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第27卷(2004)总目次（论文文献综述）
黄小菊[1]（2021）在《版本视域下《三国志演义》经典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小说在中国古代历来被视为“小道”,由小说走向经典经历了艰难的过程。明中后期随着思想文化的重大变革,反程朱理学的泰州学派、王阳明心学以及李贽童心说在文化领域掀起一股改革的风潮,小说和戏曲在此风潮的影响下得到蓬勃的发展。文人对小说戏曲开始改观,不再视为“史之余”而是作为独立的文类。《三国志演义》借《三国志》之名进入文人的视野,罗贯中的文人化改编使其天然的具有精英阶层的烙印,而文人以通俗历史看待《三国志演义》,将其视为普及历史教化民众的通俗读物,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等“演义”系统诸本增加其历史性,而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朱鼎臣刊本在射利的目的下降低阅读的难度,降低发行的成本使得《三国志演义》不再局限于精英文人而是对文化水平低下的普通识字民众也敞开了阅读大门,极大了推动了《三国志演义》的传播。直到李贽打破文人对小说的成见,叶昼模仿李贽批评《水浒传》评点《三国志演义》,真正的跳出历史,将其当作一部文学作品进行评点,刊刻者也改变传统按卷编排的形式,将二百四十段的《三国志演义》合并为一百二十回,虽然此时的回目还不对偶,不甚精美,两段也只是简单的合并,并没有完全融合,但是按回编目的形制标志着对《三国志演义》文体定位的改变,对《三国志演义》的经典地位的确立有重要的作用。其后毛宗岗父子学习金圣叹评改《水浒传》对《三国志演义》进行了大范围的删改,使得《三国志演义》的语言风格得到统一、人物形象更加典型和思想主旨得到升华,成为了真正的经典文本,取代了之前流传的所有刊本,成为主流文本。本文主要探讨《三国志演义》版本演义过程中不同阶段,不同版本体系所呈现了不同发展趋势,及其原因和特色。认为《三国志演义》版本演化经历了文人化、历史化、通俗化和学术化的过程,这些过程对《三国志演义》经典化文本的确立共同起着推动作用。以书坊主为主要发行者和整理者的《三国志演义》天然的具有商品属性和文学属性,不同的书坊因为面向读者不同侧重也不同,江南刊本在兼顾商品属性时注重其文学性与历史性,因此呈现出文人化、历史化的发展趋势,使得《三国志演义》成为通俗历史读物,提高了它在文人心中的地位。建阳刊本以低廉的价格与江南刊本形成竞争优势,又通过增加图像的形式降低阅读门槛,插入大众耳熟能详的三国人物英雄故事吸引普通民众的兴趣,对《三国志演义》的广泛传播起到推动作用,使得《三国志演义》不再仅限于精英阶层阅读,而是取代《三国志平话》等民间戏曲成为普通大众了解三国历史人物故事的主要渠道。随着明末清初小说评点的兴起,文人对《三国志演义》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由早期视为通俗历史读本到注意演义与历史的区别,不再将《三国志演义》当作“史之余”和教化民众的工具,而是开始重视历史演义本身的文学价值。对历史演义文体全新认识是《三国志演义》摆脱历史的束缚,回归小说评论语境的关键,为《三国志演义》经典化作了理论准备。毛评本《三国志演义》总结了文人化、历史化、通俗化、学术化的经验,形成了雅俗共赏的文体风格,同时对“拥刘反曹”主题思想和强化,使得《三国志演义》与传统儒家观念和统治阶层的利益相符合,被上下阶层共同接受。《三国志演义》版本在经济和思想文化共同作用下不断演化,最终形成了经典文本毛评本,经典文本的确立为进一步扩大《三国志演义》的影响奠定了条件,是《三国志演义》经典地位确立的基础。
郑晓锋[2]（2020）在《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在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历程中,语言变革无疑是最直观、最明显的因素。所谓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其基础表征就是文学语言的现代性。百年来中国文学发展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成功建构了现代汉语规范化意义上的汉语语言系统——即以白话文为中心的汉语语言体系的确立与强化。但由于传统的“重内容轻形式”的研究倾向,对文学语言作为符号性媒介的本体性研究很容易被忽略;再者,白话文在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几乎成了定型状态,研究者更多地是从静态视角探究文学语言问题,而没有将其放在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动态视域中加以考察,从而无法深入研究百年中国文学思想层面的变化;此外,文学语言审美层面的动态演变也有待挖掘。本文以“媒介生态”为切入点,在关注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等宏观维度的基础上,再从文字、报刊、图像、网络等微观视角出发,探究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和发展的原动力,以期勾勒出一个连续性的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展的历史图景。所谓“媒介生态”,其最初来源于20世纪60年代前后北美的Media Ecology研究,这与20世纪末中国本土兴起的媒介生态学研究有着本质的区别。北美Media Ecology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对人与传播媒介的关系研究,立足点是人,强调媒介对人类、人类文化或人类社会的影响,带有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而中国本土的媒介生态学所要遵循的原则和最终旨归是建立人—媒介—社会—自然系统的和谐关系及实现媒介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其出发点是媒介。但同时我们应看到二者的联系,因为北美Media Ecology所关注的人与媒介的关系,这也是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的重要一隅,所以,对于北美的Media Ecology,我们不仅要看到它的差异性,也要看到其长处,对其有益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要加以合理的批判和吸收,以充分地运用到我国的媒介生态学研究上来。至于北美Media Ecology和中国媒介生态学之间的差异,北美Media Ecology认为“人是条鱼”,生活在媒介环境构筑的“水”中,它重点研究媒介对人的影响,“它试图找出媒体迫使我们去扮演什么角色,媒体如何构建我们所看到的,为什么媒体让我们如此这样地感觉和行动”;而中国媒介生态学认为“媒介是条鱼”,生活在社会生态系统的“水”中,这一系统由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等生态因子构成,且以媒介及媒介的存续环境（媒介之间、媒介与社会之间）为研究中心。这种以“媒介”为中心的媒介生态理论,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预先的理论视域。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提高,媒介在文学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然有学者将之推至“文学四要素”之外“第五要素”的高度,媒介及媒介文化成了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语言论转向对我国文艺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影响,使得文学语言的符号媒介性功能逐渐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不再将之视为一种应有的静态之存在,而是一种通过动态变革演化而来的;它也不再仅是一种纯粹的工具性存在,而且还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本体。文学语言作为一种媒介符号,它的历史变革势必会受到其所依存的媒介生态的影响。再者,从文学理论发展的整体趋势来看,“向内转”和“向外突”是其发展的两种基本路径,前者强调文学研究对文学文本的重视,而后者则强调打破文学的固有边界,把文学研究拓展为文化研究。对文学语言本身的研究属于文学研究中的“内部研究”,而探讨文学语言变革所受制的外在媒介生态因素属于“外部研究”,挖掘内在文学语言与外在媒介生态之间的微妙关系,这种将内部和外部研究联系起来的做法,不失为一种方法论上的创新。文学媒介和文学语言有着天然的联系。首先,文学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媒介符号;其次,除文学语言以外的其他文学媒介都是文学语言的承载媒介,比如书籍、报刊、电子书、文学网站、文学广播和文艺类影视等等。不同的媒介形式,就会有不同的文学语言形式。随着媒介在文学活动中地位的演变和提升,百年来文学语言也经历了不同的变革。整体上呈现为由文言到白话、由高雅到通俗、由静态到动态、由符号到图像、由单一到多元等趋势的异变。全文共分为导论、正文、余论三大部分,导论部分主要是对本文的理论视域、选题缘由及思路、研究现状、研究价值和意义予以介绍,在对已有文献分析的基础上,肯定了现有研究成绩,但也存在不足,比如对于现代汉语白话形态的理所当然认同致使对语言的研究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处境,已有成果多于静态的叙写而非动态层面的规律演变之探究,文学语言多为工具性存在而非对象性指称,文学语言研究的理论深度不够,等等。然而,文学活动中媒介作用的增强和文学语言的媒介性,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媒介生态,因为文学语言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媒介符号,它是微观媒介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生成、存在和演变不仅受到其他微观媒介（如书籍、期刊、报纸、广播、影视、互联网等）的影响,还受到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等外在媒介生态的宏观建构,这就为我们从媒介生态维度研究近百年文学语言的变革提供了可行性契机。正文部分一共六章。分别从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作所经受的不同时期的明显的媒介生态为特征分章展开。第一章针对本文研究的理论视域和方法论原则——媒介生态,作一详细的梳理和介绍。所谓媒介生态,即媒介的存在场域,既包括媒介本身的存在状态,亦包括媒介所受制的外在因素。文学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媒介,是该场域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媒介生态的整体性、多样性、互动性、平衡性、循环性,又对文学语言的存在和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媒介生态主要分为宏观和微观两大层面,而宏观意义上的媒介生态又是通过微观层面的媒介生态而对文学语言的变革产生直接的作用和影响。第二章是从晚清文学语言变革所受到的显着的文化媒介生态入手,主要包括晚清白话文运动和五四白话文运动两大显着的文化现象。从晚清黄遵宪提出“语文合一”①的观点开始,以封建士大夫为代表的维新派意识到民众思想启蒙对于挽救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重要性,而思想启蒙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打破传统文言的隔阂,推行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新的白话语和白话文体开启了文学创作新的表达方式,促成了以白话小说为主的文学文体的勃兴。这一时期西方现代报刊理念的引入激发了国人的办报意识,中国现代报刊业开始起步,为晚清白话文运动提供了必要的媒介传播平台,打造了全新的社会舆论空间,因之而出现了王韬的“报章体”、梁启超的“新民体”、欧化语中的新名词等新的语言形式,促发了“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等文体革新运动。明显来看,以文字改革为中心的晚清白话文运动是在文化媒介生态发生变化之际而发生的文学语言改革行为,但语言媒介符号所处的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受众媒介生态等也出现了新情况,在这种合力下,晚清文学语言开始由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而20世纪初五四白话文运动前后带来了中国文学语言的历史性变革。这一时期的语言变革及其新文体实践,直接带来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现代化转型。与晚清白话文运动不同的是,五四前后的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则对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其对传统文学语言的改造和新文学文体的生成更具革命性、彻底性,经过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等五四白话文运动倡导者的努力,白话文终于取代了文言文在传统文学中的正统地位,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书写的合法性语言。第三章主要是从文学语言变革受到的典型的政治媒介生态出发。从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①的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这一时期文学（语言）发展所受制的政治媒介生态作用渐趋明显,以194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决裂之后,中国国内政权主要呈国民党、共产党两大党派对峙局面,中共为争夺社会话语权、树立政治威信和打破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以“左联”为代表的文学阵营开展普罗文学运动,推行文艺大众化,最重要一方面就是文学语言向人民大众靠拢的通俗化运动。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又提出了中国文学及文学语言的“民族形式”改造问题,提倡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艺形式;后期主要表现为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一时期的国家政权实现了统一,经历长期动乱的中国社会百废待兴,文化资源的重置和控制是其重要方面,从第一次文代会规定文学写什么、怎么写、为谁服务,到十年文革政治对文化（文学）的强势干预,都从根本上左右了新中国文学语言的书写模式,文学由于表征的优势、作为文化资源的稀缺性等满足权力实现的条件,在相当长的历史语境中被建构成为一种文学权力。总的来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文学语言所存在的政治媒介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一语境下,新中国之后的文学语言建设则是由党和国家实施的自上而下的文化行为,是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的文学语言变革,集中表现为文艺在“二为”方向指向下的政治性、民族性、通俗性言说,并在建国前十七年文学中取得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成就,引发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当代转向。第四章主要是从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文学（语言）所受到的经济媒介生态作用渐强的角度来说的,多重利益追求和文学理想带来了文学语言的多元化呈现。新时期以来随着党和国家政策上的调整,我国文化建设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集中表现为对“十年文革”造成的冤假错案的拨乱反正、重新探讨和确立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确立文艺创作新“二为”方针等方面,文化领域开始朝着良性的、健康的方向发展。随着国家社会发展经济重心的确立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这一时期文艺创作的一个显着特点是经济导向性增强,文学格局开始由建国前三十年“一体化”向多元化发展,文学语言呈现出政治话语、精英话语、通俗话语等三大主方向演变,并在市场经济的导向下发生着多种可能性。第五章主要讨论的是新世纪以来,随着技术媒介生态在文学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学语言呈现出了图像化、类型化、跨语体、碎片化、互动性、颠覆性、消遣性、审美性缺失等特征。新世纪的文学格局较20世纪后半期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我国消费社会的逐步形成和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网络文学的蔚为大观,传统官方主流文学和社会精英文学的势力范围正在急剧减缩,并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寻求突破和转型;而菁芜杂存的网络文学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在广播、影视、互联网等媒介技术的进一步助推下,大有独霸天下之势。新的文学形态势必会呈现出新的语言形式,而新世纪文学语言的种种特征,就是文学语言在媒介技术的支撑下的多样化呈现。第六章主要是对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所受制的受众媒介生态和其他媒介生态作一简单介绍。此两种媒介生态参与了各个时期的文学语言建设,且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它们共同促成了中国文学语言的百年转变,这也是它们的合力性使然。但因二者与前几个分期所受到的鲜明的媒介生态相比,显得稍微次要了一些,故单章给予简单的介绍,以此说明它们并非缺席,以此体现构成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媒介生态的完整性。结论部分主要回答了从媒介生态视角审视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它到底发生了何种动态变革。从19世纪后半叶的晚清白话文运动开始,先后经历了五四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文艺大众化”讨论、“民族形式”建设、农村新通俗小说试验、工农兵创作方向、新时期文学语言的“话语解放”,再到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图像化、类型化等转向,是近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和变革的基本路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也是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的变迁史。总的来说,文学语言作为媒介符号,影响其变化的因子有很多,整体上可分为包括以“媒介”为中心的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受众媒介生态和其他媒介生态,这些宏观因素通过影响媒介介质而对微观上的文学文体和文学语言发生作用,这是由文学所在的具体社会历史语境决定的,语境不同,各种因素作用力的强弱也会有所不同,它们所关注的着力点也会不同。在这些媒介生态的组成中,除了媒介技术对文学（语言）能带来直接的影响之外,其他五个都是间接影响因子。当然,如此区分只是理论上辨析的需要,在实际的文学实践中,对文学（语言）的影响往往是它们合力的结果。比如新时期以来,党和国家在文化领域政策上的改革对社会传播媒介和载体媒介的影响,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政治媒介生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商品经济竞争机制的逐步形成,则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经济媒介生态;文化政策的宽松和西方文学思潮的涌入则是文学语言发生变化的文化媒介生态;文学传播所依赖的媒介技术的革新则是文学语言发生的技术媒介生态;文学生产在市场价值规律的调节下开始关注和重视读者的文学需求,导致作家必须创作读者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受众在文学活动中的地位上升,即受众媒介生态对文学产生影响。此外,影响媒介传播的地区发展差异、自然交通状况等也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其他生态因子。因此,全篇以一种历时性叙述路径,以文学语言所受影响的典型的媒介生态而分阶段行文,即是处于此种考虑。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文学语言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受众的等媒介生态息息相关。
章佩[3]（2018）在《老舍文集的选编出版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从文学体制的角度切入作家文集的编选,考察现代作家的作品在现当代不同时期的编选标准,从而深入思考文选运作的内在机制与行为动机,把握操纵作家文集编选标准的内在因素,摸清文学出版与文学发展的脉络具有必要性。本论文主要以老舍的文集编选出版为个案切入现代作家文集的编选研究这一论题,结合老舍的作品在民国时期、建国“十七年”时期、以及新时期以来的编选出版状况,来窥视不同时期的编选标准,思考不同时期的社会-文学场域中文学的内在运作机制,考察文集编选运作下作品如何经典化以及作家的形象如何建构的问题。除绪论与结语外,本论文共分为三章:第一章旨在追溯不同时期老舍文集选编出版的历史,通过概述不同时期不同版本文集的出版背景、装帧设计、选目以及入选原因,厘清老舍文集选编出版所折射出的时代特点,为后两章的研究论述奠定基础。第一节回顾了民国二十五年万象版“现代创作文库”本《老舍选集》的出版情况,第二节回顾解放时期春明版“现代作家文丛”本《老舍文集》的出版情况,第三节介绍建国前期开明版“新文学选集”本《老舍选集》,第四节梳理新时期以来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的三套老舍文集的异同。第二章主要结合老舍的作品在民国时期、建国“十七年”时期以及新时期以来的编选出版状况,借助于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思考不同时期的社会-权力场域中,“文学场”与“政治场”及“经济场”之间的关系,考察文学场域的内在运作机制。本章内容分为三节,分别从作家自我推介、出版机构牟利、文化体制规划这三个方面来论述老舍文集的运作机制问题。第三章的重点在揭示文集出版的建构功能,《老舍选集》、《老舍文集》、《老舍全集》等文集的选编出版是一个对老舍作品不断经典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对老舍形象不断建构的过程。随着不同时期对老舍文集的出版与再版,文艺界对于老舍的定位也相继发生着改变,由三十年代的幽默作家到建国初期的“人民艺术家”,再到八十年代以来的“语言艺术大师”,老舍形象的建构是一个与文集编选出版息息相关的动态的发展过程。
彭杰[4]（2016）在《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佛教文书相关问题研究 ——以1980-1981年出土文书为中心》文中指出吐鲁番盆地是古代东西方经济及文化交流的大动脉——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区域,历史上,一种独特的绿洲文化由多个民族共同在此地创造出来。在当地现存众多的古代遗址中,名闻遐迩的柏孜克里克石窟位于吐鲁番市东北约40余公里的火焰山主峰山腰、木头沟沟谷西岸的陡崖上。不仅保存了大量色彩绚丽的古代壁画,而且还出土了许多珍贵文物。1980年10月至1981年7月,吐鲁番文管所的工作人员在对柏孜克里克石窟崖岸前的土沙堆积进行清理时发现了新的洞窟。经过仔细甄别,在堆积中发现了一批的汉文文书和回鹘文等少数民族文字的写本、印本文书以及其他文物。其大致年代范围,上至西晋,下迄北宋。从目前所知汉文佛教文书的内容看,涉及经、律、论多个领域。本文就以这次出土的汉文佛教典籍为研究对象,结合吐鲁番盆地的历史文化变迁,从多方面开展了研讨。通过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的这批汉文佛教文书,就外观的细节而言,与以往当地发现的抄经并无二致。文书的书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十六国、高昌国及唐西州时期,都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色。多种书体竞相呈现,反映出吐鲁番盆地与外部区域文化交流的频繁,为我们描绘出在丝绸之路这一经济文化交流的大通道上佛教文化旺盛而持久传播的历史画卷。（二）柏孜克里克石窟所出土的《金光明经》及《仁王般若经》等佛教护国类经典尤其为麹氏高昌国王族所青睐。除了麹氏高昌国处于大国之间,其王族无奈只好时常寄望于佛法护佑的外部原因外,实际还有其抄经供养的内在动机,即,不仅可用佛教义理来为其现世王权合法性提供辩护,而且来世还能当转轮王,甚至依据授记还能成佛。（三）包括柏孜克里克石窟所出土的数量多、版本多的《金刚经》残卷文书的发现,表明自北魏至隋唐,《金刚经》汉译本曾在今吐鲁番地区流行一时,尤以鸠摩罗什的译本大行其道。此经的流行,固然与其所宣扬的佛教义理相关,但也与罗什高超的译经水平有关。特有的汉文化传统,为《金刚经》信仰在唐代西州的进一步流传提供了土壤。（四）吐鲁番所见汉文、回鹘文《弥勒上生经》残卷及其他相关艺术品的存在,勾画出弥勒上生信仰自南北朝至唐代在当地由盛而衰,至高昌回鹘时期再度兴盛的轨迹,但其发展演变与中原地区并不同步,从而具有自身的地域特色。（五）在五至九世纪期间,主要受中原汉文化的影响,西方净土思潮曾在高昌和龟兹这些西域重镇流传一时并在不同地域显示出了不同的形态。在唐朝着力在西域建立汉寺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由于奉敕前来建寺的长安寺院出身僧人的重要媒介作用,长安样式的西方净土变艺术极可能直接被移植到了西域汉寺中,从中显示出长安佛教文化对西域的影响。（六）《妙法莲华经》在吐鲁番盆地的长期流传并在所有汉译佛典中以最多数量而独占鳌头,其实也是此经在中国流行的一个缩影。其中的原因,除了于此经提倡的“三乘归一”的义理思想有关外,鸠摩罗什高超的译经水平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七）在高昌辑译完成的《贤愚经》被带至河西后不久,在为敦煌莫高窟壁画提供相关新颖内容题材的同时,在北凉时又西进高昌,出现在吐峪沟石窟壁画中。两地这一时期的洞窟,从建筑形制、壁画布局、题材内容、人物造型、绘画技艺以及所反映的佛教信仰等方面都有许多共同之处。这种奇特的文化现象反映出中古时期西域和河西在佛教艺术方面存在着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八）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的密教典籍,属于《大日经》、《金刚顶经》系统的非常少见,而主张讽诵、抄写,并伴以陀罗尼咒语来获取功德的典籍数量占优势。这种现象表明,自魏晋直至唐宋的数百年间,在当时的吐鲁番盆地,相比较于《大日经》、《金刚顶经》等宣扬复杂晦涩密教根本理论的典籍,强调现世及来世利益的陀罗尼类密教典籍更受青睐而易于被广大信众所接受,反映出当地汉传佛教的鲜明特征。（九）《维摩诘经》残卷的大量发现,尤其是鸠摩罗什所译《维摩诘所说经》,表现此经曾在唐代吐鲁番盆地流行一时。高昌回鹘时期,以罗什译本为底本的回鹘文《维摩诘所说经》在当地出土不少,而以此为依据绘制的“维摩诘经变”在伯西哈石窟的密教洞窟第3窟中出现,一方面是此经变画受敦煌佛教艺术影响所致,另一方面,与《维摩诘所说经》所宣扬的以神通教化众生和密教注重神通高度契合不无关系。（十）汉文大藏经在古代吐鲁番的流传,不仅见于历史文献的记载,而且由当地出土的佛经残卷得以确证。藏经的形式既有抄本,也有印本。其中,唐代由中央政府颁赐的依据《大唐内典录·入藏卷》来组织的抄本藏经在当地广为流传直至北宋初年。北宋以后,刻本大藏经的开宝藏、金藏、契丹藏、毗卢藏、崇宁藏及碛砂藏等多个版本均在当地出现,南北中三个大藏经系统汇集,佛教文化之兴盛由此可见一斑。至蒙元时期,高昌回鹘已具备了自行刊印藏经的能力。
官鹏鹏[5]（2016）在《张新之《红楼梦》评点研究》文中认为清代《红楼梦》评点大放异彩,以王希廉、姚燮、张新之为代表的三家汇评本在当时流传最为广泛,三家评本中张新之的评点文字刊印得最为完整,本文以张新之的评点为研究对象。文章主要分析了张新之评点的版本流传情况,摘录张新之《红楼梦》评点文字,通过对评点内容的研究来探析张新之评点的特色,及其渗透在评点中的主要思想,并总结张新之评点的艺术成就,进而系统地阐述张新之评点的价值。
金光辉[6]（2012）在《从体育教科书和专着的立论基础看体育思想的演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体育教科书和体育专着为研究素材,以考查其立论基础为切入点,提炼蕴含其中的体育思想并梳理其相应的演化脉络,通过深入解析各色体育思想,企望对体育其事有更真切的认识。本文的基本立场是坚持以竞技为主导的体育整体观。在考查中小学体育教科书时,我们特别关注当时的体育课程标准或体育教学大纲,因为这些都是编写教科书的指导思想。考查学校体育教科书主要是梳理主流体育教学思想的演化路径,我们将百余年来的学校体育发展历程大概分为军国民主义时期、自然主义时期、政治为纲时期、增强体质时期、健康主导时期等几个主要时段,并分别对当时的教科书进行了细致考查。在考查体育专业教科书之前,我们对体育理论的核心部分进行了仔细分辨,明确了以体育基本理论作为主要考查内容的原则,将其分为体育教学、运动训练、体育思辨等三大领域,每部分所选择的教科书基本涵盖了各个历史时期。最后,对体育操作理论、体育新兴学科教科书作简要概述,认为它们不是体育理论的核心理论。相对教科书的单调,体育专着的思想性更为丰富,因此,接触的体育思想更为多样,选择的余地就相对较大。我们仍主要考查体育教学、运动训练、体育思辨三大领域,再增添了体育史学领域作为必要的补充,分别选取最具代表性的着作加以讨论。由于教科书代表的都是官方主流思想,此次着重考查官学体系之外的,尤其是那些独具思想内涵的学术着作。通过对比可知,体育思想的学术力作不在官学体系,而存于那些独立思考的自由着述之中。对体育思想的演化脉络进行梳理是本文的收尾阶段。在此之前,我们借助李泽厚的实用理性之说,深入地讨论了实用理性这一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及其与中国体育的关系,认为注重实用实际是国人思考体育的基本出发点,这是中国体育的基本特性,而这也恰好是其最大的局限,应尽力避免。我们认为体育是完全超脱实用的形式化竞争,其最高境界在于不断超越。我们梳理体育思想演化的基本思路是,从宏观和具体两大层面,分别对体育思想和体育教学思想、运动训练思想的演化脉络进行归纳整理。体育思想演化的基本图景由本土体育观与西化体育观的不断博弈而构成,体现了中西文化的根本对立。从军国民思潮向自然体育思想的转变时期,经历了军国民体育思潮、自然主义观与国粹体育观的对立等阶段；随政治风云与保健思潮而起伏时期,经历了增强体质思想、普及与提高思想的演变、大体育观与“真义体育”观的对立、人文体育观与人文奥运理念的泛滥等阶段。综观这些主流体育思想不是将体育视为政治工具就是保健手段,要么是小而实、急功近利,要么大而泛、无所不包。而独立于官学之外,既不为政治折腰又不为保健束缚、完全超脱实用的体育思想,非强化体能思想莫属,这种不为任何实利的纯学术思想提出了对体育其事的独特认识,具有明显的“民间之学”特征。体育教学思想的演化路径由体质论和技能论的矛盾运作构成,也是体育思想的对立在教学领域的反映。主流教学思想经历了“技能论长期占优”“体质论后来居上”“健康论强势推进”几个阶段,而独立于主流之外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技术健身论”,依然秉持着不为实用的理念,与强化体能思想具有同样的精神气质。相比体育教学思想,运动训练思想形成时间不长,其演化脉络比较清楚,基本上是固执“一般训练与专项训练相结合”的传统主流训练思想,与主张专项化训练的“一元”训练思想和“相对而现”训练思想之间的对立。相比之下,传统主流训练思想僵化陈旧,而专项化训练思路则更具活力。综观中国体育思想的演化路径,官方意志始终处于主导地位,体育成了达到各种实用诉求的手段。而不受其支配的思想基本都被排除在主流之外,要么被漠视要么被屏蔽。结语部分包括主要结论、主要建议、主要创新、主要局限四部分。主要结论共有三条,第一,实用理性是主流体育思想的文化根源；第二,体育不属于华夏文明固有之文化样式；第三,文化对立是体育思想演化的内在动力。主要建议有,第一,武术与体育、武术与健身不应被混淆；第二,竞技体育与健身体育不应被完全割裂；第三,官方应该广开学术争鸣的风气和平台。本人深知,虽然本研究对体育教科书和专着作了广泛的考查,对体育思想的演化脉络进行了细致地梳理,但由于个人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认识上的局限,文中的某些观点难免会存在争议甚至不妥之处,因此,虚心倾听不同意见,不断完善不足之处将是本人的最大愿望。
徐晓丹[7]（2011）在《小天地中的大世界 ——上海沦陷区《天地》研究》文中提出《天地》1943年10月诞生于上海沦陷区,主编为苏青,是一份以刊载散文为主的文学期刊。它在上海沦陷区存在的近三年时间里,采取远离政治与风月的办刊宗旨,关注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点滴,提倡女子写作,显示出浓厚的女性色彩,对考察沦陷时期上海的文学环境以及普通市民的生存状况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共分四部分展开论述:第一部分是对《天地》进行整体定位并探讨两大创作群体的创作心态。从所刊发文章的内容入手来对刊物定性,从对办刊宗旨的分析入手来探寻刊物的特点,从时人的评论和发行量入手来判断知名度和影响力;对于汪伪官员与落水文人而言,尽管对战败的恐惧和对现实利益的追求使他们走上了“和运之路”,但毕竟大节已亏,内心是非常苦闷矛盾的,不得不自我麻醉,自欺欺人以求得宽慰。对于鬻文为生的自由文人而言,因为大众是他们的“衣食父母”,所以在写文章的时候,不可避免要考虑到大众的口味和喜好,显示出世俗化的创作心态。第二部分联系时代和社会背景介绍《天地》的文章风格。沦陷时期上海时局的不明朗使得文人们不再执着于人生的终极关怀,转而开始关注日常生活,作品呈现出浓郁的凡俗化色彩。在恶劣的言说环境下,人们采用变体的方式去对抗权威、抨击时政、解构现实,又赋予了一些作品诙谐化的特征。沦陷时期将散文作为避开现实、遣愁排忧、附庸风雅的一种写作和生存策略,散文创作主打“清谈”和“忆旧”的闲适风,《天地》作为一本散文刊物,也不例外。第三部分分析了《天地》的女性色彩。一本刊物的编辑出版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编辑者的影响,作为一名接受过“五四”新式教育的女性,《天地》的主编苏青本身就具有浓厚的女性主体意识,因此《天地》是一本有着女性化色彩的刊物,和同时期其他刊物相比,它刊发的女作家的文章是相对较多的。同时,以张爱玲和苏青为首的女作家一方面关注女性生存的困厄之境,深深地替女性悲哀和叹息着;另一方面也对女性自身积习和弱点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这对于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有着非凡的促进意义。第四部分是对《天地》文化功绩的评析,从文人交流平台与文化史料保存两个角度对《天地》的文化功绩进行了挖掘与评述。《天地》只是上海沦陷区众多文学刊物中的一种,本文并无夸大其对上海沦陷区文学的代表性之意,《天地》进入本文研究视野的原因在于,它所处的特殊背景以及刊物性质为上海沦陷区文学研究提供了历史资料和切入平台,这就为还原上海沦陷区文化风貌提供了可能。整体是由部分组成的,正是通过对一个个看似不相干的文学现象的研究,沦陷区文学研究才能得以不断地完善和深入。
樊劲辉,陆薇[8]（2010）在《组态王与Delphi的DDE通信应用》文中提出在污水处理控制系统中,组态王通常用于上位机开发,但在很多情况下,组态王需要与其他应用程序进行数据交换。给出组态王与Delphi进行动态数据交换（DDE）实现实时通信的具体设计方法,从而实现上位机数据处理能力的扩展,解决了单纯通过组态王获取数据途径有限的问题。
戴芳[9]（2010）在《工业化进程对林权制度变迁的影响研究 ——以河北省为例》文中研究表明本项研究的目的在于,在清晰界定林权及林权制度等相关概念的基础上,从工业化进程视角,对建国后林权制度变迁过程进行深入分析,找出影响林权制度安排政策效果的重要因素,总结出林权制度变迁的规律性,并对林权制度变迁的未来政策取向提出建议。为了达成这一目的,主要进行了以下研究并形成了相应研究结论：第一,以产权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为主要理论依据,对林权以及林权制度等相关概念进行清晰界定。形成的研究要点如下：林权是指以森林资源为客体所建立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的一组权利束；林权制度是以林权为依托,在清晰界定林权权利束中各具体权利边界的基础上,将林权所包括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在林权主体之间进行配置,并对各林权主体责、权、利的边界进行清晰界定,以制度形式对形成的林权配置结构予以认可和保护的一系列行为规范的总称。第二,在对工业化进程进行阶段划分的基础上,着重分析河北省处于不同工业化阶段林权制度变迁的动因、特征、林权配置结构及政策效果,总结林权制度变迁的规律性。形成的结论如下：以经济发展阶段理论为理论依据,选取人均GDP、产业结构、就业结构、霍夫曼指数、恩格尔系数和人口城市化率六项指标,运用阶段性阈值法对河北省及福建、浙江、江苏等对比省份的工业化进程进行阶段划分；特定时期的林权制度安排是由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森林资源禀赋、国家意志、历史习惯习俗以及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博弈等诸多因素共同决定的,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林权制度发生变迁,工业化进程对林权制度变迁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但由于各个国家或地区在自然资源禀赋、国家意志、历史习惯习俗、意识形态以及民主程度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导致林权制度变迁呈现出不同的路径依赖；通过对林业投资、造林面积、森林覆盖率、林地面积、木材产量、林业产值等指标的量化比较,以及对农户与集体组织之间、农户与农户之间的博弈分析,评判各阶段林权制度安排的政策效果；工业化进程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决定了林权制度变迁的规律性,逐渐由保障对森林资源单一需求的林权制度安排转变为保障对森林资源多种功能需求的林权制度安排。第三,以委托代理理论等为理论依据,分析了影响林权制度安排政策效果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运用比较分析法对不同林权类型在不同工业化阶段的政策效果进行比较分析。形成的结论如下：林权制度安排政策效果除了受林权制度安排本身的合理性影响之外,还会受到林权制度变迁方式、林权制度安排的完善性、林权制度安排执行的有效性以及林权制度安排受保护的程度和稳定性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各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决定了林权制度安排的政策效果；私有林权制度安排通常适用于以发挥经济功能为主的森林资源,同时需满足林产品市场化程度较高等条件,集体林权制度安排界定给以发挥经济功能为主和以发挥生态功能为主的森林资源皆可,通常情况下,国有林权适宜界定给以发挥生态功能为主的森林资源,或是大面积成片的、其他林权主体难以经营的森林资源。林权类型与工业化阶段之间并不存在着严格的对应关系。第四,以公共物品理论为理论依据,利用Binary 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和交叉列联分析法等计量经济学方法以及博弈论方法对河北省林权制度变迁的未来政策取向进行实证分析。形成的研究要点如下：以经营林地的规模和林业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为标准,运用快速聚类分析法将样本农户进行大户和小户的分类,分别对其进行Binary logistic回归分析,得出结论认为,各因素对大户与小户产生影响的方向和程度有所不同；运用交叉列联分析法对农户进行林种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对政府与农户选择公益林和商品林的博弈过程分别构建博弈模型,得出结论认为,增强农户对获得收益的预期、提高非农收入的比重、降低采伐限额标准以及增加对速生林生态效益补偿有助于激励农户选择经营速生林,在更大程度上推动林业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协调。
李文玉[10]（2009）在《普通高校学报自我形象的传播与实施——以《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为例》文中研究说明高校学报自身形象传播往往受到各种限制,但其传播形式却可能是灵活的。学报可以利用自己的出版、发行优势,结合学术文章的质量提升,通过对自身形象的传播,让读者了解学报,扩大其在学报界、学术界、读者界的影响,树立新的形象。
二、《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第27卷(2004)总目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第27卷(2004)总目次（论文提纲范文）
（1）版本视域下《三国志演义》经典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三国志演义》的经典化 |
| 二 《三国志演义》版本演变 |
| 第一章 嘉靖壬午本:《三国志演义》的文人化 |
| 第一节 “证文辞、通好尚”:嘉靖壬午本的文人化 |
| 第二节 正文内容的历史化 |
| 第三节 “羽翼信史”:《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人化的特点及影响 |
| 小结 |
| 第二章 周曰校刊本《三国志演义》的历史化 |
| 第一节 版本形制上的历史化 |
| 第二节 “按鉴音释”:正文内容的历史化 |
| 小结 |
| 第三章 志传本:《三国志演义》的通俗化 |
| 第一节 “志传”诸本形制特征及通俗化表现 |
| 第二节 “志传”诸本正文内容的通俗化表现 |
| 小结 |
| 第四章 李卓吾评本:《三国志演义》的学术化 |
| 第一节 李卓吾评本前的《三国志演义》批评 |
| 第二节 李卓吾评本及其对《三国志演义》的批评 |
| 第三节 “人各一是非”:《三国志演义》学术化特色及意义 |
| 小结 |
| 第五章 毛评本:《三国志演义》经典文本的确立 |
| 第一节 “雅俗共赏”:毛评本对《三国志演义》文体风格的修订 |
| 第二节 情节的修订 |
| 第三节 毛评本的评点思想及意义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一)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 |
（2）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内容 |
| 第二节 研究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价值 |
| 第一章 媒介生态:透视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一个维度 |
| 第一节 “媒介生态”关键词解读 |
| 第二节 从媒介生态视角研究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可行性 |
| 第三节 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研究的媒介生态内涵 |
| 第二章 文化媒介生态主导下文学语言的文白转变(1887年—20世纪20年代) |
| 第一节 晚清白话文运动与与中国文学书面语言改革 |
| 一、晚清思想启蒙运动与文学语言改革 |
| 二、晚清文言白话化进程 |
| 三、晚清白话报与白话文小说的兴起 |
| 第二节 五四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与文学语言变革 |
| 一、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现代报刊业的发展 |
| 二、五四白话文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话语建构 |
| 三、国语运动与民族语言统一实践 |
| 第三章 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文学语言通俗化进程(20世纪30年代——1976年) |
| 第一节 “新文言”与语言大众化之间的矛盾 |
| 一、现代白话规范建构初期的文学语言乱象 |
| 二、文学语言的阶级属性与大众接受困境 |
| 第二节 “文艺大众化”讨论与“大众语”理论建构 |
| 一、“大众语”——一种新的文学语言形态 |
| 二、“大众语”的建构路径 |
| 第三节 “民族形式”论争语境下的文学语言问题 |
| 一、时代政治变革与近代以来中国文学语言嬗变 |
| 二、五四新文学语言与“民族形式”建设 |
| 三、民间语言与“民族形式”建设 |
| 四、“民族形式”与文学语言的民族书写 |
| 第四节 文学语言大众化与农村新通俗小说创作 |
| 一、文学语言大众化与农村新通俗小说的流行 |
| 二、新通俗问题小说与“赵树理现象” |
| 三、新通俗抒情小说与“荷花淀派” |
| 第五节 “二为方针”与文学话语的政治言说 |
| 一、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的文艺建设导向 |
| 二、“二为方针”与文学话语的工农兵方向 |
| 三、“文化大革命”——文学话语的极左化运动 |
| 第四章 经济媒介生态渐变下文学语言的多语混成(1978年——20世纪末) |
| 第一节 新时期政治媒介生态宽松下的“话语解放” |
| 一、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 |
| 二、关于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的讨论 |
| 三、第四次“文代会”与文艺发展的新导向 |
| 第二节 多元文学格局与文学语言的多样化 |
| 一、政治话语与主流文学语言的导向性 |
| 二、精英文学与文学语言雅化 |
| 三、大众文学与文学语言通俗化 |
| 第五章 技术媒介生态主导下新世纪文学语言变革与展望 |
| 第一节 新媒介革命与新世纪文学格局调整 |
| 第二节 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图像化转向 |
| 一、文学语言图像化的可能性 |
| 二、文学语言:“文字的没落”到“图像化转向” |
| 第三节 类型小说与文学语言的类型化 |
| 一、新世纪文学语境与网络类型小说的兴起 |
| 二、网络类型小说与小说语言的类型化 |
| 第四节 “跨文体”写作与多种文学语言的并用 |
| 一、“跨文体”理论及写作现象 |
| 二、多种文学语言的混用 |
| 第五节 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其他特征 |
| 第六章 余论 |
| 第一节 受众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的动态演变 |
| 第二节 其他媒介生态对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闼及答辩情况表 |
（3）老舍文集的选编出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文集选编 |
| 二、作家文集选编出版的研究现状 |
| 三、课题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意义与价值 |
| 第一章 老舍文集的选编出版情况概述 |
| 第一节 万象版“现代创作文库”本《老舍选集》 |
| 第二节 春明版“现代作家文丛”本《老舍文集》 |
| 第三节 开明版“新文学选集”本《老舍选集》 |
| 第四节 人民文学版《老舍文集》与《老舍全集》 |
| 一、1980年版《老舍文集》 |
| 二、1999年版《老舍全集》 |
| 三、2013年版《老舍全集》(修订版) |
| 第二章 老舍文集选编出版的运作机制 |
| 第一节 作家自我推介 |
| 第二节 出版机构牟利 |
| 第三节 文化体制规划 |
| 一、组织化的运作方式 |
| 二、序言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
| 第三章 老舍文集选编出版的建构功能 |
| 第一节 文集出版与作品经典化的建构 |
| 一、作家的筛选 |
| 二、读者的肯定 |
| 第二节 文集出版与老舍形象的建构 |
| 一、“幽默作家” |
| 二、“人民艺术家” |
| 三、“语言艺术大师”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作者硕士阶段科研、获奖情况一览表 |
（4）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佛教文书相关问题研究 ——以1980-1981年出土文书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吐鲁番汉文佛教文献的发现、收藏及研究回顾 |
| 一、吐鲁番汉文佛教文献的发现 |
| 二、吐鲁番汉文佛教文献的收藏概况 |
| 三、吐鲁番汉文佛教文献的研究回顾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佛教文书的外观研究 |
| 第一节 文书纸张及抄写、刻印的样式 |
| 一、文书的纸张 |
| 二、抄写、刻印样式 |
| 第二节 写经书法艺术 |
| 一、十六国时期 |
| 二、高昌国时期 |
| 三、唐代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二章 佛教护国经典与麹氏高昌王国的政治 |
| 第一节 出土文书的概况 |
| 第二节 新发现旅顺博物馆所藏两件高昌王麹乾固供养写经 |
| 一、高昌的抄经概况 |
| 二、旅顺博物馆新发现的高昌王麴乾固的供养写经 |
| 第三节 麹氏高昌王族抄经供养动机补论 |
| 一、麹氏王国的政治困局 |
| 二、麹氏高昌王族抄经供养动机补论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三章 《金刚经》文书及相关信仰在古代吐鲁番的流行 |
| 第一节 出土文书的概况 |
| 第二节 《金刚经》概况 |
| 一、《金刚经》的主要版本 |
| 二、《金刚经》的主要内容 |
| 第三节 《金刚经》在高昌（唐西州）的流传 |
| 第四节 罗什译本流行原因蠡测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四章《弥勒上生经》文书与古代吐鲁番地区“弥勒净土”信仰 |
| 第一节 出土文书概况 |
| 第二节 弥勒净土思想的产生 |
| 第三节 弥勒上生信仰在古代吐鲁番的流传 |
| 一、早期的弥勒上生信仰 |
| 二、唐代西州时期的弥勒上生信仰 |
| 三、高昌回鹘王国的弥勒上生信仰概观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五章《观无量寿佛经》文书与西域“西方净土”思想的流传——以高昌和龟兹为中心 |
| 第一节 出土文书概况 |
| 第二节 西方净土信仰的产生及其在西域的流传 |
| 一、西方净土信仰的产生 |
| 二、西方净土思想在西域的流传 |
| 第三节 从西方净土变看唐代长安佛教文化对西域的影响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六章 《妙法莲华经》的盛行与鸠摩罗什的译经技法 |
| 第一节 出土文书的概况 |
| 第二节 《妙法莲华经》的内容及其传译 |
| 第三节 由《妙法莲华经》管窥鸠摩罗什的译经技巧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七章 《贤愚经》文书及吐峪沟石窟相关壁画的解读 |
| 第一节 出土文书的概况 |
| 第二节 《贤愚经》概况 |
| 一、《贤愚经》的产生及其内容 |
| 二、龟兹石窟中的《贤愚经》故事画 |
| 三、《贤愚经》在河西早期流传略述 |
| 第三节 吐峪沟石窟壁画中《贤愚经》故事画的解读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八章 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密教典籍文书述论 |
| 第一节 出土文书概况 |
| 第二节 出土密教文书的分类及内容述略 |
| 一、出土密教文书的分类 |
| 二、出土密教文书内容述略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九章 《维摩诘经》文书与伯西哈石窟《维摩诘经变》壁画 |
| 第一节 出土文书概况 |
| 第二节 《维摩诘经》主要内容及其传译概况 |
| 一、《维摩诘经》的主要内容 |
| 二、《维摩诘经》的传译概况 |
| 第三节 吐鲁番伯西哈石窟中的“维摩变”壁画再探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十章 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佛教文书与汉文《大藏经》 |
| 第一节 佛教三藏典籍的汇辑、汉译与汉文写本《大藏经》 |
| 第二节 汉文刻本《大藏经》概况 |
| 第三节 汉文《大藏经》在西域的流传 |
| 一、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提供的线索 |
| 二、佛经目录的发现 |
| 第四节 出土文书中《大藏经》系统残卷的再发现 |
| 一、出土抄经残片概况 |
| 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作为抄本藏经的功用探析 |
| 三、刻本《大藏经》残卷的新发现 |
| 第五节 小结 |
| 结论 |
| 一、总结 |
| 二、本文研究的局限和不足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张新之《红楼梦》评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一、目前学术界对张新之生平的研究现状 |
| 二、对张新之评点的研究 |
| 三、本文选题的意义 |
| 第一章 张新之《红楼梦》评点活动与评点本的传播 |
| 第一节 张新之生平 |
| 一、张新之生平么相关记载 |
| 二、张新之不是仝卜年 |
| 三、张新之评点《红楼梦》的过程 |
| 四、张新之的性格 |
| 第二节 张新之所处的时代背景、学术氛围 |
| 一、文字狱依然严酷文人倾向研习经学 |
| 二、《红楼梦》被视为“淫书”遭禁毁 |
| 第三节 张新之《红楼梦》评点版本概况 |
| 一、张新之评点单行本情况介绍 |
| 二、张新之、姚燮、王希廉三家汇评本版本介绍 |
| 三、研究所依据的版本 |
| 四、文本特点 |
| 五、传播概况 |
| 第二章 易理化批评——张新之《红楼梦》评点的特色 |
| 第一节 爻辞卦象多重指向 |
| 一、起于《坤》卦 |
| 二、藏于《复》卦——来复之机——北静王、贾兰、巧姐 |
| 三、经由《泰》卦至《乾》卦——玄机暗藏——四春 |
| 四、《姤》卦及其他 |
| 第二节 数字组合生发妙义 |
| 一、加法：三四得七,为巧 |
| 二、减法：十去三得七,去巧 |
| 三、乘法：八九七十二,地数一终 |
| 第三节 五行生克暗示结局 |
| 一、主宾关系 |
| 二、相克关系 |
| 第三章 张新之《红楼梦》评点的价值 |
| 第一节 张新之《红楼梦》评点的思想价值 |
| 一、用儒家思想揭示《红楼梦》主旨 |
| 二、心性说与三教合一 |
| 三、对“情”的规训 |
| 第二节 张新之《红楼梦》评点中的艺术价值 |
| 一、笔法论 |
| 二、画论 |
| 三、人物论 |
| 四、章法论 |
| 五、结构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索引 |
| 个人简历 |
（6）从体育教科书和专着的立论基础看体育思想的演化（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3 相关研究的综述 |
| 1.4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 中小学体育教科书之立论基础考查 |
| 2.1 基本思想辨析 |
| 2.2 军国民主义时期 |
| 2.3 自然主义时期 |
| 2.4 政治为纲时期 |
| 2.5 增强体质时期 |
| 2.6 健康主导时期 |
| 2.7 小结 |
| 3. 体育专业教科书之立论基础考查 |
| 3.1 体育基本理论的分辨 |
| 3.2 体育专业教育的演进 |
| 3.3 体育基本理论教科书 |
| 3.4 体育操作理论教科书 |
| 3.5 体育新兴理论教科书 |
| 3.6 小结 |
| 4. 体育专着之立论基础考查 |
| 4.1 体育专着出版概况 |
| 4.2 体育教学理论专着 |
| 4.3 运动训练理论专着 |
| 4.4 体育思辨理论专着 |
| 4.5 体育史学类专着 |
| 4.6 小结 |
| 5. 中国体育的文化根源所在 |
| 5.1 中国体育是实用体育 |
| 5.2 实用体育的现实写照 |
| 5.3 体育精神境界的体悟 |
| 5.4 体育内外利益的分辨 |
| 5.5 小结 |
| 6. 体育思想演化脉络的梳理 |
| 6.1 体育思辨思想的演化 |
| 6.2 体育教学思想的演化 |
| 6.3 运动训练思想的演化 |
| 6.4 小结 |
| 7. 结语 |
| 7.1 主要结论 |
| 7.2 主要建议 |
| 7.3 主要创新 |
| 7.4 主要局限 |
| 参考文献 |
| 后记一 |
| 后记二 |
（7）小天地中的大世界 ——上海沦陷区《天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1 《天地》的刊物概况 |
| 1.1 《天地》的基本面貌 |
| 1.1.1 刊物性质 |
| 1.1.2 办刊宗旨 |
| 1.1.3 知名度和影响力 |
| 1.2 《天地》的作家心态 |
| 1.2.1 汪伪官员与落水文人：难以言明的变节者心态 |
| 1.2.2 鬻文为生的自由文人：醉心日常的世俗化心态 |
| 2 《天地》的文章风格 |
| 2.1 “凡俗化”与“诙谐化” |
| 2.1.1 “凡俗化”——游离政治，贴近现实 |
| 2.1.2 “诙谐化”——透视社会，寓庄于谐 |
| 2.2 “清谈风”与“忆旧热” |
| 2.2.1 “清谈风”——埋头书斋，说古道今 |
| 2.2.2 “忆旧热”——追怀往事，遣愁排忧 |
| 3 《天地》的女性色彩 |
| 3.1 自由的女性创作天地 |
| 3.1.1 开放性的女性文学创作平台 |
| 3.1.2 私人化的女性文学创作内容 |
| 3.2 蓬勃的女性主体意识 |
| 3.2.1 关注女性生存的困厄之境 |
| 3.2.2 审视女性灵魂的丑陋之相 |
| 4 《天地》的文化实绩 |
| 4.1 文人之间交流的平台 |
| 4.2 废墟之中保留的声音 |
| 4.2.1 《天地》的文学史意义 |
| 4.2.2 《天地》的史料学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 |
（8）组态王与Delphi的DDE通信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 1 组态王与Delphi简介 |
| 2 组态王的DDE功能 |
| 2.1 组态王作为DDE客户端 |
| 2.2 组态王作为服务器端 |
| 3 应用实例 |
| 3.1 发送端Delphi应用程序实现 |
| 3.2接收端Delphi应用程序实现 |
| 4结语 |
（9）工业化进程对林权制度变迁的影响研究 ——以河北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1.3 研究目的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价与比较 |
| 1.3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点 |
| 2 主要理论依据及概念界定 |
| 2.1 产权和制度变迁理论 |
| 2.1.1 产权 |
| 2.1.2 产权制度 |
| 2.1.3 产权制度变迁 |
| 2.2 林权和林权制度变迁 |
| 2.2.1 林权 |
| 2.2.2 林权制度 |
| 2.2.3 林权制度变迁 |
| 3 工业化进程的阶段划分 |
| 3.1 工业化概述 |
| 3.2 工业化进程的判定 |
| 3.2.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3.2.2 评价指标体系的计算 |
| 3.3 河北省工业化进程阶段划分 |
| 3.4 改革开放后各省(市)工业化进程比较 |
| 3.4.1 对比省(市)的选取 |
| 3.4.2 各省(市)工业化进程的比较 |
| 4 前工业化阶段建国初期的林权制度变迁 |
| 4.1 建国初期河北省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 |
| 4.1.1 经济发展的资源限制 |
| 4.1.2 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型和低级化 |
| 4.1.3 农业占据主导地位 |
| 4.2 建国初期对森林资源需求的特征 |
| 4.3 地主私有转变为农户私有的动因分析 |
| 4.3.1 农民对森林资源的诉求 |
| 4.3.2 政府对农民利益的保护 |
| 4.3.3 私有林权的路径依赖 |
| 4.3.4 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博弈 |
| 4.4 建国初期林权制度安排的基本特征 |
| 4.4.1 林权制度安排依附于土地制度安排 |
| 4.4.2 对农户私有林权最大限度的保护 |
| 4.4.3 规模大小决定林权类型 |
| 4.4.4 积极鼓励植树造林 |
| 4.4.5 林地产权与林木产权相统一 |
| 4.4.6 林权各具体权利分割性较弱 |
| 4.5 对不同林权类型配置结构的分析 |
| 4.5.1 单一林权主体的权利配置结构 |
| 4.5.2 多个林权主体的权利配置结构 |
| 4.6 农户私有林权制度安排的政策效果评价 |
| 4.6.1 林业投资不断增加 |
| 4.6.2 毁林行为日益突出 |
| 4.6.3 造林面积不断增加 |
| 4.6.4 森林面积有所增加 |
| 4.6.5 林业产值有所提高 |
| 4.7 本章小结 |
| 5 工业化初期的林权制度变迁 |
| 5.1 工业化初期河北省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 |
| 5.1.1 工业逐渐取代农业成为主导产业 |
| 5.1.2 经济快速增长与间歇性后退相伴而生 |
| 5.1.3 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型和强破坏性 |
| 5.1.4 城市化进程缓慢推进 |
| 5.2 工业化初期对森林资源需求的特征 |
| 5.3 私有林权向集体林权的转变 |
| 5.3.1 导致林权集体化的动因分析 |
| 5.3.2 林权集体化程度逐渐增强的变迁过程 |
| 5.3.3 集体林权制度安排的基本特征 |
| 5.3.4 对不同林权类型配置结构的分析 |
| 5.3.5 集体林权制度安排的政策效果评价 |
| 5.4 集体林权形式下的国有林权 |
| 5.4.1 林权国有化程度增强的动因分析 |
| 5.4.2 集体林权形式下的国有林权制度安排的基本特征 |
| 5.4.3 集体林权形式下的国有林权制度安排的政策效果评价 |
| 5.5 林权集体化程度弱化阶段 |
| 5.5.1 林权集体化程度减弱的动因分析 |
| 5.5.2 权力下放后集体林权制度安排的基本特征 |
| 5.5.3 对不同林权类型配置结构的分析 |
| 5.5.4 权力下放后集体林权制度安排的政策效果评价 |
| 5.6 林权私有化程度增强阶段 |
| 5.6.1 林权私有化程度增强的动因分析 |
| 5.6.2 私有化程度增强的林权制度安排的基本特征 |
| 5.6.3 对不同林权类型配置结构的分析 |
| 5.6.4 私有化程度增强的林权制度安排的政策效果评价 |
| 5.7 本章小结 |
| 6 工业化中期的林权制度变迁 |
| 6.1 工业化中期河北省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 |
| 6.1.1 经济增长方式的集约型和高级化 |
| 6.1.2 工业的主导地位不断增强 |
| 6.1.3 人们对改善生态状况的需求不断增加 |
| 6.1.4 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 |
| 6.2 工业化中期对森林资源多种功能的需求 |
| 6.3 工业化中期林权制度变迁的动因分析 |
| 6.3.1 林产品市场化程度增强 |
| 6.3.2 要素和林产品相对价格变化 |
| 6.3.3 森林资源的稀缺性进一步增强 |
| 6.3.4 农户对森林资源经济价值的需求不断增加 |
| 6.4 林权私有化程度不断增强的过程 |
| 6.5 工业化中期林权制度安排的基本特征 |
| 6.5.1 对森林资源多功能的关注程度逐渐增加 |
| 6.5.2 更加注重林种与林权之间的关系 |
| 6.5.3 林权客体和权利的分离与整合 |
| 6.5.4 更加注重配套措施的完善 |
| 6.5.5 林权下放形式多样化 |
| 6.6 工业化中期林权制度安排的政策效果评价 |
| 6.6.1 造林面积呈波动式变化 |
| 6.6.2 木材产量呈波动式变化 |
| 6.6.3 森林资源存量大幅增加 |
| 6.6.4 林业产值波动式变化 |
| 6.6.5 林业投资快速增长且投资主体多元化 |
| 6.7 本章小结 |
| 7 林权制度变迁路径依赖及政策效果比较 |
| 7.1 河北省林权制度变迁路径依赖 |
| 7.2 林权制度安排政策效果的比较 |
| 7.2.1 林权制度安排政策效果的影响因素 |
| 7.2.2 私有林权制度安排政策效果的比较 |
| 7.2.3 集体林权制度安排政策效果的比较 |
| 7.2.4 国有林权制度安排政策效果的比较 |
| 7.3 本章小结 |
| 8 河北省未来工业化进程对林权配套措施的影响 |
| 8.1 未来工业化进程对森林资源的需求特征 |
| 8.2 对河北省农户合作意愿的分析 |
| 8.2.1 农户进行合作需满足的条件 |
| 8.2.2 对问卷的统计分析 |
| 8.2.3 logistic回归分析 |
| 8.2.4 大户与小户之间的博弈分析 |
| 8.3 对不同林种进行补偿的分析 |
| 8.3.1 农户经营林种的现状及影响 |
| 8.3.2 农户选择林种的影响因素分析 |
| 8.3.3 政府与农户之间就林种选择问题的博弈 |
| 8.4 本章小结 |
| 9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作者简历 |
| 致谢 |
| 发表论文 |
（10）普通高校学报自我形象的传播与实施——以《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一 学报自身形象传播的内容与形式 |
| 二 个案分析——以《河南教育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为例 |
| 三 应注意的问题 |
四、《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第27卷(2004)总目次（论文参考文献）
- [1]版本视域下《三国志演义》经典化研究[D]. 黄小菊.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8)
- [2]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D]. 郑晓锋. 山东大学, 2020(09)
- [3]老舍文集的选编出版研究[D]. 章佩. 安徽师范大学, 2018(01)
- [4]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佛教文书相关问题研究 ——以1980-1981年出土文书为中心[D]. 彭杰. 兰州大学, 2016(11)
- [5]张新之《红楼梦》评点研究[D]. 官鹏鹏. 福建师范大学, 2016(05)
- [6]从体育教科书和专着的立论基础看体育思想的演化[D]. 金光辉. 华东师范大学, 2012(03)
- [7]小天地中的大世界 ——上海沦陷区《天地》研究[D]. 徐晓丹. 江西师范大学, 2011(04)
- [8]组态王与Delphi的DDE通信应用[J]. 樊劲辉,陆薇. 河北工业科技, 2010(06)
- [9]工业化进程对林权制度变迁的影响研究 ——以河北省为例[D]. 戴芳. 河北农业大学, 2010(10)
- [10]普通高校学报自我形象的传播与实施——以《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为例[J]. 李文玉. 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01)
标签：文学论文; 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媒介策略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