制度与创业经济质量正向耦合的矛盾、经验与现实瓶颈 |
(一)矛盾:创业制度在演进过程中具备不确定性 |
(二)经验:渐进激励性制度实现了经济软着陆 |
(三)瓶颈:权力体系“收”与“放”是现阶段关键问题 |
四、中国创业制度供给侧优化建议 |
(一)顶层设计制度系统,避免层叠补丁与迂回 |
(二)推出政策组合拳,对权力进行规范与赋能 |
五、结论 |
(5)中美创业比较研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论文提纲范文)
一、WEE (2020)内容概述 |
二、中美比较研究中的潜在陷阱 |
三、结论 |
(6)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效应与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问题 |
1.2 选题价值及研究意义 |
1.2.1 学术价值及意义 |
1.2.2 实践价值及意义 |
1.3 研究目标及内容结构 |
1.3.1 研究目标 |
1.3.2 内容结构 |
1.4 分析思路及研究方法 |
1.4.1 分析思路 |
1.4.2 研究方法 |
1.5 研究数据及资料来源 |
1.5.1 研究数据 |
1.5.2 资料来源 |
1.6 可能创新及研究不足 |
1.6.1 可能创新 |
1.6.2 研究不足 |
第2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借鉴 |
2.1 文献综述 |
2.1.1 社会资本的相关研究 |
2.1.2 代际收入流动性的相关研究 |
2.1.3 社会资本与代际收入流动性的研究 |
2.1.4 简要评述 |
2.2 理论借鉴 |
2.2.1 社会资本理论 |
2.2.2 收入分配理论 |
2.2.3 代际收入流动理论 |
2.2.4 简要评述 |
2.3 本章小结 |
第3章 社会资本影响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理论分析 |
3.1 核心概念界定 |
3.1.1 社会资本 |
3.1.2 农村居民 |
3.1.3 代际收入流动性 |
3.2 社会资本影响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逻辑框架 |
3.2.1 社会资本与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逻辑关系 |
3.2.2 社会资本影响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理论分析 |
3.3 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作用机制 |
3.3.1 社会资本、信息交互与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 |
3.3.2 社会资本、职业选择与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 |
3.3.3 社会资本、教育获得与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 |
3.3.4 社会资本、金融参与及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社会资本与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现实考察 |
4.1 引言 |
4.2 研究方法 |
4.2.1 社会资本的估计方法 |
4.2.2 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估计方法 |
4.3 数据来源与变量定义 |
4.3.1 数据来源 |
4.3.2 变量定义 |
4.3.3 描述性统计 |
4.4 社会资本的估计结果 |
4.4.1 全样本估计结果与分析 |
4.4.2 不同收入水平农村居民的估计结果与分析 |
4.4.3 不同类型农村居民的估计结果与分析 |
4.5 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估计结果 |
4.5.1 全样本估计结果与讨论 |
4.5.2 分位数回归结果与分析 |
4.5.3 不同类型农村居民的估计结果与分析 |
4.5.4 稳健性检验 |
4.6 本章小结 |
第5章 社会资本影响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总体效应 |
5.1 引言 |
5.2 研究方法 |
5.2.1 条件代际收入弹性估算法 |
5.2.2 分位数回归法 |
5.3 数据来源与变量定义 |
5.3.1 数据来源 |
5.3.2 内生性处理 |
5.3.3 变量定义 |
5.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5.4.1 条件代际收入弹性估计结果与分析 |
5.4.2 分位数回归估计结果与分析 |
5.5 稳健性检验 |
5.6 本章小结 |
第6章 社会资本影响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传导机制 |
6.1 引言 |
6.2 实证研究设计 |
6.2.1 中介效应检验方法 |
6.2.2 数据来源与说明 |
6.2.3 计量模型构建与变量设定 |
6.2.4 描述性统计分析 |
6.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6.3.1 信息交互的中介效应估计 |
6.3.2 职业选择的中介效应估计 |
6.3.3 教育获得的中介效应估计 |
6.3.4 金融参与的中介效应估计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社会资本影响不同类型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机制差异 |
7.1 引言 |
7.2 实证研究设计 |
7.2.1 计量模型构建 |
7.2.2 变量设定 |
7.2.3 描述性统计分析 |
7.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7.3.1 不同非农就业类型农村居民的中介效应估计 |
7.3.2 不同非农就业地区农村居民的中介效应估计 |
7.4 本章小结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含义 |
8.1 研究结论 |
8.2 政策含义 |
8.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7)外部知识获取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研究 ——一个链式中介模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的现实背景 |
1.2 研究的理论背景 |
1.3 研究的主要内容 |
1.4 文章结构与技术路线 |
第2章 相关理论与研究综述 |
2.1 企业的创新绩效 |
2.2 外部知识获取 |
2.3 机会识别 |
2.4 内部研发活动 |
2.5 企业动态能力理论 |
2.6 制度理论 |
第3章 理论模型及假设提出 |
3.1 理论模型的提出 |
3.2 理论假设的提出 |
第4章 研究方法 |
4.1 数据收集 |
4.2 变量测量 |
4.3 统计分析方法 |
第5章 实证分析及结果 |
5.1 信度和效度分析 |
5.2 描述统计 |
5.3 假设检验 |
5.4 研究结果 |
第6章 研究结论及讨论 |
6.1 假设检验结果的讨论 |
6.2 研究意义与启示 |
6.3 研究局限 |
6.4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致谢 |
(8)金融抑制对高学历劳动力错配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思路和方法 |
1.2.1 研究思路 |
1.2.2 研究方法 |
1.3 研究内容和框架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框架 |
1.5 创新之处 |
第二章 文献述评 |
2.1 要素错配与TFP损失的相关研究 |
2.1.1 传统要素配置与TFP损失的形成机理 |
2.1.2 人力资本配置与TFP损失的形成机理 |
2.1.3 外延型错配与TFP损失的形成机理 |
2.2 金融抑制对要素错配影响的相关研究 |
2.2.1 借贷成本视角 |
2.2.2 借贷约束视角 |
2.2.3 金融结构视角 |
2.3 研究评述 |
第三章 理论分析 |
3.1 概念界定 |
3.1.1 金融抑制 |
3.1.2 高学历劳动力 |
3.1.3 全要素生产率(TFP) |
3.1.4 要素错配 |
3.2 新增长理论中人力资本价格形成的内在机制 |
3.2.1 新卡尔多事实 |
3.2.2 技能性技术进步偏向与人力资本相对价格 |
3.2.3 我国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特征分析 |
3.3 国有垄断企业高工资:效率还是溢价? |
3.3.1 效率工资假说 |
3.3.2 国有企业的薪酬制度与“租金分享” |
3.3.3 国有企业“租金分享”的必要条件 |
3.4 金融抑制对高学历劳动力错配的研究框架 |
3.4.1 工业部门的厂商决策模型 |
3.4.2 命题1:金融抑制导致高学历劳动力在所有制间出现错配 |
3.4.3 命题2:金融抑制导致高学历劳动力在行业间出现错配 |
3.4.4 命题3:金融抑制导致高学历劳动力在职业间出现错配 |
3.4.5 命题4:金融抑制导致教育资源出现错配(劳动力教育期望出现错配) |
3.5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高学历劳动力配置引发TFP损失的测算 |
4.1 引言 |
4.2 高学历劳动力在生产性部门间错配的测算 |
4.2.1 测算框架 |
4.2.2 数据来源、处理和参数设置 |
4.2.3 测算结果分析 |
4.3 高学历劳动力在生产性部门和非生产型部门间错配的测算 |
4.3.1 测算框架 |
4.3.2 数据来源、处理和变量选取 |
4.3.3 测算结果分析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金融抑制对高学历劳动力在所有制间错配影响的实证检验 |
5.1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
5.2 实证研究设计 |
5.2.1 模型建立 |
5.2.2 变量选取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5.3.1 金融抑制对高学历劳动力在所有制间错配影响的实证检验 |
5.3.2 金融抑制对高学历劳动力在所有制间错配的影响机制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金融抑制对高学历劳动力在行业间错配影响的实证检验 |
6.1 社会投资结构与工业部门增长:一个简单的均衡模型 |
6.1.1 社会总体的生产函数 |
6.1.2 家庭偏好 |
6.1.3 动态均衡分析 |
6.2 实证研究设计 |
6.2.1 模型建立 |
6.2.2 变量选取 |
6.2.3 数据来源与描述 |
6.3 实证结果分析 |
6.3.1 金融抑制影响高学历劳动力行业间错配的基准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
6.3.2 金融抑制对高学历劳动力行业间错配的影响机制检验 |
6.5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金融抑制对高学历劳动力在职业间错配影响的实证检验 |
7.1 金融抑制和行业垄断对高学历创业意愿影响的理论模型 |
7.1.1 模型基本设定 |
7.1.2 厂商行为 |
7.1.3 个体职业选择问题 |
7.1.4 关于中国行业垄断异质性对高学历人才创业意愿影响的讨论 |
7.2 数据样本和变量构造 |
7.3 回归结果分析 |
7.3.1 金融抑制与创业选择 |
7.3.2 垄断性质讨论 |
7.3.3 异质性讨论 |
7.3.4 稳健性检验 |
7.4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金融抑制对教育资源错配影响的实证检验 |
8.1 官本位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
8.1.1 “李约瑟之谜”与“官本位”思想的产生 |
8.1.2 “官本位”思想在我国当代劳动力市场中的传播 |
8.2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
8.2.1 寻租、金融抑制与教育资源错配 |
8.2.3 教育目的与教育期望 |
8.3 实证研究设计 |
8.3.1 模型建立 |
8.3.2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
8.3.3 描述性分析 |
8.4 实证结果分析 |
8.4.1 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
8.4.2 金融抑制对个体教育期望影响 |
8.4.3 金融抑制对个体教育期望影响的机制检验 |
8.5 本章小结 |
第九章 结论与展望 |
9.1 主要结论 |
9.2 政策建议 |
9.2.1 放松政府管制和干预,实现人力资本价格合理化 |
9.2.2 优化金融结构、切实解决中小企业“融资贵、融资难”问题 |
9.2.3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升企业创新动力 |
9.3 研究不足及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9)基于嵌入悖论的创业网络结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现实背景 |
1.1.2 理论背景 |
1.2 研究问题的提出 |
1.3 研究内容和思路 |
1.3.1 研究切入点 |
1.3.2 研究思路 |
1.3.3 研究内容 |
1.3.4 技术路线 |
1.4 研究意义 |
1.4.1 理论意义 |
1.4.2 实践意义 |
2 理论基础与述评 |
2.1 创业网络理论 |
2.1.1 创业网络要素 |
2.1.2 创业网络结构 |
2.1.3 创业网络治理机制 |
2.1.4 创业网络节点能力 |
2.1.5 创业网络内容 |
2.2 网络嵌入理论 |
2.2.1 网络嵌入理论的源起 |
2.2.2 网络嵌入的维度 |
2.2.3 网络嵌入的效用机制 |
2.3 网络嵌入悖论 |
2.3.1 网络嵌入的二重性 |
2.3.2 关系强度悖论 |
2.3.3 网络多样性悖论 |
2.3.4 网络开放性悖论 |
2.4 现有研究述评 |
2.4.1 现有悖论研究思路 |
2.4.2 三个网络结构维度之间的联系 |
2.4.3 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 |
3 研究框架与假设 |
3.1 研究框架 |
3.1.1 基于创业网络要素的理论框架 |
3.1.2 基于悖论形成机理的模型框架 |
3.2 研究假设 |
3.2.1 单维度创业网络嵌入悖论的研究假设 |
3.2.2 双维度创业网络维度交互匹配的研究假设 |
3.2.3 双维度创业网络维度差异匹配的研究假设 |
4 问卷开发和数据收集 |
4.1 构念测量 |
4.2 数据收集 |
4.2.1 问卷设计 |
4.2.2 样本来源 |
4.2.3 样本描述 |
4.3 探索性因子分析 |
4.4 验证性因子分析 |
4.5 信效度分析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
5 单维度创业网络嵌入悖论的检验 |
5.1 Model-1模型构建 |
5.2 关系强度悖论检验 |
5.3 网络多样性悖论检验 |
5.4 网络开放性悖论检验 |
6 双维度创业网络交互匹配的检验 |
6.1 Model-2模型构建 |
6.2 关系强度与网络多样性的交互匹配检验 |
6.3 关系强度与网络开放性的交互匹配检验 |
6.4 网络多样性与网络开放性的交互匹配检验 |
7 双维度创业网络差异匹配的检验 |
7.1 Model-3模型构建 |
7.1.1 Model-3-1响应面分析模型 |
7.1.2 Model-3-2块变量中介模型 |
7.1.3 Model-3-3块变量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
7.1.4 数据变换 |
7.2 关系强度与网络对多样性差异匹配的检验 |
7.2.1 响应面分析 |
7.2.2 块变量中介模型 |
7.2.3 块变量有中介的调节模型 |
7.3 关系强度与网络开放性差异匹配的检验 |
7.3.1 响应面分析 |
7.3.2 块变量中介模型 |
7.4 网络多样性与网络开放性差异匹配的检验 |
7.4.1 响应面分析 |
7.4.2 块变量中介模型 |
8 研究结论和讨论 |
8.1 研究结论 |
8.1.1 单维度创业网络嵌入悖论的结论 |
8.1.2 双维度创业网络维度交互匹配的结论 |
8.1.3 双维度创业网络维度差异匹配的结论 |
8.2 讨论 |
8.2.1 单维度创业网络嵌入悖论的讨论 |
8.2.2 双维度创业网络维度交互匹配的讨论 |
8.2.3 双维度创业网络维度差异匹配的讨论 |
8.3 创新点 |
8.4 实践启示 |
8.5 研究不足 |
8.6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A 创业者网络结构正式问卷 |
附录B 关系强度与网络多样性对创业能力的响应面分析 |
附录C 关系强度与网络多样性对认知偏差的响应面分析 |
附录D 关系强度与网络多样性对创业绩效的响应面分析 |
附录E 网络开放性对块变量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
附录F 关系强度与网络开放性对创业能力的响应面分析 |
附录G 关系强度与网络开放性对认知偏差的响应面分析 |
附录H 关系强度与网络开放性对创业绩效的响应面分析 |
附录I 网络多样性与网络开放性对创业能力的响应面分析 |
附录J 网络多样性与网络开放性对认知偏差的响应面分析 |
附录K 网络多样性与网络开放性对创业绩效的响应面分析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项目及科研成果 |
致谢 |
作者简介 |
(10)腐败监管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来自跨国(地区)的经验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一、引言 |
二、理论机制分析 |
1. 预期的变化 |
2. 降低交易成本 |
3. 减少创新资源错配 |
4. 降低不确定性风险 |
三、数据、变量与模型设计 |
1. 变量选取与描述 |
(1) 因变量 |
(2) 自变量 |
(3) 控制变量 |
2. 模型设定 |
四、实证研究 |
1. 散点图分析 |
2. 腐败与创新 |
(1) 腐败监管对创新投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
(2) 腐败监管对创新产出影响的实证分析 |
2.腐败与创业 |
3. 进一步讨论与稳健性检验 |
(1) 异质性分析 |
(2) 稳健性检验 |
五、结论与对中国的启示 |
1. 建立长效的腐败监管机制, 为创新创业营造自由和公平的环境。 |
2. 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方向不动摇, 完善法律制度以加强对于投资者的保护, 同时要狠抓腐败治理, 消除投资者和创业者对于未来的模糊预期, 营造创新创业的良好环境和氛围。 |
3. 政府在推进“双创”的过程中要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 |
4. 着力提升政府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过程中的服务能力, 简政放权以减少政府审批流程为创新创业活动提供便捷。 |
5. 全国各区域可以根据各自产业优势及社会风俗, 开放市场、拓宽需求渠道, 引导错位创新创业方向并组织进行企业家精神学习以激发社会创新创业激情, 盘活市场创造活力。 |
6. 从前文结论可以看出, 腐败监管的加强对于发达国家 (地区) 创新创业的正向影响更显着, 对发展中国家的正向影响稍弱甚至对研发人员投入和创业有负向的影响。 |
四、创业者的“寻租”陷阱(论文参考文献)
- [1]企业家精神视野中的大学革新[D]. 黄文武.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2]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形成机理及效应研究[D]. 郑国强. 吉林大学, 2021(01)
- [3]社会分层、权控经济陷阱与改革出路[J]. 罗君名,吴光义. 未来与发展, 2020(12)
- [4]创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供给侧改革研究[J]. 杜宏巍,许正中. 长白学刊, 2020(04)
- [5]中美创业比较研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J]. 王砚波,陈丹阳. 管理学季刊, 2020(02)
- [6]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效应与机制研究[D]. 陈丽华. 西南大学, 2020(01)
- [7]外部知识获取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研究 ——一个链式中介模型[D]. 李倩. 吉林大学, 2019(02)
- [8]金融抑制对高学历劳动力错配的影响研究[D]. 葛晶. 西北大学, 2019(11)
- [9]基于嵌入悖论的创业网络结构研究[D]. 李鹏飞. 大连理工大学, 2019(01)
- [10]腐败监管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来自跨国(地区)的经验证据[J]. 余泳泽,杨晓章,张明. 人文杂志, 201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