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与《明史：道教传》的废止

一、黄宗羲与《明史·道学传》的废置（论文文献综述）

周渝^[1]（2021）在《耗时近百年，位居正史难产榜首 《明史》：在清初变局中步步为营》文中研究指明清顺治十八年（1661）,紫禁城正处多事之秋,顺治皇帝英年早逝,康熙幼年即位,朝中风云诡谲,各方势力暗流涌动。偏在此时,一桩千里之外的案件惊动朝野。举报者是一年前因贪赃而被罢黜的原归安知县吴之荣,他向朝廷呈上一部《明史》,并揭发这部由庄廷鑨编写的《明史》别有用心,"不臣"之言数处,如书中涉及清军入关之后的事迹,使用隆武、永历等南明诸帝年号,而不用清朝顺治年号;又提到清太祖努尔哈赤,书中仍按明朝官职称为"建州都督"等等,每一处都触及清朝统治者敏感的神经。

闫瑞^[2]（2020）在《清修《明史》序与论赞的书写》文中研究说明清廷仿前朝易代修史之传统纂修《明史》。学界目前关于《明史》纂修过程、清前期诸帝与修史的关系、修史人员的建议与成果、史稿之源流考订的研究已经十分丰富。本文关注《明史》序与论赞的书写,考察其书写进程,并以殿本《明史》序与论赞为核心对比前后论断之差异,探究清廷的论史标准与价值取向,并透视清初学术与政治的互动。考察《明史》序与论赞的书写进程,按照史家论史空间的大小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康熙帝拒绝钦定之名,给史家论断明代历史留下了较为宽松的政治氛围,纂修官汪琬、尤侗、倪灿、毛奇龄、姜宸英、沈珩、王原、潘耒等皆留下序与论赞的成果。第二阶段,康熙帝的谕令对史家的论断产生影响,但裁定综合性史稿的主要负责人万斯同、熊赐履、王鸿绪的序与论赞书写仍有较强的个人色彩。第三阶段,雍正年间,汪由敦、陆奎勋、陶贞一、金门诏、万邦荣等皆撰有部分篇目的序与论赞,殿本《明史》序与论赞乃是秉持康熙帝之圣意来论断明代历史。第四阶段,乾隆帝以钦定之名对《明史》序与论赞作修改,史权完全服膺于君权。以殿本《明史》序与论赞为核心,与潘耒《书纂修五朝史传后》、国图藏《明史纪传》313卷、《续修四库全书》收录之《明史》416卷、王鸿绪《明史稿》310卷、钦定《四库全书》收录之《明史》中的序与论赞作比较研究,可以考知序与论赞书写过程中形成的诸文本间的先后承袭关系、变化,以及论史标准与价值取向的前后差异。在论断明代重大事件方面,序与论赞对明初太祖杀戮功臣、“靖难”、“大礼议”、明亡等重要事件的书写转变最为明显。在论断明代制度损益方面,清廷关于明太祖分封诸王、罢黜宰相的论断也曾发生翻转。在臧否人物方面,序与论赞对明代帝王的评价、褒贬诸臣的尺度都有变化。在论断明代学术与道德方面,围绕儒林的书写、忠义的选择,都曾发生争议。另外,明代宦寺之祸炽烈,《明史》纂修过程中相关序与论赞对于祸乱责任的归属论说曾有变化。纵观清修《明史》,康熙年间,史家见解尚有一定呈现空间,雍、乾年间,只能秉持圣意论史,史家见解溶消于君主择定的书写基调中。清廷专注维护君主权威,对朝臣的评价尺度趋于严格。同时,清廷坚持“明实亡于神宗”之说,突出万历以后的社会危机,以构建明清易代的合理性。另外,清廷尊理学为儒学正统,强调学术与政治相表里,在《明史》序与论赞中突出道德教化。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清修《明史》序与论赞的书写历程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王睿^[3]（2019）在《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人而无德,行之不远”。道德对于国家生存与个人发展至关重要。道德的根基在于养成,而道德养成之难以至于中外先贤都在不断的思考与实践以试图破解这一难题,也由此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道德养成思想与实践智慧,它为我们今天的德育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历史经验。在中华民族漫长的教育发展进程中,宋代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时期:它是继春秋战国以后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发展的又一高峰,是中国教育思想与文化奔流涌动的黄金时代。其中,宋代理学家“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道德养成思想是这一时代教育思想丰赡发展的成果和重要标识。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为宋代乃至之后的中国社会提供了主体思想与道德言说,也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修身立德的文化信仰,是中国教育“立德树人”的历史样态。对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的历史回顾、意义澄清和现代价值转化,为有中国特色的德育理论的本土创生、德育实践的有效开展提供了历史依据,是对新时代德育工作新要求的时代回应,是全球化、多元化背景下提升教育理论话语权、坚定教育自信的必然选择,因此本论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研究现状仍然差强人意:在价值定位方面,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常被冠以“以理杀人”的帽子,被当做中国文化难以现代转化的原罪;在研究视角方面,鲜见有将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当做一个完整的学术思想体系进行的研究;在研究内容方面,“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作为学界广泛使用的术语,没有获得准确定义,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体系的完整性、独特性、时代性有待进一步挖掘;在研究结论方面,对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如何从儒家学者对理想人格的设计转化成普罗大众普遍认同、易知易行的教育实践的这一中间环节阐述语焉不详,这些不足为本研究的展开提供了创新的空间,这也是本研究的学术价值所在。本研究的创新在于:一是在研究视角方面,将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作为一个完整的学术思想体系展开研究,注重其整体性、独特性的同时聚焦其历史意蕴和现实价值的挖掘;二是提出一种观点,即认为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的实施与传播是儒家思想从书斋到民间,从思想到实践的过程,它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与民族特性;三是以古鉴今,对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的生命价值进行重新评估和合理转化,为当下德育理论的完善与创新提供重要的历史参照与理论支撑,挖掘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的“立德树人”智慧,以回应新时代对教育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本论文通过文献研究、历史研究、比较研究、个案研究的方法,主要围绕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何以一反道德滑坡、势力浇漓之乱象,成功实现“尽人情之美”、风敦俗睦的同时汇聚发展成为中国古代修身立德的文化信仰这一核心问题的解决而展开。本研究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回答“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是什么”的问题。通过对“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这些被广泛使用却含义不清的概念进行学理分析,确定道德养成的特征与内涵。采用思想史、专题史的研究框架,通过对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王安石、朱熹、陆九渊、张栻、陈亮、叶适等宋代理学家的道德养成思想的分析、归纳和总结,回答了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从中发现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与总体趋势。第二部分回答“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何以必要与可能”的问题。首先,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对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的创生环境进行分析,以期描绘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创生环境的宏大画卷,进而揭示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产生的历史合理性。其次,分析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对宋代社会的深刻影响,阐述其时代影响和历史意蕴。最后回答“新时期的道德养成何以可能”问题。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虽存在历史局限性,但仍然饱含立德树人智慧,为当今教育提供了重要启示:关注人生根本问题的道德养成可以很好的解决和回答现今德育针对性不强、方法陈旧刻板等问题;德育应该兼顾道德主体的内在自觉性与道德规范的外在约束性的双重功效;道德养成在倡导内省修身、道德践履的同时不应排斥以道德理想为价值导向的功利追求,而应该将二者整合为一;道德养成过程中榜样的力量不容忽视;道德养成应该是“道德的实践”与“实践的道德”之统一;道德养成必须坚持民族特色与文化立场。

刘艳伟^[4]（2019）在《清代书院志编纂研究》文中提出书院志是指以方志的编纂体例,记录书院历史沿革、教育管理、规章制度、诗文等方面的综合性文献。宋、元时期已有书院志,明代书院志编纂渐多。清代书院兴盛,书院编纂志书亦颇为流行。据初步统计,清代有书院志155部,流传至今的有104部。从形式上看,清代多数书院志采取的是方志的编纂形式。就书院志的内容而言,无外乎是给定书院在时、空中的位置,然后对书院历史活动,间或书院所在地区文化的记录。但不同时期,书院志的主要内容有变化。清代书院志的编纂者,主要是地方官员、士人、书院人员三个主要群体,而尤以地方士人所占比重最大。他们编纂书院志,或出于记事补阙,或出于“明道继统”,但更多的是出于对书院发展的现实关怀。亦有一些编纂者隐藏了个人意图在其中。他们编纂书院志书,主要从书院旧志、地方志、正史、地方档案,以及私人着述等选取材料,间有官方颁布的政书等。书院志的编纂,也就是编纂者于书院所在具体的空间范围之中,搜罗与之相关联的材料,充实书院志的内容,同时给出书院在整个历史时期与地理版图中的定位。文本的形成,受文本创作者所处社会、个人情境的影响,书院志也不例外。清人在编纂书院志之时,士人知识网络中传统的记事体裁与有关书院的经典常识、编纂者所处时代的政治压力、学术变迁,以及编纂者的地方意识,是影响书院志编纂较为重要的情境。清人在编纂书院志之时,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受当时流行于士人之中的相关知识的影响。书院志的形式,主要来源于方志这种传统记事体裁,且表现出很强的一致性。表面上,这一形式源于清代士人对有关记事的传统体裁的吸收与运用,但其实有更深层次的社会情境在其中。在内容上,白鹿洞规、四大书院、苏湖教法等有关书院教学、管理的经典知识是清代书院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它们之所以能超越时空一直流传,乃是因为它们在当时试图回应的问题在清代依旧存在,经典具备现实意义。清代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文字狱盛行。政治、文化上的压力,影响到了书院志的编纂。以东林书院志的编纂为例,因东林与党争、明清鼎革之际历史的关联,牵涉到的政治禁忌颇多,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无锡地方士人在书写东林历史之时,为避免触碰文网,将这段历史与政治分离,他们笔下的东林形象经历了由理学、事功、气节并着至道南传人的变化。其它书院志中,收录朝廷诏令、谕旨等代表官方权威的文件者,也较常见,这同样反映出志书编纂者所受到朝廷政治威权的影响。书院志编纂者中,士人是最大群体,他们对学术的敏感与关切亦反映在书院志的编纂之中。清初徽州地方尊崇程朱的施璜、汪佑等人,严守门户,他们编纂的《紫阳书院志》中,建构朱学在地方传承的脉络,隐没阳明学说在地方传播的历史,使得书中的新安学术史,成了朱学一派传承的历史。汉学兴起之后,经史考据风行。书院志中,有关经史阅读、研究的内容明显增多,一些书院志的编纂,则明显使用了朴学的方法。清人编纂书院志,除受政治、学术的影响外,还有一种地方意识在其中,这是影响书院志编纂的更为核心的质素。书院是处于地方社会、文化网络之中的书院。这种地方性,规范了志书编纂者的思想与修志实践。他们在编纂书院志的过程中,表彰地方先贤与学术传统,将地方人物、学术纳入全国性的道统之中,以此增重地方,彰显个人。地方士人亦借书院志的编纂,提升家族、个人的声望,获取文化资本。书院志地方性的特点,看似不言自明,但它确是理解书院志的关键。历史研究是研究者通过历史文献获取信息,建构历史的过程。但文献并不透明,它包含了书写者因应种种语境的个人意志在其中,这些因素制约着文本的形成及其对后世的意义。对清代书院志编纂的研究,不仅呈现出书院志这种文献的性质,其间反映出的政治压力、士人心态、地方社会,正为我们理解文本与历史书写、时代与士人思想提供了可资思考的维度,也为我们探索文本的形成过程,提供了个案。

单虹泽^[5]（2019）在《阳明心学与神秘主义》文中研究指明通常理解的神秘主义,指的是能够使修习者获得较高层次精神力量的各种教义和巫术仪式。而我们将神秘主义界定为精神本体对理性和现实性的超越。通过直觉反思,精神领悟到本体就是一种否定了全部经验表象并超越理性的绝对原理。阳明心学即展现出这样一种神秘主义向度。阳明心学是继程朱道学之后儒学发展的又一高峰。阳明对具有绝对超越性的良知本体的领悟,达到了一种精神的绝对反思与内在超越的统一,标志着儒家心学的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心学神秘主义将本心理解为超理性、超现实的神秘精神,并通过直觉反思的工夫否定外在现实对本心的约束和桎梏。古代的巫史传统遗留下了“天人合一”、“直觉内省”、“万物一体”等神秘主义观念,它们对后世儒家神秘主义的发展形成了深远的影响。“天人合一”意味着个体通过内心的道德直觉,主动参与到宇宙生命的创造与转化之中。“直觉内省”表明个体以内在精神为对象,通过证悟自我与超越者的冥契,最终达到超现实的境界。“万物一体”指的是个体与万物在感应中建立起的一种神秘的共存关系。秦汉以来,包括孔子、孟子和董仲舒在内的很多思想家的学说都包含了神秘主义的观念,它们是后世心学神秘主义发生的思想资源。宋明时期,禅佛教的神秘主义对儒家文化形成了巨大的影响。禅佛教的本体论和修道论的神秘主义逐渐被儒家吸收和改造,最终形成了宋明儒学的神秘主义。而在儒家传统中,最具神秘主义色彩的学说正是阳明心学。阳明心学的神秘主义,既继承了传统儒学中的部分神秘主义观念,又在禅佛教的影响下使儒家的神秘主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阳明心学的兴起,一方面形成以超越性和反思性为特征的精神本体论,另一方面对超理性本体的追求和体认也成为心学在实践层面的特征。因此,阳明心学的神秘主义包含了本体论与工夫论的两个向度。首先,阳明心学包含了一种本体论的神秘主义。阳明心学将良知领会为否定了一切自然、现实存在甚至概念与理性的超越实体。这种实体就是一种恒常、无形式、无差别的纯粹澄明,它超越了思维、理性,因而是神秘的精神。儒家传统的“心”的概念始终处在一个不断精神化、本体化的过程之中。阳明心学既继承了传统儒学的“心”的概念,又在大乘佛教的影响下对本心有着新的理解。阳明心学深受禅佛教的影响,将“心”视为一种超绝的精神实体,亦即为自由的本体。阳明认为,作为无善无恶的神秘本体,良知既是全部伦理法则的本质内容,更是超越经验伦理的先验实在。相对于现实层面的“有”,良知呈现为否定全部现实经验、理性的“无”,二者构成精神内在的辩证关系。因为良知是神秘的精神实体,所以它难以被日常语言诠解,而往往通过譬喻的方式说明。阳明以光、镜和太虚三种喻体说明本心,分别意谓心体的光明本性、感应明觉及虚无的特质。其次,阳明心学还包含了一种工夫论的神秘主义。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修证的对象是神秘的本体。阳明心学的实践,包含了一种超理性的、持续内向化的直觉反思运动,具体表现为面向精神本体的神秘直觉。在这一过程中,良知不断地否定外在、经验的自我,最终将超理智的神秘澄明作为终极真理。第二,修证的方法是神秘的直觉反思。良知本体的超理性、超现实性的特征决定了对它的认识只能诉诸于某种神秘的直觉。经过“龙场悟道”,阳明提出知行合一之旨,确定了工夫的内向化进路。阳明又提倡默坐澄心之功,藉此获得对心体的证悟。继而渐觉静坐形成的喜静厌动之弊,乃专提“致良知”,注重工夫体证中的动静合一。阳明还提出通过涵养体气来转化身心结构,最终体验到自我与天地万物的浑然一体之感。通过这些修养工夫,精神不断否定外在的表象,并领会到本心是超越概念与理性的生命意志。第三,心学的教法是神秘的。心学深受禅宗的影响,故阳明在言教中屡发机锋、险语。然而,一个超理性的本心、灵明,本质上是与作为理性规定的伦理法则相矛盾的。对于它而言,任何伦理法则、教条都是外在的,都违背它的自由,因而本心与现实伦理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张力。将神秘的本心置于全部现实存在之上,势必导致学者过于专注内心的体验而疏略道德实践,从而导致“狂禅”现象的发生。在中晚明时期,儒、释、道的互动与融合得到了空前的强化,这是促成心学神秘主义成型的主要原因。同时,阳明和部分王门学者把良知作为信仰的对象,而心学的宗教化进路也依此而展开。在王门后学那里,阳明心学的神秘主义得到了继承和发展。王龙溪、王心斋等现成派学者把良知理解为一种内在、无住的自由精神,全部后天的工夫皆为良知本体之外缘。而聂双江、罗念庵等归寂派学者认为,良知本是虚寂的神秘原理,故推崇主静归寂之功以悟入良知。这两派的共同点在于,他们把良知当作一种超越理性与现实性的存在,并强调排除了全部理性思辨及经验验证的直觉体悟。

刘小龙^[6]（2018）在《新世纪以来明代史学史研究述评》文中认为新世纪以来,明代史学史研究又取得新的进展,主要表现为研究成果数量众多、研究视野广阔、研究方法多样、研究内容不断细化与深化等方面,尤其是在通论明代史学、官方史学、明人前代史学、野史、史学思潮、考据学、具体史家之史学、民族史学、域外史学等研究领域,出现了诸多论着。同时,也存在国外相关研究成果译介缓慢、选题不平衡、一些重要议题或未开发或急需继续探讨、一些个案研究缺乏整体观照等不足。因此,只有继续发扬以往的优势、正视不足,并结合时代特点更新研究资料、方法、理论、范式,才能推进明代史学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王强,王汐牟^[7]（2018）在《理学与明代福建省志编修》文中研究说明明代福建编修完成三部省志,其中成书于明代前期的黄仲昭《八闽通志》与晚明时代的何乔远《闽书》属于官修,而成书于明代中期的王应山《闽大记》则属于私修志书。福建作为朱子学大本营,其地方志书编修与理学联系紧密。《八闽通志》针对《宋史·道学传》存在着的问题,补充并完善了"道学传"的人物收录标准;《闽大记》面对明代中期,学界王学崛起与"三教合一"理念流行的局面,在体例上进行了调整,为朱子设立"世家"且"儒林传"仅收录理学人物,以此强调程朱之学的正统地位。《闽书》受晚明学界思潮嬗变的影响,其编纂已不再强调突出理学这一目的,有关理学的内容也需要服从于全书的体例安排。明代福建省志的编修情况充分体现了时代学术思潮以及地方学术文化传统对于地方史志编修的影响。

连凡^[8]（2018）在《《宋元学案》视域下的宋元儒学思想史建构——兼论黄宗羲、黄百家父子与全祖望思想史观之异同》文中指出在思想史的视域上,黄宗羲、黄百家父子基于"一本万殊"的思想史观,在《宋元学案》中突破了《宋史·道学传》以程朱理学为唯一正统的道统思想史视域,主张废除"道学传"而统归"儒林传",体现了和会朱陆各派、重视自得创见的思想立场。基于此立场,黄氏父子高度评价并确立了宋初三先生作为宋学创始人和道学先驱的思想史地位,为之设立学案并将其置于《宋元学案》的开端。全祖望则基于其人品与学问并重的史学家立场,只以胡瑗、孙复二人为宋学开山,进而将黄氏父子的道（道学）、儒（儒林）合一的思想史视域扩充为道、儒、文（文艺）合一的思想史视域,并广泛采录了道学以外的人物,填补了宋元儒学史的空白,体现了"去短集长"的会通思想史观。

连凡^[9]（2017）在《道统论的突破与《宋元学案》的思想史构建——兼论“宋初三先生”思想史地位的确立》文中提出黄宗羲、黄百家父子基于一本万殊的思想史观,在《宋元学案》中突破了《宋史·道学传》以程朱理学为正统的道统思想史视域,主张废除"道学传"而统归"儒林传",体现了和会朱、陆、浙学等各派、重视自得创见的思想立场。基于此立场,黄氏父子高度评价并确立了"宋初三先生"作为宋学开山和道学先驱的思想史地位,为之设立学案并将其置于《宋元学案》的开端。全祖望基于人品与学问兼顾的史学家立场,只以胡瑗、孙复二人作为宋学开山,并进一步拓宽了黄氏父子道（道学）、儒（儒林）合一的思想史视域,兼容并包道、儒、文（文艺）等各派人物,从而填补了宋元儒学史上的诸多空白,完备了《宋元学案》中的思想史构建,体现了去短集长的会通思想史观。

陈茜^[10]（2018）在《朱彝尊与徐元文交游考——兼论康熙朝《明史》纂修与士林生态》文中提出朱彝尊是明末清初着名的文学家与学者,与当时的文学圈、学术圈有广泛的交游。徐元文与朱彝尊仅相差5岁,二人因解救顾炎武结缘,因诗文酬唱会友,又因纂修《明史》有了更进一步的交流与联系,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明清易代的特殊历史时期,作为清廷汉官代表的徐元文与作为汉族士人代表的朱彝尊之交游具有重要意义,为今人了解清初文教政策与文人生态,提供了一幅独特的士林图景。

二、黄宗羲与《明史·道学传》的废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黄宗羲与《明史·道学传》的废置（论文提纲范文）

（1）耗时近百年，位居正史难产榜首 《明史》：在清初变局中步步为营（论文提纲范文）

（2）清修《明史》序与论赞的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3）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清代书院志编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阳明心学与神秘主义（论文提纲范文）

（6）新世纪以来明代史学史研究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7）理学与明代福建省志编修（论文提纲范文）

（8）《宋元学案》视域下的宋元儒学思想史建构——兼论黄宗羲、黄百家父子与全祖望思想史观之异同（论文提纲范文）

（9）道统论的突破与《宋元学案》的思想史构建——兼论“宋初三先生”思想史地位的确立（论文提纲范文）

（10）朱彝尊与徐元文交游考——兼论康熙朝《明史》纂修与士林生态（论文提纲范文）

四、黄宗羲与《明史·道学传》的废置（论文参考文献）

• [1]耗时近百年，位居正史难产榜首 《明史》：在清初变局中步步为营[J]. 周渝. 国家人文历史, 2021(01)
• [2]清修《明史》序与论赞的书写[D]. 闫瑞.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3]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研究[D]. 王睿.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6)
• [4]清代书院志编纂研究[D]. 刘艳伟. 湖南大学, 2019(07)
• [5]阳明心学与神秘主义[D]. 单虹泽. 南开大学, 2019(05)
• [6]新世纪以来明代史学史研究述评[J]. 刘小龙.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05)
• [7]理学与明代福建省志编修[J]. 王强,王汐牟. 集美大学学报(哲社版), 2018(01)
• [8]《宋元学案》视域下的宋元儒学思想史建构——兼论黄宗羲、黄百家父子与全祖望思想史观之异同[J]. 连凡. 社会科学论坛, 2018(01)
• [9]道统论的突破与《宋元学案》的思想史构建——兼论“宋初三先生”思想史地位的确立[J]. 连凡.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06)
• [10]朱彝尊与徐元文交游考——兼论康熙朝《明史》纂修与士林生态[J]. 陈茜. 嘉兴学院学报, 20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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