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穷人的原子弹

一、生物武器穷人的原子弹（论文文献综述）

刘长敏,宋明晶^[1]（2021）在《美国应对蓄意生物威胁战略探究——基于安全化理论分析视角》文中认为21世纪以来,美国对生物武器、生物恐怖主义及生物技术滥用等蓄意生物威胁问题格外关注,逐步推动其议题"安全化",并不断加强应对蓄意生物威胁战略的构建与发展。在安全化理论的视角下对这一战略的形成和演进进行审视和研究,会发现呈现出了两种不同的状况:合理的安全化和"过度安全化"现象并存。合理的安全化部分基本实现了美国应对蓄意生物威胁的战略目标,满足了预防生物武器威胁的安全需求;而对生物恐怖主义的"过度安全化"操作导致美国肆意发动生物反恐战争,反恐形势"越反越恐",对生物技术滥用问题的"过度安全化"也造成国家资源的浪费。这一战略对全球生物安全也产生了双重影响,在促进和推动美国与其他国家、相关国际组织生物安全合作的同时,也有可能触发"生物安全困境",阻碍生物科学技术的交流与进步,并恶化国际生物安全环境。

刘长敏,宋明晶^[2]（2020）在《美国生物防御政策与国家安全》文中认为生物防御政策是美国政府旨在应对生物威胁、降低生物风险以及为生物事故事先准备、响应及恢复的行动纲要。自21世纪初以来,美国历届总统皆格外注重生物防御政策的制定和完善,从小布什到特朗普,一共颁布了六部相关法案,发布了七份国家战略报告,签发了五项行政命令,通过拨付巨额经费,设置若干专门机构,整合各种资源,加强国际合作等方式,不断提升生物防御和生物安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旨在为美国构筑一道双向度、立体化、全谱系的"生物安全屏障"。究其原因,主要是为了应对恐怖组织不断寻求生物武器给美国带来的威胁,敌对国家不断掌握和研制生物武器产生的持续性压力以及国际社会的相关立法约束乏力。美国生物防御政策对全球生物安全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通过与其他国家、相关国际组织展开交流与对话,为其提供生物安全援助等方式推动该领域的国际合作;另一方面,自身庞大的生物防御项目、巨额的经费投入、本国安全利益"唯上"的思维又使全球生物安全形势面临恶化的风险。

于飞^[3]（2014）在《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融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其巨大破坏能力,将人类战争的残酷性和毁灭性推向极致。冷战期间,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主要集中在两大阵营的范围之内,基于对立的两大阵营固有的遏制力,扩散的范围和路径均相对狭窄。但是,冷战结束后,随着对立的双边主义演化成单极主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非但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相反却出现了扩散范围、扩散路径不断扩大的发展趋势。也就是说,为了控制扩散的蔓延,冷战期间的国际军控领域曾以“大国均势”的理论模型构筑起传统的防扩散机制,两个超级大国和两大军事阵营在尖锐的对抗中逐步建立起了一种核威慑和核恐怖的平衡,避免了核战争的爆发,维护了世界武器战略的稳定。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际恐怖主义所追求的最大化杀伤效果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巨大杀伤能力相互交集,恐怖组织控制或渗透的一系列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甚至跨国公司和自然人,都参与到了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技术、零部件、设备和原材料的交易之中。这一现象致使恐怖组织与恐怖武器结合的趋势愈加明显清晰。基于完善的组织结构、强大的财力和融资能力、多元武器购买渠道,核生化恐怖主义引发出的巨大的现实危险,影响到了世界绝大部分国家。在此意义上,当代人类生活可谓构建在文明与火山之间。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私有化扩散表现出的参与主体多元、融资渠道多元、交易方式多元、武器来源多元等一系列全新特点规律,表现出完全不同于主权国家间的武器扩散状况。传统军控政策,无论是基本理论还是条约实践都受到了强烈的质疑。传统防扩散机制的核心理论——“确保相互摧毁”在核生化恐怖主义猖獗泛滥的后冷战时代,其“双边”、“对称”、“威慑”的控制逻辑丧失了基本的落实空间,迅速变得不堪一击,甚至于被彻底颠覆。究其原因,非国家行为体不同于主权国家,没有稳定居民和固定领土,无需担心实施恐怖袭击后会遭到无法承受的报复性打击。对于这种游离于传统军控机制范围之外的威胁,核国家乃至整个国际社会都无从威慑、无从谈判、无从应对。在防扩散条约体系上,传统军控条约的缔约方均为主权国家,义务主体均为主权国家,控制措施也仅着眼于以主权国家为单位的国与国之间,这就为从主权国家到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纵向、交叉的武器扩散留下了交易余地和规范空白,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私有化扩散在相当程度上无法受到有效的遏制。加之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大国“核威慑”的阴影下“拥核自保”,成为恐怖武器的“潜在扩散源”,使得“国际核黑市已经达到了无所不包的程度”,①核技术和核武器走私的严重程度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所有这些,使得本来就是一种权宜之计的传统军控思想方法,在原料、技术、零部件的交易门槛越来越低,且呈现“组织化”、“全球化”的形势下,尤其显得捉襟见肘、苍白无力。从控制与反控制的角度看,与传统军控政策难以遏制武器私有化扩散现象一样,传统刑事政策在遏制犯罪上也面临着同样的难题与困境。当代社会的犯罪,与传统刑事政策的目的往往呈相反的发展趋势,刑罚的强度越高,犯罪的恶性程度就越严重；刑法惩罚的范围越是扩大,犯罪所涉及的领域就越是广泛；有利于犯罪的因素被控制得越是严密,犯罪的增长速度就越是加快。当前,“全球平均犯罪率已上升至3000/100000以上”,而部分北美国家的犯罪率较长时间内一直保持在7000/100000以上。②这一特殊的社会现实,对传统刑事政策的社会效果也提出了强烈的质疑。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刑事政策及时提出了转换政策导向、改变政策路径的设想,重新定位了控制目标,找到了新的出路——反洗钱。基于对已经“组织化”、“全球化”的贩运毒品、走私人口、恐怖融资等以谋取巨额利益为目的或需要巨额资金来实施的犯罪不断恶化蔓延的担忧,刑事政策敏锐意识到,对于国际社会的特定犯罪而言,其真正的破坏力不在于犯罪行为本身,而在于年均逾3万亿美元洗钱总额背后所隐匿的巨大的破坏力量。于是,在短短的20多年中,反洗钱将传统刑事政策打击犯罪的重心由犯罪人、犯罪行为转向犯罪收益,再从监控非法资金来源拓展至监控特定资金流向和特定受益人。反洗钱的演进过程告诉我们,国际社会缔结大量的反洗钱公约,包含着明确的政策目的——以犯罪收益和犯罪融资为第一层次目标,以打击和控制衍生此类经济利益的上位犯罪为第二层次目标,以此削弱、瓦解和摧毁犯罪组织的经济能量。这一政策导向,已经逐步发展成为标新立异的标杆,体现出整个刑事政策导向和传统思想方法的彻底转换。与传统刑事政策通过对准犯罪行为和行为人来打击犯罪收效甚微相同,传统军控政策将控制目标对准主权国家和特定武器也不存在有效落实政策、控制扩散的空间和余地。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和信息传播的高效快捷,使得核生化武器技术、原料、零件的获取、研发和交易远比想象中要方便快捷,使得直接消灭武器获取的物质和技术基础成为空想。大量的原材料存储、原料管理的无序混乱、逐步降低的技术门槛、设备原料的多性用特征、频繁流动的科研人员,都为恐怖组织谋求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大开方便之门。已经发生的核生化恐怖袭击和大量的刑事统计信息已经表明,部分恐怖组织已经具备了运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实施恐怖袭击的能力。这就给国际社会留下了一个严峻的问题：各国究竟应当如何防止愈演愈烈、猖獗泛滥并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危险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on Money Laundering）英文缩写"FATF")立足于反洗钱的刑事政策立场,为国际社会指明了打击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的新方法——目标金融制裁。与传统军控思想方法不同,目标金融制裁不再沿袭传统政策着眼于武器扩散本身这一上位目标的防范；而是从下位行为入手,对准恐怖组织购买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巨额资金、对准拥有巨大财力和融资能力的恐怖组织,通过冻结和没收这两种严厉的金融制裁措施,在经济上对武器购买集团进行严厉封锁,在资金融通上对扩散融资进行严厉遏制,从而摧毁其获得武器的经济能量。可以说,目标金融制裁是在“均势平衡”与“武力威吓”之外的第三种控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的政策路径。与国际社会的研究方法不尽相同的是,我国理论界长期以来将各类严重刑事犯罪的研究集中在规范学的范围之内,“以现行刑法为基础的注释性刑法理论研究已经形成空前繁荣的局面”,①对特定反社会行为的现象学研究,存在较大的理论空白。有鉴于此,立足于反洗钱刑事政策,开展通过反洗钱框架下的目标金融制裁措施来遏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融资的交叉研究,有着积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全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全面阐述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私有化扩散现象。第一节对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巨大杀伤性能进行介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主要包括核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导弹。不同于冷战期间此类武器在主权国家间扩散,在后冷战时代,此类武器的获取和研发门槛降低,非国家行为体（恐怖组织、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等）也积极参与到武器交易当中。第二节解读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私有化、恐怖组织化的扩散现象。指出恐怖组织与恐怖武器相结合是历史必然,其获取武器渠道包括：自行研制或改造、走私和黑市交易、主权国家提供、主权国家散落民间、盗窃等。第二章分析评价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传统机制。第一节回顾传统反扩散机制的演进,指出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冷战阶段、冷战后至今不同特点；介绍支撑传统反扩散机制的军控理论；剖析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为支柱的传统反扩散法律体系及传统的反扩散措施；第二节分析指出传统反扩散机制的积极作用和存在不足——在应对当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私有化扩散问题上,其自身缺陷不断被放大和利用,历史局限性进一步凸显。第三章研究预测通过反洗钱刑事政策遏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的思想方法、现实依据和理论可行性。第一节总结反洗钱形成的历史背景及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以及其所具备的的刑事政策功能。第二节论述反洗钱政策功能在应对恐怖主义融资中的拓展。第三节阐述运用反洗钱刑事政策控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的可行性。第四章全面剖析目标金融制裁的基本原理,构建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融资行动中的“制裁名单”判断机制。该章从“如何怀疑”、“如何相信”到“如何救济”三个步骤设计。第一节宏观分析目标金融制裁的基本定义、法律性质和主要类型。第二节依据一般思维方式确立“临时名单”和“最终名单”两个递进层次,分别对应“有理由怀疑”和“证据优先”的证明要求；提出对于最终列名对象,法律应当允许推定其交易目的。第三节考察相关案例和信息,设计“临时名单”的确定依据——交易的异常性指标,而后设计出武器交易的发现途径。第四节构建“最终名单”的确定方法。第五章全面阐述反洗钱框架下遏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融资的措施——冻结和没收。第一节、第二节分别论述目标金融制裁的核心措施——冻结和最终目标——没收。第三节设计制裁对象的权利救济措施体系。第四节结合反恐融资实践,分析运用目标金融制裁打击特定反社会经济力量的国际实践。第六章对目标金融制裁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第一节讨论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融资的国际犯罪化可能。第二节在论述反社会非国家行为体相互间的经济驰援形成强大融资能力的基础上,预测通过目标金融制裁遏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融资的政策功能。第三节结合目标金融制裁这一措施所蕴含的新危险犯观念,预测目标金融制裁将成为国际刑事司法应对犯罪的基本制裁方法。

冯潇然^[4]（2014）在《威慑有效性研究：不同类型比较》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的主要脉络是从理论分析到案例检测。从理论分析中总结一些具体的规律,再使用案例加以检测。研究的理论问题是国际关系中威慑的有效性,具体研究对象是影响不同类型威慑实现的因素。威慑战略是冷战开始后大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对当时国际格局的维持与变动发挥决定性作用；冷战结束后,威慑战略的核心地位有所动摇,但依然是大国战略的基石之一。鉴于威慑战略的重要性,威慑战略背后的理论建构成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显学。威慑理论是对威慑概念进行界定和运行规律进行总结的理论。在威慑理论研究中,对如何实现有效威慑的研究是重点之一。本文的主旨是,通过对已有理论研究成果的学习,在深入剖析、掌握威慑概念的基础上,对先贤们在威慑有效性方面的研究成果加以梳理；通过梳理已有的研究路径,了解影响威慑有效性的诸多因素,并探讨这些因素在国际关系现状中新的应用,希望能在威慑理论这一宏伟的建筑上添砖加瓦。国际关系中的威慑,是指威慑方以强制力为后盾威胁被威慑方,使之感到得不偿失而被迫中止先前的意图。对威慑有效性研究的主要路径包括强理性主义路径、认知理性主义路径和建构-诠释路径,研究层次则包括超国家、国家以及亚国家层次。本文采用认知理性路径,通过理论分析——案例检验方法,得出如下结论：威慑实力是威慑有效性的基础。基于核武器与常规武器截然不同的物理效用,核威慑与常规威慑具有不同的威慑有效性。其有效性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两类威慑实力的计算标准不同、影响因素不同、影响因素作用的效果也不同。能够影响核威慑实力可信度的主要因素是国家经济技术水平、国家核战略、新防御技术和核武器效用逆序效应,而影响常规威慑可信度的是现役军事实力对比、特定战术运用和同盟变化。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核威慑对上述影响因素的变化并不十分敏感。相比核威慑,常规威慑效力对相对军事实力变化、战术对比和同盟的变化更为敏感；这些因素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到常规威慑的效力。在威慑的意志可信度方面,威慑意志的缺失和表达不充分是最常见的问题。造成意志不足现象的基本原因相同,包括利益佯谬、自我威慑效应和廉价信号。这些不利因素可以通过威慑互动双方的交流学习、部分依赖于偶然性策略和昂贵信号的释放等加以克服。在威慑信息的传达方面,信息的传递渠道和被威慑方对信息的知觉是关键。信息传递渠道的不可靠和被威慑方对信息的错误知觉都会影响威慑信息的传达,造成威慑效力的变化。反扩散是美国在冷战结束后的国家安全战略基石,反映出美国的绝对安全观。反扩散威慑是美国反扩散战略的具体手段之一。在叙利亚化武危机中,在美国做好充分的军事准备和舆论准备、并表达出坚定打击决心的情况下,叙利亚政府被迫放弃保存／使用化学武器,并最终作出全部销毁化学武器的决定。叙利亚放弃化学武器这一事实,从客观上达到了反扩散威慑的效果。美国在叙利亚化学武器问题上反扩散威慑的成功,来源于对威慑有效性要素的把握。基于这些研究成果,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核威慑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核心地位无法动摇；在战略或政策制定中,以常规手段实现威慑目标必须更为审慎,且必须考虑常规威慑失败后的预备方案；加强国家间相互交流和学习,对威慑意志的表达和信息的传递都有正面效用。

方益昉^[5]（2012）在《生命科技政治特征分析和案例比较研究 ——以黄禹锡事件为轴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者从单向研究科技的进步，到多维关注科技的失衡，从而开始逐步聚焦导致生命科学技术扩张异化的历史与现实案例，以及构成这些案例的相关背景因素,近年来逐步将科技畸化的阐述和讨论，作为主要的学术研究方向之一。本文聚焦当下生命科学技术赖以生存的环境空间，试图建立以政治元素为重点的科学技术历史研究的学术话语体系。①作者研究生命科技异化的目的，无非希望生命科学技术回归本义，让生命科学技术一如既往地成为人类个体和谐生存，人类社会公平正义的推动因素之一。本文关注的科学政治研究和写作，是基于生命科学技术的角度逐步拓展的。这种有关科学政治的研究视角和研究的原则与方法，应该也是可以在科学技术史的其他研究领域中，重复尝试和反复验证的。上述思考与研究，始于2005年下半叶爆发的韩国黄禹锡干细胞生物技术事件。为此，本文就以该事件为轴心，辅以中外科技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以及发生在当下现实生活中的鲜活案例，展开比较研究和平行分析。本文第一章主要阐述了课题缘起、案例选择、立论假设、方法结构、概念界定、目的意义、研究背景以及创新特色。本文的研究特色在于，围绕韩国的黄禹锡事件，通过生物医学专业视角跟踪和剖析了该事件发生以来数年间不断披露和出现的细节，平行分析了决定黄禹锡科学研究成果影响力的其他关键因子。本文主要将发生在中国近代与当代社会的生物医学技术研究与应用案例，比对黄禹锡事件，致力于发掘现实生命科学技术发展中值得警示的因素。本文目前主要关注影响生命科学技术发展的六项关键因素，逐章细化分析：本文第2章讨论科学伦理遭遇国家利益时的历史尴尬，即意识形态往往任意突破科学伦理的底线。通过剖析国家主义在韩国科学巨星黄禹锡腾空与陨落中的表现特征，分析了中国近代科研史上的创举，第一次人工合成胰岛素项目过程中国家主义对科研的影响。此事并非孤例，上世纪50-60年代，李森科主义和遗传学理论在中国遭遇，成为生物学影响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历史现象。将生命绑架于技术的案例，二次大战中的曼哈顿计划是先例，即将核子技术偏离治病救人的核医学的轨道，转向摧毁生灵的核武器研发。上述案例的共性是，普遍存在违背科学共同体基本原则和基本程序，突出了政治需要、政治正确、违背科学精神、引入军事思维等国家主义的表征。在至高无上的意识形态下，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规律与伦理规范全部让位于国家利益，最终干扰着科学进程的纯洁，阻碍着生命科学的健康发展。历史表明，政权维护中不惜将生命科学拿来陪绑，这样一味崇尚国家利益至上，往往会将科学技术研究导向歧路，生命科技最终也会导致对生态的伤害。第3章主要回顾近5年中的干细胞克隆生物科技在新世纪的发展历程。2005年以后，黄禹锡中断干细胞克隆研究，但世界主要干细胞和克隆技术实验中心继续探究，对黄禹锡所有工作成就加以复核与认定，肯定了其在无性繁殖或孤雌繁殖的研究方向上，为干细胞克隆领域获得长足进取提供了依据。于是，生命话语的重心，再次转移到了西方学术共同体，东西方争夺学术话语权的波澜风起云涌。一方面，黄禹锡事件之后，西方获得丰盛的生物克隆和干细胞成果，直至合成生物学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人工生命。另一方面，就在西方抓住机遇全线突破的同时，东方特别是中国生命科学技术的开发应用领域，却倒退至原始竞争阶段，某些骨干企业与技术人员不惜劫持生物技术，频频暴露出滥用技术与概念、危及生命健康的群体性丑闻。中国生命科学相关领域的科学伦理和道德危机集中爆发，直接危害着世界1/5人口的健康与未来，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案例，就是来自东西方技术精英再度携手合谋，左右转基因主粮的东进战略。在第4章中，文章不仅将黄禹锡事件中的主要角色黄禹锡个人，还将其他相关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内精英人士的个性特征和所作所为，作为研究重点。同时，作者继续比较了曼哈顿计划中成功反击法西斯的精英共同理念，近代中国生命科学历史事件中，形形色色专业精英人士在阶级斗争年代以来的学术操守，有科技精英自动畸化，沦为行政工具；有科技学术被动畸化，成为外交工具；也有与奸商为伍，出卖灵魂与技术的个体。当下，生物科学技术正在成为政治巨鳄控制政权的玩物，转基因主粮种植的政治博弈中，隐现国际巨鳄的背影，居然有人熟视无睹。文章化繁为简，引证一位中学生的论文，旨在戳破类似皇帝新衣的转基因主粮包装。科学技术由人类发明和利用，研究科学技术首先依赖于从事研究的人类本质，或曰科学精英素质。关键科研人员的关键素质和研究背景，对核心科学技术的发明与维护，对核心专利技术的掌握与应用，对于社会效益可以产生不容忽视的结局。个人的社会属性，愈来愈作用于科技项目。当代历史表明，科学工作者个体无法摆脱政治纠葛的现实困境。在中国生命科学技术领域，更要有针对性地重新呼唤学者的公共意识、独立意志和敬畏精神。第5章解析韩国卢武玄政府为了扶持黄禹锡团队，在人力、财力和国家政策等方面，大开绿灯的细节。但政府在黄禹锡遭受学术争议后，极力利用公权力，力图在第一时间摆脱与黄的瓜葛。至今，韩国政府的举国力挺模式，一直获得中国科技部的极力赏识，类似的政府行为在中国农业部运作转基因主粮市场化过程中集中体现，摆明了政府角色与利益集团的柔性联系。公权在生命科学中的位置相当微妙，美国利用宗教敬畏，试图制衡公权机构在生命科技上的过度出位。目前伦理框架下，到位的公权有助约束民间科学狂人冲撞生命科技伦理底线的危机事件。在我国，芸芸众生满怀善良与感恩之心，习惯将国家与政府概念合二为一，为此，必须明晰概念，国家是一种象征，政府则由一批代表人物集合而成，是行使公权的利益集团，不管他们声称代表国家利益、民众利益、还是其他利益，总之是有着明确利益导向的实体。政府的作为与政府的行政目标，最终有其政治目的，征收巨额税收是其中之一，托词包括维系国家机器的运转能力。学者需要看清政府在科学技术中的角色与目的，即他们坚定的利益诉求。第6章重点讨论资本对于科技发展的现实意义。人类历史上的绝大部分时光游牧在农业社会，产生了生物技术历史上的童贞交流与人文牧歌，无欲无求，延绵生灵。公权与资本尚未崛起之时，技术与产品传播全球，养育人类。遇到全球航海契机，一面带来技术与产品的交流，同时也带来了控制和征服。封建时代利用生物技术，比如中国的茶叶技术与产品，可以统治约束异族，但是中国从来没有过度利用这项先进武器。西方最后操起生物技术武器，大打经济战略，鸦片贸易就是西方击溃中国的技术亮器之一，烟草紧随其后，至今遗患中国。新世纪以来，西方的资本与技术结合，不仅在中国、韩国等东方国家的技术领域，同时也在与其相关的金融资本领域展开全面防线与围剿，韩国黄禹锡事件与中国的股市新宠海普瑞，以及外资操控下越来越多中国张略农产品等，先扬后抑，笼罩在西方战略的阴影下。资本市场上生物技术产业的波动，与国际资本在生物技术研发、产业化和资本化上的作为，不仅是新兴的高技术博弈领域，也是资本追逐利润的新天地。生物技术和产品的战略规划布局及其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同步关联，为新世纪资本寻求技术中的利润，铺垫了逻辑依据。今日西方继续施展掌握生物技术控制力量的决心，启示我们不能轻视转基因主粮技术与产品背后的政治力量。资本与政治的天然联系，在现代生命科技中具有历史性的同盟关系。第7章讨论了黄禹锡事件中媒体报道及其产生的效果，这一结论的获得，部分是通过统计分析主要网络媒体的海量报道数据，了解了东西方媒体报道中的系统性倾向，揭示了大众文化与科技传媒的关系。在科技媒体报道诠释生命科学技术主题及其文化外延中，要求自律负责的媒体主动提升科技素质与职业道德，从而达到促进社会公众科学文化提升的目的，共同抵御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的负面误导。近年来，我国媒体做出大量的“洪氏人人百岁”报道，“张氏绿豆治病”报道，“马氏独创治病”和“李氏道家养生”报道等等，大众媒体在涉及生命话语时，不断表现失常。我们主张科学传媒的专业精神与现实意义，重视它对公众生命话语把握的导向作用。为此，不仅需要鼓励媒体在社会发展中的正面作用，也要警惕一旦出现媒体运作泛滥，将对生命健康的产生无穷威胁。合理运用信息化时代媒体技术，是生命科技话语掌控，及其影响力施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关键因素。本文最后一章概括了四项研究结论：1．现代生命科学技术已经不再是实验中隔离净化培养出来的尤物。2．现代生命科学技术至少与意识形态、话语竞争、学者操守、政府作为、资本野心和文化传媒等外界因子具备互动联系。3．现代生命科学的良性发展环境与健康运用背景，取决于上述外部因子的综合平衡。4．生命科学政治研究项目，着力揭示与探讨涉及上述研究因子的平衡艺术。最后，基于目前的初步研究，文末也强调了未来的研究重点有待深化，制定了预计的研究框架，即从单一因子的科学相关元素分析，开始侧重二元复合因子分析。

张士文^[6]（2007）在《5种生物武器简介》文中认为2001年美国纽约发生"9.11"事件,接着10月15日又发生了"炭疽热信"事件,于是生物武器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和恐慌。生物武器以其致病力强、死亡率高、污染范围广、作用时间长而危害巨大,但与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相比,生物武器的生产、储存和使用都便宜得多,被喻为"穷人的原子弹"。目前,被用做生物武器的微生物主要有以下5种。

游战洪^[7]（2006）在《科学家与国际政治 ——论帕格沃什运动的历史经验及其意义》文中研究指明帕格沃什运动是罗素、爱因斯坦、约里奥—居里等着名科学家在20世纪50年代中叶发起的反对核武器和战争的科学家国际和平运动,被誉为“世界科学之花”。帕格沃什运动的行动指南是《罗素—爱因斯坦宣言》,主要活动是召集科学家年度会议、专题研讨会和专家小组会,议题涉及核武器、生物化学武器、能源、环境、地区冲突、全球安全及太空安全、科学家的责任等。帕格沃什运动在军备控制、核裁军、国际安全等领域享有很高的国际威望。由于为裁军与和平所做的努力,帕格沃什运动的发起人之——约瑟夫·罗特布拉特及其组织机构“帕格沃什科学与世界事务会议”被授予1995年度诺贝尔和平奖。 本文要探讨的主要问题是,在冷战背景下,为什么帕格沃什运动能为裁军与和平做出积极的贡献,并引出以下四个问题: （1）为什么《罗素—爱因斯坦宣言》能促成一系列的科学家国际会议,引发一场经久不衰、延续至今的科学家国际和平运动? （2）为什么在东西方严重对立、国际关系紧张的冷战岁月里,科学家们能够突破政治上的森严壁垒和严重分歧,连续举行国际会议,讨论高度敏感、严格保密的核武器、核战争和国际政治问题? （3）科学家们不代表任何国家、政府和组织,只代表自己参加帕格沃什会议,为什么还能够影响有关政府和联合国的裁军政策?他们又是如何影响政府决策的?这种影响究竟能产生多大的实际作用? （4）帕格沃什运动今天对中国科技界有何借鉴意义? 本文抽查了帕格沃什会议在不同时期发布的声明、报告、会议录、通讯、论文和专题研究的样本,参考了帕格沃什成员、世界和平运动研究专家和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及其他学者对帕格沃什运动的负面评价,按照帕格沃什运动本身兴起和发展的内在逻辑关系,把历史事件作为例证,从不同角度去剖析帕格沃什运动早期成功的主要因素。 本文得出的结论是,帕格沃什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是以下五个方面的因素相互影响和作用的结果: （1）超越集团利益与意识形态之争,维护全人类的生存与安全,努力保持客观、中立和独立,赢得东西方国家的科学家和政府的信任与支持; （2）自然科学家与人文社会科学家跨学科密切合作,寻求创造性的、切实可行的新思想、新方法和新机制,为军备控制、核裁军与国际安全献计献策:

李根信^[8]（2006）在《中国新安全观与防扩散政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上个世纪末,中国领导人首次提出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在新安全观的宗旨和原则指导下,我国的防扩散政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国内外学者在对中国新安全观和中国防扩散政策的研究中,更多的是对二者单独的研究,没有将二者结合起来。实际上,新安全观与防扩散有着密切的联系。那么,中国的新安全观与防扩散问题是怎样有机结合的呢?本文旨在通过对新安全观的理论研究,将该理论与防扩散政策的实践相结合,全面分析新安全观如何有效地指导中国的防扩散政策。另外,对于防扩散政策,学术界的研究多是解释政府的立场,但从理论的高度怎样看待这个问题?本文希望通过对防扩散和出口管制工作的深入研究,把这种实践上升至理论高度,一方面可以更好地把握我国防扩散政策方向,另一方面希望能够丰富新安全观的政策内涵。中国新安全观的提出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既与国际安全环境的发展变化有关,也与中国对外开放有关,同时也是对国际关系理论界提出新安全观念的回应。中国“新安全观”反应了在国际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国与国间相互依存进一步加深的背景下,各国更重视依靠合作解决安全问题,立足于共赢保障安全。在新安全观的指导下,中国积极与世界各国开展合作,参与解决各类安全问题,为促进地区和平、安全和稳定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在新安全观的指导下,中国针对国内外地区安全形势,提出了自己的防扩散政策主张。其主要内容是,中国坚决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认为防扩散是改善国际安全环境的必要条件,世界各国应该维护目前国际防扩散机制的权威性,并努力寻求和平利用核能与搞好防扩散之间的平衡。中国主张通过政治、外交等和平手段实现防扩散目标。中国的防扩散政策反映了新安全观的宗旨和精神,有力地维护了中国的国家安全与世界的和平。在新安全观的精神指导下,中国不仅提出积极的防扩散政策,而且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制度建设,充实政策的内涵。中国积极参加国际防扩散体制建设,积极履行防扩散国际义务,发展与国际多边出口控制组织的关系。中国以实际行动支持和参加和平解决防扩散领域热点问题。作为防扩散的具体手段,中国加强自身出口管制建设。经过多年努力,中国的防扩散出口管制更加法制化和制度化。

李小军^[9]（2006）在《导弹扩散及其控制制度》文中提出导弹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最佳运载工具，导弹的扩散给人类生存和国际安全带来了现实威胁，是国际社会优先关注的安全议题，导弹控制机制则是国际社会治理导弹扩散的重要选项。在美国的主导和默许下，国际社会创立了“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MTCR）、“防止弹道导弹扩散国际行为准则”（ICOC）、“防扩散安全倡议”（PSI）和“全球导弹监控机制”（GCS），其中MTCR是导弹控制的核心机制，ICOC、PSI和GCS是导弹控制的准机制。核心机制与准机制相互作用和相互补充，构成了较为完备的导弹控制体系。论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在分析现有导弹控制制度控制内容、运行机制和决策程序的基础上，对导弹控制制度进行全面的绩效评估，寻找导弹控制制度功效低下的症结，指出未来导弹控制的发展方向。通过分析和评估国内外研究现状，论文将力求在三个方面有所突破：一是尝试建立一种理论分析框架。导弹控制研究的技术性、法理性和实践性很强，国内外研究基本上都是一种实证性研究，理论研究比较薄弱。为评估现有导弹控制体系的控制功效，本文把国际机制引入导弹控制领域，尝试为导弹控制研究提供一种理论分析框架。二是对导弹扩散和导弹控制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西方学者对导弹扩散的研究重点集中于“无赖国家”、“导弹供应国”和第三世界国家身上，没有关注或很少关注西方发达国家的导弹扩散，没有指出西方发达国家对导弹扩散应负的主要国际责任；没有从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国家与地区、横向扩散与纵向扩散结合的基础上研究导弹扩散问题；西方学者只把MTCR看作导弹控制的唯一核心机制，不认为ICOC、PSI和GCS是导弹控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论文在克服这些研究缺陷的基础上，力争对导弹扩散和导弹控制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三是观点上有所突破。许多发展中国家把歧视性看作是MTCR的主要制度缺陷。三大准机制的创立旨在克服和超越MTCR的缺陷，但努力的结果是制造出了更大的缺陷。因此，本文认为歧视性安排是现有导弹控制体系的基础，如果完全消除歧视性，现有的导弹控制体系就丧失了存在的基础。全文近20万字，主要内容包括引论、正文三部分和结论。论文的主要内容如下：引论首先是提出问题，然后在分析和评估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基础上，阐述了论文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研究方法和论文可能的创新之处。第一章是评估国际机制功能的理论框架，主要是为评估现有导弹控制体系的功效提供理论分析框架。论文在遴选和界定国际机制概念的基础上，从国际机制的有效性、合法性和局限性三个方面建构理论框架，最后分析了运用国际机制研究导弹控制的可能性和现实意义。第二章概述了导弹扩散的历史与现状，第三章则具体分析了导弹扩散的动因，是为后面章节的研究提供背景知识。论文从国家和地区两个层次上分析了导弹扩散的历史与现状。在国家层次上，论文选取美国、俄罗斯和中国作为研究对象；在地区层次上，论文选取南亚、中东和东北亚三个地区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导弹大国和热点地区导弹扩散的分析，基本勾勒出全球导弹扩散的概貌。在此基础上，论文从导弹扩散的理论解释、导弹扩散的美国因素和导弹扩散的现实诱因三个方面探讨了导弹扩散的动因和根源。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别研究了导弹控制的核心机制和三大准机制。MTCR是在美国的主导下创立的，论文分析了美国导弹防扩散政策的形成对MTCR创立的影响，机制目标的实现路径，MTCR框架下的国家出口控制，MTCR与中国的关系。三大准机制旨在克服和超越MTCR的缺陷，论文从机制创立的背景、机制控制内容和决策程序等方面对准机制进行了全面分析和研究。第六章和第七章是对导弹控制体系的绩效评估。论文运用国际机制理论分析框架，结合案例研究方法，从有效性、局限性和合法性方面对现有导弹控制制度进行了全面的绩效评估。通过分析研究，本文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歧视性安排是现有导弹控制体系的基础；第二、现有导弹控制体系的控制功效总体低下；第三、导弹扩散的长期存在具有一定的现实必然性；第四、导弹控制的未来是建立全面的条约机制。

黄爱民,梁加红,蔡锋^[10]（2003）在《生物武器催生战争新概念》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为了全面审议美国国家安全环境,制定并实施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前美国防部长科恩于1998年7月成立了国家安全研究组,其任务是审查21世纪头25年美国面临的安全威胁并提出对策。“国家安全研究组”提供的报告指出:“2010年后,生物技术对经济的影响可能会超过信息技术。遗传工程、组织生长和人类基因工程的显着进展,将加快生物技术的进步与创新,……可廉价地制造出生物武器。可培育出长期潜伏的并抵抗多种药物的、剧毒的、有感染性的病菌,也可制造出更高级的遗传武器,以便有选择地攻击植物和动物（包括人类）。”

二、生物武器穷人的原子弹（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生物武器穷人的原子弹（论文提纲范文）

（1）美国应对蓄意生物威胁战略探究——基于安全化理论分析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2）美国生物防御政策与国家安全（论文提纲范文）

（3）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融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威慑有效性研究：不同类型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5）生命科技政治特征分析和案例比较研究 ——以黄禹锡事件为轴心（论文提纲范文）

（7）科学家与国际政治 ——论帕格沃什运动的历史经验及其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新安全观与防扩散政策（论文提纲范文）

（9）导弹扩散及其控制制度（论文提纲范文）

四、生物武器穷人的原子弹（论文参考文献）

• [1]美国应对蓄意生物威胁战略探究——基于安全化理论分析视角[J]. 刘长敏,宋明晶. 国际政治研究, 2021(04)
• [2]美国生物防御政策与国家安全[J]. 刘长敏,宋明晶. 国际安全研究, 2020(03)
• [3]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融资研究[D]. 于飞. 复旦大学, 2014(03)
• [4]威慑有效性研究：不同类型比较[D]. 冯潇然. 复旦大学, 2014(03)
• [5]生命科技政治特征分析和案例比较研究 ——以黄禹锡事件为轴心[D]. 方益昉. 上海交通大学, 2012(01)
• [6]5种生物武器简介[J]. 张士文. 中学生物学, 2007(06)
• [7]科学家与国际政治 ——论帕格沃什运动的历史经验及其意义[D]. 游战洪.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2006(09)
• [8]中国新安全观与防扩散政策[D]. 李根信. 外交学院, 2006(09)
• [9]导弹扩散及其控制制度[D]. 李小军. 复旦大学, 2006(02)
• [10]生物武器催生战争新概念[J]. 黄爱民,梁加红,蔡锋. 国防科技, 20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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