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利益多元化对政府行为的影响（论文文献综述）
张旭文[1]（2021）在《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研究 ——基于制度变迁的分析视角》文中研究表明当前我国进入由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向平衡、充分发展的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也在发生变化。在诉求缩小城乡、阶层差距,诉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大背景下,保障性住房制度是城市弱势群体基本生存的“兜底”制度。而城市弱势阶层又以新时代的产业工人主体“农民工”为主,为此,从城乡一体化的视角分析保障性住房制度改革问题,以保障性住房制度为问题的“纽结”,关联到城乡土地、劳动力等资源的双向互动问题,从而跳出了城市谈城市保障房、跳出了保障房制度本身谈保障性住房制度改革,可以使研究更具有系统性和科学性。本研究主要采用理论分析与实地调研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分析我国保障性住房供给过程中存在的“有效性不足”问题,以制度经济学特别是制度变迁理论为主要分析视角,分析我国保障性住房制度发生和变革的逻辑,并得出本研究的核心观点:在市场发育不完全情况下,我国以“政府引导市场”模式推动保障性住房发展有其合理性,但是随着经济社会越来越复杂化,这种模式的路径依赖,使我国保障性住房供求结构失衡,供给有效性不足,为此,启用“市场引导政府”的模式,可以大大降低我国保障性住房改革达到有效供给目标的交易成本,增强保障性住房制度效率。在交代选题的背景与意义、理论与方法、以及回顾已有的相关理论观点的基础上（见第1章、第2章）,本研究主要涵盖以下内容:第一,我国保障性住房改革的历史与制度变迁逻辑（见第3章）。通过梳理我国保障性住房形成和改革的历程,得出我国保障性住房改革的逻辑:我国保障性住房制度体制的形成,是伴随着我国住房制度改革而发生和发展,它遵循着与我国住房市场化、商品化改革的互动逻辑。通过我国住房改革和保障性住房发展的历史变迁,分析我国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管理政策的路径选择及其成因。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向市场经济不断深化的过程,基本的主导力量还是政府通过一定程度的资源垄断,利用不完全的市场,发挥强有力的经济介入和控制作用的过程,即外界称之为“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的实施过程,由此,我国保障性住房改革基本上可定位为“政府引导市场”模式。第二,我国保障性住房供给的现实困境及制度原因（见第4章）。在相关政策文献和研究文献梳理和现实调研的基础上,设计我国保障性住房供给“有效性”的评价内容,这种评价内容涵盖量的标准、质的标准以及社会公平目标的价值标准。以此评价内容为评价标准,发现我国保障性住房的“有效性”是充分还是不足,找出与供给“有效性充分”的要求存在的差距。主要以制度经济学为分析框架,分析保障性住房存在供需不平衡,供给的有效性不足问题的制度原因,并以制度设计为手段,旨在打破过度通过行政权力配置保障性住房的旧制度路径依赖,形成市场配置保障性住房,以顺应新时代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这一主要矛盾的破解所需,以及改变当前保障性住房建设过程中,追求高速度忽略内涵式发展之弊端。第三,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的实证研究（见第5章）。通过模型分析,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分析了我国保障性住房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契合度,以及与保障性住房住户满意度问题,实证得出的结论是总体来看我国保障性住房原有的政府引导市场模式已经造成了一定保障房效率不高现状,需要一种新的模式来重新引导保障房的保障职能。第四,我国保障性住房制度变革的个案分析（见第6章）。通过分析重庆模式、上海模式和丰城模式三个典型案例,及其模式产生的制度逻辑,分析我国保障性住房改革可资为借鉴的经验。三种模式最大的特点是破解了保障性住房制度运行过程中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制度运行交易成本增大,而导致保障性住房供给的有效性不足甚至无效率供应的尴尬局面,其通过制度变更形成现有模式的内在的动力,是相关主体对于超额剩余,即“租”的寻求以及对于制度运行过程中交易成本减低需求的行为反应。第五,我国保障性住房改革关键制约因素与“市场引导政府模式”路径转向（见第7章第8章）。在前述我国保障性住房存在不足及制度原因的现实问题梳理基础上,提炼出导致供给有效性不足的核心制度因素,结合前述案例经验,论证了“政府引导市场”的改革模式要发挥较好的效率,其前提是政府掌握的信息存在非滞后性,而现实中政府的决策滞后于市场机制的反应能力,导致保障性住房在受惠主体的甄别、保障性住房的供给结构（安居房、廉租房、经济适用房还是特租房等）和布局、投资结构和方式等,均出现了较大的问题。与更充分、更有效供给要求有一定差距,为此,必须通过制度的安排,降低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管理制度的实施效率,打破行政权力主导保障性住房建设而发生偏差的体制机制之弊,充分研究市场规律和市场供求,从而打破“政府主导市场”模式的路径依赖,向“市场主导政府”的新的改革路径转型。在明确了市场引导政府的大的改革方向后,本研究对于与市场导向相关联的产权问题、大数据赋能问题、交易的信用问题等,以制度经变迁的内在机理为分析框架,作了较深入剖析和制度设计的探索。本研究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融通,历史与现实问题相结合,分析了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存在的问题,得出了以下结论第一,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不足,甚至出现局部无效供给现象;第二,保障性住房制度改革的关键是要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第三,我国保障性住房制度形成及改革的历史逻辑在于政府引导市场。第四,保障性住房制度变迁应该是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相结合,保障性住房相关主体交易成本的节约行为选择是保障性住房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为此,提出的制度建议是:契合新时代平衡发展、高质量发展的诉求,改革的主导价值应该是激发相关主体的内生力量主导制度变迁。为此,未来改革的总方向应该是市场引导政府,即政府作为保障性住房供给主体,须尊重市场规律,充分发挥市场激励机制对于资源配置的优化效率,为此要在产权改革、法制环境建设、大数据赋能等方面,为市场机制促成保障性住房供给“更加有效”提供体制机制保障。论文的创新点在于,第一次系统地通过制度变迁的理论视角,研究保障性住房供给问题;第一次从供给“有效性”的问题出发,系统研究保障性住房制度变迁的逻辑并提出改革的思路。得出了一些新的观点,体现在:对于我国保障性住房发展历史的高度概括性总结——政府引导市场;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制度的四重悖论问题的提出;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诉求下顺应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市场引导政府”路径转向;打破城乡建设用地二元结构壁垒实现农村建设用地对接保障性住房建设以促成保障性住房供给成本降低,从而使保障性住房回归“可负担性”本来定位,等等。
康俊莲[2]（2020）在《中国食品安全的政府监管权力配置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如何对食品安全监管进行权力配置,实现对食品安全监管的科学协同有效治理,是贯彻落实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四个最严”要求,（1）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对食品安全满意度、幸福感、安全感的具体体现。本文围绕“食品安全监管政府权力配置”这一核心问题,从政府监管权力配置的空间、时间、制度三维一体角度,探究政府监管权力的内在逻辑,针对现实问题提出科学优化、系统完善的路径。本文遵循“四个最严”要求,依据协同治理和跨部门合作等理论,采用比较制度分析法,论域方面选择政府监管控管层次多、管理幅度宽泛的典型国家作为参照进行对比分析,剖析了制度背后权力配置结构及其演化方式,比较在不同制度下,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在特定历史时期,如何实现监管权力配置效用的最大化。同时,分析了我国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历程、政府权力配置存在的争议和挑战、政府监管权力配置采取的措施与体现的特征,从空间维度改革、时间维度改革、制度维度三维一体角度,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了政府食品监管权力配置协同治理的建构路径。本文第一部分,介绍研究背景,包含食品安全监管、政府权力配置、协同治理等相关理论和制度架构,为后续研究奠定理论基础。第二部分,回答了中国食品安全监管,在不同历史时期监管权力的现实配置,及监管权力行使产生的内在逻辑。从空间、时间、制度三个维度,阐释了不同历史时期食品安全监管政府权力配置的基本概况、监管存在的问题、采取的改革举措、政府权力配置的改革特征。基于此,对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政府权力配置在改革实践过程中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进行归纳提炼。同时,从府际关系角度,对食品安全政府纵向权力配置、横向权力配置进行分析,研究其结构转变中的内在联系,为推进食品安全全面深化改革,实现政府协同治理不断走向深入奠定基础。在协同治理等相关理论基础上,回答第二个问题,即食品安全监管权力由哪些因素导致变迁?从空间、时间、制度三个维度,阐释政府监管权力行政化,部门分割的高度集权,由于社会秩序的高度扩展,使得行政分割高度集权的政府权力,呈现出具体监管越来越属地化,抽象监管越来越集权的现象。此部分分析,以协同治理理论核心内涵为指导,以跨部门合作理论与政府协同理论为支撑,从政府失灵、市场失灵、社会监管缺失三个层次,阐述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在空间维度上,由于跨部门间食品安全监管权责利益均衡问题,导致“权力越位”,需要进一步通过协同治理优化提升食品监管政府权力配置;在时间维度由于监管权责不清、行政壁垒、监管遗漏导致“权力缺位”,会直接影响在危害食品安全事件发生时,政府能否快速反应、迅速行动,从快将危害食品安全事件处理在萌芽状态,反映着政府的应急和统筹协同调度能力。因此,在时间维度要突出“早一步”“快一步”,必须通过实现制度做保障和空间维度跨部门的相互协同、配合;在制度维度由于监管中的权力异化、监管过程的渎职行为、监管中出现的违章违规导致“权力错位”,容易引发政企合谋、监管腐败等问题的产生。第三部分,分析了在大部制改革的背景下,我国食品安全面临的争议和挑战,以及通过域的选定,借鉴国内外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经验,依据“四个最严”的要求展开分析,结合我国实际,归纳提炼有益于我国政府协同治理的食品安全政府监管体系。空间维度改革,解决外部硬性边界跨部门间协同治理,出了问题谁说了算的问题;时间维度改革,解决内部构架基础降低危害食品带来的风险,实现早发现、早识别、快处置的问题;制度维度改革,解决单元间协商机制制度系统化、体系化、完整化的问题,形成以食品安全法为主干,各相关管理条例、管理办法体系化、完整化相互协同、互为补充的制度体系。通过研究,本文力求在以下几个层面做出努力,取得如下研究结论:其一,针对“权力越位”,解决跨部门间“政出多门”、相互协同的问题。通过强化中央一级政府食品监管,构建全国自上而下统筹监管“一盘棋”,实现危害食品安全事件的快速应对和处置。既而发挥中央政府监管权力灵活调度功能,实现“中央精神”掷地有声的贯彻、落实的同时,实现地方政府因地制宜,结合本地区实际,展开创新监管的实践。作为中央政府还肩负着全球食品监管风险治理中发挥多元治理的功能。通过发挥中央政府、食品跨国企业等在国际舞台的影响力,在参与国际事务食品安全治理规制的制定,主动参与,积极作为,化解中西方在食品监管领域文化认识的鸿沟,提升在国际食品监管中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另外构建起跨部门间食品安全协同机制和治理机制,通过部门间的责任分担、沟通协商、协同治理运行,实现食品监管的协同治理。其二,针对监管权责不清、行政壁垒、监管遗漏导致的“权力缺位”,解决危害食品带来的安全风险,需要通过建立食品安全预警监测机制,实现对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的早发现、早预警,同时提高科学防控的能力,做到快速反应,实现从快处置。建构公开透明的信息通报体系,不仅要形成日常检测公告制度,还要突出危害食品事件发生时,让公众及时了解实情,消除社会公众心理恐慌,有效参与积极应对食品风险,逐步引导社会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的意识和能动力。在协同治理视域下,构建起对监管事前、事中、事后的协同治理权力监督机制,调动社会各界力量,积极参与其中。同时在时间维度下,还应将权力行使的重点,放在食品安全风险的预防上来,只有将风险点控制住,才能从源头上控管住,保障安全食品“产”出来的有效性。风险预防应突出其独立性、透明性以及全程采取的开放方式,实现过程的监督性。以此来保障食品安全风险预防的科学性和自然性。其三,针对监管中的权力异化、监管过程的渎职行为、监管中出现的违章违规导致的“权力错位”,引发政企合谋、监管腐败等问题的产生。从制度维度,认真梳理,提出解决《食品安全法》与各监管部门间出台相关管理办法、细则等,形成系统性、完整性、相互协同互补、衔接的制度化体系。通过协同治理导向的政府重塑,建构起彼此之间互为协作的服务型政府,以推动食品安全监管政府治理理念的质性转变。其四,本文认为,食品安全问题是事关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大事。食品安全协同治理问题,说到底是加强党的领导,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问题。因此,应该将政府食品安全监管问题上升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建设层面,强化党对一切工作的统一领导,发挥党的引领作用,形成监管合力;同时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食品安全大数据标准体系,将其作为国家管理的一项制度,打通政府跨部门监测的数据链,实现全链条数据关联的融合,实现日常监管的有序性和应对突发事件的系统科学性;从完善体制机制上,建议完善食品召回制度,建立从生产到销售都可相互追溯、追查、倒查、溯源的机制,保障“以人民为中心”,为实现“健康中国”,助力食品企业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刘伟[3]（2020）在《农民环境信访过程中地方政府信任流失研究 ——基于山东省L村的个案考察》文中提出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农村在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下,迎来了史上最佳的战略发展契机,农民的获得感、参与感、幸福感日益提升。但是在农村社会利益格局不断发生调整与重构的背景下,一些社会问题也开始暴露出来,尤以环境问题最为突出。为了维护自身的环境权益、表达环境利益诉求,环境信访成为了农民维护环境利益的一种重要手段。然而与一般信访问题一样,农民的环境信访通常陷入“治访循环”的怪圈之中,并且环境信访对象的层级不断上升,甚至最后出现“进京上访”的现象,环境信访问题最终难解。这种环境信访困境为什么产生?通过对山东省S区F镇L村农民四年多因村庄内外塑料颗粒生产污染问题而进行的“逐年逐级”的环境信访活动调研发现,除了环境利益诉求未实现外,农民对基层政府官员以及地方各级政府环保部门的信任流失也是使得农民环境信访活动不断强化、环境信访对象不断升级的重要原因。作为民众基于自身利益诉求而与政府体系诸要素互动过程中而产生的一种心理现象,政府信任是民众对政府及其行动者信赖与满意度的重要体现,并影响着国家和社会的稳定。环境信访农民的地方政府信任流失就是农民基于环境利益诉求而与环境信访对象进行互动,因环境利益诉求未得实现,对作为实际环境信访对象的基层政府官员及地方各级政府环保部门而产生的一种不信任心理。探讨环境信访中农民政府信任的流失就是本文的主要任务,在对农民环境信访过程的描述基础上力图回答以下三个问题:环境信访农民的地方政府信任流失怎样表现?是什么导致了环境信访农民地方政府信任的流失?如何从宏观的角度看待农民地方政府信任的流失?相应地,本文主体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对文章涉及到的一些概念进行界定,并对政府信任的理论基础进行阐释。第二部分,主要对个案村农民因村庄内外塑料颗粒生产污染而进行的长达四年有余的“逐年逐级”的环境信访历程进行描述。第三部分,在对农民环境信访历程描述的基础上,探索环境信访农民地方政府信任流失的表现。第四部分,从农民与环境信访对象的环境信访治理互动中,探讨农民地方政府信任流失的具体原因。最后在第五部分,对农民地方政府信任流失的这一心理现象进行思考,认为农民地方政府信任的流失是我国社会转型期的一种客观政治心理现象,根本原因是农民的切身利益诉求得不到有效维护。虽然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央强地弱”的态势,但是其具有相当大的可控性。然而也应该正视这种政治心理现象,并在农村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不失时机地重塑农民的地方政府信任。
鞠丽华[4]（2019）在《政治传播视域下当代中国国家政治安全维护问题研究》文中提出当今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公共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全人类的关注。由于政治的公共性,各种安全问题总是和政治实践密切相关。建构主义安全研究的代表人物巴瑞·布赞曾说:“政治领域是最大的领域,所有安全事务都属于政治范畴,威胁和防卫都是从政治角度上构成和定义的。^因此,政治安全是其他各项公共安全的保证,居于国家安全体系的核心地位和最高层次,如果政治安全面临挑战与威胁,则直接从根本上威胁着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国家政治安全和政治合法性密切相关,保证政治安全,不单纯是从外部防范和减少政治体系的威胁因素,从根本上来讲,维护政治安全更是要通过增强政权的合法性程度,提高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建设水平来实现。国家政治安全维护是一项宏大的课题,与政治发展的方方面面息息相关,其中,政治传播对于国家政治安全维护意义重大,成为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研究的重要视角。国家政治安全与政治传播过程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讲,整个政治过程都可以被看作是信息传播的过程,政治体系的稳定运转必须保证政治信息在政治体系内外的畅通传播。政治传播作为传播主体与受众之间的信息传递、接受、反馈的过程,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就是国家如何运用传播手段获取同意的过程,主要是合法性的获得过程,从社会角度来讲就是公众接受并内化政治信息,形成国家政治认同的过程。在当今社会中,政治传播是政治系统获取政治合法性、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途径。当前,我国面临的国内外安全形势依旧十分严峻和复杂。尽管政治传播越来越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但是我国的政治传播建设仍然存在很大的不足,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国内和国际社会对我国的政治认同,对国家政治安全维护产生不利影响。政治传播对于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重要性以及我国当前国家政治安全面临的现实挑战和政治传播发展的相对滞后都对从政治传播角度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提出了理论和现实要求。从政治传播视域对国家政治安全问题展开研究,研究思路应实现政治学与传播学两种视角的融合。对于政治传播,历来有政治学视角下的研究和传播学视角下的研究两种思路,政治学视角下的研究侧重于将政治看成为一个传播过程,政治就是传播,传播是政府的神经;而传播学视角下的研究侧重于从传播（特别是大众传媒）对政治过程的影响以及公共舆论的形成及影响的角度展开研究,认为“居间政治”已经成为民主的主要模式,传媒在政治过程中的地位日渐重要。由于政治传播视域下的国家政治安全研究是从政治传播的角度对“政治安全”这个政治学中历久弥新的问题进行研究,故而政治学本位是首先要坚持的;同时,在大众传媒对当代民主政治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新媒体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作用越来越大的背景下,从传播学角度思考政治传播和政治安全问题不仅是理论研究的需要,更是现实推动的结果。鉴于此,政治传播视域下的国家政治安全研究将落脚点放在当代我国国家政治安全的维护上,尤其是分解了当前我国国家政治安全的几个主要构成要素,在各个层面的构成要素下着重分析了政治传播对不同层面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作用及维护路径。具体研究遵循着“阐释概念——建构理论——追溯历史——分析现实——解决问题”的思路展开政治传播视域下当代中国国家政治安全维护问题的论析。概念阐释部分阐释了国家政治安全的内涵、层次、构成要素、理论基础等基本问题。国家政治安全具有多维内涵,既包括国家政治权力不受威胁、能够有效实施,也包括政治权力存在稳固的社会基础的支持。其中,政治观念安全和政治制度安全是国家政治安全的核心,而观念安全和制度安全主要指其合法性问题。国家政治安全包括价值层面的意识形态安全、政党层面的执政安全、政府层面的有效运转、社会层面的政治秩序稳定、国际层面的国家主权安全五部分构成要素。在当前我国的总体国家安全中,政治安全处于国家总体安全的最高层次,是总体国家安全的根本和保障。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政治安全注重政治发展与政治安全的统一、国内政治安全与国际政治安全的统一、国家政权安全与公民权利和安全的统一、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的统一。理论建构部分在政治传播理论的分析视域内,阐述政治传播与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内在逻辑关联,寻求政治传播与国家政治安全间的理论契合。通过政治合法性的获得,政治传播和国家政治安全内在关联在一起,政治合法性是国家政治安全的本质内容,有效的政治传播通过促进政治合法性的价值、权力和社会基础,不断推进实现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政权安全和政治秩序稳定,进而巩固国家政治安全。在构成要素上,政治传播与国家政治安全存在主体上的一致性、内容上的相关性、媒介上的交互性和目标上的吻合性。历史追溯部分对政治传播视域下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历史演变与现实挑战展开考察。时代特征决定国家政治安全的总体形势和维护方式。新中国成立以后,不同历史时期,处于政治安全本质层面的政治合法性,其来源和基础是由当时的政治发展状况和国家战略选择决定的。不同历史时期政治发展和国家政治安全状况直接通过当时的政治传播过程展现出来,特定时期的政治传播又会对当时政治合法性的获得和国家政治安全维护产生重要影响,对建构当时的政治秩序发挥重要作用。当前,新媒体时代的政治传播对国家政治安全的维护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国家治理现代化及政治传播的现代转型是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本质要求和总体方向。我国的国家政治安全面临着社会思潮多元化、社会认同感缺乏、网络政治参与无序化、国际安全局势复杂化等挑战。现实分析部分以政治合法性为政治传播与国家政治安全维护间的内在逻辑关联,密切结合我国政治安全维护实际,根据当前我国国家政治安全的五部分主要构成要素,从价值层面、政党层面、政府层面、社会层面、国际层面等五个方面构建政治传播视域下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分析框架,分别对我国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展开研究。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价值层面从政治传播对于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重要意义出发,论述了如何通过增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本质上是要实现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以巩固政治合法性的价值基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实现我国意识形态认同的根本要求,政治传播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手段。在我国当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过程中,要通过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内容和形式的与时俱进,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传播内容上既要秉持其民主、法治、民本的基本价值追求,又要将价值宣扬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结合起来、与广大人民群众活生生的现实生活结合起来,传播方式上通过创新传播理念、完善传播话语、丰富传播途径以适应网络信息化传播的新要求,改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效果,切实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政党层面从分析党的政治传播的向度出发,论述建立双向互动的政治传播过程,增强党的执政合法性的途径。政治传播模式有单向传播和双向传播之分,政治传播的向度对执政党与民众交流的效果具有很大的影响作用,直接关系到执政党获得人民群众支持的状况。尽管单向度的政治宣传在构建党的执政合法性、维护党的执政安全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双向互动的政治传播更有利于这个目的的实现。当前,需要通过加强党内政治沟通文化和制度建设,形成有效沟通的氛围和畅通的党内政治传播渠道,以期通过双向的政治传播,在党内更好地实现聚心聚力的政治目标,为维护党的执政安全打下坚实基础。通过创新传播思维、构建传播新模式等实现党与民众之间信息的双向沟通、良性互动,以期增强党的执政合法性,维护党的执政安全。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政府层面从政府传播中存在的信息公共性不足的现状出发,论述如何通过增强政府传播的公共性,提高政府公信力,维护国家政治安全。从政府层面看,国家政治安全建立在政府公信力基础之上。政府通过信息传播影响公众对政府行为的感知是提升政府公信力的必要条件,对于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中信息选择的真实性和回应性对政府公信力建设最为重要,而有选择性地控制政务信息极易导致政府与民众间信息沟通遇阻,引发公众质疑,对政府信任造成威胁。从政府传播的角度来讲,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就是要通过不断增强政府传播的公共性,提高政府行为的公信力,培育和增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这需要从树立政府传播公共理念、整合政府传播资源、加强政府传播制度建设等方面展开。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社会层面从政治参与的秩序,特别是网络政治参与无序的现实问题出发,论述如何构建畅通有序的网络政治参与和信息反馈体系,引导网络政治参与有序发展,促进政治秩序的稳定。公民利益表达畅通、政治参与有序、政治认同良好、社会政治秩序稳定是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衡量指标。从信息传播的角度来讲,政治传播反馈渠道的畅通是政治参与有序的重要保障,直接影响到政治秩序稳定。当今时代是一个数字化的网络时代,网络成为公民之间以及公民与政府之间政治信息沟通和交流的新途径,网络政治参与作为政治传播反馈的形式之一,对政治秩序稳定产生重要作用。良性的网络政治参与对于维持社会政治秩序意义重大,但无序的网络政治参与也会给社会政治稳定带来威胁和挑战。引导网络政治参与有序发展关键在于保证信息输入的有效性和畅通性,充分发挥网络政治参与表达民意、缓冲矛盾的积极作用,避免网络政治参与的非理性和表达不畅对社会政治秩序的危害。通过推进网络政治参与和信息反馈主体建设、加强网络政治参与和信息反馈政府治理、改善网络政治传播参与和信息反馈环境,推动网络政治参与理性发展,发挥网络政治参与对社会政治秩序稳定的促进作用。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国际层面从对外政治传播对国际政治安全的重要性出发,论述如何通过良好的对外政治传播,构建积极的国际认同,维护国际政治安全。国际认同是一国国际政治安全的深层影响要素。对外政治传播促进国家对外沟通和交流的实现,国际认同的理念基础、规则基础、有效性基础、共识基础的获得都离不开一国的对外政治传播。国际认同的获得过程实质上是一国通过对外政治传播实现政治合法性的国际政治社会化过程。我国国际政治认同的实现需要以让世界知晓“中国要走怎样的发展道路、中国代表着一种怎样的价值”为前提,这离不开强有力的对外政治传播。当前,进一步加强对外政治传播建设、积极促进国际认同是维护我国国际政治安全的重要任务。可以通过有效整合对外政治传播内容、加强对外政治传播话语建设、丰富对外政治传播形式和途径等措施构建积极、主动、有效的对外政治传播过程,充分发挥对外政治传播对于增进国际认同的作用,切实维护我国国际政治安全。政治传播视域下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五个层面彼此紧密相关、相互影响,构建起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多维度、整体性的分析框架。概而言之,五个层面蕴含着国家与社会两种意义上的国家政治安全维护间的关系。国家与社会两个方面的政治安全是政治传播视域下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一体两面,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各个层面都要实现国家（政党、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协调运转。作为国家政治安全主要组成部分的意识形态安全、执政安全、政府公信力和民众的政治参与秩序通过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体现出来,也必须要通过两者之间的互动来实现和维护。五个层面彰显出对内与对外两个方面的国家政治安全维护间的关系。不仅国内政治安全和国际政治安全彼此促进、密切相关,而且国家对内政治传播与对外政治传播也密切联系在一起,国家对内政治传播的内容和模式决定着对外政治传播的基本特征,对外政治传播效果的好坏也会对国内舆论和国内民众的政治认同产生影响,两者共同对国家政治安全维护起到重要作用。五个层面诠释了观念与过程两个范畴的国家政治安全维护间的关系。一方面,政治传播视域下观念范畴上的国家政治安全维护贯穿于各个层面的政治安全维护过程之中,我国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是各个层面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核心内容和要实现的基本目标。另一方面,观念范畴上的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通过各个层面的国家政治安全维护过程来实现,通过政治传播过程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对内就是在党的政治传播、政府传播、民众的政治参与等过程中体现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基本价值内涵,维护其主导地位;对外就是在国际政治传播中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实现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国际认同。
钟立华[5]（2019）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府公共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政府属于谁、为了谁、可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涉及政府的公共性问题。政府是特定国家中最大的公共组织,政府的公共性是一个纷争不断的重要理论问题,在不同社会历史时期、不同国家存在着某种差异甚至根本不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府公共性既与非社会主义政府公共性存在根本区别,又与以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府公共性有所不同。这种不同是由新时代中国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公共领域所决定的,主要表现在政府组建的公共性、政府职能的公共性、政府理性的公共性和政府行为的公共性等方面,其根本内容就是政府属于并为了我国所有成员。由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府公共性是事实逻辑与价值逻辑的结合,因此,它对于政府的存在和行为具有定性、定位、定向和评价等功能,并且能够起着提高政府公信力、实现人民利益、增强国家实力等作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府应该具有公共性,更为重要的是将其全面而又充分地予以实现。为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府应该以公共政策和政府行为为主要实现路径,并创造相应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由于受到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的限制,因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府公共性在具体时空的实现是存在某种限度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府公共性具有超越追求自身利益的价值属性,它为全体人民谋福利,是全面而又充分的公共性。因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府公共性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为实现中国“两个一百年”目标提供重要保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府公共性的实现关键要牢牢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领导下的政府区别于其他类型政府,在于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府公共性,其内在要求是发扬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一贯拥有的优良传统——廉洁自律,党的纯洁性促进政府公共性的实现;其外在表现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政府公共性必然内含人民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府要以公共性为“元价值”,增进全体人民的共同福利,为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创造良好条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府公共性有利于破解社会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促进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共同富裕的实现。
张慧瑶[6]（2019）在《新中国成立七十年（1949-2019）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农村地区的平稳有序发展和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息息相关。法律作为维持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是最稳定、最有效的保障力量。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在乡村振兴的重大战略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农村经济平稳增长的制度保障和缓和农村矛盾的制度途径,而且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一环。法制是法治的基础,法制化也是法治化建设的必由之路。只有在农村基层治理法律体系上进行了完善,才会使得农村法治有了既定制度的依靠。然而,我国农村基层治理因其受到经济发展滞后、农民法律意识不足等因素影响,其法制化程度严重滞后于农村治理需要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需要。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给农村基层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建设是一个探索、研究、实践的过程,需要长期、大量的投入,只是单纯依靠政府是无法实现农村基层治理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需要更为多元、有效的力量来推动基层治理的法制化发展。本研究共分为九章,第一章为导论,主要引入研究缘起,述评当前国内外对基层治理法制的演技现状,明晰研究基点;第二章是研究理论基础部分,在介绍当前中国农村基层治理的概念、主要特点的基础上,阐述了目前中国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的重点,分析统治、管理与治理的联系与区别,接从六方面介绍了本研究借鉴的法学基础理论;第三章是历史梳理部分,依据不同经济历史条件将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建设划分为不同的时间节点,主要阐述农村基层治理现状、治理目标、价值理念、和特定历史时期所取得的成效;第四章是规律总结部分,对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定性分析,归结出我国农村在法制治理进程中遵循的一般规律和经验,为后续的研究内容铺垫基础;第五章是现状分析部分,着重从基层治理法律制度、基层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干群关系等方面探究目前中国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建设面对的难点与困境;第六章是国内外典型国家和地区借鉴部分,通过对其他国家和我国典型地区的特色基层治理模式比较分析,总结出我国新时代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建设的经验借鉴;第七章是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发展预景部分,在遵循宪法和加强党的领导下,从法律规则、法治环境、法律主体、法制背景等四个方面,阐述“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的发展重点与趋势探究;第八章是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的重点制度与重点立法设计部分,通过分析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的价值取向,在基本原则的引导下,从重点制度与重点立法设计两方面出发系统化对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建设提出完善意见;第九章是结语部分,主要论述了研究的主要结论和对未来发展的展望。本研究通过从整体上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多年来的演变历程,从宏观和微观角度双向分析当前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特点,涵盖了治理主体、治理对象、治理行为、治理关系、治理规则等多层次,将其作为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发展的理论基础。对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定性分析,归结出我国农村在法制治理进程中遵循的一般规律和经验。同时,在选取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典型国家农村基层治理的发展模式和我国农村地区进行比较探讨,吸收其有益经验。在此基础上,提出新时代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的发展目标、发展重点,针对农村基层法制化的发展提出其经济法价值取向和法律制度原则,从自治、法治、德治三者协同的角度对具体法律制度完善提出修改意见。立足于时代需要和社区发展,制定一部作为保障和完善各社区成员权益的社区发展法——《农村社区发展促进法》,对社区的性质、作用和职能,社区管理机构的产生和设置及各自的职责权限划分,通过立法保证农村社区建设顺利开展,实现农村社区建设与管理的法律化、规范化。
施彦军[7]（2019）在《当代中国法治政府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认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意味着我国法治建设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不仅要关注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而且要关注公民义务的切实履行;不仅要关注对权力的控制,而且要关注权力使命的完成;不仅要看到法治与政治的紧密关系,而且要将法治放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的大格局中给予定位等。而在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大格局中,法治政府实践显得尤其重要,这是因为政府在我国现阶段的国家治理中具有独特而无法替代的作用,其主要表现为:一是政府在国家治理中扮演着发动机和推动器的角色;二是政府能够更好地履行宏观调控的职能;三是政府是国家法律的直接执行者;四是政府有能力培育、完善和规范各类社会组织,推动他们参与社会治理等。因此,对于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只有实行政府主导型的国家治理,才能切实有效的推进法治国家建设。这一论断的提出,无疑对政府的有效治理尤其是法治政府的实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法治政府实践成败不仅关系着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成败,还关系着法治国家建设的成败,更关系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成败,由此可见,法治政府理论及其实践在国家治理体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稍有不慎,则满盘皆输。在当前,我们看到法治政府实践取得较大成绩的同时,更应该看到由于我国具有特殊的历史传统,客观上,不论是依法行政还是法治政府的推进,都是自上而下进行的,既然是自上而下的推动,那么在实践中也就势必会存在执行力逐级衰减、大打折扣的不良现象,当然,这种执行力衰减也是造成行政管理中政令不通、执行不畅的最重要原因之一。这些不良现象的存在,严重侵害了政府多年积累起来的良好信誉和形象,阻碍了法治政府实践的进程,同时也损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使得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近年来与依法行政、法治政府理论及其实践相关联的一系列理论与现实问题。本论文紧紧围绕“当代中国法治政府理论与实践”这一重要课题而展开充分研究,初步解决四个基本问题:一是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阻力及其影响因素;二是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指导原则;三是在一个具有特殊历史传统的语境中,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可行性及其模式选择;四是国外法治政府理论及其实践对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可借鉴价值。本论文充分运用文献研究法、定性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多学科综合研究法等研究方法,立足于国内外法治政府理论与实践,首先从法治内涵及其与人治的关系、政府内涵及其与国家的区别、法治政府的内涵与特征、法治政府的基本规则、法治政府的实践标准等方面,多维度地阐述了法治与法治政府的概念。紧接着,从西方法治政府理论、马克思主义法治政府理论以及中国传统的优秀法治政府理论等方面,认真梳理了法治政府理论的源流,为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提供思想理论上的借鉴。在此基础上,系统挖掘和梳理了当代中国法治政府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历程,进而分析了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现状即取得的基本成就、面临的阻力以及归因,然后,基于法治政府实践的模式选择、内容、需理顺的外部关系等方面,从宏观上勾勒了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框架。在客观分析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所取得的成就与面临的阻力的基础上,并结合已设计的宏观框架,着重分析了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可行性（基础理论、多维制度、时代发展）、指导原则以及基本路径选择,侧重从清除思想障碍、革新行政体制、筑牢民主根基、强化制度支撑、控制行政权力、畅通救济渠道、增强外在动力七个层面促进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进程。通过认真分析与研究,本论文得出如下结论: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法律制度不断向法治的原则、精神靠拢,其现代性因素不断积累,最终使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型统治体系逐步成为现实;并展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若干代人的不断努力,我国所实践的法治政府必将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是一个法律至上的政府,是一个政府行政权力得到很好的制约的政府,是一个能代表人民意志为人民谋幸福的政府。
封黎虹[8]（2019）在《地方政府政策选择性执行问题研究 ——基于MPC-IC模型的分析》文中研究指明政策执行是政策工具运用和政策目标落实的过程,是决策目标和意图实现的重要环节,政策目标实现的基本前提是政策得到有效执行。然而,地方政府在落实上一级政府下达的政策过程中有时会采取选择执行的方式,对上一级政府的指令、命令进行过滤、裁择和取舍,妨碍了上级部门政策和制度的有效实施。本文在对现有研究梳理的基础上,引入地方政府行为MPC-IC模型,将其内生性变量——动机、权力与能力看作为均值的中性定量,主要分析外生性变量——激励与约束的相互牵制与彼此推动的交互作用如何导致了地方政府政策选择性执行。最后以案例实证分析的形式,对甘肃省祁连山生态保护问题中地方政府所产生的立法变通、选择性汇报、选择性考核的政策选择性执行行为及其发生机理作了剖析,并提出相应治理策略与政策建议。本研究主要从政策选择性执行的国内外研究起源和研究脉络开始梳理,对现有研究的贡献与不足进行评述后,说明本文的创新点,在于对政策选择性执行相关相似概念进行辨析的基础上,运用新的较为动态的分析模型探讨政策选择性执行的行为产生机制。该分析模型是研究地方政府行为的MPC-IC模型,探究研究模型中各元素的内涵以及外生性元素——激励于约束间的交互作用,为后续的政策选择性行为内在机制分析提供分析框架。实证部分还原祁连山生态保护问责事件中甘肃省、张掖市地方政府所暴露的立法变通、选择性汇报以及选择性考核的政策选择性执行行为,进而运用该分析框架对地方政府政策选择性执行进行实证分析,探究其内在行为机制,指出在地方政府在既有中央以及上级政府授予的权力、又拥有作为理性“经济人”的自身利益追求,政府组织客观存在的地区治理执行能力下,由于激励强度过大,约束强度小且机制不健全,导致地方政府政策选择性执行。由此,从健全问责约束机制、改革考核体系、优化监督机制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治理策略与政策建议。
邓志锋[9]（2018）在《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中的行动逻辑研究》文中提出经过十多年的实践和大量资源投入,就公共服务的供给改善和社会组织的发展两个目标而言,购买公共服务这个实践还是没有达到预期的成效。有鉴于此,必须反思作为主导方即政府在其中的行动,其行动带来了什么样的效果,背后隐含什么样的逻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可以丰富政府和社会组织关系研究的视角,围绕购买公共服务提供建议。国内的相关研究偏重微观分析和个案研究,缺乏对政府行动逻辑的简洁总结。论文借助治理理论、国家-社会关系理论和新制度主义的组织理论,聚焦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中的政府行动逻辑,从场域、主体、过程和结果四个方面形成一个分析框架。围绕这些问题在上海、江苏、江西三地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结合文献分析展开研究。论文首先提炼了购买公共服务场域中的两个主要的特征,即分离和缺位,自主与约束;其次,论文对购买公共服务中的三方主体的特征进行了分析;其三,论文将政府行为从购买决策、过程监督、关系管理三个方面进行归纳总结;其四,论文分析社会组织因此出现的策略性行为,以及这对公共服务的产出和社会组织的发展产生的影响。论文最终将政府行动逻辑概括为功能强化-体制吸纳行为,其中功能强化是充分利用和发挥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体制吸纳是在购买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多策略地扩大非对称依赖,加上社会组织党建（这不局限于参与购买公共服务的社会组织）,双管齐下,让社会组织成为公共服务供给的长期协作者,消除其对政府权威的可能挑战。论文认为功能强化-体制吸纳行为是一般意义上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监管在特定场域的进化版,反映了政府控制如何在购买公共服务中技术化生长。论文认为功能强化-体制吸纳行为扩大了自主和约束的冲突,使得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割裂成为现实,也带来了社会组织的内卷化,这和社会治理的方向相背。基于治理理论,作者认为应该进行政府行为的逻辑再造,转变为主动培育-合作供给,考虑到政府相对社会组织的巨大资源优势,政府应该主动进行制度供给,这包括缩小非对称依赖、收缩优先权、模式创新、引入公众参与等等。本研究可能的创新体现在:首先是提出一个有意义的核心问题,聚焦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中的政府行动逻辑;其次,通过场域、主体、过程、结果四方面构建了一个整体性分析框架,提炼了购买公共服务过程中的关键特征,从利益、制度、和行动的复合角度开展论述,通过动机、可能、手段等层层递进分析,在理论层面对购买公共服务中的政府行动逻辑作出合理解释,从微观分析上升到宏观总结;其三,发现了政府控制的技术化生长这一个隐藏的过程,将政府控制这一抽象过程具体化。论文还揭示了其可能带来的隐忧—社会组织的内卷化,并提出可操作的政策建议。
刘伟[10]（2018）在《政治生态视域下的网络表达研究：机理与调适》文中研究表明表达是政治学一项悠久的主题。作为数字时代的发明,网络这一技术的出现开辟了人类表达的新方式与新途径,产生了网络表达,负载了政治思想、权利权力、政治行为的重新激荡组合,交织着诉求迥异的民意和谈判妥协的众意,从私人领域过渡到公共领域,从线上传导到线下,造成网上网下两个舆论场相互作用,政治稳定从一个暂态跃迁到另一个暂态。网络表达改变了现实政治的运作环境和组成要素,也促进现代社会的政治整合,贯穿于网络政治过程的始终,对政治生态产生影响。现实中网络表达的运行机理如何?即网络表达如何进行了话语权重构,对政治生态产生了什么影响,现实景观究竟如何需要进行系统分析。进而,针对以上现状和问题,如何去调适和矫正?基于以上的思路,本文在政治生态视域下,沿着网络表达的机制和调适这一逻辑主线,逐渐深入展开。从现有国内外研究的轨迹中发现,现有研究量大面广,成果较多,西方学者在研究网络政治的过程中,发现表达是政治过程的首要步骤,进而明确提出或暗含了网络政治的重点是网络表达,甚至有时等同于网络表达这一观点。但现有研究对网络表达进行了狭义的定义,并将之看作孤立的过程,缺乏主题之间的对话与沟通,缺乏系统性研究。故本文将网络表达从网络使用中剥离和突出出来,在政治学的学科语境下,以政治生态这一时空背景为理论资源,以政治生态分析的整体性、动态性、联系性思维方式贯穿始终,对网络表达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本土化研究。对网络表达进行概念明确,即在明确了网络表达是什么的问题之后,将网络表达主体由网民扩充到网民、媒体和政府,并分析了网络表达的大众性和平等性、隐蔽性和广泛性、交互性和自主性、多元性和离散性等特质,进而分析了网络表达在政治过程中的缓和社会矛盾、维护政治稳定,保障权利实现、推进自由平等,实现权力制约、优化公共决策,推动民主政治、促进政府转型等价值,但同时具有民意的有限表现形式的局限性。这为下一步分析政治生态下的主体互动做好铺垫,又阐明了网络表达在政治生态中的静态属性,回答了网络表达如何进行了话语权重构。其次对网络表达对政治生态产生了什么影响进行回答。在分析了政治学意义上网络表达的本质即兼具权利与权力双重属性的信息、技术赋权与权力结构的场域转移后,使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数据,提出网络表达是影响政府信任的变量,网民和政府作为不同的主体对政治生态中政治信任这一要素的调节具有抑制或促进等不同的方向。此外网络表达对线下表达具有延续和强化效应。实证研究结果证明了政治生态中网络表达多元主体对话语权力展开了博弈。随后回答了网络表达的现实景观究竟如何。在剖析网络表达是网下现实向线上的延伸、网络表达对现实表达存在延续和强化效应等关系后,对网络表达的现实议题的静态分布及后果--公共性的聚集和回归展开论述,对网络表达的势能向动能的转化的动态发展进行分析,再分析网络表达的内生性问题即网络表达异化,其后讨论网络表达主体间的回应问题。在对网络表达的机理进行如上分析之后,最后回答了网络表达如何去调适和矫正的问题,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分析网络表达调适的逻辑、现实和对策,从理念、缘由、愿景、转型方面展开调适逻辑论述,就结构和功能的错配和治理能力的不足展开现实情境的论述,从政治生态的渐进式优化方面展开对策论述,从而在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的前提上尝试解决问题。
二、利益多元化对政府行为的影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利益多元化对政府行为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研究 ——基于制度变迁的分析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的背景 |
| 1.1.2 研究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
| 1.2 研究目标、内容与方法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主要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 核心观点、理论支点及分析框架 |
| 1.3.1 核心观点 |
| 1.3.2 理论支点与分析框架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点 |
| 1.4.2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保障性住房及其制度 |
| 2.1.2 有效供给与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 |
| 2.2 理论观点回顾与研究的新视角切入 |
| 2.2.1 保障房相关理论观点回顾 |
| 2.2.2 研究的新视角切入:制度变迁理论的视角 |
| 2.2.3 制度及其变迁与保障性住房供给政策的关联性 |
| 2.3 为什么要诉求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制度变迁理论的解释 |
| 2.3.1 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政策诉求的背景与意义 |
| 2.3.2 推动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的制度变迁解释 |
| 第3章 历史回顾:我国保障性住房“政府引导市场”的制度变迁逻辑 |
| 3.1 住房政策和住房市场变迁:我国保障性住房制度历史背景 |
| 3.1.1 政府包办的福利分房制度时期(1949~1978) |
| 3.1.2 住房商品化改革试点与初步探索阶段(1978~1998) |
| 3.1.3 全面市场化启动与商品房市场初步发展阶段(1998~2003) |
| 3.1.4 受土地财政影响房地产非理性迅猛发展阶段(2004~2018) |
| 3.2 我国保障房与住房改革的互动: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历史回顾 |
| 3.2.1 住房商品化试点与推进中的保障性住房制度探索阶段(1978~1998) |
| 3.2.2 保障房体系伴随住房商品化全面实施而初步确立阶段(1998~2001) |
| 3.2.3 保障性安居工程随土地财政凸显而逐渐萎缩阶段(2002~2006) |
| 3.2.4 保障房体系重新确立并逐步完善阶段(2007~至今) |
| 3.3 政府引导市场:我国保障性住房模式改革的历史逻辑与制度变迁解释 |
| 3.3.1 政府引导市场:历史背景与现实困局 |
| 3.3.2 “政府引导市场”:我国保障性住房制度改革路径选择的历史逻辑 |
| 3.4 制度变迁解释:交易费用逻辑下强制性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互动 |
| 第4章 现实反思: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不足的制度考察 |
| 4.1 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不足:现状与制度因素 |
| 4.1.1 我国保障性住房供给不足的现状剖释 |
| 4.1.2 我国保障性住房供给有效性不足问题的制度因素探究 |
| 4.2 重建设轻后续管理:我国保障性住房政策实施偏差的交易费用理论分析 |
| 4.2.1 厚此薄彼:保障性住房建设与后续管理的不平衡发展 |
| 4.2.2 问题的原因:认识偏差与制度障碍 |
| 4.2.3 问题的解释:交易成本影响决策与制度生成逻辑 |
| 4.3 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的悖论 |
| 4.3.1 “可负担性”成本控制与保障房制度可持续要求的悖论 |
| 4.3.2 产权“完整性”流转要求与产权“约束性”工具的悖论 |
| 4.3.3 获得住房保障资格与导致更高生活工作成本的悖论 |
| 4.3.4 人口结构性流动与各地省、市、区“计划供给”的悖论 |
| 4.4 保障性住房土地供应不足与城乡土地供给结构性矛盾 |
| 4.4.1 农村土地入市对接保障性住房建设机制不畅 |
| 4.4.2 保障性住房土地供应成本问题与城乡土地供需结构性矛盾 |
| 4.5 旧模式与新要求:当前“政府引导市场”困境与制度变迁诉求 |
| 4.5.1 政府引导市场的管理困境 |
| 4.5.2 双向互动与动态变迁:保障房制度变革诉求 |
| 第5章 实证分析:供给有效性不足折射制度与经济社会结构契合度欠缺 |
| 5.1 保障性住房供给有效性宏观考察的实证检验 |
| 5.1.1 研究设计 |
| 5.1.2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5.2 保障性住房供给有效性微观考察的实证分析 |
| 5.3 保障性住房供给有效性的调查及统计分析 |
| 5.4 基于制度变迁的结果分析 |
| 第6章 个案分析:保障性住房供给有效性不足制度突围典型模式 |
| 6.1 重庆“破除四重壁垒”模式 |
| 6.1.1 优惠政策突破人口流动壁垒 |
| 6.1.2 突破土地属性壁垒 |
| 6.1.3 突破住房品质差异壁垒 |
| 6.1.4 信息化平台突破后期管理壁垒 |
| 6.2 上海共有产权房模式 |
| 6.2.1 共有产权房制度及其目的 |
| 6.2.2 上海共有产权模式产生的背景 |
| 6.2.3 上海保障性住房共有产权模式的运行机制 |
| 6.3 江西省丰城市企业化经营模式 |
| 6.3.1 江西省丰城市保障性住房企业化运作模式背景 |
| 6.3.2 丰城市保障性住房制度企业化运作及其意义 |
| 6.4 上述个案的制度变迁逻辑:“租”与“交易费用”引致制度变迁 |
| 第7章 “内生”与“外生”: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制约因素两大关键点 |
| 7.1 外生制约因素:影响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的环境条件 |
| 7.1.1 制度环境缺陷: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不足的法制困惑 |
| 7.1.2 信息工具赋能不足:保障房制度运行交易成本降低的瓶颈 |
| 7.2 内生制约因素:产权、信用缺陷限制交易的发生和发展 |
| 7.2.1 产权问题: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的核心制约因素 |
| 7.2.2 重要制约因素:信用问题与保障性住房各主体间金融需求矛盾 |
| 第8章 推动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的制度设计 |
| 8.1 从“政府引导市场”到“市场引导政府”: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改革的总路向 |
| 8.1.1 “市场引导政府”内涵与意义 |
| 8.1.2 “市场引导政府”制度模式选择的必要性 |
| 8.1.3 市场引导政府新模式视角下政府与市场互动的逻辑 |
| 8.2 完善法律与契约制度,营造保障房制度运行环境 |
| 8.2.1 完善法律制度 |
| 8.2.2 完善契约制度 |
| 8.3 土地产权改革“破局”矛盾:农村集体土地入市对接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帕累托改进 |
| 8.3.1 以法制硬核强化集体主体性地位,形成政府与集体地权的制衡机制 |
| 8.3.2 落实农村土地改革新政策,优化适应保障房市场的土地产权结构 |
| 8.3.3 实行土地指标交易,打破保障性住房建设地理空间局限性 |
| 8.4 政府与市场互动:破解悖论以增强保障房供给的“有效性” |
| 8.4.1 制度创新破解“重建设轻管理”的偏差:交易成本的分析 |
| 8.4.2 对接农村建设用地:节约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土地成本 |
| 8.4.3 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把握相关主体的行为逻辑 |
| 8.4.4 产权与保障模式优化:形成“约束性”与“流转性”对立统一机制 |
| 8.4.5 复合产权结构:破解保障性住房信用不足与融资难之间矛盾 |
| 8.5 网络与大数据工具赋能:精准识别破解保障性住房管理成本问题 |
| 8.5.1 落后于经济社会形势变化,保障性住房供给制度呼唤数字技术革命 |
| 8.5.2 多元数据平台建设措施,降低保障性住房供给制度实施的交易成本 |
| 8.5.3 降低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制度运行成本的管理信息系统设想 |
| 8.6 本章总结:制度与经济社会结构互动及其变迁的分析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进一步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进一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2）中国食品安全的政府监管权力配置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选题的缘由 |
| (一)选题的背景 |
| (二)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关于食品安全监管的研究 |
| (二)关于政府权力配置的研究 |
| (三)关于协同治理问题的研究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五、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一)研究的创新点 |
| (二)研究的不足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的界定及基础理论 |
| 一、相关基本概念的界定 |
| (一)食品安全 |
| (二)食品监管 |
| (三)权力配置 |
| (四)政府权力配置 |
| 二、政府权力配置的相关理论 |
| (一)权力政治学基本理论 |
| (二)协同治理理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的分析 |
| 一、中国食品监管政府责任与权力配置的发展轨迹 |
| (一)改革开放之前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的配置 |
| (二)改革开放之后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的配置 |
| 二、现行中国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的配置 |
| (一)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的横向配置 |
| (二)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的纵向配置 |
| (三)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的结构性变革 |
| 三、现行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的综合分析 |
| (一)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的根据 |
| (二)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的原则 |
| (三)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的合理性 |
| (四)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的实效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与实效分析 |
| 一、中国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的成效 |
| (一)食品安全中央政府监管权力强化的效应 |
| (二)食品安全地方政府监管权力增强的效应 |
| (三)食品监管社会协同治理的实际效应 |
| 二、中国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与行使中问题的呈现 |
| (一)政府权力越位导致食品安全监管的政府失灵 |
| (二)政府权力缺位导致食品安全监管的市场失灵 |
| (三)政府权力错位导致食品安全的社会监管缺失 |
| 三、政府监管权力配置不当引发的食品安全风险分析 |
| (一)政府权责失衡导致的食品安全风险 |
| (二)政府权力结构失衡导致的食品安全风险 |
| (三)政府与社会协同缺失导致的食品安全风险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食品安全监管权力配置的国际比较 |
| 一、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典型国家的基本形态 |
| (一)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比较论域的选定 |
| (二)不同国家食品监管政府权力配置类型的比较分析 |
| (三)不同国家政府权力配置制度管理幅度的比较分析 |
| 二、国外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模式的比较与借鉴 |
| (一)国外食品安全政府法律体系的形成 |
| (二)国外食品安全政府监管体制的形成 |
| (三)国外食品安全监管政府权力的空间配置 |
| 三、国外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与行使的综合分析 |
| (一)日本政府监管权力配置与行使 |
| (二)美国政府监管权力配置与行使 |
| (三)德国政府监管权力配置与行使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家食品安全监管政府权力配置的体制改革 |
| 一、食品安全监管政府权力配置的体制改革的目标 |
| (一)强化中央政府食品安全监管的力度 |
| (二)保障食品安全监管权力的灵活调度 |
| (三)发挥食品安全监管多元治理功能 |
| 二、构建跨部门食品监管政府权力配置结构 |
| (一)构建食品安全监管跨部门协同权力结构 |
| (二)建立食品监管跨地区协同治理的权力结构 |
| (三)建立食品监管政府多部门协同的权力结构 |
| 三、构建跨部门食品监管政府权力配置治理机制 |
| (一)建立食品监管跨部门责任分担机制 |
| (二)建立食品监管跨部门沟通协商机制 |
| (三)建立跨部门治理运行机制 |
| 本章小节 |
| 第六章 国家食品监管权力良性运行机制的建构 |
| 一、食品监管政府权力配置的制度化建设 |
| (一)构建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的法规体系 |
| (二)设置食品安全协同治理的行政权力配置制度 |
| (三)完善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的领导责任制度 |
| 二、构建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与行使的倒查机制 |
| (一)建立食品监管协同治理的召回机制 |
| (二)建立食品监管政府履职制度化评估体系 |
| (三)优化食品监管政府权力协同治理水平 |
| 三、建立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的监督机制 |
| (一)完善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行政问责机制 |
| (二)建构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的党内监督机制 |
| (三)建立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的社会监督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语 |
| 一、研究结论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3）农民环境信访过程中地方政府信任流失研究 ——基于山东省L村的个案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1.选题背景 |
| 2.研究的必要性 |
| 3.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国外研究综述 |
| 2.国内研究综述 |
| 3.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研究思路 |
| 2.研究方法 |
| 一、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一)概念界定 |
| 1.农民 |
| 2.地方政府 |
| 3.政府信任及政府信任流失 |
| 4.环境信访制度 |
| (二)理论基础 |
| 1.利益相关者理论 |
| 2.合法性理论 |
| 二、L村农民地方政府环境信访之路 |
| (一)L村基本情况介绍 |
| 1.调查区域的界定 |
| 2.地理状况简介 |
| 3.村庄塑料颗粒生产历史 |
| (二)农民环境信访行为的缘起:生存健康受到威胁 |
| 1.村居环境水质恶化 |
| 2.水质恶化给农民生存健康造成威胁 |
| 3.国家对环境保护的重视与农民环保权益意识的崛起 |
| (三)农民逐级地方政府环境信访过程 |
| 1.向乡镇基层政府反映环境污染问题 |
| 2.向区市两级政府环保部门逐年累次信访 |
| 3.农民环境信访问题进入省级环保部门 |
| 4.中央环保督察组的到来 |
| 5.部分农民产生进京上访念头 |
| (四)尾声:L村党支部书记因塑料颗粒生产污染问题被问责 |
| 小结:农民环境信访问题陷入“螺旋上升式的治访循环” |
| 三、农民环境信访过程中地方政府信任流失的表现及影响 |
| (一)农民环境信访过程中地方政府信任流失的表现 |
| 1.对乡镇政府官员及环保工作人员的人格不信任 |
| 2.对地方各级政府环保部门有差别的信任 |
| 3.对地方政府关于环保政策落实的不信任 |
| 4.对依靠制度实现环保权益的信心逐渐丧失 |
| (二)农民环境信访过程中地方政府信任流失的特点 |
| 1.层次性与模糊性并存 |
| 2.理性化与非理性化并存 |
| 3.人格不信任与制度不信任并存 |
| (三)农民环境信访过程中地方政府信任流失可能产生的影响 |
| 1.影响农村社会稳定 |
| 2.不利于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执行 |
| 3.导致地方政府不信任范围的蔓延 |
| 小结:环境信访通道内的“差序”政府信任 |
| 四、农民环境信访过程中地方政府信任流失的原因 |
| (一)农民环境信访实践与政治认知之间的张力 |
| 1.环境信访过程中的政治挫折感 |
| 2.农民对环境信访对象认知的基本归因偏差 |
| (二)环境信访治理中乡镇基层政府的自利性 |
| 1.压力型体制中政绩考核的理性选择 |
| 2.对地方经济利益的理性保护 |
| 3.基层政府与塑料颗粒作坊共同利益关系的生成 |
| (三)地方政府环保部门环境信访治理效果不佳 |
| 1.地方政府环保部门环境信访治理难以长效 |
| 2.地方环境信访治理过程缺乏行政监督 |
| 3.上级地方政府环保部门缺乏积极的介入 |
| (四)环境信访制度运行权威弱化 |
| 1.环境信访工作责任机制不健全 |
| 2.环境信访工作脱离群众 |
| 3.环境信访问题回应中的利益偏好选择 |
| (五)农村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的影响 |
| 1.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影响 |
| 2.农村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 |
| 小结:“两段式”环境信访治理与农民地方政府不信任的生成 |
| 五、讨论与思考:如何看待农民地方政府信任的流失 |
| (一)农民地方政府信任流失的客观性与可控性 |
| 1.农民地方政府信任流失的客观性 |
| 2.农民地方政府信任流失的可控性 |
| 3.农民地方政府信任流失对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影响 |
| (二)农民地方政府信任的重塑 |
| 1.规范基层政府的行政行为 |
| 2.增强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 |
| 3.提高地方政府的行政执法水平 |
| 4.改善农村的政治文化环境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访谈提纲 |
| 致谢 |
（4）政治传播视域下当代中国国家政治安全维护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一) 国内外关于政治安全的研究现状 |
| (二) 国内外关于政治传播的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趋势和述评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一) 论文的创新点 |
| (二) 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国家政治安全的基本问题阐释 |
| 一、国家政治安全的概念和构成要素 |
| (一) 政治安全相关概念辨析 |
| (二) 国家政治安全的四种界说 |
| (三) 本文国家政治安全的基本含义 |
| (四) 国家政治安全的构成要素 |
| 二、国家政治安全的理论基础 |
| (一) 新安全观:国家政治安全的观念基础 |
| (二) 合法性理论:国家政治安全的理论内核 |
| (三) 政治沟通理论:国家政治安全的分析路径 |
| 三、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国家政治安全 |
| (一) 新时代的总体国家安全观 |
| (二) 国家政治安全在总体国家安全中的地位 |
| (三) 国家政治安全的“总体安全观”考量 |
| 第二章 政治传播:国家政治安全的理论分析视角 |
| 一、国家政治安全维护中政治传播视角的提出 |
| (一) 政治传播的基本概念 |
| (二) 政治传播的要素分析 |
| 二、政治传播与国家政治安全的内在逻辑关联 |
| (一) 传播政治价值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
| (二) 有效政治沟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 |
| (三) 推动公共舆论维护政治秩序稳定 |
| 三、政治传播与国家政治安全的理论契合 |
| (一) 主体上的一致性 |
| (二) 内容上的相关性 |
| (三) 媒介上的交互性 |
| (四) 目标上的吻合性 |
| (五) 途径上的有效性 |
| 第三章 政治传播视域下当代中国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历史演变与现实状况 |
| 一、政治传播视域下我国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历史演变 |
| (一) 革命语境传播阶段的国家政治安全维护(1949-1978) |
| (二) 改革语境传播阶段的国家政治安全维护(1978-2001) |
| (三) 深化改革语境传播阶段的国家政治安全维护(2002-2011) |
| (四) 新时代治理语境传播阶段的国家政治安全维护(2012-今) |
| 二、政治传播视域下我国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时代背景和现实挑战 |
| (一) 当前我国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时代背景 |
| (二) 当前我国政治安全面临的现实挑战及对政治传播的要求 |
| 第四章 价值层面的维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
|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作用 |
| (一)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实现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根本要求 |
| (二) 政治传播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手段 |
| 二、当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存在的问题对意识形态安全造成的威胁 |
| (一) 传播内容存在的问题对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 |
| (二) 传播主体存在的问题对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 |
| (三) 传播方式存在的问题对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 |
| 三、增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效果,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
| (一) 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内容价值性与实践性的统一 |
| (二)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方式与时代发展同步 |
| 第五章 政党层面的维护:政治传播的向度与党的执政安全 |
| 一、政治传播的向度对党的执政安全的重要性 |
| (一) 政治传播的向度:单向的宣传与双向的传播 |
| (二) 双向的政治传播对构建党的执政合法性的重要作用 |
| 二、当前单向度的政治传播对党的执政安全产生的不良影响 |
| (一) 党内政治传播的单向性及影响 |
| (二) 党外政治传播的单向性及影响 |
| 三、完善双向互动的政治传播过程,增强党的执政合法性 |
| (一) 畅通上下互动的党内政治传播,增强党的凝聚力 |
| (二) 推进双向互动的党外政治传播,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 |
| 第六章 政府层面的维护:政府传播的信息选择与政府公信力 |
| 一、政府传播的信息选择对国家政治安全的影响 |
| (一) 政府公信力是衡量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指标 |
| (二) 政府传播的信息选择是影响政府公信力建设的关键因素 |
| 二、当前我国政府信息传播的选择性对政府信任造成的威胁 |
| (一) 政府自身认识欠缺对政府信任的影响 |
| (二) 政府传播信息质量对政府信任的影响 |
| (三) 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传播信息对政府信任的影响 |
| 三、增强政府信息传播的公共性,提高政府公信力 |
| (一) 树立公共理念,夯实政府信任的基础 |
| (二) 整合传播资源,提高政府传播力和公信力 |
| (三) 完善传播制度,保障政府传播公共性的实现 |
| 第七章 社会层面的维护:民众政治传播的反馈与政治参与秩序 |
| 一、政治传播的反馈对政治参与秩序的重要性 |
| (一) 有序政治参与是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
| (二) 政治传播反馈对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作用 |
| 二、网络政治参与:政治传播反馈的形式和政治秩序维护的途径 |
| (一) 网络政治参与是民众对政治传播反馈的重要形式 |
| (二) 网络政治参与和反馈对政治秩序的积极影响 |
| (三) 当前我国无序的网络政治参与和反馈对政治秩序造成的威胁 |
| 三、建立畅通有序的网络政治参与反馈体系,促进政治秩序稳定 |
| (一) 网络政治参与和信息反馈的主体建设 |
| (二) 网络政治参与和信息反馈的政府治理 |
| (三) 网络政治参与和信息反馈的环境改善 |
| 第八章 国际层面的维护:对外政治传播与国际认同 |
| 一、对外政治传播对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性 |
| (一) 国际认同:国家政治安全的国际层面 |
| (二) 对外政治传播对获得国际认同的重要作用 |
| 二、当前我国对外政治传播存在的问题及对国际认同的影响 |
| (一) 传播理念的相对滞后不利于国际认知的实现 |
| (二) 传播话语的相对弱势不利于国际认可的实现 |
| (三) 传播途径的相对单一不利于国际认同的实现 |
| 三、加强对外政治传播建设,积极促进国际认同 |
| (一) 促进传播内容整合,全面增强国际认同基础 |
| (二) 加强传播话语建设,构建中国特色大国话语体系 |
| (三) 完善传播模式,多途径提升国际认同水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府公共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及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府公共性的功能和作用 |
| 第一节 政府公共性的涵义 |
| 一、公共性的涵义 |
| 二、关于政府公共性思想的主要观点 |
| 三、政府公共性的定义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府公共性的特点 |
| 一、与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公共性的根本区别 |
| 二、与以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府公共性的不同 |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府公共性的功能 |
| 一、定性功能 |
| 二、定位功能 |
| 三、定向功能 |
| 四、评价功能 |
| 第四节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府公共性的作用 |
| 一、提高政府公信力 |
| 二、实现人民利益 |
| 三、增强国家实力 |
| 第二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府公共性的生成 |
| 第一节 理论来源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政府公共性思想 |
| 二、毛泽东的政府公共性思想 |
| 三、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政府公共性思想 |
| 四、习近平治国理政中的政府公共性思想 |
| 第二节 时代背景 |
| 一、国内背景 |
| 二、国际背景 |
| 第三节 产生领域 |
| 一、政府公共性植根于公共领域 |
| 二、政府公共性是对政府与公民之间关系的把握 |
| 第三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府公共性的构成 |
| 第一节 政府组建的公共性 |
| 一、政府基于人民公共意志创立 |
| 二、政府机构依据公共需要成立 |
| 三、政府职位向社会开放设立 |
| 第二节 政府职能的公共性 |
| 一、政府与社会主义市场有效结合 |
| 二、政府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强根固本 |
| 三、政府为社会主义稳定发展保驾护航 |
| 四、政府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正本清源 |
| 第三节 政府理性的公共性 |
| 一、政府理性的本质与价值 |
| 二、政府理性追求公共的善 |
| 三、政府理性以公共利益为导向 |
| 第四节 政府行为的公共性 |
| 一、政府行为制度化 |
| 二、政府行为法治化 |
| 三、政府行为公利性 |
| 第四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府公共性的实现 |
| 第一节 政府公共性弱化的原因 |
| 一、政府公共性弱化的主要情形 |
| 二、政府公共性弱化的主要原因 |
| 第二节 政府公共性实现的条件 |
| 一、客观条件 |
| 二、主观条件 |
| 三、政府公共性实现的限度 |
| 第三节 政府公共性实现的两种路径 |
| 一、公共政策 |
| 二、政府行为 |
| 三、合理对待两种路径之间的关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6）新中国成立七十年（1949-2019）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设计与分析进路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路线 |
| 1.4 研究的创新点和存在的难点 |
| 1.4.1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1.4.2 研究存在的难点 |
| 第二章 中国农村基层治理基础理论 |
| 2.1 中国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的相关概念 |
| 2.1.1 中国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概念分析 |
| 2.1.2 中国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特点 |
| 2.2 中国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的重点分析 |
| 2.2.1 二元要素为主走向五元要素并重 |
| 2.2.2 重视农村基层经济法律制度的治理作用 |
| 2.2.3 由行政法领域向经济法领域的制度重心迁移 |
| 2.3 中国农村基层治理的法学理论基础 |
| 2.3.1 实质公平理论 |
| 2.3.2 社区发展权理论 |
| 2.3.3 生存权与发展权平等理论 |
| 2.3.4 农民权益保障理论 |
| 2.3.5 利益与利益机制理论 |
| 2.3.6 资源相互依赖理论 |
| 2.4 治理理论 |
| 2.4.1 统治、管理与治理 |
| 2.4.2 多中心治理理论 |
| 2.4.3 社会中间层主体理论 |
| 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演变历程 |
| 3.1 建国初期(1949-1966 年):具备少量法律规则的行政命令式管理 |
| 3.1.1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建设概述 |
| 3.1.2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建设的目标和价值理念 |
| 3.1.3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建设取得成效 |
| 3.2 文革时期(1966-1976 年):缺乏法律规制的运动管理 |
| 3.2.1 农村基层治理概述 |
| 3.2.2 农村基层治理评价 |
| 3.3 恢复发展时期(1977-1989 年):逐步建立的基层治理法律规则 |
| 3.3.1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建设概述 |
| 3.3.2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建设的目标和价值理念 |
| 3.3.3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建设取得成效 |
| 3.3.4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建设的经验教训 |
| 3.4 转型发展时期(1989-2000 年):行政法体系下的基层法制发展 |
| 3.4.1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建设概述 |
| 3.4.2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建设的目标和价值理念 |
| 3.4.3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建设取得成效 |
| 3.4.4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建设的经验教训 |
| 3.5 稳定发展时期(2000-2012 年):经济法介入中的治理法律体系完善 |
| 3.5.1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建设概述 |
| 3.5.2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建设的目标和价值理念 |
| 3.5.3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建设取得成效 |
| 3.5.4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建设的经验教训 |
| 3.6 新时代(2012 年至今):经济法框架下的基层治理五元规制 |
| 3.6.1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建设概述 |
| 3.6.2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建设的目标和价值理念 |
| 3.6.3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建设取得成效 |
| 第四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的影响因素及演变规律 |
| 4.1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的影响因素 |
| 4.1.1 金融要素的支持 |
| 4.1.2 技术要素的影响 |
| 4.1.3 政策要素的倾斜 |
| 4.1.4 土地要素的影响 |
| 4.1.5 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推动 |
| 4.2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的演变规律 |
| 4.2.1 立法理念从―以农为本“到―以民为本” |
| 4.2.2 法律主体从单项权威到多元共治 |
| 4.2.3 治理方式从政府包办到自治、法治、德治协同 |
| 4.2.4 法制化效果从―以城带乡“到―城乡一体化” |
| 4.3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的经验总结 |
| 4.3.1 重视法律在农村基层治理中的保障作用 |
| 4.3.2 重视村民自治在农村基层治理中的内生力量发挥 |
| 4.3.3 重视基层党组织在农村基层治理中的堡垒作用 |
| 第五章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的现状分析 |
| 5.1 当前中国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的现状描述 |
| 5.1.1 国家层面对农村基层经济治理制度的逐步重视 |
| 5.1.2 社会层面对农村社区组织化法律制度的逐步发展 |
| 5.1.3 个人层面对农民权益的法治保障 |
| 5.2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的问题分析 |
| 5.2.1 “治理缺位”: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的新危机 |
| 5.2.2 “权能弱化”和“信任流失”: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的新困境 |
| 5.2.3 基层治理转型中传统理念与实践模式的双重阻滞 |
| 5.3 服务导向下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困境的原因分析 |
| 5.3.1 压力型体制: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的深层因素 |
| 5.3.2 法制悬浮: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的制度因素 |
| 5.3.3 村民自治梗阻: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的决定因素 |
| 第六章 国内外典型国家和地区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经验借鉴 |
| 6.1 国外典型国家农村基层治理制度介绍 |
| 6.1.1 美国:“城乡共生型”乡村小城镇 |
| 6.1.2 日本:“地方自治”建设现代乡村 |
| 6.1.3 韩国:“多元协作供给”的乡村治理 |
| 6.1.4 澳大利亚:“上下互动”的社区自助式治理 |
| 6.1.5 新加坡:政府主导的社区组织治理 |
| 6.2 国内典型地区农村基层治理经验 |
| 6.2.1 江西省分宜县“党建+”乡村治理经验 |
| 6.2.2 广东珠海幸福村居建设经验 |
| 6.2.3 湖北省秭归县“幸福村落”治理经验 |
| 6.2.4 浙江省诸暨市新时代“枫桥经验” |
| 6.3 国内外典型国家及地区乡村治理的经验借鉴 |
| 第七章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发展重点与趋势 |
| 7.1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发展目标 |
| 7.2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发展重点 |
| 7.2.1 重视农村经济法律制度的发展健全 |
| 7.2.2 重视治理依据的法律向转型 |
| 7.2.3 重视治理法制环境的市场化转变 |
| 7.2.4 重视农村多元纠纷的法治化解 |
| 7.3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发展趋势 |
| 7.3.1 法律规则体系化 |
| 7.3.2 法律主体多元化 |
| 7.3.3 法治环境社区化 |
| 7.3.4 法制背景市场化 |
| 第八章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的重点制度与重点立法设计 |
| 8.1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的经济法价值取向 |
| 8.1.1 注重实质公平正义 |
| 8.1.2 限制公权,保护农民权益 |
| 8.1.3 自由价值 |
| 8.1.4 绿色价值 |
| 8.2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的基本原则 |
| 8.2.1 农民权益保障原则 |
| 8.2.2 规制适度原则 |
| 8.2.3 共建共治共享原则 |
| 8.2.4 最小限制和最大促进原则 |
| 8.3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的重点制度构建 |
| 8.3.1 稳定和发展农村基本经济法律制度 |
| 8.3.2 完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自治制度 |
| 8.3.3 完善社会中间层组织治理的法律引导制度 |
| 8.3.4 建立健全乡规民约的软法规制制度 |
| 8.4 乡村治理法制化重点立法设计——《农村社区发展促进法》 |
| 8.4.1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的立法选择 |
| 8.4.2 制定《农村社区发展促进法》的宗旨与目标 |
| 8.4.3 制定《农村社区发展促进法》的总体思路 |
| 8.4.4 制定《农村社区发展促进法》的立法框架拟定 |
| 8.4.5 《农村社区发展促进法》法律草案建议稿 |
| 第九章 结语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研究生在读期间学术成果与获奖情况 |
| 附录2 研究生在读期间参与研究的课题 |
| 致谢 |
（7）当代中国法治政府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理论意义 |
| 二、研究实践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现有相关研究的评价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 |
| 一、文献研究法 |
| 二、定性研究法 |
| 三、历史研究法 |
| 四、比较研究法 |
| 五、多学科综合研究法 |
| 第六节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创新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法治与法治政府的概念解析 |
| 第一节 法治内涵及其与人治的关系 |
| 一、法治内涵 |
| 二、法治与人治的关系 |
| 第二节 政府的内涵及其与国家的区别 |
| 一、政府的内涵 |
| 二、政府与国家的区别 |
| 第三节 法治政府的内涵与特征 |
| 一、法治政府的内涵 |
| 二、法治政府的基本特征 |
| 第四节 法治政府的基本规则 |
| 一、法治政府的形式规则 |
| 二、法治政府的实质规则 |
| 三、法治政府基本规则实现的条件 |
| 第五节 法治政府的实践标准 |
| 一、首要标准:行政主体依法设立 |
| 二、关键标准:行政权力依法获取 |
| 三、核心标准:行政行为受法律制约 |
| 四、保障标准:行政违法行为依法严惩 |
| 五、终极标准:行政权力服务公众和社会 |
| 第二章 法治政府理论的源与流 |
| 第一节 西方法治政府理论 |
| 一、古希腊与古罗马时期法治政府理论 |
| 二、中世纪时期的法治政府理论 |
| 三、近代资本主义时期法治政府理论 |
| 四、当代西方法治政府理论 |
| 五、西方法治政府理论评析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法治政府理论 |
| 一、马克思、恩格斯法治理论 |
| 二、列宁法治政府理论 |
| 三、马克思主义法治政府理论评析 |
| 第三节 中国传统的优秀法治政府理论 |
| 一、古代法家的法治政府理论 |
| 二、清末法学家的法治政府理论 |
| 三、中国传统的优秀法治政府理论评析 |
| 第三章 当代中国法治政府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法治政府理论的发展历程 |
| 一、改革开放前法治政府理论的探索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政府理论 |
|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政府理论 |
| 第二节 法治政府实践发展历程 |
| 一、艰难探索阶断(1949年——改革开放前) |
| 二、初步实践阶断(改革开放后——1989年) |
| 三、全面实践阶段(1989年——2003年) |
| 四、继续推进阶段(2003年——2012年) |
| 五、全面深化阶段(2012年——至今) |
| 第三节 法治政府理论与实践发展历程的评析 |
| 第四章 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所取得的基本成就 |
| 一、行政法律规范建设硕果累累,基本上实现了有法可依 |
| 二、不断改革政府机构,推进了政府职能转变 |
| 三、全面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有效维护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
| 四、政府及其公务员依法行政意识明显增强,明确了法治政府实践目标 |
| 五、不断完善行政权力监督体系,提升了法治政府实践水平 |
| 第二节 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面临的问题 |
| 一、法治政府理论研究与实践认识程度还不够深入 |
| 二、法治政府的制度建设还不够健全 |
| 三、行政体制性障碍还未从根本上消除 |
| 四、行政执法行为还不够规范甚至滥用行政权力 |
| 五、部分公务员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还比较低 |
| 六、法治政府实践的监督制度落实还不够到位 |
| 第三节 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障碍的归因 |
| 一、中国特殊外部环境因素的深远影响 |
| 二、政府自身能力不足因素的深刻影响 |
| 三、缺乏对“法治”正确认识的重要影响 |
| 第五章 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宏观框架 |
| 第一节 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模式选择 |
| 一、法治政府实践的基本模式 |
| 二、关于法治政府实践模式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
| 三、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模式选择 |
| 第二节 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内容 |
| 一、法治政府与良好秩序 |
| 二、法治政府与推动民主 |
| 三、法治政府与促进自由 |
| 四、法治政府与维护公正 |
| 五、法治政府与保护人权 |
| 第三节 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需理顺的外部关系 |
| 一、法治政府与政党 |
| 二、法治政府与法治国家 |
| 三、法治政府与法治文化 |
| 四、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 |
| 第六章 推进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可行性 |
| 一、基础理论上的可行性 |
| 二、多维制度上的可行性 |
| 三、时代发展上的可行性 |
| 第二节 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指导原则 |
|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法治政府实践 |
| 二、坚持以民为中心 |
| 三、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
| 四、坚持立足当代中国实际 |
| 五、坚持硬法与软法相结合 |
| 六、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
| 第三节 优化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若干对策 |
| 一、清除思想障碍:大力增强行政公务人员的法治观念 |
| 二、革新行政体制:转变政府职能,构建有限政府和服务政府 |
| 三、筑牢民主根基:建立健全民主政治制度 |
| 四、强化制度支撑:建立健全行政法律规范体系 |
| 五、控制行政权力:严格规范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行为 |
| 六、畅通救济渠道:建立健全行政救济机制 |
| 七、增强外在动力:发展和壮大市民社会 |
| 在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8）地方政府政策选择性执行问题研究 ——基于MPC-IC模型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对象与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研究对象 |
| 1.2.2 国内外研究综述——政策选择性执行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局限 |
| 2.概念基础与分析框架引入 |
| 2.1 公共政策与政策执行 |
| 2.1.1 公共政策 |
| 2.1.2 政策执行 |
| 2.2 政策选择性执行 |
| 2.2.1 政策选择性执行概念 |
| 2.2.2 政策选择性执行与相关概念辨析 |
| 3.分析模型 |
| 3.1 MPC-IC:一个地方政府行为模型 |
| 3.2 模型的可行性与创新性分析 |
| 3.3 地方政府政策选择性执行的MPC-IC模型分析 |
| 3.3.1 MPC-IC模型元素内涵 |
| 3.3.2 MPC-IC模型外生性元素的交互作用假设 |
| 4.案例分析——祁连山国家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政策选择性执行 |
| 4.1 案例背景 |
| 4.2 地方政府政策选择性执行具体表现形式 |
| 4.2.1 立法变通 |
| 4.2.2 选择性汇报 |
| 4.2.3 选择性考核 |
| 4.3 地方政府政策选择性执行行为解释——基于MPC-IC模型 |
| 5.对策及建议 |
| 5.1 健全问责约束机制,发挥多元主体监督作用 |
| 5.2 改革考核体系,激发激励机制多元化 |
| 5.3 实现激励约束相容,规范地方政府竞争 |
| 6.小结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9）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中的行动逻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问题与研究意义 |
| 1.1.1 提出问题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述评 |
| 1.2.1 政府行为的研究 |
| 1.2.2 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关系研究 |
| 1.2.3 购买公共服务的过程研究 |
| 1.3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2.1 概念阐述 |
| 2.1.1 公共服务与购买公共服务 |
| 2.1.2 社会组织与社会组织监管 |
| 2.1.3 购买公共服务中的政府行为 |
| 2.2 相关理论 |
| 2.2.1 国家-社会关系理论 |
| 2.2.2 治理理论 |
| 2.2.3 新制度主义的组织理论 |
| 2.3 分析框架 |
| 2.3.1 场域分析 |
| 2.3.2 主体分析 |
| 2.3.3 过程分析 |
| 2.3.4 结果分析 |
| 第3章 购买公共服务：场域分析 |
| 3.1 分离与缺位：政府介入的起点 |
| 3.1.1 公共服务供给需求对政府的压力 |
| 3.1.2 购买公共服务：政府对社会组织的需求 |
| 3.1.3 购买进程中的分离和缺位 |
| 3.2 社会组织的自主和约束：隐含的冲突 |
| 3.2.1 社会治理的短板：社会组织成长不足 |
| 3.2.2 购买公共服务：推进社会治理 |
| 3.2.3 社会组织的自主与购买进程中的约束 |
| 3.3 制度安排：政府优势凸显 |
| 3.3.1 宏观层：社会组织监管政策的延承 |
| 3.3.2 中观层：法规化程度低 |
| 3.3.3 微观层：项目合同中的行政优先权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公众、社会组织和政府：主体分析 |
| 4.1 作为消费方的公众：事实上的角色缺位 |
| 4.1.1 合同文本中：地位缺失 |
| 4.1.2 实践过程中：低度参与 |
| 4.2 作为承接方的社会组织：非对称依赖 |
| 4.2.1 资源汲取：被动依赖 |
| 4.2.2 进场问题：主动靠拢 |
| 4.2.3 治理机制：政府影响力的空间 |
| 4.3 作为购买方的政府：管理本位 |
| 4.3.1 政府：政治稳定 |
| 4.3.2 职能部门：权限扩大的冲动 |
| 4.3.3 官员：政绩取向 |
| 4.3.4 三方的重合点：自主和约束的排序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政府的策略：过程分析 |
| 5.1 购买决策、行动起点 |
| 5.1.1 选择服务项目：社会组织工作方向指引 |
| 5.1.2 选择承接方：社会组织发展方向指引 |
| 5.2 过程监督、规避风险 |
| 5.2.1 项目财务制度：放大行政优先权 |
| 5.2.2 报告和评估制度：循规蹈矩的社会组织 |
| 5.3 关系维护、长期购买 |
| 5.3.1 资金注入和定价机制：关系强化中的利益因素 |
| 5.3.2 枢纽型社会组织：关系强化的新助手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社会组织的行为及影响：结果分析 |
| 6.1 社会组织的策略性回应 |
| 6.1.1 遵从：项目导向 |
| 6.1.2 目标置换：公共服务产出的低效 |
| 6.1.3 依附：和政府结成命运共同体 |
| 6.2 社会组织的发展困境 |
| 6.2.1 可持续性低 |
| 6.2.2 资源难题未变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购买公共服务中的政府行动逻辑：从实然到应然 |
| 7.1 实然之路：功能强化-体制吸纳 |
| 7.1.1 功能强化：约束社会组织 |
| 7.1.2 体制吸纳：扩大非对称依赖 |
| 7.1.3 特定场域中政府控制的进化版 |
| 7.2 应然之义：主动培育-合作供给 |
| 7.2.1 主动培育：向社会本位观念的转变 |
| 7.2.2 合作供给：伙伴关系的构建 |
| 7.3 实现转变的制度供给 |
| 7.3.1 缩小非对称依赖 |
| 7.3.2 收缩行政优先权 |
| 7.3.3 模式创新,激发活力 |
| 7.3.4 推进公众参与 |
| 第八章 结论、建议及可能创新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可能创新 |
| 8.4 不足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问卷调查(公职人员版) |
| 附录二 ：访谈提纲(公职人员版和社会组织人员版) |
| 附录三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项目合同 |
| 附录四 ：在学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政治生态视域下的网络表达研究：机理与调适（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二、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图 |
| (一)研究思路与框架 |
| (二)技术路线图 |
| 三、研究方法、创新、缺陷与优化方向 |
| (一)研究方法和技术 |
| (二)创新、缺陷和优化方向 |
| 第一章 文献回顾、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研究视角 |
| 一、文献回顾 |
| (一)国外研究 |
| (二)国内研究 |
| 二、核心概念 |
| (一)表达 |
| (二)网络 |
| (三)网络表达 |
| 三、理论基础与研究视角 |
| (一)政治生态 |
| (二)政治生态分析方法 |
| (三)政治生态和政治生态分析在本研究中的具体体现 |
| 第二章 网络表达的主体、特质、价值和局限 |
| 一、主体扩充 |
| (一)狭义主体:偏态结构的网民 |
| (二)广义主体:强大隐蔽的媒体与自我更新的政府 |
| 二、网络表达的多维特质 |
| (一)大众性和平等性 |
| (二)隐蔽性和广泛性 |
| (三)交互性和自主性 |
| (四)多元性和离散性 |
| 三、在政治过程中的价值 |
| (一)缓和社会矛盾、维护政治稳定 |
| (二)保障权利实现、推进自由平等 |
| (三)实现权力制约、优化公共决策 |
| (四)推动民主政治、促进政府转型 |
| 四、局限性:民意的有限表现形式 |
| 第三章 网络表达的本质和多元主体的博弈 |
| 一、内在本质 |
| (一)兼具权利与权力双重属性的信息 |
| (二)技术赋权与权力结构的场域转移 |
| 二、多元主体对话语权力的博弈:基于CSS数据的实证研究 |
| (一)路径回顾:现有解释模型与不足 |
| (二)互动结构:政治生态下的研究设计 |
| (三)实证研究:方法、过程和发现 |
| (四)抑制和促进:网民和政府网络表达的结果差异 |
| 第四章 网络表达的实然观照 |
| 一、网络表达与现实表达的关系:投射和强化 |
| 二、议题的静态分布:公共性的聚集和回归 |
| 三、议程的动态发展:势能向动能的转化 |
| (一)情感驱动:个体的政治心理 |
| (二)集体行动:合力的产生前提 |
| 四、内生性问题:表达异化 |
| (一)网络表达主体的异化 |
| (二)网络表达内容的异化 |
| (三)网络表达过程的异化 |
| (四)主体与内容关系的异化 |
| 五、政治过程的回应:网络问政 |
| 第五章 网络表达的调适 |
| 一、调适逻辑:理念、缘由、愿景与转型 |
| (一)理念:管理——治理——共治——相互治理 |
| (二)缘由:政治系统的平衡稳定 |
| (三)愿景:“和而不同”与边界约束 |
| (四)转型:网络表达现代化 |
| 二、现实挑战:结构和功能的错配和治理能力的不足 |
| (一)结构为体、利弊共生 |
| (二)法律为用、量大于质 |
| (三)公民缺位、主体缺乏 |
| 三、实现进路:政治生态的渐进式优化 |
| (一)核心行动者:党和政府主导、培育现代公民 |
| (二)外部要素:网络政治文化转型、制度有效供给 |
| (三)关键措施:政治过程各要素的效能提升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情况 |
| 后记 |
四、利益多元化对政府行为的影响（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研究 ——基于制度变迁的分析视角[D]. 张旭文. 江西财经大学, 2021(09)
- [2]中国食品安全的政府监管权力配置问题研究[D]. 康俊莲.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3]农民环境信访过程中地方政府信任流失研究 ——基于山东省L村的个案考察[D]. 刘伟.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2)
- [4]政治传播视域下当代中国国家政治安全维护问题研究[D]. 鞠丽华. 山东大学, 2019(02)
- [5]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府公共性研究[D]. 钟立华.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4)
- [6]新中国成立七十年（1949-2019）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研究[D]. 张慧瑶. 华中农业大学, 2019
- [7]当代中国法治政府理论与实践研究[D]. 施彦军. 华侨大学, 2019(12)
- [8]地方政府政策选择性执行问题研究 ——基于MPC-IC模型的分析[D]. 封黎虹. 西南财经大学, 2019(07)
- [9]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中的行动逻辑研究[D]. 邓志锋.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10]政治生态视域下的网络表达研究：机理与调适[D]. 刘伟. 苏州大学, 20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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