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面建设农民用药网络体系（论文文献综述）
张康洁[1]（2021）在《产业组织模式视角下稻农绿色生产行为研究》文中认为近年来,我国粮食产量实现连续增长,农业综合产能快速提升。与此同时,过度依赖化肥农药等化学品的生产方式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引起了严峻的农业环境和农产品安全问题。为破解资源环境约束、满足消费者的安全农产品需求,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促进农业绿色生产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农户作为农业生产的主体,引导其实施绿色生产行为,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受内外部因素的共同影响,当前农户绿色生产实施程度并不高。产业组织模式作为联结农户与产业组织间关系的利益分享方式,可通过引导、规制等多种途径对农户生产行为产生影响,有可能成为改善农业绿色生产的内在动力。农户如何做出产业组织模式选择决策?不同产业组织模式选择如何影响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绿色生产如何进一步影响农户收入?深入开展上述问题的研究,可为推动我国农业绿色发展和保障农民持续增收提供有益借鉴。论文以稻农为研究对象,以湖北、安徽、黑龙江和吉林四省1487户调查数据和多案例资料为基础支撑,以稻农减肥减药的绿色生产行为为研究主题,将绿色生产行为界定为对商品有机肥、机插秧同步侧深施肥、病虫农害绿色防控技术和植保无人机施药技术的采纳行为,通过建立“产业组织模式选择—绿色生产行为—收入效应”系统分析框架,探究产业组织视角下稻农绿色生产行为机制及其对收入的影响。首先,采用Multinomial Logit模型探究稻农产业组织模式选择决策,并阐明紧密型产业组织模式的制度安排对绿色生产作用过程。其次,遵循“绿色生产技术—绿色生产行为”分析思路,运用Multivariate Probit模型探索产业组织模式对稻农采用不同绿色生产技术的作用程度及差异;基于多元处理效应和Ordered Logit模型,引入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进一步揭示产业组织模式对稻农绿色生产行为的作用机制。然后,采用内生转换回归（ESR）模型和OLS模型、无条件分位数回归（UQR）探究稻农进行绿色生产的收入效应,以及绿色生产采纳度对稻农收入的影响及其异质性。最后,从产业组织角度,采用案例分析,从实践层面剖析紧密型产业组织模式对稻农绿色生产的驱动成效和保障。本研究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为应对水稻生产资源与环境方面的挑战,绿色化、精准化和组织化成为水稻产业发展的未来趋势。第二,水稻种植面积、参加水稻技术培训次数、信息获取难易程度等交易特征和周围有水稻合作社、周围有稻米加工企业等市场环境是影响稻农选择紧密型产业组织模式的重要因素,且紧密型产业组织模式主要通过事前控制、过程控制和结果控制对稻农绿色生产发挥作用。第三,紧密型产业组织模式对稻农采纳不同绿色生产技术的影响存在内部差异性;紧密型产业组织模式既可以直接驱动稻农实施绿色生产,还可以通过强化绿色认知实现间接驱动,政府宣传对稻农绿色认知具有显着的正向调节作用。第四,实施绿色生产会促进稻农增收,在反事实假设下,实施绿色生产的稻农若未实施,其单位面积水稻收入要低9.2%;未实施绿色生产的稻农若实施,单位面积水稻收入要高107.7%;绿色生产采纳度对水稻收入具有显着促进作用,且对低收入稻农的增收效果优于高收入稻农;因此,实施绿色生产不仅能提高稻农收益,还有利于缓解稻农内部收入差距。第五,利益联结、生产过程控制以及外部资源整合是紧密型产业组织模式驱动水稻产业绿色发展的根本保障。据此,论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优化产业发展环境,引导稻农参与紧密型产业组织模式;二是创新产业组织模式,促进稻农实施绿色生产;三是多角度提升稻农绿色生产采纳度,全方位助推水稻收入稳步增长;四是破除产业组织与稻农的联结障碍,强化双方合作基础与制度保障。
何妤如[2]（2021）在《渔业伦理视角下的现代渔业治理研究》文中认为中国渔业经过数年发展,先后解决了“捕鱼难”、“养鱼难”及“吃鱼难”等问题,奠定了渔业持续稳定发展的经济基础,相关治理手段也不断完善。渔业领域主要矛盾已从基本温饱和生计问题,转向更高层次的生境、人权、产权和公平等维度。然而,作为上层建筑的渔业伦理研究并尚未得到应有重视。我国现代渔业治理体系中更强调管理和法律等“硬”手段,忽视了伦理道德的“软法”作用。当前政府和民间推行的多项渔业活动已呈现出鲜明的伦理特征,现代多目标治理场景需要引入价值判断加以权衡。如果说关涉伦理的讨论在中国过去的渔业治理中只是镜花水月、空中楼阁,那么到了新时代,伦理研究就好比是万事俱备下的那股“东风”。传统渔业管理关注政策和法律层面的制度突破。政策和法律固然重要,但不能包治百病,尤其是充满不确定性的“现代病”。它可以将电鱼、毒鱼、偷渔者绳之以法,却无法强制要求渔民必须善待生态环境、关心鱼类福祉。它可以明示、预防、规范和校正渔业的行为和后果,却无法指导渔业利益相关方的道德行为选择。它可以为失海渔民提供各类政策保障,却无法弥合渔民海洋纽带被切断后的心理创伤。它可以依照科学模型和数据制定总可捕量（TAC）目标,却无法对渔家妇女在职业、情感和生活上的遭遇加以同情和关心。正如决定技术的往往是非技术因素,涉渔法律和政策不应被指望能解决所有问题。倘若文化、伦理不能发挥价值规训作用,那么政策和法律也终将失范。当前,养护渔业资源、维护渔业公正已为时代大势所趋,现代渔业治理不仅要务实,也要务虚,以便从战略全局高度推进治理措施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实际上,人们的道德伦理价值观影响会渗透到公共政策过程的各个环节。可持续、负责任渔业的发展依赖于一个具有明确性的规则指引,在治理中开展价值性分析显得十分重要。国内外渔业资源的衰退趋势,以及不断涌现的现代性社会问题,让形而上学的价值回溯变得更为必要而迫切:渔业行为的善恶是非是什么?伦理判断有哪些原则和标准?何种治理才是伦理意义上具备正当性和合法性的治理?如何破解渔业治理中存在的伦理困境?中国怎样利用已有道德资源和智慧应对渔业发展中的不确定性风险?基于此种认识,本文从伦理视角出发,反思当前出现渔业生态和社会危机的根本原因,尝试建构渔业伦理的理论体系,详述渔业伦理的由来、定义、主要原则和类别。将抽象的伦理考量运用于对治理问题的具体分析,提出符合渔业价值的治理范式,从渔业治理的“元层次”,谈到相关现代治理理论,再到针对治理实践的分析评估。现代渔业治理在追求各类目标时,容易陷入价值冲突的困境。本文针对治理实践中的普遍问题,提出“应然”层面的解决方案。伦理分析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我国现代渔业治理。因此,文章结合中国本土的涉渔道德资源和渔业实际状况,探索符合中国特色的现代渔业治理路径,以渔业领域的价值尺度和伦理基础为导向,为推动渔业的“天人合一”和协调发展提供了一种新视角、新理念和新思路。伦理学是哲学中关于道德的价值系统。生态伦理学的兴起从根本上触及了“为什么要对鱼谈伦理?”这一问题。“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的论辩突破了传统伦理学的“人伦”语境,让“渔业”和“伦理”的结合有了学理上的支撑。道德共同体得到拓展,将包括渔业资源在内的自然资源纳入道德考量范畴。但完全以生态为中心又会减损人类福祉,人与自然应当被视作一个以人类为中心的价值整体。“为己利TA”的价值取向既能为己谋福,也能在此基础上考虑利TA（既有属人的“他/她”,又有属自然的“它”）因素,因而是渔业伦理所追求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善。渔业资源是渔业存在的基础,具有不确定性、波动性、竞争性、整体性、多样性等五大特性。从价值构成上看,它在使用、生态和选择等层面具有功效价值,在政治、社会、哲学、宗教、伦理、文化等层面具有非功效的内在价值。对渔业资源价值的充分认识是现代文明进步的标志,而鱼类为人类所提供的多元价值是人类养护渔业资源的基础。养护伦理强调的是如何科学人道地利用水生动植物资源。鱼类是否能够成为道德主体、权利主体甚至是诉讼主体成为环境伦理学讨论的重要内容之一,而鱼的道德地位与福利越来越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渔业的伦理维度涉及“渔业”和“伦理”的互动关系。鱼类依次满足了人类基本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人类在享受水生动物开发权利的同时,理应履行与之对等的责任和义务。为了人类自身和生态系统的长期福祉,须建立一套指导渔业行为、受到大众认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渔业伦理规范。渔业伦理以渔业现象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为研究对象,是指导渔业行为的规范和原则的总和。涉渔法律和伦理可共同为基于价值的渔业治理策略提供依据。渔业伦理学主要任务是通过得到普遍认可并经过实践检验的道德原则,对渔业行为的善恶是非开展事前指导和事后评判。在渔业伦理中,渔业正义是最高原则;渔业福祉、渔业自由和渔业公平是三大基本原则;而以《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为代表的伦理性国际文书,以及符合国家/地区具体渔况的纲要构成了具体原则。根据渔业伦理学研究对象的关系属性和所涉问题的不同特征,可将其分为生态伦理、社会伦理、产业伦理和科技伦理四大类别,这四大类在伦理要求上存在差异、各具特色,但都应服从上述伦理原则。将伦理原则和要求融合进现代渔业战略管理过程,可能会产生“为善者诸事顺”的良心效应,从而实现治理的最终目的——“善治”。为克服多元价值冲突带来的治理障碍,元治理理论应运而生。该理论研究治理现象背后的治理逻辑,寻求协同发展科层、市场和网络治理组合的最优解:当参与式治理导致监管过于复杂、进入无休止协商状态时,就启动科层模式;当科层模式无法触及所有渔业问题或获得渔业利益相关方广泛接受时,就开启市场或参与式模式;在此过程中,政府应当承担起作出最终决策的元治理者的角色。可持续渔业治理研究中涌现出诸多符合伦理的现代渔业治理理论,其中基于“生态整体主义”的管理和基于“价值平衡原则”的管理成为研究热点,前者主要聚焦渔业生态系统方法、预防性原则等整体思维,而后者主要涉及管理策略评估,正当性理论,系统治理等理念工具。在构建起理念框架的基础上,根据新生物技术的实践伦理发展出的伦理分析矩阵,以及Rapfish评估工具,促进了对伦理原则遵守情况的考察,有助于为负责任渔业实践提供“良善之策”。现代渔业治理时常陷入一种伦理意义上的权利困境,众渔业利益相关方不得不在多项行动方针之间艰难行使选择权。遵循特定伦理原则选择其中任何一项,都可能涉及违反其他某项伦理原则。可持续渔业发展面临的挑战主要出现在追求“天时”、“地利”、“人和”三大目标的决策选择过程之中。如何平衡现代人和未来人的资源利益是最首要、最核心的议题;渔业所涉水陆空间差异和相关社会生态问题构成了空间正义研究的一个典型样本;而人际关系中整体、长远利益与个体、短期利益的冲突影响到资源的公平分配,渔家妇女和小型渔业等弱势参与方应当得到更多的道德注意力。导致上述困境的原因既有人与人因抢夺野生资源所导致的公地悲剧或囚徒困境,又有在人与鱼道德地位孰高孰低的辩难中掉入的激进环保主义陷阱,还有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执行障碍。上述困境的破解之道不仅具有制度属性,也深刻地蕴含着价值属性。从制定目标,到开展决策,再到执行、监督和评估,伦理视角可渗透至治理的全部流程。治理者和被治理者可从制定伦理目标和开展伦理决策着手。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目标是增进民生福祉。我国的渔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离不开丰富道德资源的支持。生态方面,我国渔业治理史就是一部鱼类资源养护史,古今实践中折射出关怀鱼类福利、师法自然等生态感悟。社会方面,我国传统乡土社会文化里蕴含着包括群体意识和互助伦理、涉渔组织的参与式伦理在内的道德及礼俗规范。“三渔”问题是中国渔业发展面临的伦理性挑战,其本质是渔业的过密化,渔民的过溺化,以及渔村的过疏化。为解决渔业渔民渔村的问题,新中国开展了各项改革措施。新中国绿色渔业治理制度体系构建历程大体上可分为萌芽探索、改革攻坚与走向成熟三大阶段。在气候变化、疫情冲击、渔业资源衰退、全球不确定性风险日益增加的背景下,我国渔业治理者迎难而上,实现生计型治理→发展型治理→可持续治理的价值飞跃,积极探索出一条符合伦理的中国特色可持续渔业发展道路,培育出政府元治理者主导下,科层、市场和参与式治理协同开合的多元治理形态,形成了顺应自然、生态优先、以养为主、立体复合、科技导向、体系健全、应兜尽兜的发展模式。随着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不断提升,中国渔业发展在收获伟大果实的同时,也为未来可持续、负责任渔业发展积累了大量可贵的实践经验。在今后的渔业治理中,我国各渔业利益相关方应本着福祉、自由和公正的原则,进一步促进渔业的绿色转型发展。
赵秋倩[3]（2021）在《技术推广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影响及其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促进农业绿色发展、加速产业全面转型升级,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质量兴农战略的重要命题。目前,农业生产资源环境约束日益趋紧,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农业生产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化学投入品的过量施用,不仅导致农业生产成本“地板”的抬升,而且容易引发农业污染与食品质量安全问题。推进农药减量施用已经成为农业发展提质增效的重要内容,但是农药减量行动的开展依然面临重重困境。一方面农户家庭就业非农化现象严重,留守劳动力生产能力有限;另一方面,农药减量施用的替代技术较为复杂,农药减量行动的技术支撑体系还不完整。因此,有必要从技术推广视角研究农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切实破解农户农药减量施用中的劳动力困境与技术难题,达到技术要素助推农产品安全生产的效果。基于此,本文以蔬菜种植户为研究对象,在系统综述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创新扩散理论、技术推广框架理论和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等理论,构建了“技术推广类别（推广技术属性）——技术推广组织方式——技术推广渠道”的分析框架,系统研究技术推广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的影响机理及其效应。利用山东省和陕西省957户蔬菜种植户的调查数据,对样本区域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现状和问题进行剖析,分别从技术推广的内容属性、组织方式、推广渠道三个维度,考察其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意向、行为决策和行为实施的影响机理,并分析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的行为效应,旨在为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实现和政策设计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证支持。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蔬菜生产中农户农药过量施用问题严重。从农户层面看,菜农过度依赖农药,对农药减量施用存在认知偏差;从村庄层面看,农户行为羊群效应明显,农药减施服务体系亟待完善;从政府层面看,基层农药减量治理悬浮,农药减量支持体系缺乏;从技术层面看,农药减量替代技术较为复杂,替代优势不明显。（2）推广技术属性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影响具有阶段差异。在行为意向阶段,增资稳劳简单型技术和节资增劳复杂型技术均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意向具有显着正向影响,且节资增劳复杂型技术的边际效应值更高。在行为决策阶段,增资稳劳简单型技术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决策具有显着正向影响,节资增劳复杂型技术的影响不显着。在行为实施阶段,增资稳劳简单型技术和节资增劳复杂型技术均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实施具有显着正向影响,且增资稳劳简单型技术的边际效应值更高。（3）技术推广组织方式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影响异质性明显。在行为意向阶段,合作社和农技推广站均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意向具有显着正向影响,农资经销商对其则具有显着负向影响,三者边际效应绝对值为农资经销商>合作社>农技推广站。在行为决策阶段,合作社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决策具有显着正向影响,农资经销商对其有显着负向影响,农技推广站的影响不显着。在行为实施阶段,合作社和农技推广站均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实施有显着正向影响,而农资经销商对其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实施具有显着负向影响。（4）技术推广渠道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具有显着正向影响,且不同渠道之间存在替代、互补关系。在技术推广渠道影响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过程中,传统人际交往渠道及其下属的人际渠道数量和人际渠道质量、互联网渠道下的互联网浅层使用和互联网深层使用变量均对其农药减量施用行为意向、行为决策和行为实施具有显着正向影响。在行为意向阶段,互联网浅层使用、互联网深层使用均与传统人际交往渠道呈现替代关系。在行为决策和行为实施阶段,互联网浅层使用均对传统人际交往渠道具有显着的替代作用,互联网深层使用与传统人际交往渠道均呈现互补关系。（5）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具有经济效应、生态效应和食品安全效应。进行农药减量施用对蔬菜种植户的亩均年产出影响不显着,对蔬菜种植户亩均年净收益具有显着正向影响,可以提高蔬菜种植户亩均年收入1845.49元。蔬菜种植户进行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对农业生态环境和食品安全水平均具有显着正向影响。（6）典型案例分析中,合作社的推广示范、替代技术的推广、良好的产销体系,对农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具有积极影响,且农药减量会带来经济、生态、食品安全多方面效益。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注重安全生产导向性,增强农户农药减量意识;推动技术属性与农户资源有效衔接,提升替代技术采纳效果;明晰技术推广组织功能,构建多元化农技推广体系;多渠道融合,创新农户农药减量施用信息传播方式;正视农户分化现实,实施瞄准性农药减量行动支持。
李良鹏[4]（2021）在《基于SWOT分析的湖北省农业信息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要坚持走特色新型“四化”道路并要实现协调发展。现阶段,农业信息化技术在我国的农业生产各个阶段以及各领域中广泛运用。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升级,使信息技术与传统农业实现充分的联合,是促进现代农业快速发展的一个显着标志。湖北省作为农业大省,近年来一直非常重视本省的农业信息化建设工作,在建设中投入了大量的物力、人力和资金,从实际情况看,该省的农业信息化建设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由于湖北省农业信息化建设工作起步较晚,加之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农业信息化建设水平一直未达到预期效果,农业信息化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在这种情况下,分析原因,找出对策,进一步加快农业信息化建设,成为湖北省农业发展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本文采用案例研究和理论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选择湖北省作为研究对象,在对该省农业信息化现状和存在问题进行深入调查的前提下,在采用SWOT分析法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该省农业信息化发展对策提出了有关建议措施。从全文看,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包括:第一,理论研究是论文研究的基础,本文在研究中采用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对当前信息化、农业信息化的相关概念以及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信息供求理论等相关理论进行深入解读分析,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支持。第二,本文选择湖北省作为案例研究对象,对该省农业信息化发展历程及现状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后发现,当前该省在农业信息化建设方面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从整体上看,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第三,本文在对湖北省农业信息化发展现状采用SWOT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根据自身优势、劣势以及机会、威胁分析,结合当前信息技术发展水平及发展趋势,提出要从加强顶层设计、完善农业信息服务网络、加大农业信息技术推广、加强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四个方面进行改进的建议措施。
郑巧静[5]（2021）在《重庆农村贫困居民健康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健康是一个人的基本权利,是国家文明的表现和标志,也是社会和谐的体现。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都离不开健康。开展健康扶贫工作是我们全力打赢脱贫攻坚战、落实农村贫困人口精准脱贫的重大政策和措施,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具有重大现实意义。重庆市作为国家西部地区的唯一直辖市,健康扶贫工作已经取得了明显成绩,但与此同时,重庆健康扶贫也进入了攻坚期。彭水县被列为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2020年2月摘帽）,黔江区是重庆市级贫困县（2016年摘帽）,两区县经济发展水平在重庆市靠后,贫困人口数量较多,健康扶贫工作任务艰巨,对其展开调查研究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本文基于宏观数据的重庆市农村贫困人口健康状况分析得出,2017-2020年,全市分年龄需救治人数增长速度减缓,60岁及以上贫困人口的健康问题不容忽视;不同疾病数量患病人数增长速度减缓,患三种及以上疾病人数增长最快;各类疾病患病人数增长速度减缓,心脑血管疾病患病情况最为严重;3种新增大病患病人数增长速度减缓,重性精神疾病患病情况最为严重;4类重点慢病患病人数增长速度减缓,高血压患病情况最为严重。从基于微观数据的样本区县农村贫困居民健康状况来看,贫困居民大病、重病、慢性病患病率较高,疼痛问题较为严重;大多数居民心理健康状况较好;总体上自评健康状况有所改善。本文通过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重庆样本区县农村贫困居民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健康改善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贫困居民健康不仅受到个体特征等内部因素的影响,还受卫生服务、社会保障等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并存在卫生服务供给（外部）和卫生服务需求（内部）相互制约的困境,应从内外两方面解决影响贫困居民健康的障碍,提高贫困居民健康水平。总的来看,重庆农村贫困居民健康状况有所改善、贫困居民大病、重病、慢性病患病情况较为严重、个体特征对贫困居民健康具有显着影响、每年定期体检能显着提升贫困居民的健康改善水平、保障性收入支持对贫困居民健康具有显着的积极影响、基本养老保险对贫困居民的心理健康产生了显着的负向影响。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应重视女性与老年群体健康、增强脱贫发展能力、加强健康教育宣传、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期望为提高贫困人口健康水平、推进农村健康扶贫工作提供借鉴参考。
周丽娜[6]（2021）在《乡村医生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文中指出乡村医生是基层卫生最终的守护线,更是农民身体健康的保护伞。近几年,我国乡村医生队伍建设在逐步推进,乡村医生队伍建设各方面都在逐渐完善。但是,乡村医生这支队伍在基础医疗服务卫生等方面出现的问题,已经影响到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本文大体由四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主要明确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目的与意义、国内外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现状、研究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方法和本文的创新与不足。第二部分对整体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情况进行阐述。首先,对乡村医生队伍进行涵义阐述,其次,介绍了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目的和内容,再次,明确了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主体、职责及制度。最后,阐述了与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相关理论基础。第三部分针对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现状进行分析,明确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整体情况,从乡村医生福利待遇不高和培训考核不严密、乡村医生人员流失和能力不足、工作态度不端正方面总结了乡村医生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并对乡村医生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进行成因剖析。第四部分根据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规划,探寻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具体实施对策,解决乡村医生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结论部分对本文整体进行归纳,交代本文研究的不足,并提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和方向。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关键点是政府相关部门要做好监督管理,保证乡村医生队伍建设意见的顺利实施,最终实现乡村医生队伍建设可持续发展。希望此文章提出的对策,能为后续的乡村医生队伍建设提供借鉴,能为健康中国建设打好坚实基础。
李全平[7]（2020）在《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文中研究指明医疗社会史是史学界的一个新型领域和分支学科,国内外已有不少成果。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我国集体化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目前医疗社会史对这一时期的医疗卫生给予的关注不够。事实上,集体化时代的医疗史既承续着几千年中国传统医疗史的积淀以及近代中国医疗多元型变的复杂头绪,又是新中国大规模开启医疗卫生整体改造工程的奠基段落,亦与当代健康中国建设的现实状况紧密相连。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入乡村社会内部从医疗卫生的方方面面实施了一系列变革,不仅迅速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卫生保健网和独具特色的集体保健医疗制度,同时有力地发动了遍布城乡的爱国卫生运动,使得乡村卫生面貌有了较大改观,民众整体健康水平大幅跃升。那么,医疗史应该对这一社会历史现象作出自己的阐释和理解。山西地区在整个集体化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熔铸了鲜明的时代表征。集体化时期的山西不仅有西沟和大寨这样的模范村,而且在医疗卫生方面也不乏全国典型。1955年成立的高平县“米山乡联合保健站”,以全国第一个农村卫生保健站的记录,成为我国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发祥地;稷山县董家庄乡太阳村是集体化时代爱国卫生运动闻名全国的红旗单位。由于这两个地方的医疗卫生经验当时在山西和全国多个地区推广,因而其医疗史价值和历史经验颇值得挖掘。山西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这种独特性又同山西在近代中国的独特历程紧密相连。本文选取山西在集体化时代医疗卫生方面的历史实践,尝试以医疗社会史的视野开展区域性专题研究,努力通过区域认识整体,通过医疗观察集体化时代的中国乡村社会。为克服当前大量相关研究成果惯于将集体化时代的医疗框定在卫生系统和制度史范畴内,以及由宏大叙事治史路径造成的空疏之弊,本研究尝试引入“场域”概念构建长时段、立体性和多元化的理论分析框架,依此把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相关问题回置到历史现场,突破过去研究偏重合作医疗的制度和卫生政策的梳理之单一维度,通过医疗场域的总体呈现,解读和阐发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生发与展开的具体机制,把握国家话语与乡村社会融入医疗场域的内在理路,挖掘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的历史语境和底层逻辑,弥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研究路径的分野,从而展示历史图景的丰富复杂性。传统农村医疗场域扎根于以家族、父系、亲属和熟人互惠规则为特征的乡村社会之中,与传统乡村社会有机糅合并镶嵌一体。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医的传入,医学、教会与商品相结合很快挤占和打破了传统医疗的结构分布,传统医疗中固有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之维续迎来较大挑战。在医疗多元型变的时代,医场中的医学、技术和医者围绕不同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本等竞相角逐。逮至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领导的军队进驻山西农村,大面积开辟抗战根据地,通过革命的底层深进直接触及乡村传统医疗,新政权努力对传统乡村医疗进行再塑,开了农村医疗集体化的先声。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推动了乡村整个社会场域的急骤变化,这既为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也使得医疗卫生的相当部分与传统医疗形成脱嵌后而被归纳到新的国家政治社会情势之中。场域更变使得医学技艺习得、行医方式和医药空间均被重新改塑,中西医关系的历史意涵在激烈变动时代不断被拉扯和重构。面对强大的传统医疗的惯性、特别是传统医疗所依附的传统社会结构以及无数个经过传统社会浸润过的医者与乡民,负载着新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医疗卫生改造充满艰辛,于是国家诉诸于社会运动力量来推动医疗卫生的变革。社会史视野使我们更清晰地关照到不同医者、干部、医务人员和普通乡民等面对医疗场域发生更变时的抉择和向背以及新旧观念的冲突,也展示了国家如何通过各种符号、话语、组织网络、资源动员等策略将广大民众组织参与到医疗卫生改造中的丰富实践面相。在集体化时代,广大民众以高涨的热情参与医疗卫生运动的同时,也参与了国家新的意识形态之内化学习和行为实践、参与了国家新的政策主张以及新的道德评价规则的认知和运用之中,并从中获得了新的身份和体验。传统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纽带被新的负载着国家话语、民族主义以及新型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反复动员、感召、冲击和改造,最终不仅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和卫生观念薄弱的落后状况,同时实现了国家新政权建设、意识形态重塑和整个医疗社会的改造,这是一个紧密交糅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传统乡村社会在变革中既有适应也有变迁。在国家努力重构医疗卫生与乡村社会的过程中,传统乡村社会发挥作用的机制由显性而变为隐性,但传统医疗场域的机制和惯习始终潜藏背后并在极为细腻的环节里隐现出来,而合作医疗最终的解体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新旧体制的交冲和妥协,折现出医疗演变的复杂性所在。
刘澹远[8]（2020）在《扶贫开发与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 ——基于D镇的个案研究》文中指出消除贫困是全人类的共同使命,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最大难题。自2013年10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扶贫开发提上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议事日程。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是新时代扶贫开发的直接效果。提升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是新时代扶贫开发的立足点和落脚点。因此,立足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背景,开展扶贫开发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影响研究,乃是扶贫开发实践中提出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课题。本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为指导,以习近平反贫困理论为直接理论依据,试图运用定性研究方法,通过对贵州省D镇的个案研究,揭示政府扶贫、市场扶贫、社会扶贫与扶贫资源配置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为政府有关部门调整未来的扶贫开发政策提供决策咨询依据。扶贫开发是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行动主体运用一定的扶贫资源、采取一系列扶贫手段,以改善农村贫困人口生存状况与生存环境、激发农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为目的的正向社会变迁。由于扶贫开发的行动主体具有多元性特征,因此,本研究根据扶贫资源配置的差异性,将扶贫开发划分为政府扶贫、市场扶贫和社会扶贫三种基本样态。获得是指社会成员对社会资源的占有状况。获得感是指社会成员因参与一定的社会活动而获得一定的社会资源后所产生的积极心理感受。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是指农村贫困人口因参与扶贫开发活动而使自身经济地位、福利地位与社会地位发生变化后所产生的一种积极心理感受。据此,本研究将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划分为经济获得感、福利获得感与社会获得感三种基本样态。经济获得感是指农村贫困人口因参与扶贫活动而获得就业机会和资产收益导致经济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增加后所产生的积极心理感受。福利获得感是指农村贫困人口因参与扶贫活动而获得政府福利（如低保救助、医疗救助等）导致基本生活条件改善后所产生的积极心理感受。社会获得感是指农村贫困人口因参与扶贫活动而获得社会地位提升导致总体生存环境改善后所产生的积极心理感受。扶贫资源配置是扶贫开发的关键一环。扶贫资源配置是指对用于扶贫开发活动的各种资源（主要指资金等）的分配过程。它可以分为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和社会性扶贫资源配置两种类型。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是指对来源于公共财政的扶贫资金的分配过程,它包括配置渠道与配置方式两个方面。社会性扶贫资源配置是指对来源于经济组织（各类企业）、社会组织、公民个体的扶贫资金的分配过程,它包括配置渠道与配置方式两个方面。扶贫资源配置不仅影响着扶贫开发的效果,而且也影响着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研究发现:第一,当前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呈现出不平衡状态。具体表现为:政府扶贫强劲、市场扶贫式微、社会组织扶贫零参与;农村贫困人口的福利获得感较强、经济获得感缺乏、社会获得感微弱。第二,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生成机制是外生机制与内生机制的统一体。外生机制是:获得—满足—获得感机制;内生机制是:公平—认可—获得感机制。从获得感的生成机制来看,必须坚持改善农村贫困人口的实际获得和提高农村贫困人口的社会公平性认知双管齐下,双管共同发力,才能有效提升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第三,政府扶贫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影响较大。政府扶贫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影响表现为外生机制和内生机制的双重影响。政府扶贫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作用机制是行政—权力机制。第四,市场扶贫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影响式微。市场扶贫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作用机制是资本—效率机制。第五,社会扶贫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影响微弱。社会扶贫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作用机制是网络—认同机制。第六,行政—权力机制、资本—效率机制和网络—认同机制三种机制的失衡导致了扶贫资源配置的非均衡化,而扶贫资源配置的非均衡化又导致了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在具体表现形式上的不平衡。只有确保行政—权力机制、资本—效率机制和网络—认同机制三种机制平衡发挥作用,才能实现扶贫资源均衡配置,才能实现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在具体表现形式上的平衡。要提升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2020年后中国扶贫开发就必须做到:一是要积极倡导以资产为基础的新时代扶贫开发政策;二是要尽快建立以促进就业为导向的扶贫资源配置方式;三是要努力健全农村医疗卫生福利的供给制度;四是要着力增强2020后农村相对农村贫困人口识别的公正性。
张卫[9]（2019）在《跟随时间的脚步 回望2019年食品行业点滴变化（上篇）》文中研究说明时间总是过得这么快,不经意间,2019年已经接近尾声,令不少人都开始感叹"时间都去哪了?"但无论时间过得有多快,它依然记录下了国家以及我们自己发生的点点滴滴的变化。在2019年,我国食品行业的哪些新变化被时间记录下来了?下面让我们分上下两期,分别从政策法规篇、地方新闻篇、行业动态篇、食安事件篇四个篇章,来回顾一下2019年的中国变化。
闫思晨[10]（2019）在《职业农民培训效果评估研究 ——基于“青年农民上大学”培训班学员的调查》文中研究表明为强化农业人才、加快现代农业的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培育能够适应现代化生产的职业农民是当前的关键问题。2019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坚持农村农业优先发展,继续强调了要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的重中之重。沈阳市科技特派员示范工程“青年农民上大学”培训班从2004年迄今,为培育能够留得住的农村人才贡献了巨大的力量,十余年来一直坚持着“政府出资、大学培训、农民受益”的办学格局,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职业农民,每年都有优秀的学员在培训后成为了科技致富的带头人,建立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带领合作社社员共同致富。本研究通过对农民、职业农民、培训效果评估的研究进行梳理,总结出本研究的重要概念。根据国内外研究基础在培训机构、培训指标体系、培训效果评估的研究方法几方面分别对培训效果进行了综述研究。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最终选取柯氏四级评估模型为本研究的理论模型,依据此模型并结合本研究特点建立了职业农民培训效果的指标体系并制定调研问卷。以参与过沈阳市“青年农民上大学”培训班的学员为本研究的调研对象,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对职业农民培训效果进行研究。对问卷和访谈得到的数据进行整理,对样本的基本特征进行描述,对基本特征中可能影响培训效果的因素进行了差异性分析;借助柯氏四级评估模型按照学员反应、学习、行为改变、业务结果逐个层级进行描述性的分析,对各个层级的平均分情况进行计算,更加直观了解效果评估整体情况;对四个层级的量表进行数值化均值处理,将四个量表转化为四个数值型变量,对变量进行相关性检验,确定各因素间是否存在互相影响的关系,并提出本研究的假设,对学员反应、学习、行为改变三部分的数值变量与业务结果的数值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探究影响职业农民培训效果的影响因素。通过研究发现,学员反应、学习、行为改变都对业务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平均分的计算从整体上了解各层级的综合情况,发现四个层级平均分的高低排名分别为学习、学员反应、行为改变、业务结果,说明了知识的学习到所学知识真正的产生变化,需要时间的积累、知识的积累、能力的积累,需要有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回归系数的结果表明学员反应、学习、行为改变对业务结果均有显着性的影响,且学习对于业务结果的影响最大,学员反应对于业务结果的影响第二,行为改变对于业务结果的影响最小。并且在学员基本信息中,年龄、学历、经营主体类型、家庭年收入、不同培训知识所需对业务结果也有显着的影响。基于研究结论对提升培训效果提出了丰富培训课程,增加不同的班型设计,满足不同学员的需求;提升培训机构的后勤服务和加强培训设施建设;加强后续教育指导,提升学员在实践中运用所学技能的能力;加强政府扶持力度,加大资金投入;提高农民收入,注重农民综合素质的提升等可行性建议。
二、全面建设农民用药网络体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全面建设农民用药网络体系（论文提纲范文）
（1）产业组织模式视角下稻农绿色生产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农业绿色发展是适应生产端和消费端变化的客观要求 |
| 1.1.2 农业绿色发展是实现节本增效和农民增收的持久动力 |
| 1.1.3 国家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农业绿色发展 |
| 1.1.4 合理的产业组织模式是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手段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3.1 绿色生产行为研究 |
| 1.3.2 产业组织模式与绿色生产行为 |
| 1.3.3 绿色生产行为、产业组织模式与收入 |
| 1.3.4 文献述评 |
| 1.4 研究思路、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 |
| 1.4.3 研究方法 |
| 1.5 数据来源与样本情况 |
| 1.5.1 数据来源 |
| 1.5.2 样本情况 |
| 1.6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稻农 |
| 2.1.2 产业组织模式 |
| 2.1.3 绿色生产技术 |
| 2.1.4 绿色生产行为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农户行为理论 |
| 2.2.2 产业组织理论 |
| 2.2.3 农业技术扩散理论 |
| 2.2.4 农业绿色发展理论 |
| 2.3 分析框架 |
| 2.3.1 产业组织视角下稻农绿色生产行为解构的总体逻辑 |
| 2.3.2 产业组织视角下稻农绿色生产行为的解构过程 |
| 2.3.3 产业组织视角下稻农绿色生产行为研究框架的建构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水稻产业发展现状、面临的挑战及新趋势 |
| 3.1 水稻产业发展现状 |
| 3.1.1 种植情况 |
| 3.1.2 化肥农药投入情况 |
| 3.1.3 成本收益情况 |
| 3.1.4 产业组织发展情况 |
| 3.2 水稻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 |
| 3.2.1 水稻生产的资源与环境约束日益凸显 |
| 3.2.2 新型技术推广服务能力有限,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率较低 |
| 3.2.3 产业组织发展良莠不齐,农户组织化参与度较低 |
| 3.2.4 受粮价“天花板”和成本“地板”双重挤压,农户增收乏力 |
| 3.3 水稻产业发展的新趋势 |
| 3.3.1 绿色化 |
| 3.3.2 精准化 |
| 3.3.3 组织化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稻农产业组织模式选择及其制度安排 |
| 4.1 稻农产业组织模式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 |
| 4.1.1 理论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
| 4.1.2 变量选择及描述性统计 |
| 4.1.3 研究方法 |
| 4.1.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1.5 稳健性检验 |
| 4.1.6 结论与启示 |
| 4.2 紧密型产业组织模式的制度安排分析 |
| 4.2.1 事前控制 |
| 4.2.2 过程控制 |
| 4.2.3 结果控制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产业组织模式对稻农绿色生产行为的作用机制 |
| 5.1 产业组织模式对不同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的影响 |
| 5.1.1 理论分析框架 |
| 5.1.2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5.1.3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
| 5.1.4 模型构建 |
| 5.1.5 实证分析 |
| 5.2 产业组织模式对稻农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 |
| 5.2.1 理论分析框架 |
| 5.2.2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5.2.3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
| 5.2.4 研究方法 |
| 5.2.5 实证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绿色生产行为的收入效应分析 |
| 6.1 理论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的提出 |
| 6.2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
| 6.3 研究方法 |
| 6.3.1 内生转换回归模型 |
| 6.3.2 OLS回归模型 |
| 6.3.3 无条件分位数回归 |
| 6.4 结果及分析 |
| 6.4.1 稻农绿色生产行为的收入效应 |
| 6.4.2 绿色生产对稻农收入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
| 6.4.3 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产业组织模式对绿色生产的驱动机制:基于案例分析 |
| 7.1 探讨的关键问题 |
| 7.2 研究方法与案例选择 |
| 7.2.1 研究方法与资料收集 |
| 7.2.2 案例选择的依据 |
| 7.3 案例概况与分析 |
| 7.3.1 案例概况 |
| 7.3.2 案例分析:紧密型产业组织模式驱动成效 |
| 7.4 紧密型产业组织模式驱动成效的保障 |
| 7.4.1 注重与稻农的利益联结 |
| 7.4.2 注重对稻农生产过程的控制 |
| 7.4.3 注重整合外部资源强化产业组织模式稳定性 |
| 7.5 基于多案例分析的实证研究结果再检视 |
| 7.6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2.1 优化产业发展环境,引导稻农参与紧密型产业组织模式 |
| 8.2.2 创新产业组织模式,促进稻农实施绿色生产 |
| 8.2.3 多角度提升稻农绿色生产采纳度,全方位助推水稻收入稳步增长 |
| 8.2.4 破除产业组织与稻农的联结障碍,强化双方合作基础与制度保障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水稻种植户绿色生产与产业组织调查问卷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2）渔业伦理视角下的现代渔业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现状评述 |
| 1.3 研究方法及内容框架 |
| 第二章 渔业伦理的理论建构 |
| 2.1 渔业伦理的立论基础 |
| 2.1.1 逻辑起点 |
| 2.1.2 资源养护 |
| 2.1.3 可持续利用 |
| 2.2 渔业伦理的概念、地位和原则 |
| 2.2.1 概念溯源及研判 |
| 2.2.2 学科关联 |
| 2.2.3 相关原则 |
| 2.3 基本分类 |
| 2.3.1 渔业生态伦理 |
| 2.3.2 渔业社会伦理 |
| 2.3.3 渔业产业伦理 |
| 2.3.4 渔业科技伦理 |
| 第三章 基于伦理的渔业治理范式分析 |
| 3.1 渔业治理的元层次 |
| 3.1.1 合法性与正当性 |
| 3.1.2 渔业元治理 |
| 3.2 符合伦理的现代渔业治理理论 |
| 3.2.1 基于“生态整体主义”的治理理论 |
| 3.2.2 基于“价值平衡原则”的治理理论 |
| 3.3 渔业伦理分析和评估 |
| 3.3.1 伦理分析矩阵 |
| 3.3.2 伦理评估工具 |
| 第四章 现代渔业治理的伦理进程 |
| 4.1 可持续渔业中的维度指向 |
| 4.1.1 时间维度 |
| 4.1.2 空间维度 |
| 4.1.3 人际维度 |
| 4.2 渔业治理之伦理难题 |
| 4.2.1 人与人的博弈 |
| 4.2.2 人与鱼的博弈 |
| 4.2.3 知与行的脱节 |
| 4.3 渔业治理之伦理突围 |
| 4.3.1 制定渔业伦理目标 |
| 4.3.2 开展渔业伦理决策 |
| 第五章 中国渔业治理的伦理议题 |
| 5.1 中国渔业道德基础与现代问题 |
| 5.1.1 中国传统智慧中的渔业伦理元素 |
| 5.1.2 中国现代渔业问题的伦理之维 |
| 5.2 中国现代渔业治理的绿色转型 |
| 5.2.1 发展阶段与模式进化 |
| 5.2.2 基于伦理的转型实践 |
| 5.2.3 未来发展的伦理展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缩略语 |
| 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3）技术推广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影响及其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动态 |
| 1.3.1 农药施用相关研究 |
| 1.3.2 蔬菜种植户农药施用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
| 1.3.3 技术推广相关研究 |
| 1.3.4 技术推广对农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影响的研究 |
| 1.3.5 农户农药减量施用效果研究 |
| 1.3.6 研究述评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区域概况与数据来源 |
| 1.5.1 研究区域概况 |
| 1.5.2 数据来源 |
| 1.6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蔬菜种植户 |
| 2.1.2 技术推广 |
| 2.1.3 推广技术属性 |
| 2.1.4 技术推广渠道 |
| 2.1.5 技术推广组织方式 |
| 2.1.6 蔬菜生产中的农药减量施用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农户行为理论 |
| 2.2.2 计划行为理论 |
| 2.2.3 技术扩散理论 |
| 2.2.4 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 |
| 2.2.5 技术推广框架理论 |
| 2.3 技术推广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的影响机理及其效应分析 |
| 2.3.1 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阶段划分 |
| 2.3.2 技术推广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的影响机理分析 |
| 2.3.3 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效应划分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现状及问题分析 |
| 3.1 蔬菜生产特征与产业发展趋势 |
| 3.1.1 蔬菜生产特征 |
| 3.1.2 蔬菜产业发展趋势 |
| 3.2 蔬菜产业农药施用现状与农药减量施用政策演进 |
| 3.2.1 蔬菜产业农药施用现状 |
| 3.2.2 农药减量施用政策演进 |
| 3.3 样本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现状 |
| 3.3.1 样本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意向 |
| 3.3.2 样本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决策 |
| 3.3.3 样本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实施 |
| 3.3.4 样本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效果 |
| 3.4 样本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问题 |
| 3.4.1 农户层面:生产习惯使然,农户农药施用存在认知偏差 |
| 3.4.2 村庄层面:羊群行为效应明显,农药减施服务体系亟待完善 |
| 3.4.3 政府层面:基层农药减量治理悬浮,减量支持政策乏力 |
| 3.4.4 技术层面:过度依赖化学农药,农药减量替代技术推广任重道远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推广技术属性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的影响 |
| 4.1 问题提出 |
| 4.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2.1 增资稳劳简单型技术属性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的影响 |
| 4.2.2 节资增劳复杂型技术属性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的影响 |
| 4.3 变量选取与研究方法 |
| 4.3.1 变量选取及说明 |
| 4.3.2 研究方法 |
| 4.4 推广技术属性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意向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4.1 增资稳劳简单型技术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意向的影响 |
| 4.4.2 节资增劳复杂型技术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意向的影响 |
| 4.5 推广技术属性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决策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5.1 增资稳劳简单型技术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决策的影响 |
| 4.5.2 节资增劳复杂型技术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决策的影响 |
| 4.5.3 内在传导机制:推广技术采纳效果的中介作用 |
| 4.6 推广技术属性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实施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6.1 增资稳劳简单型技术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实施的影响 |
| 4.6.2 节资增劳复杂型技术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实施的影响 |
| 4.6.3 内在传导机制:推广技术采纳效果的中介作用 |
| 4.7 农户分化下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决策和行为实施分析 |
| 4.7.1 农户分化下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决策分析 |
| 4.7.2 农户分化下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实施分析 |
| 4.8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技术推广组织方式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的影响 |
| 5.1 问题提出 |
| 5.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2.1 合作社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的影响 |
| 5.2.2 农资经销商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的影响 |
| 5.2.3 农技推广站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的影响 |
| 5.3 变量说明与研究方法 |
| 5.3.1 变量选取及说明 |
| 5.3.2 研究方法 |
| 5.4 技术推广组织方式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意向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5 技术推广组织方式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决策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6 技术推广组织方式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实施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7 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决策的进一步讨论 |
| 5.7.1 内在传导机制:安全生产认知的中介作用 |
| 5.7.2 农户感知差异:制度信任的调节作用 |
| 5.8 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实施的进一步讨论 |
| 5.8.1 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实施的空间自相关判断 |
| 5.8.2 技术推广组织方式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施行为实施影响的空间效应 |
| 5.8.3 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实施的示范效应 |
| 5.9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技术推广渠道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的影响 |
| 6.1 问题提出 |
| 6.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2.1 传统人际交往渠道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的影响 |
| 6.2.2 互联网渠道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的影响 |
| 6.2.3 两种渠道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的交互影响 |
| 6.3 变量选取和研究方法 |
| 6.3.1 变量选取及说明 |
| 6.3.2 研究方法 |
| 6.4 技术推广渠道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意向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5 技术推广渠道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决策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6 技术推广渠道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实施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7 两种渠道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的交互影响分析 |
| 6.8 老龄化背景下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决策与行为实施讨论 |
| 6.9 稳健性检验 |
| 6.10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效应分析 |
| 7.1 问题提出 |
| 7.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7.3 变量选取与模型选择 |
| 7.3.1 .变量选取 |
| 7.3.2 模型选择 |
| 7.4 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经济效应的实证分析 |
| 7.4.1 t检验结果 |
| 7.4.2 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决策方程估计 |
| 7.4.3 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对蔬菜产出和收入影响估计 |
| 7.4.4 双重检验 |
| 7.5 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生态效应的实证分析 |
| 7.6 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食品安全效应的实证分析 |
| 7.7 稳健性检验 |
| 7.8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过程及其综合效果的案例分析 |
| 8.1 调研方法选择与案例选取 |
| 8.2 访谈设计与过程介绍 |
| 8.3 合作社主导型农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过程及其综合效果 |
| 8.3.1 合作社主导型农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过程 |
| 8.3.2 合作社主导型农户农药减量行动的综合效果 |
| 8.3.3 典型经验总结 |
| 8.4 家庭农场农药减量施用行为过程及其综合效果 |
| 8.4.1 家庭农场农药减量施用行为过程 |
| 8.4.2 家庭农场农药减量行动的综合效果 |
| 8.4.3 典型经验总结 |
| 8.5 普通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过程及其综合效果 |
| 8.5.1 普通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过程 |
| 8.5.2 普通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行动的综合效果 |
| 8.5.3 典型经验总结 |
| 8.6 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潜力分析 |
| 8.7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1.1 蔬菜生产中农户过量施药问题严重 |
| 9.1.2 推广技术属性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影响具有阶段差异 |
| 9.1.3 技术推广组织方式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影响异质性明显 |
| 9.1.4 技术推广渠道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的交互影响不可忽视 |
| 9.1.5 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具有多维效应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注重安全生产导向性,增强农户农药减量意识 |
| 9.2.2 推动技术属性与农户资源有效衔接,提升替代技术采纳效果 |
| 9.2.3 明晰技术推广组织功能,构建多元化农技推广体系 |
| 9.2.4 多渠道融合,创新农户农药减量施用信息传播方式 |
| 9.2.5 正视农户分化现实,实施瞄准性农药减量行动支持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4）基于SWOT分析的湖北省农业信息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价值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4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创新点 |
| 2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信息化 |
| 2.1.2 农业信息化 |
| 2.2 农业信息化特征和衡量指标 |
| 2.2.1 农业信息化特征 |
| 2.2.2 农业信息化评价指标 |
| 2.3 发展农业信息化意义 |
| 2.4 SWOT分析 |
| 2.5 理论基础 |
| 2.5.1 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5.2 信息资源配置理论 |
| 2.5.3 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
| 3 湖北省农业信息化建设现状分析 |
| 3.1 湖北省农业发展概况 |
| 3.2 湖北省农业信息化建设现状 |
| 3.2.1 基础设施建设现状 |
| 3.2.2 信息服务体系建设现状 |
| 3.2.3 信息化与产业化融合现状 |
| 3.2.4 农业信息网络体系建设现状 |
| 3.3 湖北省农业信息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
| 3.3.1 政府主导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 |
| 3.3.2 信息平台不完善 |
| 3.3.3 信息技术应用水平较低 |
| 3.3.4 农业信息技术及服务人才缺乏 |
| 4 基于SWOT的湖北省农业化信息建设现状分析 |
| 4.1 优势(Strengths)分析 |
| 4.1.1 网络基础设施优势 |
| 4.1.2 有力的资金支持 |
| 4.1.3 地理位置优势 |
| 4.1.4 丰富的客源优势 |
| 4.2 劣势(Weaknesses)分析 |
| 4.2.1 缺乏农业信息化建设经验 |
| 4.2.2 信息技术应用不足 |
| 4.2.3 相关人才缺乏 |
| 4.2.4 服务支撑体系不完善 |
| 4.2.5 服务意识和能力有待提升 |
| 4.3 机会( Opportunities)分析 |
| 4.3.1 信息技术迅猛发展 |
| 4.3.2 农业现代化对信息技术需求越来越高 |
| 4.4 威胁( Threats)分析 |
| 4.4.1 信息采集体系不健全 |
| 4.4.2 农产品本身的特殊性 |
| 4.4.3 农业信息化标准水平低 |
| 4.4.4 农民收入及整体水平都比较低 |
| 4.5 基于SWOT的湖北省农业信息化对策分析 |
| 5 湖北省农业信息化建设改进对策 |
| 5.1 加强农业化息化工作的顶层设计 |
| 5.1.1 构建农业信息框架 |
| 5.1.2 提高政府的主导地位 |
| 5.2 完善农业信息服务网络 |
| 5.2.1 建立健全农业信息服务体系 |
| 5.2.2 完善农业信息发布平台 |
| 5.2.3 构建农业信息标准化体系 |
| 5.2.4 加强信息采集处理系统建设 |
| 5.3 加大农业信息技术推广 |
| 5.3.1 加强进农业信息整合 |
| 5.3.2 充分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 |
| 5.4 加强人才的引进和培养 |
| 5.4.1 多渠道吸引人才 |
| 5.4.2 提高农民信息化意识和水平 |
| 6 结论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局限性及下阶段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重庆农村贫困居民健康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3 文献评述 |
| 1.4 数据来源与研究框架 |
| 1.4.1 数据来源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研究思路 |
| 1.5 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健康 |
| 2.1.2 贫困人口 |
| 2.1.3 健康贫困 |
| 2.2 农村居民健康影响因素理论分析 |
| 2.2.1 内部影响因素 |
| 2.2.2 外部影响因素 |
| 第3章 重庆农村贫困居民健康现状分析 |
| 3.1 基于宏观数据的重庆市农村贫困人口健康状况 |
| 3.1.1 分年龄组患病情况 |
| 3.1.2 不同疾病数量患病情况 |
| 3.1.3 疾病分类患病情况 |
| 3.1.4 3 种新增大病患病情况 |
| 3.1.5 4 类重点慢病患病情况 |
| 3.2 基于微观数据的样本区县农村贫困居民健康状况 |
| 3.2.1 生理健康状况 |
| 3.2.2 心理健康状况 |
| 3.2.3 自评健康状况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重庆农村贫困居民健康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4.1 模型构建与变量定义 |
| 4.1.1 模型构建 |
| 4.1.2 变量选择与定义 |
| 4.2 贫困居民健康影响因素的交互分析 |
| 4.2.1 生理健康影响因素的交互结果分析 |
| 4.2.2 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的交互结果分析 |
| 4.2.3 健康改善影响因素的交互结果分析 |
| 4.3 贫困居民健康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
| 4.3.1 生理健康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分析 |
| 4.3.2 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分析 |
| 4.3.3 健康改善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 5.1 研究结论 |
| 5.1.1 总体上重庆农村贫困居民健康状况有所改善 |
| 5.1.2 贫困居民大病、重病、慢性病患病情况较为严重 |
| 5.1.3 个体特征对贫困居民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和健康改善具有显着影响 |
| 5.1.4 每年定期体检能显着提升贫困居民的健康改善水平 |
| 5.1.5 保障性收入支持对贫困居民心理健康和健康改善具有显着的积极影响 |
| 5.1.6 基本养老保险对贫困居民的心理健康产生了显着的负向影响 |
| 5.2 对策建议 |
| 5.2.1 重视女性与老年群体健康 |
| 5.2.2 增强脱贫发展能力 |
| 5.2.3 加强健康教育宣传 |
| 5.2.4 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
| 5.2.5 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
| 第6章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重庆市健康扶贫实施成效评估家户问卷 |
| 致谢 |
| 在学期间科研情况 |
（6）乡村医生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的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乡村医生队伍建设概述 |
| 第一节 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涵义、目的与内容 |
| 一、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涵义 |
| 二、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目的与内容 |
| 第二节 乡村医生队伍建设主体、职责及制度 |
| 一、乡村医生队伍建设主体及职责 |
| 二、乡村医生队伍建设制度 |
| 第三节 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理论基础 |
| 一、公共物品理论 |
| 二、服务型政府理论 |
| 三、双因素激励理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乡村医生队伍建设概况 |
| 一、乡村医生队伍现状 |
| 二、乡村医生队伍的建设历程 |
| 三、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成就 |
| 第二节 乡村医生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 |
| 一、乡村医生福利待遇不高 |
| 二、乡村医生培训、考核不严密 |
| 三、乡村医生人员不足、能力偏低 |
| 四、乡村医生工作态度不端正 |
| 第三节 乡村医生队伍建设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一、政府对乡村医生的定位不清 |
| 二、乡村医生队伍建设制度不健全 |
| 三、政府资金投入不足 |
| 四、各地区经济水平差距较大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乡村医生队伍建设规划与对策 |
| 第一节 乡村医生队伍建设规划 |
| 一、短期乡村医生队伍建设 |
| 二、中期乡村医生队伍建设 |
| 三、长期乡村医生队伍建设 |
| 第二节 健全乡村医生队伍建设对策 |
| 一、完善乡村医生队伍人才引进制度 |
| 二、完备乡村医生队伍人才培训、考核制度 |
| 三、优化乡村医生队伍从业条件 |
| 四、提升医患网络技术能力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7）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相关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对象及理论方法 |
| 第一章 传统医疗与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医疗场域诸题 |
| 第二节 山西医疗场域的近代因素 |
| 第三节 卫生防疫与近代山西医疗 |
| 第二章 革命深进与医疗型变 |
| 第一节 空间融入:医政机构直接驻地乡村 |
| 第二节 资源登册:在地资源的调鉴与整合 |
| 第三节 关注苦痛:疾疫、伤亡与情感政治 |
| 第三章 集体生产与集体保健 |
| 第一节 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 |
| 第二节 全国首家联合保健站成立 |
| 第三节 集体医疗体系的全面构建 |
| 第四章 医疗系统的全面改造 |
| 第一节 医学技艺的习得 |
| 第二节 行医方式的改变 |
| 第三节 医药空间的改塑 |
| 第五章 医学转型与政治建构 |
| 第一节 结合与冲突:中西医学 |
| 第二节 “祖国医学”的历史意涵 |
| 第三节 “新医学”与后殖民抵抗 |
| 第六章 医疗卫生与国家想象 |
| 第一节 卫生动员的策略与机制 |
| 第二节 米山医疗的典型化之路 |
| 第三节 新中国典型治理的机制特征 |
| 第七章 透过医疗场域看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医疗场变的多面效应 |
| 第二节 场域更变与合作医疗的终结 |
| 第三节 乡村社会的适应与变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8）扶贫开发与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 ——基于D镇的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相关研究 |
| 1.2.2 国内相关研究 |
| 1.2.3 研究意义 |
| 1.2.4 研究思路 |
| 2 研究方法 |
| 2.1 核心概念 |
| 2.1.1 扶贫开发行动主体 |
| 2.1.2 扶贫资源配置 |
| 2.1.3 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 |
| 2.2 研究方法 |
| 2.2.1 个案访谈法 |
| 2.2.2 文献研究法 |
| 2.2.3 田野图景 |
| 3 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与新时代中国扶贫开发 |
| 3.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反贫困理论 |
| 3.1.1 马克思的反贫困理论 |
| 3.1.2 列宁的反贫困理论 |
| 3.1.3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贫困理论的基本观点 |
| 3.1.4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贫困理论对中国新时代扶贫开发的指导价值 |
| 3.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的反贫困理论 |
| 3.2.1 毛泽东的反贫困理论 |
| 3.2.2 邓小平的反贫困理论 |
| 3.2.3 江泽民的反贫困理论 |
| 3.2.4 胡锦涛的反贫困理论 |
| 3.2.5 习近平的反贫困理论 |
| 3.2.6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反贫困理论对新时代扶贫开发的指导价值 |
| 4 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现状分析 |
| 4.1 当前农村贫困人口的经济获得感 |
| 4.2 当前农村贫困人口的福利获得感 |
| 4.3 当前农村贫困人口的社会获得感 |
| 4.4 当前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基本特征 |
| 4.4.1 经济获得感缺乏,市场扶贫式微 |
| 4.4.2 福利获得感较强,政府扶贫强劲 |
| 4.4.3 社会获得感微弱,社会组织扶贫零参与 |
| 4.5 当前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生成机制 |
| 4.5.1 获得和获得感的关系 |
| 4.5.2 获得感的生成机制 |
| 4.6 本章小结 |
| 5 政府扶贫与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 |
| 5.1 D镇的政府扶贫 |
| 5.1.1 D镇政府扶贫的历史过程 |
| 5.1.2 精准扶贫阶段政府扶贫对D镇的影响 |
| 5.2 政府扶贫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影响分析 |
| 5.2.1 政府扶贫与农村贫困人口的经济获得感 |
| 5.2.2 政府扶贫与农村贫困人口的福利获得感 |
| 5.2.3 政府扶贫与农村贫困人口的社会获得感 |
| 5.2.4 政府扶贫与农村贫困人口的总体获得感 |
| 5.2.5 政府扶贫与农村贫困人口的不公平感 |
| 5.3 政府扶贫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作用机制 |
| 5.4 本章小结 |
| 6 市场扶贫与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 |
| 6.1 D镇的市场扶贫 |
| 6.2 市场扶贫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影响分析 |
| 6.2.1 市场扶贫与农村贫困人口的经济获得感 |
| 6.2.3 市场扶贫与农村贫困人口的不公平感 |
| 6.3 市场扶贫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作用机制 |
| 6.4 本章小结 |
| 7 社会扶贫与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 |
| 7.1 D镇的社会扶贫 |
| 7.1.1 社会扶贫概述 |
| 7.1.2 D镇的社会扶贫情况 |
| 7.2 社会扶贫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影响分析 |
| 7.2.1 社会扶贫与农村贫困人口的经济获得感 |
| 7.2.2 社会扶贫与农村贫困人口的福利获得感 |
| 7.2.3 社会扶贫与农村贫困人口的社会获得感 |
| 7.2.4 社会扶贫与农村贫困人口的总体获得感 |
| 7.2.5 社会扶贫与农村贫困人口不公平感的产生 |
| 7.3 社会扶贫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作用机制 |
| 7.4 本章小结 |
| 8 扶贫资源配置与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 |
| 8.1 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与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 |
| 8.1.1 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对农村贫困人口经济获得感的影响 |
| 8.1.2 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对农村贫困人口福利获得感的影响 |
| 8.1.3 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对农村贫困人口社会获得感的影响 |
| 8.2 社会性扶贫资源配置与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 |
| 8.2.1 社会性扶贫资源配置对农村贫困人口经济获得感的影响 |
| 8.2.2 社会性扶贫资源配置对农村贫困人口福利获得感的影响 |
| 8.2.3 社会性扶贫资源配置对农村贫困人口社会获得感的影响 |
| 8.3 本章小结 |
| 9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基本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积极倡导以资产为基础的新时代扶贫开发政策 |
| 9.2.2 尽快建立以促进就业为导向的扶贫资源配置方式 |
| 9.2.3 努力健全农村医疗卫生福利的供给制度 |
| 9.2.4 着力增强2020后农村相对农村贫困人口识别的公正性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农村贫困户与非贫困户获得感访谈问卷 |
| 附录2 村干部访谈问卷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项目及科研成果 |
| 后记 |
（9）跟随时间的脚步 回望2019年食品行业点滴变化（上篇）（论文提纲范文）
| 政策法规篇 |
| 国务院 |
| 农业农村部 |
|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
| 财政部 |
|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 人社部 |
| 交通运输部 |
| 教育部 |
| 生态环境部 |
| 文化和旅游部 |
| 自然资源部 |
| 商务部 |
|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
| 中国人民银行 |
|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
| 地方新闻篇 |
| 北京 |
| 天津 |
| 河北 |
| 山西 |
| 内蒙古 |
| 辽宁 |
| 吉林 |
| 上海 |
| 江苏 |
| 浙江 |
| 安徽 |
| 福建 |
| 江西 |
| 山东 |
| 河南 |
| 湖北 |
| 湖南 |
| 广东 |
| 广西 |
| 海南 |
| 重庆 |
| 四川 |
| 贵州 |
| 云南 |
| 陕西 |
| 甘肃 |
| 青海 |
| 宁夏 |
| 新疆 |
（10）职业农民培训效果评估研究 ——基于“青年农民上大学”培训班学员的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点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综述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农民 |
| 2.1.2 职业农民 |
| 2.1.3 培训效果评估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人力资本理论 |
| 2.2.2 成人学习理论 |
| 2.2.3 公共产品理论 |
| 2.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2.3.1 职业农民 |
| 2.3.2 农民培训 |
| 2.3.3 培训效果评估 |
| 2.3.4 研究评述 |
| 第三章 职业农民培训效果评估的指标体系构建 |
| 3.1 柯氏四级评估模型 |
| 3.2 模型构建的框架 |
| 3.3 测评指标体系的构建 |
| 3.3.1 潜变量的测量变量分析 |
| 3.3.2 职业农民培训效果评估的指标体系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青年农民上大学”项目实施现状分析 |
| 4.1 沈阳市“青年农民上大学”培训班概况 |
| 4.1.1 项目背景及制度建设 |
| 4.1.2 项目情况及已获结业证书农民的数量 |
| 4.2 培训主体和目标 |
| 4.2.1 培训主体 |
| 4.2.2 培训目标 |
| 4.3 培训对象的选择 |
| 4.3.1 招生宣传 |
| 4.3.2 培训对象 |
| 4.4 调研对象描述性统计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职业农民培训效果的现状分析 |
| 5.1 样本基本特征分析 |
| 5.1.1 样本学员基本特征的描述性分析 |
| 5.1.2 样本学员学习需求、学习目的的描述性分析 |
| 5.1.3 个体属性对业务结果的影响分析 |
| 5.2 基于柯氏四级评估模型的描述性分析 |
| 5.2.1 学员反应 |
| 5.2.2 学习 |
| 5.2.3 行为改变 |
| 5.2.4 业务结果 |
| 5.3 职业农民培训效果的整体情况 |
| 5.3.1 四个层级的平均分计算 |
| 5.3.2 平均分结果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职业农民培训效果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1 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分析 |
| 6.1.1 问卷的信度检验 |
| 6.1.2 问卷的效度分析 |
| 6.2 研究假设 |
| 6.2.1 学员反应对业务结果产生正影响 |
| 6.2.2 学习对业务结果产生正影响 |
| 6.2.3 行为改变对业务结果产生正影响 |
| 6.3 相关性检验与回归结果分析 |
| 6.3.1 相关性检验 |
| 6.3.2 变量设计 |
| 6.3.3 回归分析 |
| 6.3.4 学员反应对业务结果的影响 |
| 6.3.5 学习对业务结果的影响 |
| 6.3.6 行为改变对业务结果的影响 |
| 6.4 研究假设的验证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构建了职业农民培训效果评估的指标体系 |
| 7.1.2 培训效果的四个层级评估更为直观 |
| 7.1.3 影响培训效果的四要素间存在显着的正相关 |
| 7.1.4 学员反应、学习、行为改变对业务结果影响程度不同 |
| 7.1.5 个体属性对业务结果影响不均衡 |
| 7.2 培训效果的改进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职业农民培训效果研究调查问卷 |
| 致谢 |
| 攻读学位论文期间发表文章 |
四、全面建设农民用药网络体系（论文参考文献）
- [1]产业组织模式视角下稻农绿色生产行为研究[D]. 张康洁.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1(01)
- [2]渔业伦理视角下的现代渔业治理研究[D]. 何妤如. 上海海洋大学, 2021(01)
- [3]技术推广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影响及其效应研究[D]. 赵秋倩.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1(01)
- [4]基于SWOT分析的湖北省农业信息化研究[D]. 李良鹏. 华中师范大学, 2021(02)
- [5]重庆农村贫困居民健康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D]. 郑巧静. 重庆工商大学, 2021(09)
- [6]乡村医生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D]. 周丽娜.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7]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D]. 李全平. 山西大学, 2020(03)
- [8]扶贫开发与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 ——基于D镇的个案研究[D]. 刘澹远. 江西财经大学, 2020(01)
- [9]跟随时间的脚步 回望2019年食品行业点滴变化（上篇）[J]. 张卫. 中国食品, 2019(24)
- [10]职业农民培训效果评估研究 ——基于“青年农民上大学”培训班学员的调查[D]. 闫思晨. 沈阳农业大学, 201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