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恩来同志，我们无所畏惧——皖南事变

一、有恩来同志在,我们毫无畏惧——在皖南事变的日子里（论文文献综述）

刘栋^[1]（2020）在《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研究》文中认为政党是政治组织,政治属性是政党第一位的属性。加强自身政治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着标志。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勇于自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诞生以来,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都十分重视党的政治建设,形成了讲政治的优良传统。运用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法”,结合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理论框架,追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历史,梳理和总结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基本经验,能够深刻认识党的政治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自身政治建设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和特殊的历史条件。通过对延安时期党的历史资料的挖掘,重点挖掘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三位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政治建设的思想,梳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政治建设思想,总结延安时期以前中国共产党进行自身政治建设的经验,以求“研之有理”。厘清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历史条件和实践要求,是实现“研之有据”的重要前提。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既肩负着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又面临着异常复杂的社会环境,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是现实所需。从党面临的外部环境来看,既有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又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必须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以提高战斗力。从我们党领导社会革命的角度来看,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处于局部执政阶段,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是边区经济和民生建设的需要。从党的自我革命的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组织内部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是一种复杂的系统性存在,中国共产党这一时期围绕自身政治建设进行了丰富实践,主要包括夯实思想根基以坚定政治信仰,完善党的领导机制加强政治领导,加强党性锻炼不断提高政治能力,依托局部执政着力净化政治生态等。延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保证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方向和效果,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党员干部,营造了一个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推动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的进程。这一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特点在于,残酷的革命战争环境凸显了党的政治建设任务的艰巨性,斗争中突出了理论指导的创新性,出于革命的需要党的政治建设在军队方面表现尤其突出,价值追求方面凸显人民性。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汲取历史智慧,是一个政党保持自身活力的重要法宝。循着历史逻辑,回顾和总结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实践,中国共产党在方向引领、核心领导、路线遵循、示范引领、整风运动、纪律约束等方面积累了党的政治建设的宝贵经验。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坚持党的初心和使命不动摇;把坚决维护党的领导核心、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重中之重;密切结合复杂环境,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加强党员党性修养,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强化制度保障,不断推进党的政治建设制度化;推动党的政治建设与党的其他各项建设协调共进。历史发展表明,只有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才能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增强党组织战斗力,促进党的事业顺利发展。党的政治建设是一个永恒课题,无论党的建设推进到什么阶段,政治建设这个根本都不能有丝毫动摇。

胡静^[2]（2018）在《抗战时期国统区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建设研究》文中提出政党形象作为一种无形的政治资源,是体现党的建设成败与否的重要因素。良好的政党形象不但能影响人民对党的认可与支持,还可以提升党的国际形象和地位,是展现党政治号召力和影响力的重要指标。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到执政再到长期执政以来就一贯重视党的形象建设,为中国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事业中起到了坚实的保障作用。重庆是一个历经栉风沐雨,为革命胜利英勇战斗过的城市。1939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在重庆依托八路军办事处秘密成立南方局作为派驻国民党统治区中心（重庆）的党中央代表机关,主要领导南方国统区和局部沦陷区党的工作,其重要战略位置更是不言自明。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周恩来的的领导下扎根重庆、统筹全局、艰苦奋斗、泰然应对,为国统区党的形象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本文试图对抗战时期国统区（尤其是战时陪都重庆）党的形象建设的背景、措施、成效以及经验和启示进行全面研究。本文研究的内容主要分为四章:第一章是概述,主要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是对抗战时期国统区党的形象建设的相关内涵进行了界定;其次是对抗战时期国统区加强党的形象建设的必要性从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做逐一论述。第二章是文章的主要内容,介绍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加强党的形象建设主要采取的五大方面的举措,具体包括:重视自身建设彰显国统区党的良好形象;领导言传身教作表率彰显中共高层干部形象;关心民众疾苦体现党为民亲民形象;巩固统一战线堡垒彰显党的开放民主形象;借用党报党刊推进党的媒体形象传播。第三章主要梳理抗战时期国统区加强党的形象建设的成效,主要有:强化了国统区党的自身力量,提升了党的国际国内形象;促进了党员的忠诚,提升了党的内部向心力;赢得了国统区民众的支持,拓宽了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和扩大了统一战线力量,为党实现全国范围执政奠定了政治基础。第四章以史鉴今,论述抗战时期国统区加强党的形象建设的现实意义及当代启示,主要有:全面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是提升党的形象的内在要求;始终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提升党的形象根本任务;积极塑造党员干部的良好形象是提升党的形象有力保障;充分发挥党报党刊的舆论引导作用是提升党的形象重要途径。

周玉文^[3]（2018）在《抗战时期毛泽东反投降斗争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提出打击日本侵略者和反投降斗争是抗日战争的一体两面,毛泽东以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担当精神,敏锐观察抗战形势,着手反投降斗争理论的构建,用以指导打击投降主义的伟大实践。毛泽东反投降斗争理论的理论渊源,即马克思主义反投降斗争理论与中华民族发扬民族气节的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反民族投降主义思想主要包括原初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气节,创立了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统一的最高形式,谴责资产阶级丧失民族气节投降的可耻行为,批判各种庸俗的爱国主义,运用阶级分析法,对地主、资本家及走狗和小资产阶级投降采取分类施策的策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民族气节的精神元素,主要包括威武不屈、反抗侵略、和合统一、忧国忧民等,这些基本元素通过数千年的沉淀,已经深深的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抗战时期反投降斗争缘于三方面的因素,日寇的侵略和诱降,英美等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绥靖和劝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妥协投降,致使亡国灭种阴霾笼罩中国,抗战局势时刻处于危险境地,因此必须开展反投降斗争。毛泽东的反投降斗争理论包括了六个方面,第一,构建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最大限度的孤立投降派。第二,主张以军事和法制手段打击、威慑和教育投降分子。第三,巩固党的团结统一,为反投降斗争提供组织保证。第四,毛泽东提出了构建心防,占领道德制高点,从精神上鞑伐投降分子。第五,开展外交反投降斗争。第六,发动群众是反投降斗争的最好形式。在毛泽东反投降斗争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开展反投降斗争有序推进,成效斐然。反投降斗争实践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是从1935年1月开始到武汉会战结束,此阶段主要是为反投降斗争做准备,形成反投降斗争形势的基本认识,对投降主义的表现形式、对反投降的基本路径进行了初步探索。第二阶段是汪精卫公开投降至汪精卫建政前夕。此阶段是反投降斗争实践的关键阶段,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全方位的反投降斗争。第一,毛泽东对反投降斗争形势的研判与部署。第二,驳斥汪精卫的投降主义言论。第三,开展军事反投降工作,消灭死心塌地的汉奸,重点开展对伪军的政治攻势。第四,以党的宣传媒体为阵地开展宣传文化战线上的反投降斗争;党的文艺工作者在文艺战线上开展反投降斗争,与日汪的奴化教育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第五,坚决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制造东方慕尼黑阴谋,争取苏联和共产国际等民主进步力量对反投降斗争的理解和支持。第六,开展反投降斗争的群众运动。第七,开展国民参政会平台的反投降斗争。第八,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有力地打击了抗战阵营内的投降暗流。第三阶段汪精卫建政至抗战胜利期间的反投降斗争。汪精卫建政建军增加了反投降斗争的难度,中国共产党反投降斗争的重点有所调整。第一,加强宣传媒体、文艺战线、教育战线的反投降斗争。第二,利用日伪矛盾深入开展伪军工作,大大抵消了日伪的军事优势。第三,继续开展外交战线的反投降斗争,坚决反对美日制造东方慕尼黑阴谋,继续寻求苏联与共产国际等民主进步力量的支持。第四,加强打击投降暗流,使国民党投降反共均不能实现。第五,抗战胜利后坚持除恶务尽的原则揭发、抓捕、审判投降分子,汉奸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毛泽东反投降斗争的理论与实践凸显了鲜明的特色。第一,鲜明的时代性,是马克思主义反投降斗争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成果及应用,同时也是对中华民族关于民族气节优秀传统文化在抗战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第二,彻底的人民性。汪精卫因为叛国投降而被人民抛弃,蒋介石却因限制民众不能获得全面支持,只有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第三,兼具国际性和民族性。表现出驾驭各种反投降斗争的能力。第四,凸显复杂性。主要表现在国际形势扑朔迷离、反投降对象混成难辨、各种矛盾纠缠交织。第五,彰显完美性。与近代史上历次反投降斗争相比、与蒋介石国民党反投降斗争相比均体现了完美性。毛泽东反投降斗争理论与实践的价值审视。第一,历史价值,保证了抗战进行到底并取得最后胜利,完美演绎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为后来的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战争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第二,精神文化价值,铸就了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战精神,为探询中华民族反侵略史上精神沉沦与人格沉沦提供了一把钥匙。第三,当代价值,为应对美、日等对中华民族的现实和潜在威胁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绝不妥协的创造了反击美国贸易战的经典范例;为打击“台独”等各种民族分离主义的卖国行径提供了历史启示和借鉴。

杜立芳^[4]（2018）在《刘少奇研究史》文中认为“刘少奇研究史”,将对刘少奇生平思想宣传和研究的发生发展、主要内容和演变过程进行研究,对刘少奇研究的各个方面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研究,对每个历史时期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进行相关的背景条件分析阐述,概括其研究的特点和价值,并将选取代表作,对内容、思想、成就、方法乃至缺陷进行理论性的分析和评论,点面结合,是刘少奇研究成果较为全面的系统的细致的梳理和评介,是展现刘少奇研究的发展史。这个课题尚未有人进行过系统的研究,这使本课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开拓性和创新性。对刘少奇的生平思想的研究进行研究,有助于总结刘少奇的生平思想研究的经验教训,有助于推动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发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等的进一步研究,不仅具有重大的思想理论价值,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萌芽和端倪（1919.5-1949.9）。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耻辱救亡和中国工人运动时代的到来催促对刘少奇这一革命人物的宣传和研究。这一时期的宣传和研究主要包括:少小时的他评和自评;生平事迹的报刊报道;中共党内评价;简要的刘少奇传记作品。刘少奇重要着作的出版也有重要宣传和研究意义。总体而言,这一历史时期的研究成果相当有限,大都是对刘少奇的革命实践活动以及在经济、政治、党建、统战、教育等各方面思想理论的真实报道和出版宣传,研究是零星的、不系统的,是刘少奇革命实践和理论活动最初的研究宣传资料,这些研究宣传,在一定程度上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宣传了中国革命。《中共的幕后首脑——刘少奇》一文由民国时期创办的《新闻杂志》于1949年4月17日第3卷第1期发表,这篇文章呈现出“篇幅长、详细具体”深度报道的特点,是1949年之前刘少奇评传中引人注目的一篇。此文作为代表作分析评述。第二章零星和希望（1949.10-1966.5）。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宽松的社会氛围、编辑出版《刘少奇选集》提上日程、炭子冲刘少奇旧居对外开放等等,使有组织有计划地研究刘少奇生平思想有了可能性,由于刘少奇是不主张对自己的宣传研究的,没有《刘少奇选集》等真材实料做支撑,对刘少奇生平和思想科学研究很难开展起来,研究成果也只能是零星的,多见于一些文章理论的宣传、对刘少奇活动的一些报道和一些老同志对刘少奇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性文章。它们是极其宝贵的原始资料,也是开展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的一些基础资料。建国后十七年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呈现出政治化倾向明显,研究成果具有预热性、宣传性、不系统性等特点,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实践上推进和理论上积累的价值。《刘少奇同志在山东》是在“大跃进”的热潮中编着出的诸多宣传报道性的小册子之一,主要记录了刘少奇在山东的视察情况,是此时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刘少奇地域性生平活动报道的小册子。吕振羽、江明《跟随少奇同志返回延安》,记述了刘少奇1942年3月到1942年12月底期间回延安途中革命斗争的历史,展现了英明决断、光辉伟大的领导人形象,是一篇幅较长的回忆文章。这儿都视为代表作分析评述。第三章曲折和歪曲（1966.5-1976.10）。即“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大革命”严重干扰破坏了学术研究的正常秩序。“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被非法打倒,刘少奇研究多为污蔑伪造不实之词,是“失真”的研究。“失真”的研究集中体现为:报刊杂志文章对刘少奇的大批判;各类书籍小册子对刘少奇的批判；中共党史书对刘少奇污陷、批判,而此时张志新等喊出人民心声。这一时期中国大陆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具有政治宣传性,歪曲性、粗糙性等特点,没有任何学术价值,而有不少研究的教训可以记取。《粉碎刘少奇叛徒集团》一书,主要是对炮制出来的一个个所谓的刘少奇叛徒集团进行批判,同时也对刘少奇很多思想言行进行批判,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批判刘少奇书籍,这里作为评介的代表作。这时大陆外的研究略显客观,如美国洛厄尔·迪特默《刘少奇》等。第四章澄清和成熟（1976.10-1998）。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刘少奇百年诞辰。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两年,中国处于徘徊中前进的状态。学术界学术研究的局面尚未打开,刘少奇研究依然属于学术禁区。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全面进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思想、政治、文化等政策环境的改变为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的正常化、学术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后,刘少奇研究的春天开始到来。最初,研究的文章较多,多是纪念性的,或者着重批判林彪、“四人帮”对刘少奇制造的种种污蔑不实之词,带有拨乱反正、澄清历史是非的性质。由于《刘少奇选集》和他的各种专题文集相继出版,刘少奇研究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积累,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始,对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推进,水平也不断提高,出版的书籍逐步增多,研究涉及到刘少奇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活动以及在经济、政治、党建、统战、教育、文艺等各方面思想理论。1988年7月陈君聪《刘少奇的思想理论研究》出版,1992年1月陈绍畴《刘少奇在白区》出版,1992年8月王世谊《刘少奇党建思想研究》出版,1993年4月商孝才《刘少奇哲学思想研究》出版,1996年1月谭献民《刘少奇建党思想与民族传统文化论纲》出版,1996年9月黄峥编《刘少奇的最后岁月（1966-1969）》出版,1997年7月李万青《刘少奇统战思想研究》出版,1996年9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刘少奇年谱》出版,1998年10月《刘少奇传》出版,等等。刘少奇百年诞辰之际,掀起了刘少奇研究和宣传的高潮,研究宣传刘少奇的图书总数达到60种之多。总体看来,这一时期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经历了由比较粗线条的勾画到逐步走向深入的过程。这一时期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还原了历史的真相,还原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真实过程,还原了被歪曲的刘少奇的光辉形象和风貌。研究中中国共产党的决策指导思想、领袖的思维逻辑方法和道德风范一览无遗,发挥了正能量的教育和引导功能。《刘少奇在白区》一书,系统地记述了刘少奇在白区的斗争实践活动和思想理论上作出的独特贡献,是刘少奇白区工作研究最具权威性和最有代表性的着作,文中作为刘少奇实践和思想研究成果的代表作进行评介。《刘少奇党建思想研究》一书对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方面主要思想理论作深刻、多方面的考察研究,是第一部深入系统地研究刘少奇党建思想的专着,文中作为刘少奇思想研究成果的代表作进行评介。在众多学术成果中,生平研究成果《刘少奇年谱》和《刘少奇传》最引人瞩目。《刘少奇年谱》,以翔实可靠的历史文献和档案材料为依据,对人物资料进行了具体的考证和梳理,准确、真实、客观、全面地反映了刘少奇的生平事迹、革命实践、思想发展和理论贡献。《刘少奇传》,以大量文献档案、回忆录、采访录为基础,记述了刘少奇光辉的一生,反映了刘少奇在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的丰功伟绩。文中对生平研究成果《刘少奇年谱》与《刘少奇传》进行了比较性的评介。第五章巩固和深化（1999-）。全国各地各类研讨会的举办和刘少奇思想生平研究分会的成立等研究平台的搭建,再加上刘少奇相关文献资料的进一步出版,为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和更为丰富的研究素材。学术界对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向全面和纵深方向发展,研究内容涵盖刘少奇生平思想的各个历史时期和各个方面,一些研究论着具有新领域的开创性,思维角度方式方法都比较新颖,丰富了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1999年至今,出版了60多本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研究专着。2001年2月鲁彤等《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出版,2001年12月胡长水等《刘少奇之路:一个伟人的奋斗与命运》出版,2005年7月王双梅《刘少奇与抗日战争》出版,2006年1月黄峥执笔《王光美访谈录》出版,2008年陈成文等《刘少奇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究》出版,2009年1月黄祖琳《刘少奇家世》出版,2011年5月徐占全等主编《工运领袖刘少奇》出版,2014年5月董一冰《刘少奇民生思想研究》出版,等等。这一时期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呈现研究内容的纵深性,研究成果形式的多样性,学术研讨和成果汇集呈现的常态化,特别是研究的现实视角和问题意识突出这些特点和价值。《刘少奇家世》一书,探寻了刘少奇家世的渊源历史,详细地介绍了众多的与刘少奇关系密切的亲属人物,这本书是在对家世人物生平事迹进行仔细调查和资料搜集的基础上完成的,史料价值突显。此书视为代表作分析。《刘少奇民生思想研究》一书,记述了刘少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成的关于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素质的一系列民生思想理论,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刘少奇的民生思想,是研究刘少奇民生思想的第一本专着,开拓了刘少奇思想新领域的深入研究,文中作为刘少奇思想研究成果的代表作进行评介。王光美,与刘少奇共同生活了20年的妻子,作为刘少奇的秘书和最亲近的人,是刘少奇一手资料的获得者,对刘少奇宣传和研究贡献卓着,如刘少奇早期的口述资料和生平活动工作笔记,资料、文物的保存和捐赠以及纪念会和研讨会的参加,她还撰写和发表多篇回忆文章。访谈论着《王光美访谈录》,主角仍是刘少奇,文中对此进行了探究论述。希望通过本课题的研究,给以后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提供一些经验教训方面的参考,并推动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推陈出新、更出彩出色。

吴自力^[5]（2016）在《中共中央南方局报人群体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中国红色新闻史上,关于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的报人群体研究,解放后由于受到历次政治运动的干扰,加之当时斗争环境的特殊,没有齐全的文献资料传世,使相关研究一直没有受到新闻史学界的重视。尽管南方局的研究在本世纪初一度有所勃兴,但关于南方局领导下的报人群体研究依然付之阙如。本文尝试走近这个被历史风尘有所遮蔽的群体,再现当年南方局领导下的报人群体文章报国为党的忠贞与不凡。在这个群体当中,周恩来是当之无愧的核心和灵魂,胡愈之、邹韬奋、恽逸群、范长江、夏衍等是居功甚伟的标杆人物,他们行为世范,有力地凝聚和推动了南方局报人的团结,扩大了中共在国统区的影响。而国新社和“青记”是中共在新闻界的两大执行机构,由于即便是抗战期间,中共都不能以任何名义公开出现在国统区,国新社和“青记”成为中共在国统区新闻界的发声平台和传声筒,它们在一段时间内和中共地下组织一起,构筑了一个严密而又稍显安全的国统区中共报人共同体。除此之外,南方局还在恽逸群、范长江、陆诒等人的努力下,在上海、重庆、香港等地开办新闻学院,确保新闻战线的新力量源源不断。为了有效斗争,南方局报人分为三条战线活跃在国统区。第一条战线是公开的中共报人,时刻准备着为事业而牺牲;第二条战线则是以左翼面目出现的报人,他们或成建制打入各类报纸,或是直接掌握报纸版面为中共摇旗呐喊;第三条战线的则是隐藏真实身份的报人。“三线分布、遍地开花”的战略部署,既落实了中共中央“隐蔽精干、以待时机”的方针,也大大提高了南方局报人工作的安全性和斗争的韧性。对于南方局报人而言,多重身份、流动办报,不过是投身革命的手段与途径,为党效命的中共党员才是他们不变的底色。尽管解放之后,南方局报人的经历大多坎坷,但他们的新闻成就仍在历史深处熠熠生辉,他们的办报基因仍在今天的新闻界载沉载浮。

罗建周^[6]（2015）在《生活书店（1932-1945）与战时中国文学传播》文中指出1930年代的中华大地,日寇祸乱,国破家散,满目疮痍,民族危难之际,生活书店于1932年应运而生。生活书店文学书刊的出版、传播位居战时中国出版业首位。生活书店文学书刊的生产、传播,不仅在2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文学与文化研究等的发展繁荣方面产生过重大影响,具有无可替代的历史意义,而且在当代中国文学、文化建设上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综观前人关于生活书店的研究,多集中在书店的发展演变史、书店的经营管理以及邹韬奋等人物专题研究,仅有少量学位论文探讨过生活书店出版的某一期刊,当前关于生活书店研究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如史料的整理研究不足、对书店出版的文学书刊传播作整体研究的尚未发现,已有成果缺乏理论性、系统性等问题。基于此,本论文选取战时生活书店及文学书刊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借鉴拉斯韦尔传播学“5W”理论设计论文结构,具体讨论中还引入布尔迪厄“场域”理论及洛文塔尔文学传播理论,力求对生活书店与战时中国文学传播问题作一较为系统性的研究。论文共分五章展开论述:第一章绪论。主要讨论本文研究的缘起、意义、研究综述、思路方法及创新之处。缘于对书店倒闭潮中生活书店的重新开张、生活书店文学价值估计的不足等现实与学术问题的思考,讨论了生活书店对文学传播研究的重要意义。历时性梳理书店早期、停滞期、活跃期三个不同的研究阶段,共时性分析生活书店史、邹韬奋等书店人物、生活书店某一期刊的专题研究,发现史料的整理研究有待完善、鲜有文学书刊的整体研究、已有研究成果缺乏系统性等问题,针对存在问题提出突破的关键所在。借鉴拉斯韦尔的“5W”传播行为的研究思路,采用文献研究、个案研究法探讨生活书店与战时中国文学传播的问题,第一次较为全面、系统、深入地考察生活书店文学出刊传播的文学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对象、传播效果。第二章生活书店发展历程的考察。分别考察了从中华职业教育社到《生活》周刊社再到生活书店的发展历程,明确生活书店作为传播媒介（或传播渠道）本体的发展嬗变及其特点。从生活书店的发展脉络看,其因受战局牵动有过上海、武汉、重庆等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分别从扩大书刊出版发行种类、经营管理方略的初步形成、秘密配合党的文化统战工作、发行网的后移与延伸、编辑委员会的成立、书店遭受日寇轰炸毁坏、生活书店分支店被查禁等每一阶段的最为关键,或最具创举的问题做细致深入探究。第三章生活书店与战时文学传播者的离散聚合。从文学社团视角切入,考察生活书店与文学研究会余脉的接续承传、生活书店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潜在交往,廓清了从《小说月报》到《文学》月刊、文学研究会与《文学》月刊、《文学》编委会与“左联”成员、《文学》为“左联”作家发表作品等诸多复杂的文学关系;从文学编辑视角切入考察,文学传播者鲁迅与生活书店合作互动,对生活书店既有支持和帮助,亦有冲突、分歧。这一时期文学传播者的最大特征是多重职业身份的交叉重合。第四章“媒介场”的营造与战时文学的传播导向。将生活书店作为“媒介场”看待,它对“媒介场”里各“子场域”如文学期刊《文艺阵地》、《文艺战线》、《笔谈》等做了精心的筹划、扶植和打造。选取战时代表性文学书刊,从文本内容出发,分析其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文艺观点的思想导向,启迪民智、抗日救亡、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价值导向。引入传播语境分析,一方面对原稿审查、印制、发行等检查制度下《文艺阵地》遭受的规约做了考察,另一方面对书店同人反规约的努力进行观照。战时文学传播环境对文学书刊的内容产生了负面影响。第五章生活书店文学书刊的读者定位与传播效果。从“生活精神”对读者队伍建设的重要意义入手,分析概括了文学读者以遍布全国的57处分支店、营业所为主的地域分布,并依据史料分析指出了以文学界的文学编辑、批评家及作家、教育界的教师、大学生及少量中学生、前后方部分青年将士、部分基层行政及公务人员、海外华人及侨胞为主的读者群体。选取《华威先生》、《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作为研究个案,分别考察了它们引发的文学论争及《华威先生》精品化的过程、《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为现代文学思潮史填补空白及开启鲁迅研究等方面的影响效果。结语。总结归纳了生活书店在战时文学传播方面的经验教训。认为生活书店与战时文学作家交相互用,一方面书店为其搭建文学生产、传播的平台,广泛团结两大文学社团解散后的作家群体,扶植新进作家,为其提供了文学发表的空间;另一面战时作家充实了书店文学书刊的内容质量,为其在业界赢得了很高的声望,使之在战时文学传播中获得了较好的市场经济效益;生活书店在助推全民抗战方面起到过业界表率的作用,它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具有不容低估的贡献。生活书店在战时文学传播方面因内部管理的微小失误曾引起过与鲁迅等人的出版“风波”。生活书店经营管理艺术仍有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

皮娇阳^[7]（2013）在《抗战时期重庆的中共报人群体研究》文中研究表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9月国共两党公开宣布实行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便是国共两党合作的产物,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唯一出版发行的党报党刊。武汉沦陷后,随着国民党迁到“陪都”重庆,这一党报党刊也随之迁往重庆,在当时培养了大批革命骨干,锻炼了大批青年干部,对保存革命力量,推动革命进程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力。这群中共报人们在环境险恶的白色恐怖下,浴血奋战,历尽艰辛,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了国土,解救了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民,他们是引领抗战走向最后胜利的主力军。抗战时期重庆的中共报人群体是集体的宣传员、鼓动员和组织者,他们“以报为器”,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方针和政策。他们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同国民党反动势力及日寇作斗争,他们可以称之为职业的宣传家和革命家。本研究将把抗日战争这个社会大背景作为重庆中共报人群体研究的背景环境,以《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这一党报党刊为载体,剖析重庆中共报人群体镜像、生活情状及群体特征,在梳理了报人群体新闻实践基础上,总结他们的新闻思想。在特殊的环境中,重庆的中共报人及时传播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同时,在坚持新闻的真实性、推动报纸成为党的耳目喉舌和反应群众呼声方面,做出了表率。

张红春^[8]（2013）在《《群众》周刊的抗战政治动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如果用历史的眼光来回顾20世纪，就可以看到，在这个伟大的世纪中，中国革命有过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这样几次革命高潮。而在这几次革命高潮中，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决定着中国命运。《群众》周刊就是在这样一个伟大时刻中创刊、出版。新中国诞生以后，它光荣地完成了历史使命，于1949年10月20日停刊。《群众》周刊不仅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产物，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伟大胜利的见证。本文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运用政治学、历史学、传播学、文献学相结合的方式，在介绍《群众》周刊创刊基本情况的基础上，重点分析《群众》周刊在抗战时期的政治动员及其效果，科学评价《群众》周刊对抗战时期政治动员的特点、价值及其历史贡献。首先，科学分析《群众》周刊创刊的特殊背景。1937年七七事变的发生，标志着全民族抗战的开始。这是一个敌我力量悬殊的战争。中国人民要取得这场伟大战争的胜利，必须进行最广泛的政治动员。动员的范围，既包括抗日根据地，也包括国民党统治区，还要包括沦陷区；既包括国内，还包括国外；既包括动员已经奋战在抗日前线的将士，还包括要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群众》周刊就是满足这种需要，应运而生。《群众》周刊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唯一公开出版的政治理论刊物，周恩来是《群众》周刊的直接领导人，他为办好《群众》周刊呕心沥血。《群众》周刊动员了当时党内最优秀的理论家和编辑出版家，他们为办好《群众》周刊贡献了智慧和心血。《群众》周刊创刊背景、出版发行、办刊宗旨符合时代需要，体现了办刊人的政治智慧和创新能力。《群众》周刊运用各种有效形式进行政治动员，动员面之广，动员规模之大，动员效果之好得到社会一致认同。为中国共产党夺取抗战胜利作出重大贡献。其次，《群众》周刊在抗日时期的政治动员与抗日战争历经三个阶段的政治动员极其吻合。《群众》周刊在抗战防御阶段的政治动员，即通过揭露侵华日军的政治侵略、军事侵略、经济侵略和文化侵略，调动全国各族人民的抗战热情，促进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通过承认蒋介石的抗战领袖地位，宣传国民党中抗战派的抗战主张，宣传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的抗战事迹和抗战英雄，坚定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抗战立场，促进以国共合作为主的团结抗战局面形成；通过宣传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及抗战战略方针，宣传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抗战力量为主的敌后战场取得的抗战业绩和人民抗战英雄，彰显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动员全国人民积极行动起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形成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通过批判速胜论和亡国论，克服各种错误抗战主张，认清中国抗战既不可能速胜，也不可能亡国，为坚持持久抗战作好充分准备。武汉失守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到来，为适应持久抗战的需要，《群众》周刊的政治动员主要体现在，揭露东方幕尼黑阴谋，促进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巩固；通过揭露汪精卫等的投降阴谋，清除暗藏在抗战营垒中的其他汉奸群，夺取团结抗战的胜利；通过批判蒋介石等的反共言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反顽主张，协助阻止反共、反人民的文化逆流，协助击退顽固派的反共“摩擦”；通过宣传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战场的抗战业绩，树立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决战阶段，中国战场的抗日军民经过相持阶段各种经验的积累，也开始了对日军的局部反攻，为适应国内国际形势的需要，《群众》周刊政治动员主要体现，通过介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战况，宣传解放区取得的伟大成就，突出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通过加强党的理论建设，使全党的理论水平、思想认识得到大幅度提高，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最后，《群众》周刊在抗战时期的政治动员具有党性与人民性高度统一、理论性与实践性高度统一、公开性与隐蔽性完美结合的特点，对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各界人士、各政治团体以不同方式参与抗日战争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分而不裂，稳住蒋介石始终留在抗日阵营内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对扩大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以外的影响，反映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各个阶段的中流砥柱作用，引导抗战朝着有利于人民方向并最后成为人民的胜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提升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国际地位，扩大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影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群众》周刊在进行政治动员的伟大实践中积累了极其宝贵的经验，这些经验：抗日战争的政治动员以民族利益为出发点，坚持阶级利益服从民族利益；必须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即坚持抗日战争唯此唯大；必须突出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把动员最广大人民投身于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作为最高目标；政治动员的形式必须灵活多样，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动员人民群众。《群众》周刊在抗战时期政治动员的历史经验弥足珍贵，抗战初期，虽然受到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群众》周刊的政治动员也存在某些不足，但总体来讲还是瑕不掩瑜。《群众》周刊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动员所作出的历史贡献将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同在，其宝贵历史经验对于今天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提供有益的借鉴。

韩敬瑜^[9]（2008）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视野下的皖南事变》文中研究说明皖南事变的发生,对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造成了巨大冲击。国共双方在事变中出现了直接的武装冲突,且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部队9000余人除约2000人突围外,大部被俘或牺牲,军长叶挺被无理扣押,这是中国人民抗日力量的重大损失。因此,皖南事变后一部分人（包括中共党内）曾悲观地认为国共将重开内战,抗日战争前途暗淡,但历史的发展进程却并非如此。早在皖南事变前中共便针对可能出现的国民党顽固派“剿共”图谋作了积极防范,如中共以“佳电”的温和态度回击国民党“皓电”的污蔑之辞,以皖南的撤兵争取广大中间势力的同情,发动大规模的反投降反摩擦运动,指导新四军加强自身的统一战线工作,同时作好了反击国民党“剿共”计划的准备。而在皖南事变后,中共更是以民族大义为重,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提下妥善处理皖南事变,中共厘清了中日民族矛盾和国内阶级矛盾孰轻孰重的问题;确立了“政治攻势军事守势”的工作方针;与国民党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争取中间势力结成了一个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视角重新审视皖南事变不难看出,中共在皖南事变的处理过程中坚持和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发展了统一战线理论。

童小鹏^[10]（2001）在《铭记血写的历史——纪念皖南事变60周年》文中研究说明1940年,国民党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又制造新的反共高潮。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悍然向北移中的新四军发动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皖南事变是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最高峰。此后,中共中央仍然以抗日大局为重,在军事上严守自卫,在政治上坚决反击,使蒋介石在政治上陷于孤立,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击退。

二、有恩来同志在,我们毫无畏惧——在皖南事变的日子里（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有恩来同志在,我们毫无畏惧——在皖南事变的日子里（论文提纲范文）

（1）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抗战时期国统区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抗战时期毛泽东反投降斗争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刘少奇研究史（论文提纲范文）

（5）中共中央南方局报人群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生活书店（1932-1945）与战时中国文学传播（论文提纲范文）

（7）抗战时期重庆的中共报人群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群众》周刊的抗战政治动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视野下的皖南事变（论文提纲范文）

（10）铭记血写的历史——纪念皖南事变60周年（论文提纲范文）

四、有恩来同志在,我们毫无畏惧——在皖南事变的日子里（论文参考文献）

• [1]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研究[D]. 刘栋. 兰州大学, 2020(01)
• [2]抗战时期国统区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建设研究[D]. 胡静. 西南大学, 2018(01)
• [3]抗战时期毛泽东反投降斗争理论与实践研究[D]. 周玉文. 湘潭大学, 2018(04)
• [4]刘少奇研究史[D]. 杜立芳. 扬州大学, 2018(07)
• [5]中共中央南方局报人群体研究[D]. 吴自力. 暨南大学, 2016(04)
• [6]生活书店（1932-1945）与战时中国文学传播[D]. 罗建周. 陕西师范大学, 2015(03)
• [7]抗战时期重庆的中共报人群体研究[D]. 皮娇阳. 南昌大学, 2013(02)
• [8]《群众》周刊的抗战政治动员研究[D]. 张红春. 湘潭大学, 2013(06)
• [9]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视野下的皖南事变[D]. 韩敬瑜. 华中师范大学, 2008(10)
• [10]铭记血写的历史——纪念皖南事变60周年[J]. 童小鹏. 漳州职业大学学报, 20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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