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航空兵器》征稿启事（论文文献综述）
吴利亚[1]（2020）在《《良友》画报书业广告研究（1926-1945）》文中研究说明民国时期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的黄金时期,也是中国现代广告业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出版业的宣传需求遇上广告业的蓬勃发展,为书业广告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土壤。《良友》画报是伍联德先生于1926年2月在上海创办的一份综合性画报,堪称“中国最早出版之图书杂志”,比美国影响深远的《生活》画报都要早十年。因其组稿多元、印刷精良、内容丰富,吸引了大批读者订阅和购买。《良友》画报上的书业广告占比达到《良友》广告总量的三分之一以上,相较于同时期的其他报刊,在书业广告方面更具典型性和代表性,不仅体现出民国时期较高的广告发展水平,也记录和呈现了当时印刷出版行业的发展面貌。论文立足民国时期画报书业广告发展的时代与社会背景,以《良友》画报为媒介载体,从发展概貌、类型与特点、策略检视和时代价值四个方面进行分析和研究。全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分析和梳理《良友》画报书业广告的发展背景及历程;第二章从文本角度分析《良友》画报书业广告所呈现的内容;第三章从创意表现策略和营销传播策略两个维度分析《良友》画报书业广告在民国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是如何利用杂志媒体进行推广并获得较好的宣传效果的;第四章则尝试归纳并揭示《良友》画报书业广告在民国时期复杂多元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环境中所具有的时代价值和意义。通过研究,论文认为《良友》画报书业广告因其数量比重相对较大、传播范围相对较广、存续时间相对较长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可由此个案窥探民国时期书业广告发展的大致情况。《良友》画报中形式多样且种类多元的千余则书业广告至今品读起来都十分经典,其中饱含当时广告人的巧思与匠心。在深谙目标受众心理的基础上将营销传播和广告学理论灵活运用到广告文案写作和广告画面的美术表现当中,创作出既能吸引读者眼球,又能有效促进书籍报刊销售,还兼具较高文学意蕴和历史价值的广告,实属不易,对当下图书出版发行行业的广告营销活动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陈曦[2]（2019）在《政治文化视角下的《满洲报》副刊研究（1931-1937）》文中研究说明由日本人西片朝三在大连创办的《满洲报》,1922年7月24日创刊,1937年7月31日停刊,历时15年,一度成为当时东北地区极具影响力的中文报纸。《满洲报》前身是“满铁”机关报《满洲日日新闻》的汉文版。《满洲报》独立创刊后,以“民办”报纸的身份存在,却又和日本殖民机构“满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致力于完成文化殖民的使命。为落实“以文化的力量图两国民众的亲和”的“官方”要求,《满洲报》以副刊为最佳载体,成功吸引读者并将殖民意识潜移默化地输出。《满洲报》共创办副刊25个,数量和版面多,内容丰富,且极具影响力,既完成了殖民政治赋予的使命,又带动了报纸发行量迅速增加。《满洲报》的创办获得了极大成功。1937年,《满洲报》基本完成了日本在东北前期文化殖民的任务,在历史潮流中走向终结。《满洲报》的命运紧紧与日本殖民东北的步伐联系在一起,力图实现“中日亲善”的文化殖民目标,为伪满洲国的建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与同时代日本殖民机构的“官报”不同,《满洲报》以“民办”报刊特有的亲民风格,立足报业市场,广受认可。《满洲报》副刊的文字,保存了当时殖民社会的丰富形态,是还原日本在东北进行文化殖民的重要史料。近年来,学术界对伪满时期报纸研究越来越重视,但主要集中在对《盛京时报》的研究,《满洲报》研究长期处于被忽略的状态。目前,仅有的一些关于《满洲报》副刊的研究,也只限于文学方面。政治文化以媒介为载体传播时,恰恰可以被视为媒介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政治文化的视角,给我们从大众媒介中勾勒出一种基本的政治文化形体提供了可能。本文在政治文化视角下,将《满洲报》副刊作为研究对象,来揭开日本对东北殖民的“冰山一角”。1931年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殖民东北的一个重要节点,此后日本加速殖民,伪满洲国建立,形成了一段具有代表性的殖民历史时期。因此,本文将《满洲报》的研究时间起点定为1931年。论文对《满洲报》副刊进行了全景式的梳理,把每种副刊的办刊详情,进行细致的整理挖掘。整篇论文的章节按照《满洲报》副刊类别和具体副刊展开。文章将针对重点副刊,分析特色、解析内容,从政治文化角度总结其文化殖民的内在逻辑。通过对《满洲报》副刊的分析,可以清晰看到,日本在东北地区的文化殖民,围绕两条主线进行,一是话语表达“去中国化”,割裂既有的国家认同,进而达到让殖民地人民广泛认同“满洲国”的目的;二是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王道思想”,以教化手段,将东北人民在思想意识上奴化,塑造成合格的“满洲国民”。从政治文化视角看,《满洲报》副刊上有着清晰的政治言论表达界限,政治议题围绕“中日满”三个“国家”的概念展开,在构建“满洲”是“国家”这样的判断上不遗余力,同时,将“满日”关系形成“亲善”、“友邦”这样清晰表达。从对“满洲国”的基本认知和情感出发,《满洲报》政治副刊、儿童副刊、妇女周刊、体育副刊,从各自不同读者群体出发,试图塑造殖民统治下不同类人群的共同政治人格,形成个人对“满洲国民”的身份认知和价值认同。在殖民的政治生态下,《满洲报》副刊总体上折射了特有的殖民政治文化,成功向民众输出权力主导的价值取向。其中,文艺副刊稍显特殊。文艺副刊通过文学叙事,全方位生动展示了伪满洲国的社会形态,其中夹杂诸多世俗的社会观念和价值,同时也透露出迷茫和消沉的社会情绪。文艺副刊中,有些文学作品已经出现与其他副刊思想主旨相背离的叙事,试图戳破充满希望的“王道”国家的政治幻象,由此生发出对殖民的不满与反抗情绪。可以说,《满洲报》副刊中唯有文艺副刊显示出疏离殖民政治的现象,甚至出现对殖民的抵抗力量。总之,《满洲报》作为伪满洲国时期的一份重要报纸,成为当时社会形态的缩影,让我们得以窥探殖民政治文化在伪满洲国蔓延深入的过程。
武晓媛[3]（2019）在《晚清民国传统工艺发展策略研究 ——基于技术与社会转型语境的考察》文中研究说明传统工艺的传承和保护随一国工业演进发生、发展,是国家工业化的一种必然结果。手工艺作为一门古老的“营生”,是传统社会中人类生产生活的一项基本活动,并依赖“师徒相授、口耳相传”的知识模式世代传承。可以说,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核心生产力的手工艺,它不仅满足了人类在衣、食、住、行各方面的物质需求,而且满足人类文化审美情趣的精神需要。它既是人类物质生活的基础,又是丰富人类精神生活的“良方”,满足着社会大众的经济、技术和文化不同诉求,任何时候都需要保有适度的存续和发展空间。尽管如此,受传统文化观念控制的古代中国一直没有给予手工艺及手工艺人应有的尊重和认同。近代以降,伴随西方的殖民侵略,近代机器技术与设备随即而来,这对传统工艺的存续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先进的机器技术刺激并促进手工技艺的改良革新,但同时又与手工艺争夺资源、抢占市场,展开激烈地竞争。就近代中国传统工艺整体发展情形言,后者成为主要趋势,机器的冲击甚至造成手工艺的全面崩溃。时至今日,中国已由传统农业国跻身现代工业国前列,并可同世界工业强国开展技术角逐,但仍无法扭转和改变手工艺的生存困境,在现代激烈地商业市场竞争中许多手工艺正急剧衰退甚至消亡。如何使传统工艺与工业化和谐共生,如何使传统工艺理性传承以更好地适应工业现代化要求,成为一个从历史延续至今的重要议题。可见,“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应如何对待传统工艺”,或者说“传统工艺应如何应对工业现代化”是一个值得反复思考和深入探究的问题。不过,这里需要说明一点,传统工艺在不同时代表现出来的功能不尽相同。在传统社会里手工艺是作为国计民生的支柱而存在的,但在现代社会中它更多地承担着传承民族文化的责任,所以对它的保护和利用因时代功能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本文重点关注关系民生日用的工艺品在近代中国技术社会转型时期的命运。基于此,本文既是一项关于传统工艺的历史研究,也是对中国工业现代化进程中传统工艺出路问题的进一步探讨。文章围绕“传统工艺如何进入现代社会”的中心议题,即如何克服和改进传统工艺的弊端,又如何保持和宏扬传统工艺的价值,立足晚清民国的时代背景,以“中国工业化早期的传统工艺发展策略”这一鲜有关注却极具时代意义的内容作为第一研究主题,以张培刚的“农业国工业化”发展经济学基本理论为支撑,探讨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之际,手工艺的工业现代化问题。通过对中国传统工艺的源头发展策略进行考察,发现在晚清和民国两个时期,国人就手工艺的出路问题曾提出过一系列的思想和行动方案,使“日用而不知”的传统工艺呈现在社会大众的视野下。在此基础上,厘清晚清民国工艺策略在整个手工艺工业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以期为当前传统工艺发展提供有效的历史借鉴。本文主体内容包括绪论、正文和结论三大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释了选题缘起、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难点及创新之处,提出晚清民国中国技术社会转型期应该如何思考和对待传统工艺的问题,并从源头策略上为手工艺寻找出路,以期获得一些新认识和新主张。第一章主要对工艺观念在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起步时期的演变情况进行研究。指出“工艺”是一个现代意义下的传统词汇,是经过近代多层内涵沉淀后的一种结果。立足于“工艺”的语言学考察,重点对“工艺”一词在近代包含的工业、工艺美术、手工艺等多重意义进行解读,揭示出技术转型期工艺概念演变的内在思想逻辑。同时界定了全文讨论的“传统工艺”范畴,列举了文中涉及的主要工艺门类,并以发展经济学家张培刚的农业国工业化理论作为全文的理论支撑。第二章阐释了晚清民国时期传统工艺问题的产生。自晚明起,资本主义萌芽在以手工为技术基础的工商业中萌生,致使封建统治者与工商业之间产生了巨大矛盾。封建政府开始全面抑制工商业发展,扩大对手工业的破坏。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却采取了与钳制手工艺完全不同的态度,提倡并鼓励西方机器工艺发展,手工艺在封建政府的打压和近代机器技术冲击的双重阻滞下艰难生存。但它却并未被机器技术取代而失去社会技术主体的地位。所以,传统工艺作为中国传统技术资源究竟应该如何发展就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别对晚清时期、北洋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早期的工艺思想和行动策略进行研究,发现它们的工艺发展策略大致沿着相同路径进行。首先由社会中的有识之士、商政界代表、经济学者以及工艺美术家等从思想层面探讨传统工艺的近代多元价值及其出路问题,对手工艺的认识和理解超出了传统社会的固有意义。而后在学者论证的前提下,再由中央政府主导制定且部分推行某些工艺策略,并且不同时期的工艺策略还体现出了自身的独特性。晚清时期在毫无经验可循的前提下,一切始于初探。社会中一批极具前瞻性认识的有识之士从经济、技术、知识、社会角色以及文化的不同视角阐释了手工艺的新价值,开启了国人从思想层面探索传统工艺如何进入现代社会。清政府积极配合,一改过去“薄手艺、贱百工”的态度和对手工艺的严格管控,从推行工艺教育、创办工艺局和征集手工艺品出洋参展三方面进行了初步尝试,把零散、衰颓的传统工艺用新的理念和方式进行重组,适应并推动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发展。北洋政府时期工艺思想和行动策略的最大特点则是继承延续。在“循序渐进”、“以工代赈”和“全面改良”工艺思想的指导下,北洋政府沿着清末“工艺新政”的路线,对晚清工艺策略进行局部调整和修正。它主张的手工艺政策在整个近代中国工艺发展策略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南京国民政府早期,经过工商政学界和工艺美术界热烈讨论,官员和学者对手工艺的价值及其工业现代化的认识已非常深刻,进行了针对手工艺与工业化关系、手工艺与农村经济发展关系等具体问题的讨论。在此基础上,国民政府尝试构建了复兴传统工艺的政策体系,探索行之有效的工艺发展新模式,并次第开展复兴手工艺的行动计划,对中国手工艺事业作出统一规划和安排。经过三个时期演进,中国传统工艺发展策略渐趋成熟。第六章重点研究了中国国际救济委员会倡导的工艺策略。这一时期手工艺的工业现代化问题由政府主导转向由社会团体承担。“国济”作为政府支持下的社会服务团体,开始独立领导起全国的手工艺事业,提出了“建设性救济”的独特工艺思路。从思想认识上看,“国济”对手工艺的认识已接近了传统工艺问题的本质,强调了传统工艺的改进是一个牵涉多方面的问题,不只依赖于技术改良和革新,还需要组织、资金、人才、市场等不同社会要素的配合;从具体行动上看,“国济”建立了分工兼合作的工艺组织体系,创办了《手工艺》杂志,提供给国人工艺思想交流的平台。在它的组织下手工艺事业发展成为了一场社会运动,增强了传统工艺的社会认同感。第七章结论主要是在总结晚清民国工艺发展策略的演变路径和手工艺实际变化情形的基础上进行反思,分析了造成这一时期手工艺策略没有取得实效的原因。结合当前国家传统产业和乡村建设发展主题,思考工艺振兴对传统产业改造和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意义,以期对当前传统工艺传承与保护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都萧雅[4]（2019）在《《思想与时代》（1941-1948）伦理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思想与时代》是依托浙江大学文学院发行于1941年到1948年的一份学术同仁月刊,共发行53期,核心撰稿人有钱穆、张其昀、谢幼伟、张荫麟、贺麟等着名学者。《思想与时代》同仁处在“抗战建国”时期,其学术研究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为使命,致力于探索这一时期中国面临的诸多难题的解决方案:如何构建现代国家的民族认同;如何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革新纲常礼教的封建专制性,化解其与现代国家平等、民主的政治伦理的冲突;如何调和中西、新旧伦理思想的紧张以及科学、人文价值的分离造成的伦理危机。《思想与时代》的伦理思想即是指以这份月刊为载体的月刊同仁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坚持文化保守主义的伦理观、守望伦理传统、开展文化本位主义的伦理启蒙、对现代民族国家伦理认同的探索性建构、对政治伦理的实体性建构。就学术特色而言,《学衡》《国风》《思想与时代》三本学术刊物共同构成了中国近代伦理思想史上的“东南学派”。其显着特征是重视中西文化的交流,提倡“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并努力坚守文化的民族性。《思想与时代》也是如此,其伦理旨趣与特色表现为:融贯新旧、沟通中西;习道术、明人伦;为实现“抗战建国”的目标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伦理认同。《思想与时代》同仁坚持文化保守主义的伦理观,对传统伦理价值的坚守和对现代性伦理价值的启蒙是他们文化保守主义伦理观的理论展开,对于“民族国家”伦理认同的建构和他们的政治伦理思想是他们文化保守主义伦理观的现实展开。在对于传统伦理的坚守层面,他们否定全盘西化论者完全抛弃中国传统伦理的不合理态度,提出“现代化但并不西化”;否定科学万能说,重估传统伦理的人文价值;对现代化的不良症状展开超前批判,肯定传统伦理之“合理的生活态度”。他们借助美国新人文主义、西方非理性主义、新黑格尔主义学说为儒家伦理做了存在价值、方法、伦理道德价值导向等方面的辩护。他们认为传统的儒家伦理思想中德性伦理之人格理想与强调孝亲忠国的社会理想、规范伦理中强调礼之别与乐之化的抽象伦理精神值得守护。在此基础上,只有努力积极地对传统儒家伦理进行“现代化改造”,才能真正使其重新焕发生机。在对现代性伦理价值的伦理启蒙层面,月刊同仁认为传统儒家伦理“重德轻智”的伦理优先性以及重直觉不重分析归纳和逻辑推理的思维方式阻碍了近代科学的发展,但中国文化仍有接受科学的可能性。他们还探讨了科学共同体建制内部的伦理规范以及科学工作者的社会伦理责任,对核伦理的论述展现出了明显的责任伦理色彩。他们对于伦理道德的近现代转变也有着本质的认识:否定传统伦理的专制倾向,顺应个体道德本原“由天到人”的转变,强调个体独立自主的重要性;否定传统伦理中的等级制度,强调平等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伦理精神。以《思想与时代》同仁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伦理的时代性与民族性做了甄别,既认同自由、平等、民主等现代性伦理价值,又坚守伦理的民族性。他们强调伦理传统与民族特性的深度关联,因此,他们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想又与受伤的民族感情相联系起来,为民族主义提供了坚实的情感与文化基础,强化了国族伦理认同与国家伦理认同。月刊同仁对于“民族国家共同体”伦理认同的建构处在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和民族国家观念的近代转变的大背景之下,对于国族认同的建构以“中华民族（或中国民族）”概念为基础,致力于论证国族同一性与中华民族的独特性;对于国家认同的建构则对外争主权,对内讲民权。他们建构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是“历史-文化共同体”与“法律-政治共同体”的统一。月刊同仁多持“伦理的政治论”,认为政治应当有道德理想,伦理体系也应当对政治起到导向监督的作用。他们的国际政治伦理思想经历了由世界主义伦理到民族主义伦理的近现代转变,强调国家主权至上,反对国际政治霸权。他们的国内政治伦理思想表现出了明显的伦理启蒙特征。他们提倡自由、民主的现代政治伦理价值。他们的民主观是一种“高调的民主观”,民主的精神意义远远超过了民主的程序和制度意义。他们的自由观是一种“有组织的自由观”,强调个人自由的发展不能与公共利益相悖。此外他们基于当时的《五权宪法草案》,对于政治制度应当遵循“分权精神”还是走“全能政府”路线也有一定探讨。月刊同仁将人看作“在境性的个体”。他们站在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认为不能忽视个体人性中的民族诉求,但是个体可以参照其他文化对自己文化的道德原则进行反思。因此他们一方面重视个体的民族身份,另一方面也强调个体的道德自由和政治自由。既争取自己民族的自由,也尊重其他民族的自由。总之,《思想与时代》的同仁们,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既坚守了中国传统伦理的优秀内容,又吸收了西方的现代伦理观念,力图建构一个融合传统与现代、面向未来的伦理体系。他们的思考固然因时代的局限有诸多不足,但依然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启示意义。
孙磊[5]（2018）在《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历史考察（1927-1949） ——基于科学职业伦理视角的分析》文中认为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中华自然科学社是历时较长、影响较大的综合性科学社团。1927年9月,中央大学理工科大学生秉持在中国发展与应用科学的理念,在校内结社,组建了中华自然科学社。到20世纪30年代初,社员相继成长为职业科学工作者,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内科学界的科学救国思潮影响下,他们从科学职业身份出发认识到自身的科学救国责任,总结晚清以来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认为科学在中国发展缓慢的症结在于科学没有得到广泛社会应用,于是将普及科学视同应用科学的有效途径,从1932年开始,直至1937年,编行科普刊物《科学世界》,致力于科学的大众化,以促进科学在中国的应用,并确立社务活动宗旨为在中国发展与普及科学,推动社团演变为以国内职业科学工作者为主体的综合性科学社团。抗战爆发后,迁移至大后方的社员于1938年在重庆中央大学重建总社,恢复了社务活动,在当时科学工作者群思以科学贡献于抗战建国事业的社会思潮中,继续开展以《科学世界》为中心的科学普及活动直至抗战结束;同时在1942—1945年,面向英美科学界发行综合性英文科学刊物《中国科学通讯》,展开战时中外科学交流,以发展中国科学。抗战结束后,总社在1946年夏迁回南京中央大学旧址,恢复了在国内的社务活动,从1947年到1949年,持续编行《科学世界》,令刊物成为民国时期发行时间最长的科普期刊;还创办了用于对外科学交流的综合性英文刊物《中国科学与建设》,作为《中国科学通讯》的延续。战后时期的中华自然科学社在国内科学界具有较大影响力,首先是规模显着,到1947年底,社员总数达到2000人以上,分布于自然科学、医药卫生、工业技术与农业科学等民国科学各领域。其次是与中国科学社发挥同等影响力,在1946年时与中国科学社合组中国科学促进会;1947年时与中国科学社合作,联合其他专门性科学学会,举办七科学团体联合年会;1949年时与中国科学社、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东北自然科学研究会一道,联合发起组织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新中国建立后,发展与普及科学成为政府职能,中华自然科学社的社务活动渐趋停顿,在1951年3月底结束社务,完成发展与普及科学的历史使命。上述发展历程与主要社务活动表明,在民国科学史上,中华自然科学社发展与普及科学的社务宗旨与实践得到国内科学界认同,并因此发展成为与中国科学社齐名的综合性科学社团。本文认为,这一科学社会史现象具有深刻的研究意蕴,反映民国科学界对于科学职业伦理形成认知的过程。具体来说,科学职业伦理是以科学职业理念为前提的。科学职业理念以发挥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专长为内涵,在科学知识与科学知识的实践之间建立起维系理论与实践的结构性联系,形成将科学研究的理性化模式转化为社会发展的理性化目标的职业目的。由于令社会理性化本身意谓构建理性这一现代社会道德,所以这一职业目的旨在表达科学职业具有符合现代社会的理性化道德的价值取向,而这是通过生成有效运用科学知识要以理性为价值取向的制度性规范来实现的,表现为建立起有关科学职业的道德准则,也就是以理性为价值取向,从科学职业的理性目的与社会目的出发,构建有效运用科学知识的制度性规范,这就是本质上是制度伦理的科学职业伦理的内涵。返视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史,发展与普及科学正是科学职业理念的体现,因为发展科学旨在增进科学知识,普及科学则旨在应用科学知识指导实践,也就是发挥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专长,所以作为由多门学科科学工作者组成的综合性科学社团,中华自然科学社维系不同学科的科学工作者于社内的理念正是科学职业理念,成为民国科学界有效运用科学知识的社会建制。深入来看,科学职业理念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社会理性化目标,令中华自然科学社成为运行具有理性化意义的公共事务的社会建制,从学理上来说是一种公共领域建制,承载的是科学职业具有符合现代社会的理性化道德的价值取向,表征民国科学界对于科学职业伦理的认识。本文因此以科学职业伦理作为研究视角,分章设节,对于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史进行一番科学社会史考察。第一章阐述1927—1937年期间,中华自然科学社以公共领域建制为方向的体制化历程,以及这一体制化方向带动作为科学职业伦理形成之前提的责任伦理的兴起过程,指出社团的成立是科学职业理念中国化的产物,表现为民国时期,以发挥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专长来造就物质文明的现代性理念形成,在当时的中国社会蕴育出科学职业理念,这是中华自然科学社缘起的结社理念,使得基于科学职业的业缘性社会关系开始在社务活动中形成,表现为民国科学界关于科学家的社会角色意识主导下,社员以作为业缘性社会关系运行方式的专业性的程序化合作模式开展社务活动,根据科学救国的时代需要,从1932年开始探索出以科学大众化为方向的社务活动途径,这就是通过出版通俗性科学刊物《科学世界》来普及科学于国内民众,形成作为专业性的程序化合作模式的科学普及规范。由于科学普及规范遵循的是发挥科学职业的令社会理性化功能路径,所以发挥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专长成为一种具有理性化意蕴的社会公共事务,从而生成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公共领域建制属性,以运行理性化的社会公共事务为社务活动实质,所以社团的体制化建设旨在维系科学职业的联系理论与实践的结构,规制社员探索科学知识的有效运用途径,走向从科学研究出发开展科学普及的社务实践。由于科学研究是社员的本职工作,这体现出科学职业的令社会理性化的责任伦理在社员理念中的兴起。第二章论述1938—1941年期间责任伦理的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情形。这一情形所体现的社史史实是,抗战爆发后位于大后方的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员意识到,从抗战建国时代要求的抗战意向出发,大后方科学界根据科学职业理念形成自身的社会责任认识,认为应该从事应用科学研究以实现科学知识的战时应用,因此社员的社务活动也应转到这一方向上来。为此总社以应用科学为评价标准来展开科学普及,先是遵循面向发展生产力开展科学研究的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展开应用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为社员有效运用科学知识提供必要的科技布局;在之前形成的从科学研究出发开展科学普及的责任伦理意识的作用下,从1939年起将应用科学学科规训转化为科学普及原则,在到1941年为止的《科学世界》编辑过程中,形成以应用科学学科知识的生产作为科普主题的局面,表现出责任伦理在实践过程中走向学科规训化途径。第三章论述1942—1945年期间责任伦理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情形。当时总社通过向社员集稿,发行面向英美科学界的综合性英文科学刊物《中国科学通讯》,反映出当时社员主要集中在基础科学方面开展科学研究,构建出基础科学科技布局。当抗战建国时代要求由抗战意向转向建国意向之时,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员也随之共同认识到要通过科学普及提振大后方基础科学教育,以发展面向建国意向的基础科学研究。在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化实践影响之下,社员从基础科学研究出发开展科学普及,形成了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对于科学普及方向的规划,走向责任伦理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途径。第四章以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制度化实践与科学职业伦理的理念表达为题,论述在1946—1949年期间,社员意识到科学建国时代要求需要建立面向生产力的科学创新局面,以使得中国科学发展预及到世界科学创新趋势,于是开展从基础科学到应用科学的科学创新研究情形。在社务实践中,社员一方面通过用于对外科学交流的综合性英文科学刊物《中国科学与建设》,促进中国科学界的科学创新研究经由专业交流得到确证;另一方面通过《科学世界》向国内社会普及世界科学创新情形,包括国内科学创新研究。对于科学创新研究而言,这两种社务活动发挥的是获取科学新知并予以传播的功能,在学理上来说建立起一种面向科学创新的科学新知流动局面,以从科学研究出发开展科学普及的责任伦理作为维系机制,为作为责任伦理实践路径的学科规训提供制度化安排。正是学科规训制度的建立使得责任伦理演变为科学职业伦理,因为这建立起支撑科学研究的科学学科规训面向生产力转化的常态化局面,根据科学创新规律,要求国内科学界对于学科规训作用于发展生产力的利他性予以阐释,使得社会信任科学创新符合社会大众利益;表现为经由《科学世界》,科学职业的理性目的与保障理性目的实现的社会目的得到国内科学界阐释,使得社会大众认识到科学创新符合现代社会理性化价值取向。这在学理上反映的是国内科学界对于科学职业伦理的理念表达。
陈兰枝[6]（2018）在《传播学视野下的战时《教育杂志》研究（1937-1941）》文中研究表明《教育杂志》是由我国近代最大的民营文化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于1909年创办的教育专业期刊。它几乎与我国新教育制度轫始相伴,出版发行近40年,刊期长,影响大,是研究中国近代教育变革与教育话语变迁的重要窗口。上世纪30年代初到全面抗战以前,《教育杂志》的发展步入历史辉煌时期,单期发行量最高时达到4.5万册,成为民国时期传播范围最广,受欢迎度最高的专门教育期刊。卢沟桥的炮火拉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日战争的序幕,全国教育期刊的发展从战前的波峰阶段跌入全面陡降的波谷时期。由中华书局创办的《中华教育界》,在全面抗战前与《教育杂志》并称教育期刊界的“双子星座”,但在全面抗战爆发后的第二个月便宣告停刊了。《教育杂志》却于抗战的烽火硝烟中坚守期刊出版岗位,勇于担当战时教育媒介的历史责任,并显示出强烈的问题意识。战时《教育杂志》一边致力于构建战时教育论坛,力求贡献意见,供当局采择,一边强化杂志信息功能,呈现战时教育生态,凝聚教育界同人的“教育救国”共识,鼓舞教育界同人的抗战信心。本文将《教育杂志》置于全面抗战和战时文教中心内迁的宏阔历史背景下,以传播学的“5W”传播模式构建研究框架,对战时《教育杂志》的出版与传播活动和其作为教育专业媒介的文化传播价值进行了系统研究和深入考察。具体而言,本文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第一章对全面抗战爆发后《教育杂志》在编辑出版方面的应对情况进行了总体考察。考察内容具体包括战时《教育杂志》辗转多地短暂停刊并迅速复刊的过程,战时办刊宗旨、编辑方针和栏目的调整,以及杂志主编黄觉民及其办刊风格,战时作者群的演化特征和战时专题、专号的策划与出版。第二章主要探讨《教育杂志》战时教育论坛的构建方针、议题设置与论坛构建技巧。战时《教育杂志》所构建的战时教育论坛具有服务抗战的内容定位,兼容并包的公共立场,并显现出专业理性的价值追求。按照战时《教育杂志》主要栏目的功能进行划分,《教育杂志》所构建的战时教育论坛可分为由主体主导的“主论坛”和由“他者”组织构建的“辅论坛”两个部分,通过“战时教育方针”“战时函授自修”“师范教育”等具体战时教育议题的延展分析,更凸显了《教育杂志》编者使主辅论坛时而遥相呼应,时而弥合互文的论坛构建策略与技巧。第三章聚焦《教育杂志》对战时各级各类教育生态的勾勒和描摹。战时《教育杂志》采用了通讯、调验报告、小说等多种文体对战时教育生态加以呈现。全面抗战时期的教育界同人“冒危险,耐苦劳,淬砺奋发,维持全国教育文化于不坠,发扬民族意识,推进内地文化”,谱写了“足以动国际之观听,供盟邦之借镜”的辉煌教育篇章。《教育杂志》对于教育生态的呈现基于此,但却不满足于此。在这一总体视角之外,战时《教育杂志》对国统区内迁高校师生以及共产党领导下的边区学校学生这两大教育群体的精神风貌与爱国情怀又特别予以展现。此外,战时《教育杂志》对战时沦陷区教育文化界知识分子的“异化”现象也进行了深入的揭露和分析。第四章以《教育杂志》上刊登的商务印书馆各类书刊和相关业务广告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战前战后在广告种类和广告策略上的变化,展现其作为专业教育媒介在文化抗战与商业追求之间游走的本质。第五章主要考察全面抗战时期《教育杂志》的传播环境与发行传播方式。战时文教中心向大后方迁移,教育期刊陡降以及身处战时出版文化名城——香港是战时《教育杂志》所处的主要传播环境。商务印书馆的战时发行网络成为《教育杂志》主要依托的发行渠道,此外,战时《教育杂志》还充分借助馆内的书刊和馆外的报刊媒介进行宣传推广,得以在后方、香港和新加坡、澳门等地广为传播。第六章分析了战时《教育杂志》在推动战时教育政策制定与修正、助力商务印书馆“文化抗战”大业以及为战时教育研究提供宝贵一手史料等几个方面的传播效果与意义。全面抗战时期的《教育杂志》勇于承担文化抗战责任,引领教育界开展战时教育问题研究,助力商务印书馆的“文化抗战”大业,而不失权威教育期刊的专业水平。战时《教育杂志》的内容生产与出版传播是专业期刊媒介主动适应战争传播环境的成功尝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传播价值,也为当代教育期刊发挥主观能动性,推动教育事业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宋泉[7]（2017）在《文化供应社及其抗战文化传播研究（1939-1945）》文中认为地方出版史,尤其是历史上影响全局的出版中心,是出版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文化城”作为大后方的出版重镇,云集了众多的出版文化人、产生了大量的出版机构、出版了洋洋大观的战时读物,形成了“独特的历史现象”。“文化城”中的文化供应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化供应社”或“文供社”）,诞生于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1939年,在短短的两年间,它逆势而生,迅速成长为桂林“文化城”最大的出版企业,与国际新闻社和救亡日报社并称为“三大进步团体”,对国统区抗战文化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传播媒介组织的文化供应社,在抗战出版史上有着独特的“地方性”、“政治性”和“进步性”的特征,对抗战时期出版传播活动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由于出版史学界尚没有关于地方出版机构文化供应社的专门研究,传播学界对于非常态环境下的媒介组织也鲜有论述,本文探索性地以抗战时期的文化供应社作为研究对象,提出了“为什么文化供应社能够在非常态社会环境下逆势发展”和“文化供应社是如何开展抗战文化传播活动的”问题,并通过对史料的爬梳、整理和数理分析解决这一疑问,为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抛砖引玉。基于出版活动的文化传播特性,本文以传播学的视角切入出版史的个案,借助传播学者拉斯韦尔的“5W”理论,构建文化供应社的分析框架,并从文化供应社诞生的媒介生态环境出发,对其组织管理模式、出版同人群体、传播的信息内容以及传播对象和传播效果五个方面深入剖析,洞察文供社在非常态社会环境下的媒介生存和传播活动。一定媒介组织的诞生和发展是与社会系统的变化紧密相连的。本文首先从抗战的社会背景及桂林“文化城”的特殊环境入手,考察了文化供应社诞生的社会生态系统。在战争年代,民族矛盾激化、政治局势动荡、意识形态斗争激烈、出版机构大规模西迁,相对稳定的传播生态系统被打破。而这一时期的桂林,凭借独特的地缘优势、新桂系开明的政治姿态,以及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实施,成为出版事业的再生之地。文化供应社便是在统一战线指导下,由新桂系民主人士与进步文化人共同建立的具有广西地方“官办”性质的特殊出版机构。在企业组织制度和人事构成上,文化供应社做到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桂系与中共之间的策略性平衡。以“股份制”为企业组织制度的文化供应社,在股东构成上体现了新桂系力量与进步文化人之间的融合,以新桂系官方的资本支持和进步文化人的智力支持,共同支撑了文化供应社在地方文化事业上的迅速发展。股份公司的管理制度甚至成为了文供社拒绝中央恶意“收编”的重要托辞。在人事构成上,文化供应社的管理层李任仁、陈劭先、万仲文等是国民党民主人士,编辑出版部门的核心成员胡愈之、邵荃麟、宋云彬等是中共领导下的进步文化人。他们联合了广大知名的作家,求同存异、互相合作,体现了文供社在统一战线指导下的包容性与进步性。文化供应社的出版物体现了抗战时期文化传播“大众化”的特点。“大众化”不仅是战争年代社会大众对抗战文化普及的迫切需求,也是媒介组织在面临巨大民族矛盾之时的自觉意识。文化供应社的编辑出版活动在胡愈之的主持之下,大规模地开展了通俗读物的生产与传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文化室图书”,该丛书不仅通过建立村街文化室实现了大众文化在空间上的布局,还通过连续出版物《新道理》实现了战时信息时间上的延展与更新。青少年文艺、社科类图书的出版也是文供社出版物重要的组成部分。“少年文库”、“青年文库”、“文学创作丛刊”等丛书,以及《新水浒》、《鲁迅语录》等书籍的畅销与普及,促进了进步文学作品在青少年群体中的传播。同时,文化供应社创办了《文化杂志》,倡导自由、批判的学术思想,树立严谨、理性的文化品格,引导了桂林“文化城”的文化建设;此外,还与广西地方文教组织进行合作,出版了《干部政策》、“国民教育丛书”等图书,服务于地方文化和教育事业,成为桂林“文化城”出版业的生力军。在书籍传播的工作上,文化供应社不仅积极拓展和建立渠道,还通过门市、批发、邮购和流动发行等发行方式将图书输送到读者手中。即使是物资匮乏、经济萧条的抗战年代,文供社也没有忽视对企业品牌的塑造和对出版物的营销,从《大公报》（桂林版）的“文化供应社书报联合广告”中就可窥视桂林“文化城”活跃的出版生态和文供社强大的营销能力。为了将进步的抗战文化更广泛地传播到受众之中,文供社开展了多种宣传方式,还加入“新出版业联合总处”为进步出版业争夺“话语权”。在文供社出版同人的共同努力下,其出版活动取得了显着的传播效果。不断再版的出版物体现了文供社在出版传播上“量”的积累,受众信件的反馈也体现了文供社出版物“质”的保证。此外,文化供应社对进步文化人的保护与转移,在抗战文化低潮时期的坚守与创造,都对桂林“文化城”文化运动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文化供应社发展历史的总结与反思,也是为改革路上的出版机构提供历史的镜鉴。抗战文化的构成不是单一性的,抗战文化的传播也非简单通达的,只有在宏观的历史视野下洞察个案,才能找出文化传播的内在动力和历史逻辑。文化供应社作为抗战时期地方性的出版机构,是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产物,也是抗战出版文化的一个横切面,为我们展示了非常态社会环境下一种成功的出版模式。尽管文供社在战争的硝烟中仅走过了 15年的艰难历程,但其轰轰烈烈的文化传播活动在历史的天空中也留下了光照的痕迹。
《航空兵器》编辑部[8]（2015）在《《航空兵器》专题征稿启事》文中指出为进一步发挥《航空兵器》学术交流作用,积极促进技术借鉴。《航空兵器》编辑部拟在2015年下半年出版关于相控阵雷达技术和目标与环境特性及抗干扰技术方面的专刊（正刊）,刊登相关问题的综述论文以及前沿技术研究的专业论文。热忱欢迎国防科
佘爱春[9]（2011）在《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文学空间》文中提出对中国抗战文化史、文学史来说,被誉为“独特的历史现象”的桂林文化城无疑是一个独特而值得大书特书的所在。作为国统区抗战舆论的前沿阵地和大后方文坛重镇,桂林文化城既是抗战时期国统区的一个政治、文化“特区”,一个多元政治文化力量的交汇地带和对立性的政治、文学话语的缓冲空间,又是一个抗战文学多元共生、互动共存的文学生态空间,对大后方抗战文学以及中国抗战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具有独特的文学史价值与意义。本文以1938年10月至1944年9月桂林被称为“文化城”的这段历史时期的文学空间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文化城”的报刊、杂志、文学出版等原始资料的实证考辨与梳理,结合作家的生命文本和创作文本,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个案,深入考察了报纸、杂志、出版机构等文学生产体制与桂林文化城文学发生和发展的多元互动关系,揭示了桂林文化城文学生成的特殊状况和复杂意味,从整体上呈现了桂林文化城文学生动、丰富、复杂的历史景观,及其在抗战文学史和现代文学史上独特贡献和地位。作为特殊历史时期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桂林文化城是由多方力量共同合力的结果。除了特殊的地理和战略优势外,桂系相对开明的政治态度和文化人群体的爱国热情是桂林文化城得以形成和蓬勃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中国共产党的多方引导则起到了催化剂和指明方向的作用。作为一个多元政治话语中的文学空间,桂林文化城的文学场始终受到国民党中央、桂系、中共等多元政治力量的制约与影响,而多方力量之间的对抗与制衡又为桂林抗战文学带来了更多的发展空间；从而使桂林抗战文学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抗战时期中国文学的整体风貌,成为了解抗战时期中国文学整体发展状况的一个最佳窗口。报纸副刊、文学期刊和文学出版作为桂林抗战文学生产和传播的主要载体,它们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共同建构了桂林文化城绚烂多姿的文学景观,展现出了桂林文化城文学生产与传播的原始风貌；不仅左右了桂林抗战文学的生产,而且有力促进了桂林抗战文学的传播和发展。而从报纸副刊到文学期刊再到文学出版,既展现了桂林抗战文学生产由毛胚状作品到精品佳作再到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也反映了一些作家由无名到出名再到知名的成长历程。报纸及其文艺副刊,作为抗战舆论阵地和文学空间在桂林文化城形成和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们在团结抗战的旗帜下,共同推进了桂林及大后方抗战文化及文艺运动的繁荣与发展。桂林《救亡日报》作为在中共直接领导下的一份报纸,在桂林文化城崛起时期起到了引领潮头的作用；它始终以兼容并蓄的开放姿态实践着抗战救亡和文化统战的历史使命,巩固和扩大了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了抗日根据地与国统区文学的交流与互动,推进和引导了国统区特别是桂林抗战文艺大众化、民族化进程和健康发展。桂林《大公报》作为一份民间报纸,是桂林文化城中后期的舆论重镇和中坚力量；它站在不偏不倚的民间立场,以“文人论政”姿态实践着“文章报国”理想,进一步活跃了桂林文化城的抗战舆论氛围；它对文学艺术性的坚守和多样化的追求,促进了抗战时期中国文学多元共生的文学生态局面的形成。而《广西日报》作为贯穿于桂林文化城始终的报纸,是桂林文化城起落沉浮的最好见证者和亲历者；它既展示了桂系在团结抗战旗帜下不同阶段的政治立场和言论姿态的多变性,又表现出桂系对新文化新文学的倚重、对文化建设的重视和进行文化抗战的决心。这些报纸及其副刊不同的价值取向,不仅展现了桂林文化城多姿多彩的原生态的文学生成图景和桂林抗战文学的发展变化历程；而且通过对无名作家和文学新人的培植与提携,为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与繁荣培养了后继力量和生力军。桂林抗战文学活动的空前繁荣,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文学期刊的兴盛与运作。作为桂林抗战文学主要的言说空间和生存空间,文学期刊不仅较为集中地展现了桂林抗战文学的实绩,为知名作家的新作力作和新作家的成名成长提供了展示空间和广阔舞台；而且较为清晰地反映了抗战相持阶段抗战文学由空洞的呼喊到凝重的写实、由单一的救亡宣传到抗战现实的多元展现、由短小凝炼到篇长厚实的发展变化轨迹；并引领了桂林抗战文学的创作方向和创作潮流。《文艺杂志》作为大型综合性纯文学期刊,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抗战中后期抗战文学的发展变化和对文学本体性追求,提升了抗战文学的艺术品格,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大后方抗战文学的发展方向。《野草》作为大后方最有影响的杂文刊物,继承和发扬了鲁迅杂文的现实主义战斗传统,为桂林文化城及大后方树立了一面战斗的旗帜；不仅开启了大后方抗战杂文的创作热潮,而且拓展了杂文的表现空间和艺术类型,推动了杂文艺术的发展。而《诗创作》和《戏剧春秋》作为桂林最有代表性的诗歌刊物和戏剧刊物,真切地展现了抗战诗歌和抗战戏剧由短篇（独幕）到长篇（多幕）、由单一到多元的发展变化趋势,并通过对诗歌和戏剧理论的探讨,对建构民族化、现代化的抗战诗歌和抗战戏剧理论体系作出了积极而有效的探索。文学图书出版作为对报纸副刊和文学期刊文学作品筛选和提纯的结果,最大限度地浓缩和展示了桂林抗战文学的成就。对桂林文化城文学出版来说,出版丛书和单行本是最普遍的出版方式,而对文化普及的重视和文学经典的推崇是其最显着的特点。文化普及为新文化、新文学培养了一大批读者群和潜在的生力军；而文学精品力作的出版,为抗战文学留下了不少经典作品,给作家的成长和生活带来极大帮助的同时,促进了抗战文学的广泛传播与发展,并为桂林抗战文学的经典化和新作家的成名提供了可能。文化供应社作为出版领域的统一战线机构,以较为激进和贴近现实的出版风格,推进了大众文化普及和抗战文化建设,集中展示了左翼文人的抗战文学实绩,指引和推动了抗战文学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而开明书店作为民营出版机构,以温和、稳健的出版风格和立足于文化建设的出版理念,体现了文学出版的精英化倾向和文学本位色彩,推动大后方文化启蒙与普及和新文学的“经典化”。总而言之,作为抗战中国一个独异的文化空间,桂林文化城以较为宽松自由的政治文化环境、多元共生的文学生态空间和对新文学传统的继承与拓展,不仅为中国抗战文坛培养一批文学新军和奉献了众多精湛的文学作品,而且为中国抗战文学的健康发展和抗战文学多样化的生态局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黄芳[10]（2005）在《中国第一本旅行类刊物 ——《旅行杂志》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旅行杂志》是中国现代第一本旅行类专业刊物,在其存在的23年多时间里,它遵循着“阐扬中国名胜,提倡旅行事业”的宗旨,向广大读者介绍了大量的旅游名胜,在提倡现代旅游,增强人们旅游意识,促进中国旅行事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杂志中蕴涵的大量旅行信息忠实地记录了中国近现代旅行事业的发展历程,成为了研究中国近现代旅游史不可缺少的珍贵资料,在中国近现代旅游史的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 由于中国近现代旅游史尚未受到历史学界和旅游学界专家们的重视,至今还没有人对《旅行杂志》进行过比较系统、深入的研究。因此,为了丰富近现代旅游史的研究内容,拓展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领域,作者将《旅行杂志》研究定为自己毕业论文的选题,用上下两篇共八章的内容对其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介绍与分析。 论文第一章,主要探讨了《旅行杂志》创办的宏观与微观背景。文章认为20世纪初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旅行事业的发展,造就了《旅行杂志》产生的宏观社会背景;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与中国旅行社的发展及其管理理念则为创办《旅行杂志》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和思想基础,并直接影响到杂志今后的发展历程,是杂志创办的微观背景。 论文第二章分析了杂志的创办及发展简况。在第一章背景分析的
二、《航空兵器》征稿启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航空兵器》征稿启事（论文提纲范文）
（1）《良友》画报书业广告研究（1926-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四、研究内容的界定 |
| 第一章 《良友》画报书业广告的发展概貌 |
| 第一节 《良友》画报书业广告的发展背景 |
| 一、社会的开放与民智的开启 |
| 二、商业的发达与广告的兴盛 |
| 三、教育的发展与国语的普及 |
| 四、技术的进步与行业的革新 |
| 第二节 《良友》画报书业广告的经营脉络 |
| 一、《良友》画报的发行状况 |
| 二、《良友》画报的广告受众 |
| 第三节 《良友》画报书业广告的刊载情况 |
| 一、《良友》画报书业广告的梳理统计 |
| 二、《良友》画报书业广告的投放主体 |
| 第二章 《良友》画报书业广告的类型与特点 |
| 第一节 《良友》画报书业广告的类型 |
| 一、图书(丛书)广告 |
| 二、报刊(画册)广告 |
| 三、贺卡(海报)广告 |
| 四、印刷(制版)广告 |
| 五、书局(书店)广告 |
| 第二节 《良友》画报书业广告的特点 |
| 一、简明扼要的叙事风格 |
| 二、立足时代的议程设置 |
| 三、图文并茂的视觉呈现 |
| 第三章 《良友》画报书业广告的策略检视 |
| 第一节 创意表现策略 |
| 一、知情达理的广告诉求策略 |
| 二、妙笔生花的文案表达策略 |
| 三、画龙点睛的美术表现策略 |
| 第二节 营销传播策略 |
| 一、相时而动的生命周期策略 |
| 二、顺风张帆的借势营销策略 |
| 三、家喻户晓的名人代言策略 |
| 四、恰如其分的产品定位策略 |
| 五、深入人心的公共关系策略 |
| 六、物超所值的产品促销策略 |
| 第四章 《良友》画报书业广告的时代价值 |
| 第一节 《良友》画报书业广告的经济价值 |
| 一、促进书报刊物的销售 |
| 二、塑造书业品牌的形象 |
| 三、加速书业的良性竞争 |
| 四、助推广告水平的提升 |
| 第二节 《良友》画报书业广告的社会价值 |
| 一、阅读氛围与休闲空间营造 |
| 二、舆论动员与民族情感凝聚 |
| 三、文化传播与现代化的促进 |
| 四、历史记录与史料价值凸显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政治文化视角下的《满洲报》副刊研究（1931-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史料搜集 |
| 第二节 基本概念 |
| 一、报纸副刊 |
| 二、政治文化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政治文化视角下的报刊研究 |
| 二、伪满时期的报纸副刊研究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 |
| 一、主要方法 |
| 二、框架安排 |
| 第一章 殖民统治下的《满洲报》 |
| 第一节 《满洲报》十五载兴衰 |
| 一、殖民统治下孕育而生 |
| 二、成长为“满洲第一” |
| 第二节 《满洲报》的殖民“底色” |
| 一、西片朝三:为政治利益办报 |
| 二、于殖民政治“功绩尤属匪浅” |
| 第三节 《满洲报》副刊的政治属性 |
| 一、25个副刊的更迭发展 |
| 二、殖民政治的呈现形态 |
| 第二章 政治副刊:建构殖民的政治认同 |
| 第一节 《内外论潮》:中国与“满洲”的割裂 |
| 一、四种重要的文章来源 |
| 二、中国与“满洲”的对立形象 |
| 第二节 《政海津梁》:“满日”的提携与亲善 |
| 一、“中日满”之间的关系 |
| 二、日本视角下的国际形势 |
| 第三节 《王道周刊》:以“道德教化”美化殖民 |
| 一、为谁的“王道”立言 |
| 二、阐释传播“王道主义” |
| 第四节 结语:殖民话语下的政治幻象 |
| 第三章 儿童副刊:从“王道”到“皇道”的灌输 |
| 第一节 “王道”浸染下的《小友乐园》 |
| 一、纯粹的“儿童化”内容 |
| 二、“王道”全方位的渗透 |
| 三、赋予儿童“王道”品格 |
| 第二节 “皇道”教育在《新小友》兴起 |
| 一、以“科学”名义引导劳动 |
| 二、童话:营造“希望”之国 |
| 三、漫画:描绘“教化”故事 |
| 第三节 结语:塑造爱国的“第二国民” |
| 第四章 妇女周刊:“王道政治”下的“新女性” |
| 第一节 宣讲“王道”的“妇女观”(1933-1935) |
| 一、倡导“新女性”追求“解放” |
| 二、借“旧思想”塑造“贤妻良母” |
| 三、养成社会需要的“新女性” |
| 第二节 做战时服务的“后援团”(1936-1937) |
| 一、渐进式“鼓励”女性生育 |
| 二、“御夫术”背后的思想枷锁 |
| 三、当好孩子的家庭“教职员” |
| 第三节 结语:培养殖民政治的“女仆” |
| 第五章 体育副刊:借体育礼义施“王化之行” |
| 第一节 报道内容与话语特色 |
| 一、在殖民统治之下创刊 |
| 二、竞技体育为主要内容 |
| 三、“军事化”的表达特色 |
| 第二节 体育报道的政治诉求 |
| 一、谋求独立的国际地位 |
| 二、对中日态度上的反差 |
| 三、灌输“军国主义”思想 |
| 第三节 结语:殖民与体育“共谋” |
| 第六章 文艺副刊:殖民政治重压下残喘 |
| 第一节 《星期副刊》:初露批判殖民的端倪 |
| 一、开启东北新文学的先河(1931-1933) |
| 二、批判和描写现实社会 |
| 第二节 副刊更迭期:挣扎着传达呐喊声 |
| 一、选择“抗争”的文学出路 |
| 二、背离“王道乐土”的叙事 |
| 第三节 《消闲世界》:殖民时代的社会图景 |
| 一、连载小说的刊载情况 |
| 二、小说叙事里的现实百态 |
| 第四节 结语:殖民政治的文学叙事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内外论潮》国际事件报道目录 |
| 二、《满洲报》政治副刊时评文章目录 |
| 三、《王道周刊》头条文章统计 |
| 四、体育副刊竞技常识文章目录 |
| 五、《医识》副刊头条文章目录 |
| 六、《星期副刊》传播现代思想一览 |
| 七、《晓野》和《北国文艺》中的社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3）晚清民国传统工艺发展策略研究 ——基于技术与社会转型语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缘起 |
| 0.2 研究现状 |
| 0.2.1 近代手工业经济史研究视角 |
| 0.2.2 传统工艺技术史研究视角 |
| 0.2.3 传统工艺艺术学研究视角 |
| 0.2.4 传统工艺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视角 |
| 0.3 研究思路与难点 |
| 0.4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工艺内涵界定和理论支撑 |
| 1.1 工艺内涵的演变 |
| 1.1.1 “工艺”词源考察 |
| 1.1.2 “工艺”的新内涵 |
| 1.1.3 本文讨论的工艺范畴 |
| 1.2 工艺的分类 |
| 1.2.1 分类依据 |
| 1.2.2 主要门类 |
| 1.3 理论支撑:农业国工业化理论 |
| 1.3.1 农业国工业化理论的引入 |
| 1.3.2 催生农业国工业化理论的根基 |
| 1.3.3 农业国工业化理论与传统工艺的关系 |
| 第二章 晚清民国时期传统工艺问题的产生 |
| 2.1 自晚明始封建政府对手工业的打压和盘剥 |
| 2.1.1 封建政府对手工业扩大生产的钳制和打压 |
| 2.1.2 封建政府对手工业者加重摊派和勒索 |
| 2.1.3 手工业者反抗压榨与开明官吏求新求变 |
| 2.2 清中叶后封建政府对机器技术的重视和提倡 |
| 2.2.1 清政府鼓励创办近代机器工业的动机 |
| 2.2.2 全面推进机器工业发展:从军工到民用 |
| 2.3 传统工艺在双重压力下艰难生存 |
| 第三章 晚清传统工艺发展策略酝酿形成 |
| 3.1 传统工艺的工业现代化思想初探 |
| 3.1.1 经济价值:用传统工艺增进通商贸易 |
| 3.1.2 技术价值:用传统工艺补充机器技术促进生产与效率利用 |
| 3.1.3 知识价值:用传统工艺沟通实学与实业 |
| 3.1.4 社会角色价值:用传统工艺强化女性身份认同 |
| 3.1.5 文化价值:用传统工艺传承民族文化 |
| 3.2 清末“工艺新政”初步尝试 |
| 3.2.1 推行工艺教育,革新传统工艺传承方式 |
| 3.2.2 创办工艺局,改变传统工艺生产组织形式 |
| 3.2.3 征集工艺品出洋参展,拓宽传播渠道 |
| 第四章 北洋政府:传统工艺发展策略继承延续 |
| 4.1 传统工艺的工业现代化思想调整 |
| 4.1.1 “循序渐进”的工艺思想 |
| 4.1.2 “以工代赈”的工艺主张 |
| 4.1.3 “全面改良”的工艺思路 |
| 4.2 相关工艺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
| 4.2.1 开展工艺调查研究 |
| 4.2.2 普设工艺传习机构 |
| 4.2.3 鼓励购用手工国货 |
| 4.2.4 多元化的传播方式 |
| 4.2.5 确立保护奖禁制度 |
| 4.2.6 普及推广工艺教育 |
| 4.2.7 北洋工艺政策的不足 |
| 第五章 南京国民政府:传统工艺发展策略现代探索 |
| 5.1 传统工艺的工业现代化思想深化 |
| 5.1.1 工商政学界关于手工业多重价值的讨论 |
| 5.1.2 手工艺价值探讨:工艺美术界的参与 |
| 5.2 国民政府复兴传统工艺的路径选择 |
| 5.2.1 构建传统工艺复兴的政策体系 |
| 5.2.2 探索行之有效的工艺发展新模式 |
| 5.2.3 次第开展复兴手工艺的行动计划 |
| 第六章 中国国际救济委员会主导的“手工艺运动” |
| 6.1 传统工艺的工业现代化主导力量转变 |
| 6.1.1 先前的国内手工业团体 |
| 6.1.2 中国国际救济委员会:政府支持下的社会服务团体 |
| 6.1.3 “建设性救济”工艺思想的形成 |
| 6.2 传统工艺的工业现代化思想升华 |
| 6.2.1 召开成都手工艺集谈会 |
| 6.2.2 “建设性救济”工艺思路的集中展现 |
| 6.3 “国济”振兴传统工艺行动方案 |
| 6.3.1 建立分工兼合作的工艺组织体系 |
| 6.3.2 提供社会工艺思想交流平台—《手工艺》 |
| 6.4 形成了一个社会运动—手工艺运动 |
| 第七章 结论:晚清民国传统工艺发展策略的反思与借鉴 |
| 7.1 传统工艺发展策略的演变 |
| 7.2 传统工艺的实际变化情形 |
| 7.3 传统工艺发展策略的反思 |
| 7.4 传统工艺发展策略的借鉴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4）《思想与时代》（1941-1948）伦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的思路与方法、重点难点、创新点 |
| 第一章 《思想与时代》的时代、思想背景与主旨 |
| 第一节 危机与转型的时代 |
| 一、民族危机:民族生存与民族认同 |
| 二、伦理危机:新旧伦理的冲突与科学、人文的冲突 |
| 第二节 思想承续 |
| 一、伦理思想史上的东南学派 |
| 二、《学衡》《国风》《思想与时代》一脉相承的伦理观 |
| 三、《学衡》《国风》《思想与时代》伦理思想的发展 |
| 第三节 文化保守主义的伦理观 |
| 一、伦理旨趣:融贯新旧、沟通中西 |
| 二、伦理精神指向:习道术、明人伦 |
| 三、伦理目标:“民族国家”的伦理认同 |
| 第二章 守望伦理传统 |
| 第一节 传统伦理文明的合理性 |
| 一、西化论否定传统伦理之反思 |
| 二、科学主义否定传统伦理之反思 |
| 三、传统伦理“尽人性”的合理生活态度 |
| 第二节 继承儒家伦理的路径探索 |
| 一、人文主义路径 |
| 二、非理性主义路径 |
| 三、新黑格尔主义路径 |
| 第三节 儒家伦理之“常德” |
| 一、人生态度与理想人格 |
| 二、孝亲与忠国 |
| 三、礼之别与乐之化 |
| 四、伦理承续与方法转变 |
| 第三章 文化保守主义的伦理启蒙 |
| 第一节 科学的伦理启蒙 |
| 一、“重德轻智”之弊 |
| 二、科学社会中的伦理与社会中的科学伦理 |
| 三、责任伦理之先声 |
| 第二节 “自由”“平等”的伦理启蒙 |
| 一、从“天命”到自由意志 |
| 二、从等级依附到自由平等 |
| 第三节 伦理启蒙的特质 |
| 一、民族性之常与时代性之变 |
| 二、教育的伦理启蒙导向与功用 |
| 第四章 民族国家的伦理认同与建构 |
| 第一节 伦理实体与伦理范式的转型 |
| 一、华夏、诸夷到“中华民族” |
| 二、“家-国”到“民族-国家” |
| 第二节 民族国家的伦理认同建构 |
| 一、“中华民族”的历史同一性 |
| 二、“王权国家”到现代民族国家的伦理基础 |
| 第五章 文化保守主义的政治伦理思想 |
| 第一节 伦理的政治:以伦理导政治 |
| 一、政治有道德论 |
| 二、伦理对政治的价值导向 |
| 第二节 现代转型背景下的国际政治伦理 |
| 一、世界主义伦理到民族主义伦理 |
| 二、国家主权至上与反对强权 |
| 第三节 以启蒙民众为导向的国内政治伦理 |
| 一、“高调民主观”与“有组织的自由观” |
| 二、五权宪章之制度正当性 |
| 结语 救亡与启蒙的调和 |
| 一、道德选择型的个体身份认同模式 |
| 二、不可通约的民族价值与自由价值 |
| 附录:《思想与时代》作者发文统计目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5）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历史考察（1927-1949） ——基于科学职业伦理视角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思路 |
| 三、围绕本文选题及相关理论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 四、本论文的结构安排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公共领域方向的体制化与责任伦理的兴起(1927-1937) |
| 1.1 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员的结社缘起 |
| 1.1.1 科学职业理念在民国的形成 |
| 1.1.2 社员的业缘化结社活动 |
| 1.2 社团的公共领域建制化 |
| 1.2.1 科学职业理念的令社会理性化功能之实践 |
| 1.2.2 社团的公共领域制度建设 |
| 1.3 社团的社会功能的确立与责任伦理的初现 |
| 1.3.1 科学理论向实践转化的社会功能之确立 |
| 1.3.2 社员的社会角色意识转向责任伦理 |
| 1.4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责任伦理的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1938-1941) |
| 2.1 应用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的构建 |
| 2.1.1 总社从应用科学出发实践社会功能 |
| 2.1.2 应用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成为社务指导原则 |
| 2.2 应用科学学科对于社团科学考察活动的规训 |
| 2.2.1 科学考察团的组建与应用科学学科规划 |
| 2.2.2 应用科学学科知识在科学考察中的生产与应用 |
| 2.3 科学普及确立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原则 |
| 2.3.1 《科学世界》塑造应用科学新知传播效应 |
| 2.3.2 《川康建设特辑》表征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原则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责任伦理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1942-1945) |
| 3.1 基础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的展现 |
| 3.1.1 《中国科学通讯》与发展中国科学的社务活动 |
| 3.1.2 基础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的建立 |
| 3.2 发展基础科学教育与科学普及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 |
| 3.2.1 发展基础科学教育作为科学普及目标的确立 |
| 3.2.2 基础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规划科学普及途径 |
| 3.2.3 《科学世界》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制度化与科学职业伦理的表达(1946-1949) |
| 4.1 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制度化实践：科技传播系统的构建 |
| 4.1.1 社务活动走向构建科技传播系统结构 |
| 4.1.2 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形成科技传播系统运行机制 |
| 4.2 面向科学创新的科技传播系统实践表达科学职业伦理 |
| 4.2.1 《科学世界》的科学创新总论指向科学职业伦理理念 |
| 4.2.2 基础科学研究发展理性化的社会文化：科学职业的理性目的 |
| 4.2.3 应用科学研究作为科学职业的社会目的：实现理性目的 |
| 4.3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 |
| 附表1：中华自然科学社主要负责社员名录与科学职业分布情形(194人) |
| 附表2：中华自然科学社主要负责社员任职科研机构分布情形(按照学科统计)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6）传播学视野下的战时《教育杂志》研究（1937-1941）（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分析 |
| 一、有关民国教育期刊的总体研究 |
| 二、关于民国教育期刊个案的研究 |
| 三、有关《教育杂志》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内容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内容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战时《教育杂志》的出版概况 |
| 第一节 全面抗战以前的出版传播简述 |
| 一、初创发展阶段(1909—1922) |
| 二、变革创新阶段(1922—1931) |
| 三、复刊飞跃阶段(1934—1937) |
| 第二节 全面抗战时期的编辑与出版应对 |
| 一、短暂停刊、快速复刊与多地辗转 |
| 二、办刊宗旨、编辑方针与栏目调整 |
| 第三节 全面抗战时期的主编与作者群 |
| 一、教育家型主编黄觉民 |
| 二、专业权威的多元作者群 |
| 第四节 全面抗战时期的专题与专号策划 |
| 一、专题、专号的策划出版概况 |
| 二、专题、专号的策划方式创新 |
| 三、专题、专号的战时话语演进 |
| 第二章 战时《教育杂志》的教育论坛构建 |
| 第一节 战时教育论坛的构建方针 |
| 一、服务抗战的内容定位 |
| 二、兼容并包的公共立场 |
| 三、专业理性的价值追求 |
| 第二节 战时教育论坛的主要议题 |
| 一、关于战时教育方针定位的争论 |
| 二、关于战时函授自修制度的研讨 |
| 三、关于战时师范教育发展的建议 |
| 第三节 战时教育论坛的构建策略 |
| 一、设置弥合呼应的主辅论坛 |
| 二、延拓民众教育的补充论坛 |
| 第三章 战时《教育杂志》的教育生态呈现 |
| 第一节 战时教育生态呈现的文体形式 |
| 一、短讯与通讯 |
| 二、调查与统计 |
| 三、小说与传记 |
| 第二节 战时教育生态呈现的基本视角 |
| 一、总结战时教育遭受的各项损失 |
| 二、报道战时各类教育的应对举措 |
| 三、展现教育同人英勇的抗战行为 |
| 四、介绍国外战时教育及国际互动 |
| 第三节 战时教育生态呈现的特定视角 |
| 一、国统区高等教育与师生教育救国形象构建 |
| 二、边区各类教育与学生抗战学习生活营造 |
| 三、沦陷区奴化教育与“文化汉奸”面目揭露 |
| 第四章 战时《教育杂志》的广告特征与广告策略 |
| 第一节 战时广告的构成 |
| 一、战时广告的概况 |
| 二、战时广告的种类 |
| 第二节 战时广告的特征 |
| 一、馆外商业广告难觅踪迹 |
| 二、抗战图书广告种类繁多 |
| 三、新创抗战刊物广告力度大 |
| 四、战时补充教材广告成为主体 |
| 五、常规业务广告呈现抗战特色 |
| 第三节 战时广告的策略 |
| 一、利用“文化抗战”进行事件营销 |
| 二、提升广告与期刊内容的匹配程度 |
| 三、开展高频度与多维度的持续宣传 |
| 第五章 战时《教育杂志》的传播环境与传播策略 |
| 第一节 战时传播环境 |
| 一、书刊出版传播追随文教中心迁移 |
| 二、经历辗转确定香港为战时出版地 |
| 三、教育期刊出版整体进入波谷时期 |
| 第二节 战时发行方式与传播策略 |
| 一、依靠商务印书馆的发行渠道发行 |
| 二、通过商务印书馆的书刊互动宣传 |
| 三、借助商务印书馆的馆外报纸推广 |
| 四、改进内容生产维护特定受众群体 |
| 第六章 战时《教育杂志》的传播效果与意义 |
| 第一节 助推战时教育政策的制定与修正 |
| 一、促进战时教育政策的制定 |
| 二、推动战时教育政策的修正 |
| 第二节 助力商务印书馆“文化抗战”大业 |
| 一、维护商务与文化教育界的联系 |
| 二、推动商务抗战与文教图书的销售 |
| 第三节 为战时教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
| 结语: 应对与引领 形塑与调和 |
| 附录 |
| 1. 商务印书馆编审部迁往长沙后的合影 |
| 2. 1938-1941年《教育杂志》封面 |
| 3. 1938-1941年《教育杂志》版权页 |
| 参考文献 |
| Ⅰ 中文部分 |
| Ⅱ 英文部分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7）文化供应社及其抗战文化传播研究（1939-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抗战文化”研究热与非常态社会环境下媒介研究的冷思考 |
| 一、“抗战文化”与“非常时期”的出版业研究 |
| 二、桂林“文化城”独特历史现象中的文化供应社 |
| 三、基于传播学理论框架下的抗战出版史个案研究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有关“抗战文化”、“桂林'文化城'”和“出版史个案”的研究概况 |
| 一、关于“抗战文化”与“抗战出版史”的研究情况 |
| 二、关于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研究情况 |
| 三、关于抗战时期出版个案的研究情况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主体内容与创新点:基于传播学理论构架的出版史个案研究 |
| 一、基于历史学研究的史料爬梳 |
| 二、基于传播学理论的内容构架 |
| 三、本文创新点 |
| 第一章 文化供应社:非常态社会环境下诞生的媒介组织 |
| 第一节 冲突与流徙:抗战时期的文化传播生态 |
| 一、战时文化变迁:出版业的西迁与空间格局的转变 |
| 二、意识形态博弈:日伪、中央、中共战时文化政策之比较 |
| 三、聚合与多元:战时出版业的文化传播特征 |
| 小结 |
| 第二节 求同存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桂林“文化城”的形成 |
| 一、新桂系文化建设的自觉意识与开放的政治姿态 |
| 二、中国共产党南方局统一战线策略在广西的实践 |
| 三、地利与人和:桂林“文化城”形成的硬、软条件 |
| 四、桂林“文化城”独特的文化传播现象分析 |
| 小结 |
| 第三节 新军突起:文化供应社的诞生与发展 |
| 一、序曲:广西建设研究会对进步文化传播的铺垫 |
| 二、筹备与成立(1939年) |
| 三、发展期(1939年—1942年) |
| 四、转型期(1942年—1944年) |
| 五、重建期(1945年—1948年) |
| 六、转移期(1949年—1953年) |
| 小结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股份制”的出版企业与“进步性”的出版同人 |
| 第一节 “二元制”的股份有限公司模式与组织架构 |
| 一、文供社的董事会、监事会构成及股东会议制度 |
| 二、文供社的企业融资及增股状况 |
| 三、文供社的企业构架与运行 |
| 小结 |
| 第二节 进步性的人事组织策略与危机应变 |
| 一、建社初期的人事结构及学习型组织建设 |
| 二、皖南事变后的人事调整与出版人的坚守 |
| 小结 |
| 第三节 “监护人”:文供社的管理层 |
| 一、李任仁:“数茎红花带雨横” |
| 二、陈劭先:“海内几人同” |
| 三、陈此生:抗战文化合作的“桥梁” |
| 四、万民一、万仲文、赵晓恩:临危受命的“掌门人” |
| 小结 |
| 第四节 “把关人”及“舆论领袖”:文供社的编辑群与作者群 |
| 一、胡愈之:大众文化出版的操盘手 |
| 二、邵荃麟:进步文化建设的思想者 |
| 三、傅彬然、宋云彬、杨承芳等:学养深厚的出版专家 |
| 四、文供社的作者群:进步文化传播的“舆论领袖” |
| 小结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大众化”语境下文供社的出版生产 |
| 第一节 抗战语境下的传播受众与文化出版 |
| 一、抗战时期的传播受众的特征 |
| 二、抗战时期“大众化”的出版特征 |
| 三、桂林“文化城”的出版物概况 |
| 小结 |
| 第二节 文化供应社的编辑方针及出版概况 |
| 一、制定与完善(1939年—1942年):以通俗读物为核心的编辑方针及书刊生产 |
| 二、发展与转型(1942年—1944年):以文艺类书籍为主的书刊生产 |
| 三、收缩与转移(1944年—1953年):以重版为主的维持性生产 |
| 小结 |
| 第三节 “文化室图书”与《新道理》:“大众化”传播语境下的通俗读物 |
| 一、大众文化传播的空间布局:“文化室图书” |
| 二、大众文化传播的时间延展:《新道理》杂志 |
| 小结 |
| 第四节 从“大众文艺读物”到“文学创作丛刊”:抗战文艺向深处挖掘之路 |
| 一、“大众文艺读物”的生产 |
| 二、通俗文学单行本的流行 |
| 三、青少年文艺类丛书的普及 |
| 四、“文学创作丛刊”的问世 |
| 小结 |
| 第五节 《文化杂志》月刊:学术理论的阐扬与抗战文艺的传播 |
| 一、《文化杂志》的创刊与编辑内容分析 |
| 二、文化建设的反思与学术理性的阐扬 |
| 三、“文艺”栏目的设置与抗战文学的传播 |
| 小结 |
| 第六节 地方性出版物:权力场的借势与平衡 |
| 一、《干部政策》:广西地方干部建设学校的教材出版 |
| 二、“国民教育丛书”:广西“新县制”下的国民基础教育指导书 |
| 三、其他广西地方性书籍及学术书籍的出版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文供社战时的发行策略与话语权的斗争 |
| 第一节 文供社发行渠道的建设与拓展 |
| 一、1939年—1941年:发行部门的草创与发展 |
| 二、1941年—1943年:发行业务的壮大与延伸 |
| 三、1944年—1953年:抗战末期发行工作的转移与战后的重建 |
| 小结 |
| 第二节 文供社的发行方式 |
| 一、门市与批发 |
| 二、邮购业务 |
| 三、流动发行 |
| 小结 |
| 第三节 文供社的营销策略 |
| 一、品牌形象的建立 |
| 二、行政力量推广 |
| 三、自办期刊推广 |
| 四、广告宣传推广 |
| 五、书刊促销策略 |
| 第四节 “文化供应社书报联合广告”与战时桂林出版生态 |
| 一、广告主体分析 |
| 二、广告内容分析 |
| 三、广告书价分析 |
| 小结 |
| 第五节 抗战文化的多形式传播与进步“话语权”的斗争 |
| 一、形式多样的抗战文化传播形式 |
| 二、进步“话语权”的斗争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文供社的出版传播效果、历史贡献及思考 |
| 第一节 文化供应社出版活动的传播效果 |
| 一、出版物的传播覆盖面与数量 |
| 二、传播受众的反馈与影响 |
| 小结 |
| 第二节 文供社抗战文化传播的历史贡献 |
| 一、团结和保护了大量进步文化人维系了进步文化事业的开展 |
| 二、在文化运动低潮时期繁荣了抗战文化与地方文化 |
| 三、对抗战文化研究特别是抗战文学研究保存了大量的史料 |
| 四、为中国现代出版精神的建设提供历史参考 |
| 第三节 文供社出版活动的历史局限 |
| 一、通俗读物的过剩与经典作品的缺乏 |
| 二、权力场的博弈影响了出版生产的不稳定 |
| 三、战后未能延续文化生命服务地方出版事业的遗憾 |
| 第四节 对文化供应社出版传播活动历史的思考 |
| 一、“压制还是包容”:文化体制的策略选择 |
| 二、“顺为还是变革”:媒介组织的战时选择 |
| 三、“迎合还是引导”:传播主体的文化选择 |
| 本文结论 |
| 附录一: 文化供应社股份有限公司大事记 |
| 附录二: 文化供应社股份有限公司编印书籍目录 |
| 附录三: 《文化杂志》分类目录索引 |
| 附录四: 相关图片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等 |
| 致谢 |
（9）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文学空间（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传媒视阈与桂林文化城文学研究 |
| 第一章 桂林：大后方抗战文坛重镇 |
| 第一节 桂林文化城形成的历史语境 |
| 一 特殊的战略地位和优越的地理条件 |
| 二 桂系相对开明、自由、开放的政治姿态 |
| 三 文化人群体的爱国热情和抗战精神 |
| 四 共产党的统战工作和多方引导 |
| 第二节 多元政治文化语境中的文学场 |
| 一 政治场：中央、桂系、中共权力的博弈 |
| 二 文化统制与市场控制下的言论空间 |
| 三 流寓、多变、杂合：桂林抗战文学场的特征 |
| 第三节 桂林文化城的文学生产 |
| 一 报纸副刊与抗战文学生产 |
| 二 文学期刊与抗战文学生产 |
| 三 文学图书出版与抗战文学生产 |
| 第二章 报纸副刊与公共舆论空间 |
| 第一节 桂林《救亡日报》：中共文化统战的舆论阵地 |
| 一 救亡呼号与舆论压制：创刊、复刊与停刊 |
| 二 救亡与统战：办报思想和文化使命 |
| 三 《文化岗位》与抗战文艺运动的舆论导向 |
| 第二节 桂林《大公报》：抗战时期“文人论政”的言论空间 |
| 一 中间姿态和文人论政：桂林《大公报》的文化品格 |
| 二 《文艺》副刊与抗战语境下文学的多元取向 |
| 第三节 《广西日报》：桂系团结抗战的舆论空间 |
| 一 桂系抗战言论空间的多变性 |
| 二 艾青与《南方》文艺副刊 |
| 三 《漓水》：在变与不变中积极推进文艺抗战 |
| 第三章 文学期刊与抗战文学的言说空间 |
| 第一节 《文艺杂志》：“文人办刊”与新文学传统的继承与拓展 |
| 一 用生命培育的刊物：王鲁彦与《文艺杂志》 |
| 二 救亡与启蒙：《文艺杂志》的文化诉求 |
| 三 《文艺杂志》与抗战时期的乡土文学 |
| 第二节 《野草》月刊与大后方抗战杂文的勃兴 |
| 一 鲁迅杂文传统的继承与阐扬 |
| 二 秦似与《野草》月刊 |
| 三 直面现实与叩问历史：《野草》上的杂文 |
| 第三节 《诗创作》与抗战诗歌的多元化 |
| 一 刊物的经营策略和编辑风格 |
| 二 抗战诗歌的多元呈现 |
| 三 长诗：抗战诗歌的新发展 |
| 四 抗战诗学理论的探索 |
| 第四节 《戏剧春秋》杂志与抗战戏剧运动 |
| 一 刊物的刊行和文化使命 |
| 二 抗战戏剧理论的探索与构建 |
| 三 在现实和历史之间：杂志上的戏剧文学 |
| 四 “戏剧兵”的情感与信息空间 |
| 第四章 文学出版与桂林抗战文学实绩 |
| 第一节 文化供应社：出版领域的统一战线 |
| 一 推进大众文化：文化供应社的出版理想 |
| 二 文化供应社的文学图书出版 |
| 三 《文化杂志》月刊与抗战文化建设 |
| 第二节 桂林开明书店：文化启蒙与文学“经典化” |
| 一 逆境中复兴：桂林开明书店及其出版概况 |
| 二 启蒙与经典化：桂林开明书店的文学出版 |
| 三 《中学生》(战时半月刊)：知识的传输与文艺青年的培养 |
| 余论 桂林文化城与抗战时期文学生态 |
| 主要参考文献 |
（10）中国第一本旅行类刊物 ——《旅行杂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前言 |
| 一、研究概况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三、资料情况 |
| 四、研究思路 |
| 上篇 |
| 第一章 《旅行杂志》创办的背景分析 |
| 第一节 《旅行杂志》创办的社会背景 |
| 第二节 《旅行杂志》的创办的直接背景 |
| 第二章 《旅行杂志》的创办与发展简况 |
| 第一节 《旅行杂志》创办的原因 |
| 第二节 《旅行杂志》的发展变化过程 |
| 第三章 《旅行杂志》的编辑 |
| 第一节 基本情况 |
| 第二节 杂志的篇幅 |
| 第三节 杂志的封面 |
| 第四节 杂志的纸张 |
| 第五节 《旅行杂志》的专号与特辑 |
| 第四章 《旅行杂志》的作者与稿源 |
| 第一节 《旅行杂志》的作者 |
| 第二节 《旅行杂志》的稿源 |
| 第五章 《旅行杂志》的发行与读者 |
| 第一节 《旅行杂志》的发行 |
| 第二节 《旅行杂志》的读者 |
| 下篇 |
| 第六章 《旅行杂志》的内容 |
| 第一节 游记 |
| 第二节 旅行企业介绍 |
| 第三节 旅行理论知识介绍 |
| 第四节 近代世界旅行事业介绍 |
| 第五节 其他 |
| 第七章 《旅光》和《旅行便览》概述 |
| 第一节 《旅光》 |
| 第二节 旅行信息及《旅行便览》 |
| 第八章 《旅行杂志》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
| 一、在近代报刊史上具有的独特地位 |
| 二、普及旅行，增强旅行意识 |
| 三、介绍了祖国的大好河山，激发了人们的爱国之心 |
| 四、推进了近代旅游企业管理和企业文化的建设 |
| 五、奠定了中国旅游理论研究的基础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附录四： |
| 附录五：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相关学术论文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 原创性声明 |
四、《航空兵器》征稿启事（论文参考文献）
- [1]《良友》画报书业广告研究（1926-1945）[D]. 吴利亚.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2]政治文化视角下的《满洲报》副刊研究（1931-1937）[D]. 陈曦. 吉林大学, 2019(02)
- [3]晚清民国传统工艺发展策略研究 ——基于技术与社会转型语境的考察[D]. 武晓媛. 山西大学, 2019(02)
- [4]《思想与时代》（1941-1948）伦理思想研究[D]. 都萧雅. 东南大学, 2019(01)
- [5]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历史考察（1927-1949） ——基于科学职业伦理视角的分析[D]. 孙磊. 山西大学, 2018(04)
- [6]传播学视野下的战时《教育杂志》研究（1937-1941）[D]. 陈兰枝.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1)
- [7]文化供应社及其抗战文化传播研究（1939-1945）[D]. 宋泉.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5)
- [8]《航空兵器》专题征稿启事[J]. 《航空兵器》编辑部. 航空兵器, 2015(03)
- [9]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文学空间[D]. 佘爱春. 南京大学, 2011(08)
- [10]中国第一本旅行类刊物 ——《旅行杂志》研究[D]. 黄芳. 湖南师范大学, 200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