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利率市场化晨光熹微（论文文献综述）
白雨[1]（2021）在《高溢价并购下轻资产企业商誉减值风险研究 ——以宋城演艺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商誉是企业并购时并购方付出的交易对价与被并购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2019年末我国A股市场商誉规模接近1.26万亿,商誉减值金额超过1300万亿,虽然商誉显示了对未来盈利能力的良好预期,但商誉如果发生减值,会对企业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甚至会成为上市公司进行利润操控和盈余管理的工具,损害投资者的利益,影响资本市场的良好运行。尤其对于轻资产企业来说,大量存在的表外资产更容易导致在并购估值过程中出现高估值和高溢价,形成高额商誉,一旦业绩无法达到预期,面临的商誉减值风险也就更为突出。因此对于轻资产公司高溢价并购形成的巨额商誉和商誉减值风险问题的研究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与以往高溢价并购下轻资产企业在业绩承诺到期后开始出现商誉减值的惯例不同,宋城演艺2015年以6818.24%的溢价实现对六间房的收购,形成商誉23.7亿,2019年以重组方式将商誉移除,成功避免了巨额商誉的减值风险。因此,本文选取宋城演艺并购六间房作为研究对象,以案例研究的方法,对轻资产企业巨额商誉的形成机理和减值风险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案例企业的研究发现宋城演艺高溢价并购六间房产生巨额商誉主要有以下原因:（1）轻资产企业大量表外资产在并购评估过程中得到了机会性确认;（2）采用收益法进行资产价值评估值时对企业未来收益和经营状况保持了良好预期;（3）被并购方六间房股权结构复杂和以股份支付为主的对价支付方式推高了交易价格。后续受到国家政策变化、行业竞争加剧的影响,被并购方经营状况未能达到预期,商誉面临减值风险,宋城演艺从签订业绩承诺、积极进行并购整合和重组移除商誉等方面成功实现了商誉减值风险的化解,从实施的效果来看,短期内宋城演艺实现了重组获利和股价利好,但就长期而言,与公司“互联网+演艺”的战略不匹配,并且长期股权投资2020年仍然发生了减值,对利润造成严重不利影响。最后针对案例企业商誉减值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对轻资产企业应对商誉减值风险提出合理化建议:（1）轻资产企业应该在精准分析国家与行业背景的前提下结合战略定位开展并购;（2）还要考虑不同对价支付方式对溢价的影响;（3）监管层首先应强化对轻资产企业的业绩监管与披露要求;（4）国家要进一步完善收益法在轻资产企业价值评估时的应用。本研究旨在促进高溢价并购下轻资产企业更好地进行商誉减值风险管理,维护和发挥巨额商誉的价值,也为我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提供参考。
齐云飞[2]（2019）在《环境风险认知、董事会结构与企业人才吸引》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单纯考虑经济发展的官员晋升和考核机制有效地推动了地方政府区域竞赛,实现了快速提升工业化及国民收入水平的目标,但却忽略了环境保护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等重要问题,导致中国经济不自觉地走上了粗放式增长这一非良性循环的发展道路。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以高能耗、高污染为特点,这带来了严峻的环境问题。着名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指出,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逐步提升,人们将对环境质量提出更高要求。以空气污染为例,百度搜索与微博数据表明,在2011年之后,公众对空气污染物PM2.5的关注显着提升,是公众环境风险认知的集中体现。公众环境风险认知具有重大社会意义,其产生的社会舆论压力可能改变政府决策。然而,从微观企业的角度看,这种社会层面的公众环境风险认知是否会影响企业的经营决策及其效果?是一个仍然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现实问题。本文以公众对PM2.5污染事件的风险认知为背景,利用准自然实验的研究方法,系统考察了公众环境风险认知对微观企业董事会人员构成以及人才吸引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结合社会心理学、信息传播学、经济学以及企业财务理论,本文使用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选择公众环境风险认知前后各五年,即2007-2016年为研究区间,通过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公众对PM2.5环境风险的认知如何影响企业董事会人员构成以及人才吸引行为,得出以下重要结论:第一,公众对环境污染风险的认知,显着地降低了高污染地区独立董事的供给。相对于低污染地区,高污染地区的企业董事会中独立董事数量以及比例呈现显着下降趋势,且离开企业的独立董事主要来自空气质量较好的地区;在调节变量方面,当企业支付给独立董事的薪酬较低、盈利能力较差、产权为民营企业、独立董事年龄较大、以及独立董事为女性时,环境风险认知对区域独立董事供给的影响更为显着。此外,针对独立董事个体行为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受到影响的独立董事会逃离高污染地区而转移到空气质量较好的城市,表现为高污染地区企业独立董事供给的降低,以及空气较优地区企业独立董事规模和比例的增加。最后,针对公司治理与企业市场价值的研究发现,公众环境风险认知使得独立董事减少了在高污染地区的参会比例,也对企业市场价值造成了负面影响。第二,公众对环境污染风险的认知,显着地提升了高污染地区的高管薪酬。面临环境风险认知的冲击,位于空气污染较为严重地区的企业会增加高管薪酬水平,以此来增加自身吸引管理人才的能力,弥补环境污染对区域人才吸引力的负面作用。同时,企业产权属性对环境风险认知与高管薪酬之间的关系起到了调节作用,民营企业的产权属性以及较为激烈的人才市场竞争,强化了环境风险认知冲击对高管薪酬的提升作用。此外,环境风险认知会增加高污染地区中企业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但统计显着性较低。第三,公众对环境污染风险的认知,显着提升了高污染地区企业的正向盈余管理程度。在公众环境风险认知的冲击下,相对于低污染地区,高污染地区的企业为了吸引人才,会增加正向盈余管理的幅度,达到粉饰财务报表的目的。企业特征与市场竞争起到了重要的调节作用。当企业支付给职工的薪酬较低、企业为民营企业,以及企业所处人才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时,公众环境风险认知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更为显着。第四,公众对环境污染风险的认知,显着提升了高污染地区企业的税收规避程度。面临环境风险认知的冲击,位于空气污染较为严重地区的企业会提升税收规避程度,这可以节约资金,美化财务报表并增加人力资本投资,进而提升人才吸引能力。同时,企业特征与市场竞争起到了重要的调节作用。当企业支付给职工的薪酬较低、企业为民营企业,以及企业所处人才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时,公众环境风险认知对企业税收规避程度的影响更为显着。综上,在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时代背景下,本文研究提供了探索环境污染、区域人才吸引力与企业行为之间关系的新思路,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追求更好生存环境的愿望与现实自然环境污染之间的矛盾越来越严峻,这要求政府更加重视环境保护,增加环境治理投资,并出台更友好的人才吸引政策,以此缓解环境污染对区域人才吸引力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人才是企业发展的关键和核心资源,企业应当做好人才储备工作,合理利用自身资源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并使用更为灵活且具有市场竞争力的薪酬安排来提升人才吸引力。
李井奎[3]（2014）在《侵权判决规避问题的法经济分析》文中认为本文旨在从法和经济学的视野来研究侵权法中一类特殊现象——侵权判决规避问题（Judgement-proof）。研究主要基于不确定性下的决策和信息经济学的理论方法,揭示侵权判决规避的形成机制,并从事前效率和事后效率的角度探讨各种假设和制度条件下的最优政策问题。在事前效率方面,主要探讨在不确定性条件下侵权判决规避问题的特征与侵权法律规则的效率,以及在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两种框架下该问题的具体表现和应对策略；在事后效率方面,主要探讨侵权事故发生之后的最优赔偿程序问题。作为法和经济学理论的应用研究,本文在注重问题的一般性的同时,在研究中也十分关注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我国的制度特征,为我国相关法律的运行提供了政策建议。侵权法的传统经济学模型有两个核心假定：第一,侵权行为人具备充足的资产以应对可能的侵权伤害赔偿；第二,侵权行为人对于侵权事故发生的概率具有清晰的认知,并能以此根据主观期望效用理论进行有效决策。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两项假设并不总能得到满足。所谓侵权判决规避问题（Judgement-proof）,即破坏了第一项核心假定,而这一问题在决策主体面对不确定性,对于事故概率的认知存在偏差的情况下更为严重,也即同时不满足传统侵权经济模型的第二项核心假定时,侵权判决规避问题的严重程度将会进一步加剧。循着上述思路,本文在回顾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Choquet期望效用决策下侵权法的经济分析模型,从而得到了与传统的侵权法的经济分析模型不同的结论：首先,在严格责任原则下,不确定性的存在会进一步降低具有潜在侵权判决规避问题的侵权行为人对事故的预防激励；其次,在过错责任原则下,过错标准设定在社会最优预防水平上时,不特不确定性程度对侵权行为人的预防水平有影响,而且施害人是乐观还是悲观的主观态度也会影响预防努力的付出,如果致害人是乐观主义者,预防水平为社会最优预防水平的可能性会随着不确定性程度的提高而递增；如果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则会随着不确定性程度的增加而递减。第三,正是在这一更为接近真实世界的假设之上,本文给出了应对侵权判决规避问题的政策方案,即在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前提下,使用最低资产要求标准来限定企业的准入条件,抑或使用基于不确定性及其态度调整下的庇古税方案。然后本文又分别从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视角对该问题在我国法律与社会环境下的表现进行了分析和展开。研究发现,在我国现行破产法的运行环境之下,企业主可以运用破产清偿时债权清偿顺位规定而策略性的实施侵权判决规避。本文建立的道德风险模型得到的结论可以证明,法学家们提出的侵权债权优先受偿方案缺乏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考虑,因此从效率的角度应该予以摈弃。在这一基础上本文将其他各种方案进行了评价,并提出了资产部分担保的解决方案。此外,本文还运用逆向选择模型研究了当消费者对造成产品安全问题的可能性不同时,市场上混同均衡和分离均衡存在的一般性条件,并对现行法律进行了效率上的分析,研究结论表明,现行法律对免责条款的处理有欠稳妥,并没有充分尊重市场对产品安全的治理方案。最后,本文就侵权受害人的公平赔付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对既往的一些赔偿方案中有关公平赔付的操作方案进行了再考察,本文认为,只有使得当前侵权请求权人和未来侵权请求权人在无知之幕下选择成为这两种角色上表现出完全无差异时,赔偿方案才实现了真正的公平。正是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基于受害人风险评价机制之上的确定性等价赔偿方案。
陈晨蓓[4]（2013）在《基于终极控制股东的高管薪绩敏感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普遍集中，出现了双重委托代理矛盾，第一重是高管与股东的代理矛盾，第二重是大股东和中小股东的代理矛盾。良好的薪酬机制本是解决高管与股东代理矛盾，促使高管尽心尽力工作的一个重要动力，但是由于大股东和中小股东代理矛盾的存在，致使薪酬激励机制可能存在失效的风险。终极控制股东的现金流权有着正的激励效应，而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两权分离则有着负的侵占效应，因此，终极控制股东对高管有着两个层面的影响，第一，随着终极控制股东的现金流权升高，他们与公司的整体利益更趋于一致，会加强对高管的监督，以防止高管为了私有收益损害公司利益，从而提升公司绩效，使薪酬激励更为有效；第二，终极控制股东会由于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两权分离，致使他们与高管合谋，侵害中小股东的利益，降低了公司绩效，使得薪酬激励失去效用。本文以2007-2011年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从终极控制股东的角度出发，基于终极控制股东的现金流权，终极控制股东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两权分离，终极控制股东的性质，研究了终极控制股东对高管薪绩敏感度的影响。研究得出结论：（1）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和公司绩效显着正相关；（2）现金流权高的上市公司薪绩敏感度显着高于现金流权低的上市公司；（3）在同等条件下，与国有上市公司相比，非国有上市公司中现金流权与高管薪绩敏感度之间的相关性更显着；（4）两权分离的上市公司高管薪绩敏感度显着低于两权未分离的高管薪绩敏感度。（5）同等条件下，与国有上市公司相比，非国有上市公司中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两权分离与高管薪绩敏感度的相关性更显着。
袁松[5]（2012）在《富人治村 ——浙中吴镇的权力实践（1996-2011）》文中认为进入后税费时代，“富人治村”已成为乡村治理中的主流模式，这一权力结构变化背后有经济背景、社会基础、制度与政策因素的复杂作用。一方面，税改后的农村基层政治在摆脱了资源汲取的压力之后开始初步民主化，对选举的控制逐渐放开；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乡村社会出现了剧烈的分化，与此同时国家也在通过大幅下渗公共品资源缓解农村的衰颓。在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与地方政府的土地开发进程中，城镇周边农村的超级地租开始出现。新的时代背景下，顺利承接资源、完成土地增值开发、引导农民致富成为农村基层工作的中心任务，基层组织建设中的“双带方针”由是兴起，农村先富能人阶层在地方政府基础性权力不足的情况下成为基层工作达致目标的支柱力量。然而，当由权力主导的巨大利益空间出现之后，村两委选举及人大代表直选便被财富所左右，“贿选”进入相当普遍而难以监管的灰色地带。村庄政治的公共性严重萎缩，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下阶层被排斥出去，民主决策、民主管理与民主监督难以实现，规范利益分配的各种制度设计在权力实践中得不到有效的执行。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趋于寡头化。个体的富人出于桑梓情怀回报家乡的类慈善行为并不能代表富人阶层的参政动机。作为一个整体，他们的投资遵循“一步领先、步步领先”的竞争逻辑，而且前提是自身获利更多。虽然他们的投入客观上能使局部地区获得资源，但却以更多地区的利益受损为代价，因为他们所要承接的资源总量是有限的。更为重要的是，横亘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寡头结构放大了基层场域中权力-利益网络的“结构洞”效应，从上至下输入农村的资源在流动过程中被大量吸食，且流量愈大吸食愈深，乡村治理发生了内卷化。这与税改前发生的国家政权内卷化如出一辙，只不过资源流向发生了逆转。所以，如果不能在将乡村社会加以组织的基础上设法以协商民主的政治过程代替权力主体的利益博弈，那么权力-市场的结盟不仅会使国家下渗资源的战略意图落空，还会将经济社会运行带入“转型陷阱”中，停滞、溃烂。
于维君[6]（2010）在《经济法历史合理性研究 ——基于社会演化的考察》文中研究表明“经济法的历史合理性”（在此的经济法概念是广义的,包含现代经济法与前经济法）是经济法学基础理论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马克思曾言：“一切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换言之一切的科学都必须在历史中寻找本体存在的依据。而将经济法建构在历史科学上极为重要的一步,就是建构经济法的“历史合理性”,但历史合理性又是什么呢?历史合理性在本质上就是一种依循历史主义的合理性,换言之就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寻找一件事物存在的原因与依据。是故探究一件事物的历史合理性就是从社会历史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社会发展的宏观意义上,进行历史性的阐释,指出它在历史时空中的意义。而经济法历史合理性研究的核心,便是在于解释经济法在历史时空中存在的意义。论文是以由上而下的视角展开的：其一是对研究的对象进行基础性的介绍与一般性的阐释（第一章）,透过文献的梳理,对经济法的历史合理性研究作出研究进行前的必要假设,其主要内容是对历史合理性的阐述、经济法的语源、曾出现过的理论与形态进行简要的探讨。其二是经济法历史合理性研究的基础：社会的演化逻辑的阐释（第二章）,透过文献梳理与理论建构,给经济法历史合理性的研究,建立一个历史主义的框架。其三是,由国家的层面对曾经出现的现代经济法与前经济法进行阐述与分类（第三章）,在本章中仍是以历史主义的角度,阐明国家产生的因素、国家为何干预社会生活、与如何干预社会生活的方式。其四是对现代经济法与前经济法产生的共同历史合理性进行必要的追溯（第四章）,并进行一定的讨论。其五是论述现代经济法的历史合理性（第五章）,并对其因素寻找历史上的必然性。第一章是研究初始必须进行的一般基础性介绍与对研究内容的界定。在本章中,首先对历史合理性的阐述,其次是对现代经济法概念的学术演进进行追溯,再其次是对现代经济法的曾经出现的几种形态加以描述,最终得出论文所采行的经济法概念。在经济法概念的学术谱系演进过程上,论文所指的现代经济法概念是来自于大陆法系国家（英美法并无形式意义上的现代经济法）,除了德、日之外,苏联可说是影响现代经济法部门与理论发展的几个最重要国家之一,且因为论文是在中国的语境下进行分析,是故在现代经济法的历史谱系上便主要选择以中国、德国、日本与苏联四国作为研究分析的对象。在梳理了各自的学术谱系后,可以发现现代经济法的实践可分为四种不同的基本形态：战争经济下的形态、灾变经济下的形态、市场经济下的形态与计划经济下的形态,这些不同的现代经济法形态分别对应着各自的现代经济法概念理论。而在本章节最后的部分,就以所有现代经济法的理论与形态中都有的一些共性作为经济法历史合理性的研究的基本假设。其依据有六：（1）现代经济法的概念与完整形式只存在于大陆法系国家、（2）现代经济法概念正式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国、（3）现代经济法的概念应包括所有形态的经济法、（4）现代经济法的法律功能在于调整社会经济生活、（5）现代经济法的法律形式是政府作为公权主体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6）现代经济法概念产生前政府作为公权主体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法律与政策为前经济法。论文就在这六个假设之下对经济法历史合理性的研究进行小规模的展开。第二章的内容就是对社会演化逻辑的阐述,其目的在于建构一个用以把握整体历史脉络的方法论。本章第一节便是对利用的分析工具的介绍,分别是汤因比的历史哲学、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基于进化论的历史哲学,这三者就是论文对经济法历史合理性分析的重心。本章第二节开始阐述历史演化逻辑中的“社会形态论”：论文主张社会作为在历史演化的主角,有四种形态,分别是良性发展的社会、衰退与停滞的社会、失去秩序的混乱社会、震荡转型中的社会,以社会演化的视角来观察,任何社会的诞生、发展、衰落乃至灭亡都是在四种社会形态间转换的过程,而这种无止无休的转换是通过了历史对人类的挑战与人类对历史的回应而完成,在此,论文则对此四种不同的社会形态都以汤恩比的历史哲学、马克思的历史哲学、西方经济学分别进行了一定的分析。其主要观点是仍是着重于马克思之上,社会形态的变化,均是取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变化。本章第三节阐述的是历史演化逻辑中社会演化的驱动力：社会压力。首先,论文论证到在社会演化逻辑中,导致这四种社会形态在历史中不断循环运行的驱动力就是社会压力,并结合了不同的历史哲学与历史事实对社会压力的形态进行了简要的分类；其次是探当社会压力超越社会承载力时,社会形态进行转化的问题。本章第四节是结合几个论述阐释论文采用的社会演化逻辑：此一逻辑是以四种社会形态为核心,推动四种社会形态循环与变迁的是社会压力,当社会压力超过社会承载力时整个社会形态就会进行转变,而其中社会对社会压力的回应,决定了社会在四个社会形态间存在的方式。第三章说明的就是是社会压力的政府回应。在本章中分为三个部分展开。第三章第一节是论证社会、国家、政府间的关系。其首先对社会、国家、政府的概念进行了必要的厘清；其次是对由柏拉图开始到吉登斯的社会、国家与政府关系理论进行梳理；其三是在诸多的国家理论中,选取马克思的国家理论与法团主义的国家理论作为视角,对三者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并得出一个“马克思一法团主义”的解释架构,并得出两个结论：（1）国家仅是社会为求生存与发展的工具,（2）代表国家的政府是利益集团的工具。其四是以“马克思一法团主义”的视角,对政府干预社会的原因进行了必要的推论。政府干预社会的立论基础在于：（1）国家是为了社会生存与发展（回应社会压力）而产生的一种制度性安排；（2）代表国家对社会进行统治与对社会压力回应的主体是政府；（3）政府是利益团体的工具。由以上三个结论就可以对政府回应社会压力的原因给予完整的解答。本章第二节对政府回应社会压力的方式进行了论述,这种论述是经由方法与手段上的区别,排除非经济法统辖范围的领域。由于现代经济法是根植与大陆法系下的概念,且论文中认定的经济法最大共性就是政府作为公权主体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就以此两个共通定义对经济法的方法论开始进行论述并以此展开。先由公私法的界定排除不是以公权主体进行社会干预的范畴,再排除政府作为公权主体但并非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范畴,剩下的就是经济法的范畴。本章第三节部分是说明各种不同社会压力由公权主体进行社会干预的历史实践,而在论文的第一章有个定义：现代经济法的概念正式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了解决在现代经济法正式概念产生前的政府作为公权主体干预社会经济生活法律的归属,论文创造了一个名词——“前经济法”；在此,将现代经济法概念产生前的政府作为公权主体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法律称为“前经济法”,而现代经济法概念产生后的政府作为公权主体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法律称为“现代经济法”,并在本节中对曾见的现代经济法与前经济法所解决的社会压力都进行了论述与列举,在此论述与列举上,前经济法与现代经济法都是为了解决社会压力而存在。第四章论述的是现代经济法与前经济法共通的历史合理性解释。论文主张,所有法律的共通的历史合理性或者都在于解决社会压力上,但如何决定由现代经济法或前经济法来解决某一类社会压力就是经济法历史合理性要解决的问题。以本章第一节的论述,政府会采行现代经济法或前经济法来解决社会压力的原因,就是基于经济手段解决社会压力的便利性上结合了,对国家安全的需求、市场的不完全导致的市场失灵与政府本身的利益追求；这三者形成了政府为何采行经济法来干预某种社会压力的所有原因。第四章第二节则就以国家安全的理论谱系,论述为何政府选择以现代经济法与前经济法干预社会的因素,并分别就理论与事例进行说明。第四章第三节是经济法的市场失灵理论,对此已有许多学者进行过详尽的说明,故论文中选择不加以展开论述,仅仅是一笔带过。本章第四节是政府利益,此一利益指的是除了公共利益外的政府利益,政府利益由三个部分组成：首先是控制政府的利益团体的自利行为、政府的寻租行为、官僚体系的膨胀。本章第五节则是对回应社会压力的经济法的政府决策模型的阐释。在本章中可以发现基于经济手段解决社会压力的便利性上,国家安全、市场失灵、政府利益上组成了现代经济法与前经济法共通的历史合理性。第五章则是论述现代经济法的历史合理性,也就是现代经济法为何存在的问题。本章第一节在于讨论经济法的分析方式,以论文的观点,对经济基础决定了经济法的产生是完全赞同的,但其认为在经济基础作用到产生经济法的过程中,必然经过政治生活的改变。因此认为“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法”的模型太过草率无法对经济法的生成进行正确的解释,应改为“生产力→生产关系→政治生活→经济法”才有可能正确的对经济法的产生原因进行解释。本章第二节的论述,则是以“生产力→生产关系→政治生活→经济法”的架构,对现代经济法与前经济法进行了区分,论文认为现代经济法是政治现代性的产物（政治现代性是政治正当性的转型、经济现代性是全球经济体系的建立,但经济现代性导致了政治现代性的转换）,现代经济法是政治正当性完全转型后的政府作为公权主体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的法律,而前经济法是政治正当性转型前或转型过程中的政府作为公权主体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的法律。（若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审视,政治正当性是指统治者的“政治统治”和民众的“政治服从”间的关系）。换言之,现代经济法是建构在完整的人民主权论上的法律形式,而前经济法则或多或少的依赖非人民主权论,如：君权神授、朕即国家、自然法、理性等的政治正当性理论而存在。本章第三节则是论述政治正当性完整转型的背景,而此一背景则靠的是对十九世纪思想史的梳理而达成,而此一梳理采取的是克劳塞维茨、马克斯·韦伯、马克思三人的视角。论文中认为自三十年战争后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订立后,民族国家的雏形“主权国家”完全确立。这个主权国家体系在一系列的争霸中,民族意识开始觉醒,民族的概念也才开始生成。而在美国革命与英国光荣革命在欧陆以外另竖一帜建立了另一个政治传统后,欧洲大陆的诸王们开始利用“民族国家”此一新工具,大玩合纵连横,而中世纪的教权式政治正当性也在这种国王的游戏中不断地耗竭。在国王的游戏进入巅峰之际,法国大革命爆发,其改变了整个战争的形态,法国建立了民族国家下的征兵制度,使得国王的游戏变成了全民的战争。而拿破仑也以此为武器横扫整个欧洲大陆,直到所有欧陆国家都接受了这种爆炸性的武器（民族主义）,此后战争的形态就再也不是国王的游戏,而是根植于民族国家中的民族精神聚合。而这种民族精神聚合,呼唤的是政治正当性的除魅（要求民众能自动自发的上战场、并不因被征兵上战场而产生过于严重的厌战心理）,人民主权理论由此逐渐地征服了整个欧洲大陆。整个十九世纪也可以说是人民主权论与君权神授论的战场,直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新旧思想才通过了战争进行了总结算,世界由近代进入了现代,并以人民主权论完全胜出而告终。本章第四节论述现代经济法正当性的决定性转型,本节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整个现代经济法政治基础转型的最后一步,也就是现代的人民主权理论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才可能完全确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由于技术、兵役制度、政治形态的原因,总体战是不可能实现的。而总体战中有一个必要条件,便是要求的是全社会的所有分子都必须为了民族有牺牲自我的准备（不论是财产、生命）,在这种需求下,国家的政治正当性转型就成了完全不可避免之事,因为这种如此高的政治信仰需求就必然呼唤着政治正当性的完整除魅,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有超越性意志的正当性都被粉碎,而代之以人民主权正当性。而在转型入人民主权正当性后,现代经济法这种要求全新的政治现代性的法律就油然而生了。本章第五节则是对现代经济法依靠的政权政治正当性结构进行论述,决定政权政治正当性结构取决于国家的政治正当性与控制政权的政治团体（利益团体）所抱持的意识形态。任何一个政治团体取得政府权力都是经过社会中的竞逐而达成的,而这种竞逐在本质上虽然完全靠的是武力或利益来达成,但团结起政治团体向同一目标迈进的粘合剂就是意识形态,也就是说政治团体在国家层面取得统治国家的政治正当性的依靠,就是其所抱持的政治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在刨除掉多余的外沿,本质上其实就是一个对社会现状进行解析,确立改造社会的目标,并选择改造社会手段的方法论）掌握政权的政治团体,在很大的层面上来说是依靠着它的政治意识形态取得国家政权正当性的,因此政治意识形态也就决定了掌握国家政权政治团体的正当性。也是因为经济法的正当性与掌握政府的利益团体的正当性是一个连续性的关系,因此才会产生如此之多的现代经济法形态,也论证了经济法形态与政治团体信奉的意识形态具有完全的关联性。本章第六节则是综合了马克思、汤因比社会演化论与戴维·伊斯顿的政治系统论对经济法的政治过程进行了阐述。（经济法的历史合理性是一个由社会演化到政治正当性构成的完整构成）
陈恩虎[7]（2009）在《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发展研究》文中指出区域农业经济研究是目前经济史研究的热门课题,至今已有许多成果问世。相对而言,巢湖流域农业经济的研究较为滞后,并且研究领域和成果比较分散,尚未形成全面、系统的研究体系,其主要原因应当是学术界常常会以明清时代的巢湖流域与全国其他区域相比不具备“典型性”为由,漠视了对巢湖流域的经济研究。因此,努力填补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经济研究的空白,正是选题的学术价值所在。论文以明清时期（1368-1911年）巢湖流域农业发展变迁为研究对象,探讨明清时期巢湖流域人口和农作物种植结构、亩产水平的变化,农田水利兴修和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土地占有形态、租佃关系的发展演变和农村社会分层的变动,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区域特点等问题,进而对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发展进行总体评价。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历史学的分析和综合、演绎和归纳之实证研究法,成为课题解释历史和行文的基本工具。同时,还借助历史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以及统计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由于研究对象囿于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的农业经济,因此特别注重运用历史地理学的方法来考察农业变迁,从时间序列与空间差异方面对于研究所需资料进行详细的清理与考辨。把定量统计分析方法和定性分析方法结合起来。通过定量分析,对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的农作物产量、劳动生产率作定量的分析。通过定性分析,全面考察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发展程度与水平。利用历史学中的比较法,分析巢湖流域与安徽省其它区域、本地区前后期的关系、异同和兴衰。选题研究的主干性材料为地方志、家谱一类的地方文献,并充分发掘现存的文书资料,对《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清民国编》第1卷和第2卷收录的300份文书进行了学术辨正。从某种程度上讲,鸦片战争以后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乃至辛亥革命以后,巢湖流域农村社会依然基本沿袭着固有的道路前行,基于这种原因,论文运用了民国前期的一些调查和统计资料。文中大量图表的运用,进一步增加了研究的说服力。论文前有导言后有结语,正文共分七章：第一章、明清巢湖流域农业发展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第二章、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土地占有形态与租佃关系；第三章、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土地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第四章、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圩田建设；第五章、明清时期巢湖流域作物种植与亩产水平；第六章、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的农村商品经济；第七章、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发展评价。其主要内容如下：巢湖流域在地理条件、地方行政和文化类型上,具有较多的一致性,是一个比较完整、边界清晰、较为独立的地貌单元,可以划为一个特定的社会经济综合区域,为我国东部地区人类活动与环境变化的研究提供一个相对理想的案例。在优越的自然条件,发达的水陆交通条件,重视水利的兴修,移民对巢湖流域农业的开发以及成熟的农业耕作技术、耕作制度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生产力的运动总体上呈发展状态,传统农业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超过前代的成就,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农业发展的最高峰,对近代乃至现代巢湖流域农业和整个社会经济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生产力的因素之一劳动对象来看,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土地得到了深度的垦种,经历了抛荒-垦复-开拓的过程,嘉庆、道光时期,农业垦殖和耕地总数达到高峰。在巢湖流域水旱耕地结构中,圩田面积在本区耕地总面积中占有重要比例。土地开发与利用的特点体现在屯田以军屯为主；出现了沙田、塘涂田、湖田围田等多种新的垦殖方式；巢湖流域人民在开发和利用丘陵山区的实践中,逐步摸索出一套与本地区相适宜的兴修小型塘坝水利形式。从生产力另一个因素劳动者的情况看,巢湖流域农业人口在明清之际增加得很快。至19世纪初,巢湖流域人口无论是增长速度还是绝对人口数字增加之多、在历史上都是空前的,已出现若干人口超百万的县。巢湖流域的人口构成中,外来移民一直占有较大比重。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有较大的提高。巢湖流域在长期的传承和积淀中,逐渐形成了以水稻种植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链和农事活动。水稻生产的进步,表现在品种的繁多和优良品种的推广上。亩产量基本在二石左右,大约三百市斤／市亩,丰腴圩田亩产可达三四石,大约五六百市斤／市亩。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的耕作方式、土地利用率,都已超过国内的平均水平,基本形成了一整套的稻田耕作技术,并有与生产各环节相匹配的生产工具。水稻耕作制度有明显进步,除双季稻是一个重大突破外,复种成为一种普遍现象,间作制和套种制也在不断发展,一年多熟的耕作制度已十分普遍,开始形成水、旱两种土壤耕作体系,实行水耕、旱耕结合,水旱轮作。土地的合理利用技术也有所发展,主要表现在利用山岗、湖溪、旱地、房屋田隙间等荒闲土地种植杂粮和经济作物上。巢湖流域经济作物品种齐全,种植范围不断扩大,但种植面积零星分散,单产低,产量少,在农业经济中所占比重不大。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劳动人民因地制宜地创造了多种多样的水利设施,圩田是能够集中体现本区水利特点、反映本区水利问题、成为影响本地区农业生产的一种重要的农田水利形式,圩田的兴筑、维护、经营和管理,在防洪、排涝、灌溉、降渍等方面均起了积极作用。明清时期巢湖流域是安徽重要产粮地区之一,粮食是经济收入的主要部分,稻米成为对外贸易的主要输出物品,粮食商品率有着显着提高,巢湖流域对保证江南粮食安全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巢湖流域农村墟镇增长和发展过程中,众多的墟镇分处于不同层级的市场,在各种商业活动中承担着不同的角色,通过商品的上下流通,这些墟镇互为一体,基本形成了以集市与庙会相结合的、且具有多样性为特色的农村市场网络。农村市镇的发展和粮食作物的商品化,是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村市场网络体系中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两大部分。在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村商业活动中,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值得重视,即异常活跃的是以徽州商人为代表的客商而非土着商人,巢湖流域市场几乎为其所垄断,徽商对巢湖流域的农业发展产生了较为重要的影响。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村土地制度、土地租佃关系和借贷关系等农业生产关系发生了些微变化。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封建地主土地占有制的主要特点,是大规模的土地占有与小规模的土地经营同时并存,土地较本省其他地区占有相对集中,土地大量集中于乡绅之手。在晚清土地兼并中,以淮系军阀为主的军功地主的兴起,对巢湖流域土地制度所造成的影响深远,它构成了巢湖流域晚清土地关系变化的另一显着特征。明清时期巢湖流域自耕农经济有较大规模的发展,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力量之一,佃农也是巢湖流域从事传统农业的主力之一。租佃制是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地主剥削农民的主要方式,农业租佃关系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变化。一是从租佃期限看,出现了永佃制；二是从地租剥削率来看,有不断增长的趋势；三是从地租形态看,有力租、物租、钱租等三种主要形态,钱租的比重有微弱的增加；四是农业经营方式出现了新的变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巢湖流域土地利用出现了以垦殖公司为标志的资本主义的生产经营方式。在旧的封建生产关系中,缓慢地孕育出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呈现出明显的由封建农业经济向资本主义农业经济过渡的变异性。清代巢湖流域的喜礼俗例不仅存在于土地买卖过程中,而且存在于住宅交易过程中,对巢湖流域田宅交易俗例的探讨,有助于了解巢湖流域田宅交易中各种习俗的现象和本质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发展的轨迹具有着鲜明的区域特征。其内涵为：发展形式以渐进积累,数量缓慢增长为主,发展方向以内敛形式为主。从明清时期全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角度着眼,巢湖流域应属于封建经济发展比较充分、地域上属传统农业区的已发展地区,农业是最主要的门类,水稻生产在农业中占有最重要的份额。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有明显的提高,农村市场发生了变化,区域市场网络基本建立起来,并且和省内外市场有了比较密切的关系。但农民的市场行为是被动的选择,是一种“饥饿的商品生产”,整个市场容量的扩大主要以农民“藉资生计”的温饱需求为界限,巢湖流域的农民生活是“节俭”型的糊口型消费,巢湖流域粮食商品化的程度存有一定虚假性。生产技术惯性渐进是以日积月累的经验为基础的技术进步,往往需要漫长的时间才能换取些许的技术变革。这一特点的出现,既反映了巢湖流域农业生产力基础的薄弱性；同时也反映了巢湖流域社会不同阶段自然,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对其运动变化的制约性。在巢湖流域安土重迁、农耕为本习俗的背后,人们容易产生重农抑商,安贫乐道,不思进取开拓的小农意识,不利于先进农业技术的采用和推广。数百年来发生在巢湖流域的多次战争造成政局不稳,江河不治,水利失修,大量人口亡徙,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受到很大程度的影响。巢湖流域频繁而严重的水旱灾害对灾地的农业生产力系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加速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调。由于巢湖流域农业开发模式的单一性、掠夺性,一味地追求耕地面积的扩大和粮食产量的增加,导致和放纵了人们对土地的滥垦,致使河湖面积日益缩小,水道堵塞,水流因无处宣泄而导致河堤决口的现象经常发生,造成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增加了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和破坏程度。土地兼并的加剧和租佃关系的扩大,高额的地租和繁重的捐税,加重了农民的贫困破产,农民生活日趋恶化。足以表示农村经济特质的农具、水利及肥料等农业生产技术,在明清时期的巢湖流域停滞明显。总之,巢湖流域在发展速度、规模和方式中,逐渐形成自己的区域特征。农业经济是我国绝大多数地区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起点,对具体区域农业经济历史特点的研究和揭示,有助于理解不同区域现代化发展的差异,也有助于研究巢湖流域在这经济形态转型过程中的与其他区域的差异。巢湖流域明清时期的农业发展轨迹,对巢湖流域现代和未来的经济建设,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的历史启示。
易伟新[8]（2003）在《近代中国第一家旅行社 ——中国旅行社述论》文中提出1923年在上海诞生的中国旅行社是近代中国第一家旅行社，标志着中国近代旅游业的兴起。它不仅推动了中国旅行事业的发展，而且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在抗日战争中作出了独特贡献。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史学界与旅游学界对这个典型个案的研究却非常薄弱。有鉴于此，本文依据大量的第一手珍贵资料，运用历史学和旅游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对它的创办缘由、发展进程、组织架构、业务范畴、经营管理、企业文化以及旅游理论研究等方面进行了系统论述，并对其历史作用及现实借鉴意义作了初步评述，全书共分为七章。 中国旅行社的诞生与20世纪初中国经济的发展、交通的进步、城市的近代化、人们旅游观念的转变以及外商在华旅游代理机构所提供的借鉴分不开。同时，它也与上海独特的自然历史条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经营策略以及中国旅行社创办人陈光甫的人生观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社会形势的变化，它的发展历程分为初创、进展、内迁、复业及衰退等五个时期。在大陆存在期间，它一直执中国旅游业的牛耳。 鉴于经营范围广泛、分支机构遍布全国，中国旅行社组织架构的设置随客观形势的消长和业务经营的进展而呈动态的变化，以加强企业的有效运作。 中国旅行社经营的业务综合性很强，可分为六大类，即客运、货运、招待所、游览、出版以及其他社会服务，其中客运、货运与招待所为其三大主营业务。在不同时期，其经营的重点与范围都有所不同。 在经营管理中，中国旅行社不仅注重自身的内部管理，而且还着意于业务的经营。它密切各单位之间的联系、严格操作程序、加强接待管理、以市场为导向开展业务、注重调查研究、推进营销策略等，并注意加强后勤保障以实现业务的顺利开展。人事管理中，实行严格录用、待遇丰厚、赏罚分明等，并采取年功序列制。财务管理中，注重会计工作、加强资金与费用的管理、强调内部的牵制与审核、制定各项财务工作细则等等。 企业文化是形成企业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服务社会、团结合作与自强不息构成了中国旅行社的精神文化，通过加强员工的理念教育、造就企业模范人物、增强员工主人翁意识、以顾客需求为导向提供服务以形成企业的行为文化，而为了增强社会各界和员工对企业的识别，中国旅行社还很注重自己外在形象的设计，使企业的物质文化得以体现。 随着中国旅游事业的发展，中国旅行社的一些从业人员开始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和思考，在旅游基本概念、旅游与经济的关系、旅游与文化的关系、旅游事业的经营管理、旅游资源的利用和保护、旅游商品、旅游宣传、旅游伦理等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观点。它们不仅指导了当时的旅游工作实践，提高了时人对旅游的认识，’而且也为当今旅游理论和实践提供了借鉴。 文章最后对中国旅行社作出总结，指出经济的持续增长、交通建设的快速发展、国际汇率的下跌、政局的日趋稳定以及政府与民间社团的支持是中国旅行社能在抗战前快速发展的客观原因，其主观原因则是严格的制度管理、优秀的企业文化、高素质的人才、独到的经营策略等等，而这些又能给当今的旅游企业提供很多实质上的借鉴，如多元化的运作、人才战略、品牌战略及集团效应等等。作为近代中国第一家正规的旅行社，它推动了中国旅游事业的发展，促进了物流，辅助了工商业的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了国家利权，促进了内地经济文化的开发与民族的融合，同时也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在中国旅游发展史上拥有很重要的历史地位。
曹永华,王远[9]（2000）在《利率市场化晨光熹微》文中提出 弗里德曼曾说过:"利率是信用的价格,而不是货币的价格"。信用借货应是定价主体确定利率的最主要因素。利率管理体制是一国经济中的利率制度安排,简单来说就是由准来定价（政府或央行还是市场）?如何定价?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利率管理体制改革虽已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并逐步向市场化接轨,但综合整个市场发展状况,此进展较预计还有差距,如何充分发挥
二、利率市场化晨光熹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利率市场化晨光熹微（论文提纲范文）
（1）高溢价并购下轻资产企业商誉减值风险研究 ——以宋城演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3.1 商誉的本质 |
| 1.3.2 轻资产企业高溢价并购 |
| 1.3.3 高溢价并购下商誉减值风险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 |
| 2 商誉形成及商誉减值风险的理论分析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委托代理理论 |
| 2.1.2 协同效应理论 |
| 2.1.3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2.1.4 风险管理理论 |
| 2.2 轻资产企业高溢价并购下巨额商誉形成机理 |
| 2.2.1 并购高溢价的形成 |
| 2.2.2 并购高溢价的调节 |
| 2.2.3 并购高溢价形成巨额商誉的机理总结 |
| 2.3 轻资产企业商誉减值风险影响因素 |
| 2.3.1 宏观因素:证券市场现状与国家政策 |
| 2.3.2 中层因素:轻资产行业本身 |
| 2.3.3 微观因素:企业经营状况与管理机制 |
| 3 宋城演艺并购六间房巨额商誉形成过程介绍 |
| 3.1 轻资产企业商誉概况介绍 |
| 3.2 并购双方简介 |
| 3.2.1 宋城演艺概况 |
| 3.2.2 六间房概况 |
| 3.3 并购过程 |
| 3.4 高溢价并购下巨额商誉的形成 |
| 4 宋城演艺巨额商誉成因与减值风险分析 |
| 4.1 高溢价并购下巨额商誉的形成原因 |
| 4.1.1 轻资产企业表外资产的机会性确认 |
| 4.1.2 选择收益法进行企业价值评估 |
| 4.1.3 股权结构与支付方式推高交易价格 |
| 4.2 高溢价并购下商誉减值风险影响因素 |
| 4.2.1 国家监管政策趋严 |
| 4.2.2 行业竞争不断加剧 |
| 4.2.3 企业经营状况不佳 |
| 5 宋城演艺商誉减值风险防范措施与效果分析 |
| 5.1 商誉减值风险防范措施分析 |
| 5.1.1 完成业绩承诺降低减值风险 |
| 5.1.2 积极进行多方面整合 |
| 5.1.3 重组彻底移除商誉 |
| 5.2 商誉减值风险防范效果分析 |
| 5.2.1 短期市场反应良好 |
| 5.2.2 长期股权投资存在减值风险 |
| 5.2.3 难以匹配企业长期发展战略 |
| 6 研究结论与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轻资产企业商誉减值风险防范建议 |
| 6.2.1 精准把握企业并购的战略定位 |
| 6.2.2 准确分析国家宏观环境与行业发展趋势 |
| 6.2.3 优化轻资产企业并购对价的支付方式 |
| 6.2.4 强化对轻资产企业的业绩监管与商誉披露要求 |
| 6.2.5 完善收益法在轻资产企业价值评估时的应用 |
| 6.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环境风险认知、董事会结构与企业人才吸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特色与创新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评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环境与人口迁移理论 |
| 2.1.2 舆论场理论 |
| 2.1.3 薪酬分配理论 |
| 2.1.4 信号传递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区域人力资本供需结构的影响因素 |
| 2.2.2 区域人力资本供需结构变动的经济后果 |
| 2.2.3 文献评述 |
| 第3章 公众环境风险认知、地域偏好与董事会结构 |
| 3.1 引言 |
| 3.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2.1 环境风险认知与区域独立董事供给 |
| 3.2.2 企业与董事特征的调节作用 |
| 3.3 研究设计 |
| 3.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3.3.2 变量定义与模型设计 |
| 3.3.3 描述统计与分析 |
| 3.4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3.4.1 环境风险认知与区域独立董事供给 |
| 3.4.2 企业与董事特征的调节作用 |
| 3.4.3 稳健性检验 |
| 3.5 进一步分析 |
| 3.5.1 环境风险认知对独立董事个体工作地选择的影响 |
| 3.5.2 环境风险认知对董事会治理与企业价值的影响 |
| 3.6 本章结论与启示 |
| 第4章 公众环境风险认知、人才吸引与高管薪酬安排 |
| 4.1 引言 |
| 4.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2.1 环境风险认知与企业薪酬安排 |
| 4.2.2 企业产权属性与人才市场竞争的调节作用 |
| 4.3 研究设计 |
| 4.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4.3.2 变量定义与模型设计 |
| 4.3.3 描述统计与分析 |
| 4.4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4.4.1 环境风险认知与高管薪酬水平 |
| 4.4.2 产权属性与人才市场竞争的调节作用 |
| 4.4.3 稳健性检验 |
| 4.5 进一步分析 |
| 4.5.1 公众环境风险认知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
| 4.5.2 检验基于代理理论的替代性解释 |
| 4.6 本章结论与启示 |
| 第5章 公众环境风险认知、人才吸引与企业盈余管理 |
| 5.1 引言 |
| 5.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2.1 环境风险认知与企业盈余管理 |
| 5.2.2 企业特征与人才市场竞争的调节作用 |
| 5.3 研究设计 |
| 5.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3.2 变量定义与模型设计 |
| 5.3.3 描述统计与分析 |
| 5.4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5.4.1 环境风险认知与企业盈余管理 |
| 5.4.2 企业特征与人才市场竞争的调节作用 |
| 5.4.3 稳健性检验 |
| 5.5 进一步分析—检验基于代理理论的替代性解释 |
| 5.6 本章结论与启示 |
| 第6章 公众环境风险认知、人才吸引与企业税收规避 |
| 6.1 引言 |
| 6.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2.1 环境风险认知与企业避税行为 |
| 6.2.2 企业特征与人才市场竞争的调节作用 |
| 6.3 研究设计 |
| 6.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6.3.2 变量定义与模型设计 |
| 6.3.3 描述统计与分析 |
| 6.4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6.4.1 环境风险认知与企业税收规避 |
| 6.4.2 企业特征与人才市场竞争的调节作用 |
| 6.4.3 稳健性检验 |
| 6.5 进一步分析—检验基于代理理论的替代性解释 |
| 6.6 本章结论与启示 |
| 第7章 研究结论、启示与未来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启示 |
| 7.3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
| 7.3.1 研究局限 |
| 7.3.2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3）侵权判决规避问题的法经济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1 引言 |
| 1.1 “侵权判决规避(judgement-proof)”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的意义：“侵权判决规避问题”所带来的理论挑战 |
| 1.3 研究的基本思路、主体框架和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主体框架 |
| 1.3.3 基本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2 “侵权判决规避问题”的文献综述 |
| 2.1 引言 |
| 2.2 文献的滥觞：早期的基本模型及其扩展 |
| 2.2.1 基本模型 |
| 2.2.2 基本模型的后续扩展 |
| 2.2.3 小结性评论 |
| 2.3 问题的根源：大规模侵权、有限责任与道德风险 |
| 2.3.1 后工业化时代的风险社会 |
| 2.3.2 有限责任：一柄双刃剑 |
| 2.3.3 直接发生机制：道德风险问题的存在 |
| 2.3.4 小结性评论 |
| 2.4 现有的救济方案：从替代责任到最低资产要求 |
| 2.4.1 替代责任的有效性 |
| 2.4.2 对严格替代责任的反对以及进一步的理论扩展：一个文献性评论 |
| 2.4.3 公司侵权的Hansmann-Kraakman方法 |
| 2.4.4 最低资产限制方案 |
| 2.4.5 小结性评论 |
| 2.5 总结性评论 |
| 3 不确定性条件下侵权判决规避问题的基本模型及其扩展 |
| 3.1 引言 |
| 3.2 侵权行为不确定性结果的文献证据 |
| 3.3 偏好 |
| 3.4 模型 |
| 3.4.1 基本架构：侵权判决规避问题 |
| 3.4.2 不确定性建模 |
| 3.4.2.1 无过错责任原则 |
| 3.4.2.2 过错责任原则 |
| 3.4.2.3 数值举例：比较静态分析 |
| 3.5 责任规则再讨论以及两种解决方案 |
| 3.5.1 责任规则再讨论 |
| 3.5.2 最低资产要求标准 |
| 3.5.3 基于不确定性及态度调整的庇古税方法 |
| 3.6 结论及启示 |
| 4 企业策略性破产条件下的侵权判决规避问题 |
| 4.1 导言 |
| 4.2 模型的基本故事背景 |
| 4.3 模型 |
| 4.3.1 财务与劳动合同 |
| 4.3.2 福利基准 |
| 4.4 企业行为分析 |
| 4.5 责任原则与公共政策讨论 |
| 4.5.1 侵权之债优先受偿 |
| 4.5.2 产品责任保险 |
| 4.5.3 有限优先规则 |
| 4.5.4 利益相关者监督责任原则 |
| 4.6 总结 |
| 附录A |
| 5 消费者异质性条件下的企业产品侵权行为与对策分析 |
| 5.1 引言 |
| 5.2 模型的基本故事和文献背景 |
| 5.3 基本模型 |
| 5.4 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市场均衡状况 |
| 5.5 责任原则与公共政策讨论 |
| 5.6 结论 |
| 附录 |
| 6 基于公平和风险分配视角下的侵权破产赔偿方案研究 |
| 6.1 引言 |
| 6.2 未来侵权请求权入的代理问题和侵权破产 |
| 6.3 克服未来侵权请求权代理难题 |
| 6.3.1 Roe和Smith的解决方案 |
| 6.3.1.1 Roe的可变年金方法 |
| 6.3.1.2 Smith的资本市场方法 |
| 6.3.2 Listokin和Ayotte的“比例费补偿方案” |
| 6.4 公平分配问题中的风险配置 |
| 6.4.1 “公平”的风险配置 |
| 6.4.2 确定性等价方法 |
| 6.4.3 判定未来侵权请求权风险贴水的大小 |
| 6.5 确定性等价方法与Roe以及Smith方案的比较 |
| 7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本文的基本结论 |
| 7.2 本文进一步工作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4）基于终极控制股东的高管薪绩敏感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框架、方法及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的相关文献综述 |
| 2.2 终极控制股东、高管薪酬和公司绩效的相关文献综述 |
| 3 理论分析 |
| 3.1 委托代理理论 |
| 3.2 激励理论 |
| 4 研究设计 |
| 4.1 研究假设 |
| 4.2 变量定义 |
| 4.3 模型构建 |
| 4.4 样本的选取及数据来源 |
| 5 实证分析 |
| 5.1 描述性统计 |
| 5.2 回归分析 |
| 5.3 稳健性检验 |
| 6、研究结论和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相关建议 |
| 6.3 研究局限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校期间发表论文清单 |
| 致谢 |
（5）富人治村 ——浙中吴镇的权力实践（1996-2011）（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问题意识 |
| 1.2 文献梳理 |
| 1.3 研究设计 |
| 2 分化与疏离：吴镇的经济社会形态 |
| 2.1 田野概况：梯度的非农化 |
| 2.2 社区记忆：家族的弱关联 |
| 2.3 社会分层：权力的日常化 |
| 3 富人主政：选举产生的村庄权力格局 |
| 3.1 村委会选举：选票的升值 |
| 3.2 农村基层党建：新党员的富人化 |
| 3.3 人大代表选举：巨富的游戏 |
| 4 地利之争：城镇化进程中的村庄政治 |
| 4.1 利益构成：嵌入城镇空间的宅基地开发 |
| 4.2 行动策略：失地农民安置的场域化演绎 |
| 4.3 博弈结果：富人担纲的必然性 |
| 5 场域的定型：乡村治理中的权力互构 |
| 5.1 村级治理：公共性的萎缩 |
| 5.2 乡村关系：控制还是交换？ |
| 5.3 个案考察：参政动机分析 |
| 6 结论 |
| 6.1 内容总结：寡头定理——利益密集型农村的权力结构化 |
| 6.2 政策反思：乡村治理往何处去？ |
| 6.3 理论发现：权力的利益网络与乡村场域的结构洞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1 吴陵镇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细则 |
| 附录 2 承诺书样本 |
| 附录 3 越州市委组织部关于两推一选制度的工作总结 |
| 附录 4 关于切实解决农村多年不发展党员问题的意见 |
| 附录 5 关于印发《吴陵镇解决农村多年不发展党员问题工作责任制》的通知 |
| 附录 6 关于建立 2009 年度解决农村多年未发展党员问题镇（街道）领导联系点制度的通知 |
| 附录 7 越州市委组织部关于基层党建工作的调研报告 |
| 附录 8 越州市城乡新社区建设实施办法 |
| 附录 9 关于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实施意见 |
| 附录 10 关于要求批准吴陵镇岭村社区建设实施细则及补充规定的批复 |
| 附录 11 两封与旧村改造有关的上访信 |
| 附录 12 越州市村级干部基本报酬考核办法 |
| 附录 13 吴陵镇村（居）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制度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作品 |
| 致谢 |
（6）经济法历史合理性研究 ——基于社会演化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现状 |
| 三、本文结构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研究范畴的界定 |
| 第一节 历史合理性的概念辨析 |
| 第二节 现代经济法的概念与形态 |
| 一、经济法语源的形成 |
| 二、德国现代经济法概念诸理论 |
| 三、日本现代经济法概念诸理论 |
| 四、苏联现代经济法概念诸理论 |
| 五、中国现代经济法概念的形成与沿革 |
| 六、无现代经济法概念的国度:英美法系国家 |
| 第三节 现代经济法的形态 |
| 一、战争经济下的现代经济法形态 |
| 二、灾变经济下的现代经济法形态 |
| 三、市场经济下的现代经济法形态 |
| 四、计划经济下的现代经济法形态 |
| 第四节 小结:论文所采取的界定 |
| 一、现代经济法的概念与完整形式只存在于大陆法系国家 |
| 二、现代经济法概念正式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国 |
| 三、现代经济法的概念应包括所有形态的现代经济法 |
| 四、现代经济法的法律功能在于调整社会经济生活 |
| 五、现代经济法的法律形式是政府作为公权主体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 |
| 六、现代经济法概念产生前政府作为公权主体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法律与政策为前经济法 |
| 第二章 经济法历史合理性研究的基础:社会演化的逻辑 |
| 第一节 社会演化逻辑建构的基础理论 |
| 一、汤因比的文明变迁论 |
| 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 |
| 三、中国的进化论哲学:严复与《天演论》 |
| 第二节 社会演化中的社会形态 |
| 一、良性发展的社会 |
| 二、衰退与停滞的社会 |
| 三、失去秩序的混乱社会 |
| 四、震荡转型中的社会 |
| 五、社会形态中的微循环 |
| 第三节 社会压力:社会演化的推动力 |
| 一、社会压力的概念 |
| 二、社会承载力的概念 |
| 三、社会压力与社会承载力的互动 |
| 第四节 小结:社会演化逻辑的阐释 |
| 第三章 社会压力与政府:现代经济法与前经济法的多重面孔 |
| 第一节 政府与社会压力间关系的理论基础 |
| 一、社会、国家、政府概念的界定 |
| 二、社会与国家(政府)关系源流 |
| 三、理论的基点:马克思国家理论与法团主义 |
| 四、政府对社会压力进行回应的推论与原因 |
| 第二节 政府对社会压力进行回应的方式:政府对社会的干预 |
| 第三节 社会压力与政府作为公权主体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 |
| 一、人口的过度增长与衰退 |
| 二、其他社会体系的竞争 |
| 三、自然环境的挑战 |
| 四、科学技术的落后 |
| 五、社会内部利益团体(群体)间的剧烈冲突 |
| 六、社会可支配资源、生产工具与公共财的增加与减少 |
| 七、市场机制的震荡与衰退 |
| 第四节 小结:现代经济法与前经济法的同与不同 |
| 第四章 现代经济法与前经济法的历史合理性:社会压力的政府回应 |
| 第一节 分析模式:国家安全、政府利益、市场失灵的协同 |
| 第二节 国家安全(社会安全):由非常到平时 |
| 一、国家安全释义 |
| 二、现代经济法与前经济法可改善的国家安全 |
| 第三节 市场失灵 |
| 一、市场失灵的基础理论 |
| 二、现代经济法与前经济法的现代性与前现代性 |
| 第四节 政府利益 |
| 一、政府利益的现代诠释 |
| 二、政府利益的基本形态 |
| 第五节 小结:现代经济法与前经济法共通的历史合理性分析模式 |
| 第五章 现代经济法的历史合理性:政治正当性的现代转型 |
| 第一节 疑问的起点:现代经济法与前经济法 |
| 第二节 现代经济法的生成的另一种视角:政治正当性形态的转换 |
| 一、政治正当性的概念 |
| 二、现代经济法与前经济法的政治正当性与范式转换 |
| 第三节 现代经济法与前经济法转型的思想史背景 |
| 一、历史视角的选择:克劳塞维茨、马克斯·韦伯与卡尔·马克思 |
| 二、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战争与民族国家 |
| 三、马克斯韦伯的政治社会学:民族国家与正当性 |
| 四、马克思的思想革命:革命、战争与现代性 |
| 五、历史背景的思想史解读 |
| 第四节 现代经济法的政治正当性转换:总体战的发轫 |
| 一、总体战的源起 |
| 二、总体战的相关理论 |
| 三、总体战生成的基础 |
| 四、总体战与政治正当性 |
| 五、现代经济法的诞生:总体战促成了政治正当性的完整转型 |
| 第五节 政治正当性结构与现代经济法 |
| 一、政治正当性与意识形态 |
| 二、政府的政治正当性结构与现代经济法 |
| 第六节 小结:现代经济法的政治过程 |
| 结语 |
| 后记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7）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的依据及意义 |
| 二、"巢湖流域"地理概念的确定与本课题研究的范围 |
| 三、与本选题相关的国内外研究动态 |
| 四、本选题研究的方法、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明清巢湖流域农业发展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 |
| 第一节 自然条件 |
| 一、巢湖流域的气候 |
| 二、巢湖流域的水资源 |
| 三、巢湖流域的土地资源 |
| 四、巢湖流域的植被 |
| 第二节 政区建置与历史沿革 |
| 一、先秦时期的政区 |
| 二、秦至宋元时期的政区 |
| 三、明清时期的政区 |
| 第三节 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发展的社会条件 |
| 一、明以前巢湖流域的农业发展 |
| 二、巢湖流域人口的增长 |
| 三、移民广泛存在 |
| 四、徽商活跃 |
| 第二章 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土地占有形态与租佃关系 |
| 第一节 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土地占有形态 |
| 一、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 |
| 二、农村社会分层的变动 |
| 第二节 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的租佃关系 |
| 一、租佃形态 |
| 二、永佃制的发展 |
| 第三节 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的土地买卖和交易俗例 |
| 一、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的土地买卖 |
| 二、清代巢湖流域田宅交易中的喜礼俗例 |
| 第三章 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土地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
| 第一节 巢湖流域土地开发与利用的历史过程 |
| 一、宋元以前巢湖流域土地的开发与利用 |
| 二、明代巢湖流域土地的开发与利用 |
| 三、清代巢湖流域土地的开发与利用 |
| 第二节 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土地开发与利用特点 |
| 一、明清时期的屯田 |
| 二、土地利用方式的新变化 |
| 三、明清时期巢湖流域丘陵山区的开发与利用 |
| 四、垦殖公司经营形式的出现 |
| 第三节 耕地类型结构与布局 |
| 一、载籍耕地类型 |
| 二、水旱耕地结构 |
| 三、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的耕地布局 |
| 第四章 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圩田建设 |
| 第一节 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圩田的兴修 |
| 一、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圩田兴修的缘起 |
| 二、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圩田兴修的过程、规模与地域分布 |
| 三、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圩田兴修发展的特点 |
| 第二节 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圩田的维护 |
| 一、建立完整的圩堤、涵闸、沟渠等水利体系 |
| 二、修筑堤防系统 |
| 三、塞支强干,联圩、套圩、分圩御水 |
| 四、重视圩岸的护养 |
| 第三节 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圩田的经营与管理 |
| 一、圩田管理机构和修防制度 |
| 二、"官督民修"的组织模式 |
| 三、圩堤修防资金 |
| 第五章 明清时期巢湖流域作物种植与亩产水平 |
| 第一节 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粮食作物种植的变化 |
| 一、水稻的生产和分布 |
| 二、麦类作物的生产和分布 |
| 三、杂粮作物的生产和分布 |
| 第二节 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经济作物种植的发展 |
| 一、纤维作物的生产和分布 |
| 二、油料作物的生产和分布 |
| 三、嗜好作物的生产和分布 |
| 四、染料作物的生产和分布 |
| 第三节 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粮食亩产水平 |
| 一、影响粮食亩产量的主要因素 |
| 二、田亩折算与粮食亩产量的关系 |
| 三、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的粮食亩产 |
| 第六章 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的农村商品经济 |
| 第一节 农业墟市、集镇的逐步兴起 |
| 一、明以前巢湖流域市镇发展历程及成因 |
| 二、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墟市、集镇的发展及其特点 |
| 三、巢湖流域各州县内部市镇体系网络的形成和作用 |
| 第二节 明清时期巢湖流域以米粮贸易为主的商品流通 |
| 一、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米粮贸易形成的原因分析 |
| 二、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米粮贸易的经营形式 |
| 三、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米粮贸易的运销和市场 |
| 第三节 明清时期徽商与巢湖流域的农业商品经济 |
| 一、徽商在巢湖流域的分布及其从事农业活动的原因 |
| 二、徽商在巢湖流域的农工商经营活动 |
| 三、徽商在巢湖流域的经营特色 |
| 第七章 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发展评价 |
| 第一节 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发展的原因 |
| 一、自然条件优越 |
| 二、水陆交通发达 |
| 三、重视兴修水利 |
| 四、移民的农业开发 |
| 五、农业技术成熟 |
| 第二节 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发展的特点 |
| 一、传统小农经济较为发达 |
| 二、以稻作为主的种植结构 |
| 三、以粮食贸易为主的区域农村市场网络基本建立 |
| 四、农民生活属"节俭"型的糊口型消费 |
| 第三节 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
| 一、安土重迁,不习商贾的习俗 |
| 二、战乱的破坏 |
| 三、水旱灾害频仍 |
| 四、农业开发模式的单一性、掠夺性 |
| 五、土地兼并加剧,租佃关系膨胀,封建剥削加重 |
| 六、农业生产技术停滞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着目录 |
| 致谢 |
（8）近代中国第一家旅行社 ——中国旅行社述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导言 |
| 第一章 中国旅行社的创办和发展 |
| 第一节 中国旅行社创办的社会背景 |
| 第二节 中国旅行社的创立 |
| 第三节 中国旅行社的发展进程 |
| 第四节 中国旅行社发展进程中的一段特殊经历 |
| 第二章 中国旅行社的组织架构 |
| 第三章 中国旅行社经营的业务 |
| 第一节 客运 |
| 第二节 货运 |
| 第三节 招待所 |
| 第四节 游览 |
| 第五节 出版发行旅行类书籍 |
| 第六节 其他社会服务 |
| 第四章 中国旅行社的经营管理 |
| 第一节 业务管理 |
| 第二节 人事管理 |
| 第三节 财务管理 |
| 第五章 中国旅行社的CIS与企业文化建设 |
| 第一节 中国旅行社的MI与企业精神文化建设 |
| 第二节 中国旅行社的BI与企业行为文化建设 |
| 第三节 中国旅行社的VI与企业物质文化建设 |
| 第六章 中国旅行社与早期旅游理论研究 |
| 第七章 思考与借鉴 |
| 第一节 中国旅行社快速发展背景透视 |
| 第二节 中国旅行社的历史作用 |
| 第三节 中国旅行社的现实借鉴意义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原创性声明 |
四、利率市场化晨光熹微（论文参考文献）
- [1]高溢价并购下轻资产企业商誉减值风险研究 ——以宋城演艺为例[D]. 白雨.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1
- [2]环境风险认知、董事会结构与企业人才吸引[D]. 齐云飞.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9(01)
- [3]侵权判决规避问题的法经济分析[D]. 李井奎. 浙江大学, 2014(08)
- [4]基于终极控制股东的高管薪绩敏感度研究[D]. 陈晨蓓. 暨南大学, 2013(01)
- [5]富人治村 ——浙中吴镇的权力实践（1996-2011）[D]. 袁松. 华中科技大学, 2012(08)
- [6]经济法历史合理性研究 ——基于社会演化的考察[D]. 于维君. 西南政法大学, 20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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