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京地区造纸史学术会议召开（论文文献综述）
任珈莹[1]（2021）在《中国古代印刷技术及其世界影响探究》文中认为沧海桑田人文变迁,我国如今已位列世界之巅,还记得曾经辉煌岁月的中国,名震八方光辉万丈的文明发源地,诞生了如同神来之笔的指南针技术、造纸术、火药和印刷技术的东方大地,一下子打开了全世界通往新天地的大门,中国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引领了过去几千年的技术文化过渡到新时期,也将世界文明的发展推到一个巅峰。马克思之前这样表述:火药、指南计、印刷术——三大技术象征着资产阶级社会悄然来袭。火药的爆炸来袭十分震撼,指南针引领了无数航海家畅游天地,寻找新大陆,造纸术与印刷术强强联合废了竹简,淘了羊皮,为新的教育事业增砖添瓦。而本文重点研究的印刷术更是四大发明之中科技含量较高的,印刷术已然成为了快速高效的代名词,在我国传统文化领域内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推动世界历史转轮向前的强大动力。欧洲大陆国家则是最先受到印刷术的洗礼的。印刷术像是一个载体,能够将文化的果实盛满己身,把我们的强大文化带到世界每个角落,这之中当属欧洲板块地区的国家受益良多,当然在那个时候被中国技术所引领的地方绝不局限于此。欧洲和中国的往来颇为频繁,印刷术自然是其中交流的重头戏,很快欧洲雕板印刷术就问世了,但是对于活字印刷术欧洲久久没有摸出门道,一直到15世纪德国金匠约翰内斯·古腾堡发明铅活字印刷,欧洲地区才逐渐拥有了活字印刷术的技术,并为后期欧洲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和宗教改革都产生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也为欧洲不久后的强势崛起作了铺垫。
王秀丽[2]（2019）在《陕南油纸伞历史文化与传统制作工艺复原研究》文中指出器物文化,既是物质文化,又是生活方式或传统精神的物化形态。器物不能只被简单地看成是一种物质,每件器物的身上都蕴藏着与之相连的当时的政治制度、科技水平、文化心理、审美趣味等诸多内涵。陕西南部地区传统油纸伞的历史和文化研究,对于梳理二十世纪二十至八十年代陕南手工业的发展起落、工匠群体的身份演化以及所属社会环境的历史变迁具有重要意义。陕南油纸伞传统制作材料和工艺的可视化复原,能够留存油纸伞传统制作工艺遗产,弥缝即将断裂的陕南地域文化记忆,重建历史、回忆与传承之间的联系,达成“传统”与“现代”的和解。整体来看,本研究以陕南传统油纸伞为研究本体,通过田野考察、档案追踪、伞匠访谈和工艺再造等多种研究路径,致力于三大层面,即理论层面、历史层面和工艺层面的探讨与分析。研究内容主要涉及理论层面的文化人类学、艺术社会学的理论指引;历史层面的陕南油纸伞的空间分布、匠人主体、行业组织、档案记忆、报纸记忆、商标记忆等纵向时间维度和横向地域维度的历史钩沉;工艺层面的材料再造、工艺复原、技术原理、工艺传承、文化记忆、工匠精神等形而下之“器”和形而上之“道”的复原与重建,旨在勾勒陕南地区传统油纸伞的生产和发展格局,复原并留存陕南油纸伞传统制作工艺,最终形成以“理论纲领”为导引,以“历史和社会”为基础,以“工艺复原”为核心,以“传承发展”为旨归的研究脉络。具体内容按章节分述如下:第一章即绪论。此部分在呈现陕南油纸伞濒临失传、无人抢救、研究缺位的基础上提出研究需要解决的三大难题:一是“史沉”,陕南油纸伞的发展历史碎片化,并趋于消亡化;二是“工陨”,陕南油纸伞的制作工匠陆续离世,文化记忆难以留存:三是“材逝技凋”,陕南油纸伞的制作材料与手作技艺失传,工艺复原困难重重。这三大难题同时也是本研究需要完成的核心任务。第二、第三和第四章是研究的主体,分别从陕南油纸伞的历史追踪、社会记忆和工艺复原三大部分展开论述。其中第二章在概述油纸伞历史流变和陕南油纸伞生产的空间分布的基础上,以有代表性的陕南地区安康市汉阴县油纸伞业为研究个案,重点从油纸伞在此地的源起、发展和雨伞社的兴衰历程展现特定历史条件下,以油纸伞为代表的陕南手工业匠人体系、行业组织等生产、传习方式变迁。第三章借助地方档案中油纸伞的生产、销售资料及其它历史文献,对其商贸景象进行区域对比,并在此基础上得出手工业的盛衰升降与区域地理位置及经济发展水平休戚相关的结论,反映了手工业生产的不平衡和多元特性。第四章以第二章和第三章为研究背景,重点从实践层面进行陕南传统油纸伞制作材料和制作工艺的可视化复原。制伞材料因工艺生发环境的变迁和工匠的离世等诸多原因,在陕南地区已难以再觅,它地寻访、多点支撑成为解决困难的有效途径。在具体执行上,笔者跟随伞匠学习制作技术,以获得隐性经验知识,并在此基础上创作白描图稿,通过可视化展现和解析制作工序、原理,将既往不易于流传的隐性经验知识“显性化”,为陕南传统油纸伞的制作工艺留存示范性图像“秘籍”,以挽救这项濒临失传的手工制作技艺。第五章是研究的结论部分,主要讨论陕南油纸伞文化及工艺复原的当代价值。陕南油纸伞所属的地方手工业文化体系已经出现“失忆症”,导致文化链条断裂,使我们正在越来越快地跌入一个不可逆转地“死去了的过去”之中。记忆危机伴随而来的文化危机和历史危机正发生于陕南油纸伞这个个案之中,但时间和历史性的强流卷走的远不止陕南油纸伞这一例。历史见证者的经验记忆需要转化成流传后世的文化记忆。文化记忆的续存与传承不能仅停留在“记录”层面上,也不能仅站在时间的某一历史刻度上去讨论其曾经的存在状态。探索如何使其成为植根于当代社会生活的文化形态,才是真正的薪火相传。通过研究,笔者认为:（1）社会变迁的身影并非仅在“大处”体现,器物再小,同样能够见证社会跳动的脉搏并与其同步兴衰。陕南油纸伞的发展历史亦是一部社会的变迁史。油纸伞作为一个微观媒介,能够镜像出我国手工业生产和工匠文化的诸多历史风貌。（2）器物的存在自有其存在的空间“适宜性”。但当此“适宜的”空间不再,器物亦将被迫下线。陕南传统油纸伞的源起是历史上移民文化“在地化”的产物,其当下濒临失传的困境亦是由不断前进的时代引发的新一轮文化变迁浪潮所致。（3）工匠是使“器”成“器”的创造者和赋“器”生命的源头。随着老工匠的离世,陕南活生生的油纸伞记忆面临消失的危险,现在和过去的脱节也将最终导致记忆的危机和文化的断层,为失去历史声音的人“树碑立传”成为当务之急。（4）现代社会迫切需要“工匠精神”。从严格的制伞规范和质量标准中体现出的精益求精、以用为上、恪守规范的工匠精神在现代浮躁的、“娱乐至死”的社会世相下显得如此珍贵,值得现代人学习。（5）传统手工技艺的断流与现代转型之痛并非陕南油纸伞这一例。“滑铁卢”境遇下更应冷静思考传统手工技艺和我国文化遗产的现实出路。
宋泉[3]（2017）在《文化供应社及其抗战文化传播研究（1939-1945）》文中研究指明地方出版史,尤其是历史上影响全局的出版中心,是出版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文化城”作为大后方的出版重镇,云集了众多的出版文化人、产生了大量的出版机构、出版了洋洋大观的战时读物,形成了“独特的历史现象”。“文化城”中的文化供应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化供应社”或“文供社”）,诞生于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1939年,在短短的两年间,它逆势而生,迅速成长为桂林“文化城”最大的出版企业,与国际新闻社和救亡日报社并称为“三大进步团体”,对国统区抗战文化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传播媒介组织的文化供应社,在抗战出版史上有着独特的“地方性”、“政治性”和“进步性”的特征,对抗战时期出版传播活动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由于出版史学界尚没有关于地方出版机构文化供应社的专门研究,传播学界对于非常态环境下的媒介组织也鲜有论述,本文探索性地以抗战时期的文化供应社作为研究对象,提出了“为什么文化供应社能够在非常态社会环境下逆势发展”和“文化供应社是如何开展抗战文化传播活动的”问题,并通过对史料的爬梳、整理和数理分析解决这一疑问,为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抛砖引玉。基于出版活动的文化传播特性,本文以传播学的视角切入出版史的个案,借助传播学者拉斯韦尔的“5W”理论,构建文化供应社的分析框架,并从文化供应社诞生的媒介生态环境出发,对其组织管理模式、出版同人群体、传播的信息内容以及传播对象和传播效果五个方面深入剖析,洞察文供社在非常态社会环境下的媒介生存和传播活动。一定媒介组织的诞生和发展是与社会系统的变化紧密相连的。本文首先从抗战的社会背景及桂林“文化城”的特殊环境入手,考察了文化供应社诞生的社会生态系统。在战争年代,民族矛盾激化、政治局势动荡、意识形态斗争激烈、出版机构大规模西迁,相对稳定的传播生态系统被打破。而这一时期的桂林,凭借独特的地缘优势、新桂系开明的政治姿态,以及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实施,成为出版事业的再生之地。文化供应社便是在统一战线指导下,由新桂系民主人士与进步文化人共同建立的具有广西地方“官办”性质的特殊出版机构。在企业组织制度和人事构成上,文化供应社做到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桂系与中共之间的策略性平衡。以“股份制”为企业组织制度的文化供应社,在股东构成上体现了新桂系力量与进步文化人之间的融合,以新桂系官方的资本支持和进步文化人的智力支持,共同支撑了文化供应社在地方文化事业上的迅速发展。股份公司的管理制度甚至成为了文供社拒绝中央恶意“收编”的重要托辞。在人事构成上,文化供应社的管理层李任仁、陈劭先、万仲文等是国民党民主人士,编辑出版部门的核心成员胡愈之、邵荃麟、宋云彬等是中共领导下的进步文化人。他们联合了广大知名的作家,求同存异、互相合作,体现了文供社在统一战线指导下的包容性与进步性。文化供应社的出版物体现了抗战时期文化传播“大众化”的特点。“大众化”不仅是战争年代社会大众对抗战文化普及的迫切需求,也是媒介组织在面临巨大民族矛盾之时的自觉意识。文化供应社的编辑出版活动在胡愈之的主持之下,大规模地开展了通俗读物的生产与传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文化室图书”,该丛书不仅通过建立村街文化室实现了大众文化在空间上的布局,还通过连续出版物《新道理》实现了战时信息时间上的延展与更新。青少年文艺、社科类图书的出版也是文供社出版物重要的组成部分。“少年文库”、“青年文库”、“文学创作丛刊”等丛书,以及《新水浒》、《鲁迅语录》等书籍的畅销与普及,促进了进步文学作品在青少年群体中的传播。同时,文化供应社创办了《文化杂志》,倡导自由、批判的学术思想,树立严谨、理性的文化品格,引导了桂林“文化城”的文化建设;此外,还与广西地方文教组织进行合作,出版了《干部政策》、“国民教育丛书”等图书,服务于地方文化和教育事业,成为桂林“文化城”出版业的生力军。在书籍传播的工作上,文化供应社不仅积极拓展和建立渠道,还通过门市、批发、邮购和流动发行等发行方式将图书输送到读者手中。即使是物资匮乏、经济萧条的抗战年代,文供社也没有忽视对企业品牌的塑造和对出版物的营销,从《大公报》（桂林版）的“文化供应社书报联合广告”中就可窥视桂林“文化城”活跃的出版生态和文供社强大的营销能力。为了将进步的抗战文化更广泛地传播到受众之中,文供社开展了多种宣传方式,还加入“新出版业联合总处”为进步出版业争夺“话语权”。在文供社出版同人的共同努力下,其出版活动取得了显着的传播效果。不断再版的出版物体现了文供社在出版传播上“量”的积累,受众信件的反馈也体现了文供社出版物“质”的保证。此外,文化供应社对进步文化人的保护与转移,在抗战文化低潮时期的坚守与创造,都对桂林“文化城”文化运动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文化供应社发展历史的总结与反思,也是为改革路上的出版机构提供历史的镜鉴。抗战文化的构成不是单一性的,抗战文化的传播也非简单通达的,只有在宏观的历史视野下洞察个案,才能找出文化传播的内在动力和历史逻辑。文化供应社作为抗战时期地方性的出版机构,是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产物,也是抗战出版文化的一个横切面,为我们展示了非常态社会环境下一种成功的出版模式。尽管文供社在战争的硝烟中仅走过了 15年的艰难历程,但其轰轰烈烈的文化传播活动在历史的天空中也留下了光照的痕迹。
陈春兰[4]（2016）在《印刷与革命—中共领导下的印刷事业研究（1921-1945）》文中提出印刷术作为文化的物质承载体和传播工具,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和传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印刷术起源于中国,但近代新式印刷术却是在欧洲产生的。而且随着近代西方新式印刷术的输入,中国传统印刷术也逐渐发生了嬗变和转化。印刷技术的提升促进了印刷效率的提高,印刷品数量的剧增,使得各种新思想与主张能迅速传播,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印刷术在和平发展时期是文化传播和交流的工具,在战争时期也对战局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中共自成立之初,就十分注重利用宣传来作为思想武器。中共印刷事业的建立不仅表现在对印刷机械和原料的购置以及对印刷职工的争取与培养上,还在于建立和完善由党领导的印刷宣传体系。自1921年中共建立至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期间,中共的印刷业一直是在比较严峻恶劣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不论是初期的“地下”印刷所,还是后期的根据地印刷业,中共的印刷事业一直存在原料、设备、专业人才的缺乏等问题,同时还受到敌对势力的压制与破坏。中共的印刷业与当时资本主义印刷有着本质的不同,其主要目的是为中共革命进程进行宣传而服务的,而不是以盈利为出发点。之前的学者多关注于印刷技术史或将印刷置于出版的一个环节进行研究,或专注于国民政府方面的印刷以及文化政策,本文也注意到了国民政府自身的印刷宣传网络的建设,以及日本在中国印刷事业的投资和战争时期的统制,并将中共、国民党、日本几个政权的印刷事业置于一个相同的平面进行比较,关注到了中共领导下的革命印刷发展过程中对于技术转化的尝试,以展现革命与印刷之间的互动及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博弈过程。本文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中共印刷事业的发展状况进行研究,发现印刷业与中共革命之间存在互动关系:印刷促进了中共革命的成功,有利于中共自主性革命宣传能力的培养,一方面表现为印刷业的进步促进了革命的发展。大量书刊的印制,不仅满足了前后方战士群众的精神需求,并将中共救国的主张和理论,通过印刷和发行的途径扩散到了全国,为中共争取了更多的群众基础。另一方面,革命的进步也带动了印刷业的发展和转型,革命促进了印刷业的进步和本土化。而且在革命进程中,中共十分注重对印刷职工这一特殊群体的引导,加深了其对中共革命的认识与支援,为党培养了一批印刷技术人才。
张杰[5]（2016）在《传承与嬗变：近代成都城市手工业研究（1891-1949）》文中研究表明本文选取近代成都城市手工业为研究对象,在重构近代成都城市手工业基本史实的基础上,论述其兴衰递嫱的历史原因,探讨手工业发展与城市社会经济变迁的关系。鸦片战争后,外国机制品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其最早抵达之地为沿海开埠城市,然后再经通商口岸逐渐向内地渗透。由于成都僻处西南一隅,交通不便,外国机制品进入较迟,成都的城市手工业在19世纪中后期仍有一段独立发展、不受影响的时期。但自重庆开埠后,外来机制品也开始大量涌入成都市场,打破了本地手工业“孤立”发展的状态。不过,相对于沿海等地城市而言,进入成都市场的机制品要少得多,从产品结构上看主要是机纱、煤油、纸烟、五金制品、染料等；因此,本地手工行业中受机制品冲击而衰落明显的主要是纺纱业、皂烛业、土靛业,大部分手工行业仍旧保持着发展的势头。同时,在外来机制品的刺激下,一些此前没有的新型手工业也逐渐落地开花,如肥皂业、火柴业、针织业、玻璃业、纸烟业等；这些新行业的出现进一步丰富了城市手工业的行业构成。从清末到民国时期,川省地方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旨在维护和促进手工业发展的举措,如设立传习机构、举办展会、裁撤苛捐杂税、推进土产改良、推动手工业生产合作等,这些措施的实施亦成为近代成都城市手工业有所发展的重要原因。近代成都城市手工业中最具革命意义的变化出现在生产技术上：一些手工行业通过生产工艺的改良,改善了产品质量；一些手工行业则通过生产工具的革新,提高了劳动效率。生产工具的革新主要体现在棉织业中铁轮机的使用、印刷业中石印机、铅印机的引入,以及制革业、纸烟业中“石磨+蒸汽机”技术模式的出现。近代成都城市手工业的生产经营方式亦趋于多元化。其经营形态主要有家庭手工业、手工作坊与工场手工业、手工业合作社三种,不同形态的手工业采取不同的经营方式,其中家庭手工业大多采取了包买主制下的依附经营；手工作坊一般采取业主制下的自主经营,但在当市场萧条,原料、成品价格剧烈变动时,手工作坊在规避风险的本能驱动下,亦倾向于采取包买主制下的依附经营；手工业合作社采取业主制下的联合经营,以生产合作为主要特点,是一种崭新的经营方式,但在近代成都手工业中也只是昙花一现,亦未大范围普及。城市手工业者在经营方式的选取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会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理性选择,以追求利益最大化和风险损失最小化为终极原则。手工业学徒制度的变化亦清晰可见。近代以来,随着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的剧烈变动,传统手工业学徒制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对学徒使用数量的限制取消了,学徒制度的技艺传授功能日益退化,而越来越具有劳动用工的性质。手工业学徒制度从技术传授机制向劳动用工制度的转变为手工业经营者获取大量廉价劳动力创造了条件,有利于促进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和发展。但在近代成都,由于手工业经营者普遍资本薄弱、生产技术水平低下且有浓厚的守旧意识,大量使用学徒主要是起到了增强经营者抵御市场风险能力的作用,并没有催生出更多手工工场；而原本就缺乏创新意识的成都手工业经营者在体会到大量使用学徒带来的成本节省后,更不愿在技术更新上下工夫。可以说,大量使用学徒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在成都手工业中体现得更加明显。尽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了一些积极调适,但总体来看,近代成都城市手工业始终处于一种低度发展的状态。手工工具的改良只是零星出现在了个别行业中的少数工场中,范围极其有限,其所产生的诱导和刺激作用也微乎其微；绝大多数行业仍然沿袭着传统的制作工艺和生产工具：生产组织大多仍以“家庭”为单位,店坊合一,家场不分,在劳动组织形式上亦少见较高程度的分工和协作。本文认为政府作用不彰、“地方能人”的缺失、手工业经营者普遍思想保守、市场狭小以及封闭的地理交通条件是造成近代成都城市手工业低度发展的主要原因。虽然在向现代工业的过渡中表现出明显的滞后性,但无论是外来机制品入侵,还是本地机器工业的发展,都远不足以撼动手工业在近代成都工业结构中的主导地位。作为城市生产领域的绝对主力,手工业以其多样的产品和服务保证了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基本所需,并为城市人口提供了广泛的就业机会。手工业在其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也与城市中的其它产业形成了良性互补关系,共同维系着城市经济的正常运转。但在工业化已经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最主要动力的情况下,手工业向现代工业转型的滞后显然不利于成都城市的现代化。
于晓磊[6]（2015）在《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遗产文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17、18世纪,工业革命使英国为首的一批西方国家一跃成为世界强国,率先进入了现代化社会,从此开启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纪元。技术的进步与动力的改革带来了生产的工业化和文化的工业化,机器生产成为社会新兴的产业类型,随之兴起的工业建筑,也成为最具时代性的建筑类型之一。19世纪40年代,中国开埠,外资开始在上海等沿海通商口岸经商办厂,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成为最先接受西方文化的区域之一,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也在此拉开了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序幕。中国在近代工业时期建设的工厂建筑汇聚了西方传入的新样式、新材料、新技术、新结构,它的发展与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最先进的社会生产力紧密相连,成为同时期采用西方风格建筑类型的率先之作。正是在这些工业建筑中,在机器大生产的轰鸣声中,中国几千年传统农业社会的运行体制遭受了巨大的冲击,人们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社会生活方式也受到颠覆,不仅如此,近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面临改革,在这一历史剧烈变革、新旧交替的时期,中国传统与现代化的冲突、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撞击表现得尤为激烈,其中产生的各类问题和现象也就更值得探讨,故论文正是选取了 1840年至1949年这一时间节点中的工业建筑遗产进行研究。首先,论文选择长三角地区进行区域工业建筑遗产的研究主要有两点考虑,即它的历史背景和地理区位。近代中国长三角地区成为社会变革最剧烈的地方,与这两点因素密不可分。从地理区位来看,长三角地区东临黄海与东海,西与安徽、江西接壤,北临山东,南邻福建。淮河、长江、钱塘江等大型河流穿越于此,如此通江达海、南北东西进退裕如的优越地理位置,使得这片区域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有了良好的发展基础。从历史背景来看,长三角地区自六朝伊始,便是历史上的文化富集区,中华民族的精英文化在这里积淀,久远的文化血脉在这里得以保存和延续,传统棉纺织业、丝绸业、陶瓷业、漆木业等工商业堪称发达。到了中国近代,良好的地理优势、厚重的文化基础和工商传统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这里有“五口通商”中以上海为代表的工业经济中心和工业科技中心,又有以南京为主的鸦片战争《南京条约》签约地、太平天国、中华民国建立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政治中心,也有作为民族工业发源地的无锡、南通、宁波等一批重要城市。故得益于这两点因素,长三角地区成为中国近代社会变革最剧烈的地方,现代中国正面临向知识经济转型的变革期,该地区在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利用和保护方面仍走在时代的前沿,对这一区域的工业建筑遗产进行研究,可以为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个案例。其次,从文化遗产学的视角来看,近代社会所遗留下来的工业建筑是直接受西方工业革命影响而诞生的一种物质形态。近代工业生产力的诞生,改变了厂房建筑、生产设施,甚至社会的生产方式,这种工业化的改变成为近代经济方式和生活方式诞生的逻辑起点,所以工业建筑作为近代社会生活方式的物质载体,可以直观的反映当时的社会变化。但是现实情况是工业建筑遗产这种具有珍贵价值的物质文化遗产迄今并没有受到很好的重视和保护。近些年虽然国家有关部门及社会有识之士在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总体上对工业建筑遗产的科学调查和认知上仍存在不足,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手工业生产不重视的历史渊源有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由于受“雅”“俗”文化之制约,人们对与礼制、政治与宗庙相关的建筑特别重视,而对与生产性相关的手工业建筑相当忽视,导致从历史到今天,对于保存了中国农业社会生产方式的手工业建筑记载和保存数量都很少。即使在今天,与生产相关的遗产仍然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大量近代工业建筑被拆毁,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与现实状况,本文重新梳理近代社会工业建筑遗产,既是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同时也力求重塑公平公正的文化遗产观。综上,论文以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遗产这类物质遗存作为研究对象,这些遗产实际具有全国范围内的典型性。一方面,近代洋务运动的领袖人物如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等人都曾在此从事过工业活动,他们与其他工程技术人员、建筑设计师等共同为中国近代工业创造了一批最早的军事类和“官督商办”类的工业,由此使长三角地区诞生了中国近代最多的工业门类、开创了很多近代工业类型,并且还影响了全国的近代工业建设,这是中国其他城市和区域所不具备的。在此过程中创建的工业建筑从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这时全国工业建筑的风格、特点和成就。另一方面,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在近代聚集有大量建筑师、建筑设计事务所,不管是西方的、留学归来还是本土培养的建筑师,皆在此从事设计工作,所以在工业建筑的设计方面,长三角地区的工业建筑代表了近代中国全国范围内工业建筑的典型特征,最能体现东方与西方思想的结合以及当时的建筑设计理念、设计风格和最高水平。中国长三角区域内的近代工业建筑,率先吸收了西方工业建筑的诸多特征,并融合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建造技艺和审美思想,成为一种在中国的土地上开花结果的新兴建筑。长三角近代工业建筑遗产不仅蕴含着自身发展和演变的历程,反映出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与碰撞,更展示出中国作为东亚地区重要国家的特定历史发展阶段及这一过程中所代表的工业文明成就,体现了中国近代社会这一国家及文明转型特殊时代,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和中国人社会文化、精神特质、价值取向、审美情趣和生存智慧在新生的工业文明形态中的某种表现。本篇论文共分为十章。第一章是绪论,主要阐述了论文的研究目的、研究路径、研究方法和创新点等内容,对论文的研究对象及相关概念做了界定,并梳理了中国近代工业建筑（遗产）的研究发展脉络。第二章主要对西方工业革命的原点——英国工业建筑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分析了英国的工业建筑在不同阶段的不同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文化及审美变革。中国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主要受此影响,拉开了中国近代社会工业化的变革序幕。第三章至第七章,主要反映了笔者的田野调查成果,展现了长三角地区主要城市中的一大批近代工业建筑遗产现状,系统梳理了 1840——1949年间,中国受西方工业革命影响下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的发展和演变,分析了不同城市的工业建筑遗产所反映出的工业建筑文化。第八章主要使用文化遗产学的方法理论,对长三角地区的近代工业遗产的建筑元素进行结构,分析了其时、空演变整个过程。本文在第九章认为中国近代工业建筑发展存在“移植”与“重塑”两大系统,这两大系统的工业建筑在长三角区域内的互相碰撞、融合、不断创新,发展出适应中国实际情况的近代工业建筑类型,通过对这两大系统出现和演变过程的原因解析,分析了隐藏其中的近代变革期的社会文化。同时,本文还主张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遗产的“文化价值”应是其核心价值。文化遗产学的研究意义在于它不仅关注过去的文化,更立足于当代、为社会未来发展服务,所以论文在第十章尝试以“文化遗产学”的视角,对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模式进行多角度的探索。通过前文对近代工业建筑遗产文化价值的研究,近代工业建筑遗产在保护与利用上,应与体现工业遗产核心价值的物质元素一起,如生产设备、生产环境、生产系统、档案资料和企业文化等,共同得到原真性的保护与利用。
唐莉[7]（2015）在《中国古代印刷史研究进路探析（1949-2013）》文中提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中国古代印刷史的研究者与研究机构日渐增多,研究成果甚为可观。虽然也有部分学者对研究中国印刷史的文献进行过梳理,但尚未发现对中国古代印刷史研究的历史进行系统考察与研究的相关文献。故本论文以1949年至2013年间公开发表与正式出版的期刊论文与书籍作为研究文献,通过收集、整理、阅读与初步研究,分别从基于现存文献考证的研究进路、基于模拟实验的研究进路、基于实地考察的研究进路、基于期刊论文的中国古代印刷史研究的计量分析四个方面对1949‐2013年间中国古代印刷史研究的历史进行了探讨。通过对基于现存文献考证的研究进路分析,笔者认为雕版印刷起源的学术之争至今未有定论,中韩印刷起源地之争已有明确结论,中韩金属活字起源地之争仍未有定论,西方学者对中国活字印刷术西传与影响存在不同见解。通过对基于模拟实验的研究进路分析,笔者认为张秉伦先生是国内开创泥活字印刷模拟实验第一人,孙寿岭、尹铁虎、方晓阳、施继龙、赵春英诸先生分别在中国古代印刷史的不同领域开展了模拟实验并做出一些重要成果。通过对基于实地考察的研究进路分析,笔者认为现存历史较为悠久的传统印刷处所保存现状多不相同,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传统印刷处所较少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并且没有出现一部对现存传统印刷处所工艺全面考察的学术论着。通过基于期刊论文的中国古代印刷史研究的计量分析,笔者认为中国古代印刷史研究已形成相对成熟的领域,核心研究机构已经出现,核心作者群已经形成,出现众多高产作者,研究领域虽然有所拓宽,但大部分研究仍囿于雕版印刷,同时存在国家级基金资助项目与核心期刊收录论文数量较少等问题。
辛德勇[8]（2014）在《论中国书籍雕版印刷技术産生的社会原因及其时间》文中研究说明关於中国书籍雕版印刷技术产生的社会原因及其时间,现代学者中较早探索这一问题的人,如藤田豊八、向达和秃氏佑祥诸人,本来已经找到了正确的解析路径,并且已经阐明其基本发展脉络。然而,後来的论述,不仅未能循其轨辙,更进一步,反而去其真相渐行渐远。本文一一辨析现有各种説法,试图说明,印刷术在中国产生的时间,不得早于唐玄宗开元年间,而导致这一技术产生的文化和技术背景,是密教的全面典盛和从印度傅入中国的佛像捺印技术。
陈思亮[9]（2014）在《中国造纸学会发展之路——纪念中国造纸学会成立五十周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造纸学会是全国造纸行业最具权威性的学术团体,成立于1964年,至今已有整整50年历史。学会成立伊始,各项工作顺利开展,有了良好的开局。可是,在随后的"文革"十年动乱中,学会遭到严重破坏,工作停顿。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造纸学会在中国科协和轻工业联合会（原轻工业部）的领导下,通过不懈的努力,各项工作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本人作为一名老造纸工作者,对此感到由衷的愉悦。
王瑞[10]（2013）在《“圣人之徒”的儒生情怀 ——以探析张其昀学术思想为中心》文中指出张其昀是我国现代着名学者,他不仅继承浙东学人经世致用的务实风格,而且积极吸纳新知,在史地学术、教育、哲学、国防战略、中外文化交流等多项领域,均有独到的学术贡献。张其昀的“儒生”本色,在1949年之前,主要表现在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澄思渺虑、潜心研究,不懈地为时代困境寻找出路的天下情怀上。赴台之后,他为传承道统、弘扬民族文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其治学重心也从地理学向历史文化倾斜,并对儒学本身做出系统的解读与阐释。研究张其昀其人其学,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具有特殊的意义,他不仅在传统分崩离析的二十世纪担负起传承道统的一份重任,更于中西交汇的时代机遇中,为推动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重要的努力。众所周知,传统儒学在二十世纪遭到了极大挑战,从内涵都社会影响都发生了变化。这一抽象的变化如何生动具体地体现在个体身上,张其昀其人其学不失为一个典型的个体样本。论文的创新点在于把张其昀的儒生情结与学术活动结合起来,把人物内部的动力与外部的努力结合起来,以较为全面地诠释人物及其学术。全文以“儒生”与“学术”为关键词,前者贯穿于第一至六章,后者贯穿于第一至五章。第一章主要讨论张其昀的庭训、师承,及其克勤克俭的治学、治事精神。该章以丰富的资料补充了前人论张氏所受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之不足。前人多论其师柳诒徵、刘伯明,而较少论及竺可桢对他的教育影响。该章不但汇总、充实并深化了这三面的师承与学术源流,并提出国学大师王伯沆对其个性修养与道统意识的涵养不容忽视。前人论张氏治学、治事的细节,极为零散,该章在此方面汇总了大量的资料,并提炼出“克勤克俭”的这一核心性格要素。此要素不仅是张氏在治学、兴学上获得成就的重要因素,同时也体现了其对中国传统学人精神的传承。第二章主要梳理、论述张其昀的着述情况,及其在发展学术、文教事业方面的主要贡献。该章将人物生平与着述的发表、出版情况密切结合起来,在梳理着述概况的同时,彰显了人物在不同时段的关注重心,以及人物生平与学术关注重心的互动关系。此外,张其昀在地理学、方志学、当代史研究等方面均成就斐然,论文主要出于篇幅结构上的考虑,而未将这些列为考察重点,故在着述整理部分予以适当呈现。张其昀经历了近代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并曾组织、领导大规模的学术活动,扮演过“学术领导人”这一在现代学术事业中越来越突出的角色。该章突出了张其昀的这一特殊角色。第三章主要溯源张氏“史地结合”的治学理念,并抽象概括出这一理论体系,再结合具体的治学实践,阐发张氏对“史地结合”的灵活运用,突出了该方法的优点。此外,张氏以“史地结合”的理念创办了浙江大学史地系,并将其建设为民国时期国内一流的史地系,该章亦究明了张氏的“史地结合”思想与浙江大学史地系的互动关系。第四章主要抽象概括出张其昀“思想创造历史”的理论系统,并论述了张氏在这一历史观的引导下,如何认识曾创造中国历史人文的思想。思想是人类的特性,张氏主张“思想创造历史”,精英史观遂成为此一理念的伴生物。值得注意的是,张氏既认为“大人物”们主导了历史,其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不容忽视,又申明不能神化精英人物。该章还论述了张氏学以经世,为探索新思想、新的文化动力而作出的诸端尝试与努力。第五章首先究明张其昀为什么要笔削史料,而刻意以修撰通史的方式“综合中历史文化的精华”。接着论述张氏考察国史的独特的文化审美视角,最后论述了他以上述方法撰修通史的得失。第六章主要从文化信仰方面,阐释张其昀崇拜孙中山、追随蒋介石的根本原因。说明民族传统文化是联接华夏儿女的血脉津梁,只有充分尊重传统文化,才能博得文化保守主义者如张氏等“顽固分子”的认同,从而能获得最广大范围的华人群体的认同。张其昀一生向往孔子学说,立志要“为往圣继绝学”,愿做二十世纪的“圣人之徒”。他一生孜孜治学,尤其善长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把文化观念、历史、地理、军事、经济等统一起来说明问题。他热爱学术,不仅志在传承民族学术,更在学以经世,勉力以学术强国的梦想和努力,而躬行实践儒家“治国、平天下”的垂教。张氏生前在台湾高倡复兴文化,即以传统融合现代,对中西文化察其异而会其通,贯通新旧,融合文质。一方面“要以东方文化为基本,去芜存菁,除弊兴利”,一方面要深究近代科学,“采取西方文化之所长”,作为新血液,以造成现代中国的新思想。再以此新思想作为一种文化动力,而致力于复兴中华民族。此与当前“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乃至“中国梦”的主流思潮遥相呼应。可知时间虽分过去、现在与未来,空间虽有东西南北与海内、海外,但华夏子孙的爱国情感和“民族心”却是相通的。
二、北京地区造纸史学术会议召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北京地区造纸史学术会议召开（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古代印刷技术及其世界影响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一) 研究目的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 古代印刷技术起源问题的国内研究 |
| (二) 中国印刷术如何西传到欧洲的国内研究 |
| (三) 古代印刷术的国外研究现状 |
| (四) 印刷术在中国与欧洲遭遇不同命运的原因研究 |
| 三、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论文创新点 |
| 注释 |
| 第二章 中国古代印刷技术相关史料考证 |
| 一、雕版印刷术 |
| (一) 雕版印刷术起源的相关考证 |
| (二) 唐五代雕版印刷研究 |
| 二、活字印刷术 |
| (一) 非金属活字印刷术的相关考证 |
| (二) 金属活字印刷术的相关考证 |
| 三、其他印刷术 |
| (一) 木板年画 |
| (二) 套色印刷 |
| (三) 纸币印刷 |
| (四) 蜡板印刷 |
| 四、本章小结 |
| 注释 |
| 第三章 中国古代印刷技术概况及成果 |
| 一、中国古代印刷技术概况 |
| (一) 雕版印刷 |
| (二) 活字印刷 |
| 二、中国古代印刷技术的主要工序 |
| (一) 中国雕版印刷技术主要工序 |
| (二) 中国活字印刷技术主要工序 |
| 三、中国古代印刷技术主要表现成果 |
| (一) 雕版印刷术的代表性作品 |
| (二) 活字印刷术的代表性作品 |
| 四、本章小结 |
| 注释 |
| 第四章 中国古代印刷技术的传播及影响 |
| 一、中国古代印刷技术的传播 |
| (一) 中国古代印刷技术在欧洲的传播 |
| (二) 中国印刷术在亚洲的传播 |
| (三) 中国古代印刷术在非洲的传播 |
| 二、中国古代印刷技术的影响 |
| (一) 印刷术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
| (二) 印刷术对欧洲社会发展的影响 |
| 三、本章小结 |
| 注释 |
| 第五章 中国古代印刷技术的世界意义 |
| 一、中国古代印刷技术未能广泛应用的原因 |
| (一) 印刷技术的不完善 |
| (二) 受印刷工匠的文化素质和封建文化的影响 |
| 二、中国古代印刷技术的当代价值反思 |
| (一) 中国古代印刷技术的发展趋向 |
| (二) 中国古代印刷技术的反思与启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2）陕南油纸伞历史文化与传统制作工艺复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价值与意义 |
| 三、研究现状与趋势 |
| 四、基本概念界定与研究内容体系 |
| 五、研究思路、方法与三大难题 |
| 六、研究的理论视角与创新之处 |
| 第1章 陕南油纸伞的历史空间分布、匠人主体与行业组织 |
| 1.1 陕南油纸伞的历史空间分布 |
| 1.1.1 伞的历史流变 |
| 1.1.2 油纸伞在陕南的历史空间分布 |
| 1.2 汉阴油纸伞的历史源起与匠人主体 |
| 1.2.1 源起于技艺移民 |
| 1.2.2 生发受自然条件护佑 |
| 1.2.3 孙氏伞匠家族记忆再现汉阴油纸伞历史 |
| 1.2.4 民国档案中的油纸伞匠铺历史残片 |
| 1.3 汉阴雨伞社的行业组织 |
| 1.3.1 印章更迭见证汉阴雨伞社组织变迁 |
| 1.3.2 汉阴雨伞社组织成员考略 |
| 1.3.3 汉阴雨伞社砍竹运输路线暗合古商道 |
| 1.3.4 伞社皮纸供应的地方性发展与退化 |
| 1.4 小结:传统手工业生产与传习方式变迁 |
| 第2章 基于文献的陕南油纸伞社会记忆 |
| 2.1 档案文献中的油纸伞记录 |
| 2.1.1 陕南地方档案: 油纸伞的生产规范与质量评定标准 |
| 2.1.2 陕南地方档案: 油纸伞的产销记录 |
| 2.2 民国广告文献中的伞业贸易及手工业变迁 |
| 2.2.1 民国报纸广告作为镜像媒介 |
| 2.2.2 民国报纸上的油纸伞广告样本分析 |
| 2.2.3 油纸伞广告镜像民国商贸盛况 |
| 2.2.4 油纸伞广告镜像民国商业设计 |
| 2.2.5 油纸伞商贸盛景中的手工业社会变迁 |
| 2.3 近代油纸伞商标图像文献中的社会记忆 |
| 2.3.1 油纸伞商标图像文献 |
| 2.3.2 近代油纸伞商标及其竞争记忆 |
| 2.3.3 油纸伞商标的图像语义与社会记忆 |
| 2.4 小结: 手工业生产的不平衡与多元特性 |
| 第3章 陕南油纸伞传统制作工艺复原 |
| 3.1 传统制伞材料再造 |
| 3.1.1 柿子油 |
| 3.1.2 桐油 |
| 3.1.3 头发绳 |
| 3.2 传统制伞工艺复原 |
| 3.2.1 备料 |
| 3.2.2 伞骨 |
| 3.2.3 伞键 |
| 3.2.4 伞托 |
| 3.2.5 组装 |
| 3.2.6 网伞 |
| 3.2.7 糊伞 |
| 3.2.8 晾伞 |
| 3.2.9 扣扎 |
| 3.2.10 伞杆 |
| 3.2.11 上油 |
| 3.2.12 渡伞,成器 |
| 3.3 传统制伞工艺原理分析 |
| 3.3.1 自然的立场: 油纸伞中的竹骨担当 |
| 3.3.2 科学的立场: 油纸伞结构设计 |
| 3.3.3 地域的立场: 油纸伞制作工艺差异 |
| 3.4 小结: 陕南油纸伞传统制作工艺复原的技术路径 |
| 第4章 陕南油纸伞文化及工艺复原的当代价值 |
| 4.1 文化符号: 器物的逝去与再生 |
| 4.2 记忆留存: 历史记忆的危机与转化 |
| 4.3 实验作品: 虚拟现实技术作为油纸伞记忆存储的媒介 |
| 4.4 工匠精神: “传统”与“现代”的和解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陕南油纸伞工匠及家庭谱系调研表 |
| 附录二: 陕南油纸伞工匠照片 |
| 附录三: 2016-2018年田野调查进程 |
| 附录四: 工匠访谈手稿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3）文化供应社及其抗战文化传播研究（1939-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抗战文化”研究热与非常态社会环境下媒介研究的冷思考 |
| 一、“抗战文化”与“非常时期”的出版业研究 |
| 二、桂林“文化城”独特历史现象中的文化供应社 |
| 三、基于传播学理论框架下的抗战出版史个案研究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有关“抗战文化”、“桂林'文化城'”和“出版史个案”的研究概况 |
| 一、关于“抗战文化”与“抗战出版史”的研究情况 |
| 二、关于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研究情况 |
| 三、关于抗战时期出版个案的研究情况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主体内容与创新点:基于传播学理论构架的出版史个案研究 |
| 一、基于历史学研究的史料爬梳 |
| 二、基于传播学理论的内容构架 |
| 三、本文创新点 |
| 第一章 文化供应社:非常态社会环境下诞生的媒介组织 |
| 第一节 冲突与流徙:抗战时期的文化传播生态 |
| 一、战时文化变迁:出版业的西迁与空间格局的转变 |
| 二、意识形态博弈:日伪、中央、中共战时文化政策之比较 |
| 三、聚合与多元:战时出版业的文化传播特征 |
| 小结 |
| 第二节 求同存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桂林“文化城”的形成 |
| 一、新桂系文化建设的自觉意识与开放的政治姿态 |
| 二、中国共产党南方局统一战线策略在广西的实践 |
| 三、地利与人和:桂林“文化城”形成的硬、软条件 |
| 四、桂林“文化城”独特的文化传播现象分析 |
| 小结 |
| 第三节 新军突起:文化供应社的诞生与发展 |
| 一、序曲:广西建设研究会对进步文化传播的铺垫 |
| 二、筹备与成立(1939年) |
| 三、发展期(1939年—1942年) |
| 四、转型期(1942年—1944年) |
| 五、重建期(1945年—1948年) |
| 六、转移期(1949年—1953年) |
| 小结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股份制”的出版企业与“进步性”的出版同人 |
| 第一节 “二元制”的股份有限公司模式与组织架构 |
| 一、文供社的董事会、监事会构成及股东会议制度 |
| 二、文供社的企业融资及增股状况 |
| 三、文供社的企业构架与运行 |
| 小结 |
| 第二节 进步性的人事组织策略与危机应变 |
| 一、建社初期的人事结构及学习型组织建设 |
| 二、皖南事变后的人事调整与出版人的坚守 |
| 小结 |
| 第三节 “监护人”:文供社的管理层 |
| 一、李任仁:“数茎红花带雨横” |
| 二、陈劭先:“海内几人同” |
| 三、陈此生:抗战文化合作的“桥梁” |
| 四、万民一、万仲文、赵晓恩:临危受命的“掌门人” |
| 小结 |
| 第四节 “把关人”及“舆论领袖”:文供社的编辑群与作者群 |
| 一、胡愈之:大众文化出版的操盘手 |
| 二、邵荃麟:进步文化建设的思想者 |
| 三、傅彬然、宋云彬、杨承芳等:学养深厚的出版专家 |
| 四、文供社的作者群:进步文化传播的“舆论领袖” |
| 小结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大众化”语境下文供社的出版生产 |
| 第一节 抗战语境下的传播受众与文化出版 |
| 一、抗战时期的传播受众的特征 |
| 二、抗战时期“大众化”的出版特征 |
| 三、桂林“文化城”的出版物概况 |
| 小结 |
| 第二节 文化供应社的编辑方针及出版概况 |
| 一、制定与完善(1939年—1942年):以通俗读物为核心的编辑方针及书刊生产 |
| 二、发展与转型(1942年—1944年):以文艺类书籍为主的书刊生产 |
| 三、收缩与转移(1944年—1953年):以重版为主的维持性生产 |
| 小结 |
| 第三节 “文化室图书”与《新道理》:“大众化”传播语境下的通俗读物 |
| 一、大众文化传播的空间布局:“文化室图书” |
| 二、大众文化传播的时间延展:《新道理》杂志 |
| 小结 |
| 第四节 从“大众文艺读物”到“文学创作丛刊”:抗战文艺向深处挖掘之路 |
| 一、“大众文艺读物”的生产 |
| 二、通俗文学单行本的流行 |
| 三、青少年文艺类丛书的普及 |
| 四、“文学创作丛刊”的问世 |
| 小结 |
| 第五节 《文化杂志》月刊:学术理论的阐扬与抗战文艺的传播 |
| 一、《文化杂志》的创刊与编辑内容分析 |
| 二、文化建设的反思与学术理性的阐扬 |
| 三、“文艺”栏目的设置与抗战文学的传播 |
| 小结 |
| 第六节 地方性出版物:权力场的借势与平衡 |
| 一、《干部政策》:广西地方干部建设学校的教材出版 |
| 二、“国民教育丛书”:广西“新县制”下的国民基础教育指导书 |
| 三、其他广西地方性书籍及学术书籍的出版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文供社战时的发行策略与话语权的斗争 |
| 第一节 文供社发行渠道的建设与拓展 |
| 一、1939年—1941年:发行部门的草创与发展 |
| 二、1941年—1943年:发行业务的壮大与延伸 |
| 三、1944年—1953年:抗战末期发行工作的转移与战后的重建 |
| 小结 |
| 第二节 文供社的发行方式 |
| 一、门市与批发 |
| 二、邮购业务 |
| 三、流动发行 |
| 小结 |
| 第三节 文供社的营销策略 |
| 一、品牌形象的建立 |
| 二、行政力量推广 |
| 三、自办期刊推广 |
| 四、广告宣传推广 |
| 五、书刊促销策略 |
| 第四节 “文化供应社书报联合广告”与战时桂林出版生态 |
| 一、广告主体分析 |
| 二、广告内容分析 |
| 三、广告书价分析 |
| 小结 |
| 第五节 抗战文化的多形式传播与进步“话语权”的斗争 |
| 一、形式多样的抗战文化传播形式 |
| 二、进步“话语权”的斗争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文供社的出版传播效果、历史贡献及思考 |
| 第一节 文化供应社出版活动的传播效果 |
| 一、出版物的传播覆盖面与数量 |
| 二、传播受众的反馈与影响 |
| 小结 |
| 第二节 文供社抗战文化传播的历史贡献 |
| 一、团结和保护了大量进步文化人维系了进步文化事业的开展 |
| 二、在文化运动低潮时期繁荣了抗战文化与地方文化 |
| 三、对抗战文化研究特别是抗战文学研究保存了大量的史料 |
| 四、为中国现代出版精神的建设提供历史参考 |
| 第三节 文供社出版活动的历史局限 |
| 一、通俗读物的过剩与经典作品的缺乏 |
| 二、权力场的博弈影响了出版生产的不稳定 |
| 三、战后未能延续文化生命服务地方出版事业的遗憾 |
| 第四节 对文化供应社出版传播活动历史的思考 |
| 一、“压制还是包容”:文化体制的策略选择 |
| 二、“顺为还是变革”:媒介组织的战时选择 |
| 三、“迎合还是引导”:传播主体的文化选择 |
| 本文结论 |
| 附录一: 文化供应社股份有限公司大事记 |
| 附录二: 文化供应社股份有限公司编印书籍目录 |
| 附录三: 《文化杂志》分类目录索引 |
| 附录四: 相关图片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等 |
| 致谢 |
（4）印刷与革命—中共领导下的印刷事业研究（1921-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回顾 |
| 三、研究方法与视角 |
| 四、重难点及创新点 |
| 五、研究内容与框架 |
| 第一章 近代中国印刷事业的发展 |
| 第一节 近代中国印刷业的概况 |
| 一、晚清传教士与近代印刷术的传入 |
| 二、新闻出版事业对印刷业的推动 |
| 第二节 中共早期在印刷工人中的活动 |
| 一、早期印刷工人的生活 |
| 二、中共早期对印刷工人的渗透与引导 |
| 第二章 土地革命时期中共的印刷事业(1927-1937) |
| 第一节 中共早期地下印刷事业的开展 |
| 一、中共早期地下印刷事业兴起的原因 |
| 二、中共地下印刷事业的组建 |
| 第二节 主要革命根据地印刷业发展状况 |
| 一、根据地情况的新变化 |
| 二、中共对根据地印刷事业的指导与管理 |
| 第三节 中央苏区的印刷业 |
| 一、中央苏区的概况 |
| 二、中央苏区印刷工业的发展 |
| 三、中央苏区印刷事业对革命的支援 |
| 第三章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的印刷事业(1937-1945) |
| 第一节 战时国内新闻印刷环境的变化 |
| 一、国民党的战时舆论宣传 |
| 二、国民党对内的出版印刷管制 |
| 第二节 战时印刷业在中国的发展概况 |
| 一、国统区印刷业概况 |
| 二、日本在中国的印刷业概况 |
| 三、中共的敌后印刷事业 |
| 第三节 延安中央印刷厂 |
| 一、中央印刷厂的建立与组织的发展 |
| 二、印刷职工的生活与劳保福利 |
| 三、印刷工人的生产活动及其对革命事业的支援 |
| 结语：革命化的印刷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5）传承与嬗变：近代成都城市手工业研究（1891-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三、相关概念之界定 |
| 四、本文主旨与篇章结构 |
| 第一章 常情与变态：近代成都城市手工业的生存环境 |
| 一、自然禀赋的承继 |
| 二、区域市场的变动 |
| 三、城市工业化的低度化发展 |
| 四、瑕瑜互见的人文生态 |
| 第二章 成都城市手工业结构及其发展阶段性 |
| 一、成都城市手工业结构分析 |
| (一) 行业构成 |
| (二) 行业布局 |
| (三) 行业规模 |
| (四) 行业间的产业链关系 |
| 二、成都城市手工业发展的阶段性 |
| (一) 转型启动时期(1891—1917) |
| (二) 曲折发展时期(1918—1934) |
| (三) 恢复与发展时期(1935—1945) |
| (四) 全面萧条时期(1946—1949) |
| 第三章 成都城市手工业经济中的政府行为 |
| 一、晚清地方政府振兴手工业之举措 |
| (一) 官为示范：创办成都劝工总局 |
| (二) 首创劝工会：展示和交流的平台 |
| 二、川政统一后的新气象 |
| (一) 废除苛捐杂税 |
| (二) 统一币制 |
| (三) 推进土产改良 |
| 三、抗战时期地方政府对手工业的扶持 |
| (一) 推广手工业合作 |
| (二) 举办手工业贷款 |
| 第四章 成都城市手工业的经营方式与市场交易 |
| 一、成都城市手工业的经营方式 |
| (一) 业主制下的自主经营 |
| (二) 包买主制下的依附经营 |
| (三) 合作制下的联合经营 |
| 二、成都城市手工业之市场交易 |
| (一) 茶馆交易 |
| (二) 行栈交易 |
| (三) 门市交易 |
| (四) 街头摊贩交易 |
| 第五章 成都城市手工业中的学徒制度 |
| 一、近代成都手工业学徒制度的微变 |
| 二、学徒群体分析 |
| (一) 行业分布 |
| (二) 学徒来源 |
| (三) 学徒之劳作与生活 |
| 三、学徒制度与成都城市手工业的兴衰 |
| 第六章 手工业与居民生活和城市经济 |
| 一、手工业与城市居民的消费生活 |
| 二、手工业与居民就业和收入 |
| 三、手工业与成都城市经济结构 |
| (一) 手工业与城郊农业 |
| (二) 手工业与金融业 |
| (三) 手工业与机器工业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遗产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目的与研究略径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路径 |
| 第二节 研究对象及界定 |
| 第三节 本文研究对象的时间、空间范围等相关概念说明 |
| 一、时间界限 |
| 二、“长三角”的含义及其代表性的工业遗产地 |
| 三、近代工业建筑个案描述选择标准 |
| 四、文化遗产学概念 |
| 五、工业建筑与工业建筑遗产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近代工业建筑(遗产)研究综述 |
| 一、国外工业遗产保护理论与政策 |
| 二、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历程 |
| 三、中国近代工业建筑(遗产)研究综述 |
| 四、长三角地区工业建筑(遗产)专题研究综述 |
| 第六节 创新点及存在问题 |
| 一、创新点 |
| 二、存在问题 |
| 第二章 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及建筑文化的发展背景 |
| 第一节 英国工业革命及其工业建筑的出现与发展 |
| 一、工业革命开始前英国手工工场建筑(18世纪中期之前) |
| 二、工业革命初期技术改革对工业建筑的影响(约1750—1800年) |
| 三、动力改革对工业建筑的影响(约1800—1835年) |
| 四、重工业发展与多种建筑派别流行对工业建筑的双重影响(约1835—1855年) |
| 第二节 英国工业革命及工业建筑带来的文化变革 |
| 第三节 中国1840年之前工业建筑概况——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
| 一、明清时期长三角地区的手工业发展背景 |
| 二、长三角地区古代工业建筑概况 |
| 三、受西方工业建筑文化影响下的中国早期近代工业建筑 |
| 第三章 最具开创性的长三角近代工业建筑遗产——上海工业建筑遗产文化研究 |
| 第一节 外商主导的萌芽时期工业建筑文化(19世纪40年代——90年代) |
| 一、文化背景 |
| 二、西方工业建筑的引入 |
| 第二节 民族资本快速发展时期的工业建筑及建筑文化(1894 年—1918 年) |
| 一、文化背景 |
| 二、仿西式的工业建筑 |
| 第三节 华资、外资碰撞高峰期的工业建筑及建筑文化(1919 年—1936 年) |
| 一、文化背景 |
| 二、工业建筑 |
| 第四节 战时缓慢发展期的建筑及建筑文化 |
| 一、文化背景 |
| 二、工业建筑 |
| 第五节 上海近代工业建筑遗产文化综述 |
| 第四章 城镇型工业建遗产—南通磨闸历史工业城镇遗产文化研究 |
| 第一节 以大生纱厂为中心的工业城镇构成 |
| 一、南通唐闸历史工业城镇的诞生 |
| 二、南通唐闸历史工业城镇的空间布局 |
| 第二节 大生纱厂工业建筑及建筑文化 |
| 一、文化背景 |
| 二、大生纱厂工业建筑 |
| 第三节 其他衍生工业建筑及建筑文化 |
| 一、文化背景 |
| 二、唐闸历史工业城镇其他工业建筑 |
| 第四节 南通唐闸历史工业城镇建筑文化综述 |
| 第五章 受政治因素主导的南京工业建筑遗产文化研究 |
| 第一节 南京近代工业萌芽期的工业建筑及建筑文化(1864——1911 年) |
| 一、文化背景 |
| 二、工业建筑 |
| 第二节 政府主导城市建设期的工业建筑及建筑文化(1912——1949 年） |
| 一、文化背景 |
| 二、工业建筑 |
| 第三节 南京近代工业建筑遗产文化综述 |
| 第六章 民族资本为主导的无锡工业建筑遗产文化研究 |
| 第一节 无锡近代工业起步期的工业建筑及建筑文化(1895 年—1913) |
| 一、文化背景 |
| 二、工业建筑 |
| 第二节 经济繁荣期的工业建筑及建筑文化(1914 年—1936 年） |
| 一、文化背景 |
| 二、工业建筑 |
| 第三节 抗日坚挺期的工业建筑及建筑文化 |
| 一、文化背景 |
| 二、工业建筑 |
| 第四节 无锡近代工业建筑文化综述 |
| 第七章 长三角地区其他城市近代工业建筑遗产文化研究 |
| 第一节 杭州近代工业建筑遗产及建筑文化 |
| 一、文化背景 |
| 二、主要工业建筑 |
| 第二节 宁波近代工业建筑遗产及建筑文化 |
| 一、文化背景 |
| 二、主要工业建筑 |
| 第三节 镇江近代工业建筑遗产及建筑文化 |
| 一、文化背景 |
| 二、主要工业建筑 |
| 第四节 常州近代工业建筑遗产及建筑文化 |
| 一、文化背景 |
| 二、主要工业建筑 |
| 第五节 嘉兴近代工业建筑遗产及建筑文化 |
| 一、文化背景 |
| 二、主要工业建筑 |
| 第六节 苏州近代工业建筑遗产及建筑文化 |
| 一、文化背景 |
| 二、主要工业建筑 |
| 第七节 长三角地区其他城市工业建筑的文化特点综述 |
| 第八章 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遗产时空演变研究 |
| 第一节 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遗产建筑形态及要素分析 |
| 一、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的造型特征及其演变 |
| 二、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技术与结构的演变 |
| 第二节 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避产时间演变分析 |
| 一、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文化的萌芽期(1840—1860) |
| 二、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文化的发展期(1860—1895) |
| 三、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文化的成熟期(1895 — 20世纪10年代) |
| 四、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文化的蜕变期（20世纪10年代—20世纪40年代） |
| 五、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文化的停滞和复兴期(1937-1949) |
| 第三节 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文化的空间演变 |
| 一、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化的发展线路 |
| 二、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文化元素的空间传播 |
| 第九章 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遗产价值研究 |
| 第一节 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 |
| 一、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文化“移植”的过程及内在动力分析 |
| 二、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文化“重塑”的过程及内在动力分析 |
| 三、长三角地区工业建筑文化特征演变的内在动力分析 |
| 第二节 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遗产的文化价值 |
| 一、西式建筑中的东方精神——选择的智慧 |
| 二、近代工业建筑是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先锋之作 |
| 三、因水而延续的文脉 |
| 四、近代工业建筑空间营造中的文化意蕴 |
| 第三节 与中国近代其他区域工业建筑遗产的比较 |
| 一、中国近代工业建筑发展概况 |
| 二、中国近代其他区域工业建筑文化 |
| 三、长三角地区与华南、华北、西南地区工业建筑文化比较 |
| 第十章 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遗产保护与利用模式探讨 |
| 第一节 基于文化价值研究的近代工业建筑造产保护原则与模式 |
| 一、近代工业建筑遗产现有保护模式与利弊分析 |
| 二、基于文化价值的保护原则探讨 |
| 第二节 基于文化价值研究的近代工业建筑遗产可持续发展利用原则与模式 |
| 一、近代工业建筑遗产现有利用模式与利弊分析 |
| 二、基于文化价值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探讨 |
| 第三节 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遗产的申遗策略 |
| 一、以唐闸历史工业城镇的遗产价值标准为例 |
| 二、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遗产申遗策略小结 |
| 结语 |
| 后记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长三角地区十六个(市级)城市近代工业建筑遗产名录 |
（7）中国古代印刷史研究进路探析（1949-2013）（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意义 |
| 1.4 文献收集种类 |
| 1.5 研究内容和框架 |
| 第二章 基于现存文献考证的研究进路探析 |
| 2.1 雕版印刷 |
| 2.2 活字印刷 |
| 2.3 其他印刷 |
| 2.4 印刷术的传播及影响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基于模拟实验的研究进路探析 |
| 3.1 雕版印刷 |
| 3.2 活字印刷 |
| 3.3 其他印刷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基于实地考察的研究进路探析 |
| 4.1 现存传统雕版印刷处所的考察 |
| 4.2 现存传统活字印刷处所的考察 |
| 4.3 现存木版年画印刷处所的考察 |
| 4.4 现存饾版与拱花印刷处所的考察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基于期刊论文的中国古代印刷史研究的计量分析（1949-2013） |
| 5.1 数据来源 |
| 5.2 数据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 |
| 附录一：中韩印刷术起源之争的研究论着目录 |
| 附录二：印刷史专着目录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9）中国造纸学会发展之路——纪念中国造纸学会成立五十周年（论文提纲范文）
| 一、学会的发展历程 |
| 二、学会的主要工作 |
| (一)开展多种形式的学术技术交流活动 |
| (二)开展国际学术技术交流活动 |
| (三)开展科学知识普及工作 |
| (四)开展技术咨询服务工作 |
| (五)关于编辑出版工作 |
| (六)关于组织建设工作 |
| 三、总结经验,坚持走改革创新之路 |
（10）“圣人之徒”的儒生情怀 ——以探析张其昀学术思想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旨趣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资料、方法与框架 |
| 第一章 “圣人之徒”的由来 |
| 第一节 庭训与师承 |
| 一、庭训与中学教育 |
| 二、大学时期的师承 |
| 第二节 克勤克俭的“土着学者” |
| 一、本土培养出的杰出学人 |
| 二、克勤克俭,成就事业 |
| 第二章 治学与兴学 |
| 第一节 着述与治学理念 |
| 一、着述概况简析 |
| 二、治学理念与方法 |
| 第二节 推进学术与文教事业 |
| 一、组织、领导学术活动 |
| 二、传媒出版事业的贡献 |
| 三、“台湾教育之父” |
| 第三章 时空交织,史地结合 |
| 第一节 史地学术源流 |
| 一、学术理念溯源 |
| 二、实地考察活动 |
| 第二节 “史地结合”的理论系统 |
| 一、以地理解释历史 |
| 二、以历史解释地理 |
| 三、转记述为解释,成实用之学 |
| 四、非仅限于史,亦以解释当前文化现象 |
| 五、非仅限于史地,亦以解释其他领域问题 |
| 六、会通的精神 |
| 第三节 创办浙大史地系 |
| 一、办学思想 |
| 二、建设史地系 |
| 三、办学引起的非议及其终结 |
| 第四章 思想、人物与历史 |
| 第一节 “思想创造历史” |
| 一、理论之缘起 |
| 二、具体的理论系统 |
| 第二节 接续传统人文主流思想 |
| 一、论儒学与传统中国 |
| 二、论儒家的宗教精神 |
| 第三节 探索新思想的努力 |
| 一、由本土思想升华出的“策论” |
| 二、沟通东西,谋本土思想之“化生” |
| 第五章 《中华五千年史》的文化审美 |
| 第一节 “继往开来之努力” |
| 一、笔削史料,启导人文精神 |
| 二、“经史结合”,通贯儒学 |
| 三、独撰通史,成“一家之言” |
| 第二节 论中国“历史文化的精华” |
| 一、“民生史观”之质朴务实 |
| 二、文化源头之悠久高明 |
| 三、“道统”思想之博大深沉 |
| 四、“平天下”的伟大成就 |
| 五、文化审美的表现方式 |
| 第三节 笔削之得失 |
| 一、承续旧史,善尽历史教育功能 |
| 二、文化保守主义之“过犹不及” |
| 第六章 文化保守主义的“卫道”情结 |
| 第一节 关于“阳明学说” |
| 一、论“良知” |
| 二、论“力行” |
| 第二节 关于“三民主义” |
| 一、集大成的精神 |
| 二、标榜仁爱 |
| 三、提倡“仁智双修” |
| 四、政治上的“中庸” |
| 五、国际关系上的“忠恕” |
| 六、对大同理想的追求 |
| 第三节 服膺孙、蒋之道 |
| 一、由“学”入“仕” |
| 二、崇仰孙、蒋背后的文化原因 |
| 三、观念中的矛盾 |
| 结语 |
| 一、在儒家道统中成长起来的学术 |
| 二、学术思维方式和理论观点 |
| 附录：关于张其昀的图片记忆 |
| 参考文献 |
| 一、张其昀着述 |
| 二、相关研究的主要着作和文章 |
| 三、其他参考着作和文章 |
| 四、网络资源 |
| 后记 |
四、北京地区造纸史学术会议召开（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古代印刷技术及其世界影响探究[D]. 任珈莹.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8)
- [2]陕南油纸伞历史文化与传统制作工艺复原研究[D]. 王秀丽.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3]文化供应社及其抗战文化传播研究（1939-1945）[D]. 宋泉.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5)
- [4]印刷与革命—中共领导下的印刷事业研究（1921-1945）[D]. 陈春兰.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2)
- [5]传承与嬗变：近代成都城市手工业研究（1891-1949）[D]. 张杰.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6)
- [6]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遗产文化研究[D]. 于晓磊. 南京大学, 2015(01)
- [7]中国古代印刷史研究进路探析（1949-2013）[D]. 唐莉. 北京印刷学院, 2015(06)
- [8]论中国书籍雕版印刷技术産生的社会原因及其时间[J]. 辛德勇. 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 2014(00)
- [9]中国造纸学会发展之路——纪念中国造纸学会成立五十周年[J]. 陈思亮. 纸和造纸, 2014(03)
- [10]“圣人之徒”的儒生情怀 ——以探析张其昀学术思想为中心[D]. 王瑞. 华东师范大学, 2013(10)