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西北四省眼病状况调查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康丽娜[1]（2021）在《文明交往视阈下的布哈拉汗国研究》文中指出中亚地区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且地处欧亚大陆的通衢之地和各大文明交汇之处,毗邻中国、俄罗斯、伊朗、阿富汗等地区大国或形势动荡之地。近年来,随着中亚地区在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中占据着愈发重要的地位,世界各主要行为体高度重视并积极扩大自身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自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首先提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以来,我国学术界对中亚地区的关注急剧上升,成为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领域。不过,我国在中亚各国的政治体制、外交政策、军事安全、经济合作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而对历史、文化等议题的研究非常有限。一直以来,有关中亚文明史的研究是中国世界史研究的薄弱领域。本文从历史学角度出发,采用文明史的研究路径和区域史的叙述框架进行写作。从理论分析来看,本文的研究立足于中国自己的世界史学派——文明交往理论,从而有助于在国际学术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加强话语权。因此,本文以布哈拉汗国（以下简称“汗国”）为研究主体,围绕制度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四个方面,对近代中亚地区内、外交往的背景、历程及影响进行系统论述,进而深入探讨中亚近代文明的形成原因、发展规律和演变特点。布哈拉汗国史是研究中亚近代文明史的重要内容。本文从文明交往的视角出发,主要论述布哈拉汗国的历史演变,并试图揭示中亚近代文明形成和演变的动因、规律和特点。全文由绪论、五章正文和结语构成。绪论部分说明选题背景和意义,梳理国内外研究现状和研究目标与方法,指出创新之处与重难点,并对文明交往与中亚近代文明史的特点加以阐释。第一章概述了汗国的文明交往变迁史。布哈拉汗国国祚400余年,历经昔班尼王朝、扎尼王朝和曼格特王朝的更迭,其历史进程与中亚近代史基本同步。16世纪初,在成吉思汗后裔昔班尼的统帅下,乌兹别克游牧民南下河中地区建立布哈拉汗国。自19世纪开始,封闭且落后的汗国在曼格特王朝的统治下逐渐成为英俄在亚洲争霸的焦点。最终,俄国于1868年彻底征服汗国,使之沦为自己的附属国。总之,布哈拉汗国经历了兴盛、发展、衰落、沦为俄国附属国的历史变迁,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中亚近代史的演变规律。第二章分析了汗国制度文明交往的特点及演变。本章主要从政治军事制度、法律制度和经济制度三个方面来解读汗国制度文明的特点。汗国的制度文明经历了继承、融合、形成和完善的演变过程,以传统伊斯兰国家的制度为根基,借鉴游牧帝国的管理体制,因地制宜,结合本国实际情况,推动中亚近代制度文明的建设。第三章论述了汗国物质文明交往的曲折性和进步性。首先阐述了社会经济变革的主要动因,然后分别探讨了农业经济的转型、工商业及贸易的发展、社会生活的变化等问题。一直以来,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往贯穿于整个中亚文明史进程,是中亚社会经济变革的主要动力。另外,俄国的统治也是包括布哈拉汗国在内整个近代中亚社会经济变革与发展的催化剂,致使汗国的社会经济发生根本性变革。俄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向汗国社会经济领域的渗透,导致汗国的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传统的宗法制和自然经济体系逐渐瓦解。不过,从某种程度上讲,汗国的社会经济实现了跳跃式发展。但就本质而论,这种发展是以俄国殖民掠夺为前提的。第四章阐述了汗国多元宗教文化的融会与变迁。布哈拉汗国作为一个伊斯兰国家,其主导文化是以苏非主义为特征的伊斯兰文化。自古以来,中亚地处欧亚文明的核心地带。在中亚文明交往史上,中亚地区曾多次遭受异族入侵,甚至还有的民族在这里建立过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这种频繁的入侵与外族统治却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诸多不同文明在中亚的交往。因此,在保持自身文明特色的同时,中亚文明还不断学习、吸收和融会其他文明的有益成果。文化是文明交往的重要标尺。随着近代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落,布哈拉汗国的文化也随之衰败。然而,从微观层面来讲,由于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汗国的文化变迁既有发展与繁荣,也有停滞与衰败。第五章探讨了汗国对外交往的背景和进程。首先简要介绍了汗国对外交往的背景。然后重要论述了汗国与俄国之间的关系演变,从平等外交过渡到不平等外交再到附属关系的彻底转变。最后讨论了布哈拉汗国与周边的希瓦汗国、浩罕汗国、波斯、印度和奥斯曼帝国的广泛交往。总之,布哈拉汗国的对外交往具有明显的地缘特点,暴力与和平两种形式交替展开。汗国的对外交往是不同文明之间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也更加丰富了中亚近代文明史的内容。结语部分对全篇进行总结,从文明交往论的角度出发,指出布哈拉汗国历史演变主要取决于生产力、地缘、宗教和国家四大因素。生产力是人类文明交往的根本动力。中亚地区没有适宜发展社会经济的环境和条件,落后的生产力导致布哈拉汗国最终被俄国所占领,其历史命运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文明交往的一个重要地区。以布哈拉汗国为代表的近代中亚地方政权依旧受制于地缘因素,其历史演变始终与大国命运息息相关。中亚地区是伊斯兰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近代中亚的宗教中心,布哈拉汗国的宗教价值系统带来的强烈文化政治归属性始终贯穿于其历史进程中。一直以来,中亚地区少有形成长期稳定且人口众多的大国,近代诸汗国并存的局面从整体上削弱了中亚的实力。再者,布哈拉汗国的历史演变对中亚文明交往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宗教文明交往而言,布哈拉汗国较完整地保留和传承了中亚传统的伊斯兰文明体系;从民族文明交往而言,布哈拉汗国是今天乌兹别克民族的文明生根之地;从对外文明交往而言,布哈拉汗国体现了中亚文明交往的多元融合属性。
邢功伟[2]（2021）在《卫生署与全面抗战时期的医疗卫生动员》文中认为
张翠婷[3]（2021）在《《边疆服务》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边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
李艳萍[4]（2020）在《中西部两地50岁及以上人群白内障患病现状与影响因素及服务需求与利用》文中指出研究背景及目的:白内障是指由于晶状体性状的改变而引起视觉质量下降的眼科疾病,是目前全球成人盲的首要原因,以老年性白内障最为常见。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白内障患病率相应增加。白内障可通过手术恢复视力,且成本效益良好,已被国际社会广泛证实。发展中国家偏远贫困的农村地区医疗资源匮乏,白内障手术可获性差。掌握中国农村居民白内障流行现状及眼科卫生服务需要与利用,对合理配置农村眼科卫生资源、切实解决农村居民日益增长的眼健康问题、满足农村居民对眼科卫生服务需求、实现农村居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目标、构建健康中国策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眼科医生从院内服务到院外服务、担负人类防盲使命的重要体现。白内障与其它慢性疾病特征类似,受众多因素影响,且影响因素间交互作用明显,因果关系复杂,致病机制不完全明确,这一系列问题让白内障的防治工作更加困难。众多研究发现:高龄、吸烟、女性、紫外线暴露、糖尿病、高血压、遗传等是白内障的重要危险因素;同时,不同地区的亚环境、亚文化、特有行为与风俗习惯对白内障的患病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探讨亚环境、亚文化背景下白内障患病的危险因素,对于控制白内障的发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防治结合,贯彻预防为主的战略思想,也是眼科医生从个体服务到群体服务、从治疗服务到预防服务,创新眼科医学能力的时代特色体现。第一部分中西部两地居民白内障流行及服务需求与利用现状研究目的:掌握江西及新疆两地农村居民白内障的流行现状、居民对白内障的卫生服务需求及利用现状。方法: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随机抽查了中西部江西与新疆两地的50岁及以上农村居民10964例,有效样本10523例,有效率为96.0%。由专业眼科医生和受培训的医师助理对居民进行了日常与矫正视力检查、眼部疾病体检筛查及卫生服务需求与利用情况询问,采用χ2检验、t检验等方法进行组间比较。结果:本部分研究的50岁及以上农村居民10523例中,男女比例为44.5%vs55.5%。年龄50～岁、60～岁、70～岁、80～岁的分布为:39.0%、35.5%、19.4%、6.2%。学历构成为文盲33.7%、小学43.1%、初中14.6%、高中7.9%、大学及以上0.7%。（1）白内障流行特征:农村居民视力小于0.5的白内障患病率10.9%,江西地区12.4%高于新疆地区8.5%（P<0.001）。女性患病率11.7%高于男性10.0%（%2=8.321,P<0.05）。“50～岁、60～岁、70～岁、80～岁”4个年龄组的患病率分别为2.0%、6.5%、24.2%、51.1%,呈现出显着的年龄上升趋势（P<0.001）。不同教育水平农村居民白内障患病率分别为:文盲16.7%、小学9.3%、初中5.1%、高中6.7%、大学及以上2.7%,呈现出明显的随教育水平升高而下降的趋势（P<0.001）。（2）居民日常视力损伤分布:左右眼视力损伤分布为“≧0.5”69.1%vs69.0%、“0.3～0.5”14.1%vs14.0%、“0.1～0.3”11.3%vs11.4%、“0.05～0.1”1.9%vs 1.9%、“0.02～0.05”1.6%vs1.6%、“PL+”1.3%vs1.4%、“PL-”0.6%vs0.6%。居民左右眼视力损伤分布较为一致。（3）晶体检查情况:左、右眼正常晶体/轻微晶体混浊、影响视力的晶体混浊、人工晶体眼/无后囊混浊、人工晶体眼伴后囊混浊、看不到晶体或无晶体分别占 89.0%vs89.1%、8.5%vs8.5%、1.3%vs1.1%、0.5%vs0.5%、0.7%vs0.9%。居民左右晶体状态分布基本一致。（4）居民视力损伤原因分布:屈光不正10.1%、影响视力的白内障5.4%、其它眼后节疾病2.4%、角膜混浊或瘢痕0.5%、高度近视性眼底病变0.5%、视神经异常0.4%、无晶体未矫正0.1%、白内障手术并发症0.1%。（5）白内障而致视力损伤的服务需求:两地居民左右眼白内障应手术未手术率为6.6%vs6.5%,其中江西地区居民为7.6%vs7.7%,新疆地区居民5.1%vs4.6%;中西部两地农村居民因白内障而致视力损伤的服务需求较高,且江西地区高于新疆地区居民（P<0.05）。两地农村居民白内障手术单眼应手术未手术率3.6%（376人）、双眼应手术未手术率4.3%（455人）、双眼应手术未手术率1眼1.0%（100人）。两地农村居民因白内障而致视力损伤的应手术未手术率8.8%（931人）,其中,江西地区高于新疆地区（11.0%vs7.5%,P<0.001）。（6）两地农村居民白内障手术利用现状:两地农村居民在应手术人群中,白内障手术率为27.8%,其中单眼白内障手术率为20.0%,双眼白内障手术率为7.8%。在手术人群中左右眼白内障手术平均年龄为66.49±10.46岁vs68.58±9.33岁。两地农村居民在“公立医院”进行手术者占比最大（左右眼:90.0%vs89.6%）,其次为“民营医院”（左右眼:8.1%vs8.0%）。左右眼进行过白内障手术的手术中“植入晶体”占比94.7%vs 93.0%,无进行“针拨术”者。两地农村居民手术费用承担方式都以“部分免费”（左右眼62.2%vs54.7%）为主,新疆地区其它付费方式者（左右眼45.6%vs41.3%）显着高于江西地区（左右眼6.4%vs3.2%）。两地农村居民左右眼术后结果良好者比例65.5%vs%69.1%。影响术后视力的原因主要为“其它眼部疾病”者（23.4%vs21.9%）、“白内障手术并发症”者（7.7%vs6.5%）、“晚期并发症”者（3.3%vs2.5%）。结论:江西及新疆中西部两地农村居民白内障患病率高于新加坡6.54%、澳大利亚4.3%等国家水平。白内障导致的视力损伤和失明率处于全国较高水平。白内障的相关负担较高,处于同时期全国的较高水平。白内障手术覆盖率处于全国较低水平,术后良好结果占比处于全国较高水平。两地居民白内障手术利用率较低,白内障手术服务需求率还处较高水平,居民白内障手术目前主要依托公立医院开展,但县级及以下基层卫生机构眼科医生数量不足、能力有限,不能有效开展白内障手术,加强基层眼科建立、提升眼科服务能力显得十分重要。第二部分中西部两地居民白内障患病影响因素研究目的:掌握中西部两地农村居民白内障患病影响因素,为开展农村居民白内障健康教育及干预工作提供依据。方法: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随机抽查了中西部江西与新疆两地的50岁及以上农村居民6518例,采用问卷调查方式,调查了居民的个人健康状况、家族病史、视力问题、生活行为方式等,采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农村居民白内障的患病危险因素。结果:本次研究的50岁及以上农村居民6518例中,男女比例为43.8%vs56.2%。年龄50～岁、60～岁、70～岁、80～岁的分布为:37.8%、36.6%、19.4%、6.2%。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及以上分别占28.0%、42.5%、21.9%、7.2%、0.4%。影响农村居民白内障患病的因素:女性患病高于男性（OR=1.734,95%CI为1.434～2.097）;年龄越大患病风险越高（OR=4.459,95%CI为3.993～4.980）;受教育水平越高患病风险越低（OR=0.761,95%CI为0.677～0.855）;职业中从事“农/林/渔/水利”者较从事“企事业单位”者患病风险大（OR=1.604,95%CI为1.113～2.313）;患有冠心病较不患该病的风险较大（OR=1.480,95%CI为1.046～2.092）;患有糖尿病较不患该病的风险较大（OR=1.775,95%CI为1.235～2.552）;1/11级亲属中有高血压史患该病的风险较大（OR=1.348,95%CI为1.090～1.666）;1/11级亲属中有白内障史患该病的风险较大（OR=1.643,95%CI为1.172～2.304）;有弱视者患病风险较大（OR=3.633,95%CI为1.356～9.733）;现在吸烟者较不吸烟者患病风险更高（OR=2.317,95%CI为1.872～2.867）;饮酒频率越低患病风险越小（OR=0.940,95%CI为0.888～0.994）;三餐规律性越差患病风险越高（OR=1.205,95%CI为1.057～1.373）;食蔬菜频率越高患病风险越低（OR=0.788,95%CI为0.661～0.941）;日照时间越高患病风险越高（OR=4.519,95%CI为3.138～6.508）;体育锻炼频率越低患病风险越高（OR=1.188,95%CI为1.094～1.290）。结论:本研究发现,影响白内障因素包括不可改变的危险因素,如年龄大、性别为女性、家庭遗传史等。难以改变的危险因素,如受教育水平低、从事“农/林/渔/水利”者、冠心病史、糖尿病史、有弱视者等。易于改变的个体行为因素有现在吸烟者、饮酒频率高、三餐不规律性、食蔬菜频率低、日照时间长、体育锻炼频率低。可见,加大对居民白内障相关知识健康教育,不吸烟、少饮酒、保持三餐规律、适当减少日照时间或加强日照防护、增加蔬菜食用、经常参加体育锻炼有助于降低白内障的患病风险。
邱涛[5]（2020）在《四川藏区药用民族植物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目的:通过研究四川藏区药用民族植物区系特征,结合壤塘县、丹巴县民族植物学调查研究结果,阐明四川藏区藏族药用民族植物开发利用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探讨四川藏区特色资源物种的使用价值及应用前景,为四川藏区藏族医药及民族经济的发展提供参考资料。方法:（1）采用民族植物学文献研究法,收集藏医药专着中植物药信息,核对修订后,梳理在四川藏区有分布的藏药材,结合植物区系分析方法,总结归纳其基本特征。（2）采用民族植物学中的沉浸式调查结合人物访谈、问卷调查、野外考察等方法,以阿坝州壤塘县（牧区、草原藏族、安多文化、觉囊派）和甘孜州丹巴县（农区、高山峡谷藏族、嘉绒文化、多宗教融合）为研究区域,以药用植物为重点研究对象,实地调研民间对当地野生植物的采集、加工方法、使用方式、主要功效、习俗禁忌等,对比分析四川藏区不同区域民族植物的传统使用知识及民族药发展的异同。结果:（1）分布于四川藏区的常用藏药材有140科440属1448种。单科含属量中菊科（40属）最多,单属含种量中紫堇属（35种）最多,入药部位以地上部分或全草类药最多（725种）。（2）四川藏区分布藏药中种子植物共393属1340种,可划分到15个分布区类型。其中以北温带广布型最多,有120属653种;中亚分布型最少,仅6属16种。（3）四川藏区藏药材集中分布于海拔2000-4500m的寒温性针叶林、亚高山灌丛、草地等植被类型中,为四川藏区藏药的主产生境,药材形态与环境高度适应,呈现植株矮小、根系发达等特点。（4）壤塘县觉囊文化区常用乡土植物有27科38种（含菌类6科6种）:食用乡土植物12科13种,食用部位为嫩枝叶,兼食花、果实、根、茎乃至全株;药用或药食两用乡土植物13科16种,泡酒、泡水居多,兼有熬汤食疗,保健预防为主;装饰用乡土植物4科4种;建筑用材或薪柴乡土植物4科4种;宗教民俗1科1种。（5）丹巴县常用民族植物共计51科90种:其中药用植物26科39种,以菊科为主;食用植物17科24种,多为蔷薇科;药食两用植物17科22种,以伞形科居多。常用药用植物主要分布在海拔1700-3000 m左右的草地、灌丛及林缘、高山流石滩、杂木林地及河岸沟边等;常用食用植物主要分布于海拔1700-3500 m左右的路旁田间、林地;药食两用植物多分布于海拔2000-4000 m的林缘、路旁及灌丛中。结论:（1）四川藏区药用民族植物品种丰富,以菊科、伞形科等科类为主,植物区系成分带有明显的温带性质,集中分布于海拔2000-3500m左右的寒温性针叶林、亚高山灌丛或高寒草甸草原。（2）四川藏区药用民族植物具有适用面广、功能多样和极具民族特色等特点,具有较大的利用价值和开发价值,但目前也出现受外来文化冲击,使得民族医药知识出现趋同,需引起重视。（3）四川藏区药用民族植物在不同区域及不同生境中丰富度不一致,且各地药用民族植物的使用品种、使用量和使用方式等因地形地貌及受到其他民族文化影响存在差异,开发利用时需因地制宜,合理规划。（4）四川藏区已出现药用民族植物传统使用知识丢失、资源短缺等现象,加快开展四川藏区药用民族植物传统使用知识的收集整理、民族植物学研究和以丹巴等为代表的生境多样、农业基础良好的区域进行野生抚育、仿野生栽培和生态种植等这类环境友好的可持续模式的种植工作等,以保护四川藏区文化多样性及物种多样性。
孔繁陈[6]（2020）在《民国时期甘南地区畜牧业研究》文中指出甘南地区历史悠久,位于甘肃省西南部,地处青藏高原东北边缘,是一个以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区。独特的地形和天然的水草资源,就决定了居住于甘南境内的人们世代依靠草地,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都与畜牧业息息相关,一年四季跟随牛羊过着居无定所的游牧生活。同时甘南地区受地理因素制约,交通不便,畜牧业发展始终徘徊不前,只有马匹养殖随战事而兴衰。民国初期,受清代鸦片战争影响,西方列强涌入内地,掠夺原材料,本地区羊毛、羊皮等畜产品开始大量输出。但受当地政教合一制度和土司制度的影响,绝大多数资源都掌握在寺院、部落头人和土司衙门手中,牧民拥有极少数的畜牧资源,畜产品生产停留在自给自足阶段,生产方式也停留在原始阶段。抗战爆发,国民政府经济中心的转移,西部地区得到开发,实施了一系列畜牧业现代化措施,包括畜种改良、畜疫防治和畜产品开发等方面得到了极大进步,甘南地区畜牧业也由原始的粗放形式初步迈入科学化、现代化的进程,是解放前甘南地区畜牧业发展的黄金时期。由于这样的变革过程是被迫的,且不被资源所有者所接受,缺乏一个长效的计划,开发中还引来诸多问题和矛盾,又受当地社会环境等因素制约,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甘南畜牧业的发展。
郎杰燕[7]（2019）在《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文中认为制度作为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贯穿于政治学发展的始终。农村医疗保险制度作为农村社会保障的主体性制度,其改革、发展与完善不仅能够分散农民疾病风险、降低农民医疗负担、增进农民健康福祉,而且有利于缓解社会利益矛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提升国家政权合法性。可见,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在体现其社会性的同时也显现出很强的政治性。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从建国之初的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到如今城乡一体化整合期的“过渡型”社会医疗保险,走过一条“跌宕起伏”的制度变迁之路。时至今日,仍存在管理经办体制不顺畅、筹资结构不合理、待遇支付制度不健全、监督控费机制不完善、医疗费用过快增长等诸多问题,给社会稳定和公平正义、国家能力和政府信任带来巨大挑战。诚然,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复杂变迁一直以来备受学界关注,形成了经济、制度、社会、文化、政治等不同的研究路径。但是,对于由宏观管理、筹资、待遇支付三项核心要素制度构成,关系医疗保险和医疗服务“两个市场”,关涉国家、政府、社会团体及农民个人等多元利益,并与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具有高度耦合性的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而言,单一角度的分析难免有失偏颇,难以揭示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真实过程”与内在逻辑。综合“结构”、“行动”与“历史”要素全面解释制度变迁的历史制度主义为理解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复杂变迁提供了一个广阔视角,以期探寻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深层逻辑,为未来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指明方向、提供路径。为此,本文运用历史制度主义关于依据历史发展关键节点划分制度变迁阶段的方法,将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历程划分为建国初期（1949-1957）、人民公社时期（1958-1977）、改革开放初期（1978-2001）、新世纪初期（2002-2008）、城乡一体化加速期（2009-今）五个阶段。通过全面、系统梳理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演变历程,总结归纳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总体特征,并着重探寻其变迁的内在逻辑。由此得出以下三个主要结论:其一,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具有复杂变迁历程与多元变迁特征。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经历了“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集体福利型医疗保险——制度断裂——‘初级社会保险型’医疗保险——‘过渡型’社会医疗保险”五次重大变迁。并且,每次大的制度变迁阶段下均有制度创新、制度扩散、制度完善等连续的、有所差异的制度变迁过程。同时形成分层分序的变迁路径,诱致性与强制性并行、内源性与外源性交揉、渐进性与突变式共存、合意性与意外性同在的多样化变迁方式,以及利弊相随的制度变迁绩效。其二,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遵循“环境·主体·时间”三重复合式逻辑。制度环境通过粘嵌耦合机制对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产生结构性影响,即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结构中的宏观管理、筹资和待遇支付制度分别与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的高度粘嵌,推动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结构性变迁。行动主体通过价值偏好与利益博弈机制对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产生自主性影响,即建国初期农民的共同行动,人民公社时期国家的整体性动员,改革开放初期政府、医疗机构、农民等多元主体的非合作博弈,新世纪初多元主体的合作博弈以及城乡一体化加速期人社与卫生两个主管部门之间的管理权争夺,推动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自主性变迁。另外,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在近百年变迁历史中形成对“国家主导”、“自愿合作”以及“二元保障”路径的强劲依赖,并且还受到诸多偶然性事件以及关键节点等时间要素的深刻影响。其三,未来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应在优化制度环境、规范各行动主体行为、突破路径依赖、把握关键节点的基础上向着更加公平、健康、高效、可持续方向发展。
司文晶[8]（2019）在《工厂依附型市民化研究 ——以近代天津女工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市民化始终是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内含议题。近几年,国家不断出台相关政策,要求深入历史,找寻历史制度经验,推动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建设。学人对当前城镇化问题的研究同样揭示出以史为鉴的重要性。然而,已有的中国近代市民化研究或缺乏系统性,或缺少制度层面的反思,亟待重新梳理与阐述。对当代农民工市民化和就地就近城市化问题的分析同样需要深入历史脉络,从中国近代城市化发展中汲取制度经验。在此基础上,本文以近代天津女工群体为研究对象,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出发,运用民国档案、着作、报刊杂志、地方志、旅游手册、调查汇编等材料,探究行动者与市民化相关制度之间的互构型塑过程。由于近代市民化的核心动力源于工业化,因此移民工人市民化是核心提议。本文尝试回答以下问题:中国近代城市化过程中,劳工,尤其是女工是如何与市民化相关制度实现互构的?具体言之,制度环境如何影响和制约近代女工的市民化发展,女工又如何发挥主体能动性,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再生产出相应的市民化制度?论文首先尝试勾勒天津的历史地理和政治经济条件,回应天津何以在近代中国发展成为华北地区重要的商埠和对外开放港口城市,城市定位或城市性质又如何决定城市后续发展轨迹。发达的水系、沿海港口的优越地理位置,临近北京的政治地缘环境,以及洋务运动等一系列改革运动奠定了天津工业资本主义中的官商合作模式。天津和上海两地在近代市民化上的时间差异同样有着深刻的历史地理原因。其次,论文阐述近代女工进入工厂前后所需要的职业、社会网络和知识技能支持。对于初入城市并进入现代化大生产中的移民工人而言,要想适应工厂的工作和生活,满足国家和工厂对个体的现代化角色要求,就需要工厂提供相应的薪资和福利保障,工人围绕工厂空间构筑新的社会网络关系,获得技能和知识培训。再次,城市和工厂生活影响女工的角色和观念变化。近代国家和社会不断赋予女性新的角色和身份,要求她们按照既定标准自我规训成为合格的“都市女”、“新女性”、“新国民”。女工的观念变迁最鲜明地体现在时间观与权利观上。工厂作为集体化生产方式,与国家权力一同参与到对工人的工作时间和工余时间的建构之中,但规制受到外部环境与工人群体本身的牵制与解构,使观念革新发生历史反复。工人的权利诉求通过日常的越轨与罢工展现,但随着时间变化,宏观环境和制度条件发生相应变化,越轨行为的意义诠释和罢工的动力也会随之发生变化。结论部分首先对市民化历史进程中的诸多议题进行制度分析与总结,进而提出“工厂依附型市民化”理想型,用以指称依托工厂而形成的移民工人市民化过程。工厂为工人提供薪酬和福利,成为培育现代公民的场所,与政府协同推动近代市民化。“工厂依附型市民化”是建国后单位制实践的另一历史源头,对推动当前以人为本市民化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郑彦星[9]（2018）在《求生、反抗与革命—西北实业公司职工生存状态》文中指出1933年阎锡山创办西北实业公司,是一所集炼钢、纺织等轻重工业于一体的公司。职工与公司的发展息息相关,职工为公司的发展提供动力,公司的发展状况也影响到职工的生存状况。1933年到1937年,西北实业公司创立初期,西北实业公司的职工首要任务是完成公司管理与生产任务,但是在此过程中遭受厂方的压迫,厂方剥夺技师红利、使用按件计资、工人储蓄等方式变相剥削工人的薪资。1937年,共产党领导的山西省总工会成立,取得了西北制造厂工人获得遣散费、西北毛织厂工人获得反对工头边珏斗争的胜利,反对晋华卷烟厂压榨女工工资的胜利。在沦陷时期,日军搬运走了西北实业公司大量的基础设施,只有极少的生产设备,为掠夺山西的资源,需要更多的工人进行生产,工人的劳动强度空前加强。日军抓捕劳工,让战俘充当苦力,诱骗农民进入工厂做工,经常辱骂殴打工人,压榨工人的劳动力。在战争环境下,工人的温饱得不到保证,日军还强迫工人吸食毒品,通过极端的方式压榨工人劳动力,中共在沦陷区的力量也非常薄弱,这一时期工人的生存状况较抗战前更差,在中共的带领下,革命活动再起,工人通过烧毁生产原料,破坏机器延长停工时间来反抗日军的压迫。在抗战胜利后,阎锡山接收和改造日伪资产,聘任日本人河本大作担任公司顾问。西北实业公司职工结构发生较大变化,公司经理开展对职工的技能与思想培训,号召广大职工为战后复兴贡献力量。国共内战爆发后,阎锡山在统治区域内实行工商编组管理体制,开展“三自传训”运动和工人军训运动,试图驱除共产党的势力,维护对西北实业公司的控制。但是阎统区日益缩小,通货膨胀现象严重,西北实业公司掌握的食粮越来越少,实行“平民经济”政策,造成工人严重饥饿。本文的内在逻辑是动荡时局中,西北实业公司职工的薪资低,思想与行动自由也受到控制。职工的实际薪资所得难以满足职工的日常生活需要。为了走出生存困境,职工不得不反抗,而自发的反抗难以取得效果,职工解决基本生存问题的诉求恰恰与中共所倡导的工人运动相呼应,在中共党组织打入西北实业公司内部之后,带领工人发动了革命活动,以反抗西北实业公司的压迫。
袁中华,李兰[10]（2016）在《我国盲和视力损伤的流行病学研究现状》文中指出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是人与周围环境进行交流的重要通道。眼睛一旦受损带来的视力损害对生活、学习和工作影响极大。据世界卫生组织（WHO）估计,低视力人群总数为2.7亿左右,到2020年全世界盲和低视力患者数将翻一番为约4亿[1],如不采取有效措施,盲与低视力人数将继续增加。1999年2月18日WHO及20多个非政府组织在全球发起"视觉2020"行动——消灭可避
二、我国西北四省眼病状况调查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我国西北四省眼病状况调查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文明交往视阈下的布哈拉汗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目标与方法 |
| 四、创新之处与重难点 |
| 五、文明交往与中亚近代文明史的特点 |
| 第一章 布哈拉汗国的文明交往变迁史 |
| 第一节 乌兹别克人的南迁与昔班尼王朝的建立 |
| 一、乌兹别克人南下与帖木儿王朝衰败 |
| 二、汗国的创立与前期统治 |
| 三、阿布杜拉二世统治的兴盛 |
| 第二节 扎尼王朝的统治与战争交往 |
| 一、王朝建立与伊玛姆库利的统治 |
| 二、阿布杜拉齐兹汗与汗国分裂 |
| 三、乌拜杜拉汗统治与部落贵族间斗争 |
| 四、王朝衰微与纳迪尔沙入侵 |
| 第三节 曼格特王朝与俄国保护国的形成 |
| 一、曼格特部落与新政权的稳固 |
| 二、沙赫穆拉德时期的繁荣与19 世纪初的汗国 |
| 三、纳斯鲁拉强化集权与对外征战 |
| 四、1868 年俄国占领与统治 |
| 五、1917—1920 年汗国历史的终结 |
| 小结 |
| 第二章 布哈拉汗国制度文明交往的特点及演变 |
| 第一节 政治军事制度的特点 |
| 一、汗位继承与分封制 |
| 二、帖木儿帝国行政管理体制的延续 |
| 三、宗教阶层的显着地位 |
| 四、俄国政治代办处的设置 |
| 五、军事管理体系的完善 |
| 第二节 法律制度的变化 |
| 一、伊斯兰教法和部落习惯法并行适用 |
| 二、伊斯兰国家司法体系的地方化 |
| 三、俄国统治后的司法改革 |
| 第三节 经济制度的演变 |
| 一、土地制度的演变 |
| 二、赋役制度的完善 |
| 三、货币政策的变化 |
| 四、水资源管理体系的改善 |
| 五、经济自主权的丧失 |
| 小结 |
| 第三章 布哈拉汗国物质文明交往的曲折性和进步性 |
| 第一节 社会经济变革的主要动因 |
| 一、乌兹别克人与河中居民的广泛交往 |
| 二、政权稳固问题与统治者政策变化 |
| 三、俄国统治与工业文明的冲击 |
| 第二节 农业经济的转型 |
| 一、生态环境与农业发展 |
| 二、传统发达的农耕业 |
| 三、畜牧业的发展变化 |
| 四、棉花种植业的兴衰 |
| 第三节 工商业及贸易的发展 |
| 一、手工业的兴衰 |
| 二、贸易发展的多元化 |
| 三、资本输入与俄国企业的建立 |
| 第四节 社会生活的变化 |
| 一、人口分布与游牧民定居 |
| 二、城市发展与市民阶层壮大 |
| 三、社会分层与民众暴动频繁 |
| 四、俄国移民的到来及其影响 |
| 五、交通和医疗条件的改善 |
| 小结 |
| 第四章 布哈拉汗国多元宗教文化的融会与变迁 |
| 第一节 汗国伊斯兰文化的特点 |
| 一、苏非主义的地域性 |
| 二、文化发展的宗教属性 |
| 三、地区教育中心地位的确立 |
| 第二节 多元文化的变迁 |
| 一、建筑步入衰微 |
| 二、文学转向现实题材 |
| 三、艺术趋向本土化 |
| 四、多语言融合与借用 |
| 第三节 俄国对汗国宗教文化转型的影响 |
| 一、斯拉夫文化的传播与影响 |
| 二、知识分子与社会政治觉醒 |
| 三、社会改革新思潮与扎吉德运动 |
| 小结 |
| 第五章 布哈拉汗国对外交往的背景和进程 |
| 第一节 对外交往的背景 |
| 第二节 与俄国关系的演变 |
| 一、政治往来与外交关系变化 |
| 二、贸易关系的实质性转变 |
| 三、俄国征服中亚的背景和原因 |
| 第三节 与周边地区和国家的广泛交往 |
| 一、与周边汗国的领土争夺与经贸往来 |
| 二、与波斯的战争交往和文化融合 |
| 三、与印度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 |
| 四、与奥斯曼帝国的和平交往与宗教联系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布哈拉汗国历史演变的主要因素 |
| 二、布哈拉汗国对中亚文明交往产生的影响 |
| 参考文献 |
| 附录:地图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中西部两地50岁及以上人群白内障患病现状与影响因素及服务需求与利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白内障流行现状 |
| 1.2.2 白内障而致的视力损伤现状 |
| 1.2.3 白内障的卫生服务需求与利用现状 |
| 1.2.4 白内障的影响因素现状 |
| 1.3 存在的问题 |
| 1.4 研究意义 |
| 第2章 中西部两地居民白内障流行及服务需求与利用现状研究 |
| 2.1 资料和方法 |
| 2.1.1 研究地点的确定 |
| 2.1.2 研究人群的确定 |
| 2.1.3 研究的样本量 |
| 2.1.4 抽样方法 |
| 2.1.5 调查的组织和实施 |
| 2.1.6 现场和临床检查步骤 |
| 2.1.7 统计方法 |
| 2.1.8 伦理审查、知情同意 |
| 2.2 研究结果 |
| 2.2.1 调查对象的性别年龄及受教育水平的分布 |
| 2.2.2 调查的农村居民白内障患病情况 |
| 2.2.3 农村居民视力损伤分布情况 |
| 2.2.4 农村居民晶体检查情况 |
| 2.2.5 农村居民视力损伤原因分布情况 |
| 2.2.6 农村居民因白内障而致视力损伤的服务需求及利用情况 |
| 2.2.7 中西部两地农村居民白内障手术利用现状 |
| 2.2.8 中西部两地农村眼科服务供给情况 |
| 2.3 讨论 |
| 2.3.1 白内障流行特征 |
| 2.3.2 盲和视力损伤情况 |
| 2.3.3 白内障导致视力损伤的服务需求 |
| 2.3.4 白内障手术利用及供给现状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影响两地农村居民白内障的因素 |
| 3.1 资料和方法 |
| 3.1.1 研究对象 |
| 3.1.2 调查内容 |
| 3.1.3 调查员及方式 |
| 3.1.4 统计方法 |
| 3.2 研究结果 |
| 3.2.1 问卷调查人群的性别年龄及受教育水平分布 |
| 3.2.2 一般特征对农村居民白内障影响的单因素分析 |
| 3.2.3 过去慢性病史对农村居民白内障影响的单因素分析 |
| 3.2.4 家族慢性病遗传史对农村居民白内障影响的单因素分析 |
| 3.2.5 眼部疾病对农村居民白内障影响的单因素分析 |
| 3.2.6 生活行为习惯对农村居民白内障影响的单因素分析 |
| 3.2.7 饮食行为对农村居民白内障影响的单因素分析 |
| 3.2.8 用眼环境及运动对农村居民白内障影响的单因素分析 |
| 3.2.9 影响农村居民白内障患病的多因素分析 |
| 3.3 讨论 |
| 3.3.1 性别年龄等特征因素对白内障的影响 |
| 3.3.2 疾病与遗传史对白内障的影响 |
| 3.3.3 吸烟饮酒行为对白内障的影响 |
| 3.3.4 饮食行为、日照时间与运动对白内障的影响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总体结论 |
| 4.1 结论 |
| 4.2 创新、不足与展望 |
| 4.2.1 创新之处 |
| 4.2.2 不足之处 |
| 4.2.3 进一步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5）四川藏区药用民族植物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四川藏区药用植物区系特征 |
| 研究区域概况 |
| 研究方法 |
| 结果与分析 |
| 讨论 |
| 小结 |
| 壤塘县(安多文化区)药用民族植物学的初步研究 |
| 研究区域概况 |
| 研究方法 |
| 结果与分析 |
| 讨论 |
| 小结 |
| 丹巴县(嘉绒文化区)药用民族植物学的初步研究 |
| 研究区域概况 |
| 研究方法 |
| 结果与分析 |
| 讨论 |
| 小结 |
| 讨论与结论 |
| 讨论 |
| 主要结论 |
| 创新点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四川藏区藏药植物名录 |
| 附录2 民族植物学调查工作记录 |
| 四川藏区药用民族植物学研究 综述 |
| 民族植物学 |
| 民族植物学的起源及在中国的发展 |
| 民族植物学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
| 藏区及藏族民族植物学研究 |
| 藏区概况 |
| 藏族医药与藏族民族植物学研究现状 |
| 民族植物学与藏族医药 |
| 藏族医药的巨大潜力与药用植物的资源现状 |
| 藏药的发展现状 |
| 民族植物学与藏药 |
| 综述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致谢 |
（6）民国时期甘南地区畜牧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意义 |
| 二、本课题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甘南畜牧业生产环境 |
| 第一节 面积与人口 |
| 一、民国时期的甘南地区 |
| 二、甘南地区的人口状况 |
| 第二节 草场与利用 |
| 一、民国时期甘南地区草场的类型 |
| 二、民国时期甘南地区草场的管理利用 |
| 第三节 牲畜品种与数目 |
| 一、甘南地区主要的牲畜品种 |
| 二、民国时期甘南地区的牲畜规模 |
| 小结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甘南畜牧业现代化 |
| 第一节 现代畜牧思想 |
| 一、开发西北,畜牧为重 |
| 二、西北畜牧,首在防疫 |
| 第二节 畜疫防治情况 |
| 一、主要牲畜疾病及损失 |
| 二、民间藏兽医土法 |
| 三、畜疫防治技术改进 |
| 第三节 畜种改良状况 |
| 一、传统方式 |
| 二、现代化改良 |
| 小结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甘南牲畜畜产品贸易及开发 |
| 第一节 甘南地区的畜牧贸易背景 |
| 一、贸易市场 |
| 二、贸易主体 |
| 三、政府机构 |
| 四、销售运输 |
| 第二节 抗战时期甘南地区的畜牧贸易及畜产品开发 |
| 一、抗战时期甘南地区畜牧贸易的转变 |
| 二、抗战时期甘南地区畜牧贸易状况 |
| 三、抗战时期甘南地区畜产品开发 |
| 小结 |
| 第四章 民国时期甘南畜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 第一节 缺乏安定的发展环境 |
| 一、军阀割据 |
| 二、抗战影响 |
| 第二节 落后的观念和制度 |
| 一、落后的思想观念 |
| 二、不合理的生产关系 |
| 三、乏力的政策实施 |
| 四、畜牧业开发的不完善 |
| 第三节 自然环境的破坏 |
| 一、草场森林的破坏 |
| 二、自然灾害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一、档案类 |
| 二、古籍类 |
| 三、着作类 |
| 四、论文类 |
| 附录 |
| 致谢 |
（7）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价值 |
| (一)问题提出 |
| (二)研究价值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关于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 |
| (二)关于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研究 |
| (三)已有研究评述 |
| 三、核心概念界定与相关阐释 |
| (一)制度及制度变迁 |
| (二)医疗保险制度及农村医疗保险制度 |
| (三)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 |
| 四、研究视角与分析框架 |
| (一)研究视角:历史制度主义 |
| (二)分析框架:环境·主体·时间与制度变迁 |
| 五、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六、总体思路与结构安排 |
| (一)总体思路 |
| (二)结构安排 |
| 第1章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基本历程 |
| 1.1 建国初期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 |
| 1.1.1 制度生成:米山联合保健站建立 |
| 1.1.2 制度扩散: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推广 |
| 1.2 人民公社时期集体福利型医疗保险 |
| 1.2.1 制度创新:稷山集体福利型医疗保险建立 |
| 1.2.2 制度扩散:集体福利型医疗保险大力推广 |
| 1.2.3 制度衰退:国民经济调整下暂时性式微 |
| 1.2.4 制度高潮:“六·二六”指示下走向“顶峰” |
| 1.3 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断裂 |
| 1.3.1 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雪崩式”解体 |
| 1.3.2 农村医疗保险制度首次恢复重建失败 |
| 1.3.3 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再度恢复重建无果 |
| 1.4 新世纪初期“初级社会保险型”医疗保险 |
| 1.4.1 制度创新:新农合政策出台 |
| 1.4.2 制度试验:新农合试点启动 |
| 1.4.3 制度扩散:试点扩大与“全覆盖” |
| 1.5 城乡一体化加速期“过渡型”社会医疗保险 |
| 1.5.1 制度创新:地方自发探索城乡医保制度整合 |
| 1.5.2 制度扩散:中央顶层政策倡导性整合 |
| 1.5.3 制度完善:中央和地方上下联动式整合 |
| 小结 |
| 第2章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总体特征 |
| 2.1 分层分序: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路径 |
| 2.1.1 分层变迁:三项核心要素制度的相对独立性 |
| 2.1.2 分序变迁:三项核心要素制度的相互关联性 |
| 2.2 多样并存: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方式 |
| 2.2.1 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并行 |
| 2.2.2 内源性制度变迁与外源性制度变迁交揉 |
| 2.2.3 渐进性制度变迁与突变式制度变迁共存 |
| 2.2.4 合意性制度变迁与意外性制度变迁同在 |
| 2.3 利弊相随: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绩效 |
| 2.3.1 农村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制度绩效 |
| 2.3.2 “集体福利型”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绩效 |
| 2.3.3 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断裂式”变迁绩效 |
| 2.3.4 “初级社会保险型”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绩效 |
| 2.3.5 农村“过渡型”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绩效 |
| 小结 |
| 第3章 结构性变迁:制度环境与农村医疗保险 |
| 3.1 制度环境与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 |
| 3.1.1 粘嵌耦合:制度环境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机制 |
| 3.1.2 农村医疗保险与制度环境的嵌入关系 |
| 3.2 政治嵌入性:政治环境与中国农村医疗保险 |
| 3.2.1 国家缺位与“俱乐部式”管理 |
| 3.2.2 “全能主义”与官僚化管理 |
| 3.2.3 行政分权与管理主体缺失 |
| 3.2.4 民生政治与政府垄断性管理 |
| 3.2.5 政府治理变革与社会化管理 |
| 3.3 经济嵌入性:经济环境与中国农村医疗保险 |
| 3.3.1 合作经济与农民自愿集资 |
| 3.3.2 封闭性集体经济与强制性筹资 |
| 3.3.3 经济性分权与医疗保险筹资不力 |
| 3.3.4 经济发展奇迹与财政主导型筹资 |
| 3.3.5 分配格局调整与社会化筹资 |
| 3.4 社会嵌入性:社会环境与中国农村医疗保险 |
| 3.4.1 社会弥散与低水平医疗保健 |
| 3.4.2 “总体性社会”与集体医疗福利 |
| 3.4.3 社会转型与医疗自费 |
| 3.4.4 社会权利诉求与初级医疗保险待遇 |
| 3.4.5 社会公正与统一医疗保险待遇 |
| 小结 |
| 第4章 自主性变迁:行动主体与农村医疗保险 |
| 4.1 偏好与博弈:行动主体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机制 |
| 4.1.1 价值偏好:单一行动主体与制度变迁 |
| 4.1.2 利益博弈:多元行动主体与制度变迁 |
| 4.2 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中的行动主体及其利益诉求 |
| 4.2.1 国家/政府的利益诉求 |
| 4.2.2 医疗机构的利益诉求 |
| 4.2.3 农民的利益诉求 |
| 4.3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中的利益博弈 |
| 4.3.1 农民的共同行动与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 |
| 4.3.2 国家的整体性动员与集体福利型医疗保险 |
| 4.3.3 多元主体的非合作博弈与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断裂 |
| 4.3.4 多元主体的合作博弈与“初级社会保险型”农村医保 |
| 4.3.5 管理权之争与“过渡型”社会医疗保险 |
| 小结 |
| 第5章 历史性变迁:时间中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 |
| 5.1 路径依赖、偶然事件、关键节点与制度变迁 |
| 5.1.1 自我强化: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 |
| 5.1.2 意外结果:偶然事件与制度变迁 |
| 5.1.3 “遗产”的产生与再生产:关键节点与制度变迁 |
| 5.2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 |
| 5.2.1 “国家主导”路径的依赖 |
| 5.2.2 “自愿合作”路径的依赖 |
| 5.2.3 “二元保障”路径的依赖 |
| 5.3 偶然事件与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 |
| 5.4 关键节点与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 |
| 小结 |
| 第6章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三重逻辑与未来改革 |
| 6.1 “环境·主体·时间”三重复合式制度变迁逻辑 |
| 6.2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目标及原则 |
| 6.2.1 共享、健康与幸福:制度改革目标 |
| 6.2.2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原则 |
| 6.3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策略选择 |
| 6.3.1 优化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环境 |
| 6.3.2 规范各行动主体行为 |
| 6.3.3 突破路径依赖 |
| 6.3.4 注重关键节点 |
| 小结 |
| 结论与讨论 |
| 一、主要结论 |
| 二、进一步讨论 |
| (一)研究不足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8）工厂依附型市民化研究 ——以近代天津女工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概念与文献综述 |
| 一、概念丛:市民和市民化 |
| 二、“结构-行动”视角下的市民化研究 |
| 三、“国家-社会”视角下的市民化研究 |
| 第三节 理论框架 |
| 一、历史制度主义核心议题 |
| 二、走向综合的历史制度主义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论文思路与框架 |
| 第二章 近代天津工商业发展与都市扩张 |
| 第一节 天津的地理、历史与政治环境 |
| 一、天津的地理与历史环境 |
| 二、近代天津的政治与经济变迁 |
| 第二节 天津纺织业发展及其庇护网络 |
| 一、艰难求生:近代天津纺织业发展 |
| 二、政商学庇护:跨界网络关系建构 |
| 第三节 纺织女工发展及其影响因素 |
| 一、历史谱系:女性的生命历程与技术分工 |
| 二、滞后发展:纺织女工发展的地域差异 |
| 三、城乡背离:华北地区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女工的薪酬与福利供给 |
| 第一节 收入鸿沟:工人薪资及其性别差异 |
| 一、薪资结构:工资、奖金与分红 |
| 二、双重歧视:收入上的性别差异 |
| 第二节 名实分离:福利制度沿革与实施 |
| 一、制度沿革:国家和工厂的福利措施 |
| 二、女工福利:哺乳室与托儿所 |
| 三、“发现”童工:劳动年龄与童工保护 |
| 四、城市扩张:就地城镇化与工人居住状况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工作中的社会网络与技能获得 |
| 第一节 信任纽带:保人制与工头制 |
| 一、进入工厂:保人制 |
| 二、工厂管理:工头制 |
| 第二节 纵横交错:工厂中的社会网络重建 |
| 一、内部整合:工作的地域等级化 |
| 二、社会嵌入:选择性庇护与组织忠诚 |
| 第三节 劳动力再生产:技能与知识的传递 |
| 一、技能获得:代工与师徒制 |
| 二、知识获得:工人补习教育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都市生活与女工的社会角色转变 |
| 第一节 都市女:男性目光中的女性与女工 |
| 一、标签与污名:危险的都市生活 |
| 二、区隔与认同:女性的身体整饰 |
| 第二节 新女性:婚姻家庭中的女性 |
| 一、从抚育到情感:婚姻家庭的现代转型 |
| 二、从旧式到新式:中国近代婚俗之变 |
| 第三节 新国民:治理术与女性身份再造 |
| 一、政策漂移:权力博弈下的新运走向 |
| 二、双重目标:《方舟》中的女性与家庭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时间与权利观念变迁 |
| 第一节 时间观念:工作、家务与休闲 |
| 一、工作时间:三八制改革的成与败 |
| 二、时间配置:难以逃离的家务 |
| 三、工余时间:娱乐生活的组织化 |
| 第二节 权利观念:越轨与罢工中的主体性表达 |
| 一、越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的喧嚣与抵抗 |
| 二、罢工:外部动员与内在驱动的合流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 |
| 第一节 市民化制度反思 |
| 第二节 工厂依附型市民化 |
| 第三节 创新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9）求生、反抗与革命—西北实业公司职工生存状态（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一、“革命”还是“现代化”:工人阶级研究的范式转换 |
| 二、西北实业公司的典型意义和研究价值 |
| 三、民国山西的工业发展与工人生活情况 |
| 第一章 西北实业公司成立初期的职工生存状况 |
| 一、西北实业公司的成立 |
| (一) 成立背景 |
| (二) 组织结构的确立与调整 |
| 二. 公司的职工结构 |
| (一) 职员的招募 |
| (二) 职员的结构分析 |
| (三) 工人的结构分析 |
| 三、劳资纠纷与“革命”的初起 |
| (一) 职员薪资状况与劳资矛盾的表现 |
| (二) 公司对劳资纠纷的管控和协调 |
| (三) 中共力量的渗入与工人运动的发轫 |
| 第二章 沦陷时期职工生活状况的恶化与革命活动的再起 |
| 一、沦陷时期公司概况 |
| (一) 军管理时期 |
| (二) 山西产业株式会社时期 |
| 二、日军控制下工人生活境况的恶化 |
| (一) 日籍人员向公司的全面渗透 |
| (二) “以战养战”的统制政策 |
| (三) 工人生活的全面恶化 |
| 三、中共领导下工人斗争的继续开展 |
| (一) 日军对工人组织的破坏 |
| (二) 统一战线下中共工运政策与实践 |
| (三) 工人运动的开展及其影响 |
| 第三章 国共内战中的公司经营与职工命运 |
| 一、抗战胜利后公司经营管理秩序的重建 |
| (一) 阎锡山当局对日伪资产的接收与改造 |
| (二) 职工结构与训练教育 |
| 二、军事管制与职工生活状况 |
| (一) 战争状态与军事管制体制的强化 |
| (二) 战后职工的薪资福利与生活境况 |
| 三、革命的高涨与工人的解放 |
| (一) 生存压力下劳资矛盾的激化 |
| (二) 工会的发展壮大与工人运动的持续高涨 |
| 结语: 生存法则与革命逻辑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四、我国西北四省眼病状况调查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文明交往视阈下的布哈拉汗国研究[D]. 康丽娜. 西北大学, 2021(12)
- [2]卫生署与全面抗战时期的医疗卫生动员[D]. 邢功伟.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3]《边疆服务》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边疆研究[D]. 张翠婷. 西北大学, 2021
- [4]中西部两地50岁及以上人群白内障患病现状与影响因素及服务需求与利用[D]. 李艳萍. 南昌大学, 2020(08)
- [5]四川藏区药用民族植物学研究[D]. 邱涛. 西南医科大学, 2020
- [6]民国时期甘南地区畜牧业研究[D]. 孔繁陈. 西北民族大学, 2020(08)
- [7]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D]. 郎杰燕. 山西大学, 2019(01)
- [8]工厂依附型市民化研究 ——以近代天津女工为中心[D]. 司文晶. 南开大学, 2019(08)
- [9]求生、反抗与革命—西北实业公司职工生存状态[D]. 郑彦星.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8)
- [10]我国盲和视力损伤的流行病学研究现状[J]. 袁中华,李兰. 云南医药, 201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