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连续5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论文文献综述）
李旭强[1]（2021）在《河套灌区春小麦种植条件下适宜秋浇模式的模拟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内蒙古河套灌区是中国设计灌溉面积最大的灌区,是我国主要的粮油生产基地,北部重要的生态屏障。由于灌区特有的气候条件,农业生产几乎完全依赖灌溉,在多年的生产实践中逐渐摸索出一种特殊的灌溉制度—秋浇,其具有淋盐保墒、保证翌年作物适时播种、满足种子发芽和幼苗生长所需的水盐条件的重要作用。同时,秋浇所需引黄水量较大,占全年灌溉用水量的三分之一。然而,近年来,随着黄河水资源紧缺和非农用水量的增加,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探讨在农业可调用水指标不断减小的条件下,保证作物正常生长的适宜秋浇模式尤为关键。本研究首先在五个站点上对SWAP-WOFOST模型进行参数敏感性分析和参数率定,接着构建区域尺度的分布式SWAP-WOFOST模型并进行验证,然后从时间和空间尺度初步探讨不同秋浇模式下土壤水盐动态及作物生长过程,定量地评价了春小麦的产量和水分生产力（Water Productivity,WP）。进而以提高春小麦的WP为目标,提出灌区尺度相对适宜的秋浇模式。本研究得到的结论为灌区耕地上作物稳产增收和节约引黄灌溉水提供一定的参考。主要研究成果如下:（1）在灌区尺度上所构建的SWAP-WOFOST模型的模拟精度均在可接受范围内,经过率定验证后的模型能够较好地模拟不同秋浇模式下土壤水盐分布和作物生长。（2）不同秋浇模式下,灌区各旗县区秋浇后与秋浇前相比,耕作层0～20 cm土壤含水量明显增加,土壤盐分浓度显着降低,分别平均增加和降低31.09%和61.88%。翌年播种前与秋浇前相比,土壤含水量均有所增加,增幅为8.47～13.04%;土壤盐分浓度均降低,降幅为12.07～21.49%。表明秋浇对土壤耕作层洗盐效果明显,能够起到翌年春播蓄水保墒作用。翌年播种前与秋浇后相比,土壤含水量均有不同程度地降低,降幅为12.60～17.67%;土壤盐分浓度均增加,增幅为47.23～51.41%,秋浇后经过土壤冻融期,土壤返盐较为严重。根据降水年型的不同,灌区各旗县区土壤含水量呈现丰水年高于平水年高于枯水年,土壤盐分浓度呈现丰水年低于平水年低于枯水年。随着秋浇定额的增加,或随着秋浇时间的推迟,灌区各旗县区均有土壤含水量增幅越大,土壤盐分浓度降幅越大。（3）不同秋浇模式下,灌区多年平均地下水埋深保持在102～147 cm,其中杭锦后旗和临河区的多年平均地下水埋深较大,分别为136和133 cm;五原县和磴口县的多年平均地下水埋深较小,分别为122和111 cm;乌拉特前旗的多年平均地下水埋深最小,为103 cm。根据降水年型的不同,灌区地下水埋深呈现枯水年大于平水年大于丰水年。随着秋浇定额的增加,或随着秋浇时间的推迟,灌区地下水埋深越小。（4）不同秋浇模式下,春小麦多年平均产量和平均WP的空间分布相似,均为杭锦后旗和临河区较高,五原县次之,磴口县和乌拉特前旗较低。相比基本情景,情景四下春小麦多年平均产量和WP均最高,分别提高了4.80%和4.39%,情景二下春小麦多年平均产量和WP均最低,分别降低了0.83%和0.14%。不同降水年型下,春小麦的产量和WP均整体呈现丰水年高于平水年高于枯水年。相比基本情景,不同秋浇模式下,枯水年春小麦的平均产量和平均WP提高幅度均最大,分别为1.11%和3.42%,丰水年春小麦的平均产量和平均WP提高幅度均最小,分别为1.03%和0.62%。（5）以春小麦的WP最高为目标,河套灌区各旗县区推荐的秋浇模式下,春小麦多年平均产量比基本情景下提高6.13%,多年平均WP比基本情景下提高6.94%,而引黄灌溉水量增加0.41亿m3;在空间尺度上,整个灌区春小麦的WP大多数年份在情景四下均表现最高,多年平均产量和WP分别为4986 kg/ha和1.17 kg/m3,多年平均产量比基本情景下提高4.80%,多年平均WP比基本情景下提高4.39%,而引黄灌溉水量减少2.04亿m3。因此,在提高春小麦WP的同时考虑节约引黄水量,则灌区相对适宜的秋浇模式建议为9月30日灌水125 mm,各旗县区不同降水年型的具体秋浇模式可参考推荐的秋浇模式。
续伊特[2]（2021）在《中国超大城市人口集聚与产业集聚、创新集聚的影响机制研究》文中认为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腾飞,我国人口集聚现象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模式,大规模人口为追求更好的自身发展向大型城市迁移,为当地带来丰厚的人力资本,从而为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可靠的劳动力基础,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底全国迁移人口达到2.6亿,其中1.7亿人口选择将城市作为迁移目的地,人口向城市集聚的现象尤为显着。2016年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中指出,对人居环境临界适宜的地区,基本稳定人口规模,鼓励人口向重点市镇收缩集聚。对人居环境适宜和资源环境承载力不超载的地区,重视提高人口城镇化质量,培育人口集聚的空间载体,引导产业集聚,增强人口吸纳能力[1]。基于此,本文从人口集聚、产业集聚、创新集聚的发展现状入手,着眼于中国超大城市集聚效应的影响机制研究,同时将中国超大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纳入到Logistic回归模型中,分析各变量对流动人口在超大城市内长期居留意愿影响机制,再利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以及门限效应模型,对超大城市人口集聚、产业集聚与创新集聚之间的影响机理进行进一步分析,最后根据研究结论,给出未来我国超大城市三种集聚效应影响的对策建议等。通过对国内外现有文献的梳理总结后发现,国内外学者对于人口集聚与产业集聚和创新集聚方面的研究已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但却存在着三个方面的不足,首先,大多数文献分析的是人口集聚对产业集聚的影响,或产业集聚对创新集聚的影响,而对于人口集聚与创新集聚之间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将三者统一纳入研究框架内的研究成果更是微乎其微。其次,在部分研究三种集聚效应的研究成果中,缺乏考虑某一要素的中介传导效应或门限效应,导致影响机制研究无法形成较为全面的理论系统。最后,目前大多数文献的研究对象均选择省级层面样本或地市级样本,缺乏同级别城市进行纵向比较的研究,而对于中国超大城市的比较性研究更处于有待完善补充的环节。因此基于现有文献存在的三个不足之处,本文遵循“研究基础-阅读经典理论文献-分析问题现状-构建理论模型-实证分析-概括结论-提出对策建议”的思路,进一步展开深层次研究,主要提出以下结论:第一、在构建以北京、天津、上海人口集聚发展对比框架后发现,北京市具有常住人口受教育水平较高、上海市具有外来人口比重较多的特点,同时根据人口集聚指数测算得知,北京市人口集聚指数同比其他两个城市增幅最快。在通过Arcgis技术测算了2000-2015年北京、天津、上海人口集聚空间关联格局后显示,以北京、天津、上海为例的中国超大城市人口集聚现象呈现“中心-外围”及“点轴状”分布结构,辖区等级变化幅度较小,保持长期稳定的一致性,而Moran’s I指数和LISA图结果表明,中国超大城市出现空间强相依特征,且总体呈现稳定上升趋势,分城市方面,北京市人口集聚现象开始由东城区、西城区向周围城区转移,已开始形成稳定的发展极。天津市人口集聚现象呈现出长期稳定的一致性。上海市人口集聚现象变化幅度较小,但浦东新区受到政策调整影响,呈现不显着的空间结构。第二、通过将以北京、天津、上海为例的中国三大超级城市进行对比后发现,三大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均呈现逐年上升趋势,迁入人口普遍以男性为主,且具有从事行业相似和受教育水平快速上升的特点。在实证研究方面,影响中国超大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出现显着地区差异现象,北京市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受其婚姻状况和本周工作时长双重影响,天津市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受其受教育年限和流动时间双重正影响,上海市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受其性别和收支水平双重正影响,但从总体来看,中国超大城市流动人口年龄状况对长期居留意愿影响显着性较差,各年龄段分布对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影响较低,同时性别和住房支出等因素对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影响显着性较低。第三、根据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二产业集聚与轻工业产业集聚受到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均会显着影响人口集聚的发展,且呈现出负向影响机制,从中短期角度来看,产业集聚对人口集聚的累积效应为负,对人口集聚具有微弱的阻碍作用,但从长期角度来看,这种负向效应会随着产业结构优化而出现拐点,逐渐形成促进人口集聚效应的影响机制,并随着高耗能产业向周边城市扩散,产业集聚的推力作用增强,带来人口集聚现象的持续发展。第四、在探究创新集聚与人口集聚影响机制下,通过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创新集聚对人口集聚具有显着的推动性作用,从中短期角度来看,高校课题密度的正向作用会随时间推移而被持续放大,但从长期角度来看,高校课题密度的推动作用存在明显的拐点,整体脉冲函数模型呈现“倒U型”曲线,正向作用会出现逐步缩小的趋势,而专利授权密度的正向作用同样存在拐点效应,这种正向效应会随着人口集聚的进一步发展而逐渐缩小。第五、在人口集聚、产业集聚、创新集聚的中介传导效应研究中,利用温忠麟和叶宝娟的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方法解释三种集聚效应的传导理论机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在创新集聚影响人口集聚的过程中,产业集聚会作为中介变量产生传导作用,且呈现负向影响机制,但从整体来看创新集聚对人口集聚的影响机制仍然为正,产业集聚作为中介效应对总效应的解释度较低,即在创新集聚促进人口集聚的过程中,有10.2%是通过产业集聚实现的,从而发现产业集聚对人口集聚的中介效应非完全中介效应,而是为部分中介效应。第六、在人口集聚、产业集聚、创新集聚的门限效应研究中,利用Hansen的门限效应模型解释在产业集聚影响人口集聚的过程中,创新集聚是否会存在门限作用的理论机制,发现创新集聚影响人口集聚的过程中,产业集聚存在单一门限效应,门限估计值为-0.0637,当中国超大城市产业集聚低于-0.0637时,创新集聚对人口集聚的回归系数为0.0437,当产业集聚系数大于-0.0637时,回归系数上升至0.0716,意味着创新集聚对人口集聚的促进作用有所上升。同时通过门限效应,得出产业集聚对人口集聚存在单一门限效应,门限值估计值为-0.1657,当产业集聚指数大于-0.1657时,产业集聚的回归系数由-0.2073下降至-0.664,表示产业集聚对人口集聚的阻碍作用有所上升。而通过门限效应对创新集聚和人口集聚的门限效应分析发现,创新集聚对人口集聚存在双重门限效应,门限值分别为-4.2649和-1.8766,当创新集聚指数位于-4.2649和-1.8766区间时,创新集聚对人口集聚的回归系数由0.0077上升至0.0414,当创新集聚指数大于-1.8766时,创新集聚的回归系数上升为0.0838,表示目前我国超大城市创新集聚对人口集聚的促进作用会随着创新指数的上升而逐渐扩大。
李会芳[3]（2021）在《云南纳西族糖尿病患病和自我管理的变化趋势及RANTES及其受体CCR5与糖尿病的相关性研究》文中认为[目 的]本项目研究云南独有少数民族纳西族糖尿病的患病和自我管理的流行现状和变化趋势,分析生活行为因素对糖尿病患病的影响以及RANTES及其受体CCR5与糖尿病的相关性,探讨生活行为因素、目的基因多态性及表达水平在糖尿病及糖尿病前期的发生中是否存在交互作用。[方法]采用重复横断面研究设计,分别于2013年和2018年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抽取云南省玉龙县35岁及以上的纳西族居民作为研究对象,分为以下三个部分进行研究:第一部分 云南纳西族糖尿病患病和自我管理的变化趋势研究通过现场问卷结合体格检查的方法收集研究对象的人口学特征资料及自我血糖管理信息,测量研究对象的身高、体重、腰围、臀围和血压,通过指尖毛细血管血测量研究对象的血糖（空腹或餐后2小时或随机血糖）。采用χ2检验分析纳西族调查人群糖尿病前期及糖尿病的患病情况、糖尿病的知晓、治疗、控制及自我管理的流行现状;采用χ2检验比较分析纳西族调查人群糖尿病前期及糖尿病患病、知晓、治疗、控制及自我管理的变化趋势;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纳西族调查人群糖尿病自我管理的危险因素。第二部分 云南纳西族生活行为方式的变化趋势及与糖尿病患病的关系研究通过现场问卷调查收集研究对象的糖尿病相关生活行为方式资料。采用χ2检验分析纳西族调查人群糖尿病相关生活行为方式的流行现状以及糖尿病患病相关危险因素的聚集情况,比较分析纳西族调查人群糖尿病相关生活行为方式及相关危险因素聚集情况的变化趋势;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纳西族调查人群生活行为因素对糖尿病患病的影响。第三部分RANTES及其受体CCR5与云南纳西族糖尿病的相关性研究通过指尖毛细血管全血测量调查者的空腹或餐后2小时或随机血糖,采集诊断为糖尿病和糖尿病前期患者的外周静脉血,并按1:2比例收集年龄、性别匹配的正常对照者的外周静脉血,其中血糖正常组133人,糖尿病前期组60人,糖尿病组61人,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生化指标,使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单核和淋巴细胞表面的CCR5水平以及血浆RANTES水平,采用Taqman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RANTES基因rs2280788位点及CCR5基因rs1799987位点的基因型。采用χ2检验比较糖尿病组、糖尿病前期组和血糖正常组三组间的RANTES rs2280788位点及CCR5 rs1799987位点的基因型和等位基因频率是否存在差异;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三组间的临床及生化指标、血浆RANTES水平及淋巴和单核细胞表面CCR5的表达情况,比较CCR5 rs1799987位点不同基因型组间的生化指标和CCR5表达情况,两两比较采用LSD-t检验;采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或两独立样本秩和检验比较RANTES rs2280788 CC、CG+GG基因型组间的生化指标和RANTES表达水平、比较是否使用降糖药物的糖尿病患者间血浆RANTES水平及白细胞表面CCR5的表达情况;采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云南省纳西族糖尿病前期及糖尿病的影响因素;通过MDR3.0.2软件采用多因子降维法分析RANTES、CCR5基因多态性及其表达水平与生活行为因素在糖尿病及糖尿病前期的发生中是否存在交互作用。以P<0.05为具有统计学差异（卡方检验两两比较时以P<0.017为具有统计学差异）。[结果]第一部分 云南纳西族糖尿病患病和自我管理的变化趋势研究2013年共调查1402例,其中男性644例,女性758例;2018年共调查1426例,其中男性657例,女性769例。1.2018年云南纳西族糖尿病相关调查研究结果1.1纳西族调查人群糖尿病前期及糖尿病的患病率分别为19.5%和8.6%,男性、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65岁年龄组和人均年收入>8000元的人群糖尿病前期患病率高于女性、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65岁以下年龄组和人均年收入≤8000元的人群（P均<0.05）,且≥65岁年龄组糖尿病的患病率最高。糖尿病的知晓、治疗、控制率分别为52.8%、89.2%和29.2%,在各年龄组中,≥65岁年龄组糖尿病治疗率最高,为95.5%（P<0.01）,在不同性别、年龄、人均年收入、住房类型及不同医疗服务可及性组间糖尿病的知晓率和控制率均无统计学差异（P均>0.05）。1.2云南省纳西族调查人群糖尿病的自我管理包括遵医嘱服药、自我血糖监测和最近2周采取降糖措施的比率分别为87.7%、49.2%和100.0%,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糖尿病患者自我血糖监测比率高于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者,最近2周采取降糖措施包括控制体重或减肥、控制饮食、增加锻炼和戒烟的比率分别为69.2%、92.3%、84.6%和12.3%,55-64岁、人均年收入>8000元、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采取控制体重或减肥措施降糖的占比较高,男性戒烟的占比较高。2.纳西族调查居民糖尿病患病及自我管理的变化趋势2.1从2013年到2018年纳西族调查人群糖尿病前期的患病率无明显变化,而糖尿病的标化患病率从4.1%上升至8.6%。糖尿病的标化知晓率由66.4%降至53.1%,（P<0.05）,使用自来水、家中有厕所、人均年收入>8000元和医疗服务可及性好的人群知晓率下降明显（P<0.05）,但糖尿病患者的治疗率和控制率无明显变化（P均>0.05）。2.2从2013年到2018年纳西族糖尿病患者遵医嘱服药率和最近2周采取降糖措施的比率明显升高（P<0.05）,男性、人均年收入>8000元、家中有厕所和医疗服务可及性差的糖尿病患者遵嘱服药率明显升高（P<0.05）;而自我血糖监测比率无明显变化（P>0.05）;调查前2周采取降糖措施包括控制体重或减肥、控制饮食、增加锻炼的标化比率呈明显上升趋势,分别为28.1%和71.2%、72.7%和92.7%、28.1%和84.9%（P均<0.05）,而通过戒烟降糖的比率无统计学差异（P>0.05）。3.糖尿病自我管理的影响因素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糖尿病患者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是采取降糖措施的保护因素。第二部分 云南纳西族生活行为方式的变化趋势及与糖尿病患病的关系研究1.2018年纳西族生活行为方式的相关调查研究结果1.1 纳西族调查人群高血压患病率、超重、肥胖、中心性肥胖、吸烟、现在吸烟、饮酒、缺乏体力活动、有糖尿病家族史、进食含油或脂肪多食物（一周≥3天）、进食腌制品（一周≥3天）的比率分别为38.1%、34.2%、15.5%、60.4%、36.9%、29.3%、15.7%、25.5%、5.3%、31.8%和 41.4%。1.2女性中心性肥胖和有糖尿病家族史的比率高于男性（P<0.01和P<0.05）,男性吸烟、饮酒、进食含油或脂肪多食物（一周≥3天）的比率高于女性（P<0.01）,男性比女性更缺乏体力活动（P<0.05）。1.3不同年龄段中,≥65岁年龄组高血压患病率、缺乏体力活动和中心性肥胖比率最高,35-44岁年龄组每周进食含油或脂肪多食物和腌制品≥3天的比率最高,45-54岁年龄组超重和现在吸烟的比率最高。1.4年龄越大的纳西族调查人群其3个及以上糖尿病危险因素聚集率越高。2.纳西族调查居民生活行为方式的变化趋势2.1 2018年纳西族调查居民高血压患病率、超重率、肥胖率、中心性肥胖率、有糖尿病家族史的比率较2013年明显升高（P<0.01）,吸烟率较2013年升高（P<0.05）,但饮酒率、缺乏体力活动、进食含油及脂肪多食物（一周≥3天）、进食腌制品（一周≥3天）的比率较2013年降低（P<0.01）,呈下降趋势。2.2 2018年糖尿病患病危险因素聚集3个及以上的比率较2013年明显升高（P<0.05）。3.纳西族生活行为因素与糖尿病患病的关系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患高血压、有糖尿病家族史和缺乏体力活动是纳西族调查人群糖尿病患病的危险因素。第三部分RANTES及其受体CCR5与云南纳西族糖尿病患病的相关性研究1.糖尿病组的腰围、TG、FPG、HbA1c高于血糖正常组（P<0.05）,糖尿病组的TC、TG、FPG、HbA1c高于糖尿病前期组（P<0.05）,糖尿病前期组的HbA1c高于血糖正常组（P<0.05）,其余指标在糖尿病前期和血糖正常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糖尿病组、糖尿病前期组和血糖正常组间RANTES rs2280788 CC、CG+GG基因型频率和RANTES rs2280788 C/G等位基因频率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男性糖尿病前期组RANTES rs2280788 CG+GG基因型和G等位基因频率高于血糖正常组（P<0.017）,男性其余组间及女性各组间基因型和等位基因频率无统计学差异。3.糖尿病前期组CCR5 rs1799987 AA基因型频率和A等位基因频率均高于血糖正常组（P<0.017）,糖尿病组CCR5 rs1799987AA基因型频率和A等位基因频率均低于糖尿病前期组（P<0.017）,糖尿病组和正常对照组间基因型和等位基因频率无统计学差异,与在女性人群中的结论一致。男性人群中三组间CCR5 rs1799987基因型和等位基因频率无统计学差异（P>0.05）。4.糖尿病组、糖尿病前期组和血糖正常组三组间血浆RANTES水平及单核和淋巴细胞表面CCR5的表达水平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是否使用降糖药物治疗的糖尿病患者组间血浆RANTES水平、单核和淋巴细胞表面CCR5表达水平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5.RANTES rs2280788位点不同基因型组间、CCR5 rs1799987位点不同基因型组间自身的表达水平及血浆LDL、HDL、TC、TG、FPG、HbA1c水平无统计学意义（P>0.05）。6.MDR分析显示:CCR5基因型、年龄、BMI为糖尿病前期和糖尿病发生的最佳预测模型,该模型训练组平衡精度为0.651,测试组平衡精度为0.492,交叉验证一致性为7/10（P<0.0001）,其中CCR5 rs1799987基因型和BMI具有强协同作用,CCR5 rs1799987 AA基因型携带者糖尿病前期或糖尿病的发生风险随着BMI的增加而增加。[结论]1.云南省纳西族调查人群糖尿病前期及糖尿病的患病率低于全国水平;糖尿病的治疗率处于较高水平,知晓率略高于一半,而控制率不足三分之一。2.纳西族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包括遵医嘱服药、通过控制体重或减肥、控制饮食、增加锻炼来控制血糖处于较好水平,而自我血糖监测处于中等水平,而且文化程度较高的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较好。3.纳西族调查人群糖尿病的患病率呈上升趋势,糖尿病的知晓率有所下降而治疗率和控制率无明显变化。糖尿病患者遵医嘱服药、采取控制体重或减肥、控制饮食和增加锻炼控制血糖的比率也明显升高,而自我血糖监测比率无明显变化。4.纳西族调查人群中,男性抽烟、饮酒、进食含油及脂肪多食物的比率更高,且比女性更缺乏体力活动,而女性中心性肥胖的比率更高;年龄越轻的进食含油及脂肪多食物、进食腌制品、抽烟和超重比率越高,年龄越大的高血压患病率、缺乏体力活动和中心性肥胖的比率越高。5.云南纳西族调查人群虽然饮酒、缺乏体力活动、进食含油或脂肪多食物、进食腌制制品情况呈好转趋势,但高血压、超重、肥胖、中心性肥胖的比率仍呈现上升趋势,加强纳西族居民生活方式的管理任重而道远。6.高血压、糖尿病家族史和缺乏体力活动是云南省纳西族患糖尿病的危险因素。7.血浆RANTES水平和单核、淋巴细胞表面CCR5水平可能与云南省纳西族居民糖尿病前期和糖尿病无明显相关性。糖尿病患者血浆RANTES水平和单核及淋巴细胞表面的CCR5水平与是否使用降糖药物无关。8.RANTES rs2280788位点及CCR5 rs1799987位点的基因多态性对自身表达水平及血浆LDL、HDL、TC、TG水平无明显影响。9.CCR5 rs1799987基因型、年龄、BMI在糖尿病前期和糖尿病的发生中存在交互作用,而且这三个变量的组合是糖尿病前期和糖尿病发生的最佳预测模型,其中,CCR5 rs1799987基因型和BMI具有强的协同作用,CCR5 rs1799987 AA基因型携带者糖尿病前期或糖尿病的发生风险随BMI的增加而增加。
李菲[4]（2020）在《基于Markov模型的中医综合疗法治疗糖尿病肾病疗效评价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1.应用Markov模型评价中医综合疗法治疗DKD的优势;2.评价中医综合疗法干预DKD的疗效。方法:回顾性队列研究:从2009年1月～2019年12月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住院的DKD患者留档病历进行回顾性分析,以连续随访长达1年且资料完整的糖尿病肾病患者入选,合计198例。调查198例糖尿病肾病患者基本情况、症状及体征以及实验室指标等,按照是否进行中医干预将其分为西医治疗组92例和中西医治疗组106例。计算DKD患者在西医治疗和中西医治疗12月之后CKD分期变化的转移概率,应用SPSS 19.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采用TreeAge Pro Healthcare 2020软件应用Markov模型预测DKD患者的预后。结果:1.本研究共纳入198例糖尿病肾病患者,男女比为2.19:1,平均年龄59.28岁;偏瘦者4例（2.02%）,正常者61例（30.81%）,超重者74例（37.37%）,肥胖者59例（29.80%）;平均病程67.54月;2例（1.01%）无合并症存在,187例（94.44%）合并患有高血压病,118例（59.60%）合并高脂血症,84例（42.42%）合并冠心病,42例（21.21%）有脂肪肝病史,17例（8.59%）合并患骨质疏松,14例（7.07%）合并患有肺部疾病;96例（48.48%）有吸烟嗜好,75例（37.88%）有饮酒嗜好;14例（7.07%）入组前未曾接受治疗,49例（24.75%）入组前间断治疗,135例（68.18%）入组前接受系统治疗;入组时CKD1期患者29例（14.65%）,CKD2期患者34例（17.17%）,CKD3期患者43 例（21.72%）,CKD4 期患者 28 例（14.14%）,CKD5 期患者 64 例（32.32%）。2.入组的DKD患者中,主证辨证为气阴两虚型患者84例（42.42%）,肝肾阴虚型患者7例（3.54%）,气血两虚型患者17例（8.59%）,脾肾阳虚型患者90例（45.45%）;不伴有兼证患者124例（62.63%）,兼证辨证为阴虚阳亢型患者10例（5.05%）,血瘀型患者38例（19.19%）,膀胱湿热型患者26例（13.13%）;不伴有变证患者158例（79.80%）,浊毒犯胃型患者30例（15.15%）,溺毒入脑型患者1例（0.51%）,水气凌心型患者9例（4.54%）。3.在12月后,中西医治疗组CKD1期进展到CKD2期、CKD3期、CKD4期、CKD5期和死亡/终末期肾病的总转移概率比西医治疗组减少0.406,CKD2期进展到CKD3期、CKD4期、CKD5期和死亡/终末期肾病的总转移概率比西医治疗组减少0.155,CKD4期进展到CKD5期和死亡/终末期肾病的总转移概率比西医治疗组减少0.082。4.中西医治疗组今后5年的预期平均寿命或肾存活期（4.11年）长于西医治疗组（3.23年）。对DKD患者5年后进行预测发现,中西医治疗组在CKD1期的累积概率比西医治疗组高11.5%,在CKD2期的累积概率比西医治疗组高9.9%,在CKD3期的累积概率比西医治疗组高9.5%,在CKD4期的累积概率比西医治疗组高3.1%;中西医治疗组在CKD5期的累积概率比西医治疗组低18.9%,在ESRD/Dead期的累积概率比西医治疗组低15%。5.中西医治疗组在今后5年中处于CKD1期的平均时间比西医治疗组多0.56年,处于CKD2期的平均时间比西医治疗组多0.37年,处于CKD3期的平均时间比西医治疗组多0.31年,处于CKD4期的平均时间比西医治疗组多0.18年,处于ESRD/Dead期的平均时间比西医治疗组少0.53年。6.中西医治疗组今后20年的预期平均寿命或肾存活期（18.02年）长于西医治疗组（16.23年）。对DKD患者20年后进行预测发现,中西医治疗组在CKD1期的累积概率比西医治疗组高1.8%,CKD2期的累积概率比西医治疗组高1.9%,CKD3期的累积概率比西医治疗组高2.2%,CKD4期的累积概率比西医治疗组高0.8%;CKD5期的累积概率比西医治疗组低2.6%,在ESRD/Dead期的累积概率比西医治疗组低4%。7.中西医治疗组今后20年中处于CKD1期的平均时间比西医治疗组多1.08年,处于CKD2期的平均时间比西医治疗组多0.78年,处于CKD3期的平均时间比西医治疗组多0.56年,处于CKD4期的平均时间比西医治疗组多0.33年,处于CKD5期的平均时间比西医治疗组多0.28年;处于ESRD/Dead期的平均时间比西医治疗组少1.25年。结论:1.应用Markov模型可以对中医综合疗法治疗DKD的远期疗效进行评价;2.中医综合疗法干预糖尿病肾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延缓DKD患者慢性肾脏病变的发展过程,提高DKD患者的预期平均寿命或肾存活期。
吕慧娜[5]（2020）在《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二战”后,各国都处于国内经济恢复与发展、国际上经济赶超竞赛的时代背景,面对国内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景象,各国普遍开展了以对特殊落后区域的重点开发以及对国土资源的综合性开发为主要形式的国家区域援助,在国际上形成了由国家（政府）对区域市场“失灵”进行干预的援助浪潮。国内,伴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和推进,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成为缩小区域差距的关键环节,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在改变欠发达地区贫穷落后面貌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随着援助实践的逐步开展,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有效性、甚至存在的必要性都饱受质疑。在此背景下,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制度价值和当代品性值得我们重新反思。一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制度作为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权益倾斜性配置的主要路径,在缩小区域差距方面仍具有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本身存在诸多局限,主要表现在:援助对象识别缺乏明确的标准、援助方式的有效性因制度缺陷而大打折扣、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不完善等方面。为此,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行制度上的完善,成为当下该制度突破发展困境的有力举措。域外主要国家在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援助时,多采用“立法先行”的调控模式,通过法律制度的规定性和强制性,保证了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化、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的强制性,且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证明,通过法律制度保障国家区域援助的长效供给是正确的选择,这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完善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启迪。当前学界提出对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加强法制保障的着述并不鲜见,但令人遗憾的是,当前关于国家区域援助法制建设的研究,要么仅停留在观点提出层面,要么止于国家区域援助法制理念、文化和伦理等高度,呈现出模糊化的研究态势。至今尚未有从经济法独有的研究视角,将国家区域援助法制理念或观念,通过具体的法律制度设计,搭建起国家区域援助法律制度框架,为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的法治化提供制度理论支撑。本选题之创作初衷即源于经济学提出国家区域援助急需法制保障,而法学研究却并未跟进的现状。笔者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揭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并通过法学视角为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援助方式选择和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提供些许制度理论上的参考与借鉴,并期望成果能够引起国家区域援助相关部门的关注与重视。本文除了引言与结语之外,共包括七章,内容分别为:第一章——“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研究的理论准备”。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相关的核心概念和制度要素。首先,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相关的核心概念“区域”、“援助”、“区域援助”、“国家区域援助”等进行界定。关于“区域”,区域经济学、区域地理学、区域政治学、区域社会学等学科都进行了大量的先期研究,但并未对区域的概念形成共识。法学学科中法理学、行政法和经济法等部门法对区域的界定,也是各家之言,范畴不一。为此,笔者对不同学科关于“区域”的界定进行了梳理,在借鉴各学科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将“区域”界定为“一国国内跨越行政区划界限限制的、具有共同利益、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欠发达”的地域共同体”。关于“援助”,笔者对脱胎于国际层面发达国家或地区对欠发达国家或地区提供发展援助的援助理念进行了追溯,在此基础上,将“援助”界定为资源从一个国家或地区到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自愿转移,且这里的“资源”泛指一切能转化为生产利益的资料、资金、能源、服务、工作人员、知识或其他资产。关于“区域援助”,范围涉及到国际、国内两个视角和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而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涉及的“区域援助”主要是中观层面,即一国范围内中央政府或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援助,分别称为“国家直接投入的区域援助”和“国家政策推动的区域援助”。综上,可以将“国家区域援助”界定为一国中央政府通过直接投入或政策推动的方式对其国内跨越行政区划界限限制的、具有共同利益、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欠发达”的地域共同体进行的资源转移。为了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一步展开研究,笔者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制度要素进行了解构,并将援助前期需要明确的援助对象、援助过程中需要选择的援助方式和援助结束后需要进行的绩效评估和结果应用作为重要的制度要素,为后文研究奠定基础。第二章——“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理基础”。本章主要讨论国家职能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义务、发展权利理论与区域发展权、实质正义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首先,明确国家区域援助义务的产生主要源于国家职能的演进。国家从最初的安全保障职能到后来的经济调节职能的演进,使其从以往的“守夜人”角色转变为国家宏观经济的管理者和微观经济的调节者。而随着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加剧,使国家又肩负起“中观经济的协调者”的重任,国家区域援助义务即是这一职责的内容之一。一般而言,国家区域援助义务是指将国家所负有的援助欠发达区域的职责进行义务化规定的一种强制性规范。从逻辑根源上看,国家所负有的对各区域进行平等保护的职责要求,正是国家对先天资源禀赋条件恶劣的欠发达区域具有区域援助义务的内在根源;对历史上作出过“特殊牺牲”的区域进行成本的延期支付或补偿,是国家区域援助义务产生的历史根源。其次,将发展权引入区域领域,使欠发达地区获得与发达地区同样的区域发展权利。区域能否作为发展权的主体,建立在区域是否具有法律主体地位的基础之上。本文认为,区域具有法律主体地位,能够成为发展权的主体,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传统的主体制度无法有效应对区域问题;法律主体发展史表明,赋予“区域”以法律主体地位具有很大的可能性和制度空间;从法律主体意志要素、能力要素和道德要素方面分析,“区域”与法律主体要素相契合;“区域”作为区域政策等制度供给的概念主体已经普遍化,且区域合作协议显示了“区域”作为契约主体全面符合法律主体资格标准,同时,区域环保公益诉讼反向肯定了区域的法律主体地位,可见,区域主体性得到实践佐证,也是实践所需;从价值分析角度来看,赋予区域主体地位是为了区域市场秩序,实现区域正义;等等。综上,区域利益作为法律调整的对象是时代的产物,区域主体也是对法律主体扩张理论和“非法人团体或其他组织”等当代社会崭新的第三类主体类型出现的有力佐证,区域作为法律主体具有正当性法律基础。由此,发展权主体由“人”向“区域”的扩展,使得发展权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革。从内容上来看,区域发展权应包含一系列权利,包括获得信息权、参与权、融资权、获得援助权、获得法律救济权等;同时,区域发展权应以培育和提升欠发达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为主要内容。从权利实现上看,区域发展权需要宪法保障,笔者建议在第四条之前增加一条针对“区域”的宪法保护规定,明确提出保护区域发展权,并将保护的对象区域进行列举;区域发展权实现须进行结构性分配,对于具有经济发展基础的区域,“造血式”援助能帮助其实现自我发展,对于其他不具有经济发展基础的区域,“输血式”援助仍具有现实意义。再次,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有利于实质正义的实现。正义理论经历了从形式正义到实质正义的转变,在区域层面表现为“区域正义”。针对区域市场出现的“非正义”现象,对区域结构中的弱质主体进行法律制度上的区别对待,进而使弱质主体获取与强质主体对等的发展权利,此种实质正义的实现就是“区域正义”。要实现“区域正义”就必须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权利倾斜”,而国家区域援助就是“权利倾斜”配置的有效路径。总之,国家区域援助义务与区域发展权构成了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权义架构”,为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行法律视域的研究和架构提供了合理性依据,同时,国家区域援助对“区域正义”的追求,充分体现了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治意义和实践价值。第三章——“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历史、现状与问题”。本章主要讨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演进过程、立法现状、政策规范及存在的法律问题。首先,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经历了从萌芽到正式形成,再到推动立法的发展过程。自建国伊始,我国区域发展层面就存在“援助”萌芽;直到改革开放初期,“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标志着我国以国家直接投入的区域援助和国家政策推动的区域援助为主要内容的国家区域援助制度体系正式形成;世纪之交以来,我国陆续实施战略性扶贫、“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地区崛起”等战略,极大地扩张了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内容,同时,由国家层面推动的区域援助立法工作也使得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逐渐走向制度化、法律化。其次,我国目前并没有对国家区域援助进行专门立法,援助理念大多散落在各部门法法律的个别条款之中。通过对我国成文法和政策法规的梳理,笔者发现,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存在较多问题:国家区域援助前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不明确;国家区域援助过程中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升;国家区域援助后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性的强制性缺失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有效性、存在的必要性、时代意义和当代品性深受诟病。本文主要针对这三个方面,从法学视角进行制度分析,以期重塑国家区域援助的制度价值。第四章——“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本章主要讨论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立法规定、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背景、目标和原则,以及实现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的建议。首先,美国、日本和欧盟国家区域援助立法中都明确了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达到标准的才有权接受援助。其次,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是国土规划中的区域规划层面。在国土空间规划方面,我国现行的主要法规政策包括《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203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和《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等,根据这些政策要求,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进行科学识别必须建立在“多规合一”、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要求基础之上,对现行有效的国土空间规划内容进行整合,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详细规划等相衔接。再次,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作为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重要内容,应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的专项规划,具体内容包括援助对象的识别及对应的识别标准。笔者在综合分析区域经济发展历程和早期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过去存在且延续至今的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边境地区、贫穷地区和实际发展中出现困难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地区、产业衰退的老工业城市地区和生态严重退化地区,划定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并拟构了各援助对象识别的地域单元标准和识别标准,建议通过“基本法+单行法”的形式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进行立法规定。在与现行立法的衔接方面,区域规划相关的现行立法被统一囊括进国土空间规划中,与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相关的立法应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的相关专项规划,并作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法的组成部分。第五章——“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主要类型、各类型援助对象区域适用的援助方式组合、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和区域金融支持制度。首先,国家区域援助方式体系。根据域外国家区域援助方式分类以及我国针对不同区域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所采用的援助方式,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由直接援助和间接援助构成的援助方式体系,本文主要研究以财政援助、税收优惠和金融支持为主构成的直接援助方式。在此基础上,笔者尝试性地构建了我国未来国家区域援助援助方式组合适用体系,以期发挥各项援助方式及相关制度的“合力”。其次,区域财政援助制度。根据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存在的立法质量不高、制度安排与制度目标自相矛盾、转移支付结构在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有限、缺乏细化的用途限制、缺乏统筹安排和项目衔接调整等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完善建议:加强对国家区域财政援助的立法规定,并对现存的转移支付项目进行整合和清理,同时重视转移支付程序的立法工作;税收返还应放弃“基数法”,改采特定税种税收返还法;结构上应提高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加强转移支付资金的细化规定,包括资金所占项目的比例、援助资金与区域发展所需资金和其他来源资金的关系、资金的拨付时间、使用限制等方面;转移支付项目设置注重统筹协调安排,增设“转移支付调整费”用于转移支付项目的衔接和协调成本支出;等等。再次,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区域税收优惠制度与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相辅相成,部分财政援助需要依靠区域税收优惠措施来实现,二者在进行国家区域援助中联系紧密,组合适用,不可分割。在借鉴美国、日本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经验的基础上,笔者对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存在的问题,诸如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多集中于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变相减免税、税制结构不合理、跨区域税收分成规定不明确等,提出了以下完善建议:通过立法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税收优惠制度的规范,进一步清理、整合混乱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赋予欠发达地区一定的税收优惠调节权;逐步增加直接税在税收体系中的比重;进一步明确跨区域税收分成规则等。最后,区域金融支持制度。我国在区域金融支持方面,存在诸多不足,主要表现为区域金融支持法律制度供给不足;银行金融机构本身制度性原因诱发“资金外流”;统一的货币政策工具引致不同的地域意义;政策性金融“政策性”功能缺位等。针对这些问题,笔者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完善建议:通过完善《中国人民银行法》、在区域援助基本法或单行法中规定倾斜性区域金融支持条款,加强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法律供给;通过对“总行——大区分行——中心支行——支行”一元四级的央行组织制度在职权与职责方面进行改良,在金融机构设置与职能安排上实现区域金融支持;实施区域差异化金融,对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再贷款、利率等进行差异化安排;通过设置政策性和市场性双目标、设立区域政策性银行等路径,对政策性银行的“政策性”功能进行补强。第六章——“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主体内容及绩效评估结果的应用。首先,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从法制思维角度而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法律制度是对国家区域援助行为“监管的监管”;从理论依据角度而言,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同时,区域财政援助绩效评估作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核心构成,存在很多问题,进而引发了对国家区域援助进行绩效评估的制度思考。其次,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主体内容构成。在对国家区域援助事前、事中和事后“全生命周期”进行评估的基础上,对评估主体、评估周期、评估指标、评估结果等“结构性构成”进行细化,搭建起以时间维度和内容维度为框架的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制度,保障了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有效性及结果的合理性。再次,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结果的应用。对于绩效评估结果为无效的国家区域援助,要进行援助无效责任追究,并通过“资格减等”对援助主体能否获得国家在援助制度中设置的各项优惠资格及优惠的级别进行降级减等,通过“回转”实现援助力量的保存,从而把积极的鼓励促进和消极的限制禁止相结合,通过奖励和惩罚实现对区域援助行为的指引和调控;对于绩效评估结果为有效的国家区域援助,要通过动力机制、补偿机制、风险防范机制、激励与约束机制等,有序推进相关援助对象区域退出国家区域援助,以减轻国家财政压力。第七章——“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的域外考察及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首先,域外各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考察。各国区域援助普遍“立法先行”,法律体系呈现出以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为核心、以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为实施细则的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特点,对我国进行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其次,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立法应是由多层级、多位阶立法和政策等不同法律形式构成的一套法律体系,具体包括:以法律形式为内容的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以政策、规划等形式为内容的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和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第一,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制定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应由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同时要重视地方参与和社会参与,满足对现行国家区域援助政策进行宏观梳理和指导的立法要求。内容方面,统筹国家各级政府及其各部门对欠发达地区的援助,涉及到援助理念、援助原则、援助对象、援助方式和绩效评估及应用的一般性规定。第二,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在单行法体系方面,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主要包括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和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根据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结果,我国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主要包括老少边穷地区援助单行法和困难地区援助单行法,具体包括革命老区援助单行法、少数民族地区援助单行法、边境地区援助单行法、穷困地区援助单行法、资源枯竭型城市地区援助单行法、产业衰退的老工业城市地区援助单行法和生态严重退化地区援助单行法。根据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主要方式,我国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主要包括区域财政援助单行法、区域税收优惠单行法和区域金融支持单行法。在单行法形式方面,鉴于我国当下的法制环境和区域法治实践,笔者认为以法规政策为主要形式具有正当性和可行性。在单行法层级和制定主体方面,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所涉及的援助对象区域与我国行政管理层级相对应,存在国家、省、市、县、镇（乡）5个层级,因此,国土空间规划、区域规划等也应在层级上分为5个层级,针对不同层级空间区域规划进行援助的单行法也相应分为5个层级,而不同层级单行法的制定主体也分别由国土资源部法规司（跨省级）、国土资源部在省级的派出机构与省级立法部门（省级且国土资源部在该省设立派出机构）、国土资源部指定人员与援助对象区域所在行政层级立法部门（省级及以下各层级且国土资源部未在该行政层级设立派出机构）承担;如果涉及到区域援助的特定援助方式,则由该援助方式所涉主管部门参与到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的起草工作中来。在单行法内容方面,要进一步细化对象识别的标准,明确特定区域援助中适用的援助方式,并对区域财政援助、区域税收优惠、区域金融支持等主要援助方式进行特殊规定。在单行法的实施与监管方面,要加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应用,进一步编制详细规划,充分利用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并维持稳定性。
张志慧[6]（2020）在《A建筑公司财务风险控制研究》文中提出建筑行业随着时代的进步也在快速发展,同时行业之间的竞争也越发激烈。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由于各项经济活动面对的不确定因素较多,重视发展的同时会忽略企业面临的财务风险。2019年建筑业资产负债率行业平均值高达75%,A建筑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为77.31%,高资产负债率下给企业带来巨大的财务风险,本文认为应重视财务风险对企业可能带来的危害,提升企业对财务风险的认识,通过识别风险进而对财务风险进行评价并提出相应的财务风险防范措施,使得财务风险处于可控范围之内,以期降低损失。本文基于财务风险管理理论,结合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以A建筑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对A建筑公司的财务风险进行识别、评价并提出相应控制措施,解决并改善A建筑公司的财务风险控制中所暴露出的具体问题,并对当前建筑企业的财务风险控制研究提供参考。本文首先以A建筑公司2016-2019年的部分财务报表为基础数据介绍A建筑公司的概况,并对该公司所处的财务风险控制环境进行分析。随后通过对近四年财务风险进行识别,并对该公司的财务风险控制现状进行分析。其次通过问卷调查法了解A建筑公司目前在财务风险控制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对A建筑公司财务风险评价进行优化设计。基于上述的综合分析结果,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A建筑公司财务风险评价体系,运用功效系数法对所建立的财务风险评价体系中各种评价指标权重系数进行赋值,并根据不同的财务活动分别提出该风险控制体系的保障措施。最后通过以上分析得出本文的结论及论文中存在的不足之处。本文主要就A建筑公司目前的财务风险控制中出现的问题予以论述,研究的重点主要放在完善A建筑公司财务风险控制体系上。同时,在研究过程中力求做到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希望本文的结论可以改善解决A建筑公司财务风险控制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对公司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邱凌历[7]（2020）在《城市商业银行合规风险管理评价体系构建及应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金融市场的飞速发展和同业间竞争环境的不断恶化,银行业经营环境更加复杂,风险事件不断爆发,实施合规风险管理刻不容缓。城市商业银行的合规风险管理水平与发展相对成熟的大型商业银行相比,明显处于劣势水平。只有城市商业银行将合规风险管理作为经营中的关键要素,才能在市场中立足。而对城市商业银行合规风险管理进行有效评价,有助于其发现管理中的薄弱环节,提高风险管理能力。目前,我国对城市商业银行合规风险管理评价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形成统一的评价方法,因此,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对城市商业银行实现全面风险管理具有重大意义。首先,本文比对总结了国内外学者对合规风险管理的相关研究成果。其次,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选取合理的指标,进行评价体系的构建。再次,以13家A股上市城市商业银行作为样本,运用本文构建的评价体系对其合规风险管理能力进行评价。最后,结合评价结果,提出提高城市商业银行合规风险管理的建议。综合来看,本文构建的评价体系有助于城市商业银行提高其风险管理水平,从而实现高质量发展。
张孟倩[8]（2020）在《分层制度下新三板中小企业融资效率研究》文中提出中小企业在转变经济结构上虽然已经有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仍存在许多问题,最显着的问题就是融资难问题。为解决相关问题,我国建立了新三板市场,并进行了扩容,因此中小企业在融资途径拓宽的同时缓解了融资难的相关问题。2016年6月我国新三板市场分层制度正式实施,在整个新三板市场上将中小企业划分为基础层和创新层,分层制度意义非凡,不仅能够帮助投资者降低信息收集成本,还能促进新三板挂牌企业提高经营管理以及风险控制能力,对形成健康向上的竞争氛围和开放宽松的融资环境有着重要意义。因此本文将从分层制度的视角下对新三板企业的融资效率进行研究。本文首先阐述了研究背景、国内外研究综述,并对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进一步分析了我国新三板市场的融资现状。然后以在2014年挂牌的且有实际融资行为的中小企业为条件,选取了符合条件的113家基础层和48家创新层企业为样本,选择DEA三阶段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在第一阶段主要对基础层和创新层进行对比分析,得出两个层次之间的差别,在第三阶段运用第二阶段SFA回归分析的结果,分离出随机干扰项以及环境因素,并与第一阶段结果对比,判断环境因素对融资效率的影响。经过实证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有:1、在新三板挂牌的大部分企业融资效率不高,处于中等水平。近五年虽然大多数企业的融资效率高于0.5,但融资效率达到有效状态的企业占比没有超过20%。2、创新层企业的融资效率要高于基础层企业。3、分层制度可以为投资者提供更加有用的信息。4、环境因素抑制了新三板企业融资效率。其次选取基础层企业国贸酝领和创新层企业凌志软件进行了案例分析,通过分析两个企业的融资现状以及比较两个企业的DEA结果可知,1、创新层企业凌志软件融资效率高于基础层企业国贸酝领;2、两个案例企业的融资效率差距在2016年后明显加大,说明分层制度能为投资者提供更加有用、有效的信息。最后针对在新三板市场上挂牌的中小企业融资效率存在的相关问题,从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提出建议,为提高中小企业融资效率提供理论和实证支持。
蒋楷[9]（2019）在《海南省66家医院2016-2018年数据监测分析》文中研究指明目的:新医改背景下收集海南省各市县2016-2018连续三年有医改监测记录医院的数据,从医疗收入、门诊次均费用、住院人均费用、医疗服务收入及占比、药占比和百元医疗收入消耗的卫生材料费用等方面分析比较三年各市县的指标变化情况。为贯彻医改政策措施,完善医疗费用的控制,提高医疗服务的效益提供建议。方法:收集2016年1月-2018年12月三年海南省19个市县的66家有医改监测记录的医院的相关数据,主要包括医疗收入、门诊收入及门诊各项收入、住院收入住院各项收入、药品收入等。在《海南省关于控制公立医院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的实施意见》的指导下,利用所提供的公式计算出其他各项指标数据,包括医疗服务收入及占比、门诊次均费用、住院人均费用、卫生材料费、百元医疗收入消耗的卫生材料费和药占比（不含中药饮片）等。利用excel软件建立数据库,使用SPSS22.0软件对数据进行录入和分析,采用描述性统计、方差分析及趋势性检验等统计学分析方法来进行整理分析。结果:1.药占比（不含中药饮片）过高,2016和2017年各市县的药占比（不含中药饮片）几乎都大于30%,未达到预期指标;到2018年也仅有6个市县的药占比（不含中药饮片）低于30%,不过其他市县的药占比（不含中药饮片）仅比30%多几个百分点,相比于前两年有较大的改善。2.医疗服务价值偏低,19个市县中有16个市县在2016-2018年的医疗服务收入呈升高趋势,其中有5个市县是呈线性增长,但这5个市县的医疗服务收入占比却不是线性增长,只能模糊的比较出2018年的医疗服务收入占比高于前两年。3.卫生材料费有待进一步降低,2016-2018年19个市县除了海口市每年百元医疗收入中消耗的卫生材料高于20元,其他18个市县都低于20元,达到了预期目标。但有10个市县的百元医疗收入中消耗的卫生材料呈小幅度上升趋势,其余有6个市县的百元医疗收入中消耗的卫生材料逐年有一定的下降趋势。4.门诊次均费用增幅和住院人均费用增幅过高,19各市县中仅有6个市县的门诊次均费用增幅下降,4个市县的住院人均费用增幅下降,并未达到预期目标。5.总医疗费用增幅过高,2016-2017年总医疗费用增幅三级医院9.04%,二级医院11.64%,2017-2018年总医疗费用增幅三级医院6.13%,二级医院4.04%,到2018年增幅有下降趋势。结论:2016-2018年海南省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有较大改善,主要问题体现在医疗费用增幅过高上,通过控制组成医疗费用的各指标,可以达到稳定医疗费用增幅的目的。1.加强合理用药的理念并制定考核方案;2.动态监测药品信息和使用,建立药品用量预警系统的反馈机制;3.规范临床路径,合理选用耗材,加强卫生材料采购和使用的监管;4.提升医务人员的技术劳务价值;5.建立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机制;6.积极响应DRGs的推行。
肖喜娥[10]（2019）在《重庆市某区幼儿园及中小学教师人群常见慢性疾病调查与分析》文中研究说明目的:通过对重庆市主城某区幼儿园及中小学教师2008、2014、2016及2018年体检人群肥胖、高脂血症、脂肪肝、高血糖、高血压和高尿酸血症几种常见慢性疾病患病情况的调查分析,了解该人群存在的主要营养健康问题、慢性疾病患病特点及不同年龄、不同性别、和不同体质量指数（BMI）对患病率的影响,旨在为该人群健康教育、生活指导和慢性病防控提供科学依据,为政府制定相关的医疗卫生政策提供参考。方法:本研究以重庆市渝中区在职及离退休幼儿园及中小学教师人群作为调查对象,通过方便抽样方式从该人群固定的三家体检医院（三甲医院）调取该人群2008、2014、2016、及2018年共4次跨度10年的体检资料,共计23318人,开展4次回顾性调查分析。以最新诊断标准对相关慢性疾病进行诊断,对该人群10年间常见疾病患病率,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BMI情况下的超重和肥胖变化情况,以及该人群高脂血症、脂肪肝、高血糖、高血压和高尿酸血症等几种常见慢性疾病患病率变化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并就几种常见慢性疾病患病率的影响进行多因素分析。采用IBM SPSS Statistics 25.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结果:1.人群常见疾病总体检出率:2008-2018年4次健康体检的15种常见疾病中,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脂肪肝、高血压、高血糖、骨质疏松症、肝囊肿三次以上检出率都在10%以上,其中高脂血症4次检出率均排列第一,2008年、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人群高脂血症检出率分别为18.68%、35.05%、34.44%和29.57%。2.人群超重和肥胖检出率:男性人群2014年、2016年、2018年三次体检超重检出率和2014年、2018年二次体检肥胖检出率均高于女性人群（p<0.05）;男性人群虽然2008年超重检出率和2008年、2016年肥胖检出率也高于女性人群,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008年、2014年、2016年及2018年四次体检数据显示女性人群体质消瘦检出率均高于男性人群（p<0.05）。体质量状况检测结果:该人群超重、肥胖率2018年最高,分别为32.55%和8.93%,2014年、2018年人群超重、肥胖率高于2008年（p<0.05）,2018年也高于2016年（p<0.05）。3.不同性别人群高脂血症、脂肪肝、高血糖、高血压和高尿酸血症患病率:不同性别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2018年高血压检出率、2014年和2016年高脂血症检出率、2016年和2018年高尿酸血症检出率以及2014年、2016年和2018年高血糖与脂肪肝检出率男性均高于女性（p<0.05）,上述五种疾病在四次体检中的其他时间点的检出率男女性人群之间无差异。4.不同年龄组人群高脂血症、脂肪肝、高血糖、高血压和高尿酸血症患病率:不同年龄段患病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60岁以上年龄组人群与4559岁年龄组人群比较,除2008年、2014年两人群高脂血症检出率无差异和脂肪肝2008年检出率无差异外,上述五种慢性病检出率在2008年、2014年、2016年和2018年四次查体中60岁以上年龄组都高于4559岁年龄组人群（p<0.05）;60岁以上年龄组人群上述五种慢性病检出率在四次查体都高于≤44岁以下年龄组人群（p<0.05）;4559岁年龄组人群与≤44岁以下年龄组人群比较,除2008年高脂血症检出率无差异和2008年、2016年高尿酸血症检出率两人群无差异外,上述五种慢性病检出率在四次查体中4559岁年龄组人群都高于≤44岁以下年龄组人群（p<0.05）。5.不同BMI人群高脂血症、脂肪肝、高血糖、高血压和高尿酸血症患病率:肥胖人群2008年、2014年、2016年和2018年四次查体中高脂血症、高血糖、高血压、高尿酸血症和脂肪肝五种疾病检出率均高于消瘦人群（p<0.05）,肥胖人群与正常人群相比,除2012年高脂血症检出率无差异外,上述慢性病检出率在四次查体中均高于体重正常人群（p<0.05）,肥胖人群2014年、2016年、2018年高尿酸血症和高血糖检出率均高于体重超重人群（p<0.05）,高血压2014年、2018年检出率和高脂血症2014年检出率肥胖人群也高于体重超重人群（p<0.05）;超重人群2008年、2014年、2016年和2018年四次查体中高脂血症、高血压、高尿酸血症、脂肪肝四种疾病检出率均高于体重正常人群（p<0.05）,超重人群高血糖2014年、2016年、2018年检出率高于体重正常人群,并且2014年、2018年高血糖检出率也高于体质消瘦人群（p<0.05）;体重正常人群高脂血症2014年和2016年检出率、高血压2008年和2014年检出率、高尿酸血症2014年、2016年和2018年检出率及脂肪肝2008年、2014年和2018年检出率均高于体质消瘦人群（p<0.05）。6.高脂血症、脂肪肝、高血糖、高血压和高尿酸血症四次体检总患病率:该人群高脂血症、脂肪肝、高血糖、高血压和高尿酸血症五种慢性病检出率2014年、2016年、2018年均高于2008年（p<0.05）;人群高脂血症检出率2018年低于2014年和2016年（p<0.05）,但五种慢性病中高脂血症检出率4次体检均排列第一;高血压检出率2016年、2018年高于2014年（p<0.05）,但2018年低于2016年（p<0.05）;高血糖2018年检出率最高,为14.1%;高尿酸血症检出率2014年、2016年、2018年分别为22.2%、20.2%、22.1%,均高于2008年（p<0.05）;脂肪肝检出率2014年高于2016年和2018（p<0.05）,虽然脂肪肝检出率2016年、2018年有逐渐降低趋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7.高脂血症、脂肪肝、高血糖、高血压和高尿酸血症患病率影响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性别以女性为参照项,除高脂血症OR为0.82,高血糖、高尿酸血症、脂肪肝OR值分别为1.25、1.63和1.29（p<0.05）;年龄以≤44岁为参照项,年龄越大,OR值越大（p<0.05）;体质量状况以体重正常为参照项,随着BMI增大,慢性病患病风险亦增高（p<0.05）,并且体重肥胖人群OR值也高于体重超重人群。结论1.根据4次健康体检常见疾病总体检出率结果,高脂血症、高血糖、高血压、高尿酸血症和脂肪肝几种慢性病患病率较高,部分且有增高趋势,慢性病仍然是该教师人群值得关注的健康问题;2.该人群超重、肥胖率近年来有逐渐增高的趋势,并且超重、肥胖率随年龄增长而升高,老年人群超重、肥胖患病率高于青年人群,并且男性人群超重率和肥胖率总体趋势高于女性人群;3.四次体检该人群上述五种慢性病患病率总体趋势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性疾病的患病率亦逐渐增高,老年人群和中年人群上述疾病患病率高于青年人群,并且老年人群高于中年人群;随着BMI的增高,慢性疾病患病率亦逐渐升高。超重、肥胖人群高于体重正常人群,肥胖人群也高于体重超重人群;男性人群上述疾病患病风险也高于女性。
二、连续5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连续5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论文提纲范文）
（1）河套灌区春小麦种植条件下适宜秋浇模式的模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2.1 河套灌区秋浇制度的研究现状 |
| 1.2.2 水热盐运移模拟研究现状 |
| 1.2.3 SWAP模型的应用现状 |
| 1.3 研究目标、内容和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技术路线 |
| 第2章 材料与方法 |
| 2.1 研究区概况 |
| 2.2 数据来源 |
| 2.2.1 气象数据 |
| 2.2.2 土壤数据 |
| 2.2.3 土地利用数据 |
| 2.2.4 作物种植结构 |
| 2.2.5 作物生育阶段划分 |
| 2.2.6 作物灌溉制度 |
| 2.2.7 地下水资料 |
| 2.3 SWAP-WOFOST模型 |
| 2.3.1 模型介绍 |
| 2.3.2 模型的输入 |
| 2.3.3 模型的输出 |
| 2.3.4 模型的构建 |
| 2.3.5 模型模拟精度评价指标 |
| 第3章 参数的敏感性分析、率定及验证 |
| 3.1 参数的敏感性分析 |
| 3.1.1 土壤水力参数敏感性分析 |
| 3.1.2 作物参数的敏感性分析 |
| 3.2 参数的率定 |
| 3.2.1 土壤水力学参数 |
| 3.2.2 土壤热力学参数 |
| 3.2.3 土壤盐分运移参数 |
| 3.2.4 作物生长参数 |
| 3.3 模型的验证 |
| 3.3.1 作物产量 |
| 3.3.2 农田蒸散量 |
| 3.3.3 地下水埋深 |
| 3.3.4 排水量和排盐量 |
| 3.3.5 土壤地表温度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春小麦的适宜秋浇模式分析 |
| 4.1 秋浇情景设置 |
| 4.2 不同秋浇模式下耕作层土壤水盐变化 |
| 4.2.1 时间尺度分析 |
| 4.2.2 空间尺度分析 |
| 4.3 不同秋浇模式下地下水埋深 |
| 4.4 不同秋浇模式下春小麦的产量 |
| 4.4.1 时间尺度分析 |
| 4.4.2 空间尺度分析 |
| 4.5 不同秋浇模式下春小麦的WP |
| 4.5.1 时间尺度分析 |
| 4.5.2 空间尺度分析 |
| 4.6 相对适宜秋浇模式优选 |
| 4.7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结论与展望 |
| 5.1 结论 |
| 5.2 创新点 |
| 5.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中国超大城市人口集聚与产业集聚、创新集聚的影响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相关文献综述 |
| 1.2.2 国内相关文献综述 |
| 1.2.3 评述与启示 |
| 1.3 研究方法与论文框架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论文框架 |
| 1.4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基础理论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人口集聚 |
| 2.1.2 产业集聚 |
| 2.1.3 创新集聚 |
| 2.1.4 超大城市 |
| 2.2 人口集聚的相关理论 |
| 2.2.1 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 |
| 2.2.2 规模效应理论 |
| 2.2.3 人口迁移成因与劳动力市场理论 |
| 2.3 产业集聚的相关理论 |
| 2.3.1 新古典学派 |
| 2.3.2 空间经济学理论 |
| 2.4 创新集聚的相关理论 |
| 2.4.1 创新系统理论 |
| 2.4.2 经济增长理论 |
| 2.4.3 新经济地理理论 |
| 第3章 中国超大城市人口集聚时空演变及空间分布特征 |
| 3.1 中国超大城市人口集聚发展历史 |
| 3.1.1 北京市人口集聚的发展演进 |
| 3.1.2 天津市人口集聚的发展演进 |
| 3.1.3 上海市人口集聚的发展演进 |
| 3.1.4 中国超大城市人口集聚发展与国外超大城市比较 |
| 3.2 中国超大城市人口集聚空间分布特征 |
| 3.2.1 北京、天津、上海人口分布特征 |
| 3.2.2 北京、天津、上海人口自相关度量 |
| 3.2.3 北京、天津、上海的局部Moran’s I指数分布 |
| 3.3 小结 |
| 第4章 中国超大城市人口集聚的人口增长机制分析 |
| 4.1 人口集聚现状分析 |
| 4.1.1 北京、天津、上海人口自然增长情况 |
| 4.1.2 北京、天津、上海人口机械增长情况 |
| 4.2 北京、上海、天津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实证分析 |
| 4.2.1 人口居留意愿重点文献回顾 |
| 4.2.2 数据来源及变量选取 |
| 4.2.3 样本描述性统计 |
| 4.2.4 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特点 |
| 4.2.5 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影响机制分析 |
| 4.3 小结 |
| 第5章 中国超大城市产业集聚与人口集聚的影响机制分析 |
| 5.1 产业集聚现状分析 |
| 5.1.1 产业分布现状 |
| 5.1.2 产业结构高度化现状 |
| 5.1.3 产业集聚现状 |
| 5.2 产业集聚影响人口集聚的理论依据 |
| 5.3 产业集聚对人口集聚的影响机制分析 |
| 5.3.1 PVAR模型表达式 |
| 5.3.2 模型构建 |
| 5.3.3 数据说明和描述性分析 |
| 5.3.4 单位根检验 |
| 5.3.5 最优滞后阶数选择 |
| 5.3.6 偏度矫正LSDV估计 |
| 5.3.7 面板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
| 5.3.8 脉冲响应分析 |
| 5.3.9 方差分解分析 |
| 5.4 小结 |
| 第6章 中国超大城市人口集聚与创新集聚的影响机制分析 |
| 6.1 创新集聚现状分析 |
| 6.1.1 创新主体发展现状 |
| 6.1.2 创新投入产出现状 |
| 6.1.3 创新集聚现状 |
| 6.2 创新集聚影响人口集聚的理论依据 |
| 6.3 创新集聚对人口集聚的影响机制分析 |
| 6.3.1 模型构建 |
| 6.3.2 数据说明和描述性分析 |
| 6.3.3 单位根检验 |
| 6.3.4 最优滞后阶数选择 |
| 6.3.5 偏度矫正LSDV估计 |
| 6.3.6 面板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
| 6.3.7 脉冲响应分析 |
| 6.3.8 方差分解 |
| 6.4 小结 |
| 第7章 中国超大城市人口集聚、产业集聚、创新集聚的影响机制分析 |
| 7.1 理论分析 |
| 7.1.1 创新集聚影响产业集聚的理论依据 |
| 7.1.2 人口集聚、产业集聚、创新集聚的影响理论依据 |
| 7.1.3 人口集聚、产业集聚、创新集聚的实证研究基础 |
| 7.2 人口集聚、产业集聚与创新集聚的理论模型 |
| 7.2.1 固定效应模型 |
| 7.2.2 随机效应模型 |
| 7.2.3 Hausman检验 |
| 7.2.4 中介效应模型 |
| 7.2.5 门限效应模型 |
| 7.3 人口集聚、产业集聚与创新集聚的中介效应实证分析 |
| 7.3.1 变量指标选取 |
| 7.3.2 模型构建 |
| 7.3.3 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性分析 |
| 7.3.4 变量相关性分析 |
| 7.3.5 单位根检验 |
| 7.3.6 人口集聚、产业集聚与创新集聚的中介效应分析 |
| 7.3.7 人口集聚、产业集聚与创新集聚的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 |
| 7.4 人口集聚、产业集聚与创新集聚的门限效应实证分析 |
| 7.4.1 Hausman检验 |
| 7.4.2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 7.4.3 人口集聚与产业集聚、创新集聚的门限效应分析 |
| 7.4.4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 7.4.5 人口集聚与产业集聚的门限效应分析 |
| 7.4.6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 7.4.7 人口集聚与产业集聚的门限效应分析 |
| 7.5 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3）云南纳西族糖尿病患病和自我管理的变化趋势及RANTES及其受体CCR5与糖尿病的相关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缩略词表 |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研究背景 |
| 2 立题依据和研究意义 |
| 3 研究目标 |
| 第一部分 云南纳西族糖尿病患病和自我管理的变化趋势研究 |
| 前言 |
| 资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二部分 云南纳西族生活行为方式的变化趋势及与糖尿病患病的关系研究 |
| 前言 |
| 资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三部分 RANTES及其受体CCR5与云南纳西族糖尿病的相关性研究 |
| 前言 |
| 材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全文总结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糖尿病的患病现状、变化趋势及RANTES及其受体GGR5与糖尿病的相关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云南省纳西族35岁及以上人群糖尿病患病、管理及控制调查表 |
| 攻读学位期间获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4）基于Markov模型的中医综合疗法治疗糖尿病肾病疗效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缩略表 |
| 综述一 现代医学对糖尿病肾病的认识 |
| 1 流行病学调查 |
| 2 发病机制 |
| 3 相关危险因素 |
| 4 临床特点 |
| 5 治疗 |
| 综述二 中医药治疗糖尿病肾病研究进展 |
| 1 认识源流 |
| 2 病因病机 |
| 3 中医治疗 |
| 综述三 Markov模型在糖尿病肾病治疗中应用进展 |
| 1 Markov模型概述 |
| 2 Markov模型在医学领域中的应用 |
| 3 Markov模型在中医综合疗法治疗糖尿病肾病疗效评价中的优势 |
| 4 应用Markov模型对中医综合疗法治疗DKD进行疗效评价符合临床实际需求 |
| 前言 |
| 第一部分 基于Markov模型的中医综合疗法治疗糖尿病肾病的疗效评价研究 |
| 1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2.1 研究对象 |
| 2.2 诊断及纳排标准 |
| 2.3 研究方法 |
| 2.4 技术路线图 |
| 2.5 质量控制 |
| 3 结果 |
| 3.1 DKD患者一般情况 |
| 3.2 DKD患者证候分布情况 |
| 3.3 DKD患者治疗情况 |
| 3.4 DKD患者12月后各状态间转移情况 |
| 3.5 应用Markov模型对DKD患者5年后进行预测 |
| 3.6 应用Markov模型对DKD患者20年后进行预测 |
| 4 分析与讨论 |
| 4.1 一般资料 |
| 4.2 入组时DKD患者CKD分期及基本资料 |
| 4.3 中医证候分布 |
| 4.4 中医综合疗法干预对DKD患者12月后CKD各状态转移的影响 |
| 4.5 应用Markov模型对DKD患者5年和20年后进行预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5）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与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研究的理论准备 |
| 第一节 区域的范畴界定 |
| 一、区域的语义分析 |
| 二、不同学科中区域的内涵剖析 |
| 三、本文语境下区域的涵义与边界 |
| 第二节 国家区域援助的内涵与限定 |
| 一、援助的内涵 |
| 二、区域援助的界定与体系 |
| 三、国家区域援助的概念与体系 |
| 第三节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要素 |
| 一、援助对象 |
| 二、援助方式 |
| 三、援助绩效评估 |
| 第二章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理基础 |
| 第一节 国家职能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义务 |
| 一、国家职能的演进 |
| 二、国家区域援助义务的逻辑根源 |
| 第二节 发展权利理论与区域发展权 |
| 一、发展权的变革 |
| 二、区域作为发展权的权利主体 |
| 三、区域发展权的内容与实现 |
| 第三节 实质正义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 |
| 一、实质正义的内容 |
| 二、实质正义在区域层面的实现 |
| 第三章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历史、现状与问题 |
| 第一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演进过程 |
| 一、萌芽阶段:国家区域援助的模糊概念及实践 |
| 二、正式形成:以“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为标志 |
| 三、推动立法:以《西部开发促进法》为例 |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立法现状与政策梳理 |
| 一、成文法层面 |
| 二、国家区域援助政策层面 |
| 第三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存在的法律问题 |
| 一、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不明确 |
| 二、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升 |
| 三、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强制性缺失 |
| 第四章 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 |
| 第一节 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及相关制度概况 |
| 一、美国 |
| 二、日本 |
| 三、欧盟 |
| 四、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特点及经验 |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基石 |
| 一、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背景 |
| 二、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目标 |
| 三、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原则 |
| 第三节 实现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的建议 |
| 一、国家区域援助对象的识别 |
| 二、明确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 |
| 三、以法律形式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进行明确规定 |
| 第五章 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 |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方式体系 |
| 一、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主要类型 |
| 二、国家区域援助对象适用的援助方式组合设计 |
| 第二节 区域财政援助制度 |
| 一、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的域外考察 |
| 二、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 三、完善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的建议 |
| 第三节 区域税收优惠制度 |
| 一、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的域外规定 |
| 二、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 三、完善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的建议 |
| 第四节 区域金融支持制度 |
| 一、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域外考察 |
| 二、我国区域金融支持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 三、我国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完善 |
| 第六章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与应用 |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 |
| 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法制思维 |
| 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理论依据 |
| 三、核心:国家区域援助财政支出绩效评估 |
| 第二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主体内容构建 |
| 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全生命周期” |
| 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结构性构成” |
| 第三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应用 |
| 一、国家区域援助无效责任法律制度 |
| 二、国家区域援助退出法律制度 |
| 第七章 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 |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的域外考察 |
| 一、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的概况介绍 |
| 二、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的内容与特点 |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 |
| 一、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的构建 |
| 二、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的创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6）A建筑公司财务风险控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现状总结 |
| 1.3 研究内容与结构框架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 本文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财务风险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财务风险的相关概念 |
| 2.2 财务风险管理理论 |
| 2.2.1 财务风险识别 |
| 2.2.2 财务风险计量 |
| 2.2.3 财务风险控制 |
| 2.3 财务风险的成因 |
| 2.4 财务风险的种类 |
| 2.5 财务风险控制的方法 |
| 第三章 A建筑公司财务风险控制现状分析 |
| 3.1 A建筑公司的概况 |
| 3.1.1 A建筑公司基本情况 |
| 3.1.2 A建筑公司组织结构 |
| 3.1.3 A建筑公司财务状况 |
| 3.2 A建筑公司财务风险分析 |
| 3.2.1 筹资活动中的财务风险 |
| 3.2.2 投资活动中的财务风险 |
| 3.2.3 营运活动中的财务风险 |
| 3.2.4 现金流活动中的财务风险 |
| 3.3 A建筑公司现有财务风险控制体系 |
| 3.3.1 A建筑公司风险控制环境 |
| 3.3.2 A建筑公司财务风险识别现状 |
| 3.3.3 A建筑公司财务风险控制现状 |
| 3.4 A建筑公司财务风险控制存在的问题 |
| 3.4.1 公司风险治理结构不完善 |
| 3.4.2 财务风险控制流程存在缺陷 |
| 3.4.3 财务风险控制的体系不科学 |
| 3.4.4 财务风险控制人员的认识不足 |
| 第四章 A建筑公司财务风险评价的优化 |
| 4.1 A建筑公司财务风险评价指标的选取 |
| 4.1.1 财务风险评价指标选取的基本原则 |
| 4.1.2 财务风险评价指标选取的依据 |
| 4.1.3 财务风险评价指标的结构层次框架 |
| 4.2 确定指标权重 |
| 4.2.1 德尔菲法的运用 |
| 4.2.2 层次分析法的运用 |
| 4.3 财务风险评价指标的计量 |
| 4.4 财务风险等级划分 |
| 4.5 财务风险评价 |
| 第五章 A建筑公司财务风险控制体系的完善 |
| 5.1 A建筑公司风险控制对策的完善 |
| 5.1.1 筹资活动财务风险控制对策的完善 |
| 5.1.2 投资活动财务风险控制对策的完善 |
| 5.1.3 营运活动财务风险控制对策的完善 |
| 5.1.4 现金流活动财务风险控制对策的完善 |
| 5.2 A建筑公司财务风险控制体系配套设施的完善 |
| 5.2.1 风险治理结构的完善 |
| 5.2.2 风险控制流程的完善 |
| 5.2.3 财务风险控制体系的完善 |
| 5.2.4 员工财务风险意识的提高 |
| 5.2.5 开展全面预算管理 |
| 第六章 结论与不足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A建筑公司财务风险控制问题问卷调查 |
| 附录2 :A建筑公司财务风险控制体系指标权重调查表 |
| 附录3 :2019 年行业参考标准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7）城市商业银行合规风险管理评价体系构建及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思路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思路 |
| 1.3 创新点与不足 |
| 2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合规和合规风险内涵 |
| 2.1.2 合规风险管理体系 |
| 2.1.3 合规风险的识别、评价和控制 |
| 2.1.4 合规风险评价模型 |
| 2.1.5 文献综述小结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合规 |
| 2.2.2 合规风险 |
| 2.2.3 合规风险管理 |
| 2.3 研究方法 |
| 2.3.1 层次分析法 |
| 2.3.2 模糊综合评价模型 |
| 3 城市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现状分析 |
| 3.1 城市商业银行发展历程 |
| 3.1.1 发展历程介绍 |
| 3.1.2 资产、负债规模变化趋势 |
| 3.1.3 发展历程中的优势与劣势 |
| 3.2 城市商业银行风险现状分析 |
| 3.2.1 市场风险现状 |
| 3.2.2 信用风险现状 |
| 3.2.3 流动性风险现状 |
| 3.3 城市商业银行合规风险管理现状分析 |
| 3.3.1 管理模式 |
| 3.3.2 组织架构 |
| 3.3.3 职责分工 |
| 3.3.4 评价现状 |
| 3.3.5 存在的问题 |
| 4 城市商业银行合规风险管理评价体系设计 |
| 4.1 评价指标的选取原则 |
| 4.1.1 科学性原则 |
| 4.1.2 系统性原则 |
| 4.1.3 层次性原则 |
| 4.1.4 可操作性原则 |
| 4.1.5 可比性原则 |
| 4.2 评价指标选取 |
| 4.2.1 评价指标说明 |
| 4.2.2 评价标准 |
| 4.3 指标权重确定 |
| 4.3.1 对一级指标的权重打分和计算结果 |
| 4.3.2 对二级指标的权重打分和计算结果 |
| 4.3.3 权重结果汇总 |
| 4.4 评价体系构建 |
| 5 城市商业银行合规风险管理评价体系应用 |
| 5.1 样本银行的选取 |
| 5.2 城市商业银行合规风险管理的模糊评价 |
| 5.2.1 确定城市商业银行合规风险管理评价结果的评语集 |
| 5.2.2 确定评测指标权重集 |
| 5.2.3 专家打分 |
| 5.2.4 归一化处理 |
| 5.2.5 评分结果 |
| 5.3 13家A股上市城市商业银行合规风险管理评价结果分析 |
| 5.3.1 资本充足性指标分析 |
| 5.3.2 资产质量指标分析 |
| 5.3.3 经营水平指标分析 |
| 5.3.4 流动性水平指标分析 |
| 5.3.5 合规风险管理能力综合得分分析 |
| 6 结论与建议 |
| 6.1 主要结论 |
| 6.2 强化城市商业银行合规风险管理的若干建议 |
| 6.2.1 健全检查机制 |
| 6.2.2 实行全面风险管理战略 |
| 6.2.3 增强内部控制能力 |
| 6.2.4 合规风险管理前移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8）分层制度下新三板中小企业融资效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3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技术路线图 |
| 1.6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新三板相关概念界定及融资理论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中小企业 |
| 2.1.2 融资效率 |
| 2.1.3 分层制度 |
| 2.2 融资相关理论 |
| 2.2.1 MM理论 |
| 2.2.2 权衡理论 |
| 2.2.3 优序融资理论 |
| 2.3 融资效率评价方法 |
| 2.3.1 模糊综合评价方法 |
| 2.3.2 熵值法 |
| 2.3.3 回归分析方法 |
| 2.3.4 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 |
| 第三章 新三板市场发展现状及融资现状 |
| 3.1 新三板市场发展现状 |
| 3.1.1 发展历程 |
| 3.1.2 市场概况 |
| 3.1.3 分层现状 |
| 3.2 新三板市场融资现状 |
| 3.2.1 新三板市场融资方式及现状 |
| 3.2.2 新三板市场流动性现状 |
| 第四章 DEA模型构建及数据说明 |
| 4.1 模型设定 |
| 4.1.1 DEA模型基本原理 |
| 4.1.2 DEA基本模型 |
| 4.1.3 三阶段DEA |
| 4.2 输入输出指标设定 |
| 4.2.1 输入指标 |
| 4.2.2 输出指标 |
| 4.3 环境指标的确定 |
| 4.4 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
| 4.5 样本描述性统计 |
| 4.5.1 行业分布 |
| 4.5.2 地区分布 |
| 4.5.3 输入指标 |
| 4.5.4 输出指标 |
| 第五章 DEA模型实证结果及分析 |
| 5.1 第一阶段实证结果分析 |
| 5.1.1 分层制度下技术效率分析 |
| 5.1.2 分层制度下纯技术效率分析 |
| 5.1.3 分层制度下规模效率分析 |
| 5.1.4 分层制度下规模报酬分析 |
| 5.2 第二阶段实证结果分析 |
| 5.3 第三阶段实证结果分析 |
| 5.3.1 基础层分析 |
| 5.3.2 创新层分析 |
| 第六章 案例分析 |
| 6.1 公司概述 |
| 6.1.1 基础层企业——国贸酝领 |
| 6.1.2 创新层企业——凌志软件 |
| 6.2 募集资金情况 |
| 6.2.1 基础层企业募集资金情况 |
| 6.2.2 创新层企业募集资金情况 |
| 6.3 分层制度下案例企业规模比较 |
| 6.3.1 基础层企业规模分析 |
| 6.3.2 创新层企业规模分析 |
| 6.4 融资效率结果分析 |
| 6.4.1 国贸酝领融资效率 |
| 6.4.2 凌志软件融资效率 |
| 6.4.3 分层制度下案例企业融资效率比较 |
| 第七章 结论与建议 |
| 7.1 结论 |
| 7.2 建议 |
| 7.2.1 微观层面 |
| 7.2.2 宏观层面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9）海南省66家医院2016-2018年数据监测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缩略语 |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前言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研究内容和方法 |
| 2.1 资料来源 |
| 2.2 研究内容 |
| 2.3 研究方法 |
| 2.4 技术分析图 |
| 三、海南省部分医改数据监测情况分析 |
| 3.1 新医改以来近年海南省公立医院改革情况 |
| 3.2 海南省各市县医改监测数据的基本信息 |
| 3.3 海南省医改监测指标数据的基本情况 |
| 3.3.1 医疗收入 |
| 3.3.2 门诊次均费用、住院人均费用 |
| 3.3.3 医疗服务收入及占比 |
| 3.3.4 药占比(不含中药饮片)和百元耗材比 |
| 3.4 近三年海南省各市县各项医改监测数据分析比较 |
| 3.4.1 近三年各市县医疗收入比较 |
| 3.4.2 近三年各市县医疗服务收入比较 |
| 3.4.3 近三年各市县医疗服务收入占比比较 |
| 3.4.4 近三年各市县门诊次均费用比较 |
| 3.4.5 近三年各市县住院人均费用比较 |
| 3.4.6 近三年各市县药占比(不含中药饮片)比较 |
| 3.4.7 近三年各市县百元医疗收入消耗的卫生材料费用比较 |
| 3.4.8 近三年各市县门诊次均费用、住院人均费用增幅比较 |
| 四、讨论及建议 |
| 4.1 讨论 |
| 4.1.1 药占比(不含中药饮片)过高 |
| 4.1.2 医疗服务价值偏低 |
| 4.1.3 卫生材料费有待进一步降低 |
| 4.1.4 门诊次均费用增幅和住院人均费用增幅过高 |
| 4.1.5 总医疗费用增幅过高 |
| 4.2 对策与建议 |
| 4.2.1 加强合理用药并制定考核方案 |
| 4.2.2 动态监测药品信息和使用,建立药品用量预警系统的反馈机制 |
| 4.2.3 规范临床路径,合理选用耗材,加强卫生材料采购和使用的监管 |
| 4.2.4 提升医务人员的技术劳务价值 |
| 4.2.5 建立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机制 |
| 4.2.6 积极响应DRGs的推行 |
| 五、研究的不足 |
| 5.1 数据全面性不足 |
| 5.2 数据的准确性可能存在误差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海南省66家医院2016-2018年数据监测分析 |
| 综述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个人简历 |
| 致谢 |
（10）重庆市某区幼儿园及中小学教师人群常见慢性疾病调查与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缩略语表 |
| 英文摘要 |
| 中文摘要 |
| 第一章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研究对象及方法 |
| 2.1 研究对象 |
| 2.2 研究方法 |
| 2.3 统计学处理 |
| 2.4 质量控制与数据管理 |
| 第三章 研究结果 |
| 3.1 常见疾病总体检出情况 |
| 3.2 人群BMI检测结果 |
| 3.3 高脂血症、高血糖、高血压、高尿酸血症和脂肪肝检出情况 |
| 3.4 五种常见慢性疾病检出率影响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
| 第四章 讨论 |
| 4.1 健康体检成为疾病早期筛查和诊断的重要手段 |
| 4.2 BMI测定结果分析 |
| 4.3 高脂血症、高血压、高血糖、高尿酸血症和脂肪肝检出率以及影响因素分析 |
| 4.4 建议 |
| 第五章 结论与展望 |
| 5.1 研究结论 |
| 5.2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文献综述 几种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流行病学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结果 |
| 致谢 |
四、连续5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论文参考文献）
- [1]河套灌区春小麦种植条件下适宜秋浇模式的模拟研究[D]. 李旭强. 太原理工大学, 2021(01)
- [2]中国超大城市人口集聚与产业集聚、创新集聚的影响机制研究[D]. 续伊特. 吉林大学, 2021(01)
- [3]云南纳西族糖尿病患病和自我管理的变化趋势及RANTES及其受体CCR5与糖尿病的相关性研究[D]. 李会芳. 昆明医科大学, 2021
- [4]基于Markov模型的中医综合疗法治疗糖尿病肾病疗效评价研究[D]. 李菲.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20(04)
- [5]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D]. 吕慧娜.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6]A建筑公司财务风险控制研究[D]. 张志慧. 西安石油大学, 2020(10)
- [7]城市商业银行合规风险管理评价体系构建及应用研究[D]. 邱凌历. 暨南大学, 2020(04)
- [8]分层制度下新三板中小企业融资效率研究[D]. 张孟倩.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20(07)
- [9]海南省66家医院2016-2018年数据监测分析[D]. 蒋楷. 海南医学院, 2019(01)
- [10]重庆市某区幼儿园及中小学教师人群常见慢性疾病调查与分析[D]. 肖喜娥.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 201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